晨光熹微中，诺曼底海滩笼罩在一片雾气里，前一天时作时歇的阵雨已经成了连绵不停的蒙蒙细雨，把万物打得精湿。从海滩往内陆走，便是那些古老、形状不规整的田野，这里已经打过无数次恶仗，而且还要打上无数次。
四年来，诺曼底的人民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奴役状态对于不同的诺曼底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在3座主要城市里——东西两头的海港勒阿弗尔和瑟堡（Cherbourg），以及处在二者之间（地理位置与大小规模上均是如此）距离海岸10英里的卡昂——占领是一个残酷和不变的事实。这里有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指挥部，这里满是战争的印记——半夜搜捕人质，对地下抵抗力量无休止地报复，还有既盼望又害怕的盟军轰炸。
一出城，特别是在卡昂和瑟堡之间，便是满布灌木篱墙的乡野：一块块农田，四周是高高的土墩，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灌木和小树，从罗马人时代起它们就被入侵者与守卫者用作天然的壁垒。乡野间点缀着一幢幢茅草屋顶或是红瓦屋顶的木质农舍，时不时出现一些微型城堡似的小镇和村落。每个村镇几乎都有方方正正的诺曼式教堂，四周则是一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灰色石头房子。外界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村镇的名字——滨海维耶维尔、滨海科莱维尔、拉马德莱娜（La Madeleine）、圣梅尔埃格利斯（Ste-Mere-Eglise）、谢迪蓬（Chef-du-Pont）、圣玛丽迪蒙（Ste.Marie-du-Mont）、阿罗芒什（Arromanches）、滨海吕克（Luc-sur-Mer）。在这些人烟稀少的乡村里，占领的含义与大城市里有所不同，诺曼底的农民处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战争回流里，他们尽可能让自己与形势相适应。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被赶出小镇和村子，用船运到外面去当奴隶劳工；留下来的人也得花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工营，为德国的沿海驻军无偿劳动。不过这些独立观念很强的农民尽可能出工不出力，他们一天天熬下去，以诺曼底人的倔劲憎恨着德国人，像苦行僧般等待并盼望着解放的那一天。
31岁的律师米歇尔·阿尔德莱（Michel Hardelay）正站在母亲家的起居室窗前，这栋房子坐落在能俯瞰沉睡中的滨海维耶维尔村的小山上。米歇尔的双筒望远镜对准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德国士兵，他正顺着道路往海边走去，马鞍两侧垂挂着几只水桶和饭盒。这幅景象也够可笑的：巨大的马屁股，一蹦一跳的水桶，外加大兵的那顶水桶似的钢盔。
阿尔德莱眼看着那个德国兵骑马穿过村子，经过那座有着高高的细尖顶的教堂，一直来到隔开大路与海滩的那道水泥墙前。这时德国兵下了马，在马背上留下一只饭盒，其他都取了下来。突然间，有三四个士兵神秘地从断崖绝壁间出现，他们接过水桶后又消失不见了。那个德国兵拎着剩下的饭盒爬过墙头，来到一幢被树木环绕的大型黄褐色夏季别墅前，别墅就横跨在海滩尽头的滨海步道上。走到那里，德国兵跪下来，把那只饭盒递给一双从建筑物底下与地面齐平处伸出来的手。
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德国兵从不迟到，他总在这个时间点把早上的咖啡送到滨海维耶维尔的村口。对于待在峭壁哨所和海滩尽头的伪装地堡里的炮手来说，这就是一天的开始。正是这片一派和平景象、微微弯曲的海滩，第二天就将以“奥马哈海滩”的名称为全世界所知晓。
米歇尔·阿尔德莱知道，现在正好是早上6点15分整。
这套程序他已经观察了好多次，总觉得有点滑稽：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德国兵的形象；另一方面让他觉得可笑的是，给野外人员供应早晨咖啡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就把吹上了天的德国人技术上如何精明的神话给粉碎了。不过，阿尔德莱的高兴是带有点苦涩的。像所有的诺曼底人一样，他长期以来就恨德国人，特别是现在，他更加憎恨了。
好几个月以来，阿尔德莱一直看着德国军队与强征的劳工营，沿着海滩后的峭壁与河滩两端的悬崖，不断地挖掘、打地洞以及挖隧道。他看见他们在沙滩上设置障碍物，并且埋设了成千枚致命的令人讨厌的地雷。不止这些，他们还有条不紊地拆光了峭壁下面临海那一排漂亮的粉色、白色和红色夏季小屋及别墅。如今，90幢房子只剩下了7幢，拆掉它们不仅是为了给炮手清理射界，而且还因为德国人需要木料给他们的掩体做护墙板。仍然矗立在地面上的7幢房子里的最大一幢——石砌的常年有人居住的房子——属于阿尔德莱。几天前，当地驻军指挥部正式通知，他的房子也要拆掉，德国人说他们需要砖和石头。
阿尔德莱不知道是否在某处会有某个人再把这个决定取消，德国人在有些事情上常常让人难以预料。不过在24个小时里就可以明确知道了：他接到通知，这幢房子明天就要拆除——也就是说，6月6日，星期二。
6点30分，阿尔德莱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是不容许的，可是和千百万法国人一样，他蔑视这道命令，这是反抗的又一种方式。不过，他还是把声音调到耳语那样轻，和往常一样，在新闻结束时“不列颠上校”——也就是道格拉斯·里奇（Douglas Ritchie），他通常被认为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言人——读了一条重要通知。他说：
“今天，亦即6月5日星期一，最高统帅授命我宣读以下通知：目前，本台已成为最高统帅部与被占领区人民之间一个直接联系的渠道……在适当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将发布极重要的指令，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预先宣告发布的时间；因此，希望你们或以个人为单位或是和朋友们组织起来，能在每个小时里都收听一下，这样做其实并不特别困难……”
阿尔德莱猜想这样的“指令”肯定与反攻登陆有关，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时刻即将来到。他认为盟军肯定会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发动进攻——在敦刻尔克或加来附近，那里有港口，反正绝对不会在这儿。
住在滨海维耶维尔的迪布瓦（Dubois）和达沃（Davot）两家人没有听广播，他们今天早上睡懒觉了。昨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祝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诺曼底各处都举行了这样的家庭聚会，因为教会规定6月4日星期天是初次领受圣餐日，人们一向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家人、亲戚总以此为由一年一度在一起聚聚。
迪布瓦和达沃家的孩子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滨海维耶维尔小教堂里，在骄傲的家长和亲戚们的注视下举行了他们的初次领受圣餐仪式。有些亲戚还从巴黎远道而来，他们揣着花了好几个月才申请到的德国占领当局特批的证件。这次旅行让人生气而且还很危险——眼下火车严重超员而且从不准点，让人没法不生气；说它危险，是因为所有的火车头都成了盟军战斗轰炸机的袭击目标。
可是走这么一趟还是值得的，上诺曼底去总是不虚此行。这里物产仍旧很丰富，有许多东西如今巴黎人简直难得一见——新鲜的黄油、干酪、鸡蛋、肉，更不消说还有卡尔瓦多斯——诺曼底人酿造的容易醉人的苹果白兰地酒。除了这些，在这艰难的时日里诺曼底算是个好去处，既安静又安全，距英国足够远而不至于被选作登陆地点。
两个家庭的聚会非常成功，而且节还没有过完呢。今天晚上所有人还要坐在一起享受一顿美餐，痛饮主人家想方设法攒下来的白兰地和其他好酒，到那时庆祝活动才算达到高潮。亲戚们准备星期二一早乘火车回巴黎。
然而他们在诺曼底的三天假期大大延长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他们被困在了滨海维耶维尔。
离海滩更近的滨海科莱维尔村口附近，40岁的费尔南·布勒克斯（Fernand Broeckx）正在干他每天早上6点30分必定要干的活：坐在湿乎乎的牲口棚里，眼镜歪到一边，脑袋挤在母牛乳房底下，让一道细细的乳汁流到一只桶里。他的农场就在一条狭长的土路旁，此地距离海岸还不到半英里，位于一座小土丘的顶部。他已有很久没有顺着土路溜达到海滩上去了——德国人把它封闭后就再也没有去过。
他在诺曼底务农已有五个年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姓布勒克斯的比利时人曾亲眼目睹他的家园毁于一旦，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他马上辞去办公室的工作，同妻子、女儿一起搬到了诺曼底，他认为在这儿总可以太太平平地过他的日子了。
在10英里外的天主教小镇巴约（Bayeux），他19岁的漂亮女儿安妮·玛丽（Anne Marie）正准备去学校，她在那里的幼儿园工作。她期待这一天快点结束，因为暑假从明天开始，她打算在农场里度假。第二天她要骑自行车回家。
也是在第二天，一个来自美国罗得岛那个她从未谋面的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将在几乎正对着她父亲农场的海滩上登陆，安妮·玛丽将成为他的妻子。
整个诺曼底海岸边，人们在干他们的日常工作：农民在田野里耕作，侍弄他们的苹果园，照顾他们的黄白花母牛；村庄和小镇的店铺开始营业。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仅仅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占领下的日子。
在即将以犹他海滩闻名于世的那片沙丘与广阔的海滩后面，那座叫拉马德莱娜的小村子里，保罗·加藏热尔（Paul Gazengel）和平时一样打开了自家杂货店兼咖啡馆的门，哪怕生意非常清淡。
有一段时间，加藏热尔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不能说富裕，但足够他自己、妻子玛尔特（Marthe）和12岁的女儿让尼娜（Jeannine）的开销。可是现在，整个海岸地区都被封锁了，住在离海岸最近的人家——基本上从维尔（Vire）河口（这条河就在附近入海）一直到瑟堡半岛整个这半边的人家——都被赶走了，只有在这里拥有农场的人才被允许留下。如今，咖啡馆老板的生计全部仰仗留在拉马德莱娜村的7户人家以及驻在附近的一些德国军人——这些大兵他哪敢不伺候。
加藏热尔其实也想搬走。当他坐在自家咖啡馆里等候第一个顾客上门时，他怎么也想不到，24小时之内他就要出外旅行了。他和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将被集中起来，送到英国去接受询问。
这个早晨，加藏热尔的好友之一，面包师皮埃尔·卡尔德隆（Pierre Caldron）的心事要重一些。在距离海岸10英里的卡朗唐（Carentan）镇，他正在让纳（Jeanne）大夫的诊所里，坐在5岁的儿子小皮埃尔的床边，小皮埃尔刚动过手术摘除了扁桃体。中午，让纳大夫又给孩子检查了一遍。“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告诉那位焦虑不安的父亲，“他的情况蛮好，你明天就可以把他带走了。”
可是卡尔德隆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觉得“今天就把小皮埃尔带回家去的话，他的母亲会更高兴”。半小时后，卡尔德隆把小男孩抱在怀里踏上了回家的路，他家就在犹他海滩后面的圣玛丽迪蒙村——D日，伞兵们将在这里和第4步兵师的战士会师。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同样是安安静静、平淡无奇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不指望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天气太糟糕了。事实上，天气如此恶劣，连驻巴黎卢森堡宫的德国空军西线指挥部首席气象学教授瓦尔特·施特贝上校，也在例会上建议军官们今天不妨放松放松。他甚至怀疑盟军的飞机今天会不会出动，防空部队的官兵们接到命令可以解除战备状态。
紧接着，施特贝给西线德军总部打了个电话——冯·伦德施泰特的指挥部位于圣日耳曼昂莱的维克多·雨果大街20号，这里距离巴黎只有12英里。那是一座三层楼高的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有100码长，60英尺深，隐藏在一所女子高中的斜坡侧下方。施特贝与他的联络军官赫尔曼·米勒（Hermann Mueller）少校通了话，此人是负责气象的参谋，米勒老老实实地记下天气预报，接着把它送交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上将。西线德军总部一向很重视气象报告，布鲁门特里特急着要今天的这份，是因为西线总司令计划进行一次巡视，他正为元帅的行程表做最后的定稿。气象报告让他更加确信巡视可以按原定计划进行。冯·伦德施泰特计划星期二在他的儿子——一个年轻中尉——的陪同下，去视察诺曼底的海岸防御情况。
在圣日耳曼昂莱，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幢堡垒式的建筑物，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西线德军职务最高的陆军元帅就居住在中学后面的亚历山大·仲马路28号。那里是一所小小的不起眼的别墅，四周围着一圈高墙，铁门永远是紧闭的，要进入别墅得通过一条特别建造的穿越学校院墙的通道，或是走靠近亚历山大·仲马路的围墙上一扇很不起眼的小门。
冯·伦德施泰特和平时一样很晚才睡（上了年纪的元帅如今难得在10点30分之前起床），临近中午他才会坐到别墅底层书房的办公桌后面去。在那里，他与他的参谋长商量了要事，并签署了西线德军总部对“盟军意图的评估”，以便在当天晚些时候呈送给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这份评估又是一个典型的错误推测。报告是这样写的：
空袭的系统化与明显增多说明敌人已进入高度准备阶段，可能登陆的地点仍然是从［荷兰的］斯海尔德（Scheldt，也叫斯凯尔特河）河口到诺曼底一线……但包括布列塔尼北部前沿在内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这整片区域内敌人将在何处进攻仍然不明朗。对敦刻尔克到迪耶普之间的海岸防御工事的密集空袭，可能意味着盟军入侵的主攻方向将在这里……［但是］尚不能明显看出有立即进行登陆的迹象……
在做出这样含混与别出心裁的评估之后——这一估计把可能登陆的地点挪到了800英里之外——冯·伦德施泰特便和他的公子一起前往元帅心爱的餐馆，位于布吉瓦尔（Bougival）附近的“勇敢的公鸡”（Coq Hardi）饭店。现在刚过13点，再有12个小时就是D日了。
对于德军指挥体系的每个环节而言，持续的恶劣天气起到了一副镇静剂的作用，各级指挥部都深信进攻不会在近期发生。他们的判断是基于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登陆时都对气象条件做了仔细评估而做出的，这几次行动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像施特贝和他在柏林的上司卡尔·松塔格（Karl Sonntag）博士这样的气象专家注意到，除非对有利气象条件有十拿九稳的把握，特别是能满足空中支援的条件，否则盟军就不会贸然登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对于日耳曼人一板一眼的思维来说，违反这条规律是不可思议的：气象条件要合适才行，否则盟军就不会进攻，而现在天气并不好。
拉罗什吉永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内，一切如常。就像隆美尔在时一样，参谋长施派德尔中将觉得形势很正常，不妨举行一次小小的晚宴。他邀请了几位客人：他的连襟霍斯特大夫，哲学家与作家恩斯特·容格（Ernst Junger），还有一位老朋友威廉·冯·施拉姆（Wilhelm von Schramm）少校——他是官方“战地记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型的施派德尔期待着这次晚宴的到来，希望可以讨论他心爱的话题——法国文学。还有别的事情也需要讨论：那是一份由容格起草并秘密交给隆美尔和施派德尔的20页文件。他们两人都笃信这份文件：它描绘了一幅令和平得以到来的蓝图——在希特勒接受德国法庭审判或是被谋杀之后。“我们真的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好好谈谈。”施派德尔对施拉姆这样说。
在第84军军部驻地圣洛（St.-Lô），情报处长弗里德里希·海因（Friedrich Hayn）少校正在安排另外一种性质的聚会。他订购了几瓶上好的夏布利白葡萄酒。午夜时分参谋部门准备给军长埃里希·马克斯（Erich Marcks）炮兵上将一份惊喜，将军的生日就在6月6日。
他们之所以准备在午夜举行这场令人惊喜的生日宴会，是因为马克斯天一亮就必须动身到布列塔尼的雷恩（Rennes）市去——他和诺曼底地区的其他所有高级军官都得去参加星期二早上开始的大型图上演习。马克斯不免暗自好笑，因为要他扮演的角色竟是“盟军”。这场演习是第2伞兵军军长欧根·迈因德尔（Eugen Meindl）伞兵上将安排的，也许由于他自己是伞兵部队的指挥官，这场演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入侵”行动是以伞兵“突袭”开始的，紧接着才是从海上“登陆”。每个人都觉得这次“战争游戏”会有点意思——这次理论上的入侵假设发生在诺曼底。
这场“战争游戏”使第7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Max-Josef Pemsel）少将心烦意乱，整个下午他都在勒芒（Le Mans）的指挥部里考虑这件事。诺曼底和瑟堡半岛的高级指挥官全都同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倘若他们提前一个晚上动身那更是危险万分。雷恩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挺远的地方。彭泽尔生怕某些人打算在天亮前就离开前线，一直以来他最怕的就是黎明时分：如果入侵真是发生在诺曼底，他相信攻击准在天蒙蒙亮时开始。他决心给所有要参加演习的人提个醒。他通过电传打字机发出了如下命令：“兹通知参加战争演习的指挥官及其他人员，望勿在6月6日黎明前动身去雷恩。”
可惜为时太晚，有部分人已经先走了。
情况就是这样。自隆美尔开始，高级军官在战斗前夕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前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就像冥冥中那多舛的命运操纵着他们离去似的。隆美尔在德国，B集团军群首席参谋冯·滕佩尔霍夫也在那里；西线海军总司令特奥多尔·克兰克（Theodor Krancke）海军上将在向伦德施泰特报告了由于风浪太大巡逻艇无法离港之后，就动身去波尔多（Bordeaux）了；负责瑟堡半岛半边防务的第243步兵师师长海因茨·黑尔米希（Heinz Hellmich）中将动身去了雷恩，第709步兵师师长卡尔―威廉·冯·施利本（Karl-Wilhelm von Schlieben）中将同样如此；第91空运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刚刚换防来到诺曼底，师长威廉·法利（Wilhelm Falley）中将正准备动身；伦德施泰特的情报主任威廉·迈尔－德特林（Wilhelm Meyer-Detring）上校正在度假；而某师的参谋长根本找不到人——原来他带了法国情妇外出打猎去了。[1]
正当负责滩头防务的军官星散到欧洲各处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空军在法国残余部队中的一些战斗机中队调到根本够不到诺曼底海滩的地方去。飞行员们简直惊呆了。
撤走这些中队的主要原因是帝国的本土防空需要这些中队。几个月以来，德国遭到盟军航空兵越来越猛烈的昼夜不停的轰炸。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这些能起重大作用的飞机留在法国毫无掩护的飞机场上，听任盟军战斗机、轰炸机来摧毁，这在最高统帅部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事。希特勒答应过他的将领，盟军登陆那天将会有1000架德国飞机来袭击海滩。可是6月4日，德国空军在法国境内只有183架昼间战斗机[2]，其中仅有160架被认为是可用的。在这160架飞机中，有124架属于第26战斗机联队（JG26），恰好就在这个下午被调离海岸。
在第15集团军防区的里尔，外号“皮普斯”（Pips）的约瑟夫·普里勒（Josef Priller）空军中校站在飞机场上大发雷霆。这里是第26战斗机联队的联队部，中校是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96架飞机。在他头顶上的是三个大队[3]中的一个，正朝法国东北部的梅斯（Metz）飞去。第二个大队即将动身，接到的命令是去兰斯（Rheims），这个地方大致在巴黎和德国边境的中途。第三个大队已经去了法国南部。
联队长除了抗议什么都做不了。普里勒是个外向型的性情敏感的飞行员，在德国空军里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大家都知道他喜欢与将军们顶撞，这会儿他正在和某位将军通电话。“这简直是发疯！”普里勒吼道，“要是我们预计敌人会入侵，联队应该往前挪，而不是往后撤！如果正好在转场过程中敌人来袭怎么办？我的给养要到明天甚至是后天才能送到新的基地，你们都疯了！”
“听着，普里勒，”将军说，“入侵是根本不可能的。天气实在太糟糕了。”
普里勒撂下听筒。走回到机场里，现在只剩下两架飞机了，那是他和海因茨·沃达尔奇克（Heinz Wodarczyk）下士的座机，下士是他的僚机驾驶员。“咱们还能干什么？”他对沃达尔奇克说，“要是敌人来进攻，上头没准就指望咱俩顶着呢，干脆喝他个一醉方休吧。”
整个法国，在千万个观察着期待着的人们当中，只有少数人真的知道进攻确实是迫在眉睫了，这样的人不过10个左右，他们还跟往常一样镇静，照样若无其事地干着他们的事情，保持镇静与淡然就是他们工作内容之一。他们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领袖。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巴黎。那里，他们指挥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事实上这就是一支军队，有完整的指挥链与无数的部门和分支，掌管着一切事务——从拯救被击落的盟军空勤人员到破坏活动，从充当间谍到搞暗杀。这里有地区指挥官、部门负责人、各分支的头头脑脑以及成千上万的普通男女战士。从字面上看，这个组织有许多重叠的行动网络，显得过于复杂，好像没有必要，但这种明显的混乱是有意形成的，地下抵抗组织的力量就在这里，多头指挥能提供更多的保护，多重行动网络保证每个行动的成功。整个机构如此隐秘，以致领导人都几乎互不相识，只知道别人的代号，每个小组绝不会知道别的小组在干什么，地下抵抗组织要生存下去必须如此。但即使有了种种防范措施，德国人的报复行动依然充满了强大的摧毁能力：到1944年5月，地下抵抗组织的活跃战士平均存活时间估计还不到6个月。
这支由大量男女组成的秘密抵抗大军，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已经战斗了四年多——这场战争经常显得平淡无奇，但永远是生死攸关的：数千人被处决了，更多的人死在集中营里。现在，虽然普通战士还不知道，但他们为之而战的那一天就在眼前了。
前几天，地下抵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成百个密语信息，其中的一些警告说登陆迫在眉睫。信息之一就是魏尔兰的《秋之歌》中的第一行——也就是6月1日迈尔中校的人在德军第15集团军指挥部截获的同一警告（卡纳里斯是对的）。
现在，比迈尔更激动的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正在等待这首诗的第二行以及别的信息，好确证早先获悉的信息。这些警告不到真正进攻前几个小时的最后关头，是绝不会广播的；即使到那时，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也知道他们不可能从信息中获悉登陆的具体地点。对于抵抗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说，真正的警告要等盟军下令把预先安排好的破坏计划付诸实施时才算来到。有两条信息能表明进攻即将开始：一个是“苏伊士热得很”，一收到它，“绿色计划”就要开始行动——铁路运输和设施将被瘫痪；另一个是“骰子在桌子上呢”，它将引发“红色计划”——切断电话线和电缆。所有地区、区域和部门领导人都得到过警告，要留神倾听这两道信号。
在D日前夜的星期一傍晚，英国广播公司在18点30分广播了第一条信息。播音员严肃地播报：“苏伊士热得很……苏伊士热得很。”
纪尧姆·梅卡德尔（GuillaumeMercader），诺曼底滨海维耶维尔和贝桑港（Port-en-Bessin）之间的海岸地段（大致相当于奥马哈海滩地区）情报负责人，在巴约开了一家自行车铺，这会儿他正蹲在车铺地下室里，面前摆着一台偷藏起来的收音机。听到播音员播报的这条信息，他简直惊呆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他不知道反攻会在何时何地进行，但是等待了这么些年之后它终于要来临了。
停顿了片刻后，又传来了梅卡德尔期待着的第二条信息。播音员读道：“骰子在桌子上呢，骰子在桌子上呢。”
紧接着是一长串密语，每次都重复这几句话：“拿破仑的帽子在圈里……约翰爱玛丽……箭穿不过去……”
梅卡德尔关上收音机。他听到了与他有关的那两个信号，其他的警告都是向法国其他地方的地下抵抗组织发出的。他匆匆上楼，告诉妻子马德莱娜：“我得出去一趟，今天晚上要回来得迟些。”
接着他从自行车铺里推出一辆低矮的赛车，蹬着去通知他的部门领导人了。梅卡德尔是诺曼底自行车赛的前冠军，多次作为省里的选手去参加有名的环法自行车大赛。他知道德国人不会拦阻他的，他们给他发了一张特殊证明，允许他练习骑车。
这时，各地的抵抗组织都静悄悄地接到了上级通知，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计划，很清楚自家该完成什么任务。阿尔贝·奥热（Albert Augé）是卡昂火车站的站长，他和他的人要破坏车场上的水泵，捣毁机车上的蒸汽喷嘴。安德烈·法里纳（AndréFarine）是滨海伊西尼（Isigny-sur-Mer）附近喷泉广场的咖啡馆老板，他的任务是扼杀诺曼底的通信联络，他麾下的40名抵抗战士将切断从瑟堡通往外界的大量电话线路。伊夫·格雷斯兰（Yves Gresselin）是瑟堡的一家杂货铺老板，他的任务最为艰巨：他的人得把瑟堡、圣洛和巴黎之间的铁路网炸烂。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地下抵抗小组，地下抵抗组织要做的事多得很呢。时间紧迫，破坏行动又非得等到天黑后才能开始，不过从布列塔尼直到比利时边境，整条海岸线上的人们都在做准备，所有人都希望反攻在自己的地区进行。
对于某些人来说，密语信息又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问题。维尔河口附近的海滨度假小镇格朗康迈西（Grandcamp-Maisy）几乎正处在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中间，地区领导人让·马里翁（Jean Marion）有重要情报得送到伦敦去，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送到那边——纵使时间上还来得及。午后，他的人报告说，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新来了一个高射炮群。为了证实这一消息，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骑着车去观察高炮，他知道即便有人拦阻自己也能通过：他准备了许多假证件专门用来应付这类场合，其中有一张证明他是大西洋壁垒的建筑工人。
这个高射炮群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使马里翁感到震惊。这是由重型、轻型以及混合型高射炮组成的机动高炮突击群，25门炮编为5个连，正在进入能覆盖维尔河口到格朗康迈西村边缘地区的阵地。马里翁注意到，炮兵们在拼命干活让大炮尽快进入阵地，仿佛是在和时间赛跑。这种疯狂劲儿令马里翁感到困惑，这说明反攻可能会在这里开始，而德国人通过某种途径已经有所察觉。
马里翁还不知道，这些高射炮恰好对准了几个小时后第82、第101空降师的运输机与滑翔机航线。不过，即使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有人对即将来临的进攻有所察觉的话，他们也没有通知第1突击高炮团团长维尔纳·冯·基斯托夫斯基（Werner von Kistowski）上校，他还在纳闷为何让他这个拥有2500人的防空单位匆匆赶到这儿来。但是基斯托夫斯基对突然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一次他的部队竟被单独调往高加索，从此以后什么情况都不会让他感到意外了。
让·马里翁一边镇定自若地围着忙于架炮的士兵蹬车，一边在苦苦思索一个大问题：如何把这个重要情报送到50英里外的卡昂城去。莱昂纳尔·吉勒（Léonard Gille）的秘密指挥部就在城里，他是诺曼底地下抵抗组织军事情报部门的副指挥官。马里翁现在无法离开他负责的地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于是他决定冒险通过一系列的“交通”把情报送给巴约的梅卡德尔。他知道这会花掉好几个小时，但是他深信只要时间还来得及，梅卡德尔会想法子把情报送到卡昂去的。
还有一件事情马里翁想让伦敦方面知道，这事不如高射炮的位置重要——只是对他前些日子送去的多份情报的确证，事关奥克角那道九层楼高的绝壁上的重炮阵地。马里翁要再次报告这些大炮还未就位，它们仍然在路上，离炮台还有两英里（尽管马里翁想方设法向伦敦发出了警告，但在D日，为了炸毁这些根本不存在的大炮，225名美军游骑兵在英勇的攻击中损失了135人）。
对于某些不清楚反攻迫在眉睫的地下抵抗战士来说，6月6日星期二这天本身也有着特殊意义。对于莱昂纳尔·吉勒而言，它意味着要到巴黎去见自己的上级。即使到现在，吉勒还安稳地坐在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里，尽管他期待“绿色计划”的破坏小组随时都可能把火车炸出轨。吉勒坚信反攻不会定在星期二举行，至少不会在他管辖的地盘上；倘若反攻定在诺曼底进行，他的上级肯定会取消这次见面的。
可是这个日期确实使他感到困惑。那天下午在卡昂，吉勒属下的分部领导人之一，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书记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进攻将在6日黎明时分开始。此人的情报一向是准确无误的，吉勒的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老问题：他的消息会不会直接来自莫斯科呢？吉勒认为不可能，苏联人用泄露机密的办法来故意破坏盟军的计划，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吉勒在卡昂的未婚妻雅尼娜·布瓦塔尔（Janine Boitard）来说，她巴不得星期二早点到来。从事地下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她在拉普拉斯路15号底层的小公寓里隐藏过60多名盟军空勤人员，这可是个危险、无报酬和伤脑筋的工作，稍有闪失便是死路一条。过了星期二，雅尼娜就可以稍稍放松些了——直到下一个被击落的飞行员得由她来保护——因为星期二那天，她将把两名在法国北部上空被击落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送上逃生之路。在过去的15天里，两名英国人就躲在她的公寓里，她希望好运气千万别离开自己。
对于别的人来说，好运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阿梅莉·勒舍瓦利耶（Amélie Lechevalier）看来，6月6日这天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有意义。她和丈夫路易是在6月2日那天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他们帮助过100多名盟军空勤人员逃走，却被自家农场里的一个帮工出卖而被捕。现在，阿梅莉·勒舍瓦利耶坐在卡昂监狱监房的床板上，不知道自己和丈夫哪天会被枪决。
[1] D日之后，诺曼底前线缺勤的指挥官恰巧如此之多，令希特勒大为震惊，他曾说要调查一下英国间谍是否有可能插手此事。事实上，对这个重大日子希特勒自己并没有比他的将领有更多的思想准备。元首当时正在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避暑胜地。他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海军少将记得，希特勒起床很晚，在中午召开了例行的日间形势汇报会，16点用午餐。除了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还有一些纳粹要人和他们的夫人在场。吃素的希特勒为了午餐没有肉而向夫人们道歉，并且说了他吃饭时照例要说的话：“大象是最强壮的动物，可它也受不了肉食。”饭后大家移步到花园里，元首在这里啜饮了酸橙花茶。他在18点到19点打了个瞌睡，23点召开了夜间形势汇报会。午夜前不久，夫人们又给召了回来。然后，按照普特卡默回忆录的说法，大家不得不再听了4个小时的瓦格纳、雷哈尔和施特劳斯的音乐。——原注
[2] 在为此书进行研究工作时，我发现德国空军在法国的飞机数量有5种以上不同的说法。我相信这里提供的183架的数字是准确的，我的来源是约瑟夫·普里勒中校所写的一本德国空军史，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德国空军活动的最具权威的著作之一。——原注
[3] 原文写的是中队，但根据德国空军的编制，飞行联队下辖的是大队，大队下面才是中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