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的坦克部队正在来的路上！”在收缩后的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周边地区——从狭长的掩壕，到已经变成据点的房屋内，再到筑有工事的十字路口阵地上，以及树林和田野间——满是污垢、面无血色的士兵们欢呼着。这个消息很快就扩散开来。在英军空降兵眼中，漫长的磨难就要到尽头了，他们将不再孤立无援。厄克特少将位于莱茵河北岸的桥头堡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指尖状的点，在这片长仅3公里、宽为2.5公里的中心区域内，有1.6公里的防线是沿着莱茵河设置的。“红魔鬼”们被包围了，三面遭受进攻，正被慢慢消灭。水、医药用品、食品和弹药都极为短缺，所剩无几——英军第1空降师作为一个完整的师级作战单位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救援曙光的再次出现让士兵们重燃斗志，此时暴风雨般的炮火在他们头顶上空咆哮着——莱茵河以南18公里外的英军中型和重型火炮正猛烈轰击着距离厄克特的战线只有几百米的德军部队。
布朗宁中将已通过电报向厄克特许诺，第30军的第64中型炮兵团将在星期四将阿纳姆地区的德军纳入炮击范围，该团的炮兵军官已经清楚地标定了目标的先后顺序。厄克特麾下意志坚定的老兵并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安全，迅速同意了炮兵的作战计划。通过第64中型炮兵团的通信网，“红魔鬼”们第一次获得了良好的无线电联系——他们召唤的炮火支援已经近到差不多要命中自己的阵地了。炮火的精确性是令人振奋的，其可怕的杀伤覆盖效果更是吓得德国人不知所措。重型坦克部队的猛烈进攻每次都快把那些满脸胡须、蓬头垢面且衣衫褴褛的英军伞兵击溃，但随后就被英军的支援炮火给打了下去。
即使迎来了获救的曙光，但厄克特仍然知道，德军如果集中兵力进行一次协调进攻，还是能消灭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兵力的。然而士兵们却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点点希望——一个能在最后时刻夺取胜利的机会。在这个星期四，前景稍微光明了一些。厄克特拥有了有限的通信工具，并能从第64中型炮兵团那里召唤炮火支援。他知道，奈梅亨大桥是安全而且畅通的，禁卫装甲师的坦克也正在前进。如果天气保持晴好的话，索萨博夫斯基将军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的1 500名生力军也会在下午晚些时候着陆。假如波兰军队能够在德里尔与海弗亚多普之间迅速渡过莱茵河的话，那么眼下凄凉黯淡的画面就大有可能改变。
然而，如果厄克特要继续坚持下去，那么他的部队必须获得足够的补给物资——对补给物资的急需程度就像期待索萨博夫斯基的援兵那样十万火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前一天投下的300吨补给物资中，师部所在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区只收到41吨。在反坦克炮和火炮大量到来之前，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具有关键性作用，但由于缺乏地空联络手段——那种美军专用的甚高频电台在D日（即17日）开始前的几小时才被匆匆送到英国人手里，而且波段还设置错了，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师部的军官不得不告知皇家空军，空降部队的官兵们并不在乎误伤，并准备大胆地发动突袭，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动是绝对有必要的，并且为此做好了冒险的准备。厄克特已经给布朗宁发去了一连串电报，敦促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攻击“机会目标”，而不必考虑“红魔鬼”自己的阵地。这是空降部队的作战方式，却不是皇家空军的作战方式。即使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飞行员们仍然固执己见，认为敌人的目标应该被以“绘图式的精确”来标明位置——这对被围困的空降兵来说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眼下正被敌人的炮火压制在不断缩小的空降场里，动弹不得。英国皇家空军没有进行过一次低空对地攻击。而从环形防线起一直向东延伸到阿纳姆的广袤区域内，每条道路上、每块田野中、每片树林里都有敌人的车辆和阵地。
尽管一直敦促空军部队，但“红魔鬼”仍然缺少他们所需的空中支援。被围困在环形防线内的空降兵几乎一刻不停地遭受迫击炮的轰击，甚至在一些地方还爆发了肉搏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禁卫装甲师的坦克纵队上，他们相信禁卫装甲师正在朝他们隆隆驶来。厄克特并不那么乐观，他知道自己的师已被打得支离破碎，敌人在兵力上起码是他们的4倍，而且他的师遭受着火炮和坦克的轰击，伤亡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规模庞大且全力以赴的努力才能拯救他的师。这个顽强英勇的苏格兰人敏锐地意识到，德国人能够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压倒他少得可怜的兵力。不过在他告诉手下参谋们“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桥头堡”的时候，他也不想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
环形防线现在分成了两个防区，皮普·希克斯准将坚守西部防区，沙恩·哈克特准将则负责东部防区。希克斯麾下的部队主要由滑翔机飞行员团、皇家工兵部队、边民团第1营的余部，还有一些波兰人和来自其他各个单位、通晓多种语言的伞兵组成。在东部防区，主要是哈克特的第10伞兵营和第156伞兵营的幸存者，大部分滑翔机飞行员以及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官兵。在防区北部（靠近位于沃尔夫海泽的铁路线）蜿蜒曲折的工事内，承担起防御任务的是伯纳德·亚历山大·威尔逊（Bernard Alexander Wilson）少校的第21独立伞兵连——他们是引路的空降先导员，以及罗伯特·佩顿―里德（Robert Payton-Reid）中校的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在防御圈南部，大致从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中世纪教堂以东一直延伸到西边的韦斯特鲍温冈，哈克特指挥着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其余士兵，由数个营的余部——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第1伞兵营、第3伞兵营、第11伞兵营——组成的一支人员杂乱的部队，以及由昵称“迪基”（Dickie）的第11伞兵营副营长理查德·托马斯·亨利·朗斯代尔（Richard Thomas Henry Lonsdale）少校率领的各种后勤部队——他本人曾两次负伤，其麾下的部队被称为“朗斯代尔部队”。在该地区的心脏地带，是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主力部队，他们是处于困境中的炮兵。各炮兵连一直在努力地支援着这条紧密的防线，可他们宝贵的弹药补给正在迅速减少。[1]
在战后报告中的整洁地图上，每个单位所处的位置都是先用铅笔画出，再用墨水描过。但幸存者们却在多年以后回忆说，实际上毫无环形防线可言——没有前线，各部队之间没有区分，也没有相互协调作战。有的只是受到震惊、绑着绷带、满身血污的士兵，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防线出现了缺口，他们就得冲上去。希克斯准将的部下顽强守卫着桥头堡中的所属防区。当准将视察精疲力竭的部队时，他知道“这是结束的开始，我认为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们都试图保持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谢里夫·汤普森中校与丹尼斯·芒福德少校之间的炮兵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的时候，前者就猜到弗罗斯特在大桥上的英勇抵抗已经结束了。但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禁卫装甲师身上，希望他们的坦克部队能够及时和第2伞兵营的余部会合。[2]这座孤零零的跨越莱茵河——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最后一道自然屏障——的大桥一直就是重要目标，是蒙哥马利迅速结束战争的跳板。要是没有了这座大桥，那么第1空降师的困境——尤其是弗罗斯特勇敢的士兵们的苦难——就白白蒙受了。正如厄克特对弗罗斯特和高夫所说，他再也无法为他们做什么了。他们的援兵到底何时到来，只能由第30军的行进速度和装甲部队的实力来决定了。
对厄克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让索萨博夫斯基麾下的波兰人在着陆后尽快过河进入环形防线。横水渡尤其适合这次行动。厄克特的工兵已经用电台与军部进行了联系，说“这种24型渡船能够运载3辆坦克”。尽管厄克特对韦斯特鲍温冈并不放心，还对德军炮兵从那里控制渡口的能力感到担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敌军部队到达该地。由于坚守环形防线的兵力数量太少，因而厄克特只抽调出了边民团第1营的一个排去坚守这处山冈，但事实上双方都没有真正派兵守卫高地。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布里斯（Charles Frederick Osborne Breese）少校的边民团第1营D连在星期日着陆后很快领受了这项任务。但按照奥斯本·布里斯的说法，“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坚守过韦斯特鲍温冈。我派出侦察巡逻队按计划对营里的各处阵地进行巡逻，然而等到我完成了这项任务返回营部时，计划又改变了”。到星期四时，奥斯本·布里斯的部下“被零敲碎打地抽调出去，进入了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附近的一处阵地”。而在那个极其重要的高地上，没有一兵一卒。
星期三，工兵部队已经派出了巡逻队沿着莱茵河进行侦察，要求掌握渡口水深、河岸状况以及河水流速等数据情况。第1伞降工兵中队C分队的皇家工兵托马斯·希克斯认为，进行这样的勘测是“为了当第2集团军试图在河上架桥时给他们提供帮助”。希克斯与另外3名皇家工兵以及荷兰向导一起乘渡船过了莱茵河。他看到渡船工人彼得“用一根缆绳操作着，那位老人家用手卷绕着缆绳，似乎想利用水流帮助渡船过河”。希克斯把一颗手榴弹系在降落伞的索具上，每隔一尺打上一个结，以此探测水深，估量流速。星期三晚上，波兰人的空投场改到德里尔之后，又有一支侦察队被派到了渡口。“那是一项志愿参加的任务，”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D连的罗伯特·爱德华兹二等兵回忆说，“我们要去海弗亚多普村的河边，找到渡船，然后待在那里并保卫渡船。”
黑暗之中，1名中士、1名下士、6名二等兵和4名滑翔机飞行员动身了。“当我们一头钻进海弗亚多普村外树林浓密的乡间时，遭到了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炮弹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爱德华兹说道。有几次这一行人被迫开火射击，一名滑翔机飞行员负了伤。侦察队来到了地图上标明的河岸，却发现那里没有渡船的影子——渡船消失了。一开始有人猜测渡船可能仍然停泊在河南岸，但随后侦察队却被告知，对岸也没有发现渡船的影子。士兵们立即散开，在北岸渡口浮动码头两侧400米范围内寻找，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彼得的渡船渺无踪迹。爱德华兹回忆道，指挥这支侦察队的中士得出的结论是：那条船要么沉了，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天一亮，士兵们便放弃了寻找，踏上了危险的返程之路。
只不过几分钟，猛烈的机枪火力又打伤了侦察队中的另外3人，一行人被迫撤回到了河边。在那里，中士决定让士兵们分散突围，这样冲出去的机会可能大一些。爱德华兹与下士以及两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突围。在“与德国人进行了小规模交火之后”，他所在的小队来到了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此时一颗迫击炮弹落地爆炸，爱德华兹被气浪掀翻在地，双腿嵌满“细碎的弹片，靴子里全是血”。在教堂隔壁的一幢房子里，一名护理员替他包扎了伤口，告诉负伤的二等兵要好好休息。“不过他并没有说在哪里休息，”爱德华兹回忆说，“房子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塞满了重伤号，伤员们散发着恶臭以及某种可怕的死亡气息。”他决定离开这里前往设在一处洗衣房内的连部，“为的是找个人将自己的情报传递给上级。我把渡口的情况告诉了一名军官，然后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进入了一条存放武器的坑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回来了，也不知道和我一起来到教堂的那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了若干时间之后，厄克特少将仍然对弗罗斯特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是便给布朗宁发去了电报：
大量敌军正在进攻大桥，其从海尔瑟姆以东和阿纳姆以西向我发起进攻，形势严峻。我手头的兵力严重不足，但全师余部围绕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组成了严密的环形防线。从海尔瑟姆和阿纳姆两地尽早解救我部是绝对必要的。我部仍然控制着海弗亚多普的渡口。
这份电报是经由第64中型炮兵团的通信网发出去的。师部得知渡船没有找到，厄克特的军官们认为德国人已经把它炸沉了。但实际上彼得的渡船幸存了下来，大概是炮火把系泊渡船的绳索炸断了，让渡船顺流漂到了大约1.6公里外被炸毁的铁路桥附近，最终被荷兰平民发现。船被冲到了岸上，仍然完好无损——但真相大白时已经为时太晚。“我们要是能够再靠近奥斯特贝克几百米进行寻找的话，就会找到它。”[3]爱德华兹说。
星期四上午，在视察完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周边的防御阵地之后，刚刚返回师部的厄克特听到了这个令人难以承受的消息。距离波兰人的空投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可索萨博夫斯基的部下来增援环形防线的唯一快速的方式却没有了。
当长长的飞行编队运载着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飞往德里尔的空投场时，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透过领航的“达科他”运输机窗户往下面看，于是“我得知了真相，证实了我一直怀疑的事情”。飞行编队在艾恩德霍芬转向北边，他看到“地面‘走廊’完全处于堵塞状态，上百辆车挤在一起，交通状况混乱不堪”。浓烟从道路上翻腾着升入空中，敌人的炮弹在公路沿线到处爆炸，卡车和其他车辆在燃烧，“道路两旁到处可见堆积的车辆残骸”。然而，不知何故，车队却仍然在向前移动。过了奈梅亨之后，车辆的运动停止了。透过低空的云彩，从他的右手边向下望去，索萨博夫斯基能够看见那条“岛屿”式的道路，以及堵在道路上动弹不得的坦克，敌人的炮火正落在纵队的先头部队上。几分钟之后，当飞机倾斜着飞向德里尔村时，阿纳姆大桥隐约出现在了眼前，由北向南行驶的坦克正在过桥，索萨博夫斯基意识到他们是德军。被惊得目瞪口呆的他明白，这座桥英军已经失守了。
星期三晚上，由于对关于厄克特形势的情报严重匮乏而感到焦虑，同时“由于假设我有可能被自己的政府军法审判”，索萨博夫斯基把“谨言慎行”这个词抛到了九霄云外，要求面见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与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进行沟通的联络官是乔治·史蒂文斯中校。索萨博夫斯基情绪激动地对他强调，除非“把厄克特在阿纳姆周围的确切形势告诉他，否则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就不起飞”。史蒂文斯大吃一惊，立即带着索萨博夫斯基的最后通牒匆匆赶往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星期四清晨7点，他拿着从布里尔顿那里得到的消息回来了。史蒂文斯承认，情况是有混乱，但进攻将按计划进行；在德里尔的空投场也没有变更，而且“海弗亚多普的渡口仍在英军手中”。索萨博夫斯基的怒气消失了。现在，当他俯视战斗的全景时意识到，他“知道的比布里尔顿多”。索萨博夫斯基被激怒了——在奥斯特贝克的周围明显有德军坦克，而眼前冰雹似的防空炮火正劈头盖脸地迎接着他的部下。他认为自己的旅“在一场完全由英军导致的灾难中成了牺牲品”。几分钟之后，他从飞机上跳伞，穿过防空炮火编织的帷幕降落下来。这名严谨的50岁的将军注意到，时间是17点08分。
正如索萨博夫斯基所惧怕的那样，这些波兰人跳进了一个屠宰场。和之前一样，敌人正“恭候”着他们：位于敦刻尔克的德军雷达站一直监视着盟军飞行编队的动向，还测定了机群到达阿纳姆的具体时间；由于得到了更多的增援部队，德国人已经在这个地区布满了高射炮；当波兰军人乘坐的运输机靠近时，25架“梅塞施米特”战斗机从云层中突然俯冲出来，并对编队进行了扫射。
当索萨博夫斯基从空中落下时，他看见一架“达科他”运输机正在朝地面坠落，这架飞机的两个引擎都在燃烧。亚历山大·科哈尔斯基(Alexander Kochalski)下士看见，又有一架飞机坠向地面，在其坠毁之前只有12名伞兵逃了出来。挂在降落伞下的斯特凡·卡奇马雷克中尉正不停地祈祷着，他看见了无数曳光弹在飞舞，觉得“地面上的每一门炮似乎都在对着我瞄准”。瓦尔迪斯瓦夫·科罗布下士的降落伞上全是弹洞，他最终在另一名波兰伞兵身边着陆，而那名不幸的战友已经被弹片削掉了脑袋。
波兰伞兵的空投场距离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仅有4公里。这次空降行动让环形防线上的战斗短暂停止了，德军的每一门火炮似乎都集中在了波兰人的身上——他们正随风缓缓飘落，毫无还手之力。“好像敌人的所有枪炮都一起抬升起来，同时开火。”炮手罗伯特·K. 克里斯蒂（Robert K. Christie）注意到。从持续炮击中获得的短暂喘息是宝贵且不容错失的，士兵们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移动着吉普车和装备，挖掘新的火炮掩体，并把剩余的弹药搬上来，伪装网也得以重新设置，碍事的空弹药箱则从拥挤的狭长堑壕里扔出来了。
罗兰·兰顿上尉率领的坦克中队大约在6个小时之前被德军挡住了——就在前往阿纳姆的途中，现在他的部队正位于9.6公里外那条“岛屿”式的高高的公路上。兰顿痛苦地注视着这场空降行动，这是他平生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场面：德军飞机朝毫无防御能力的运输机俯冲过去，“将它们从空中击落”；伞兵们试图从燃烧着的飞机里跳出来，“其中一些飞机机头翻转，一头栽倒地上”；士兵们的躯体“在空中翻滚，那些无生命的形体缓慢地飘落下来，在触地以前就已经死亡”。兰顿几乎要哭出来了。“那该死的空中支援在哪里？”他很纳闷，“我们下午被告知，朝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时候无法得到空中支援，因为所有可用的空中支援都要给波兰空降部队。可它们现在在哪里？是因为天气吗？胡扯！德国人能飞行，我们为什么不能飞行？”兰顿从未感到如此沮丧，他真的觉着，要是有了空中支援，他的坦克部队“就能突破这些可怜的德国杂种到达阿纳姆”。在焦虑和绝望之中，他突然发觉自己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恶心。
尽管对飞机和高射炮组成的凶猛联合攻击感到震惊，但波兰伞兵旅的大部分官兵还是奇迹般落入了空投场。就在他们着陆的时候，高射炮弹和装有烈性炸药的迫击炮弹在他们当中炸开了，这些炮火是位于奈梅亨到阿纳姆公路上的坦克群和高射炮群以及德里尔北部的炮兵群发射的。索萨博夫斯基看到，甚至连机枪群也正用密集的弹雨覆盖整片地区。伞兵们在空中遭到了打击，在地面上又陷入致命的交叉火力中。他们现在不得不杀开一条血路，离开空投场。索萨博夫斯基在一条运河附近着陆，当他跑向隐蔽处时无意间碰见了一名伞兵的尸体，“他躺在草地上，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伸展开身子，”索萨博夫斯基后来写道，“一颗子弹或者炮弹碎片整齐地削掉了他的头顶。我想知道，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前还有多少士兵会这样战死，更想知道，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4]
德里尔的所有居民都被德国人的凶猛“接待”方式吓呆了，但随即就被铺天盖地的伞降行动所吞没。波兰伞兵落在这个小村子内外的各个地方——果园里、灌溉渠里、堤坝顶上、圩田里，还有人直接掉在了村庄里。有些不幸的士兵则落入了莱茵河，由于无法解开降落伞而被河水冲走淹死。荷兰人不顾落在他们四周的炮弹和机枪子弹，跑去帮助这些倒霉的波兰官兵。在这些人当中，就有科拉·巴尔图森(Cora Baltussen)，她是红十字会队伍的一员。
这次空投行动以德里尔南部不到3公里的空投场为中心，着实令村民们大吃一惊。而且空投行动没有使用空降先导员，甚至连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也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科拉·巴尔图森骑着一辆木质车轮的自行车，沿着一条狭窄的堤岸道路朝南驶去，前往一处叫蜂蜜场(Honingsveld)的地方，有不少伞兵就是在那里着陆的。她既震惊又害怕，以为不会有几个人能够穿过德国人的炮火活下来——她估计会有大量伤亡。可科拉惊讶地看见士兵们冒着炮火整好了队伍，然后分成小组跑向安全的堤岸。她几乎无法相信还有这么多人活着。此外，她认为“英国兵终于到德里尔了”。
科拉有多年没说英语了，但她是德里尔唯一一名熟悉该语言的村民。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红十字会护士，熟练掌握英语是其在护理学习中必修的项目，同时科拉还希望自己能担任翻译。她匆匆赶上前，看见士兵们在疯狂地朝她挥手，显然是“警告我，要我离开这条道路，因为炮火肆虐”。但由于她的“激动和愚蠢”，科拉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而敌人连续齐射的炮弹就在她的四周呼啸。她朝遇见的第一群士兵喊道：“哈喽，英国兵！”但他们的回答却让她不知所措。这些人说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不是英语，她听了一会儿，很快辨听出那是波兰语——因为有几个被强征入德军的波兰人几年前曾在德里尔驻扎过。这让她更加困惑了。
敌占区多年的生活让科拉的警惕性很高——此时此刻，几名英国伞兵以及一架被击落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就躲藏在巴尔图森家的工厂里。那些波兰人似乎也同样怀疑她的来意，仔细打量着这位姑娘。他们不会说荷兰语，但有几个人用蹩脚的英语或德语试探着问了一些有保留的问题：她是从哪里来的？德里尔有多少人？村子里有德国人吗？巴尔斯坎普（Baarskamp）农场在哪里？最后这个问题让科拉用德语和英语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个农场在村子东边不远的地方，尽管科拉并不是德里尔村里那个规模极小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但她却听自己的兄弟约瑟夫斯（Josephus）——一个活跃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说过，那间农场的主人是一名荷兰纳粹党成员。她知道，有一些德军就分布在巴尔斯坎普农场周围，他们驻扎在莱茵河边的堤岸道路上，还在沿河的砖瓦建筑物里布置了高射炮。“不要到那里去，”她恳求道，“那里全都是德国军队。”波兰人似乎并不相信。“究竟是否应该信任我，他们并没有把握，”科拉回忆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然而我极度害怕这些人会前往巴尔斯坎普农场，害怕他们会落入某种陷阱。”她周围的那群人当中就有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由于他没有佩戴明显的标志，样子和其他士兵完全一样，”科拉回忆道，“因而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精瘦结实的小个子是位将军。”她记得索萨博夫斯基正在平静地吃着苹果。他对科拉有关巴尔斯坎普农场的情报非常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偶然，那个地方被选作伞兵旅的主要会合地点。尽管科拉认为这群人当中没有人信她的话，但索萨博夫斯基的军官们立即派出了传令兵，向其他小组通报有关巴尔斯坎普农场的情况。这个吃苹果的精干小个子现在问道：“渡船在什么地方？”
一名军官拿出地图，科拉指出了位置。“但是，”她告诉他们，“它不运行了。”自从星期三以来，德里尔的人就没有见过那条渡船。他们从彼得那里得知缆绳被切断了，有人推测，那条渡船已经被毁掉了。
索萨博夫斯基气馁地听着。落地之后他就派出了一个侦察队去寻找渡口，现在他的担忧被证实了。“我仍然在等待侦察报告，”他回忆说，“但这个年轻女人的情报似乎是准确的，我衷心地感谢了她。”[5]一项艰巨的任务现在摆在索萨博夫斯基面前：如果他要迅速派兵帮助在环形防线里被围困的厄克特所部，就得让麾下的部队坐船或者坐筏子渡过300多米宽的莱茵河——而且是在夜间渡河。他不知道厄克特的工兵部队是否找到了船，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在哪里找到足够的船。索萨博夫斯基获悉，他的无线电报务员无法与英军第1空降师师部取得联系；对于上级是否已经制订了新的计划，他更是一无所知。
现在，当科拉和她的救护队着手帮助伤员时，索萨博夫斯基注视着士兵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出发。他们随后就把这个地区内的德军零星抵抗都打垮了。到目前为止，他的伞兵旅遇到的主要抵抗都来自火炮和迫击炮，迄今为止尚无装甲车辆出现——当地柔软的圩田似乎不适合坦克作战。对眼前战况感到既困惑又生气的索萨博夫斯基在一幢农舍里设立了旅部，等待来自厄克特的消息。当他得知全旅1 500名官兵中有500名没能到达时，心情变得更坏了。恶劣的天气迫使运送几乎一个整营的飞机取消了行动，返回了英国的基地。伤亡方面，他的剩余兵力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没有得到精确的数字，但到夜幕降临时，只有大约750名官兵集结起来，他们之中还有几十人负了伤。
21点，厄克特的消息到了，而且是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来到的。由于无法通过无线电台与索萨博夫斯基取得联系，所以厄克特师部里的那名波兰联络官卢德维克·茨沃兰斯基（Ludwik Zwolanski）上尉干脆直接游过了莱茵河。“我正在研究地图，”索萨博夫斯基记得，“突然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就走了进来，他浑身滴着泥水，穿着短裤，还披着伪装网。”
茨沃兰斯基告诉将军，厄克特“想要我们夜里过河，他将准备好筏子把我们摆渡过去”。索萨博夫斯基立即命令一部分官兵去河边待命。他们在那里待了大半夜，但筏子并没有过来。“在凌晨3点时，”索萨博夫斯基说道，“我知道，由于某种原因计划失败了，我把我的人撤入了一处环形阵地。”他估计到黎明的时候，“德军步兵将会发起进攻，将会伴随猛烈的炮兵火力”。“在这个夜里，在夜幕掩护下”渡过莱茵河的所有机会，“都丧失了”。
在莱茵河对岸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里，厄克特已经在早些时候给布朗宁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如下：
（212144）有24个小时没有得到在阿纳姆城内的我师所部消息，我师剩余部队收缩在非常小的环形防线里。敌人在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猛烈支援下发起了多次局部进攻，他们的自行火炮更是一个大麻烦。我们伤亡严重，弹药即将告罄。在24个小时之内解救我部至关重要。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小型驻地里，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伯恩哈德亲王就在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附近极度痛苦地关注着事态进展——每一个新消息都变成了一种折磨。荷兰本来可能在9月初便轻而易举地获得解放，但眼下却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伯恩哈德谁也不责怪，因为美军和英军的战士们正为了让荷兰摆脱压迫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伯恩哈德对蒙哥马利以及他的参谋部还是很快就不再抱有幻想。到9月22日，也就是星期五，伯恩哈德得知禁卫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了，而波兰伞兵则在德里尔而不是阿纳姆大桥南部完成了空降。这一切都让33岁的亲王大发雷霆。“为什么？”他愤怒地质问他的参谋长彼得·多尔曼少将，“为什么英国人就是不听我们的？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为“市场—花园”行动制订计划时，荷兰的高级军事顾问就被排除在外了，而他们的忠告本来可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伯恩哈德回忆说，“倘若我们能及时知道空投场的选择以及空投场与阿纳姆大桥之间的距离，我的军官们自然会提供相关的情报信息。”由于“蒙哥马利具有丰富的经验”，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们“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提出异议，欣然接受了一切”。但在荷兰将军们得知霍罗克斯的第30军所提出的进攻路线后，他们便焦虑地试图说服每一个能听他们说话的人，警告他们“使用无遮蔽的堤岸道路是危险的”。“在我们的军事参谋学院里，”伯恩哈德说道，“我们曾对这个问题做过无数次研究。我们知道要是没有步兵，坦克根本无法在这些道路上作战。”荷兰军官们一再告诫蒙哥马利的参谋们，除非投入步兵紧密协同坦克部队作战，否则“市场—花园”行动的进程根本无法保证。多尔曼将军说，他“在战前就曾亲自在那个地区用装甲部队进行过试验”。
伯恩哈德说，“英国人对我们的不同意见不予理会”，尽管每个人都“出奇地客气，但英国人却宁可自己制订计划——我们的意见被排斥了。普通的态度是：‘不要担心，老兄，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伯恩哈德注意到，甚至现在“英国人还把一切都怪罪到天气上。我的参谋们得出的普遍结论是，英国人认为我们就是一群蠢材，因为我们居然敢对他们的军事战术提出质疑”。伯恩哈德知道，除了几名高级军官外，他本人“在蒙哥马利的指挥部里并不特别受人喜爱，因为我的话现在正不幸地被证实是对的——而英国人一般不喜欢被一个该死的外国人告知他错了”[6]。
从位于布鲁塞尔的指挥部里，伯恩哈德把事件的相关情报完整地告知了64岁的威廉明娜女王和栖身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他们也无法影响英国人的军事决定，”伯恩哈德说道，“若是把这件事情直接反映给丘吉尔，那不论对女王还是对我们的政府都不会有好处。他绝不会干涉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蒙哥马利的声望太高了。我们确实是一筹莫展。”
威廉明娜女王焦虑地关注着这场战役的进程，和她的女婿一样，她本来也以为荷兰会迅速得到解放。现在王室成员们担心，如果“市场—花园”行动失败，“那么德军将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可怕的报复。女王认为德国人绝不心慈手软。她强烈地痛恨着德国人”。
伯恩哈德在“市场—花园”行动发起之初曾乐观地告知威廉明娜女王：“不久后我们就会夺回王宫和王室庄园。”女王回答说：“把它们全都烧掉。”伯恩哈德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道：“您说什么？”威廉明娜说道：“因为德国人曾住进了我的房间里，还坐在了我的椅子上。我决不会再次踏进这个地方，决不！”伯恩哈德试图平息她的怒气：“妈妈，您有点夸张吧。毕竟它们都是非常有用的建筑，我们可以用蒸汽甚至是滴滴涕（DDT）为其消毒。”女王仍固执己见。“把那些宫殿烧掉，”她命令道，“我决不会踏进其中的任何一座。”亲王拒绝了。“女王生气了，因为后来我和我的参谋部占用了宫殿（没有把它毁掉），且没有先询问她的意思。她有好几个星期除了涉及公事以外不和我说一句话。”
现在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们只能“等待和希望。事态的变化令我们感到痛苦和沮丧。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那些代价高昂的错误居然是上层犯下的”。荷兰自身的命运使得伯恩哈德更加焦虑：“我知道，如果英国人在阿纳姆被击退，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荷兰人民将面对可怕的报复。”
[1] 环形防线东南端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敏捷思维。在混乱的战斗过程中，9月19日从阿纳姆撤退的英军士兵发现他们并没有指挥官，汤普森迅速把他们组织起来，保卫炮兵阵地前面的最后一块高地。这些人连同早些时候各单位被打散的兵力——大约150名滑翔机飞行员和他的炮兵，总兵力约800人——被称为“汤普森部队”。这支部队随后又得到了补充，由朗斯代尔少校指挥。他们在9月20日傍晚时候撤退，由汤普森部署在炮兵阵地四周。由于指挥官变更，再加上总体形势变化，战事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混乱。但紧接着汤普森在9月21日的战斗中负伤，炮兵阵地周边的所有步兵后来都归由“朗斯代尔部队”指挥。滑翔机飞行员则仍然归属第1机降旅指挥。——原注
[2] 星期四破晓后不久，当德国人开始围捕仍然试图坚守的所剩无几的英军伞兵时，芒福德把他的无线电设备毁掉了。“敌人的坦克和步兵就在桥上，”芒福德回忆说，“我帮忙把伤员抬到一处救护点，然后把电台砸了。汤普森中校再也无法为我们做什么了，无法为每一个想回到奥斯特贝克的师部的人做什么了。”芒福德在试图回到英军战线的时候，于阿纳姆的郊外被德军俘获。——原注
[3] 对那条渡船的真实叙述，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甚至连官方的史书也声明它被炸沉了。其他的说法则暗示，为了避免它被盟军使用，德军或是用炮火把它炸毁了，或是把它转移到了他们控制下的另一处地点。在德军的任何战争日记、日志或者战后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此事来支持这些猜测。我采访的德国军官——例如比特里希、哈策尔、哈梅尔和克拉夫特——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忆起自己曾经下令实施过任何上述行动。我认为，假定德国人想夺取这条渡船的话，那么他们要找到这条船，就会遇到和爱德华兹所报告的相同困难。无论如何，没有一名德国军官记得曾命令切断缆绳，以免让英军使用它。——原注
[4] 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所著《我自由地服役》，第124页。——原注
[5] 有些报道声称，科拉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被派去告知索萨博夫斯基那条渡船在德国人的手里。“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事情了，”科拉说道，“我从来就不是抵抗力量成员，尽管我的兄弟们加入其中。英国人并不信任地下抵抗组织，我们德里尔村的人，自然直到波兰士兵在我们头上从天而降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次空降行动。” ——原注
[6] 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记得，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后不久，荷兰伊蕾妮公主旅的一名军官来到爱尔兰禁卫团所部的食堂吃饭。这名荷兰军官朝桌子四周看了看，说道：“你们都会考试不及格的。”他解释说，在荷兰参谋学院的考试中有一道题，何为从奈梅亨进攻阿纳姆的正确方式。有两种选择：一、沿着主要道路发起进攻；二、在主要道路上驱车1.6～3公里，然后向左拐弯，渡过莱茵河，以侧翼运动绕道回来。“凡是选择沿着道路长驱直入的人，考试都没有及格，”军官说道，“凡是选择向左拐弯，然后渡河迂回的人，都及格了。”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