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贝克，这场战争中“安静的孤岛”现在已经成了交战的核心地区。在不到72小时的时间里——从星期三以后——这座镇子就被炸得一塌糊涂，火炮和迫击炮把它轰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小镇宁静的秩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遭到蹂躏后的光秃秃的衰景：地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和交错纵横的战壕；木头和钢铁的碎片把小镇搞得一片狼藉；红砖粉末混杂着灰烬，仿佛给一切都罩上了一层脏兮兮的色彩。在被火烧得焦黑的树上，衣服和窗帘碎片在风中怪异地飘动着，废弃的黄铜弹壳在街道上深及脚踝的尘土中闪闪发亮。道路上建起了临时路障，用的材料是烧坏了的吉普车和其他车辆，以及树木、门、沙包、家具——甚至还有浴缸和钢琴。在被部分拆毁的房子和棚屋后面，在街道两侧以及被炸成废墟的花园里，并排躺着士兵和平民的尸体。度假旅馆现在变成了哀号遍地的医院，孤零零地伫立在草坪中，附近则到处乱放着家具、绘画和打碎了的灯具；而有着花哨条纹的顶棚本来是给宽大的阳台遮阳的，现在却变成了悬挂在支架上的肮脏的碎布片。几乎每幢房子都被击中了，有一些被烧毁了，镇子里连几扇完整的窗子都没剩下。德国人现在把这片毁灭之海称为“巫婆的大锅”[1]，在这里，荷兰老百姓——大约8 000～10 000名男人、女人和孩童——要挣扎着活下去。他们拥挤在地下室里，没有煤气和水电，而且就像许多被包围在防线内的英军一样，也几乎没有食物。这些平民悉心照料着为解放荷兰而负伤的英国军人，但当德国军人负伤时，他们同样会去救护那些曾经的征服者。
斯洪奥德旅馆现在是位于前线的一个主要的伤亡人员收容站。旅馆主人的女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Hendrika van der Vlist）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切。我们周围躺满了伤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奄奄一息。若是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变得超然于曾经所依恋的一切。我们的财物失去了，我们的旅馆已经千疮百孔，但我们甚至都不曾留恋它们——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留恋它们。如果这场战斗既要夺去英国人的生命，又要夺去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将义无反顾地献身。
在车道边的田野里和屋顶上，在建筑物废墟中那些被堵住充当掩体的窗子后面，在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附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四周的鹿苑里，精神紧张、眼睛凹陷的伞兵们被部署在阵地上。炮击的轰鸣声几乎没有中断过，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被震聋了。在奥斯特贝克，英国人和荷兰人被震得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时间变得毫无意义，所有事情都变得模模糊糊。士兵和平民彼此安慰着，希望能得到解救，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又对生死抉择感到释然了。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营长罗伯特·佩顿―里德中校着重提及：“在一切艰苦当中，睡眠缺乏带来的浓浓困意是最让人难以抵御的。士兵们的疲惫竟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似乎就是睡觉。”正如第10伞兵营B连副连长本杰明·贝蒂·克莱格（Benjamin Beattie Clegg）上尉所说：“我记得，那种疲倦超出了其他任何东西——不少人认为如果能睡上一觉，哪怕被杀死也值了。”滑翔机飞行员团第2联队E中队第12小队的劳伦斯·戈德索普（Lawrence Goldthorpe）中士觉得自己太累了，以至于“有时我甚至希望自己能负伤，这样就可以躺倒休息一下”。但任何人都得不到休息。
在环形防线的各处——从指尖状的突出部北端那座白色的德赖耶尔奥特旅馆（Dreyeroord，英军将其称为“白宫”），一直延伸到奥斯特贝克下首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士兵们打着一种混乱得让人难受的仗，进攻方和防御方的装备及兵力疯狂地搅和在了一起。英军空降兵往往发现，自己使用的是缴获的德军弹药和武器，而德军坦克正在被他们自己人布下的地雷炸毁；德军驾驶着缴获来的英军吉普车——那些本来打算空投给英军空降部队的补给物资反而被德军利用。“那是我们打过的最廉价的仗，”霍亨施陶芬师师长哈策尔回忆说，“我们有免费的食品、香烟和弹药。”双方在阵地上反复展开拉锯战，次数如此之多，导致没有几个人有把握确认，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阵地会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在环形防线沿线各处地下室里躲避的荷兰人来说，这种持续不断的拉锯更为可怕。
化学工程师扬·福斯凯尔把全家——他的岳父岳母、妻子贝尔莎，以及9岁的儿子亨利——搬到了翁德瓦特(Onderwater)医生家里，因为医生家用沙包加固的地下室似乎要安全一些。激战达到高潮时，英军的一个反坦克小组就在他们楼上作战。几分钟后，地下室的门猛地被打开了，一名党卫军军官带着几名士兵出现在众人眼前，要求检查人群中是否藏了英国人。小亨利正在玩一个英军战斗机的翼炮弹壳。那名德国军官举起炮弹壳，立即警觉了起来。“这是英军机炮上的，”他喊道，“每个人都上楼去！”福斯凯尔清楚，地下室里的人将会被全部枪毙，他迅速站了出来。“瞧，”他告诉军官，“这是英军飞机上的弹壳，我儿子发现了它，纯粹是为了玩。”那个德国人出乎意料地向他的部下示意，于是德国人上了楼，没有伤害这些荷兰人。过了一些时候，地下室的门又一次被推开了，英军伞兵令人宽慰地进了屋子。福斯凯尔认为他们的样子“很奇异，穿着伪装服，头盔上仍然插着树枝。他们就像圣尼古拉[2]一样，分发了巧克力和香烟，那是他们刚刚从德军的补给卡车里缴获的”。
艾尔弗雷德·琼斯二等兵是伯纳德·威尔逊少校麾下的空降先导员，他也卷入了混乱的战斗之中。在斯洪奥德旅馆附近的一处十字路口，琼斯和一个排的人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看见一辆德军军官座驾迎面驶来。不知所措的伞兵们瞪大眼睛瞧着，只见那辆车在他们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看得目瞪口呆，”琼斯记得，“只见司机为军官打开车门，向他行了一个纳粹的举手礼，然后军官便朝房子走去。”琼斯回忆说，随后“我们幡然醒悟过来，排里有人开火，把司机和军官全都俘虏了”。
有一些与敌人的遭遇战却显得多少有点人情味。滑翔机飞行员团第2联队F中队的分队长迈克尔·威廉·朗（Michael William Long）中尉率领一支战斗巡逻队，在丹嫩坎普(Dennenkamp)十字路口附近的环形防线北突出部，穿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与一名年轻的德国兵迎面相遇。那个德国兵端着一支MP 40冲锋枪，而朗手里拿的是一把左轮手枪。中尉喊叫着让手下的士兵散开，随后双方几乎同时开火，但那个德军士兵的动作比他更快“一点儿”。朗的大腿中弹倒在地上，那个德国兵“只是右耳朵被子弹擦伤”。让朗中尉惊恐的是，德国兵扔过来一颗手榴弹，“在离我大约半米远的地方落了地”。朗发疯似的把那颗“木柄手榴弹”踢到一边，手榴弹爆炸后没有伤到朗。“他搜了我的身，”朗回忆说，“从我的口袋里取出两枚手榴弹，朝躲在林子里的我军扔去。然后他平静地坐在我的胸口上，端起冲锋枪开火。”当德军士兵向灌木丛扫射时，炽热的弹壳落下来，掉进了朗中尉敞开的作战服领子里。朗恼火了，推搡着德国兵，指着那些弹壳叫喊道：“太烫了（Sehr warm）。”德军士兵一边射击一边回应道：“哦，是的！”于是他挪动了一下身子，这样一来弹壳就落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德国兵停止了射击，再次搜了朗的身。他正要拿走中尉的急救包，这时朗指着自己的大腿，而德军士兵则指着自己被朗的子弹擦伤的耳朵。在灌木丛里，他们的四周全是枪声，两个人互相包扎了彼此的伤口。然后朗被押走了，做了俘虏。
环形防线正被缓慢地压缩着，这一切仿佛已成定局——因为英军官兵大多死于激战或者当了俘虏，幸存者往往也伤痕累累。乔治·贝利斯上士是名滑翔机飞行员，他把自己跳舞用的轻便平底鞋带到了荷兰，因为他认为荷兰人喜欢跳舞。在花园中的一条经过伪装的狭长堑壕里，德国士兵“眨着眼睛示意他出来”，贝利斯靠着墙和其他人并排站着，遭到了搜身和审问。贝利斯没有理会审问他的人，而是平静地取出了一面手镜，检查着他满是污垢、没有剃须的脸。他问那个德军士兵：“今晚镇里会有一场舞会吗？你大概也不知道答案，对吧？”随后贝利斯就被德军士兵押走了。
其他伞兵确实听到了舞会音乐。从德国人的喇叭里传来了二战时期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是格伦·米勒[3]的《来劲儿》。在阵地上，形容枯槁的伞兵们静静地听着。当唱片播放结束的时候，一个说英语的声音告诉他们：“第1空降师的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伦纳德·M. 奥弗顿（Leonard M. Overton）中士“现在充分预料到，反正不会活着离开荷兰了”，他和附近的每个人都用武器做出了回答。劳伦斯·戈德索普中士也听见了喇叭里的话。几个小时以前，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一个装有补给品的空投箱，结果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食品或者弹药，而是红色贝雷帽。现在，当他听见“投降，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他叫喊道：“滚开，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他举起了自己的步枪。树林和战壕里的其他人也怒吼起来，各式枪械凶猛地吐着火焰——那是被激怒的伞兵在对准喇叭射击。那个声音突然消失了。
在德国人看来，投降似乎是英国人唯一明智的选择——边民团第1营支援连连长理查德·亨利·斯图尔特（Richard Henry Stewart）少校就发现了这一点。斯图尔特被俘了，由于德军发现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于是把他带到一处大型指挥部里。他对当时面见的那名德国指挥官记忆犹新。比特里希将军“是个身材修长的人，大概40岁出头或者45岁左右，穿着黑色的长皮夹克，戴着帽子”。斯图尔特回忆说，比特里希并没有审问他，“他只是告诉我，他想要我去找我的师长，劝他投降，以便使该师免于被消灭”。斯图尔特客气地拒绝了。那位将军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套，他告诉我，我有权拯救‘自己祖国那些鲜花盛开般的青年’”。斯图尔特再次拒绝道：“我不能这样做。”比特里希继续敦促他。斯图尔特问道：“长官，如果我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您的回答会是什么呢？”那名德国指挥官缓慢地摇了摇头：“我的回答会是‘不’。”斯图尔特说道：“那也是我的回答。”
尽管比特里希“从未看到有别的士兵像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英军那样奋力作战”，但他不仅继续低估了厄克特的部下的决心，还错误地理解了波兰军队在德里尔的空降行动。比特里希虽然认为，波兰伞兵的到达对陷入包围的英军第1空降师是“一种士气上的鼓舞”，但他却判断，索萨博夫斯基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德军后方，并阻止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到达奈梅亨地区——这支部队现在正使用着阿纳姆大桥。他认为，波兰军队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干预了针对奥斯特贝克的战斗行动”，命令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急调他的装甲营南下。强大的克瑙斯特战斗群目前得到了25辆近60吨重的虎式坦克和20辆豹式坦克[4]，它的任务是守卫埃尔斯特，阻止波兰军队到达阿纳姆大桥南端，同时阻止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他们会合。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在重组之后，奉命“要把奈梅亨地区的英美联军赶回到瓦尔河”。在比特里希看来，英军从奈梅亨发起的大举猛攻才是最大的威胁，而厄克特的师已经被牵制住并被消灭了。他根本没想到波兰军队的目标是增援厄克特的桥头堡，比特里希的策略——形成错误的原因——将决定第1空降师的命运。
9月22日，星期五一大早，当克瑙斯特的坦克抵达埃尔斯特时，厄克特少将得到了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的消息。昨天夜间，厄克特通过“幽灵”小队发出了两封电报，告知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渡口已无法使用。然而霍罗克斯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第30军军长的电报内容是：“命令第43步兵师在今天冒一切风险把第1空降师救出来，行动目标是渡口。如果形势许可，你应该撤退到渡口或者渡河到南岸。”厄克特回答说：“我们将很高兴看到您。”
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酒窖里——“这是仅存的唯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厄克特回忆说——将军与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进行了商谈。“最后的任务在我们看来是勉为其难了，”厄克特记得，“但我感到，我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实现救援——而且是立即实现。”
伞兵们将通常在黎明时分进行的迫击炮轰击称为“清晨的仇恨”。现在，屋子外边“清晨的仇恨”已经开始了。遭到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摇晃起来，发出了回响，那是落点很近的炮弹爆炸产生的震荡。备受折磨的厄克特不知道他们还能够坚守多久。当初在阿纳姆空降场着陆的空降部队，总共有10 005人——有8 905人是第1空降师的官兵，1 100人则是滑翔机飞行员和副驾驶——而厄克特现在估计，他手头只剩下不到3 000人了。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他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尽管厄克特现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建立了通信联系，但他却认为，那两位高官并不了解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我确信，”厄克特说道，“霍罗克斯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困境。我得想法让他知道形势的紧迫和严峻。”他决定派麦肯齐中校和昵称“埃迪”（Eddie）的埃德蒙·查尔斯·沃尔夫·迈尔斯（Edmund Charles Wolf Myers）中校前往奈梅亨，去见布朗宁和霍罗克斯。迈尔斯是师工兵主任，“他将处理渡河过程中人员和补给物资的特殊安排”。“我被告知，”麦肯齐说道，“头等大事是要向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强调，这个师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聚集在一起苦苦支撑的人。”厄克特认为，部队忍耐的极限已经到了。而麦肯齐更要向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得不到兵员和补给物资的补充，一切就可能太晚了”。
当麦肯齐和迈尔斯准备动身时，厄克特站在一边。他知道，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危险，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似乎也有理由假定——如果霍罗克斯的电报可信，而且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进攻会按预定时间发动——等到麦肯齐和迈尔斯过河的时候，某条通向奈梅亨的路线可能已经被打开了。在两人离开之时，厄克特“对查尔斯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告诉他要努力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查尔斯说他将竭尽全力，我知道他会的”。迈尔斯和麦肯齐带上了一条橡皮艇，然后乘坐吉普车前往奥斯特贝克南部的莱茵河边。
16公里之外，在瓦尔河北部的奈梅亨地区，26岁的男爵理查德·约翰·罗茨利（Richard John Wrottesley）上尉此时正坐在一辆装甲汽车里，准备下达出发命令——他是第2王室骑兵团C中队第5分队的分队长。他在夜间得到命令，要率领一支侦察中队的先头分队给攻击前进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开路，并与空降部队取得联系。前一天，爱尔兰禁卫团所部的坦克被敌人挡住了去路，从那时开始罗茨利就“充分意识到了德军在奈梅亨北部的实力”。他从未得到过德里尔的波兰军队的消息，也没有得到过第1空降师的消息，因而“得有人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年轻的罗茨利记得，他所在的中队的任务，就是要“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撕开一条血路冲过去”。罗茨利认为，如果避开那条从奈梅亨延伸到阿纳姆的主干道，转而走西边那些纵横交错格子般的二级支路，就能获得一个较好的机会。他将在清晨浓雾的掩护下，从敌人的防御工事当中快速冲过，清晨的雾气“有助于我们旗开得胜”。天刚亮，罗茨利就下令出发。他的两辆装甲汽车和两辆侦察车迅速消失在了浓雾中，紧随其后的是阿瑟·文森特·扬（Arthur Vincent Young）中尉率领的另一个分队。这支部队迅速行进，在奥斯特豪特的西边转弯，沿着瓦尔河的河岸走了大约10公里，然后绕了一圈回来，直插正北方的德里尔。“在某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几个德国人，”罗茨利记得，“但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吃惊。”两个半小时以后，即9月22日星期五上午8点，“市场—花园”行动中的地面部队与英军第1空降师实现了第一次会师——这个场面在蒙哥马利的展望中本该于战役发起后的48小时内就出现，但现在已经被拉长成了4天零18个小时。由于禁卫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星期四的大胆尝试，罗茨利和扬中尉没放一枪一炮便到达了德里尔和莱茵河畔。
跟随在他们身后的H. S. 霍普金森中尉率领的第3分队则遇上了麻烦。清晨的雾突然散开了，这个单位暴露出来，并遭到了敌军装甲部队的攻击。“第一辆车的驾驶员里德立即被打死了，”霍普金森说道，“我上前去帮忙，但那辆侦察车正在熊熊燃烧。敌人的坦克继续朝我们开火，我们被迫撤退。”就那么一会儿，德国人再次关闭了通往厄克特的第1空降师的救援通道。
从一开始就不断干扰着“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奇怪而又危害巨大的交通瘫痪，现在正开始加剧。9月22日，星期五，黎明时分，人们等待许久的托马斯将军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将要从奈梅亨向前突破，去帮助仍然在埃尔斯特受阻的禁卫装甲师的坦克纵队。计划要求一个旅——第129旅——沿着高架公路的两侧进军，穿过埃尔斯特前往阿纳姆；与此同时，第二个旅——第214旅——要在更西边的地方发起进攻，穿过奥斯特豪特镇，然后朝德里尔和渡口发起攻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塞克斯师的官兵从埃斯科运河赶来竟用了差不多3天时间，而这段路程只有100公里左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敌人不断对部队行进的“走廊”发起进攻所致，但有些人后来指责说，这是办事讲究条理的托马斯过分小心造成的恶果，他的师就是步行走完这段距离也会比现在的速度更快。[5]
眼下灾难又再次降临在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身上了。令第214步兵旅旅长埃塞姆准将极度失望的是，他的先头营——萨默塞特轻步兵团第7营——迷路了，未能在21日夜间渡过瓦尔河。“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当这个营终于抵达时，埃塞姆愤怒地质问其营长。该营在奈梅亨被人群和路障耽搁了，几个连在混乱中分散开，被指引着过了错误的桥。埃塞姆利用黎明的浓雾掩护朝德里尔大举猛攻的计划流产了，这场双管齐下的进攻直到上午8点30分才开始。在明媚的阳光下，第2王室骑兵团的侦察队让敌人提高了警惕，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严阵以待。9点30分，奥斯特豪特的一名足智多谋的德军指挥官熟练地运用坦克和炮兵，成功地把第214步兵旅压制得动弹不得；而第129步兵旅在突向埃尔斯特，试图支援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禁卫团所部时，遭到了克瑙斯特少校集结起来的坦克群的猛轰，比特里希将军曾命令这支坦克部队南下以粉碎英美联军的大举猛攻。在厄克特看来，在这个关键的星期五，英军第1空降师的命运将由第30军的解围行动决定。但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直到傍晚时分才攻占奥斯特豪特——时间太晚了，在夜间无法大规模调动部队去帮助被包围在奥斯特贝克的空降兵。
其他人像埃塞姆一样，也对进攻行动的迟缓感到愤怒。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中校率领着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6]，他无法理解“是什么把每件事情都耽搁了”。他知道，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与第1空降师的接头时间已经比计划的时间表晚了3天，他不安地意识到更高级别的指挥官同样在担忧当前的困境。星期四，他遇见了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将军问他：“乔治，你要做些什么？”泰勒毫不犹豫地提出，想在星期四晚上急速调派一支特遣部队，带上满载补给品的载重2.5吨的水陆两用运输车前往莱茵河。“我的主意在将军眼中完全是瞎猜，”泰勒回忆说，“霍罗克斯显得有点吃惊，就像人们在听天方夜谭时所表现的那样——他随后迅速转移了话题。”
泰勒不耐烦地等待着让他的营渡过瓦尔河的命令。直到星期五中午，才有一名少校——他是第30军的参谋——过来告诉他，他的营将得到两辆装有补给品和弹药的水陆两用运输车，需要将它们带到德里尔去。除此以外，泰勒还将得到第4/7龙骑兵禁卫团的一个坦克中队的支援。“阿纳姆局势危急，”少校说道，“水陆两用运输车今天晚上必须过河。”那两辆满载的水陆两用运输车是星期五下午3点到达集结地的，泰勒有些担心它们能否带上足够的补给品。“想必，”他对他的情报参谋戴维·威尔科克斯（David Wilcox）中尉说，“我们得带上比这更多的东西过河给他们。”
就在这些步兵离开奈梅亨桥头堡的时候，麦肯齐中校和迈尔斯中校来到了德里尔，并与索萨博夫斯基的波兰军队接上了头。他们渡过莱茵河的过程顺利得令人惊讶，“敌人只朝我们开了几枪，”麦肯齐说道，“而且子弹是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的。”在莱茵河南岸，一场大规模战斗正在进行，波兰军队正面临着德军强大的攻势，死死抵挡着从埃尔斯特和阿纳姆方向赶来的敌人步兵发起的冲锋。麦肯齐和迈尔斯在莱茵河南岸等波兰人过来接头还花了一点儿时间。“已经用无线电通知他们了，要他们密切注意我们，”麦肯齐说道，“但战斗打得如火如荼，索萨博夫斯基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骑着自行车被护送到索萨博夫斯基的旅部。
发现第2王室骑兵团的部队让麦肯齐很是振奋，但他试图赶到奈梅亨与布朗宁将军会面的希望却迅速破灭了。对罗茨利男爵和亚瑟·扬中尉来说，霍普金森的第3分队的装甲侦察车辆未能到达德里尔，这意味着德军已经从后面把他们包围了；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进攻也尚未获得突破。麦肯齐和迈尔斯将不得不继续等待下去，直到有一条路线被打通。
罗茨利回忆说“麦肯齐立即要求用我的无线电与军部联系”。后者经由罗茨利的中队长给霍罗克斯和布朗宁转发了一封长长的明码电报——厄克特的参谋长甚至都没有费心把电文译成密码。罗茨利站在麦肯齐的旁边，听见他“清晰地”说“我们缺乏食物、弹药和医疗用品。我们已经无法再坚持24小时。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和祈祷”。罗茨利第一次意识到“厄克特的师已经陷入了绝境”。
接下来麦肯齐和迈尔斯与索萨博夫斯基进行了交谈，强调了让波兰军队过河的紧迫性。“现在即使只有几个人过去也能改变局面！”麦肯齐告诉他。索萨博夫斯基表示同意，但又问去哪里搞船和筏子——如果顺利的话，要求送来的水陆两用运输车将会在晚上到达。迈尔斯想到，空降部队拥有的几条能装载两人的橡皮救生筏可以串联在一起使用，只要用缆绳将其连接起来，就可以把它们在河的两边来回拉动。索萨博夫斯基“听到这个主意感到很高兴”，他认为这种方式虽然会慢得让人痛苦，但“如果没有遭到抵抗，那么一个晚上也许就能有200名士兵被运送过河”。迈尔斯随后用无线电迅速与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取得了联系，要他们为橡皮救生筏做好安排。这个可怜兮兮而又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已经被定了下来，并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开始。
在河对岸的桥头堡里，厄克特的部下继续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战斗着。然而在环形防线的一些地方，甚至连最坚定的人也对友军的解救行动表示出担心。一种孤独感正在滋长，并降临到了每个地方——就连荷兰人都被传染了。
查尔斯·道·范德克拉普（Charles Douw van der Krap），前荷兰海军军官，在早些时候被安排指挥一支由25人组成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这支武装小队与英军并肩作战，是在厄克特师部的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的建议下组织起来的。扬·艾克尔霍夫曾在星期一帮助斯洪奥德旅馆做好了收容伤亡人员的准备工作，他受命为这个小组寻找德制武器，英国人只能给每个人5发子弹——而且前提是能够找到武器的话。艾克尔霍夫把车一直开到了沃尔夫海泽，但只找到了三四支步枪。起初，这支武装刚刚被任命的指挥官，也就是范德克拉普对这个主意感到欢欣鼓舞，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的部下在与伞兵并肩作战时，一旦被俘会被就地枪决。“英军得不到救援也没有补给，显然是无法坚持下去的，”范德克拉普回忆说，“他们不能武装我们，也不能给我们饭吃，所以我决定解散这个小队。”然而，范德克拉普却继续和伞兵待在一起。“我想战斗，”他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并没有机会。”
年轻的安妮·范马南，原本由于英军空降兵的到来和每天对看到“蒙蒂的坦克”的期盼而激动万分，但现在持续的炮击和不断拉锯的战线却把她吓坏了。“嘈杂声和苦难在继续，”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吓坏了，除了炮弹和死亡之外我什么都想不到了。”安妮的父亲赫里特·范马南医生，与英国医生在塔费尔贝格旅馆里一起工作，一有可能他就把消息带给家人。但在安妮看来，这场战斗已经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我无法理解，”她写道，“街道的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德国人，人们在街道两边彼此杀戮。在房子里打，在楼层上打，在屋子里还打。”星期五，安妮写道：“英国人说蒙蒂随时都会到这里，我不信。让蒙蒂见鬼去吧！他永远也不会来了。”
在斯洪奥德旅馆，英军伤员和德军伤员拥挤在宽大的阳台上，或是躺在接待室、走廊和卧室里。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几乎无法相信今天是星期五。这家医院正在不断易主，星期三，旅馆被德国人攻占了；星期四又被英国人抢了回去；而到了星期五上午，德国人再次把对手赶了出去。但对于医护人员而言，他们更加关心如何让旅馆免遭炮击。一面硕大的红十字会会旗在屋顶上飘扬着，而众多的小会旗则插在庭院周围，但尘土和飞起的瓦砾却往往遮住了这些三角旗。护理员、护士和医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除了不断流动的伤员，他们对其他事情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每天晚上，亨德丽卡只和衣睡上几个小时，起床后便帮助医生和护理员照顾新抬进来的伤员。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开始的时候她注意到，德国人的悲观情绪与英国人的乐观快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现在，在受了重伤的“红魔鬼”当中，有许多人似乎准备坦然接受他们的命运。她给一名伞兵送来了一份量非常少的汤和一块饼干，这家医院所能提供的一顿饭只有这么多。此时这名伞兵指着一个刚刚送来的伤员，“给他。”他告诉亨德丽卡。她掀开那人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穿着德军制服。“是德国人，啊？”伞兵问道。亨德丽卡点了点头。“还是把饭给他，”英国人说道，“我昨天吃过了。”亨德丽卡不解地看着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打仗呢，你知道吗？”她问道。伞兵疲倦地摇了摇头。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内心的恐惧：“我们的镇子是否已经变成了一处最血腥的战场？到底是什么让英军主力部队停滞不前？无论如何，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在翁德瓦特医生家的地下室里，福斯凯尔一家与另外二十来人躲在一起，其中既有荷兰人也有英国人。福斯凯尔太太第一次注意到，地板上因为有鲜血而打滑。在夜里，两名受伤的军官——第10伞兵营B连连长彼得·埃斯蒙德·沃尔（Peter Esmond Warr）少校和第10伞兵营营长肯尼思·鲍斯·英曼·史密斯（Kenneth Bowes Inman Smyth）中校——被英军伞兵抬了进来。两人都受了重伤，沃尔伤在大腿上，史密斯则伤在肚子上。伤员被放在地上后不久，德国人冲了进来，其中有人扔了一颗手榴弹。第10伞兵营的乔治·怀利（George Wyllie）一等兵记得“先是一道闪光，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福斯凯尔太太正坐在沃尔少校的后面，她感到自己的腿“灼热疼痛”，此刻在变得黑暗的地下室里，她听见有人喊：“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她感到有个男人的身体重重地跌倒在她身上，那是艾伯特·威林厄姆（Albert Willingham）二等兵，他为保护福斯凯尔太太跳到了她前面。怀利一等兵看见威林厄姆的背上有一道撕裂的伤口。他记得那个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死去的伞兵则横躺在她的腿上。“我的上帝啊！”怀利在失去知觉之际想到，“我们杀死了一个孩子。”这场激烈的战斗突然结束了。有人点着了一个火把。“你还活着吗？”福斯凯尔太太朝她的丈夫喊道。然后她伸手去找儿子亨利，但孩子对她的召唤没有做出反应——她确信孩子已经死了。“我突然感到什么都无所谓了，”她说道，“无论再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了。”
福斯凯尔太太看到受了重伤的军人和平民都在尖声大叫，在她的前面，沃尔少校的军上衣“血淋淋地敞开着口子”。每个人不是在喊叫，就是在啜泣。“安静，”福斯凯尔太太用英语喊道，“安静！”压在她身上的沉重躯体被人拖走了，随后她看见了旁边的英国兵怀利。“那个孩子站了起来，看得出他在颤抖，他用步枪枪托拄在地上，那把刺刀几乎和我的眼睛齐平。他抽搐着前后移动，试图站稳，动物般的低沉啸声——几乎就像狗吠或者狼嚎——正从他嘴里发出来。”
怀利一等兵的头脑开始清醒了。有人在地下室里点燃一支蜡烛，一名德国军官走了过来，让他啜饮了点白兰地。怀利注意到酒瓶子上有红十字会的标记，标记下面写着“国王陛下的军队”几个字。怀利被带出去时，回头看了看那位“死了孩子的”女士，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7]
那名德国军官要福斯凯尔太太告诉英国人，“他们英勇地战斗过了，表现得很绅士，但现在他们必须投降。告诉他们，战斗结束了。”当伞兵们被带出去的时候，一名德国医护兵替亨利做了检查。“他只是昏过去了，”他告诉福斯凯尔太太，“他的肚子受到了擦伤，眼睛充血红肿，但他不会有事的。”她一声不吭地点了点头。
躺在地上的沃尔少校的肩膀在爆炸中受到重创，骨头直接从皮肤下突出出来，他喊叫着、咒骂着，随后又昏了过去。福斯凯尔太太弯下腰，先用水弄湿自己的手帕，再擦掉少校嘴唇上的血迹。不远处，史密斯中校含糊地说了点什么。一名德军卫兵转向福斯凯尔太太，露出了询问的目光。“他要医生。”她轻声说道。那名士兵离开地下室，几分钟后又与一名德军军医一起返回。后者要检查史密斯的伤势，他对福斯凯尔太太说道：“告诉这名军官，接下来会很疼，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我必须查看他的伤口，让他咬紧牙关。”当他开始脱衣服时，史密斯昏了过去。
天亮后，平民奉命离开地下室。两个党卫军士兵把福斯凯尔太太和亨利抬出去送到了街上，一名荷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指引着他们来到牙医菲利普·克劳斯家的地下室。不过福斯凯尔的岳父母并没有去，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碰运气。在克劳斯的家里，牙医热情地欢迎这一家人。“不要担心，”他告诉福斯凯尔，“会没事的，英国人会赢的。”福斯凯尔站在受伤的妻子和孩子身边，脑海里仍然满是昨夜的恐怖景象，他盯着面前的牙医。“不，”他轻声说道，“他们赢不了。”
尽管许多伞兵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忍耐几乎到了极限，但也清楚地意识到部队快坚持不下去了。第10伞兵营营部连通信排的达德利·理查德·皮尔逊（Dudley Richard Pearson）上士对“被德国人摆布”感到厌倦。在环形防线的北部边缘，他和士兵们被坦克追赶着，被压制在树林里动弹不得，不得不用刺刀一次次把德国人打退。最后，在星期四晚间，皮尔逊一行人在环形防线继续收缩时奉命撤退，他被告知要用烟幕弹掩护撤退行动。这时，他听见不远处有一挺孤零零的“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随即从灌木丛中爬了过去，发现一名藏在树林深坑里的下士。“出来，”皮尔逊告诉他，“我来断后。”那名下士摇了摇头。“我不走，上士，”他说道，“我要待在这里，我不会让那些杂种过去的。”当皮尔逊返回时，他还能听见“布伦”式轻机枪的射击声。他认为形势没有希望了，开始怀疑是不是投降会更好一些。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里，地面上满是纵横交错的堑壕和星罗棋布的散兵坑，因为德军俘虏被允许挖掘掩体以求自保。在网球场附近的一道单兵掩体里，滑翔机飞行员维克托·米勒盯着几米外的一具飞行员遗体。那具尸体四肢伸展着躺在地上，密集的弹雨让人们根本无法去搬动他。米勒看到此前的迫击炮轰击让尸体差不多被树叶和断裂的树枝掩埋了。他不住地盯着他看，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收殓。想到自己死去朋友的容貌将会慢慢干枯、腐烂，米勒吓坏了，他确信有“一种强烈的死亡气息正扑面而来”，他对此感到恶心。米勒还记得，当时自己绝望地狂想到，“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我们全都会变成死尸。子弹将会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直到这里变成一座坟场”。
其他士兵感到，长官既激励他们保持勇气，却又不让他们了解现实。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威廉·奥布赖恩二等兵记得，在奥斯特贝克下首的教堂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名军官过来，告诉我们要坚持下去，并说第2集团军第二天就会到达。大家对此非常冷淡，每个人都在问地面部队究竟是在干什么，那支该死的部队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已经受够了”。爱德华·米切尔（Edward Mitchell）中士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在教堂对面的一处阵地里，有一个士兵把自己锁在附近的一间棚屋中。“他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己。每过一会儿他就会喊：‘来吧，你们这些杂种。’然后在棚屋里打一梭子子弹。”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名孤零零的士兵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又疯狂扫射，接着便陷入一阵沉寂。当米切尔和其他人争论怎样才能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又传来了猛烈的射击声，但很快就哑火了。他们赶到棚屋，发现这名伞兵已经死了。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区，极度疲倦的士兵们在炮弹爆炸的气浪中被震得失去了理智，开始到处闲逛，已经对战斗毫不在意了。医护兵塔菲·布雷斯曾在星期二为他的朋友安迪·米尔本受到重伤的身躯包扎，现在，当他处理伤员时又遇到了这些悲惨而可怜的人。布雷斯的吗啡已经用完了，正在使用纸绷带，他实在不忍心向别人透露自己手上已经没有药了。“你要吗啡干什么？”他安慰一名受了重伤的伞兵，“吗啡是给真正受了伤害的人用的，你还好着呢。”
当布雷斯给这个人包扎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呜呜叫声。他转身看见一个全裸的伞兵，上下挥舞着双臂，“发出了类似火车头的声音”。这个伞兵看到布雷斯后，开始咒骂起来。“炸死这个爆破工，”伞兵说道，“他从来都干不好。”布雷斯带着一名伤员来到环形防线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他听见有个人在柔声唱着《多佛尔的白色断崖》[8]。布雷斯以为这个伞兵是在安慰其他伤员，于是便朝着他微笑，还点头表示鼓励。但这个士兵突然向布雷斯猛扑过去，试图掐死他。“我要宰了你！”他大叫道，“你对多佛尔了解多少？”布雷斯缓缓挪开了掐在他喉咙上的手指。“那里很不错，”他轻声说道，“我去过那儿。”那人后退了几步。“哦，”他说道，“那好吧。”几分钟后，他又唱了起来。其他人则记得，有一名得了弹震症的伞兵深夜在他们中间漫无目的地游荡，当士兵们蜷缩着身体打算入睡时，他就会弯下腰粗暴地把这些人摇醒，然后凝视着他们的眼睛问同一个问题：“你有信心吗？”
尽管那些令人怜悯、被炮弹震伤和陷入绝望的人已经失去了信念，但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却被另外一些行为古怪却英勇无畏的士兵激励着，那些人拒绝向伤痛和艰苦环境低头。迪基·朗斯代尔少校是“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官，他指挥的这支部队坚守着奥斯特贝克下首教堂四周的阵地，而少校本人似乎无处不在。“他是一个能振奋人心的人物，”达德利·皮尔逊中士回忆说，“他的一条胳膊挂在血迹斑斑的吊带上，头上绑着同样血淋淋的绷带，一条腿上还绑着厚厚的绷带。”朗斯代尔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激励着他的部下，指挥了一次又一次战斗。
第3伞兵营营部连的军士长哈里·卡拉汉给他的制服增加了额外的点缀，他在一辆灵车里发现了一顶黑色的高帽子，于是不论到哪里都戴着它。他对大家解释说，自己已被任命为“参加希特勒葬礼的空降部队代表”。卡拉汉记得，令人敬畏的朗斯代尔对教堂里的人们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昂扬不屈的演讲。军官和士官们把伞兵聚拢起来，把他们送到那座快要成为废墟的古老建筑中。“屋顶没有了，”卡拉汉回忆道，“而且每一次新的爆炸，都会把墙上的灰泥像瀑布似的震落下来。”士兵们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墙上和断掉的长木椅上抽烟，懒洋洋的，几乎快睡着了。这时朗斯代尔爬上了布道坛，人们抬起头看着这个面目凶狠、血迹斑斑的人物。“我们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同德国人作战，”卡拉汉记得朗斯代尔这样说，“当时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他们也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滑翔机飞行员团第1联队G中队第9小队小队长迈克尔·坦普尔·科里（Michael Temple Corrie）上尉进入教堂时，“被眼前的破败景象弄得情绪消沉，但朗斯代尔的演讲是那么激动人心，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感到骄傲。士兵们在进去的时候如同一群颓废的败兵，但当他们出来时却被注入了新的必胜的信念，从他们的脸上你就可以看出来”。
有些士兵似乎已经战胜了恐惧——这种甚至能令人失去勇气的恐惧源于敌人装甲部队的凶猛进攻。由于缺乏反坦克炮，伞兵们面对坦克和突击炮时无能为力，敌人的钢铁猛兽在环形防线里不受阻碍地横冲直撞，将一处处阵地化为齑粉。然而英军士兵却仍然以某种方式进行着还击，甚至还摧毁了近60吨重的虎式坦克——这个壮举居然是那些从未操纵过反坦克炮的士兵创下的。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悉尼·纳恩一等兵原先曾热切地盼着去阿纳姆，因为那会让他从英国兵营的“噩梦”中——尤其是那只入侵他褥子的鼹鼠的骚扰中——解脱出来，可现在他却以表面上的平静面对着一种更为可怕的噩梦。他和另一名伞兵诺比·克拉克二等兵一起，与隔壁堑壕内的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交了朋友。那名飞行员在迫击炮轰击的间隙朝纳恩喊道：“你知道吗，老弟，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辆非常的坦克，不是虎式坦克就是‘虎王’坦克。”克拉克看着纳恩。“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去在上面钻孔？”
纳恩小心翼翼地从堑壕边上朝外看，那辆坦克的确堪称“巨大”。他又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藏着一门反坦克炮，但炮组人员已经阵亡了。纳恩决定冒险去使用那门反坦克炮——尽管他们几个人都不会装填炮弹和发射。纳恩和那名滑翔机飞行员朝大炮爬了过去，但他们刚从掩体里爬出来就被发现了，于是坦克开始向他们开炮射击。“我们趴得那么低，简直都可以用鼻子在泥地上挖沟了，”纳恩回忆说，“我们藏身的小树林开始变得像一个伐木营，因为树木在我们四周纷纷倒下。”就在那辆坦克“开始用机枪关注我们”的时候，两个人来到了反坦克炮旁边，飞行员朝下看了看炮管，高兴地叫喊了起来。“我们的炮直接对准了那辆坦克，如果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就有可能瞄得更准一些。”飞行员看了看纳恩说道，“我希望这东西还好使。”他拉了发火绳，结果这两个人在猛烈爆炸中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我们的耳朵不再耳鸣时，我听见周围的其他人开始大笑欢呼。”纳恩说道。当他狐疑地打量周围时，发现那辆坦克发生了弹药殉爆，已经被烈火吞没了。滑翔机飞行员转向纳恩，郑重其事地与他握手。“我想，我们赢了！”他说道。
许多人记得，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亨利·凯恩（Robert Henry Cain）少校是对付坦克和突击炮的真正专家。在凯恩看来，他和手下的士兵们从落地之后就一直被德军坦克追赶并威胁着。现在，他这个不满编的连分散在奥斯特贝克下首的教堂、道路对面的房子和花园，以及范多尔德伦家的洗衣房里。凯恩决心把他看见的每一台装甲车辆都干掉。凯恩一直在寻找作战的最佳地点，最终选中了范多尔德伦的家。洗衣房的主人不愿意离开，凯恩环视了一下后花园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在那里挖，我要把你的地方用作我的弹药临时堆积点。”
凯恩使用的是一种类似“巴祖卡”火箭筒功能的反坦克武器——步兵反坦克抛射器，用以摧毁装甲车辆。星期五，当巷战越来越激烈时，凯恩的耳朵鼓膜被不断的射击声震破了。他在耳朵里塞进了几条绷带，然后就再次投入了战斗。
突然有人朝凯恩喊有两辆坦克开过来了。在一座建筑物的角落里，凯恩给步兵反坦克抛射器再次装上破甲弹，瞄准了目标。理查德·朗上士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被眼前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朗说道，“他开始射击的时候，离坦克只有100米远。”在凯恩再次装弹之前，坦克还击了，炮弹击中了他身后的建筑。在浓重的尘埃和瓦砾漩涡中，凯恩坚持连续射击，他看见第一辆坦克里的德国兵跳了出来，并用冲锋枪在街道上扫射。凯恩周围的伞兵立刻就用“布伦”式轻机枪开火，他记得“那些德军士兵的脚好像被子弹打断了”。凯恩再次装上破甲弹开火，但朗上士看到“一道巨大的亮光突然闪现，破甲弹在发射出去之前就炸膛了。凯恩少校双手伸向天空，朝后倒了下去。当我们跑到他身边时，只见满脸漆黑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我瞎掉了’”。沃尔顿·阿什沃思（Walton Ashworth）上士是“布伦”式轻机枪手之一，他们射出的猛烈弹雨无情地射杀了那些负隅顽抗的德军坦克兵。当凯恩被抬走时，阿什沃思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我所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些可怜而该死的德国杂种”。
不到半个小时，凯恩的视力就恢复了，但他的脸上却嵌入了金属碎片。他拒绝使用吗啡，认为自己“并没有伤到足以待在医疗所里的程度”，于是便重返前线参加战斗——就像第1伞兵旅旅部情报参谋威廉·安德鲁斯·泰勒上尉描述的那样，“去增加他袋子里的敌人坦克的数量”。到星期五下午，35岁的凯恩已经有了满满一袋子的战绩：自从18日着陆以来，他总共击毁或者击退了6辆坦克，还干掉了若干门突击炮。
在桥头堡里，勇猛的英军官兵进行着顽强抵抗，对自身的安危毫不在意。伦纳德·福尔莫伊（Leonard Formoy）下士是菲奇中校的第3伞兵营的幸存者之一，该营曾不顾一切地强行军，试图赶到阿纳姆大桥增援弗罗斯特。星期五黄昏，他们在离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师部不远的奥斯特贝克西郊占领了一处阵地。“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攻击来自于四面八方。”福尔莫伊记得。从阿纳姆方向突然开来了一辆虎式坦克，隆隆驶向福尔莫伊所在的这群人。在暮色之中，福尔莫伊看见坦克上的炮塔在旋转。“凯伯”·卡洛韦中士立即拿起一支步兵反坦克抛射器向前冲去，“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福尔莫伊听见他喊道。在距离坦克不到50米的地方，卡洛韦开火了，破甲弹在履带上爆炸，坦克停了下来，但卡洛韦几乎就在同时被坦克的车载机枪打死了。“他那是不顾一切的举动，”福尔莫伊记得，“他被子弹撕成了两半，却救了我们的命。”
詹姆斯·F. 琼斯一等兵记得，有一名他不认识的少校命令自己和另外3名士兵同他一起到环形防线外面去搜寻枪支弹药。这一小组人突然撞上了一个机枪巢里的德军士兵，少校跳起来猛烈开火，同时还喊道：“这些杂种别想再活下去！”当德军人开火时，这组人被打散了，琼斯困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后面。“我念了一段祷辞，等枪声再次停止后返回到了防线。”琼斯回忆说。他再也没有见过那名少校。
高级军官在士兵面前树立了令人永世难忘的榜样，而且他们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皮普·希克斯准将在整场战役中都拒绝戴钢盔。威廉·钱德勒是弗雷迪·高夫少校侦察中队的一员，星期日那天，他所在的C小队在北部的“豹子”路线上为德军所阻，之后奉命撤回到奥斯特贝克的一处十字路口。他记得希克斯的红色贝雷帽在成群的戴着钢盔的士兵当中格外显眼。“嗨，准将，”有人大声说，“把你那顶该死的钢盔戴上吧。”希克斯只是微笑着挥挥手。“我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文雅，”希克斯解释说，“我只是受不了在我脑袋上弹来跳去的该死玩意。”他的行为可能多少与年龄有点关系。有些士兵回忆，希克斯每天都频繁地往厄克特的师部里跑，而且他每次都是慢跑着去的，但当德军炮火落在附近时，准将就开始狂奔着躲避炮火。“当我完成那些疯狂冲刺的时候，我真是感到了岁月不饶人。”希克斯承认。
沙恩·哈克特准将曾经率领第10伞兵营和第156伞兵营进行了勇敢但徒劳的尝试，他们试图突破德国人在北边和东边的防线到达阿纳姆。现在，哈克特又率领这两个遭到重创的营返回奥斯特贝克地区。他不断地慰问手下的士兵，用温和的话语赞扬他们。第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鲍威尔少校正率领着两个排坚守在环形防线北部的阵地上。“我们缺少食物、弹药和水，”鲍威尔回忆道，“而且我们的医疗用品也很少。”星期五，哈克特突然出现在鲍威尔的指挥所里。鲍威尔向准将报告称：“我们的指挥所实际上已经成为伸入敌人阵地的突出部。”哈克特解释，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来视察鲍威尔，“但你们始终打得很好，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乔治[9]，因此我并不为你感到担心”。鲍威尔很是得意。“长官，到目前为止我真正犯下的唯一错误，”他说道，“就是把指挥所安置在一个养鸡场里，我们身上满是跳蚤。”达德利·皮尔逊上士是第4伞兵旅的书记官，在他看来哈克特之所以能赢得尊敬，是因为“他与我们共渡难关，根本没有一点架子。如果我们吃饭，他也吃饭；如果我们挨饿，他也挨饿。他甚至连野战餐具都没有。星期五那天，他与我们坐在一起，用手抓着吃了一小块食物”。皮尔逊出去找到了一副刀叉，在回来的路上他的脚后跟受伤了，但他说道：“我认为，准将和我们待在一起时，有些生活条件应当比我们更好一点。”
通信兵肯尼思·皮尔斯隶属于师部的炮兵指挥部门，他将永远记得那个来帮他忙的人。皮尔斯负责大蓄电量的重型蓄电池组，他称之为“笨家伙”——每个蓄电池组大约重11.3千克，装在木盒子里，盒子上有铸铁把手——这些蓄电池组要为电台提供能源。蓄电池组都储存在一道很深的壕沟里，深夜时分，皮尔斯正努力把一个新的“笨家伙”从壕沟里移出来。他听见有人在上面说：“嘿！让我来帮你。”皮尔斯示意那个人抓住铁把手，吃力地把蓄电池组拉上去，两人随后又一起把这个笨重的盒子拽到了指挥所的掩体里。“那里还有一个‘笨家伙’，”皮尔斯说道，“咱们去把它搬来。”于是两个人又去了一次。回到指挥所后，皮尔斯先跳进壕沟，与此同时那人搬起盒子朝下递给他。当他们离去时，皮尔斯突然注意到对方佩戴的红色军官领章，他停下脚步一动不动，结结巴巴地说道：“非常感谢您，长官。”厄克特少将点了点头，“这没什么，孩子。”他说道。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当天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霍罗克斯将军后来将其称为“黑色星期五”。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荷兰，恶劣的天气都又一次迫使盟军飞机停飞，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也严重受阻。在对厄克特要求战斗机群发动对地攻击的请求做出答复时，皇家空军方面说：“……很遗憾，在进行了最仔细的核查之后，由于风暴的阻碍，我们无法接受您的请求……”然而当时，霍罗克斯需要每一个人、每一辆坦克和成吨的补给物资来保住蒙哥马利在莱茵河畔的桥头堡，突破德军封锁与“红魔鬼”会师。可就在这个时刻，莫德尔元帅的反攻终于成功地切断了“走廊”。霍罗克斯将军先是接到了麦肯齐的电报，说厄克特可能在24小时内被打垮，30分钟后他又接到另一封电报：在第101空降师的防区，强大的德军装甲部队已经切断了费赫尔以北的“走廊”。
莫德尔恰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选择在至关重要的地点发起了更为有效的进攻。英军第12军和第8军的步兵沿着公路两侧推进，现在只到达了索恩，离第101空降师的防区还有约8公里。他们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所以进展速度慢得令人痛苦。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本来预计，英军早就应该通过这条“地狱公路”抵达他的防区了。在连续战斗了5天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支援的泰勒的空降部队兵力分散且防御薄弱，极易受到攻击，处境十分困难。在一些地段，公路已经没有防卫，只是在北边的道路上有一些英军的装甲车和步兵在移动。而在其他地方，“前线”实际上就在道路的两边。莫德尔元帅之所以选择在费赫尔发起反攻是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在整个“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中，费赫尔地区有最大的桥梁群——不少于4座，而其中一座又是主要的运河渡口。莫德尔希望用重击扼住盟军的生命线，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他或许会获得成功。
深夜和清晨，在费赫尔东边的各个村镇和那些没有教堂的小村子里，荷兰人发现德国人在集结，他们立即给第101空降师的联络官打了电话。这个警告送到的时候几乎为时已晚。集结起来的德军装甲部队差点压垮了泰勒的空降兵，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德军坦克在8公里长的“走廊”地段上发动了两次疯狂进攻，试图强行突至这些桥梁。泰勒的部下在英军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下，拼死击退了这些进攻，但在北边6.5公里处的于登，德军部队成功地切断了“走廊”。现在，由于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而后方的部队又被切断和孤立了起来，霍罗克斯被迫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不得不派出装甲部队——这是厄克特急需的增援部队，正努力前进与其会合——沿着走廊杀回南部去帮助泰勒的部队，现在泰勒的情况更为紧迫。第32禁卫旅开始匆匆南下去支援第101空降师，试图再次打通公路。英勇的第101空降师仍在继续保卫着这些桥梁，但即使有第32禁卫旅的支援，在之后的24小时内仍没有一兵一卒、一辆坦克或者运送补给的卡车能够沿着走廊向北移动。莫德尔的反攻尽管暂时没有获得成功，但仍然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走廊”上的战斗将最终决定阿纳姆的命运。
9月22日，星期五，16点，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六个半小时之后——起初被德军坦克和炮兵压制得动弹不得的英军步兵终于打开了一条通路，冲过了奥斯特豪特。燃烧的村庄之中，当了俘虏的党卫军士兵正被集合起来。位于“岛屿”式公路西边的救援路线，也就是勇敢的第2王室骑兵团所部在黎明时分突向德里尔的过程中走过的那些公路支线——大部分位于低洼地——现在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有零星的敌人把守。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在第4/7龙骑兵禁卫团的一个坦克中队支援下，带着装载着补给品的两辆水陆两用运输车，准备克服阻碍全速奔向莱茵河。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营长乔治·泰勒中校急于与厄克特会师，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亲手把我的步兵推到坦克上去，让他们立即出发”。
装载着物资的车辆在奥斯特豪特北边的一片小树林里待命。突然，泰勒在远处发现了两辆虎式坦克，他小声提醒自己的情报参谋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什么也不要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些坦克的存在，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泰勒挥手，让救援纵队开上了道路。“我知道，倘若我们再等上5分钟，”他说道，“这条路线就会被再次关闭。”
泰勒的步兵上了坦克和卡车，然后全速驶过荷兰村庄。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惊讶和欢呼的村民，但速度并没有因此慢下来。泰勒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到达莱茵河。“我有一种急切的紧迫感，”他说道，“失去的任何时间都会给敌人创造调动兵力进行封锁的机会。”车队没有遭到抵抗。对泰勒来说，“当光线迅速变得昏暗，纵队的前锋到达德里尔的时候，那种感觉使人精神振奋”。他们只用了30分钟时间就走完了16公里路。17点30分，第4/7龙骑兵禁卫团的几辆先头坦克到达了莱茵河，随后又沿着河岸向东北方向绕去，开进了德里尔村郊外。泰勒听见了一声爆炸声，立即猜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在小心谨慎的索萨博夫斯基的环形防线上，一辆坦克碰上了波兰军队布下的地雷。
泰勒到达索萨博夫斯基的旅部时，天已经黑了。他得到的关于厄克特师主力的信息仍然模糊不清，“我不知道他们在阿纳姆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坚守着大桥的一端”。但泰勒决定立即派步兵和坦克部队前往大桥南端。他知道，水陆两用运输车必须“尽快过河，而如果大桥仍在英军手上，那么从桥上走显然要比让车辆涉水浮渡过去要快”。在索萨博夫斯基的旅部，泰勒惊讶地发现了查尔斯·麦肯齐中校和迈尔斯中校，他们立即劝他不要走阿纳姆大桥。麦肯齐解释说，自星期三晚上以后就没有收到过弗罗斯特的任何消息，师部推测“大桥附近的一切全都完了”。
泰勒勉强放弃了这个计划，命令一个侦察小组沿河岸为水陆两用运输车寻找可以下水的地点。索萨博夫斯基的工兵对此不抱乐观态度：这些笨拙的水陆两用运输车在通过沟渠和河岸下到河边的时候已被证明操作起来很不方便，在夜间尤其如此。很快，泰勒的侦察小组证实了波兰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能通过两边都是沟渠的狭窄道路才能开到河边，不过泰勒的部下相信，他们能够让水陆两用运输车下到莱茵河去。麦肯齐中校由于仍然无法前往奈梅亨，于是去监督车辆下水，水陆两用运输车将在星期六——也就是23日凌晨2点开始渡河行动。不过，更为紧迫的是要让波兰士兵进入桥头堡：索萨博夫斯基的波兰军人将用一批橡皮艇摆渡过河。
行动在星期五夜间9点开始。波兰士兵静悄悄地蹲伏在河岸上等待着，迈尔斯中校指挥两岸的工兵做好准备，他们接下来将来回拉动绑着橡皮艇的缆绳。只有4条船——两条可载2人的橡皮艇和两条可载1人的橡皮艇——每次只能让6个人渡过365米宽的莱茵河。跟着这些船一起渡河的是波兰工兵制作的几个木筏子，它们将被用来运送体积不大的补给品和必需品。索萨博夫斯基下达命令之后，首批6名士兵上了船，离开南岸后没几分钟士兵们便过了河，在他们后面还有一串木筏子。这些人一到达北岸，船和筏子便被拉了回来。“这是一个缓慢、费力的过程，”索萨博夫斯基特别提到，“不过到目前为止，德军似乎并没有起疑心。”
但很快，一道光亮就从河对岸——登陆地点的西边——升上了天空，整个地区立即就被那颗伞降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德军机枪手立即开始朝河里扫射，“子弹激起了道道波纹，炽热的弹头让河水仿佛沸腾了起来。”索萨博夫斯基回忆说。同时，迫击炮弹开始落在等候着的波兰军人之中。没过几分钟，两条橡皮艇便被打出好多窟窿，艇上的人摇晃着落入水中。南岸的波军士兵纷纷散开，朝着那颗伞降照明弹射击。在无遮无拦的混乱中，索萨博夫斯基暂时停止了渡河行动，波兰人退入了新的阵地，试图避开正在爆炸的迫击炮弹。等那颗伞降照明弹昏暗下去后，他们再次跑向橡皮艇和筏子，然后爬进去重新开始渡河，可这时又有一颗照明弹在空中亮起……整个夜晚，在这个残酷的捉迷藏游戏中，波兰军人一边蒙受着可怕的伤亡，一边坚持乘坐剩余的船只继续过河。德里尔的那幢校舍已经暂时变成了伤亡人员收容站，科拉·巴尔图森在这里照料着送进来的伤员。“我们没法过去，”一名波兰士兵告诉她，“那里简直是一场屠杀——我们甚至无法还击。”
凌晨2点，泰勒的水陆两用运输车开始朝河边开去。由于白天下了大雨，所以这条狭窄、低洼而且两边都是沟渠的道路上出现了几寸厚的烂泥，而当水陆两用运输车在60名士兵的围绕下缓缓驶向河边时，一片浓雾又在地表形成了。士兵们既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莱茵河，当车辆从道路上滑下去后，他们又挣扎着将这些大家伙一次次重新拖上来。水陆两用运输车上的补给品被卸下以减轻载重，但这么做也难以让它们前进。最后，尽管士兵们做出了艰难努力，但这两辆笨拙的水陆两用运输车还是在距离莱茵河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彻底滑进了沟里。“没用的，”绝望的麦肯齐告诉泰勒，“一点希望都没有。”凌晨3点，整个行动停止了，只有50名士兵在缺乏补给品的情况下渡过莱茵河，进入了厄克特的桥头堡。
[1] 本书第5部的标题即出于此。原文是德文Der Hexenkessel，标题处所附的英译文是“The Witches’ Cauldron”，直译是“巫婆的大锅”，引申的意思是“杂乱的一团”“凶险的形势”“可怕的混乱状态”等。
[2] 圣尼古拉（St Nicholas，270—350），小亚细亚米拉（Myra）城的主教，米拉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的古国利西亚（Lycia）境内，现在位于土耳其。圣尼古拉被认为是给人悄悄赠送礼物的圣徒（即圣诞老人的原型，也因此成为典当业的主保圣人），东正教会尤其重视对他的纪念。在东欧国家和比利时，圣尼古拉是水手、商人、弓箭手、儿童和学生的主保圣人，他也是俄罗斯的主保圣人之一，以及巴兰基亚（在哥伦比亚）、巴里、阿姆斯特丹和拜特贾拉（在巴勒斯坦）等城市的主保圣人。由于他的遗骨在1087年被迁到意大利城市巴里，所以有时他也被称作“巴里的圣尼古拉”。全世界有许多教堂是以圣尼古拉的名字命名的。
[3] 米勒（Glenn Miller，1904—1944），美国爵士乐长号手、乐队领队、作曲家。他创作了多首流行金曲，最著名的是《月光小夜曲》（Moonlight Serenade）和《来劲儿》（In the Mood）。他在声名最为显赫时，曾出现在两部好莱坞影片中。二战期间入伍（1942年），担任美国陆航乐队领队。在一次从英国飞往巴黎的途中，米勒乘坐的飞机失踪了。2003年，米勒被授予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4] 这些坦克应该来自胡梅尔重装甲连和第506重装甲营，其中包括部分“虎王”坦克，豹式坦克可能来自第116装甲师。
[5] 见切斯特·威尔莫特，《欧洲争夺战》，第516页。——原注
[6] 这些著名的英国团的番号总是给美国人带来混乱，尤其是在使用缩写的时候。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指挥部收到了一条关于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将与第1空降师取得联系……”。大惑不解的值星官最终把电报解码，他写道：“5条鸭子船登陆步兵”（这条电报的全文是5th Battalion, Duke of Cornwall's Light Infantry，电文中的番号缩写是5DCLI，结果值星官把它的缩写猜成了5条（5）、鸭子（D-duck）、船（Craft）、登陆（Landing）、步兵（Infantry）。），正在与厄克特会师的路上。——原注
[7] 怀利再也没有见过福斯凯尔一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他一直替地下室里的那个女人以及他以为已经死去的那个孩子担心。后来，小亨利·福斯凯尔成了一名医生。——原注
[8] 多佛尔是英格兰东南部港口城市，从多佛尔的白色断崖可以俯瞰英吉利海峡，那里是风景名胜之地。《多佛尔的白色断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是著名的二战歌曲，由纳特·伯顿（Nat Burton）作词、沃尔特·肯特（Walter Kent）作曲，1941年由著名歌星，号称“军人的心上人”的薇拉·林恩（Vera Lynn）录制成唱片。《多佛尔的白色断崖》是她演唱过的著名歌曲之一，另一首著名歌曲是《后会有期》（We'll Meet Again）。《多佛尔的白色断崖》有四段歌词，前三段是：“明天／只需等待，便可看见，蓝色知更鸟／将从多佛尔的白色断崖飞过。//明天／当世界获得自由／便将永远有欢声，笑语和和平//羊倌将清点他的羊群／山谷将再次盛开鲜花／而吉米将再次／在他的小屋子里睡眠”。第四段是第一段歌词的重复。
[9] 乔治是杰弗里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