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索思威克庄园别墅海军指挥部两英里的一片被雨水浇灌着的林子里,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美国人,在他那辆设备简陋的三吨半活动房车里苦苦思索之余,又想让自己放松片刻。虽然他可以走进宏大的索思威克庄园别墅找到一个更舒服的地方落脚,但艾森豪威尔却决定不这样做,他希望能尽量接近部队正在登船的海港。几天前,他下令组建一个小而精干的战斗指挥部——几顶给他亲信幕僚用的帐篷和几辆活动房车,包括他自己住的那辆,很久以来他一直称呼这辆拖车是“我的马戏团货车”。

艾森豪威尔的活动房车是一辆长长的低矮的拖车,有点像搬运车,隔成3个小间,分别充作卧室、起居室和书房。除此之外,是一溜排列整齐和活动房车长度相同的小型厨房、微型电话总机房、简易卫生间以及最末尾的用玻璃封闭的观察平台。不过,最高统帅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太长,活动房车并没能得到充分利用。他几乎没怎么启用起居室和书房,每逢召开参谋会议时,他总让大家在活动房车旁边的一个帐篷里开会。只有他的卧室才有点“住了人”的模样,这儿毫无疑问是他的地盘:床铺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大摞袖珍本西部小说,仅有的几张照片也放在这里——他的妻子玛米(Mamie),还有身着西点军校学生制服的21岁的儿子约翰。

从这辆活动房车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着几乎300万名盟国官兵,其中美军超过半数,约有170万名地面部队官兵、水兵、空勤人员与海岸警卫队员。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加在一起约有100万人,此外还有自由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挪威和荷兰的部队。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人指挥过这么多国家组成的大军,肩负过这么沉重的责任。

然而,尽管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皮肤黝黑的高个子男人身上的责任这么重、权力这么大,但透过他那张富有感染力笑容的脸庞,却很难看出他就是盟军最高统帅。和许多别的盟军名将不同,他没有穿戴有明显标志、古怪头饰或者用层层叠叠的勋章一直堆到齐肩高的惹眼军服,好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艾森豪威尔在各方面都很节制。除了显示军衔的四颗将星、左胸口袋上的一条勋表和表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那燃烧的宝剑图形臂章之外,艾森豪威尔摈弃了一切惹眼的标记。甚至连活动房车里也几乎没有显示其权力的迹象:没有旗帜、地图、镶在镜框里的命令和经常来拜访他的伟人或名人的签名照片。可是在他的卧室里,他的行军床边有三部至关重要的电话,每一部的颜色都不相同:红的是打到华盛顿去的(绝不会被窃听),绿的是直通伦敦唐宁街10号温斯顿·丘吉尔寓所的专线,黑的则能接通他那位卓越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和盟军最高统帅部内的其他高级军官。

正是通过这架黑色电话,艾森豪威尔得知了那条关于“登陆”的错误“简讯”,这给他的诸多烦恼中又添加了一条。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海军副官哈里·C.布彻(Harry C.Butcher)上校记得,当时最高统帅仅仅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说与可做的呢?

四个月之前,在委任他为最高统帅的命令里,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用一句话精确地概括了他的任务:“你要攻入欧洲大陆,并协同其他盟国采取行动,直指德国心脏,并摧毁其武装力量……”

这次进攻的宗旨与目的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了,可是对于盟军世界来说,这绝对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称它为“一次规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将一劳永逸地终结一个可怕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把整个世界拖入了它发动的一场最最血腥残酷的战争中,使整个大陆变成焦土,还让3亿人民沦为奴隶(的确,当时人们都无法想象横扫整个欧洲的纳粹野蛮行径的全部内容——数以百万计的人消失在海因里希·希姆莱无情火葬场的毒气室与焚尸炉里,千百万人像牲口一样被驱离家园像奴隶一样劳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许多人被折磨致死、被当作人质处死、被随意地活活饿死)。这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坚定不移,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而且要摧毁纳粹主义,让史无前例的野蛮时代宣告结束。

可是首先要做到的是登陆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最后战胜德国还得拖上好些年。为了准备这次关系重大且必须全力以赴的登陆,制订细致的军事计划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早在无人知道艾森豪威尔会被提名为最高统帅之前,就有一个英美军官组成的联合小组,在英军中将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爵士的领导下,为登陆计划打下了基础工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无比复杂——几乎没有方向,几乎没有军事上的先例,却有一大堆疑问需要解决。应该在何处登陆?何时为宜?该用多少个师?如果需要X个师,那么在Y日,它们能集结完毕、训练好且随时出动吗?运载这些部队需要多少交通工具?海上炮击、辅助船只与护卫力量又该如何解决?这么多的登陆舰艇从哪里弄来——能不能从太平洋与地中海战区调拨来呢?要容纳空袭所需的数千架飞机又得有多少个飞机场?贮存所有的补给品、装备、枪炮、弹药、运输工具和食品需要多少时间?还有,除了发动攻击所需,后续行动还得要准备多少物资呢?

这些仅仅是盟军计划制订者必须回答的大量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问题不计其数。最后他们的方案在艾森豪威尔接手后又扩大、修订成为最终的“霸王”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提出需要更多的兵力、更多的船只、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装备与物资,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次军事行动所曾集结过的都大得多。

集结行动的规模是空前的,计划还未最后定型,规模空前的部队与装备就开始拥进英国。很快,小镇与村庄里就涌入了大量美国兵,通常数量都大大超过原先居住在这里的英国人,他们的影院、旅馆、餐厅、舞场和熟稔的小酒馆里突然挤满了来自美国每个州的大兵。

飞机场也在各处出现,为了这次巨大的空中攻势,除了原有的几十个飞机场外,又新建了163个。到后来,飞机场的数量之多,在第8航空队和第9航空队的空勤人员中传出了一句俏皮话,说他们在英国不管东西南北都能在跑道上滑行,绝对不会擦伤机翼。海港也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一支庞大的支援舰队开始集结,近900艘舰船,从战列舰到鱼雷快艇一应俱全;运输船队也大批抵达,到当年春天,它们运来了几乎200万吨货物与补给品——由于东西太多,不得不新铺设了170英里铁路,好把它们从岸边运走。

到5月,英格兰南部宛如一座巨大的军火库。山一样高的弹药隐藏在森林里;荒原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坦克、半履带车、装甲车、吉普车与救护车——足足有5万多辆;田野上排着一长溜榴弹炮、高射炮,从尼森式活动房屋[1]到简易跑道的大批预制构件,外加大批推土机、挖掘机这类工程车辆。贮藏中心堆放着数量极大的食品、衣服和医疗用品,从晕船药片到12.4万张病床。不过,最让人吃惊的景象,还是所有的山谷里摆满了一长列一长列全套的铁路车辆:将近1000个崭新的火车头、将近2万节油罐车和货车车皮,一旦建立滩头阵地,它们就要用来替换破烂不堪的法国设备。

这里还有新奇的军事装备,例如能浮渡的坦克,有的坦克能携带成捆成捆的板条,用来填塞反坦克壕沟或是充当爬越墙垣时所需的垫高物;还有的坦克装有粗大的铁链,它们在坦克前方敲击地面以引爆地雷。这里还有整条街区那么长的平底船,每艘都装着森林般稠密的炮管,用来发射火箭弹这种最新式的武器。也许所有东西中最奇特的要算是两座人工港了,它们将被拖过海峡置放在诺曼底海边。这是一大工程奇迹,也是“霸王”行动最重要的机密之一:它们可以保证在敌方海港未被攻克的关键性的前几周内,部队与装备能源源不绝地运上滩头阵地。这两座代号为“桑树”的人工港,外围是一道由巨大的钢铁浮筒组成的防波堤,内部是145个型号各异的水泥大沉箱,它们将首尾相接地沉入海底,以充作内圈防波堤。最大的水泥沉箱上还设有海员营房与高射炮,当它们被置放到水里时看起来就像一幢幢横躺着的五层公寓楼房。在两座人工港内,自由轮[2]大小的货轮可以把东西卸到来往于海滩的驳船上去,小一些的舰只,如近海商轮与登陆艇则可以把货物卸在巨大的钢铁码头上,由等在那儿的卡车运载驶过浮桥码头开到岸上去。在“桑树”的外侧,还会有60条水泥沉船组成的一长列障碍物,作为一道附加的防波堤。在诺曼底登陆滩头就位之后,每座人工港都有多佛尔港[3]那样大的规模。

整个5月,部队和物资开始集结到各港口与上船地点。交通阻塞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可是军需官、宪兵与英国铁路部门想方设法使一切都能按时运转。

装着军人与物资的列车在每条铁路线上来回调动,等着到海边去集结。车队阻塞了每条道路。各处大小村庄都蒙上了细细的尘土。在原本静谧的春夜里,整个英格兰南部无时无刻不回响着卡车的低鸣声、坦克的咔嗒咔嗒声和绝不会听错的美国佬的喊叫声,他们像是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鬼地方离这儿还有多远?”

部队开始拥进准备登船的地点,几乎在一夜之间,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由尼森式活动房屋与帐篷组成的城市。大兵们睡的是架成三四层的床铺,浴室与厕所往往在好几片地块之外,到了那儿还得排队。等候开饭的队列有时长达四分之一英里。部队太多了,单是为美国军营服务的人员就有54000人,其中4500人是刚训练好的炊事员。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军队与物资开始装上运输船和登陆舰,出发的时间终于快到了。

统计数字使人看了都不敢想象,军队的数目大得惊人。如今,这个巨大的武器——自由世界的年轻人以及自由世界的资源——等待着艾森豪威尔一个人来做出决定。

6月4日几乎整整一天,艾森豪威尔独自待在他的活动房车里。他和他的将领们已经做出一切努力,确保以尽可能小的生命代价使登陆获得成功,可到如今,在经历了多少个月的政治和军事策划之后,“霸王”行动的成败却全都掌握在老天爷的手里。艾森豪威尔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等待与盼望天气能够变好。然而无论情况如何,他都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进攻或是再次推迟进攻。而且不管他怎么决定,“霸王”行动的成败与否都将取决于这一决定。没有人能替他做决定,责任将由他而且仅由他一人来承担。

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可怕局面。5月17日,他曾决定D日将是6月的三天中的某一天——5日、6日或7日。气象学研究显示,诺曼底地区只有这三天才会具备登陆所需的两大气象条件:月亮升起得晚、天刚破晓时海水处于低潮状态。

约有18000名伞兵和滑翔机机降步兵将充当进攻的先锋队,他们是美军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和英军第6空降师的官兵,他们需要月光。可是他们的突然袭击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他们进入空降地域时天空是否一片漆黑,因此月亮晚点升起是他们的迫切要求。

从海上登陆则要求潮水低得足以暴露隆美尔的海滩障碍物,登陆的整个时段要取决于这样的海潮。令气象学上的推算更为复杂的是:当天晚些时候登陆的后续部队也需要低潮——而这样的低潮又必须出现在天黑之前。

月光与潮水这两个关键性问题限制了艾森豪威尔。单是潮水这一项,就把任何一个月的进攻日子限制在六天之内,而其中的三天是没有月光的。

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许多别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必须考虑到的。首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长时间的日照和良好的能见度——为了能辨认海滩,为了海军、空军能找到目标,还为了减少5000艘舰船几乎肩并肩地在塞纳湾里开始移动时相互碰撞的危险。其次,这次行动还需要风平浪静。风大浪急不但会给舰队带来灾难,而且还会使得部队晕船,还没登上海滩就已经失去战斗力。再次,倘若刮的是轻柔、飘向内陆的风,那么海滩就不至于硝烟密布,部队能清晰地观察到攻击目标。最后,D日后盟军方面需要有三天风平浪静的日子,以利于人员与物资的迅速集结。

盟军最高统帅部里没有人指望D日的天气十全十美,艾森豪威尔更是不抱幻想。他约束自己与他的气象参谋一起进行了无数次排练演习,分析考虑各种各样容许以最低限度条件发动进攻的因素。可是按照气象专家的说法,诺曼底在6月里的任何一天,能够达到哪怕是最低要求的,也仅仅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独自待在活动房车里的艾森豪威尔在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觉得坏天气的比例简直大得难以估量。

在最适宜登陆的三天里,艾森豪威尔选定了5日,那样的话,倘若有需要也可以推迟到6日。如果他决定在6日登陆,万一又不得不取消,那给回来的船队加油这一问题就可能会延误7日发动的进攻。他还可以把D日延迟到下一个退潮日,也就是6月19日,可是如果这样做,空降兵就不得不摸黑进攻了——6月19日是无月光的日子。当然他也可以等到7月再说,可是这样长久的拖延,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是件痛苦到连想都不愿意多想的事情”。

延期的想法太可怕了,以至艾森豪威尔手下不少最谨慎的将领也甚至宁愿把进攻的日子定在8日或9日。他们不知道怎么能把20多万军队——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收到命令了——连续几个星期都关在船上、出发营地和机场里而不让登陆的消息泄露出去。即使这段时期己方没有泄密,纳粹空军的侦察机也会发现庞大的船队(假设他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话),德国间谍更会设法打听出计划的相关情报。无论对谁来说,延期的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可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却是艾森豪威尔。

那天下午,在越来越暗淡的光线中,最高统帅时不时来到活动房车的门口,透过被风刮得乱动的树顶看看遮满天空的厚云层。有时候,他在活动房车外面踱过来走过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小路上的煤渣踢到一旁去——这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肩膀稍稍前伛,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

当他孤独地来回踱步时,艾森豪威尔眼里几乎见不到还有旁人,但下午时分他注意到了派驻到其前进指挥部的四名记者中的一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梅里尔·“雷德”·米勒(Merrill“Red”Mueller)。“咱们一块儿走走吧,雷德。”艾克蓦然说道,也没有等米勒跟上来他就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着步子向前走去,迈的还是平时那种急促的步子,直到快消失在树林时那位记者才急匆匆地赶了上来。

那是一次奇特的默默无言的散步,艾森豪威尔几乎一言不发。“艾克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思绪里,全神贯注地考虑所有的问题,”米勒这样回忆,“思考的时候他似乎忘了我还在他的身边。”

米勒有许多问题想向最高统帅提出,可是他没有问,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打扰他。

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跟米勒说了再见,那位记者看着他登上活动房车门口的那架铝质小梯。此时在米勒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忧虑压弯了腰……仿佛肩膀上的四颗将星每颗都有1吨重”。

那天晚上将近9点30分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来到索思威克庄园别墅的图书室。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有一张蒙着绿色粗呢布的桌子、几把扶手椅和两张沙发,暗色的橡木书柜排满了三面墙,可是架子上的书却不多,房间里显得光秃秃的。窗前挂着厚厚的双重遮光窗帘,在这个晚上,它们减弱了雨点的敲击声和单调的让人发愁的风声。

参谋军官三五成群地站在房间里低声聊天,壁炉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中将正和抽着烟斗的最高统帅的副手、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谈话,坐在一边的是脾气暴躁的盟军海军总司令伯特伦·拉姆齐(Bertram Ramsay)海军上将,紧挨着他的是盟军空军总司令特拉福德·利―马洛里(Trafford Leigh-Mallory)空军上将。据史密斯中将回忆,只有一个军官没穿正规的军服,那就是要负责D日突击行动的言语尖刻的蒙哥马利,仍然穿着他平日穿的灯芯绒裤子和翻领运动衫。就是这些人,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之后,要把命令转化成进攻的行动。现在,他们和自己的参谋军官——房间里总共有12位高级军官——在等待最高统帅的到来,他们将于21点30分召开具有决定性的会议,届时他们还将听取气象学家们提供的最新天气预报。

时针指向21点30分,房门打开,穿着整洁的深绿色作战服的艾森豪威尔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只有在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时他才露出一丝惯常的艾森豪威尔式的微笑;可是一宣布会议开始,那副忧虑的表情马上就回到了他的脸上。开场白是不需要的,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做出的决定的严重性,因此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为“霸王”行动服务的三位高级气象学家,在他们的组长——英国皇家空军的詹姆斯·马丁·斯塔格(James Martin Stagg)上校带领下走进了房间。

斯塔格开始做情况介绍时房间里鸦雀无声,他迅速地把过去24小时的气象图勾勒了一番,接着平静地说道:“先生们……天气状况出现了一些迅速的未曾料到的变化……”这时,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斯塔格,因为他给愁容满面的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提供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说,探测到一个新的气象前锋,在今后几小时内,它将移至海峡上空并让登陆区域逐渐变晴。这样逐渐改善的气象条件明天将持续一整天,并一直保持到6月6日早晨,此后天气又会重新变得恶劣。在斯塔格断定的晴朗天气中,风势会明显减弱,天空能见度很高——至少可以保证轰炸机在5日夜间与6日早晨的正常行动。到中午时分,云层会变厚,天空重新变阴。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被告知,他可以有比24小时稍长一些的良好天气,尽管离最低要求仍然很远。

斯塔格话音刚落,他和另外两位气象学家就受到了密集炮火般的问题的轰击。他们是否全都对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们的预报会不会有错——他们有没有用能弄到手的每一项资料核查过?紧接着6日的那几天,天气是否有任何继续变好的可能?

有些问题是气象专家们无法回答的,他们的报告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对于天气发展的趋势,他们是做了尽可能乐观的估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就使他们的预报不会全然无误。他们尽自己所能做了回答,然后就退了出去。

在接下去的15分钟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将领们反复商量。拉姆齐海军上将强调得赶紧做出决定:如果“霸王”行动在星期二进行,那么艾伦·古德里奇·柯克(Alan Goodrich Kirk)海军少将指挥的负责攻克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美军特混舰队,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接到命令。拉姆齐的担心又牵扯出了加油的问题:倘若这些部队再晚些出发,然后又被召回,那就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准备好在星期三——也就是7日——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现在一个个地征询部下的意见。史密斯中将认为进攻应该在6日进行——这有点像赌博,但是又必须得博上一博;特德和利―马洛里都对预报中的云层感到担心,云层太厚会妨碍空军有效地执行任务,这可能意味着登陆得在没有足够的空中支援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未免有点“冒险”;蒙哥马利则坚持他的意见,昨晚在做出推迟把6月5日作为D日的决定时他就说过了,“我的意思是赶紧进攻”。

现在得由艾克来做出决定,其实也已经到了必须由他来做决定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权衡所有的可能性时,会议室里沉寂了很长时间。史密斯中将在一旁注意到最高统帅坐在那里,双手在身前对握,眼睛俯视桌面,他对最高统帅的“孤独与寂寞”感触颇深。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有人说过了2分钟,也有人说足足有5分钟。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宣布决定,他的表情很紧张,语速缓慢地说道:“我非常肯定非下命令不可了……尽管不愿意,可只能这样……除了行动我看不出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有些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个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状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将这个庞大的进攻计划付诸实施。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射出亮光,壁炉架上,座钟的指针显示时间是晚上9点45分。

[1] 加拿大人彼得·诺曼·尼森(Peter Norman Nissen)少校设计的一种半圆形活动房屋,可以用作营房或者仓库。

[2]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建造的一种运载量在1万吨左右的货轮。

[3] 英国港口城镇,濒临多佛尔海峡,现为英国最大客运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