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蒙哥马利本来希望能迅速结束战争的“市场—花园”行动正在绝望地走向末日。在约97公里长的可怕路线上，盟军士兵坚守着各座桥梁，为这条仅有的道路，为了这条“走廊”而战斗。在位于艾恩德霍芬以北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防区，伞兵们在英军装甲部队和步兵支援下击退了德军一次又一次凶猛进攻，同时还试图再次打通于登地区，那里的公路已经被德军切断了；在加文将军的第82空降师防区，瓦尔河大桥不断遭到炮击，兵力越来越强大的敌人继续从帝国森林扑过来。一个星期以前的态势已经消失了，当时德军部队认为战争几乎就要结束了，而现在盟军遭遇到的敌军部队很多都是老早就已被注销的重建部队。纳粹的战争机器在9月的第一周里被认为是惊魂未定、正处于崩溃边缘，现在却又神奇地生产出了60辆虎式坦克，这些装备在9月24日上午交付给莫德尔[1]。“市场—花园”行动被扼杀了，该计划的主要目标——在莱茵河对岸夺取立足点，并获得通往鲁尔地区的跳板——现在即将被放弃。9月25日，星期一，清晨6点05分，厄克特少将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当初在为夺取阿纳姆的行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许诺是在48小时之内获得增援。布朗宁中将原先预计，第1空降师需要独自坚持的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4天。厄克特的部下无论在兵力还是武器装备方面都不如敌人，但他们坚持的时间却比预估最长时间的两倍还多。对一个空降师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战绩。撤退对于这位首次指挥一个空降师的勇敢的苏格兰人来说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却知道，撤退是唯一的途径。现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 500人，而且他再也无法向这些不愿妥协的空降兵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实际上，前来救援的英军部队就驻扎在1.6公里之外，与他的师只隔着一条宽阔的莱茵河，这一点很令人恼火。尽管如此，厄克特还是勉强同意了上级的决定——到了把这些在阿纳姆奋战的勇士们撤出去的时候了。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里，筋疲力尽的埃迪·迈尔斯中校把那两封信——布朗宁的信，以及托马斯将军的撤退命令——交给了厄克特。布朗宁表示祝贺的鼓励信是在24小时以前写的，现在已经过时了。其中写道，“……部队正在开上来帮助你，但……是在当天夜里”，而且，“我虽不像你那样疲倦和沮丧，但关于整个战役，我大概比你的感觉还要糟糕……”。
更令人沮丧的是撤退命令——尤其是因为它来自托马斯，就像布朗宁一样，厄克特永远也无法原谅托马斯的迟缓。托马斯的信中写道，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现在感到德军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要在莱茵河对岸建立一个重要桥头堡的所有希望都必须放弃：而第1空降师的撤退在经厄克特和托马斯协商一致后，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
厄克特仔细衡量着自己的决定。当他听着外面的迫击炮和火炮持续炮击的时候，撤退的日期和时间已经毫无疑问了，如果他还希望手下的官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话，那么就必须趁着夜幕迅速撤退。上午8点08分，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取得了联系。“柏林行动，”他告诉他，“必须在今天晚上实施。”
大约20分钟以后，厄克特把给布朗宁准备的电文发了出去——头天晚上他就已经让内维尔·海中尉把这封电文译成了电码。电文内容仍然与形势直接关联，尤其是那句提出警告的话：“敌人只要再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完全击溃我部。”厄克特眼下的形势是如此之绝望，以至于他都无法确认自己的部队能否坚持到天黑。然后，这位痛苦的将军开始为撤退——这项最困难的部队调动——制订计划，只有一条出路——渡过那条365米宽的可怕的莱茵河，然后到达德里尔。
厄克特的计划是根据英军另一次经典的撤退行动——1916年的加里波利战役[2]而制订的。在加里波利，经过了数月苦战之后的英联邦军队最后在欺骗性的掩护下脱身了，当主力部队安全撤离时，在战线上掩护主力撤退的部队仍然继续射击。厄克特计划了类似的部队调动：以小组为单位的士兵将沿着环形防线，通过持续齐射来欺骗敌人，与此同时，大部队将悄悄溜走。随后环形防线北面的各支部队沿着防线边缘逐渐机动到河边撤离，最后，距离莱茵河最近的部队再紧跟着渡河。“实际上，”厄克特后来说道，“我计划的撤退就像一个倒下的纸袋子。我想让小股部队驻扎在战略要点上，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又朝底部前进，沿着两翼撤退。”
厄克特希望能够按照昔日的撤退行动如法炮制出一切“正常”的迹象——无线电通信继续按照此前的模式进行；谢里夫·汤普森的炮兵将一直打到最后；而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上，管理德军战俘的宪兵队将继续巡逻，他们将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人。显然，除了后卫部队之外，还有人将待在后方——医生、护理员以及重伤号，那些无法行走但还能占据防御阵地的伤员将被留下来继续射击。
为了到达河边，厄克特的部下将沿着环形防线两侧的路线撤离。滑翔机飞行员将作为向导走在部队前方，在一些地方，撤离路线将用白色的带子做标记。在向河边行军的过程中，空降兵的军靴要绑上布条以便隔音。到了河岸边，由滩头勤务队队长指挥的小型船队将会运载这些士兵撤离：这支船队由14艘装有动力装置且能搭载14人的突击艇组成，并由两个连的加拿大工兵负责管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的数量模糊不清，包括滩头勤务队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记得有多少船了，但它们当中有几辆水陆两用运输车，以及在前几次渡河行动中遗存下来的帆布和胶合板制作的冲锋舟。
厄克特决定孤注一掷，希望那些观察到船只往来的德军会以为英军正在向环形防线增兵，而不是从环形防线里撤出来。除了部队会被发现这个糟透了的可能性之外，在2 000多人试图逃命的时候还会产生其他的危险。厄克特能够预见，如果不能严格遵照时间安排，那么一个可怕的瓶颈就会在环形防线的狭窄底部中形成，环形防线最窄的地方现在还不到600米宽，如果士兵们拥堵在上船的地方，就很可能被无情地消灭掉。波兰军人和多塞特郡团第4营的官兵都曾经试图进入环形防线，但结局却是无功而返，厄克特因此预料撤退行动将会迎来挑战。尽管第30军每门能用的大炮都会投入战斗以掩护他的部下，但厄克特仍然认为德军会给撤退中的部队造成严重伤亡。时间是一个敌人，因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计划保密也是个问题，由于士兵们在一整天时间里都有可能被俘并受到审讯，所以除了高级军官以及那些领受了特殊任务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厄克特都不会把撤退计划告诉任何人。
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将军进行商谈，撤退计划的几个关键节点都获得了对方的首肯。然后他又召集剩下的几名高级军官开会，与会者是：皮普·希克斯准将；滑翔机飞行员团第1联队联队长伊恩·阿瑟·默里（Iain Arthur Murray）中校，他现在代替负伤的哈克特指挥部队；师炮兵指挥官罗伯特·盖伊·洛德―西蒙兹中校；参谋长麦肯齐中校；埃迪·迈尔斯中校，作为师工兵主任，他将直接负责撤退行动。就在会议开始前，师军医主任格雷姆·沃拉克上校过来见厄克特，因而他成了第一个得知这个计划的人。沃拉克“情绪低落，郁闷不欢。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留下来——我对伤员负有责任，而是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我都期望，我们师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救出去”。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地下室里，厄克特对围绕在他身边的军官们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要突围。”他告诉他们，然后一步一步地概述了自己的计划。撤退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分秒不差的时间安排，部队过于集中或是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灾难。士兵们要不断地机动，而不是停下来作战。“在遭到射击的时候，他们应该采取回避行动，只有在事关生死的时候才还击。”当沮丧的军官们准备离开时，厄克特提醒他们，撤退应该尽可能长时间保密，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
撤退的消息并没有让厄克特的高级军官们感到多么惊讶。好几个小时了，很明显这个桥头堡已然没有希望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沃拉克一样感到心酸，因为救援从未到来，他们还担心在撤退过程中，部队可能会遭受比在环形防线里更大的磨难。师部的通信兵詹姆斯·D. 科克里尔（James D. Cockrill）意外地听到了这个简短的消息：“柏林行动于今晚进行。”他苦思冥想这个代号的意思，但从未想到这竟然意味着撤退。科克里尔坚信本师“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他认为“柏林行动”可能意味着“将以《轻骑兵旅的冲锋》[3]的那种英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全力以赴地突向阿纳姆大桥。不过另外一个人太清楚它的意思了。在第1机降旅旅部里，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营长佩顿―里德中校在帮助安排环形防线西部边缘的撤退细节时，听见皮普·希克斯准将嘟囔了什么，好像说的是“又一个敦刻尔克”。
当天，激烈的战斗从白天打到了晚上，德军试图攻占英军阵地，但“红魔鬼”们仍然坚守不退。士兵们后来回忆说，20点刚过，有关撤退的消息开始向外走漏出来。在位于环形防线顶端的第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斯图尔特·鲍威尔少校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想到了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后我又想到我们的努力白费了”。由于他的部下要走的路最远，鲍威尔在20点15分就让他们以单列纵队撤出阵地。
第10伞兵营的罗伯特·唐宁二等兵接到通知，要他离开自己的掩体，前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在那里他见到了一名中士。“那里有一把旧的塑料剃刀，”中士告诉他，“你干刮一下胡须。”唐宁愣愣地盯着他，有些摸不着头脑。“赶快，”中士催促道，“我们要过河，老天作证，我们要以英国士兵应有的样子回去。”
在阵地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凯恩少校借到了另一把剃刀，有人找了点水，凯恩刮掉了长了一个多星期的胡子，然后用被硝烟熏得漆黑、沾染了鲜血的伪装服的里衬仔细擦干脸。他走了出去，在倾盆大雨中看着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教堂的风向标上有一个金制的风信鸡，凯恩曾经在战斗间歇用它核对过风向。对他来说，那是好运的象征，只要金制风信鸡在，这个师就会在。他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悲伤，不知道明天风向标还会不会在那里。
和其他人一样，滑翔机飞行员团第1联队B中队中队长托马斯·伊恩·乔德雷尔·托勒（Thomas Ian Jodrell Toler）少校也得到了伊恩·默里中校的消息，要他稍微收拾一下。但疲倦的托勒认为“收拾是件费劲的事”，对此不以为意。可默里仍把他的剃刀递了过去，说道：“我们要撤出去了，别让其他部队的人认为我们是一群流浪汉。”托勒这才涂上一点默里留下来的肥皂泡沫，刮掉了脸上的胡子。“让我吃惊的是，我感觉好多了，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好多了。”他回忆说。默里的指挥所里放着那面双翼飞马旗，哈克特的部下原本计划要在第2集团军的部队抵达时把它升起来。托勒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把它卷起来收好。
在炮兵阵地上，士兵们开始用炮击掩护友军撤离，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听见通信兵威利·斯皮迪在呼叫炮兵连。斯皮迪给了对方一个新的电台频率作为参照，然后说道：“现在我关机了，通话结束。”
托马斯·斯坦利·沙利文（Thomas Stanley Sullivan）中士是9天前为大部队开路的空降先导员之一，在听到撤退的消息时大发雷霆，“我已经想过了，反正已经这样了，我们还不如继续战斗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设在一所学校里，“孩子们一直在那里努力学习，如果我们撤出去，我就替所有这些孩子犯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也得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在他一直坚守的那间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写下了硕大的印刷体字母，并在下面划上几道底线。他写的是：“我们会回来的！！！”[4]
21点整，第30军的炮兵集火射击时，火炮喷出的炮口焰刺破了夜空，炮弹雨点般倾泻在环形防线周边的德军阵地上，到处都是炮弹爆炸迸发出的火焰。45分钟后，厄克特的部下开始撤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恶劣的天气曾经使得英军空降部队和补给物资无法迅速到达，现在，这恶劣的天气却又帮了“红魔鬼”的忙：撤退是在近乎达到7级的大风中开始的，再加上隆隆的炮火声，很好地掩护了英军的行动。
狂风暴雨中，第1空降师的幸存者们——他们把脸弄得漆黑，将装备捆扎起来，还用种种办法为沙沙作响的军靴隔音——艰难地爬出阵地整队，然后开始了前往河边的危险跋涉。黑暗和恶劣天气使得士兵们只能看见前方几尺的地方。空降兵们形成了一个移动的人链，互相拉着手，或者紧紧抓住前面战友的伪装服。
威廉·汤普森中士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在倾盆大雨中弓着身子，负责指引伞兵们到达河岸边。当他注视着士兵们排成纵队从身边经过时，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生活在一个千米见方的角斗场里是什么滋味。”
对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来说，现在“柏林行动”的意义已经清楚了。他被派去执行撤退时的殿后任务，负责操作电台。他收到的指示是：“一直拍发电讯，让无线电台保持运行，以便让德军以为我方一切照常。”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下面，科克里尔独自坐在黑暗之中，“在按键上按个不停。我能够听见周围许多人在走动，但我除了让电台一直发送电波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指示”。科克里尔确信在天亮以前自己就会沦为俘虏，他的冲锋枪架在旁边，但毫无用处。他剩下的唯一一颗子弹还是假子弹，里面装的是同第2集团军联系的密码。
莱茵河南岸的军医、医护兵以及荷兰红十字会的护理人员，在接待地区和集结点做好了准备。在德里尔，救护车和其他车辆组成的车队等待着，要把厄克特的幸存者们送回奈梅亨。尽管为空降部队抵达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科拉·巴尔图森的周围进行，但她在照料伤员长达三天三夜之后已是疲惫至极，结果她把眼前的炮击以及南岸的活动误认为是又一次渡河行动的前奏。在德军对德里尔进行猛烈炮击时，科拉的头部、左肩和肋部都被弹片打伤。尽管伤口很疼，但科拉认为那只是皮肉伤，她更关心的是身上血迹斑斑的衣服。她骑车回家，打算换身衣服后再回来照料即将蜂拥而来的伤员，她确信他们很快就会被送来。途中，科拉骑进了敌人的弹幕之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但并没有受伤，惊魂未定地躺在一条泥泞的沟渠里待了一会儿。当她再次动身赶回家里后，袭来的阵阵困意让她在地下室里躺了下来，本来是想小睡片刻的她却睡了整整一个晚上——而这时，“柏林行动”已经开始实施了。
撤离船队正在环形防线底部的河岸边等待着，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操纵着这些船只。到目前为止，行动还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德军对河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的火炮正朝着留下来殿后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的官兵开火——他们已经开始在环形防线的西侧发起牵制性进攻。更西边的德军也在射击，因为英军炮兵进行了一阵掩护性炮击，制造出一幅要在当地向莱茵河北岸发起进攻的假象。厄克特的欺骗计划似乎正在奏效。
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着环形防线的两翼向河边蜿蜒前进。有些过于疲倦的士兵在迷路后不幸落入敌人的手中；还有些伤病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撤退，只得在他人的搀扶下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没有一个人停下，停止前进就会产生噪声、混乱——以及死亡。
在炮火和燃烧着的房屋发出的红光之中，罗纳德·肯特中士——他是伯纳德·威尔逊少校的第21独立伞兵连的空降先导员——率领着他的排来到一块白菜地，这里被指定为该连的会合点。他们在那里等待着，一直到连里的其他人全部集结起来方才一同向河边开拔。“尽管我们知道莱茵河是在正南边，”肯特说道，“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将会在什么地方把我们撤过河去。”士兵们突然发现从南边飞来一条条红色的曳光弹道，他们便将这些曳光弹当成向导继续前进。不久后他们来到白色带子标识的地区，遇见了滑翔机飞行员，这些飞行员继续指引着他们前往预定渡河点。肯特这组人听见机枪开火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在自己的左侧不绝于耳——威尔逊少校和另一组人在那边撞上了德军，两名士兵在激烈的交火中阵亡，而安全地带就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
士兵们将通过各种细节来铭记这次撤退——有些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些却是幽默的。当第1伞兵营的亨利·布莱顿二等兵朝河边走去时，听见有人在哭。队伍的前端停止了移动，朝路边走去的伞兵们看见一名受伤的战友躺在浸满水的泥地上，他无助地哭着，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士兵们被命令继续前进，谁也不能为伤员停下脚步，然而许多人还是停下来设法帮助伤员。迪基·朗斯代尔少校部队的空降兵们离开阵地前来到特尔霍斯特的家，把能带上的可以行走的伤员都带走了。
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悉尼·纳恩一等兵，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曾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击毁一辆虎式坦克，此刻他以为自己永远也到不了河边了。白天时，德军对教堂旁边的炮兵阵地发起了进攻，现在纳恩和一队营里的战友正在那里与德军进行激战。大部分人都在雨水和黑暗之中成功脱身，但纳恩却躺在地上——在战斗了9天之后，他第一次负伤了。弹片击中了石头，纳恩的一颗门牙被弹起来的小圆石打掉了。
第10伞兵营支援连迫击炮排的分队长托马斯·西里尔·本特利（Thomas Cyril Bentley）中士走在“幽灵”小队队长内维尔·海中尉的后面。“我们不断遭到狙击手的射击，”他记得，“我看见两个滑翔机飞行员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故意吸引德国人的射击，显然是为了能让我们看到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这两名向导最终都牺牲了。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厄克特少将和他的参谋们在做撤离的准备工作。作战日志被收起来，文件被烧掉，将军的勤务兵汉考克用一片窗帘把厄克特的靴子包了起来。当随军神父念主祷文的时候，每个人都单膝下跪。厄克特想起来，他的勤务兵在D日时往背包里放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传给每一个人，”厄克特说道，“每个人都喝了一点儿。”最后，厄克特去地下室看望伤员，“他们扎着染满血的绷带，裹着简陋的夹板”。他向那些已经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道别。有的人由于吗啡的作用昏昏欲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战友就要撤退了，这或许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一个面容憔悴的士兵倚靠着地下室的墙站了起来，对厄克特说道：“我希望您能成功，长官。”
师部的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在将军一行人的后面走着，一声都不敢吭。“由于我的口音，倘若我开口的话，肯定会被当作德军。”他说。沃尔特斯在途中没能跟上前面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只能不停地往前走，祈祷着，希望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沃尔特斯感到特别沮丧，他老是想着自己的妻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女儿，他一直没能给她们打电话，尽管家人就住在距离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他在英国为妻子买的那块手表还在口袋里，而打算送给女儿的泰迪熊则丢失在失事的滑翔机上的某个角落里。如果自己能幸运地回到河边，那么沃尔特斯将会再次离开荷兰，下一站大概是返回英格兰了。
在河边，渡河行动已经开始。士兵们刚到岸边，迈尔斯中校和他的滩头勤务队队员便把他们赶上了船。现在，德军虽然还没有意识到英军正在撤退，但通过照明弹的光亮却能发现不远处的渡河行动。迫击炮和火炮开始瞄准射击，一些船被打出窟窿，另外一些则干脆倾覆了。在水里挣扎的士兵大喊救命，已经死去的人被河水无情地卷走，受伤的士兵则抓住船只残骸试图游到南岸。不到一个小时，撤离船队已经被毁掉一半，但行动仍在继续进行着。
杰弗里·鲍威尔少校的部下沿着环形防线的东侧长途跋涉而来，但这时他却误认为撤退已经结束。有一条船正在水里上下起伏，在波浪的拍打下渐渐下沉。鲍威尔涉水过去一瞧，发现船身上满是窟窿，船上的工兵也全都阵亡了。当他的一些部下游过去的时候，有条船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鲍威尔匆匆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让一些人上了船，自己却和剩余的伞兵待在一起，直到那条船返回。在莱茵河南边的高堤上，鲍威尔站了一会儿，回首望着北岸。“我突然意识到，我过来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活着出来了！”鲍威尔转向15个蓬头垢面、浑身湿透的部下说道：“三人成行。”他让部下齐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栋建筑的外面，鲍威尔喊道：“第156伞兵营，立定！向右转！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视着他们走向掩蔽所。“全都结束了，但老天作证，就像我们骄傲地进入战场一样，现在我们又骄傲地离开了。”
当厄克特将军搭乘的那条挤了一堆人的船准备离开时，船在烂泥里搁浅了，他的勤务兵汉考克跳下船把船推了出去。“他让我们从烂泥里摆脱出来了，”厄克特说道，“但当他挣扎着再次上船的时候，有人喊道‘咱们走吧！船上已经太挤了’。”这种忘恩负义的言行让他感到气愤，“汉考克对此毫不理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船”。
冒着机枪的扫射，厄克特搭乘的那条船已经驶到河中央，这时引擎突然发出了突突突的噪声，随后干脆彻底停摆了。船开始随着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觉“等到引擎再次开动起来的时候，就如同过了一个时代”。若干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南岸。回过头来，厄克特看到德军正在朝河面扫射，火光摇曳。“我认为，”他说道，“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朝什么目标射击。”
在莱茵河岸边，以及河岸后面的草地和树林里，上百名官兵等待着。但现在，船队只剩下一半可以航行，敌人猛烈的机枪火力更是让局面雪上加霜——厄克特惧怕的瓶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等待的人群中开始出现混乱，尽管还没有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之中，但许多士兵却开始试图向前挤，而军官和士官们则试图控制局面。第1伞兵营的托马斯·H. 哈里斯一等兵记得，“成百上千的人等着过河，想上船的人太多了，结果严重超载的船只彻底浸没到了水里”。此时，迫击炮弹落到了登船区，因为德军已经校准了目标。就像许多人一样，哈里斯也决定游泳过河，他脱下作战服和靴子，一头扎入河中。令他吃惊的是，他居然游过去了。
其他人则没这么幸运。等到炮手查尔斯·佩维（Charles Pavey）来到河边时，登船区域也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士兵们在岸上挤作一团，一名士兵正朝佩维趴下的地方游去，他不顾河边横飞的子弹，用力从水里钻了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感叹道：“感谢上帝，我过来了。”这时佩维听见有人说：“该死的傻瓜，你又游回来了”
阿尔夫·鲁利耶中士曾在星期日设法煮了一锅汤给大家喝，现在他试图游泳过河。当他在水里艰难地游动时，一条船来到了他身旁，有个人抓住了他的领子。他听见有个人在喊：“没事，伙计，继续游，继续游。”鲁利耶实在有些茫然失措，他认为自己就要淹死了。随后他听见那个人又说道：“好极了，老兄。”接着一名加拿大工兵把他拉到了船上。“我究竟在哪里？”晕头转向的鲁利耶咕哝道，那个加拿大人咧着嘴笑了。“你快到家了！”他说道。
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仍然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底下，和他的无线电设备待在一起。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一声急促的耳语。“来吧，孩子，”一个声音说道，“咱们走。”当士兵们朝河边跑去时，附近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爆炸声，科克里尔感到自己的脖子和肩膀被猛地拉了一下，原来挂在背上的“斯登”冲锋枪被弹片撕开了。靠近河岸时，科克里尔一行人遇见了几名站在树丛里的滑翔机飞行员。“等让你们走的时候再走，”其中一名飞行员警告道，“有挺德军机枪对准了这个地方，是一挺MG 42，朝腰这么高的地方射击。”在飞行员的指导下，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向前冲。轮到科克里尔的时候，他蹲下身来开始快跑，几秒钟以后，他倒在了一堆尸体上面。“肯定有20或者30具尸体，”他记得，“我听见伤员呼喊着妈妈，还有人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留在那里，但我们无法停下来。”在河边，一颗照明弹升空了，机枪开始连续扫射。科克里尔听见有人喊叫，让会游泳的人游泳。他跳进了寒冷的水中，从那些似乎在他身边挣扎的人旁边奋力游了过去。
突然间，科克里尔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唤自己：“好了，伙计，不要担心。我们找到你了。”一个加拿大人把他拽进船里，几秒钟以后，科克里尔感到船在岸边慢慢停了下来。“当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时，我都要哭了。”他回忆道。原来，那条船是在河里打捞伤员。在周围的士兵帮助下，满载的船只再次出发了，科克里尔记得士兵们是从四面八方蜂拥着爬上船的。尽管他们的船负荷沉重，又是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下航行，但那些加拿大人还是把船划到了对岸。在阳台底下待了几个小时以及经历噩梦般的渡河行程之后，科克里尔已经晕头转向。“我只记得接下来自己到了一座谷仓里，有人给了我一根香烟。”随后科克里尔记起了一件事情，他在口袋里发狂似的寻找，把身上唯一一颗子弹取了出来：那颗里面装着密码的口径为7.7毫米的仿真子弹。
将近凌晨2点的时候，第1空降师剩下的那点炮弹已经消耗殆尽。谢里夫·汤普森的炮手打光剩余的炮弹之后，便将炮栓卸了下来，珀西·帕克斯一等兵以及炮组剩下的人接到了撤退命令。帕克斯感到很惊讶，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撤退，他原以为自己要死守阵地，直到德国人攻上来。当他来到河边时，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他目瞪口呆，数百人挤在那里，有人说所有的船只都被击沉了。帕克斯身边的一个人深深喘了一口气。“看来我们是要游泳了。”他说道。帕克斯注视着河面，“河非常宽，当河水上涨时，流速似乎有9节（约16.7公里/时），我认为自己游不过去。我看见有人穿着衣服跳下水，但随后就被河水冲走了，其他人游过去了，结果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却被子弹击中。我看见有个家伙抱着一块木板游了过去，还背着背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帕克斯浑身脱得只剩下短裤，还把身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包括他的金怀表。在急速的水流中，他的短裤滑落下来，于是帕克斯干脆把它蹬掉了。他游到了对岸，在树丛中和沟渠里躲避着，最终来到一个没有人的小农舍。帕克斯走进去找了些衣服，几分钟后他从农舍里出来，遇见了多塞特郡团的一个二等兵。那个二等兵指引他去了一处集结点，在那里他得到一缸子热茶和一些香烟。精疲力竭的帕克斯费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看——他穿着一件男人的彩色运动衫和一条长及膝部的女式亚麻布灯笼内裤。
第10伞兵营的艾尔弗雷德·J. 达尔福斯（Alfred J. Dullforce）二等兵也赤身裸体地游到了南岸，但仍然带着一支0.38英寸口径的手枪。令他尴尬的是，有两个妇女和士兵们一起站在岸上。达尔福斯“想要直接钻进水中”，其中一个妇女朝他喊着，把一条裙子举在前面。“看见我光着身子，她连眼睫毛都没有眨一下，”他回忆说，“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她们就是帮助士兵过河的。”达尔福斯穿着一条长及膝盖的彩色裙子，一双木底鞋，坐上了一辆英军卡车。卡车载着幸存者们返回了奈梅亨。
此时，德军开始猛烈炮击上船地区，迫击炮弹尖叫着呼啸而来。当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跟在一队士兵后面跑向一条船时，炮弹在人群之中爆炸了。“我毫发无损，”沃尔特斯回忆说，“但在我的周围躺着8具尸体，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他给伤员打了一针吗啡，抱着他上了船。在那条已经超载的船上，没有沃尔特斯的立足之处，于是他下了水，挂在船舷边上被拖着过了河。摇摇晃晃地上了南岸后，他当即瘫倒在地。
黎明时分，撤离船队几乎被摧毁了，然而那些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仍冒着迫击炮、火炮和重机枪的火力，继续用幸存下来的船只运送官兵过河。第11伞兵营的阿瑟·希尔伍德（Arthur Shearwood）二等兵发现，加拿大工兵正在把一些伤员抬进一条小船，其中一个加拿大人向希尔伍德示意，要他也上船。小船的尾挂发动机无法再次启动，加拿大人便要求所有仍然带着步枪的人用枪托划水，希尔伍德随手拍了拍他前面的那个人。“出发了，”他说道，“开始划。”那个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希尔伍德。“我没法划，”他说道，同时指着绑满绷带的肩膀，“我丢了一条胳膊。”
临近拂晓时刻，罗伯特·凯恩少校已经把他的部下全都送过了河。他与“罗博”·罗宾逊军士长一起在岸上等候着船只前来解救自己，却似乎再也没有船驶过来。在另外一群人当中，有人指着一条在水里上下起伏、被子弹打出一些窟窿的冲锋舟，于是有伞兵游过去把它拉了回来。上船后，凯恩和鲁宾逊用枪托划起水来，而那些仍然戴着钢盔的伞兵则从船里向外舀水。来到南岸之后，宪兵指引他们去了一座谷仓。在谷仓里，凯恩最先认出来的人是希克斯准将。准将立即走了过来。“噢，”他说道，“这儿有一名军官，起码他刮过脸了。”凯恩疲倦地咧开嘴笑了。“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官！”他说。
在德军的炮火轰击下，位于环形防线边缘的几十名士兵仍然在雨水中挤作一团。尽管有一两条船试图在烟幕的掩护下过河，但撤离行动已经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下继续展开了。有的人试图游泳过河，但要么被湍急的水流吞没，要么被敌人的机枪火力打死。有些人幸运地过了河，有些伤员只能无助地坐在滂沱大雨中，或者向往走回到环形防线里的医院去。许多人决定先躲藏起来，一直等到天黑后再设法回到南岸，最终，有几十个人用这种方式成功地逃脱了。
在南岸边和德里尔村内，精疲力竭、满是污垢的官兵正在寻找他们的部队——或者说是寻找他们所在单位的剩余人员。空降先导员中的斯坦利·沙利文中士——就是曾在学校的黑板上写下豪言壮语的那位——记得，有人问道：“第1伞兵营在哪里？”一名下士立即站起来说道：“在这里，长官！”在他的身旁，几名又湿又脏的士兵忍着剧痛，笔直地站了起来。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在人群中寻找着自己连里的其他人，但他没有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克里斯蒂突然感到泪水刺痛了他的双眼，他不知道第2机降轻型炮兵连中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幸存下来。
在前往德里尔的路上，厄克特将军来到了托马斯将军的师部。他拒绝进去，而是站在雨中等候，同时让他的副官罗伯茨上尉去安排车辆。这并无必要，当厄克特在外面站着的时候，布朗宁中将派来的吉普车已经到了，一名军官将护送厄克特返回军部。少将一行人来到了奈梅亨南郊的一幢房子里。“布朗宁的副官哈里·凯特少校把我们领入了一个房间，提议我们把湿衣服都换下来。”厄克特说道。这名骄傲的苏格兰人拒绝了，“我任性地要求就穿成这样会见布朗宁——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样子，他要见我们也只能看到这副样子。”经过了长时间等待之后，布朗宁出现了，“还是一如既往衣着整洁”，厄克特认为他的样子就像“刚刚接受检阅归来，而不是在战斗之中从床上惊醒”。面对军长，厄克特只是说道：“对不起，事情的结局并不像我本来希望的那样好。”布朗宁给他倒了杯喝的，回答说：“你已经尽力了。”后来，厄克特在进入安排给他的卧室后发现，在很长时间里都渴望能睡上一觉的自己现在却难以入眠。“在我的脑海里和我的良心之中，”他说道，“有太多的事情了。”
要考虑的事情确实很多。第1空降师被牺牲掉了，陷入一场近乎自杀的战斗中。厄克特麾下最初拥有的10 005名官兵中，只有2 163名空降兵得以渡过莱茵河回来，外加160名波兰人和75名多塞特郡团第4营的人。在经历了9天的激烈战斗之后，这个师将近1 200人阵亡，6 642人失踪、负伤或者被俘。后来证实，战斗中德军也蒙受了惨重损失：伤亡了3 300人，其中阵亡1 100人。
在阿纳姆的冒险结束了，“市场—花园”行动也随之落下帷幕，现在除了撤退和巩固地盘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战争还将继续打下去，直到1945年的5月。“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空降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尽管蒙哥马利断言行动的成功概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但他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种安慰性的修辞手法。除了阿纳姆之外，所有的目标都拿下了，但没有攻占阿纳姆，其他一切就毫无价值。作为对付出如此多的勇气和牺牲的回报，盟军赢得了一个80公里长的突出部——但从这个突出部哪里也去不了。”[5]
也许是估计到能从阿纳姆撤出来的人屈指可数，所以后方根本没有准备足够多的交通工具来运送这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许多人已经吃尽了苦头，但现在又不得不徒步返回奈梅亨。在道路上，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1中队副中队长罗兰·兰顿上尉站在冰冷的雨水中注视着第1空降师的战友归来。当又脏又累的战友们踉跄走来时，兰顿后退了。他知道，自己的中队在从奈梅亨冲向阿纳姆的过程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然而他仍然感到不安，“几乎不好意思同他们打招呼”。爱尔兰禁卫团的另一名士兵默默地站在道路边，一名伞兵走到与他并排的时候问道：“老兄，你们到底去哪儿了？”禁卫团的那名士兵平静地回答道：“我们已经不停地打了5个月的仗。”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威廉·切内尔下士听见其中一名空降兵说道：“哦？你们一路行驶得顺利吗？”
当士兵们陆续返回时，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的军官正查看着每一张脸。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分队长埃里克·麦凯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队者曾英勇地坚守在阿纳姆大桥边上的校舍里，麦凯上尉后来逃了出来，并成功到达了奈梅亨。现在他在寻找着中队里的其他成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能抵达阿纳姆大桥，但麦凯信念坚定，在从奥斯特贝克突围而出的空降兵行列里寻找他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脸，”在谈到那些空降兵的时候他说，“那些疲倦的脸都拉得老长，令人难以置信。不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挑出一个老兵来——一张带有‘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脸，好像他永远也不会被打败。”麦凯在道路边待了整整一个晚上，“我没有看见一张我认识的脸，当我继续注视着士兵们的时候，我恨每一个人。不论对这件事负责的人是谁，我都恨他，我恨这支军队，因为它犹豫不决。我想到了生命的逝去，想到了一个优秀的师就这样被白白地葬送掉，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当麦凯回到奈梅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在那里，他开始在集合点和士兵的临时营房里继续查找，决心一定要找到他的部下。在第1伞降工兵中队的200名工兵中，包括麦凯本人在内只回来了5个人。[6]
在莱茵河北岸，一些士兵和平民由于工作需要或者伤势而被留了下来。因为撤离时间太晚而无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们就蹲在空荡荡的战壕和机枪巢里。对这些幸存者来说，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了。在支离破碎的环形防线里，他们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第16伞降野战医疗队的医护兵塔菲·布雷斯下士把最后能够行走的伤员送到了河边，结果发现此刻岸边空无一人。就在伤员们挤作一团的时候，布雷斯看见一名上尉走了过来。“我们该怎么办？”那名军官问布雷斯，“再也不会有船来了。”布雷斯看了看那些伤员。“我想我们得待在这里，”他说道，“我不能离开他们。”那名上尉摇了摇头。“祝你们好运，”他对所有人说道，“我要试着游过去了。”布雷斯最后看见那名军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运，”布雷斯喊道，“再见！”
第181机降野战医疗队的外科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仍在塔费尔贝格旅馆里坚持着，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对他来说，“师部的撤离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药丸”，但他仍然继续完成手上的工作。里格比―琼斯与医疗小组中的医护兵们一起，在旅馆内外的每一幢房子里搜寻，把受了伤的人带回来。这些医护兵经常抱着伤员来到集结地点，把他们抬上德军的卡车、救护车和吉普车，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前往战俘营。
在斯洪奥德旅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佩尔上尉睡了整整一个晚上，惊醒后他确信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接着他意识到眼前的安静很不寻常。他匆匆走了出去，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医护兵站在窗前，窗外的一切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佩尔走过来时，医护兵转过身来。“全师都撤走了！”他说道。佩尔并没有被告知撤离的事情，他盯着医护兵说道：“你疯了，伙计。”医护兵摇了摇头：“你自己看看吧，长官。我们现在确实成了俘虏。我们这伙人得撤退了。”佩尔无法相信。“长官，”医护兵说道，“你得向伤员们公布这个消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佩尔走遍了这座旅馆。“每个人都试图情绪高昂地接受它，”他回忆说，“但实际上我们全都极度沮丧。”然后，在那间仍然收容着大多数伤员的大房间里，一位士兵坐在钢琴面前开始弹奏流行歌曲。士兵们放声高歌，佩尔也不由自主地与他们一起唱起来。“在经历了最后几天地狱般的日子之后，这样做是奇特的，”佩尔说道，“德军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怪异举动，但要解释起来也很容易。那种提心吊胆，那种被丢在后方的感觉，让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极大反转。除了唱歌之外，我们没有事情可做。”后来，当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和其他荷兰平民准备离开，到德军医院去照顾伤员的时候，佩尔遗憾地向他们挥手道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受苦，忍饥挨饿，然而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当最后一辆救护车消失时，佩尔和医护兵们把他们少得可怜的个人物品装上了一辆德国卡车。“德军过来帮我们忙，”他回忆说，“敌意奇怪地消失了。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卡车驶离时，佩尔闷闷不乐地凝视着已成为黑色废墟的斯洪奥德旅馆，“那里曾经创造出绝对的奇迹”。他“坚信，第2集团军渡过莱茵河，再次夺取这个地区只不过是一两天之内的事情，也许就是在今天晚上”。
在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向已经成了俘虏的伤员们道别。她拉着一辆手推车，在5个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尔多伦。没走多远，她停了下来，回望着曾经是她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区牧师住宅。“一缕阳光照射着一张挂在房顶上的鲜艳的黄色降落伞，”她写道，“鲜亮的黄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见了，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
年轻的安妮·范马南也在前往阿珀尔多伦的路上，当红十字会的汽车和救护车载着来自塔费尔贝格旅馆的伤员经过时，她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父亲。安妮与她的姨妈和兄弟一起，凝视着她在过去整整一个星期里逐渐认识的熟悉面孔。当一辆卡车经过时，安妮终于看见了父亲——她的爸爸就坐在车上。她朝他尖叫着，跑了过去。卡车停下了，范马南医生从车上爬下来迎接他的家人。他热烈地拥抱她们所有人。他说道：“我们从未这么贫穷，也从未这么富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但我们拥有彼此，而且我们还活着。”当范马南医生又回到车上照料伤员的时候，他安排家人到阿珀尔多伦见面。当他们走在上百个难民中间的时候，安妮回过头望着来路。“天空是鲜红的颜色，”她写道，“就像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鲜血一样。我们四个人全都活着，但在这个毫无希望的星期结束时，战斗在我的灵魂之中留下了烙印。光荣属于我们所有亲爱的、勇敢的英国兵，属于所有为了帮助和拯救他人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在德里尔，科拉·巴尔图森一觉醒来后发现寂静得有些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科拉由于受伤而躯体僵硬、疼痛，又为这寂静感到困惑，于是一瘸一拐地走到了外面。烟雾从村子中心以及河对面的奥斯特贝克滚滚升起，但枪炮声消失了。科拉跨上自行车缓慢地朝村里蹬去。街上空无一人，部队撤离了，在远处，她看见一支朝南开往奈梅亨的车队中的最后一辆车。德里尔村中变成废墟的教堂附近，只有一些士兵在几辆吉普车旁边逗留。科拉突然意识到，英军和波兰军队正在撤退，战斗已经结束了，德军很快就会回来。当她走向那一小队士兵的时候，损毁的教堂尖塔上的钟响了起来。科拉抬起头，看见坐在钟楼上的是一名空降部队的伞兵，头上包着绷带。“出了什么事？”科拉喊道。“全都结束了，”伞兵喊道，“全都结束了。部队已经全部撤离。我们是最后一批。”科拉抬头凝视着他：“你为什么敲钟？”伞兵再次踢了一下钟。钟声在德里尔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上空回响，然后逐渐消失。伞兵低头看着科拉。“看起来这就是此时应该做的正事。”他说道。
“我的看法——也许是偏见——是，如果这次战役从一开始就得到适当的支持，并给予作战行动所必需的飞机、地面部队和后勤给养的话，那么，尽管有我的过错、不利的天气和出现在阿纳姆地区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这次战役仍然会获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场—花园’行动顽固的倡导者。”
——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
《蒙哥马利回忆录：阿拉曼的蒙哥马利》，第267页。
“我的国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马利另外一次奢侈的胜利了。”
——荷兰亲王伯恩哈德致本书作者
[1] “这批坦克是在凌晨的时候到达的，”哈梅尔旅队长在9月24日的作战日志附件6中特别提道，他又补充说，“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部把这支部队的大半兵力——也就是45辆虎式坦克——分配给了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原注
[2] 加里波利（Gallipoli），土耳其西北的狭长半岛，今土耳其盖利博卢（Gelibolu）半岛，构成达达尼尔海峡的北岸，属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协约国与土耳其曾在此爆发激烈战斗。当时协约国试图用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失败后便决定进攻加里波利半岛，希望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为俄国在黑海的各个港口打开运送补给物资的航线。尽管土耳其人的局势很不利，但协约国也未能抓住这个机会，结果整场战役陷入了痛苦的阵地战。双方在各自蒙受了25万人的伤亡之后，协约国于1916年1月成功地从半岛撤离。
[3] 《轻骑兵旅的冲锋》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是英国桂冠诗人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的一首名诗，是为了纪念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轻骑兵旅于1854年9月26日发起的一次著名冲锋。英勇的冲锋最终完成了任务，但参战的673名官兵中有247人阵亡或者负伤。当时轻骑兵旅向一个三面有俄军重兵把守的山谷发起进攻，这次冲锋实际上只是为了非常小的战术目标，但却使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轻骑兵部队蒙受了惨重伤亡。
[4] 那些孩子永远也看不到这些字了。9月27日，在一次针对荷兰人的野蛮报复行动中，德军命令阿纳姆地区的居民全部撤离。阿纳姆和周围的村庄将无人居住，一直到加拿大军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14日解放该地为止。——原注
[5] 见约翰·C.沃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中的空降行动》，第146页。——原注
[6] 根据现有资料，第1伞降工兵中队的3个分队共有143人参战，其中阵亡20人，突围13人，失踪和被俘110人。
伤亡小记
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伤亡数字，超过了规模庞大的诺曼底登陆。大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在登陆日，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24个小时里，盟军损失的兵员总数为10 000～12 000人。而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9天里，合计损失——也就是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的阵亡、负伤和失踪人员，达到17 000人以上。
英军的伤亡是最高的，达到13 226人。厄克特的师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在阿纳姆的10 005名官兵中，包括波兰军队和滑翔机飞行员，伤亡总数为7 578人。除了这个数字之外，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损失是294人，这使得负伤、阵亡和失踪人员的总数到达7 872人。霍罗克斯的第30军损失了1 480人。英军第8军和英军第12军损失了3 874人。
美军的损失，包括滑翔机飞行员和美军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据估计为3 974人。加文准将的第82空降师损失了1 432人，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损失了2 118人，空勤人员损失424人。
德军的完整伤亡数字仍然不为人知，不过在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公认的伤亡数字达到3 300人，其中1 300人[1]阵亡。然而，在“市场—花园”行动战役的整个战区，莫德尔的部队损失要大得多。从内佩尔特的出击开始，然后沿着“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在奈梅亨、赫拉弗、费赫尔、贝斯特以及艾恩德霍芬进行的战斗中，有关德军阵亡、负伤或者失踪的数量目前尚找不到确切统计。尽管如此，在采访了德军指挥官以后，我还是愿意保守地估计，B集团军群的损失起码达到了7 500～10 000人，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阵亡。
荷兰平民的伤亡又怎样呢？谁也说不清楚。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的死亡人数据说是较低的——不到500人，但并没有确切资料能证明这一点。我听说，如果将整个“市场—花园”行动战役，从阿纳姆防区组织的强行撤离与之后那个可怕的、饥寒交迫的冬天造成的全部平民伤亡人数相加，死亡、负伤和失踪的总数将高达10 000人。
[1] 不知为何，正文中德军阵亡数字写的是1 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