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0点左右，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1营C连外号叫“荷兰佬”的阿瑟·B.舒尔茨（Arthur B.Schultz）二等兵决心退出掷双骰子的赌博，他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多钱了。这场恶战是在宣布空降行动至少要推迟24小时后开始的。他们先在一座帐篷后面玩，接着又移到一架飞机的机翼底下，现在又搬到改为宿舍的庞大机库里，在这里他们战得昏天黑地。即使移到这里，他们还是在不断地“搬家”，从高低床形成的一个甬道搬到另一个甬道，“荷兰佬”是大赢家之一。
他赢了多少连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估计捏在手里的那把皱巴巴的美元、英镑和准备登陆后用的崭新的蓝绿色法国货币，加起来总共得超过2500美元。他活了21个年头，还从未见到过这么多钱。
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已做好跳伞的一切准备。今天早上机场上举行了各个宗教教派的仪式，“荷兰佬”是天主教徒，他去做了忏悔和圣餐礼。现在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这笔赢来的钱，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的分配方案。他要把1000美元存在副官的办公室，等他回到英国就可以凭存折支用；另外1000美元他打算寄给旧金山的母亲，让她代自己保管，不过他要让她收下另外500美元，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笔钱她可以随便用。剩下的钱他有特殊的打算：当他所在的第505伞兵团到达巴黎后，他可要大大地花天酒地一番了。
这个年轻的伞兵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不过他是不是真的做好了？为什么早上那件事老在他脑子里转，让他不得安生呢？
今天早上分发家信时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撕开信封后，一串念珠滑落到他的脚下。为了不让身边那些嘴巴厉害的家伙看见，他一把抓起念珠，塞进一个他不打算带走的背包里。
如今想到了那串念珠，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念头：他干吗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赌钱？他瞅了瞅手指缝间那些折起和捏成一团的钞票——他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的钱呀。这时候，二等兵“荷兰佬”舒尔茨很清楚，要是他把这些钱全塞进自己的腰包，他肯定会送命的。“荷兰佬”决定不冒这份风险了，“挪过去点儿，让我接着干”，他朝手表瞥了一眼，心想要输掉2500美元不知得花多长时间。
舒尔茨不是那晚唯一一个行动古怪的人，从小兵一直到将军，谁也不想和命运抗争。在纽伯里（Newbury）附近的第101空降师师部，师长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正和手下的高级军官在开一次非正式长会。房间里有六七个人，其中副师长唐·福里斯特·普拉特（Don Forrester Pratt）准将坐在一张床上。正当他们谈话时进来了另一个军官，他摘下帽子往床上一扔，普拉特将军立即蹦起来把帽子扫到地上，抱怨道：“我的上帝，这会带来该死的坏运气！”
众人都笑了，可是普拉特再也不肯坐回到床上去了，他是自愿率领第101空降师的滑翔机部队空降诺曼底的。夜晚一点点过去，全英国各地的登陆部队都在继续等待。训练了好几个月，他们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推迟又令官兵们忐忑不安。宣布暂停已经过去差不多18个小时了，而每个小时都是拿部队的耐心与战备状态作为代价的，他们不知道此刻距离D日已经不满26个小时了，上述消息还远不到逐渐扩散至底层的时候。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夜晚，人们等待着，在孤寂、焦虑与内心恐惧中等待着一些事情——任何事情也好——的发生。
他们所做的，正是世人预料的军人在当前情况下会做的事：思念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妻子、儿女或心上人。每个人都在谈论即将来临的战斗，那些海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登陆真的会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艰苦吗？没有人想象得出D日会是怎样的，可是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来做准备。
在漆黑一团波涛汹涌的爱尔兰海上，美国驱逐舰“赫恩登”号上的小巴托·法尔（Bartow Farr，Jr.）中尉想把心思集中到桥牌上来，但他难以做到。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他，今晚并非一个可以随意消遣的夜晚。贴在军官休息室墙上的巨幅空中侦察照片，显示出了能够覆盖诺曼底海滩的德军炮兵阵地位置，这些大炮正是“赫恩登”号D日的目标。法尔忽然想起“赫恩登”号同样是这些大炮的目标。
法尔有理由肯定自己在D日那天能活下来。关于谁能闯过去谁闯不过去，大伙儿开了不少玩笑。还是在贝尔法斯特港时，他们的姐妹舰“科里”号的舰员，曾就“赫恩登”号能否回来下了10∶1的赌注同他们打赌。“赫恩登”号的舰员为了报复，就散布谣言说由于“科里”号的水兵士气太低，进攻船队出发时根本不会让它出港。
法尔中尉深信“赫恩登”号会平安返航，而他自己也必定会和它一起回来。不过，他还是为给自己尚未出生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而感到高兴。他从未想过，在纽约的妻子安妮说不定生的也许会是个女儿（不过她生的不是女儿，那年的11月，法尔夫妇有了一个男孩）。
在纽黑文（Newhaven）附近的一处集结地，英军第3步兵师的雷金纳德·G.戴尔（Reginald G.Dale）下士坐在铺上，为自己的妻子希尔达发愁。他们是1940年结婚的，婚后两人都希望能有一个孩子。就在几天前的最近一次休假时，希尔达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尔气极了：他一直感到反攻快开始了，而他自己是肯定有份的。“我得说这真来得不是时候。”他脱口蹦出了这么一句。他这会儿仿佛又见到了希尔达立即出现的受到伤害的眼神，他再次责怪自己嘴巴太快。
可是懊悔也迟了，他现在连电话都没法给她打。他躺倒在铺位上，和在英国的集结地域中成千上万的官兵一样，想法子强迫自己入睡。
也有一些人神经坚强而冷静，他们睡得很沉实，在英军第50步兵师登船区域，第69步兵旅格林霍华兹团第6营的连军士长斯坦利·埃尔顿·霍利斯（Stanley Elton Hollis）就是这样一个人，很久以前他就学会了一有机会就抓紧时间睡觉。霍利斯并不怎么担心即将来临的战斗，反而很是期盼，他从敦刻尔克撤退过，随第8集团军在北非作过战，还在西西里岛海滩上登过陆。那天晚上在英国的几百万军队里，霍利斯可以算是一个“珍品”了，他盼望着反攻，他要回到法国去多杀几个德国鬼子。
霍利斯有点个人的账要去清算。在敦刻尔克那阵儿，他当过摩托通信兵，撤退时他在里尔（Lille）城见到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场面。当时他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拐错了弯来到城内的某个地区，很多迹象表明德国人刚从这里经过。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死胡同，里面躺着100多个法国男人、女人和孩子尚有余温的尸体，他们都死于机枪扫射，尸体后面的墙上满是弹洞，连地上都有不少，德国人打出来起码数百发子弹。从这时起，斯坦利·霍利斯就成了一个超级猎杀者，他的猎物现在已经有了90个，D日结束时，他将在自己的斯登冲锋枪上刻下第102个战果。
还有一些人同样渴望踏上法国的土地，对于指挥官菲利普·基弗（Philippe Kieffer）海军少校和麾下的176名凶猛的法国突击队员来说，等待的时间未免太长了。除了在英国结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之外，他们没有谁可以告别——他们的家人都还在法国呢。
在汉布尔（Hamble）河口附近的营地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检查武器，研究用泡沫橡胶制作的剑滩地形模型，研究他们要夺取的目标——乌伊斯特勒昂镇。拥有伯爵头衔的居伊·约瑟夫·德蒙洛尔（Guy Joseph de Montlaur）是其中的一名突击队员，他为自己能当上中士而感到非常骄傲。今天晚上，他高兴地听说计划要有些许改变：他的班将带头攻打这个旅游胜地的赌场，听说这家俱乐部现在成了戒备森严的德军指挥部。“我感到不胜荣幸，”他告诉指挥官基弗，“我在那里倾家荡产了好几回呢。”
150英里以外，在普利茅斯（Plymouth）附近的美军第4步兵师集结地域，哈里·布朗（Harry Brown）中士值完班后发现有一封信在等待他。他在战争电影里多次看到过这样的事，可是从未料到这种事会落到自己头上：信里是一张推销阿德勒增高皮鞋的广告。这份广告都快让布朗气昏了，他班里的士兵身材都不高，人称“布朗的矮人班”，中士本人是最高的一个——可也只有5英尺5英寸半（约1.66米）。
就在他猜测是谁把他的名字透露给阿德勒公司的时候，他班里的一个家伙出现了，约翰·格瓦多斯基（John Gwiadosky）下士决定把欠布朗的钱还清。当格瓦多斯基一本正经地把钱交给他时，布朗中士的情绪还没恢复过来。格瓦多斯基解释说：“可别误会啊，我只不过不想让你在地狱里到处追我，向我讨债。”
在海湾对面的韦矛斯（Weymouth）附近停泊的“新阿姆斯特丹”号运输船上，第2游骑兵营D连2排排长乔治·弗朗西斯·克希纳（George Francis Kerchner）少尉正忙于日常琐事。他在检查排里的信件，今晚任务特别繁重，每个人似乎都给家里写了长信。第2游骑兵营和第5游骑兵营在D日要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们要爬上奥克角（Pointe du Hoc）几乎垂直的100英尺（30米）高的绝壁，摧毁拥有6门远程火炮的炮台——这些大炮威力极大，能对奥马哈海滩或犹他海滩的运输区进行直瞄射击。游骑兵们必须在30分钟内干完这个活儿。
伤亡数字肯定不会小——有人认为会高达百分之六十——除非在游骑兵到达之前，空中和海上的火力能摧毁这些大炮。不管怎样，不会有人认为进攻易如反掌，谁也不会这样想，除了拉里·约翰逊（Larry Johnson）上士，他是克希纳手下的一个班长。
少尉读到约翰逊的信时简直傻了眼，虽然所有的信都得等D日过后才会发出——还不定是哪天呢——这封信却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出。克希纳派人把约翰逊叫来。上士来到后，他把那封信还给了约翰逊。“拉里，”克希纳用冷淡的语调说道，“这封信你还是自己去寄吧——等你到了法国之后。”
约翰逊的信是写给一个姑娘的，约她6月初见面，她住在巴黎。
上士离开船舱时，少尉脑子里冒出来这样一个念头：只要世界上有约翰逊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存在，那就没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长时间的等待中，登陆部队中几乎每个人都给某人写了封长信。他们被封闭起来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写信仿佛成了他们情绪发泄的途径。他们中的许多人记下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想法，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很少这样干的。
预定要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第1步兵师26团2营副营长约翰·F.杜利根（John F.Dulligan）上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爱这些人。他们睡在船上的每个角落里，在甲板上，在车辆的里面、顶上和底下。他们抽烟、打扑克、比赛摔跤，打打闹闹。他们扎成一堆堆，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女人、家庭和自己的经历（有女朋友和没有女朋友的经历）……他们是优秀的士兵，世界上最优秀的……在北非登陆前，我很紧张，还有点害怕。在西西里登陆时我忙得不可开交，就把恐惧抛在了脑后……这回我们要去登上法国的一处海滩，到了那里情况会怎样只有上帝知道了。我要你知道我全身心地爱着你……我祈求上帝能让我活下来，免得让你、安和帕特失去我。”
那些在海军重型舰只或大型运输船、在飞机场或集结地待命的人还算是幸运的，虽然行动受限制，住得太挤，可至少是干燥、温暖和过得去的。对于在几乎每个港口外的锚地中颠簸的平底登陆舰上的部队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些战士已经在这样的船上待了一个多星期。这些船里都挤得不可开交，环境特别脏，战士们苦不堪言。对于他们而言，战役在离开英伦三岛时就已经打响。这是一场对付持久的恶心与晕船的战役，大部分人到现在仍然记得，船上只有三种东西的气味：柴油、临时厕所与呕吐物。
每条船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在777号坦克登陆舰上，通讯兵小乔治·R.哈克特（George R.Hackett，Jr.）海军下士惊愕地看到，高高的海浪从乱摇乱晃的船的一头泼进来，又从另一头翻滚出去。6号坦克登陆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船，由于超载太多，美军第4步兵师第746坦克营营长克拉伦斯·G.于普费（Clarence G.Hupfer）中校一直担心它会沉没。海水在齐舷边处拍打，时不时灌进船来，厨房里发大水，部队只好吃冷食——这指的是那些还能吃得下去的人。
第5特种工兵旅的基思·布赖恩（Keith Bryan）中士记得，97号坦克登陆舰里挤得人踩人，而且颠簸得那么厉害，以致有幸分到铺位的人也很难不让自己滚下床来。对于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莫里斯·H.马吉（Morris H.Magee）中士来说，他搭乘的船“比在尚普兰湖[1]湖心的小筏子晃得还厉害”，他晕船晕得连吐也吐不出来了。
然而，在待命期间受罪最厉害的，还是那些被召回的船队里的人。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海峡的风暴里颠簸。如今水兵们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在最后一批迟归的船队放下铁锚时，他们闷闷不乐地排列在栏杆前。到23点，所有的舰船都回来了。
在朴利茅斯港外，“科里”号舰长霍夫曼少校站在舰桥上眺望着一长串黑影，那是为了预防空袭而进行灯火管制的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舰船。天气很冷，风仍然很急，他能听见每个浪头袭来时吃水浅的小舰船在波谷中摆动时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
霍夫曼疲惫不堪。他们刚回到港口不久，才听说延期的原因。可是现在，上面又要他们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甲板下面消息传播得很快，报务员本尼·格利森正要去值班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朝餐厅走去，来到那里时看见有十来个人在用餐——今天晚上吃的是有各种配菜的火鸡，每个人都显得情绪不高。“你们这些家伙，”他说，“没精打采的，倒像是在吃最后一顿饭。”本尼的话算是一语成谶。登陆行动开始后不久，在场的人至少有一半和“科里”号一起沉入了海底。
在附近的408号步兵登陆艇上，士气也非常低。海岸警卫队的弟兄们相信，这次虚张声势的开始仅仅是另一次“空弹演习”。第29步兵师的威廉·约瑟夫·菲利普斯（William Joseph Phillips）二等兵想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他一本正经地预言道：“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也不会投入战斗的，咱们在英国待的时间那么长，得到战争结束才会有咱们的份儿呀。上头准是派咱们去打扫多佛尔白色峭壁上的蓝知更鸟的鸟粪。”
午夜时分，海岸警卫队的快艇和海军驱逐舰又操持起了重新集结船队的巨大工程，这次再也没有掉头返航的事了。
在法国海岸线外，X23号微型潜艇缓慢地升上海面，时间是6月5日凌晨1点。乔治·昂纳上尉迅速打开舱盖，爬进那个小小的指挥塔后，昂纳和另一个水兵把天线竖了起来。舱内，詹姆斯·霍奇斯（James Hodges）上尉把无线电的旋钮固定在1850千赫上，同时用双手捂住耳机。没等多长时间，他就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对方的呼叫讯号：“大脚板……大脚板……大脚板。”
在听清了只有一个词的讯号之后，他抬起头来，简直无法相信。他用双手更紧地按住耳机再次倾听，没有听错，他告诉其他人。谁都没吭一声，他们阴沉着脸对视着：他们将要面临的局面是，还得在水底下待上整整一天。
[1] 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大湖，面积为1127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