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兰格兰瑟姆附近浓雾弥漫的基地里，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正在待命起飞。空投原定于上午10点开始，却迫于天气不佳推迟了5个小时，现在该旅将在15点抵达目标区。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这位极端独立、性情多变的波兰指挥官，在待命期间就让部下在他们的飞机旁边待着。在52岁的索萨博夫斯基看来，英国的每天清晨都会被云雾笼罩，如果天气晴朗比预期要快，命令随时可能改变，他打算一接到通知便出发。索萨博夫斯基感到现在每一个小时都是重要的，他觉得厄克特遇到了麻烦。
除了本能之外，索萨博夫斯基的感觉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但从一开始他就对“市场—花园”行动不感兴趣。他以为，阿纳姆的空投场离大桥太远了，难以起到突袭的效果。此外，在英国似乎没有人知道阿纳姆的情况，而且索萨博夫斯基在后方军部里惊恐地发现，与英军第1空降师的通信联络出了故障，人们只知道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在英国人的手中。既然计划没有改变，那么将在大桥南入口附近的埃尔登村空投的索萨博夫斯基的部下，就要攻占大桥的另外一端。
但将军对缺乏情报感到担心，他无法确信厄克特的部下仍然在桥上。情报依赖于布朗宁的后方军部里的联络官们，他们似乎对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本来考虑是不是应该到阿斯克特（Ascot）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走一趟，与集团军指挥部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直接交流，但条令规定使他不能如愿。他的部队在布朗宁将军的指挥下，而索萨博夫斯基又不愿意绕过现有的军事渠道，计划上的任何改动都应该来自布朗宁，而且他又没有接到此类指示。不过，索萨博夫斯基还是感到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如果英军只是坚守大桥的北端，那么敌军在南端的兵力就应该很强，波军就很有可能面临殊死战斗。索萨博夫斯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仍然定于午时起飞，它们由46架滑翔机里运载，从南边的唐安普尼（Down Ampney）基地和托兰特拉什顿（Torrant Rushton）基地出发。既然计划的相关部分仍然没有改变，索萨博夫斯基就试图说服自己，一切会顺利的。
波兰旅第3伞兵营8连连长阿尔贝特·T. 斯马奇内（Albert T. Smaczny）中尉也同样感到不安。他要率领连队穿过阿纳姆大桥，占领城市东部的一些建筑物；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他不知道如何让他的部下渡过莱茵河。斯马奇内得到的保证是，大桥将掌握在英军手中。但自打他在1939年从德国人手里逃脱（他16岁的弟弟由此遭到报复，被盖世太保打死了）以来，斯马奇内便一直告诫自己：“要考虑到出乎意料之事”。
波兰人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与此同时，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浓雾仍然不散。旅部的瓦尔迪斯瓦夫·科罗布（Wladijslaw Korob）下士“开始紧张起来。我想出发”，他后来说，“站在机场四周并不是我观念中杀死德国人的最佳方式”。支援连的斯特凡·卡奇马雷克（Stefan Kaczmarek）中尉看着机场上集结的飞机，感到了“痛并快乐着”，同样对无所事事地站着感到厌烦。他告诉部下，这次行动“是解放华沙的第二最佳选择。如果我们成功的话，就能径直走过厨房进入德国”。
但波兰人注定要失望。中午时分，索萨博夫斯基接到了新的命令，尽管滑翔机群正在南边的机场里起飞，但在英格兰中部地区，那些基地仍然由于天气恶劣而停飞。当天的伞降行动被取消了。“这没有用，将军，”参谋联络官乔治·理查德·史蒂文斯（George Richard Stevens）中校对提出抗议的索萨博夫斯基这样说道，“我们不能让你们出发。”攻击推迟到第二天上午，也就是9月20日，星期三。“到时候我们将试着在上午10点出发。”他被告知，如果要把大量部队转运到南边的基地里去，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令索萨博夫斯基懊恼的是，他得知自己运输补给品的滑翔机已经出发了，正在飞往荷兰的路上。这位波兰少将由于不耐烦而怒不可遏。每过去一个小时，都意味着敌人的抵抗会更加强大，而且第二天有可能面临更加艰难的战斗——除非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确实是有理由的。索萨博夫斯基运输补给品的滑翔机装载着士兵、火炮和运输工具，正在飞往毁灭的边缘。第三次空运将是一场灾难。
低空飘过的云层覆盖了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整条南方路线。第三次空运的机群正飞向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以及英军的空投场，这次空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据估计，到下午天气就应该转晴了，但相反的是，甚至就在各个编队升空的时候，天气还在恶化。各战斗机中队都被困在云层中，无法看见地面目标，不得不返航。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由于无法看到它们的牵引飞机，许多滑翔机都切断缆绳在英格兰紧急降落，或者在海峡里迫降，整支整支的机群不得不放弃行动，返回基地。
在起飞的655架兵员运输机和431架滑翔机中，只有一半到达了空投场和空降场。尽管大部分兵员运输机与滑翔机的组合能够安全地返回英国着陆，或者在其他地方安全着陆，但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敌军猛烈的地面火力以及德国空军的攻击，再加上恶劣的天气，造成了约112架滑翔机和40架运输机的损失。计划飞往第101空降师空降场的2 310名官兵和68门火炮，只有1 341名官兵和40门火炮到达了目的地。泰勒将军的部队正处于极大的困境之中，结果那40门火炮几乎一着陆便投入了战斗。
加文准将的第82空降师的情况更糟。此时，对于向关键的奈梅亨大桥发起的进攻来说，每一名空降兵都很重要，可加文的第325机降步兵团根本就没有到达。和波兰伞兵一样，基地同样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第325机降步兵团的飞机和滑翔机也无法起飞。更糟糕的是，原定送给第82空降师的265吨补给品和弹药，该师只收到了大约40吨。
在英军防区里，厄克特不仅期待波兰人到来，还期待能够有一次物资充足的再补给行动，但悲剧突然发生了。补给品的空投场已经落入敌军之手，尽管英军空降兵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希望能将承担此次空投任务的163架飞机引导至一个新的地区——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南边空投，但是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厄克特的部下什么东西都极其短缺，尤其是弹药。他们看见飞行编队穿过暴风雪般的防空炮火愈来愈近，接着敌军战斗机出现了，向飞行编队开火，并低空扫射新的补给品空投场。
16点左右，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佩尔上尉听见有人喊：“第三次空运来了！”这名神职人员记得，突然间“可怕的声音渐渐增强，在巨大的弹幕中，连空气都颤动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朋友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佩尔注视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这些轰炸机通常是在约4 600米的高度进行夜间飞行，而现在却在光天化日之下以460米的高度飞了进来。我们注意到不止一架飞机在熊熊燃烧，却保持着航线，直到把每一个空投箱都扔下来为止。眼下我们遭遇了显而易见的可怕抵抗，并且已经发出了信号，要求把补给品空投到我们的师部附近，但真正能空投到我们这儿的几乎一件都没有。”
这些毫不动摇的飞行编队没有战斗机护航，仍顽强地飞行在航线上，把补给品投放到老的空投场里。地面上绝望的英军士兵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发射信号弹，投掷烟幕弹，挥舞降落伞，甚至在荒野的部分地区放了把火——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遭到了俯冲下来的德军“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低空扫射。
许多士兵回忆说，一架英军“达科他”运输机的右翼着了火，飞进了现在由德军掌控的空投场上空。维克托·米勒中士是在星期日的首次空运中着陆的滑翔机飞行员，这会儿他“忧心忡忡地看到，烈火几乎包围了机身的整个下半部分”。米勒在等待机组人员跳伞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咕哝道：“跳啊！跳啊！”飞机从低空掠过时，米勒看见投送员正站在舱门口把空投箱推下去。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只见被烈火包围的“达科他”转了个圈，再次飞了进来，透过烟雾他看见更多的空投箱从舱门口滚落。道格拉斯·阿特韦尔中士也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士兵们从战壕里爬了出来，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天空。“我们累极了，没吃没喝，但在那个时刻，我只想到那架飞机，就好像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架飞机。大家就在各自站立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而那名投送员则不断地把包裹推出去”。飞行员稳稳地驾驶着燃烧的飞机，第二次从空投场上空缓慢地飞过。第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鲍威尔少校“对飞行员的英勇行为充满了敬畏之情，我无法把目光从这架飞机身上移开，突然间它不再是一架飞机了，只剩下一个橘黄色的大火球”。当这架燃烧着的飞机一头栽到地上的时候，31岁的飞行员戴维·塞缪尔·安东尼·洛德（David Samuel Anthony Lord）空军上尉仍然坐在驾驶座上。米勒朝树林的那一边望去，“只见一根油腻的烟柱升上天空，标示出了一个勇敢机组的长眠之处。他们牺牲了，为的是我们能有机会活下来”。
但米勒中士错了，这架第271中队不幸的“达科他”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中，有一人幸存了下来。亨利·阿瑟·金（Henry Arthur King）空军中尉是这次飞行的领航员，他记得飞机在接近空投场那一刻，离16点只差几分钟，此时右发动机被击中起火。洛德用通话器说道：“大家都没事吧？离空投场还有多远，哈里[1]？”金回话说：“再飞3分钟。”飞机沉重地向右边倾斜，金发现他们正在迅速失去高度，火焰开始沿着右翼朝主油箱蔓延。“下面的人需要这些东西，”他听见洛德说道，“我们要进去，然后再跳伞。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降落伞穿上。”
金发现了空投场，告诉了洛德。“好的，哈里，我看见了，”飞行员说道，“到后面去帮他们抬筐。”金朝后面走去，来到敞开的舱门前。高射炮火已经击中了用于移动沉重的补给品包裹的滚转机，投送员菲利普·爱德华·尼克松下士以及皇家陆军勤务部队的3名士兵正在把8个沉重的弹药筐推到门口，为了推这些篮筐，他们把降落伞都脱掉了。5个人一起把6个篮筐推了出去。这时红灯亮了，表明飞机现在已经飞离了空投场。金走到对讲机那里。“戴夫”[2]，他对洛德喊道，“我们还剩下两个篮筐。”洛德驾机迅速向左转弯。“我们再来一次，”他回答说，“坚持住。”
金看到飞机保持在大约150米的高度，洛德“像驾驶战斗机一样驾驶着这架飞机。我努力帮助那几名皇家陆军勤务部队的士兵再次穿上降落伞。绿灯闪亮了，我们把包裹推了出去。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洛德喊道：‘跳伞！跳伞！看在上帝分上，快跳伞！’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我发现自己正在空中快速下坠，我并不记得我拉了降落伞的开伞索，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躺着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记得自己看了下手表，看到距离我们被高射炮击中仅仅只有9分钟。我的制服严重烧焦，鞋子已经不翼而飞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金偶然遇见了第10伞兵营的一个连，有人给了他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我们只有这些了。”那名伞兵告诉他。金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你们只有这些东西？我们刚刚给你们空投了补给品。”那名伞兵摇了摇头，说道：“你们是给我们空投了沙丁鱼罐头，但被德国佬拿走了。”金无话可说。他想到了空军上尉洛德，想到了机组人员和那几名陆军士兵，他们脱下降落伞，不顾一切地奋力想把珍贵的弹药和补给品包裹扔给下面焦急等待的部队。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金还活着，而他现在刚刚得知，他的机组人员白白地做出了牺牲。[3]
到处都有飞机在迫降，主要是在瓦赫宁恩和伦克姆附近，有些飞机最终坠落在莱茵河南岸。沃尔特·辛普森空军中士记得，他听见飞行员在通话器上喊道：“上帝啊，我们被击中了！”辛普森朝外面看去，发现左发动机着火了，他听见引擎开始减速，接着飞机便俯冲了下去。吓坏了的辛普森记得：“飞机尾部在飞过河北岸的时候稍微抬高了一点，然后在水面上弹了出去，在河南岸落了地。”
飞机撞到地面的时候，辛普森猛冲向前，被甩到机身的一侧，无线电报务员伦斯代尔中士猛地向他撞去，佝偻着身子躺在辛普森的身上。飞机内部变得一团糟，燃料在燃烧，辛普森听见火焰噼啪作响。当他试图从无线电报务员身下把双腿挪动出来的时候，伦斯代尔尖叫着晕了过去，他的后背折断了。辛普森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伦斯代尔从紧急出口抱了出去，已经在外面的4名机组人员既茫然又震惊。辛普森回到飞机里面寻找其他人，他发现投弹手失去了知觉，“他的一只鞋被炸掉了，脚后跟的一部分不见了，两条胳膊全折断了”。辛普森也把他抱到了飞机外面。尽管飞机正在熊熊燃烧，但辛普森还是再次返回机舱去寻找机械师。机械师的一条腿断了，他同样被辛普森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德里尔村，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她的妹妹里特以及她们的兄弟阿尔贝特目睹了辛普森所在的轰炸机迫降过程，3人立即跑到出事地点。“那场面太恐怖了，”科拉回忆说，“有8个人，他们中有几个伤得很可怕。我们把他们从燃烧着的飞机那里拖开，就在这时飞机爆炸了。我知道德军将会搜捕机组人员。机长杰弗里·利根斯空军上尉没有受伤，我告诉他我们要把他藏起来，同时把伤员送到村里的小诊所去。我们把他和另外两个人藏在附近的一家砖厂中，告诉他们天黑的时候我们再来。”那天晚上，科拉帮助村里唯一的一名医生做手术，桑德博布洛赫医生是一位女士，她把投弹手的脚截掉了。战争终于来到了科拉的身边，也来到了小小的德里尔村。
在100架轰炸机和63架“达科他”运输机当中，总计有97架受损、13架被击落——而且，尽管飞行员和机组成员都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厄克特受到重创的师并没有得到增强。空投下来的390吨补给品和弹药几乎尽数落入了德军手中，据估计英军只收到了大约21吨物资。
波兰人的车辆和火炮的空运面临的问题将更加棘手。肯尼斯·特拉维斯―戴维森（Kenneth Travis-Davison）中士是一架“霍萨”滑翔机的副驾驶，在跟随波兰人的空运编队离开英格兰之前，他就意识到有关目的地的状况信息几乎全无。航线是标在地图上了，波兰人的车辆和火炮的空降场也标出来了，但特拉维斯―戴维森说：“我们被告知，形势仍然不明。”对空降场的唯一指示就是：“滑翔机应该在由紫色烟雾标明的地区着陆。”在特拉维斯―戴维森看来，“这个指示简直荒唐”。
然而，尽管缺乏情报，皇家空军的飞机却正确地锁定了约翰娜胡弗农场附近的空降场，在46架滑翔机中，有31架抵达了该区域。它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空中枪炮声大作，一个中队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击中了多架滑翔机，将薄薄的帆布和胶合板材质的机身打出了许多窟窿，打穿了吉普车的油箱并使其中一些车辆着起火来。防空炮火击中了其他的飞机，这些滑翔机就在战场上着陆了。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所部正在奋力摆脱一支要打垮他们的敌军，无法及时到达高地以及高地另一侧的空降场，为该地区提供保护。英军与德军激烈交战时，波兰人直接就在这场灾难性的战斗当中着陆了。在恐惧和混乱之中，波兰人遭到了火力夹击，许多滑翔机着了火，它们要么在田野上迫降，要么一头撞进附近的林子里。波兰炮兵由于遭到交叉火力打击而无法分清敌友，于是既向德军还击，也向英军开火。随后，在匆匆把所有能用的吉普车和火炮卸下来之后，这些茫然的波兰人在炮火的打击下离开了空降场。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地面上受到的伤亡很轻微，但许多人由于不知所措和震惊被俘。大多数吉普车和补给品被摧毁了，在8门关键的6磅反坦克炮中，只有3门没有受损。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担心被证明不无理由，而且情况比他所想的还要更糟——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沿公路向南大约64公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此刻正奋力拼杀，以便使走廊保持畅通。但德军第15集团军所部在贝斯特的顽强防御正在消耗泰勒的兵力，越来越多的官兵陷于惨烈的激战之中。一名师情报军官苦笑着把这场战斗称为“一个小小的失算”。泰勒24公里长的防区内的压力正在增大，“呼啸山鹰”刚刚把防区命名为“地狱的公路”。显而易见，现在敌人的意图就是以贝斯特为基地，切断霍罗克斯的先头坦克部队。
堵塞在公路上的车辆纵队成为炮火的活靶子，推土机和坦克不断地在公路上四处开动，把车辆残骸从车队当中推出去，保证纵队能继续行进。自星期天以来，贝斯特这个小小的次要目标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可能会严重影响甚至拖累泰勒的师在这段公路上的其他战斗，所以第101空降师师长现在决心要完全粉碎那里的敌人。
星期二午后，在英军坦克部队的支援下，泰勒几乎将整个第502伞兵团都投入与冯·灿根部下的战斗中。这次大规模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刚刚抵达的第327机降步兵团以及公路上的英军装甲部队支援下，第502伞兵团2营和3营无情地肃清了贝斯特东边的森林地区。德军陷入了巨大的包围圈之中，不得不朝威廉敏娜运河撤退，他们的战线垮掉了。由于生力军投入战斗，这场一刻不停持续了近46个小时的战斗突然就在两个小时之内结束了。泰勒的部下取得了“市场—花园”行动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300多名德军被击毙，1 000多人被俘，还缴获了15门88毫米高射炮。“到下午晚些时候，”官方战史写道，“由于有数百名德军投降，因而有命令传来，要把所有可用的宪兵都派过去。”爱德华·维日博夫斯基中尉，就是在贝斯特大桥被炸掉之前差点儿把这座桥夺下来的那名排长，先前被德军俘虏了，现在又把他抓住的俘虏带了回来。由于手榴弹和弹药耗尽，而且他的周围伤亡惨重——在他勇敢的排里面，只有3个人没有受伤——所以维日博夫斯基最后投降了，他和部下被送进一家德军野战医院。现在，维日博夫斯基和他疲惫至极、浑身污垢的部下——包括伤员——缴了德军野战医院的医生和护理员的械，回到师里归建的同时还把他们的俘虏们带了回来。
尽管这次战斗获得了胜利，但泰勒将军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贝斯特之战结束的时候，德军装甲部队就已经朝索恩刚刚建成的便桥冲了过去，再次试图把“走廊”切断。泰勒亲自率领师部人员——这是他唯一可用的增援部队——匆忙赶往现场。1辆德军第107装甲旅的豹式坦克在几乎就要到达桥头的时候，被“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和1门反坦克炮击毁了，其他几辆坦克同样被迅速击毁。德军的进攻被打垮，车辆纵队继续前进，但“呼啸山鹰”还无法放松警惕。“我们的形势，”泰勒后来写道，“让我回想起早期的美国西部，当时沿着漫长的重要铁路线，小股守备部队不得不抗击印第安人随时随地发动的突然袭击。”
德国人迅速猛烈、打了就跑的战术正在给美军“放血”，第101空降师有近300名官兵在地面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在公路两侧或贝斯特四周的田野里坚守阵地的士兵们，随时有被从两翼打垮的危险，而且每一个夜晚都带来其特有的恐惧。在黑暗之中，由于德国人渗透进了第101空降师的环形防线，所以谁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清晨，隔壁散兵坑里的人是否还活着。在这些混乱而又突然爆发的激烈战斗中，士兵们会突然消失；交火结束后，他们的朋友将在战场、战地救护所或野战医院里的死者和伤者当中寻找他们。
贝斯特战斗结束，俘虏排成长队被押送回后方，第502伞兵团2营F连31岁的查尔斯·多恩上士动身去寻找他的连长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早先还在英格兰的时候，部队出发之前多恩就几乎“担心得麻木”了，22岁的约翰逊也是同样的感觉，他“对能否回来完全听天由命”。19日上午，约翰逊的F连投入贝斯特附近的一次进攻之中。“那次进攻更像是被屠杀。”他回忆说。约翰逊记得那是场“我曾见过或听过的最为惨烈”的战斗，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击中了。他的连从180人减少到38人，还被德军包围在一块田野里，那里的干草垛正在燃烧。约翰逊率部抵抗着德国人，一直坚守到救援部队抵达击退敌军，把幸存者转移出去。约翰逊在人们的帮助下返回战地救护所时再次负伤，这一次他的脑袋被子弹击中了。在营救护所里，他被放在受了致命伤的人当中，医护兵们称那是“死人堆”。找了半天之后，多恩上士在那里找到了他，他跪下身来察看，确信约翰逊还有一线生机。
多恩抱起动弹不得的连长，把他和连里的其他4名伤员放进吉普车，直奔索恩的野战医院。路遇德军时，多恩把吉普车开进树林隐蔽起来，等德军巡逻队离开之后，他再次上路。抵达野战医院时，他发现等待治疗的伤员已经排成了长队。多恩担心约翰逊随时都会死去，于是走过成列的伤员来到一名外科医生那里。那名医生正在检查伤员，以确定谁需要立即救助。“少校，”多恩对医生说道，“我的连长需要立即治疗。”那名少校摇了摇头，“对不起，中士，”他告诉多恩，“我们会对他做检查的，他得排队等候。”多恩再次恳求道：“少校，你如果不快点看看他，他会死的。”那名医生态度坚决。“我们这里有许多伤员，”他说道，“我们一检查到他，你的上尉就会得到治疗的。”多恩拔出自己的“柯尔特”手枪，扳开扳机。“那来不及了，”他平静地说道，“少校，如果你不马上去看他，我就在这儿一枪毙了你。”外科医生大吃一惊，盯着多恩，“把他弄进来！”他说道。
手术室里，多恩握着手枪站在一边，与此同时，那名医生正和一个医疗小组给约翰逊做手术。在中士的注视下，约翰逊接受了输血，伤口也被清洗了，医生从他的脑袋里和左肩上分别取出一颗弹头。直到手术结束，约翰逊被包扎好之后，多恩才动了动。他走到医生面前，递上自己的手枪。“好了，”他说道，“谢谢。现在您可以去告我了。”
多恩被送回第502伞兵团2营。他被带到营部，在营长面前立正站好。营长问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其违反军规的行为应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多恩回答说：“是的，长官，我明白。”营长来回踱步，突然停了下来。“中士，”他说道，“我正让你在押”——他停了下来，看了看手表——“在押整整一分钟。”两个人沉默地等着，随后军官看着多恩。“解散，”他说道，“现在返回你的部队。”多恩敏捷地行了个军礼。“是，长官！”他说道。于是离开了。[4]
现在，在走廊中部加文准将的防区，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驶向奈梅亨的时候，迅速夺取该城的各处桥梁就有了关键性意义。17日，把守瓦尔河大桥各处入口的德军并不多，而到了19日下午，加文估计他的当面有500多名党卫军掷弹兵正在抵抗，他们占据着构筑良好的阵地，并得到了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禁卫装甲师的主力仍然在前往该城的途中，只有英军纵队的先头部队——爱德华·亨利·古尔本（Edward Henry Goulburn）中校指挥的掷弹兵禁卫团第1摩托化营——可以用来发动进攻。而在16公里长的“走廊”里，加文的第82空降师的伞兵因为迎击不断来犯之敌而分散。加文的机降步兵团的基地设在浓雾笼罩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未能起飞，因此他只能派出一个营与英军先头部队的坦克分队协同进攻。加文挑选了第505伞兵团2营，营长是本杰明·海斯·范德沃特（Benjamin Hayes Vandervoort）中校，由于兼具速度和突然性，这次进攻不无胜算。加文认为，如果说有人能够帮助他取得成功，那个人就是生性含蓄、语调柔和的范德沃特中校[5]。尽管如此，这次行动还是有极大风险。加文认为英国人似乎低估了德军的实力，而且确实是低估了。掷弹兵禁卫团的战后报告强调：“据认为，只要坦克摆开阵型，大概就可以退敌了。”
15点30分，协同进攻开始。攻击部队迅速突入市中心，没有遇到激烈抵抗。约40辆英军坦克和装甲车在那儿兵分两路，美军伞兵或搭乘坦克，或紧随其后。在开道的坦克和侦察车里，有12名专门挑选出来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情报员，他们负责带路——其中就有22岁的大学生扬·范胡夫（Jan van Hooff），他后来的行动将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不愿意使用他，”美军第82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迪尔克·贝斯特布鲁尔切上尉回忆说，“他似乎非常亢奋，但另一名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为他过去的行为担保。他乘坐一辆英军侦察车进了城，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突击部队分兵之后，一队前往铁路桥，另一队与古尔本和范德沃特一起，直奔瓦尔河上的主要公路桥而去。
在这两处地方，大批德军正严阵以待。2营D连的保罗·纽南上士记得，他的排在接近铁路桥附近的一条地下通道时，“就开始遭到狙击手的射击。由于有无数的地方可供狙击手隐藏，很难说射击是从哪里来的”，士兵们扑倒在地四处隐蔽，随后缓慢地开始撤退。英军装甲车辆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坦克冲向大桥时，88毫米高射炮几乎是在近距离平射，把它们击毁了。宽阔的克赖恩霍夫大街（Krayenhofflaan）通向大桥西边的一处三角形公园，在三面朝向公园的建筑群里，伞兵们重新组织起来发动了另一次进攻，但德军再次把他们击退。屋顶上的狙击手，以及从一座铁路跨线桥上射来的机枪子弹，不断地把美军士兵压制在地上。
有一些伞兵记得，D连2排副排长罗素·E. 帕克（Russell E. Parker）少尉叼着一根雪茄，冲入开阔地朝着屋顶扫射，压制住了狙击手的火力。有人大声喊坦克来了，纽南记得：“就在那时，整个公园似乎布满了曳光弹，那些子弹是从我们左边射来的，由街道对面高速射击的自动武器打出来的。”纽南转向赫伯特·布法罗·博伊，印第安苏族人（Sioux）博伊也是第82空降师的一名有经验的伞兵。“我认为他们要派一辆德军坦克来。”他说道。布法罗·博伊咧开嘴笑着说：“噢，要是他们再带上步兵，那就会是非常难对付的一天。”德国坦克并没有出现，一门20毫米高射炮却开火了。伞兵们用手榴弹、机枪和“巴祖卡”火箭筒继续战斗，直到接到命令要各先头排撤退，巩固所占领的阵地以便过夜。伞兵撤出时，德军放火焚烧了沿河的楼房，不让范德沃特的部下再渗透进去攻占己方炮兵阵地，肃清进行抵抗的小股德军。盟军对铁路桥的进攻也渐渐停止了。
在美军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第二路纵队向胡纳公园（Hunnerpark）发起进攻。这些观赏性植物园通向公路大桥的各个入口。通向那座桥的所有道路在一个环形交叉路口上交会，而俯瞰该地区的是一片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废墟，废墟里有一座十六边的小教堂——法尔克霍夫（Valkhof），它曾经是查理大帝[6]的宫殿，后来又由巴巴罗萨[7]重建。德军在这座城堡里集结了起来。古尔本中校认为：“德国鬼子可能多少知道我们正想做什么。”他们确实知道一些。
卡尔―海因茨·奥伊林（Karl-Heinz Euling）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是弗伦茨贝格师党卫军第22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他的营是首先在潘讷登渡过莱茵河的部队之一。奥伊林奉哈梅尔将军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大桥，于是他将坦克歼击车呈环形部署在胡纳公园区域，并把步兵部署在这座古老废墟中的小教堂里。英军坦克沿着通向公园的街道角落发起冲击时，遭到了奥伊林的炮火轰击。猛烈的弹幕射击使他们被迫后撤了回来。范德沃特中校立即走上街道，命令一个迫击炮组投入战斗提供火力掩护，同时派出E连前突。E连1排在排长詹姆斯·约瑟夫·科伊尔（James Joseph Coyle）中尉的率领下，全速奔往一排面对着公园的毗连式住宅，他们遭到了轻武器和迫击炮的射击。E连副连长威廉·J. 梅多（William J. Meddaugh）中尉注意到，这是“观测射击[8]，炮火和狙击手是由无线电指挥的。英军坦克在我们前方掩护，同时科伊尔中尉率部进入了能够俯瞰敌人整个阵地的一排建筑物内。其他排都受阻，无法动弹，形势显得十分险恶”。
在英军烟幕弹的掩护下，梅多成功地带着连里的其他人前进，而E连连长詹姆斯·J. 史密斯（James J. Smith）中尉则让部下在科伊尔周围的房屋里巩固阵地。梅多回忆说：“科伊尔的排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敌人，但我们让坦克向前开的时候，一些初速较高的大炮开火了，此前它们一直保持着沉默。有两辆坦克被击毁，其他坦克被迫撤了下来。”当科伊尔的部下用机枪还击时，立即将街道对面的反坦克炮火吸引了过来。天黑下来的时候，奥伊林的党卫军士兵试图渗透美军的阵地。一组党卫军来到距离科伊尔的排只有几尺的地方，被发现后双方爆发了一场激烈交火。进攻被打退了，科伊尔的部下有伤亡，3名德军被打死。后来，奥伊林派出医护兵将伤员后送，而科伊尔的伞兵则等待着可能重新爆发的激战——德国人在把伤兵撤出后也许会卷土重来。战斗中，约翰·威廉·凯勒一等兵听见一种低沉的连续重击声，他来到窗前，吃惊地看到一个荷兰人站在活动梯子上，正在替换隔壁房子上的木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深夜，由于德军轻武器的射击仍在持续，继续推进的尝试就被推迟到了天明。英美联军的进攻在距离瓦尔河大桥不到360米的地方戛然而止——而这正是前往阿纳姆之路上的最后一道河流障碍。
在盟军指挥官们看来，德军显然完全控制着这些大桥。布朗宁担心这些桥梁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于是在19日晚些时候召集了一次会议，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渡过那条365米宽的瓦尔河。加文准将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早在两军会师时就被提交给了布朗宁，但被这位军长否决了，这次会议上加文再次提了出来。“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夺取这座桥梁，”他对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们说道，“我们得同时下手才能拿下它——从两岸同时发起攻击。”加文敦促说，“霍罗克斯工兵纵队中的所有船只都应该立即运上来，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英国人大惑不解地看着他，这位第82空降师师长脑子里想的是强渡过河——用伞兵。
加文继续解释，在近3天的战斗中，他的师伤亡很大——约200人阵亡、700人受伤，还有几百人失去了联系，或是分散在各处，被列为失踪人员。加文分析说，如果呆板的正面进攻还要继续的话，他的损失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迅速而又代价不高的夺桥手段。加文计划投入一支部队，在大桥下游约1.6公里处乘船过河；与此同时继续发动正面进攻，以便夺取大桥南边的各个入口。在坦克炮火齐射的掩护下，在德军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伞兵将突袭河北岸的敌军防御阵地。
然而，要达成完全的突然性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条河太宽了，无法让整船的士兵不被发现，而且河对岸也无法隐蔽。伞兵们一旦过了河，就得从一段约180米长的平地上穿过。在更远的地方是一座堤岸，德军枪手可以从那里居高临下向进攻的伞兵射击，那道防御阵地也得夺下来。在加文看来，尽管可以预料会出现重大伤亡，但与只继续攻击南岸的入口相比仍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场—花园’行动想要获得成功，”他告诉布朗宁，“就必须尝试一下。”
英军滑翔机飞行员团团长乔治·查特顿上校记得，除了布朗宁和霍罗克斯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尔兰禁卫团、苏格兰禁卫团以及掷弹兵禁卫团下属各部的指挥官。嚼着雪茄的第82空降师504伞兵团团长鲁本·塔克上校也出席了会议，如果计划被批准的话，加文就挑选他的团进行强渡突袭。尽管查特顿专注地听着加文讲话，却也注意到了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之间的差异。“一名准将穿着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个折叠座手杖[9]上，”他回忆说，“3名来自禁卫团的指挥官穿着旧的灯芯绒裤子，高帮皮靴，戴着在学校里用的旧的长围巾。”查特顿认为“他们似乎心情轻松，好像是在讨论一场演习似的。我不能不把他们与在场的美国人进行比较，尤其是与塔克上校进行比较。塔克戴着一顶几乎把脸盖住的头盔，手枪放在左胳膊下面的枪套里，大腿上还用皮带扣着一把匕首”。让查特顿大为惊讶的是，“塔克偶尔咬下一节足够长的雪茄，再把它吐出来。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隐约可见的惊讶表情就闪现在那些禁卫团[10]军官的脸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惊的，却是加文计划的大胆之处。“我知道，它听起来有点另类，”加文回忆说，“但速度是关键，甚至连进行侦察的时间都没有。我继续说下去时，塔克是屋子里唯一一个看似不慌乱的人。他参加过意大利的安齐奥登陆战，知道会发生什么。对他来说，这次渡河行动就像第504伞兵团在布拉格堡[11]（Fort Bragg）进行的那种演习。”尽管如此，这对空降兵来说还是非传统的。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回忆说，军长“现在对这个主意的大胆充满了敬意”。这一次，布朗宁批准了。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罗克斯与工兵进行了核对，得知他们携带了大约28条小型的帆布和胶合板船，这些船将在夜间尽快送到奈梅亨。如果进攻计划的制订能够及时完成，那么加文对瓦尔河进行的微型诺曼底式的水陆两栖进攻，就将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下午1点开始。伞兵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这样打仗，但加文的计划似乎提供了完好无损地夺取奈梅亨大桥的最大希望。大家都认为，紧接着在“走廊”上进行另一次快速冲刺，将会让他们与阿纳姆的部队会师。
在绿草如茵的宽阔的欧西比尤斯外大街上，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亲自上阵，指挥炮兵对桥上弗罗斯特的部队进行炮击。他曾试图说服弗罗斯特投降，但是失败了。现在他明确指示集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指挥官们：要把英军伞兵据守的每座建筑物都夷为平地。“既然英军不肯从他们待的洞里出来，我们就把他们炸出来。”哈梅尔说道。他告诉炮手们，“就瞄准山墙底下，一米一米地轰，一层一层地轰，一直到每幢房子都倒塌为止。”哈梅尔决心已定，围困应该结束了，既然别的办法已经无效，那么这就是唯一的办法。“等我们收手的时候，”哈梅尔补充说，“除了一堆瓦砾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哈梅尔趴在两门大炮之间的空地上，对准英军据点调整手里的双筒望远镜，引导火力。第一炮击中目标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感到很满意，然后把望远镜交给手下的军官。“我倒是想待在这里，”他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作战经历。但由于英美联军正在进攻奈梅亨的那几座桥，我必须立即赶到那里。”哈梅尔离开之后，他的炮手以有条不紊、镰刀割草似的精确性，开始了把弗罗斯特剩余阵地化为瓦砾的工作。
在第2伞兵营起初占领的18座楼房中，弗罗斯特的部下现在还坚守着大约10座。坦克从东边和西边轰击英军阵地的同时，德军炮兵则对着面向北边的英军阵地一个劲儿地狂射。火炮齐射真是冷酷无情。“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佳、最有效的炮火，”党卫军第10装甲师的掷弹兵霍斯特·韦伯（Horst Weber）回忆说，“从屋顶开始，楼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样坍塌。我看不出还有谁能从这片火海中活着出来。真为这些英国人感到遗憾。”
韦伯看到，3辆虎式坦克缓慢驶向赫罗特市场（Groote Markt），在用车载机枪向大桥北入口处建筑群的每扇窗户扫射的同时，坦克还“向每栋房子打出一发又一发炮弹”。他记得角落里有一座楼房，“它的屋顶陷落进去，上面的两层开始倾颓，然后就像皮肉从骨骼上脱落一样，正面的整堵墙倒进了街道，把每一层都暴露了出来，英国人在那里拼命地爬”。韦伯记得，灰尘和瓦砾“很快就让人无法再看见任何东西了。嘈杂声很可怕，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听见伤员的尖叫声”。
坦克轮番上阵，摧毁了莱茵河滨河区以及大桥下面的房屋。往往在英军冲出来时，坦克就像推土机一样猛撞废墟，把那些地方完全夷平。坡道下方被麦凯上尉用作指挥所的校舍几乎成了残垣断壁，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计，“高爆弹正以每10秒钟1发的速度射进校舍南墙”。墙体变得“很热”，他回忆说，“每个人都多少带着伤”。然而伞兵们依然顽强地坚持着，直到“天花板塌落，墙体断裂，房间变得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依次从房间里撤离。斯坦福斯骄傲地回忆说，瓦砾之中的“红魔鬼”们弹无虚发，“像鼹鼠一样生存下来，德国佬就是无法把我们挖出来”。但在其他地方，英军士兵发现他们的阵地几乎待不下去了。“德军决定把我们都轰成渣，”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解释说，“炮击和迫击炮的轰击看似不可能再猛烈了，但实际上却更猛烈了。爆炸接连不断，炮弹一枚接一枚雨点般飞来，形成了一个持续的滚动爆炸。”随着火炮的每一次齐射，西姆斯都绝望地反复祈祷：“坚持！坚持！不会持续多久的。”在狭长的堑壕里独自蹲伏的时候，西姆斯闪过一个念头，他像是“躺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坟墓里，正等着被活埋”。西姆斯记得，他当时想的是“除非第30军赶快到，否则我们就完了”。
弗罗斯特中校意识到，灾难终于降临到第2伞兵营身上了。前来救援的各个营还没能突破重围，弗罗斯特确信他们再也无法来帮助他了。波兰人的空投没有实施。弹药几乎耗尽，部队伤亡之大，每个可用的地下室里都人满为患。而且官兵们已经连续作战长达50多个小时了，弗罗斯特知道他们无法再继续忍受这样的折磨了。在环形防线各处，房屋在燃烧，楼房在倒塌，阵地正在被蚕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他所珍爱的第2伞兵营正被埋在身边的楼房废墟里。然而弗罗斯特并不准备帮敌人的忙。绝望的他决心不让德军得到阿纳姆大桥，直到最后一刻。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情感，磨难对官兵们的影响基本上和弗罗斯特没什么区别。伞兵们分享着自己仅剩的弹药，并从伤员那里搜集所有能找到的弹药，为正在吞噬他们的末日做好了准备。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害怕了，疲劳、饥饿和疼痛让他们似乎对自己以及形势产生了一种幽默感。随着牺牲越来越明显，那种幽默感也越来越强。
随军神父伊根记得，他碰见从厕所里出来的弗罗斯特。“中校的脸——疲倦，满是污垢，满脸胡茬儿——带着微笑明亮了起来，”伊根回忆说，“‘神父，’他告诉我，‘厕所窗户碎了，墙上有洞，屋顶不见了。但它有一根链条，还能用。’”
后来，伊根试图穿过街道去看望地下室里的伤员。由于这片地区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神父尽可能地隐蔽前行。“外面有个人正漫不经心地在街上溜达，此人是A连连长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大桥最初就是被他率部攻占的，”他回忆说，“少校看见我畏缩不前，便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伊根回忆说，泰瑟姆―沃特“打开雨伞撑到我的头上。到处都有迫击炮炮弹雨点般落下，他说道：‘跟我来，牧师。’”当伊根表现出不情愿的时候，泰瑟姆―沃特开口宽他的心：“不必担心，”他说道，“我有雨伞。”此后不久，第1伞兵旅旅部警卫排排长约翰·帕特里克·巴尼特（John Patrick Barnett）中尉碰巧遇见了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当时巴尼特正在快速穿过街道，前往弗罗斯特命令他去坚守的一个新防区。泰瑟姆―沃特在护送伊根神父过街回来后，又去巡查了收缩后的环形防线里的部下，头上还撑着那把伞。大吃一惊的巴尼特在途中停了下来，他对少校说道：“那把伞对你不会有多少用处的。”泰瑟姆―沃特佯装惊讶，看着中尉。“噢，天啊，帕特[12]，”他说道，“要是下雨了该怎么办呢？”
下午德军仍在继续炮击。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见泰瑟姆―沃特指挥他的连队时手里还拿着伞。此时德军坦克在街道上隆隆行驶，到处开火。“看见那些庞大的Ⅳ号坦克近距离朝我们射击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高夫回忆说，随后这种紧张突然得到了缓解。“就在那里，就在街道上，泰瑟姆―沃特正率领着他的部下发起刺刀冲锋，朝一些渗透过来的德军直扑过去，”高夫回忆道，“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顶旧的圆顶礼帽，当他向前冲去时，还转动着那把破雨伞，他那个样子活像查理·卓别林。”
还有一些幽默瞬间同样令人难忘。在那个时间缓慢流逝的下午，第2伞兵营营部受到猛烈炮击，房子烧了起来。伊根神父下楼去地下室看望伤员。“嗯，神父，”营里的开心果杰克·斯普拉特（Jack Spratt）中士说道，“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扔给我们，就是没有扔给我们厨灶。”他这话还没有说完，楼房再次被炮弹直接命中。“天花板塌了下来，给我们来了一场泥土和灰泥的淋浴。当我们再次站起身来的时候，我们面前正好出现了一个厨灶。”斯普拉特看着那个厨灶，摇了摇头。“我知道那些杂种就在附近，”他说道，“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听见我们说话。”
将近傍晚时，天开始下雨了，德军的进攻似乎也加强了。大桥另一侧的麦凯上尉联系上了弗罗斯特。“我告诉中校，如果德军继续发动同样规模的进攻，我无法再坚持一个晚上了，”麦凯写道，“他说他爱莫能助，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坚持。”
麦凯能够看出，德军正在慢慢地压缩弗罗斯特的部队。他看见英军伞兵正从河岸边燃烧着的房子里出来，朝着几乎就在他对面的两幢房子急速跑去，那两幢房子还没有倒塌。“德国人开始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注意到，“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得到支援，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出去。我爬上阁楼，把无线电调到18点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播音员说，英军装甲部队已经与空降部队会师了。”[13]
就在这时，麦凯便听到楼下有人喊道：“虎式坦克正在开往大桥。”（这正好是德国时间19点，英国时间18点）。两辆60吨重的坦克正从北边开过来，大桥另一侧的弗罗斯特也看见了那两辆坦克。“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它们显得难以置信的邪恶，”他着重提道，“它们的巨炮喷吐火舌时，就像史前巨怪一样。坦克炮弹打穿了墙壁，爆炸产生的烟尘和缓慢落下的瓦砾充满了过道和房间。”
麦凯所在楼房的一侧墙壁被击中了。“有些炮弹肯定是穿甲弹，”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说道，“因为它们从校舍的这一头打到了那一头，在每个房间里都打出了一个一米来宽的洞。”天花板掉了下来，墙体出现了裂缝，而且“整个结构都在摇晃”。麦凯盯着坡道上的两辆坦克，心想大限将至。“再来上这么两轮，我们就要报销了。”他说道。但麦凯仍然认为，以那种自从他们到达大桥以来表现出的顽强和无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带着一队人冲出去，把它们炸掉。但就在这个时候，两辆坦克倒车撤了回去，我们还活着”。
在弗罗斯特的营部里，伊根神父负伤了。炮弹打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楼梯上，结果进退两难的他摔下两段楼梯，倒在了一楼。苏醒时他的身边只有一个人。伊根爬到那人面前，发现那名伞兵快不行了。此时又一轮炮火齐射击中了营部，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和身上的衣服都着了火，神父绝望地在地板上滚动着，用双手把身上的火扑灭，此前他看到的那名伤员已经停止了呼吸。伊根发现自己的双腿不怎么听使唤，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慢慢地拖着身子朝窗户走去。有人呼喊着他的名字，昵称“布基”（Bucky）的营部情报军官克利福德·丹尼斯·布瓦特―布坎南（Clifford Denis Boiteux-Buchanan）中尉帮助他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让杰克·斯普拉特中士把他接住。在地下室里，军医詹姆斯·洛根正在工作。神父和其他伤员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断了，后背和双手布满了细小的炮弹碎片。“还好我置身事外，”[14]伊根回忆说，“我现在除了趴在地上，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远处，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泰瑟姆―沃特，负了轻伤的他紧紧抓着那把伞，仍然试图给大家鼓劲打气。
在可怕的炮击过程中，偶尔会有一次停歇，麦凯上尉认为那是德军在补充弹药。在一次这样的暂歇中，黑暗降临了，麦凯抓紧时机给疲倦的士兵们发放安非他命[15]（苯丙胺）药片，一个人两片，它对疲惫不堪、精神不济的人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剧烈效果。有些伞兵变得易怒且好争吵，还有的人视物时产生了叠影，一时间无法瞄准。在那些受惊和负伤的人当中，有些人极其兴奋，还有的人开始产生幻觉。阿瑟·亨迪一等兵记得，有个伞兵拽着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声命令亨迪，“那是第2集团军！就在对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见他们了吗？”亨迪悲伤地摇了摇头。那人勃然大怒。“他们就在那里，”他喊道，“一清二楚。”
麦凯不知道他这支小小的部队能否撑过今晚，疲惫和伤病正在造成减员。“我想得很清楚，”麦凯记得，“但我们没有食物，也无法睡觉，每人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人人带伤。”由于弹药几乎用尽，于是麦凯让士兵用剩下的少量备用炸药来自制炸弹，他打算在德军坦克再次出现时做好一切准备。麦凯清点了一下人数，向弗罗斯特报告说，他们能够继续作战的人只剩下13个。
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弗罗斯特从大桥一侧的阵地里看到，整座城市似乎都在燃烧。两座大教堂的塔尖正在剧烈燃烧，弗罗斯特凝视着它们，“挂在两座优美的塔楼间的十字架，在飘向天空的烟雾映衬下露出了轮廓”。他注意到“燃烧的木头发出的‘噼啪’声，以及倒塌的建筑物发出的回声听起来很可怕”。楼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无线电台前面，他现在已经不再用摩尔斯电码发报了，直接用明码重复发出如下电文：“这是第1伞兵旅在呼叫第2集团军……第2集团军速来……第2集团军速来。”
在奥斯特贝克镇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师部里，厄克特将军竭尽全力，试图拯救他的剩余兵力。弗罗斯特营被包围，突破封锁到大桥与其会合的尝试都被德军冷酷无情地击退了。德军增援部队正在大量涌来，比特里希的部队正在从西边、北边和东边把勇敢的英军第1空降师切成碎片。“红魔鬼”们在潮湿的环境下饥寒交迫，但仍然毫无怨言，他们在奋力坚守——用步枪和“斯登”冲锋枪对抗坦克。对厄克特来说，形势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行动才能拯救其勇敢的部下。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厄克特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可以拯救其麾下的剩余兵力，也许还能让形势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话来说是“黑暗而又灾难性的一天”——成了转折点。他希望注入的凝聚力和进取心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失败了：波兰旅没有到来；空投补给成了一场灾难；而各营在试图与弗罗斯特营会合的过程中被打垮了，这个师不断地被推向毁灭的边缘。厄克特对剩余兵力的统计反映出一个可怕的事实。19日当晚，与师部仍然有联系的各个营汇报了他们的兵力状况。尽管那些数字是非结论性的，不够精确，但它们仍然预示出一个恐怖的结局：厄克特的师正处于消失的边缘。
在拉思伯里的第1伞兵旅中，只有弗罗斯特的部队是作为一个整体协调的单位在作战，但厄克特并不知道第2伞兵营还剩下多少兵力。菲奇的第3伞兵营上报说还有大约50人，而且营长也阵亡了。多比的第1伞兵营总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负伤被俘。第11伞兵营的兵力减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缩减到了100人，这两个营的营长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都受伤了。哈克特的第10伞兵营现有250人，而他的第156伞兵营汇报说还有270人。尽管厄克特师的总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数字并没有包括其他单位，比如边民团第1营、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工兵，侦察和后勤部队、滑翔机飞行员，以及其他人——但他的营级战斗部队几乎不复存在了。这些单位原本骄傲的士兵现在分散成小组，茫然、震惊而且往往缺乏领导。
战斗的血腥可怕程度，甚至令久经战阵的老兵也精神崩溃了。当掉队者三五成群地从草坪上跑过，喊叫着“德国人来了”的时候，厄克特和他的参谋长意识到，一种惶恐的气氛渗透进了师部。这些恐慌者往往是年轻的士兵。“他们暂时失去了自制力，”厄克特后来写道，“麦肯齐和我不得不动手干预。”但其他官兵在面临可怕困境时仍在继续战斗。面部和双臂负伤的第10伞兵营A连副连长莱昂内尔·欧内斯特·奎里佩尔（Lionel Ernest Queripel）上尉仍然率领部下对德军的一个双人机枪掩体发起了进攻，杀死了机枪手。当其他德军投掷手榴弹，开始包围奎里佩尔一行人的时候，奎里佩尔把那些“木柄手榴弹”又掷了回去。上尉命令部下立即撤离，自己留下来掩护他们。他继续投掷手榴弹，直到最后战死[16]。
现在，厄克特受到重创的空降师残存兵力正在被挤压，被打回来。所有的道路似乎都以奥斯特贝克地区为终点，英军主力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分布在方圆几公里的地方，西边在海弗亚多普村与沃尔夫海泽村之间，东边在奥斯特贝克镇与约翰娜胡弗农场之间。厄克特计划在那条大致的“走廊”内采取守势，该“走廊”到位于海弗亚多普村的莱茵河段为止。他希望通过把部队撤进来，妥善调用兵力，从而坚持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来。
19日整晚，厄克特都在发布命令要求部队撤进奥斯特贝克的环形防线。20日凌晨，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弃用第10伞兵营与第156伞兵营向阿纳姆大桥进攻的计划，还要他们脱离战斗。“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做出的决定，”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意味着要放弃仍在大桥上坚守的第2伞兵营，但我又知道，要到达那里，就像要到达柏林一样几乎没有可能。”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固守待援，形成一个箱形防御阵地，并尽力守住河北岸的小型桥头堡，这样第30军就能渡河与我们联系上”。
发现海弗亚多普村与德里尔村之间仍在运行的渡口，是促使厄克特做出这项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个渡口对他的求生计划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从理论上讲，通过渡口援军可以从南岸进入北岸。此外，在渡口两岸的码头上有一些坡道，这将有助于工兵建起一座横跨莱茵河的贝利桥。不可否认，困难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桥能够被迅速夺取，如果霍罗克斯能迅速进军，如果厄克特的部下能够在环形防线里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工兵在河上建起桥来——那是数量众多的“如果”——的话，那么仍然还有机会，让蒙哥马利得以在莱茵河对岸建起桥头堡，并向鲁尔区发起大规模强攻——即便弗罗斯特可能在阿纳姆被打垮。
厄克特的师部19日全天都在不停地发电报，要求给波兰人找一个新的空投场。通信手段虽然仍不稳定，但也略有改善，“幽灵”小队的内维尔·海中尉正在把一些电报送交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指挥部又相应地把它们转给了布朗宁。20日凌晨3点，厄克特收到军部的一份电报，要少将就波兰人的空投场提出建议。在厄克特看来，只剩下一个地区可供选择。鉴于他的新计划，他要求拥有1 500人的空降旅在小小的德里尔村渡口的南端附近着陆。
放弃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是该计划最令人痛苦的部分。星期三上午8点，厄克特有了一个可以把这个态度向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和高夫进行解释的机会。高夫使用芒福德与汤普森之间的无线电中继线给师部打电话，与厄克特通上了话。这是自17日以来高夫首次与将军取得联系。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师部，结果发现厄克特却在行军路线上的某个地方。“天啊，”厄克特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高夫简述了桥上的形势。“士气仍然高涨，”他记得他当时这样说，“但我们什么都缺。尽管如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厄克特记得，接着“高夫问，他们能否得到增援部队”。
做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他，”厄克特回忆说，“究竟是我向他们靠拢，还是他们向我们靠拢，我没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寄希望于从南边得到救援。”接着弗罗斯特来听电话了。“听见将军说话令人感到非常欣慰，”弗罗斯特写道，“但他却无法告诉我任何真正鼓舞人心的事情……他们自己显然也有巨大的困难。”厄克特“以私人名义对他们取得的战果表示祝贺”，要求“把我的个人祝贺传达给每一个相关的人，我祝他们好运”，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0分钟后，厄克特接到了从内维尔·海中尉的“幽灵”小队发来的电报。电文说：
200820（发自第2集团军）。对奈梅亨的进攻被该城南部的据点所阻，5个禁卫旅正在前往该城途中。大桥完好，但被敌人占据。计划今天13点发起进攻。
厄克特立即告诉他的参谋们，通知所有部队。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可叹的是，厄克特本有一支杰出的力量可以调用，倘若这支队伍的贡献能被接受的话，这原本能够大大改变英军第1空降师面临的严酷态势。在整个被德军占领的欧洲地区，荷兰抵抗力量当属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纪律的地下组织。在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战区，荷兰人正与美军伞兵并肩作战。泰勒将军和加文将军在着陆时最初下达的命令当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药发放给地下抵抗小组的内容。但在阿纳姆，英国人实际上对这些生机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的存在视而不见。阿纳姆的地下抵抗小组武装了起来，摆开阵势要立即给大桥上的弗罗斯特提供帮助，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们的帮助也遭到婉言谢绝。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后，只有一个人曾经有权进行协调，把抵抗力量融入英军的进攻之中，而这个人也死了。希拉里·巴洛上校曾接受厄克特的委派，去协调阿纳姆西郊的各营萎靡不振的进攻，但这名军官还没来得及履行使命就阵亡了。
在最初的计划中，战斗一结束，巴洛便要担任阿纳姆城防司令和军政府长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尔德兰省的荷兰代表也已经被任命了，他就是荷兰海军的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少校。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英国与荷兰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便把一叠绝密名单交给了巴洛，名单上列出的是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据悉他们是完全可靠的。“根据这些名单，”沃尔特斯回忆说，“巴洛和我将要对这些小组进行筛选，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来使用他们，情报、破坏、作战诸如此类。只有巴洛知道我们真正的任务是什么。他消失了，计划也就夭折了。”在师部里，沃尔特斯被认为要么是民政事务官员，要么就是情报军官，他把那些秘密名单拿出来提建议的时候，遭到了怀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尔特斯说道，“我很遗憾，师部里的其他人并非如此。”
随着巴洛的阵亡，沃尔特斯的手脚被束缚住了。“英国人感到纳闷，一个荷兰海军的人居然和他们在一起。”他后来回忆道。渐渐地，他获得了有限的信任，尽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员被派去执行任务，但他们人数太少，而且他们的帮助也来得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把每个人的身份都核查到让师部满意的程度，”沃尔特斯说道，“而且那里的态度纯粹就是‘我们能够相信谁呢？’”把阿纳姆地区的地下抵抗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委派任务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17]
在英格兰，20日早晨快7点的时候，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得知，他的空投场更换了地方。波兰旅现在将在原定着陆地点几公里之外的另一片地区降落，离德里尔村不远。他的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带来的消息让索萨博夫斯基瞠目结舌。全旅已经在机场上待命了，定于3个小时之后飞往荷兰。在这3个小时里，索萨博夫斯基不得不针对他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地区重新设计作战方案。此前的时间都花在为阿纳姆大桥南入口埃尔登村附近的空投制订计划上了，那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给我的仅是一个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数小时的时间来制订计划”。
有关阿纳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怜，不过当史蒂文斯向他简介这个新的计划——在德里尔—海弗亚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队摆渡过莱茵河——的时候，索萨博夫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势变得糟糕了。他预见到无数的问题，但他也注意到“其他人似乎并不十分担心，史蒂文斯只知道形势相当混乱”。索萨博夫斯基迅速把这个新情况告诉自己的参谋部，同时又把起飞时间从上午10点推迟到下午1点。他需要这段时间让他的伞兵重新适应新的形势，并制订新的作战计划，而且这3个小时的延误也可能让史蒂文斯获得有关阿纳姆的最新消息。不管怎么说，索萨博夫斯基都怀疑他的部队能否在上午10点的时候飞出去。大雾再次覆盖了英格兰中部地区，天气预报也不让人放心。“天气状况以及我们收到的不充分的情报，让我非常焦虑，”索萨博夫斯基回忆说，“我不认为厄克特的行动进展顺利。我开始相信，我们可能被空投进入荷兰，却加速了失败。”
[1] 哈里（Harry）是亨利的昵称。
[2] 戴夫（Dave），是机长戴维·洛德的名字戴维（David）的昵称。
[3] 戴维·洛德空军上尉是优异飞行十字勋章（DFC）的获得者，死后又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C）。后来，3名皇家空军人员和4名陆军投送员——理查德·爱德华·黑斯廷斯·梅德赫斯特（Richard Edward Hastings Medhurst）空军中尉、亚历山大·福布斯·巴兰坦（Alexander Forbes Ballantyne）空军中尉和投送员尼克松下士、詹姆斯·里基茨（James Ricketts）、伦纳德·悉尼·哈珀（Leonard Sidney Harper），以及阿瑟·罗博特姆（Arthur Rowbotham）——的尸体被辨认出来，安葬在阿纳姆的英军公墓。——原注
[4] 有关这个故事，我要感激约翰逊太太。她最初是从第502伞兵团的副官休·罗伯茨上尉那里得知的。尽管罗伯茨上尉并没有提到那位营长的名字，但我却必须认定，那是第2营营长史蒂夫·阿奇·沙普伊（Steve Archie Chappuis）中校。约翰逊上尉只记得，他是“6个星期以后在英国醒来的——瞎了，聋了，哑了，体重轻了18公斤，头上有一块很大的保护性覆盖物”。后来，除了部分失明之外，他康复了。为了写这本书，我与多恩中士通信并采访了他，他没有多说他在拯救约翰逊上尉的生命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他承认，他是起了作用。他写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否真的会对那名医生开枪。”——原注
[5] 在诺曼底，范德沃特曾拖着骨折了的脚踝，打了40天仗。见《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原注
[6]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即查理曼，他是法兰克国王（768—814）和意大利国王，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他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7] 巴巴罗萨（Barbarossa），即绰号为“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约1122—1190），后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
[8] 观测射击（observed fire），由地面上、飞机上和军舰上的观察员观测弹着点或者炸点所进行的射击。
[9] 折叠座手杖（shooting stick），此手杖的顶端可以打开，用作座凳。
[10] 原文中提到了苏格兰禁卫团，但禁卫装甲师中并无苏格兰禁卫团的部队，除了冷溪禁卫团、爱尔兰禁卫团和掷弹兵禁卫团的部队外，该师只有威尔士禁卫团的部队。前文的注释中提到过，英国陆军编制独特，步兵和装甲兵单位中一般都是师—旅—营建制结构，禁卫团只是部队番号称谓而非编制，顶着“XX禁卫团”名头的营，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旅或者师。原文中查特顿上校提到了一名准将，与会的除了布朗宁的参谋长，这个军衔的英国军官在禁卫装甲师中除了3个旅长外就没有别人了，查特顿提到的3名禁卫团指挥官，有可能是几名装甲营的营长。
[11] 布拉格堡是第82空降师在美国国内的基地。
[12] 帕特（Pat）是帕特里克的昵称。
[13] 麦凯以为这个报道指的是阿纳姆，事实上，它讲的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美军第82空降师在奈梅亨的会师。——原注
[14] 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他是神父，不是作战人员。
[15] 安非他命，这里用的英文是benzedrine，即amphetamine，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二战时期各交战国为了刺激官兵的潜力，提升其连续作战的能力，普遍配发了各种神经性兴奋剂，而这些药物后来被证明有很强的副作用，基本上属于毒品范畴。
[16] 奎里佩尔死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
[17] 英国人长期以来对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保持着警惕。1942年，纳粹在荷兰的间谍头子赫尔曼·吉斯克斯成功地渗透进了荷兰的情报网，从英国派去的特工先后被捕，被迫为他工作。在20个月的时间里，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反间谍行动中，几乎每个跳伞进入荷兰的英国特工都被德国人拦截了。作为一种安全审查手段，英国的报务员得到指示，要留意用摩尔斯电码发出的无线电文中故意出现的错误。然而由这些“双重间谍”发出的信息，都毫不怀疑地被英国情报部门接受了，直到两名英国特工逃脱，吉斯克斯的“北极行动”才告终止。由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欺骗了盟军，因而吉斯克斯忍不住对自己的漂亮之举吹嘘起来。在1943年11月23日给英国人的一封明码电报中，他说道：“致伦敦亨特和宾厄姆先生的团队及其继任者。我们的理解是，你们一直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努力在荷兰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你们在荷兰的唯一代表。……倘若你们想要前来进行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之旅，那么我们就将给你们的密使以迄今为止我们所给予的同样关注……”结果，尽管情报网被清洗并彻底改组——而且尽管荷兰抵抗组织与这些秘密活动是互不统属的——但是在“市场—花园”行动之前，许多英国高级军官仍然得到警告，不要对地下组织过于信任。——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