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富裕的奥斯特贝克似乎被注入了一种气氛，欢快与不安奇怪地混合在一起。这个镇子如同战斗中的孤岛，枪炮声从3个方向朝小镇袭来，西边的空投场传来了大炮持续的轰鸣声，西北方向则传来机枪“嗒嗒嗒”的扫射声和迫击炮的开炮声，在两边种了鲜花的街道上清晰可闻。而在东面4公里外的阿纳姆，黑烟覆盖在地平线上，在这个昏暗的背景之下，重炮的不断轰击发出定音鼓似的声音。
昨日，伞兵和滑翔机着陆之前进行的轰炸和低空扫射已经造成了平民伤亡，并破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渗透进来的狙击手和射偏方向的迫击炮弹的爆炸同样造成了平民伤亡，再次破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场战斗还没有严重影响奥斯特贝克，整洁的度假旅馆、景致如画的别墅和绿树成荫的街道大多仍未被波及。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战斗一分钟比一分钟更接近：很多地方的窗玻璃都因为远方爆炸造成的巨大震荡而突然裂成碎片；烧焦的纸张、布片和木头碎屑像五彩纸片一般被风吹送着，随后如同雨点般落到街道上；空气中满是无烟火药发出的刺鼻气味。
星期日这天，奥斯特贝克镇里满是部队，英军几乎紧跟在仓皇撤离的德军后面进入镇内。当夜无人入眠，吉普车低沉的引擎声、“布伦”机枪车“哐啷哐啷”的履带声以及士兵行军的沉重脚步声加剧了一种神经质般的兴奋，让人无法安歇。在18日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调动一直在进行。村民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忧虑，他们用荷兰国旗装饰着街道和房屋，英国兵匆匆路过的时候，他们不断把食物、水果和饮料硬塞给解放者们。对几乎每个人来说，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现在，气氛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有些英军部队显然在镇子里站稳了脚，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观察员也已经占据了奥斯特贝克镇南部离莱茵河不远的那座建于10世纪的荷兰归正会教堂塔楼，然而部队的机动已经显而易见地变慢了。到傍晚时分，多数大街空荡荡的，令人不安。荷兰人注意到，现在反坦克阵地和“布伦”轻机枪阵地就布设在那条主干道的战略要点上。看见它们，居民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扬·福斯凯尔回忆说，当他行走在奥斯特贝克镇中，并试图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看见一名英国军官正在命令平民把他们的国旗收起来。“这是战争，”他听见那名军官告诉一位居民，“你们正身处其中。”福斯凯尔在漫步的过程中注意到，人们的心情正在发生变化。亚普·科宁（Jaap Koning）是一名当地的面包师，福斯凯尔从科宁那里得知，许多荷兰人是悲观的。科宁说，有谣传说“战事的进展不好”，忧虑正在取代解放带来的陶醉感。“英国人，”科宁说道，“正从各处被赶回来。”福斯凯尔非常担心，科宁一直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尽管他的消息是福斯凯尔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却证实了福斯凯尔本人的惧怕。福斯凯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笼罩天空、从镇子上空呼啸着飞往阿纳姆的炮弹会越来越密集。福斯凯尔再次想起了诺曼底地区的村镇遭受到的可怕毁灭，因此再也无法摆脱一种势不可当的绝望感。
还有一个买卖人，面包师迪尔克·范贝克（Dirk van Beek），跟科宁和福斯凯尔一样沮丧。他在上门送货的时候听到的消息，已经给他最初由于盟军空投带来的激动心情浇上了一盆凉水。“要是战火烧到这里那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做点什么呢？”他问自己的妻子里克。不过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会待在奥斯特贝克，继续烤面包。“人们总得吃饭，”他告诉里克，“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是离开铺子的话，又能到哪里去呢？”范贝克专心工作，试图让自己放心，一切都会朝最好的方向发展。几天以前，他收到了自己每个月的小麦和发酵粉的配额，现在他决心待在这里，让他的铺子继续开下去。他记得一名老面包师曾经告诉他一种方法，可以只用半数的发酵粉做面包，他决定把自己的配给食品用到极致。他要继续烤面包，直到一切都过去。
在塔费尔贝格旅馆、斯洪奥德（Schoonoord）旅馆和弗雷维克（Vreewijk）旅馆，显而易见战况已经恶化：这些通风、舒适的度假胜地正在变成伤员收容站。在斯洪奥德旅馆，英军医护兵和荷兰平民开始全面大扫除，准备接收伤员。地下抵抗组织成员扬·艾克尔霍夫注意到，德国人在匆忙离去的时候把这家旅馆搞得“像猪圈一样，到处都是食物。桌子被掀翻，地上都是碎盘子，衣服和装备散落在各处，每个房间都充斥着纸张和垃圾”。额外的床垫从周围的居民家里搬了进来，放在底层，一排排的床铺摆在会客室里，担架摆在用玻璃封起来的阳台上。荷兰人被告知，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军队会需要每一个房间，包括地下室。艾克尔霍夫得知，阿纳姆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然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英军医护兵仍然很乐观。“不要担心，”他们当中的一位告诉他，“蒙哥马利很快就会到这里了。”
在塔费尔贝格旅馆，赫里特·范马南（Gerritt van Maanen）医生正在这里建起一座医院。17岁的安妮·范马南过来给父亲帮忙，她注意到其他志愿者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化。“我们害怕，”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我们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感觉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过了几个星期。”和斯洪奥德旅馆一样，塔费尔贝格旅馆也出现了传言，说蒙哥马利的部队正在路上。安妮写道：在等待他们迅速到来的时候，“我们不断从楼上的窗户朝外面观察。射击更猛烈了，有光芒和火焰，但大军尚未来到”。
在几个街区之外，那家坐落于公园式的环境之中，拥有12个房间的豪华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呈现出一副被人遗弃的荒凉模样。桌子和椅子以达利风格[1]的凌乱散放在优美的绿色草坪各处，这是昨日激烈交火的战斗造成的，桌椅当中躺着几具德国人扭曲的尸体。
27岁的威廉·H. 希宾（Willem H. Giebing）骑车来到这座建筑物面前时，这家原本高雅的旅馆的样子让他作呕。1942年，他从奥斯特贝克镇租用了这座楼房，可就在他买下这栋建筑数月之后，德国人便进入小镇，征用了这家旅馆。从那时起，希宾和妻子特鲁斯的地位便降为了仆人，德国人允许他们打扫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监督烹饪，但旅馆的管理权在德国人手中。最后，在9月6日，希宾被命令立即离开，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佣则被允许每天回来，负责打扫旅馆的清洁卫生。
希宾的岳父约翰·范卡尔克斯霍滕在韦斯特鲍温冈开了一家能俯瞰海弗亚多普―德里尔渡口的山顶饭店。17日，“因为盟军的空降而乐疯了”的希宾跳上自行车，从韦斯特鲍温冈前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刚好赶上看到最后的德国人离开。他跑进楼里，第一次感到“旅馆终于是我的了”，但被人遗弃的氛围又让他心慌意乱。餐厅里，两张盖着白色织花桌布的长桌子为20个人安排了座位，有汤碗、银餐具、餐巾和酒杯，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有一个大的盖碗，里面盛着意大利细面条汤。希宾伸手试了试，发现汤还温着，餐具柜上面的银质菜盘里还有主菜炸鲳鱼。
希宾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看着覆盖着华丽的金色缎子的墙壁，装饰华美的石膏天使和花环，以及天蓝色的天花板上点缀着金星的结婚套间。他发现德国人并没有洗劫旅馆松了一口气，连一个调羹都没有丢，冰箱里仍然塞满食物。就在他到处转的时候，希宾听见阳台上有人在说话，他冲出来后发现有几个英国士兵正在喝他的雪利酒[2]，地板上摆着8个空酒瓶子。在被人强占了这么多天以后，希宾莫名其妙地发了脾气，起码德国人离开他心爱的旅馆时什么都没动。“这就是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朝伞兵们大嚷道，“打开我的地窖，偷了我的雪利酒。”英国人有些尴尬，向他道了歉。希宾的怒气平息了。他再次被告知，他不能待在这里，然而英国人向他保证，他的财产将会受到尊重。
这会儿时间已经过去了一整天，希宾希望英国人只是路过，已经离开了他的旅馆，于是便再次回去看看。走近主楼的时候他的心沉了下来。楼后面停着吉普车，他在网球场的铁丝网后面看见了德军战俘，庭院周围是新挖出来的狭长堑壕和炮兵阵地，而且似乎到处都是参谋军官。希宾很泄气，便回到了韦斯特鲍温冈。当天下午，他的妻子拜访了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对我非常客气，”她回忆说，“但不允许我们搬回来，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也把旅馆征用了。”还有一种安慰，她心想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希宾夫妇就能真正经营他们眼中整个奥斯特贝克镇上最好的旅馆了。彬彬有礼的英国军官们并没有告诉她，从9月18日下午5点开始，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已经是英军第1空降师的师部了。
奥斯特贝克弥漫着一种焦虑和欢乐交混的奇怪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与意识到战斗逐渐到来相比，另一件事情更令许多居民害怕。白天的时候，犯人们被从阿纳姆监狱里放了出来，有许多犯人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但其他人则是危险的罪犯。他们穿着条纹囚服，从阿纳姆涌出来，有50多人最终来到了奥斯特贝克。“他们增添了一种最后的疯狂感。”扬·特尔·霍斯特（Jan ter Horst）回忆说。特尔·霍斯特原先是荷兰陆军的炮兵上尉，后来当了律师，又成为奥斯特贝克地下抵抗力量的一名领导人。“我们把这些囚犯聚集起来，临时安置在音乐厅里。但问题是，应该对他们做些什么？眼下他们似乎是足够无害的，但在这些重刑犯当中，有不少人被囚禁多年了。我们非常担心——尤其是为我们的女人担心——当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的时候，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特尔·霍斯特在与囚犯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想离开这个马上要变成战区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的唯一路线，就是经由海弗亚多普―德里尔渡口，可船工彼得断然拒绝合作，他不想让50名囚犯在南岸无法无天。此外，渡船现在停泊在北边，彼得想让它待在那里。经过数小时艰难谈判之后，特尔·霍斯特终于得以让彼得把囚犯们送了过去。“我们乐见他们离开，”他记得，“与德国人相比，妇女们更害怕这些囚犯。”特尔·霍斯特慎重地坚持，还是应该把渡船开回到北岸，在那里可供英军使用。
特尔·霍斯特原先是名陆军军官，看到英国人并没有立即夺取海弗亚多普―德里尔渡口，他感到大惑不解。伞兵进入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渡口询问过他们，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英国人对这个渡口一无所知。以前当过炮兵的他对英军没有占领附近的韦斯特鲍温冈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俯瞰莱茵河的唯一高地，谁用火炮占据了这个山冈，谁就控制了渡口。此外，把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选作英军师部也令他不安，他认为韦斯特鲍温冈上的那家饭店及其楼房毫无疑问是一个更为可取的地点。“请坚守渡口和韦斯特鲍温冈！”他敦促英军的几位参谋。他们很客气，但对此不感兴趣。一名军官告诉特尔·霍斯特：“我们不打算待在这里。大桥很快会落到我们的手里，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马上会到达，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渡口了。”特尔·霍斯特希望这个人是对的。如果德国人能够到达3公里外的韦斯特鲍温冈，那么他们的火炮不仅能够控制渡口，还能完全摧毁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师部。英国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渡口的存在，自己也向他们简要介绍了韦斯特鲍温冈，除此之外，特尔·霍斯特已经无能为力。事实上，这位前荷兰军官已经指出了整个行动中最关键的疏忽之一——英军并没有意识到渡口和韦斯特鲍温冈的战略重要性。倘若厄克特少将待在师部里，并且指挥作战的话，那么形势就可能及时得到纠正。[3]
希克斯准将在厄克特缺席的情况下指挥着该师，他几乎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个让他困惑的问题，即如何让自己处于困境中的空降部队不断进行复杂而又迅速的机动。由于师部和各营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出了故障，有关即时战况的准确情报就很稀少，所以希克斯无法判定与其对抗的敌军兵力和潜力。他得到的少得可怜的消息是由精疲力竭、尘土满面的通信员送来的，或者是由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各类成员送来的。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来的情报，在送达师部的时候往往已经很无奈地过时了；而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送来的情报，又常常不被理会或者被视为可疑。希克斯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微弱的通信渠道——在奥斯特贝克和大桥上的弗罗斯特营之间，汤普森与芒福德的炮兵无线电通信网。
第2伞兵营与终于到达大桥的勇敢的掉队者们虽然遭到了重创，却仍然在坚守；然而弗罗斯特的形势数小时以来一直极其严峻，而且正在迅速恶化。“我们不断得到从大桥发来的消息，要求增援和补充弹药，”希克斯回忆说，“敌人的压力和德军装甲部队的兵力在各处不断增强，而我们与厄克特、拉思伯里、多比或者菲奇都失去了联系。我们也无法与军部的布朗宁取得联系以说明形势的严峻，而且我们极其需要帮助。”通过讯问俘虏，希克斯现在知道，英军空降兵面对的是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师和第10弗伦茨贝格师身经百战的部队。谁也无法告诉他这些部队的兵力有多强，也无法估算正围攻英军的德军坦克有多少数量。更为糟糕的是，希克斯不知道进攻前制订的计划能否抵挡住德国人当前的压力。如果敌军得到大规模增援，那么整个任务就可能会失败。
他知道，援助也许正在到来。19日，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旅将会在第三次空运中到来。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也应该到了，而且实际上已经迟到了。他们离阿纳姆有多近？他们能否及时赶来解救，并稳定形势？“尽管面临各种情况，”希克斯回忆说，“我仍然相信弗罗斯特能够守住大桥的北端，直到蒙哥马利的坦克部队赶到。毕竟，大桥仍然是我们的目标，而且我的决定和行动全都以夺取和坚守那个目标为中心。”在权衡了所有的因素之后，希克斯感到必须坚持原先的计划。哈克特准将也有同感。
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原先的任务是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高地，阻止德军增援部队到达大桥。但在设想这个计划的时候，据认为敌人的兵力将是微不足道的，充其量也是可以对付的。事实上，敌人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兵力是如此集中且有效，致使希克斯无法评估真正的形势。比特里希的部队坚守着阿纳姆城北，他们已经在大桥上把弗罗斯特困住了，并且成功阻止了多比营和菲奇营的解围。现在，这两支部队的推进实际上已经被挡住，在距离大桥1公里左右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周边的建筑区，那两个营停下了脚步。赶来增援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以及哈克特旅的第11伞兵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们现在来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前面那段宽阔的毫无遮拦的河边公路，随后突然间枪声大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D连的罗伯特·C. 爱德华兹二等兵记得，“我们的样子一定就像靶场上的靶子。德国佬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枪和迫击炮排列起来，对准这个豁口——大约400米宽——然后射击。”爱德华兹看到，副连长欧内斯特·马里埃尔·怀斯（Ernest Mariel Wyss）[4]上尉在队列中不停地前后奔跑，“完全不顾从身边飞过的弹雨，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仍高喊着‘前进，前进，前进，D连，前进’”。
怀斯似乎无处不在。四周的士兵正在倒下。如果空降兵们停下来或者犹豫了，怀斯便“立即来到他们身边，督促他们前进。看见他笔直地站着，你简直无法趴着，你不能不以他为榜样，跟随他穿过那个炮火地狱”。爱德华兹扔出了几枚烟幕弹，试图掩护他们前进，“然后低下头像野兔子一样跑了起来”。他绊倒在“成堆的尸体上面，在一摊摊的鲜血中摇晃着滑行，最后来到公路对面由房屋和楼房构成的掩蔽处”。在那里他发现，怀斯上尉在跑过来的时候被击中了。“D连连长约翰·埃瑟林顿·菲利普（John Etherington Phillp）少校身负重伤，似乎谁也不怎么清楚正在发生什么或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至于D连，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只剩下20%的人，而且很显然我们无法继续与兵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德军对抗。我们满怀希望地等待黎明的到来”。
那情形就仿佛在全师与大桥上的弗罗斯特营少得可怜的人之间，已经建起了一道坚固的墙。
哈克特交出了他的第11伞兵营，作为交换，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归他指挥。自17日着陆以来，该营一直在守卫空投场。现在，他们同哈克特的第10伞兵营和第156伞兵营一起，经由奥斯特贝克西北的沃尔夫海泽出发了。在那个地区，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将守卫约翰娜胡弗（Johannahoeve）农场，那是一个空降场，波兰旅的交通工具和火炮原定在第三次空运时到达那里。
在那些地区最初的战斗结束后，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安全开拔。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已经占据了约翰娜胡弗农场四周的阵地。在那里，他们突然遭遇了德军机枪阵地的猛烈射击，一场激战开始了。天色越来越黑，英军接到的命令是先坚守阵地，然后在黎明时分击溃敌人。夺取该地区极其重要。索萨博夫斯基的伞兵将于19日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着陆，那是一块圩田[5]，考虑到高射炮火的因素，厄克特和皇家空军此前就认为那块地方不适合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空降。按照原先的预计，等到波兰人开始空降时，大桥应该已经在英国人的手里了；如果英军还未控制住大桥，那么波兰人的任务就是去夺取它。在布朗宁的后方军部里，没有人意识到盟军在阿纳姆遭遇的挫折正在恶化，波兰人的空投仍将按照计划准时进行。如果弗罗斯特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波兰人的空投又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即使是现在，“市场—花园”行动仍然有机会获得成功。
各处的部队都在艰难地向大桥前进。眼下在许多人看来，弗罗斯特攻占那条南边的公路似乎有好几天了。安德鲁·米尔本二等兵和其他营的一小组掉队者沿着那条公路偷偷地走了过去，一直来到铁路桥废墟附近。弗罗斯特的部下在前往阿纳姆公路大桥途中曾经试图夺取这座铁路桥。米尔本看见左边的田野里，白色的小丘在黑暗中闪着微光。“那是几十具尸体，荷兰人正在这块地方静悄悄地走动着，用白色的被单盖住我们牺牲的战友。”他回忆道。前方的大火染红了天空，火炮偶尔发出的闪光映出大桥的轮廓。这一小群人整个下午都被兵力占优势的德军阻挡着，现在他们再次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他们在河边上的一座船棚库里躲避时，米尔本开始对究竟能否到达大桥感到绝望。这群人当中唯一的一名通信兵摆弄起了他的无线电台，大家围拢起来时，他突然收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米尔本听到播音员用清晰标准的英语叙述着当天的西线战事。“在荷兰的英军部队，”报道说，“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在这座阴暗的船库里，有人嘲弄地笑了起来。“该死的骗子！”米尔本说道。
当英军第1空降师勇敢的士兵们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时，国王陛下的两位准将却为谁应该指挥这个师而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端是由郁积不满继而愤怒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引发的。到18日傍晚时，他看到战况不仅令人忧虑，而且“混乱不堪”，敌人似乎在各处都占了上风。英军各营四处分散，而且战斗时没能聚集起来，都不知道彼此身在何处。许多部队缺乏通信手段，被困在市区里，完全是碰巧才能遇见。在哈克特看来，战斗显然缺乏全局指挥或协调。当天晚上，容易激动的哈克特仍然为麦肯齐对本师指挥权的令人吃惊的宣布而感到难受，于是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要与希克斯论个究竟。“他大概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希克斯回忆说，“我正在作战室里，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由于他晋级比我早，因此对于我接掌全师指挥权一事感到不快。他年轻，思想坚定，而且相当好争论。”
起初，哈克特的不悦集中在希克斯从他那里调走了第11伞兵营这件事上，他要求说明该营接到了什么命令，谁在指挥那个防区。希克斯回忆说：“他认为形势太不稳定了，而且明显不同意我做出的决定。”年龄更大的希克斯耐心地解释，由于遇到德国人的顽强抵抗，所以当前的战况已经完全出乎意料，因此每个营都在为抵达大桥而独立作战；而且尽管得到的指示是按照特定路线前进，但各营被提醒过，由于条件非同寻常，可能会出现一些路线交叉。两支或者更多的部队可能发现，自己被迫进入了同一片临近地区。哈克特粗鲁地评论说：“指挥安排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希克斯同意他的评价，不过他又告诉哈克特，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尽可能快地帮助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哈克特虽然同意应该迅速支援弗罗斯特，但又挖苦说可以用一种“更为协调的方式发动规模更大、部队凝聚力更强的进攻”来做到。哈克特说得很不全面：一次协调的进攻也许确实能够突破德军的包围圈，到达弗罗斯特所在的地方，但由于缺乏通信手段，加之又频于应付德军的不断进攻，因而希克斯没有什么时间能组织起这样一种全力以赴的进攻。
两个人的话题又转到了哈克特的旅在第二天应该起的作用上。在希克斯看来，哈克特不应该试图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那块高地。“我感到，他若是长驱直入阿纳姆，协助坚守大桥北端的话，能更好地帮助弗罗斯特。”哈克特强烈反对，他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他看似知道那个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宣称将首先攻占约翰娜胡弗农场东边的那块高地，然后再“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以策应在阿纳姆的军事行动”。哈克特的话语平静，陈述并不充分，避而不答对方的问题，但又相当辛辣。他坚持应该给他一个时间表，这样他就能“把我的行动和其他所有人联系起来”。哈克特要求有“一个合理的计划”，他说，否则他将不得不“提出师的指挥权问题”。
在希克斯一直婉转地称为“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师部行政官菲利普·普雷斯顿中校一直在现场。普雷斯顿记得，希克斯的“脸绷得很紧”，转向他说道：“哈克特准将认为，他应该指挥这个师。”哈克特对这个措辞提出了抗议。普雷斯顿意识到谈话变得过于紧张了，于是便立即离开房间，派担任值星官的师部作训参谋查尔斯·戈登·格里夫（Charles Gordon Grieve）上尉去找参谋长麦肯齐中校。
麦肯齐此时正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休息，却苦于无法入睡。“我在那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戈登·格里夫进来了。他告诉我，我应该立即下楼，希克斯准将和哈克特准将‘正在激烈争吵’。我已经穿好衣服了。下楼的时候我的大脑在急速运转，我知道争吵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我有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了。我无意进入作战室彼此逗趣闲聊。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厄克特少将的命令正在受到质疑，我打算完全站在希克斯一边。”
麦肯齐走进房间的时候，两位准将之间的交谈突然停止了。“两个人都开始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麦肯齐回忆说，“而且我马上明白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希克斯抬头瞥了一下麦肯齐，似乎没把事情放在心上。“哦，你好，查尔斯，”麦肯齐记得他说道，“哈克特准将和我发生了一点点争论，但现在没事了。”希克斯确信“情况又恢复正常。我对哈克特相当肯定，他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会执行我的命令”。尽管哈克特可能看上去显得接受了希克斯的新角色，但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保留。“皮普的命令如果合情合理，我就接受，”他记得，“我被告知要做的事情远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倾向于坚持在两位准将中我作为资深准将的地位，并为我的旅的行动下达合情合理的命令。”[6]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这两位准将之间的冲突都只不过是历史事件的脚注，那是两个勇敢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又出于相同的目的一时发了脾气。当时作战计划处于极大的危险中，要想成功夺取阿纳姆大桥，就需要每个军人的共同努力，这样一来，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资产负债表[7]上，指挥官之间的合作以及士兵们的凝聚力也就至关重要了。既然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命运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情况就尤其如此。那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冯·伦德施泰特元帅许诺的德军增援部队，正从西线各处源源不断地到达。
尼古拉斯·德博德，这位技术高超的技师曾经为荷兰北方和南方的地下抵抗组织之间建立起第一个秘密电话联络线路，当天他一直待在房间里。按照地区抵抗力量负责人彼得·克鲁伊夫的指示，德博德坐在一扇小边窗的旁边，那扇窗户俯瞰着费尔珀路（Velperweg）。费尔珀路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从阿纳姆的东边通向北边的聚特芬。他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却接到了从西边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打来的多个电话，这些电话令他深感不安。地下抵抗组织成员报告说，在沃尔夫海泽和奥斯特贝克地区遇到了麻烦；有关解放的激动交谈停止了，到现在有数小时了，他们听到的全都是形势正在恶化。德博德被要求保持观察，看看是否有德国人从北边和东边大量转移过来的迹象。到目前为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每个小时他都向地下抵抗组织的指挥部打一次电话，传递的消息中都包含着相同的简短情报。“公路上空无一人。”他一再这样汇报。
夜间晚些时候，距离德博德下一次打电话的时间还有大约20分钟，他听见了“装甲车的橡胶轮胎行驶的声音，以及装甲车辆发出的‘哐啷哐啷’的声音”。非常疲惫的他走到窗前，注视着费尔珀路。公路上似乎像刚才一样空无一人，然而在远处，透过城市上方映照的火光可以看到，两辆体型庞大的坦克驶进了视线。它们并排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进，直接驶向那条通向老城区的公路。德博德睁大了眼睛观察着，他看见除了这两辆坦克之外，还有用卡车“运送的军服整洁的士兵，他们笔直地坐在座位上，步枪就在他们面前竖立着，紧随其后的是更多的坦克和更多的成排坐在卡车上的士兵”。他立即给克鲁伊夫打了电话，说道：“看来整整一个配备坦克和其他武器的德军集团军正在直接进入阿纳姆。”
亨利·克纳普是阿纳姆地下抵抗组织的情报负责人，他曾在9月14日提醒伦敦，比特里希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出现了，现在他正通过自己的网络收到有关德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抵达的报告。克纳普不再小心翼翼了，他直接给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师部打电话，向值星官报告。克纳普开门见山，告诉他“一队坦克，其中有一些虎式坦克，正在进入阿纳姆，部分正朝奥斯特贝克开去”。那名军官客气地要克纳普先别挂断。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对克纳普表示感谢，但又解释说：“上尉对这个报告感到怀疑。毕竟，他已经听过很多童话故事（fairy tale）[8]了。”但英军师部里面的怀疑主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彼得·克鲁伊夫通过荷兰海军少校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证实，起码“有50辆坦克正从东北方向开进阿纳姆”。沃尔特斯作为荷兰皇家海军军官，正为英军第1空降师担任情报联络官。
战斗带来的恶臭在内城弥漫。在大桥上，车辆残骸高高地伸出水泥路肩，碎片散落在莱茵河沿岸的街道上，浓烟给楼房和院子涂上了一层薄薄的油污。在整片滨河地区，几百处大火熊熊燃烧却无人理会。人们记得，大地在猛烈爆炸的冲击下不断颤抖——德军在交战次日的最后几小时里仍在轰击北坡道上的英军据点，双方为争夺蒙哥马利计划中的这个头号目标一刻不停地激烈交火。
午夜时分，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离开了坡道西边的营部，到环形防线上核对官兵人数。尽管自格雷布纳的装甲车队从上午发动进攻以来战斗几乎就没有停过，但英军的士气仍然高昂。弗罗斯特为麾下那些身心疲惫、灰头土脸的伞兵感到骄傲。整整一天，他们顽强地击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没有一个德军士兵或一部德军车辆能到达大桥北端。
下午，德军改变了战术，他们试图用白磷弹将英军从据点里烧出来。一门长身管的150毫米火炮将45千克重的炮弹直接打进了弗罗斯特的营部所在的建筑里，迫使大家躲入地下室。之后英军迫击炮对这个进入射程的麻烦制造者进行了轰击，并直接命中，击毙了那门火炮的炮手。可就在伞兵们欢呼并嘲弄地发出嘘声时，其他德军冒着炮火冲出来，把那门大炮拖了回去。环形防线各处的房屋都在猛烈燃烧，但英军在那些房屋里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才转移到其他阵地。战斗造成的破坏很骇人，燃烧着的卡车和各种交通工具，残破的半履带车和成堆的冒烟的瓦砾胡乱堆在每条街道上。罗伯特·H. 琼斯中士记得，这幅景象就像“一片马尾藻海[9]，上面漂浮着燃烧中的倒塌楼房、半履带车、卡车和吉普车”。这场战斗变成了一场耐力比赛，弗罗斯特知道，他的部下得不到增援就必败无疑。
地下室和地窖里满是伤员。伯纳德·马里·伊根（Bernard Mary Egan）上尉是第2伞兵营的随军神父之一，詹姆斯·瓦特·洛根（James Watt Logan）上尉是该营的军医主任，两人自北非战役以来就是朋友，现在他们正用迅速消耗的医疗用品照料着伤员。吗啡已所剩无几，野战绷带也用完了。伞兵们动身前往大桥的时候，只带着可供吃两天的少量口粮，现在这些口粮快吃完了，德军又切断了供水。伞兵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靠着他们所占据房屋的地下室和地窖里储存的苹果及为数不多的梨来生存。G. W. 朱克斯二等兵记得，他的中士告诉士兵们：“你要是大量吃苹果的话，就不需要喝水了。”朱克斯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自己“最终被解救了，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无所畏惧地与别人背靠背地站着，四周是死去的德国人、空弹壳，还有苹果核”。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弗罗斯特一直在等待着，等待多比或者菲奇的援兵突破德军包围圈来到大桥，但他们始终没有出现。尽管交火声从阿纳姆西边传来，却没有迹象说明有大部队在运动。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弗罗斯特都在期盼再次得到霍罗克斯的第30军的消息。自从上午收到那个唯一清晰的无线电信号以后，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消息了。那些费尽周折终于来到弗罗斯特身边的第3伞兵营的掉队者并没有带来好消息，他们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仍然在“走廊”远处；有些人甚至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那里听说，坦克纵队连奈梅亨都没有到。弗罗斯特既担心情况果真如此，又无法断定虚实，于是决定不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其他人知道。但他已经开始相信，从成立起就一直由他指挥，让他引以为豪的第2伞兵营的官兵独自坚守下去的时间，将远远长于他的预期。
在星期一的最后数小时里，弗罗斯特的希望就仰赖于第三次空运，仰赖于预期中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的到达。“他们定于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弗罗斯特后来写道，“而且我对他们将要受到的‘接待’感到担心……但重要的是，他们会发现有一小队朋友在迎接他们。”为了准备波兰人的到来，弗罗斯特组织了一个“机动强击队”，由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两辆装甲侦察吉普车和一辆通用运载车组成。弗罗斯特指望他们能冲过大桥，在突击造成的猝然和混乱当中打开一条通道，把波兰人带过来。带队的高夫少校“觉得糟透了，对这个主意很不乐观”。他在9月16日庆祝了自己的43岁生日，高夫非常肯定，如果要完成弗罗斯特的计划，他就看不到自己的44岁生日了。[10]
据判断，波兰人在19日上午10点以前不会着陆。现在，弗罗斯特巡视着他在堑壕、机枪巢、地下室和地窖里面的部下，提醒他们节约珍贵的弹药，只能在敌人靠近的时候才开枪，要做到弹无虚发。当中校的命令传达下来时，通信兵詹姆斯·N. 海瑟姆正用步枪瞄准一个德国兵，“站着别动，你个笨蛋，”海瑟姆喊道，“这些子弹可是要花钱的。”
虽然弗罗斯特知道限制开火会帮助敌人改善其阵地，不过他也相信德军会被误导，以为英军不仅折兵损将，还丧失了勇气。弗罗斯特确信，这种态度将让德军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坡道对面，与埃里克·麦凯上尉在一起的那一小群人，已经证明了弗罗斯特的理论。
在坡道下面那栋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校舍里，麦凯把手头的那点兵力收缩进了两个房间，并在门厅里布置了几名士兵，防止敌人渗入。麦凯刚把部下安置好，德军便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一次迅猛的进攻。阿瑟·S. 亨迪（Arthur S. Hendy）一等兵记得，德军火力非常猛烈，子弹“‘嗖嗖’地穿过破碎的窗户，把木地板撕开，我们要迅速避开射来的子弹和横飞的木头碎片”。
当英军官兵躲闪着四处隐蔽时，麦凯发现德军带来了一具火焰喷射器。没过几分钟，学校附近一辆被炸毁的半履带车便着了火。麦凯回忆说，随后“德军放火烧了我们北边的那幢房子，房子猛烈燃烧，在我们的木头屋顶上下了一阵火花雨，木屋顶立即被引燃了”。混乱中大家快速跑上屋顶，在随后的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使用学校的灭火器以及自己的伪装服发疯似的灭火。在亨迪一等兵看来，那种臭味“就像在烧奶酪和烤肉。整片地区都被照亮了。阁楼里酷热难当，德军又一直在朝我们打冷枪。但最终火被扑灭了”。
当精疲力竭的伞兵们再次集中到那两个房间里时，麦凯命令士兵用伪装服和衬衫把脚包住。“石头地板上面满是厚厚的碎玻璃、灰泥和碎铁片，楼梯由于有血而打滑，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麦凯回忆说。正当他要下到地窖去察看伤员的情况时，“出现了一道令人目眩的闪光和一次可怕的爆炸。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只知道有人在扇我的脸”。在大火燃烧的过程中，德军使用“铁拳”反坦克榴弹反射器想一劳永逸地消灭这支小小的部队。麦凯发现校舍的整个西南角以及仍然闷燃着的屋顶的一部分被炸掉了，他觉得既茫然又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各个教室里现在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就像一个停尸房。“几分钟后，”麦凯回忆说，“有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认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从其中一个窗户朝外边望去，看见下面有许多德国人，但十分滑稽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四周的草地上傻站着。除了西边没人，他们在我们周边站得到处都是。他们一定以为那支‘铁拳’榴弹发射器把我们都干掉了，因为我们停火了。”
麦凯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的尸体间绕行着，命令部下取出手榴弹。“我喊‘开火’的时候，就用你们手头所有的武器朝外打！”他说道。麦凯回到东南边的那扇窗户旁，下达了开火命令。“小伙子们朝下面的人头上扔出了手榴弹，我们立即用剩下的所有武器射击，那是6挺‘布伦’轻机枪和14支‘斯登’冲锋枪，都以最高射速射击。”嘈杂声中，伞兵们侧身站在窗户边，操着机枪紧靠着胯部射击，同时高喊着他们的战斗口号“哇哦，穆罕默德”。只打了几分钟，反击就结束了。麦凯回忆说：“当我再次朝外面看的时候，只看见一张灰色的地毯。被我们击毙的德国佬肯定有30～50个。”[11]
现在，他的士兵开始着手收拢死者和伤员。有个人胸部中了15颗子弹，奄奄一息；还有5人伤势非常严重，而且几乎所有的伞兵都在试图拯救熊熊燃烧的屋顶时被烧伤了。麦凯也再次被弹片击中，他发现自己的脚被弹片钉在靴子里，客串医护兵的工兵平基·怀特（Pinky White）和麦凯都无法把那块弹片取出来，因而麦凯只能把他的靴子系得更紧一些，以便把肿胀压下去。在原先的50名官兵之中，现在只有21人还有战斗力：阵亡4人、25人负伤。尽管他们没有食物，只有一点水，却收集到了大量吗啡，因而能够减轻伤者的痛苦。“几乎每个人都要休克了，都极其疲倦，”他记得，“但我们却为自己赢得了又一段喘息之机。我觉得事情看起来不妙，但我们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告诉我们一切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我用无线电与中校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们的兵力情况，并且表示我们全都精神饱满，正在坚守。”
阿瑟·亨迪一等兵试图睡上几分钟的时候，听见了远处传来的教堂钟声。起初他以为钟声是在宣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到来，但那钟声既不平稳也不连贯，亨迪意识到一定是子弹或者炮弹弹片击中了钟。他想到在坡道另一侧的弗罗斯特中校营部周围的那些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他又听见了钟声，感到自己在颤抖，他无法让自己摆脱掉一种恐怖的绝望的感觉。
弗罗斯特急需得到的增援正在极其痛苦地接近——就在大约1公里开外，有4个营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莱茵河之间展开，正在拼命试图到达他那里。约翰·安东尼·菲奇中校的第3伞兵营一直想沿着“狮子”路线强行突破——也就是弗罗斯特两天前抵达大桥时所走的那条莱茵河边的公路。黑暗中，由于缺乏通信手段，菲奇并没有意识到其他3个营也在推进——戴维·多比中校的第1伞兵营、乔治·哈里斯·利（George Harris Lea）中校的第11伞兵营，以及威廉·德里克·赫辛·麦卡迪（William Derek Hessing McCardie）中校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多比的部下离他只有几百米路。
9月19日，星期二，凌晨4点，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开始从圣伊丽莎白医院和阿纳姆市博物馆之间的稠密建筑物之间穿过。在他们南边的“狮子”路线上，菲奇已经遭遇到了顽强抵抗，现在第1伞兵营正试图从那条路线上强行突破。起初，这3个营行动协调，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随着黎明的到来，夜幕的掩护消失了，德军在夜间零零星星的抵抗突然迅速集中起来。英军的推进逐渐停止，因为这几个营发现自己处在一张紧密的罗网之中，三面被敌人困住了，敌军几乎是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阵地里等待他们的到来，正打算进行一场大屠杀。
堵在街道上的德军坦克和半履带车辆向英军先头部队开火，迫使对方停止前进。北边铁路调车场的陡坡上，埋伏在建筑物内的德军机枪组通过窗户朝外开火。架设在莱茵河南岸砖厂里的多管高射炮则对英军进行了猛烈的平射，无情的炮弹如雨点般落进了多比营的队列中；而当菲奇营的官兵试图沿下莱茵河边的那条公路前进时，平射的高射炮火力又转而猛烈轰击菲奇的部下。菲奇营自两天前着陆以来，在持续的战斗中已经遭到了重创，现在又被无休止的高射炮火切成了碎片，再也无法作为一支成建制的单位存在了。士兵们在混乱中溃散了，他们既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毫无遮挡的公路上也没有掩蔽物，他们被德军炮火有条不紊地扫倒了。“令人痛苦的是，”第3伞兵营营部副官欧内斯特·沃尔特·塞科姆（Ernest Walter Seccombe）上尉说，“德国佬的弹药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试图从一个掩蔽物跑到另一个掩蔽物。我刚刚开始冲刺，就遭遇了一阵致命的交叉火力，我像一袋土豆那样倒下了，甚至连爬都爬不了。”塞科姆的两条腿都中了弹，无助地看着两名德国兵走到自己面前。这名英军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要他们帮忙看看自己的腿。德国人随即弯下身来检查了他的伤口，然后其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对不起，上尉先生，”他告诉塞科姆，“对您来说，战争恐怕已经结束了。”德国人把他们的医护兵叫了过来，于是塞科姆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12]。
菲奇手下的一名军官碰巧发现，多比的部队出现在南边的那条公路上，而第1伞兵营的官兵尽管自身蒙受了巨大伤亡，仍然匆匆朝菲奇营那点可怜的残存人马走去。多比中校现在一门心思要赶往大桥，但困难重重。当多比冲入密集的炮火封锁线，越过菲奇营的官兵时，他自己也负了伤，随后被俘了（不过后来他又成功地逃脱了）。到当天结束的时候，据估计多比的第1伞兵营只剩下了40人，沃尔特·博尔多克二等兵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直在试图赶到大桥，但那是场灾难。我们不断遭到迫击炮的拦阻射击，德军坦克也直接朝我们疾驶而来。我试图用‘布伦’轻机枪打一辆坦克，但接着我们就后退了。在经过一条被炸断的供水总管时，我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宽大罩衫的平民躺在排水沟里，水轻轻地冲刷着他的尸体。我们离开阿纳姆郊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菲奇的部下试图跟随多比营继续前进，但随后他们再次被打得落花流水。行军队列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后的报告表明，此时营内已经完全乱了套。“在我们到达被拆掉的浮桥地区之前，进展是令人满意的，”第3伞兵营的报告说，“然后来自第1伞兵营的伤员开始从我们当中经过。重机枪、20毫米高炮以及迫击炮的猛烈射击又开始了……伤亡人数增长的越来越快，每分钟都有伤员小组被后送。”
由于部队有被全歼的危险，所以菲奇命令部下撤回到莱茵馆，那是河岸边的一个大型饭馆建筑群，该营的余部可以在那里重组并占据阵地。“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尽最大努力撤回，”菲奇告诉他的伞兵们，“整片地区似乎都被炮火覆盖，能够安全逃脱的唯一希望就是单独行动。”罗伯特·爱德华兹二等兵记得，有一名中士，“他的靴子由于伤口流血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要冲出去，沿原路返回，直到遇见有组织的部队”。菲奇中校没能抵达莱茵馆，在那条致命的返程路线上，他被迫击炮弹炸死了。
由于一系列奇怪的情况，有两个本来永远也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人，实际上却进入了阿纳姆。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1空降师通信科副科长，他对通信故障感到十分震惊，于是便与自己的勤务兵兼司机阿瑟·特纳一等兵一起外出，想要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星期一一大早开始，迪恩―德拉蒙德与特纳就一直在路上。他们首先找到了多比营的位置，在那里获悉弗罗斯特营在桥上，多比正在准备发起进攻，以便突破到弗罗斯特那里。迪恩―德拉蒙德又从河边的公路出发，赶上了第3伞兵营的一些人马，他们正奋力前往阿纳姆，于是迪恩―德拉蒙德便同他们一起上了路。猛烈的炮火把这一行人吞没了，在随后进行的战斗中，迪恩―德拉蒙德发现自己正率领着一个连长已经阵亡的伞兵连的余部。
迪恩―德拉蒙德记得，他们不断受到轻武器火力的打击，被敌人包围。德国兵朝英国兵投掷木柄手榴弹，而他则率领着一行人沿着公路朝一个小河湾附近的一些房子走去，他能够看见大桥就在前面。“只剩下不到200米就能到达我决定要去的那些房子的时候，士兵们就纷纷倒下了，”他回忆说，“我们只剩下20人左右，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营的其他人现在远远落在后面，可能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这里。”迪恩―德拉蒙德把士兵们分成三组，决定等天黑时到河边去，然后尝试泅水渡河，到西边再游回来寻找师里的部队归建。在一处小角落的房子里，他安顿下来等待，周围全都是德国人。前门传来了“砰砰”的开门声，于是迪恩―德拉蒙德和3名同他在一起的士兵飞快地跑到了房子后面，把自己锁在一个小小的盥洗室里。从这个小房间外面传来的喧闹声可以得知，德军显然正忙着把这幢房子改建成一处据点。迪恩―德拉蒙德落入了陷阱。在此后3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人将一直躲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13]
与此同时，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在经过了数小时的残酷巷战之后，也陷于停顿。反攻的德军坦克部队彻底击败了这两个营，迫使他们缓慢退却。
莫里斯·A. 福克纳二等兵记得，这两个营中的一部分人在蒙受了巨大伤亡之后来到了博物馆，却又与德军坦克部队不期而遇。“我看见一个士兵从窗户跳到一辆坦克上面，想把手榴弹扔进去，”福克纳回忆说，“但随后他就被狙击手打死了。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他大概已经陷于困境，可能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了。”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威廉·A. 奥布赖恩（William A. O’Brien）二等兵说，形势“突然混乱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德军投入了六管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听见火箭弹呼啸的声音，我们都被吓得精神错乱。我开始认为，似乎那些将军无权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一直纳闷，该死的第2集团军到底到哪里去了”。
在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第1伞兵营机枪排的安德鲁·米尔本二等兵听见有人喊机枪手。米尔本走上前，被告知带上他的机枪和一组人，到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那条公路的交叉口去，在那两个营脱离战斗的时候掩护他们。米尔本把他的“维克斯”机枪放在吉普车里，和另外3个人一起出发了。他把机枪架在十字路口旁一栋房子的花园里，几乎立即就卷入了战斗，吸引了大量敌军火力，德军的迫击炮弹和子弹似乎直接对准了他。当部队开始在他周围后撤时，米尔本在他们前面不断射击，子弹打出了弧形弹道。他记得自己听见了一种“嗤嗤”的声音，就像风一样，然后又看见一道闪光。几秒钟后他知道自己的眼睛和手都负伤了。他记得有人说：“天哪，他倒霉了！”
托马斯·普里查德二等兵听见这句话便跑了过去，米尔本身边已经围着几个士兵了。“他躺在扭曲的‘维克斯’机枪上面，双手吊在皮肤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掉了出来。我们大喊让医护兵过来。”在不远处，米尔本最好的朋友、第16伞降野战医疗队的特里·“塔菲”·布雷斯（Terry “Taffy” Brace）下士听见有人在喊叫，把刚刚处理好的一名被弹片击伤的士兵留在后面，全速向前跑去。“快，”有人朝他喊道，“‘维克斯’机枪手负伤了。”布雷斯记得，他在奔跑过程中听见德军机枪在不断射击，子弹和迫击炮弹似乎落得到处都是。他来到一群人面前，推搡着走了过去，令他惊恐的是，他看见米尔本躺在地上。布雷斯发疯似的工作着，把米尔本的胳膊包扎起来，在他的颧骨下面垫上一块绷带，用以支撑他的左眼。布雷斯记得，他一边包扎一边不断地说话。“只是一点儿擦伤，安迪，”他不停地说，“只是一点儿擦伤。”布雷斯抱起他的朋友，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包扎所，那里的荷兰医生立即开始医治伤员。随后布雷斯又回到了战场。[14]
布雷斯穿过似乎躺着数百人的田野和公路。“我在每个人身旁都停下来察看，”他回忆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脱下他们的伪装服，盖住他们的脸。”布雷斯尽最大努力处理了一名受伤的中士，然后当他准备再次动身的时候，那人把手伸向了他。“我挺不过去了，”他告诉布雷斯，“请抓住我的手。”布雷斯坐了下来，用双手捧着中士的手。他想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米尔本，想到了当天在战线上来回穿梭的许多人。几分钟以后，布雷斯感到被轻微拉了一下。他低下头，发现那名中士已经停止了呼吸。
现在，英军正处于混乱之中，他们没有反坦克炮，步兵反坦克抛射器的弹药也用完了，部队损失惨重。这场进攻变得一团糟，那两个营无法冲过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的建筑稠密区。但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有一场战斗既有效又成功，这次进攻夺占了兹瓦特路14号的一排房子，这正是“罗伊”·厄克特少将一直藏身的那幢房子。
“我们听见外面的自行火炮呼哧作响，履带发出‘嘎嘎’声，”厄克特后来写道，“它开走了。”随后安东·德克森出现了，他“激动地宣布，英国人就在公路尽头。我们跑上街道，我为我们再次取得联系而感谢上帝”。
厄克特从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一名军官那里得知，他的师部现在位于奥斯特贝克一家名叫哈尔滕施泰因的旅馆里，于是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冒着狙击手的弹雨全速驶去，终于回到了师部。
现在是清晨7点25分。在最关键的时期，他脱离了战斗，失去对战斗的控制长达近39个小时。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最先见到厄克特的是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上尉。“消息一直不太好，”他回忆说，“据报告师长被俘了，也看不见第2集团军的影子。”佩尔在旅馆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正在登上台阶的不是师长又是谁呢。我们几个人看见他，但谁都一言不发。我们只是盯着他看——完全惊呆了”。由于身上很脏，“两天没有刮胡子，我看上去一定成了别的什么样子”，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时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冲了出来，他盯着厄克特说道：“长官，我们还以为您永远离开了呢。”
麦肯齐迅速向焦急的厄克特简要汇报了他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并介绍了眼下的形势——师部所知道的形势。情况糟透了，厄克特辛酸地看到，他引以为傲的师被打散了，被切成了一片一片。他想到了困扰着自己参加“市场”行动部队的所有挫折：从空投场到大桥的距离；通信手段几乎全部出了故障；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由于天气原因而延误，加上丧失了珍贵的第二次空投的补给品；还有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进展缓慢。厄克特震惊地获悉，据报告第30军甚至连奈梅亨都没有到。发生在哈克特和希克斯之间的指挥权之争令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这场争论是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出人意料地失踪的时候产生的，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恰恰需要对战斗做出精确的指示。最让厄克特感到悔恨的是，在制订计划的最初阶段，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分乐观，没有对比特里希装甲军的存在给予相应的重视。
所有这些因素，犹如连环套一样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把第1空降师带到了灾难边缘；只是严格的纪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才把遭到重创的“红魔鬼”们凝聚在一起。厄克特决心，要以某种方式逐渐灌输新的希望，努力把部下协调起来，甚至到连一级。他知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向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官兵们提出比任何时候都要更高的要求，但他别无选择。这个富有献身精神、说话声音柔和的苏格兰男人看到，由于德军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涌来，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的师就会完全被消灭”。甚至现在，要想让他心爱的部队免于被消灭，也可能已经太晚了。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知道战况多么令人绝望。简单地说，已经没有前线可言了。现在除了波兰旅之外，他所有的伞兵都到达了，西边的主要空投场已经被放弃，而且除了提供再次空投补给品的地区之外，在他们周围由希克斯的部下坚守的战线已经缩短，下属各部队的战斗区域更是全面收缩。他看到，哈克特正在进攻沃尔夫海泽东北方向的高地和约翰娜胡弗农场；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鏖战；下莱茵河公路上的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的进展没有消息。然而厄克特骄傲地得知，弗罗斯特仍然在大桥上坚守着。在战场态势图的各个地方，根据新的报告，红色箭头都表明敌人的坦克和部队正在集结，有些实际上就部署在英军部队的背后。厄克特不知道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正在减少的兵力重新集结，协调他们的推进，并在最后孤注一掷的进攻中将他们送往大桥。眼下，厄克特对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遭受到的惨重损失一无所知，他认为仍然还有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他记得，“谁在指挥城里的战斗？是谁在协调？拉思伯里负伤了，并没有在那里。没有人被指定去制订计划。”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希克斯准将来了。希克斯见到厄克特，并把师指挥权交还给厄克特，他高兴极了。“我告诉他，”厄克特说道，“我们得立即派人进城，要派一名高级军官去协调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进攻。我意识到，当时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米远，倘若我仍然待在城里并指挥战斗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现在，我派出了第1机降旅副旅长希拉里·巴洛上校，作为希克斯的副手，他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我让他坐上吉普车并带好无线电台马上出发，进城去把两边的部队给联系起来。随后我向他详细说明了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位置，并命令他对攻击展开妥善协调。”
巴洛永远没有赶到那两个营的所在之处，他在途中的某个地方被打死了。“他纯粹是消失了。”厄克特回忆说，他的尸体从未被发现。
波兰人将在第三次空运中到达的事情也几乎同样紧迫。他们将在大桥南入口着陆，直接落到已经做好准备的敌人头上，这一点弗罗斯特太清楚了。厄克特推断，现在德军显然得到了装甲部队的增援，这场空投可能会成为一场大屠杀。为了阻止他们，即使通信联络没有把握——谁也不知道能否把消息发送出去，厄克特还是发出了一份警告电报，要求更换新的空投场。后方军部一直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但这已无关紧要了。还有一个麻烦，浓雾覆盖了英格兰的许多机场，而参加关键的第三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正准备从那些机场出发。
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必经的那条“走廊”再次敞开了。在阿纳姆南边74公里处的索恩，工兵们注视着英军的第一批装甲车辆隆隆驶过他们建起来的临时性的贝利桥[15]。禁卫装甲师又一次上路了，这次推进由掷弹兵禁卫团的部队打头阵。现在是9月19日清晨6点45分，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比预定时间晚了36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在“走廊”该处地段的人谁也猜不出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时间的丧失将意味着什么——而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呢。在北边56公里处，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仍然掌握在德军手中。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担心，要是不能迅速而又完好无损地将其夺取的话，德军就会把它炸掉。
这样的担忧令装甲部队的挺进愈加紧迫，对加文准将、军长布朗宁中将以及霍罗克斯来说，奈梅亨大桥现在是这项计划中最关键的所在。到目前为止，指挥官们还不知道英军第1空降师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困境。德国人的宣传广播吹嘘说厄克特少将死了[16]，他的师被粉碎了，但该师自身根本就没有传递出任何消息。在坦克纵队中，官兵们认为“市场—花园”行动进展顺利，泰勒将军的“呼啸山鹰”亦是这样认为的。“对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兵来说，坦克的声音和坦克上的大炮既是一个保证又是一个许诺，”战史学家塞缪尔·莱曼·阿特伍德·马歇尔（Samuel Lyman Atwood Marshall）准将后来写道，“保证有一项计划，许诺这项计划可能奏效。”
当坦克隆隆驶过的时候，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兵们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他们也应该感到自豪。他们遭遇了敌方始料未及的顽强抵抗，但仍然夺取并守住了从艾恩德霍芬一直到费赫尔的24公里长的公路。在沿途各地，第2王室骑兵团的装甲车、掷弹兵禁卫团的坦克，以及强大的第30军主力飞速驶过的时候，士兵们挥手欢呼。没用多久这支纵队便从索恩来到了费赫尔。紧接着，装甲先遣队便以蒙哥马利所期盼的那种整个进攻应该有的冲刺，在两侧欢呼、挥舞旗帜的荷兰人群之中快速前进，于上午8点半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赫拉弗。在那里，坦克部队与加文的第82空降师会师了。“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他们那里，”位于一辆先头装甲车上的威廉·切内尔（William Chennell）下士回忆说，“由于那些美国人并不心存侥幸，他们鸣枪示警，让我们停了下来。”
第一批坦克迅速继续前进，中午时分到达了奈梅亨郊外。现在，那条关键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路程。这条孤零零的公路上挤满了车辆，倘若不是那些警觉而又顽强的空降兵为了让它保持畅通而奋战到底、流血牺牲，公路原本随时都会被切断。蒙哥马利大胆的战略要获得成功，那么这条“走廊”就是生命线，单是这条生命线就是成功的保障。士兵们为胜利而激动万分。按照官方公告的说法，包括艾森豪威尔的最高统帅部的公告都说，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甚至没有任何信号暗示，一个可怕的困境正在缓慢地吞噬阿纳姆的英军空降兵。
然而，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却感到不安。18日下午，他与加文准将碰了个头，但军长没有得到有关阿纳姆的任何消息。除了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少得可怜的情报之外，布朗宁的通信部队没能接收到任何情况汇报的电文。尽管官方宣称，此次作战行动的进展令人满意，但从后方军部转过来的信息，以及从邓普西将军的第2集团军得到的消息，都让他的身心备受折磨，担忧不已。布朗宁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厄克特遇到的麻烦可能非常严重。
有两份报告尤其令他焦虑。德军在阿纳姆的兵力和反应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的实力要比计划制订者们预期的更为强大，反应速度更为迅猛。皇家空军的空中照相侦察表明，英军只坚守着阿纳姆大桥北端。即使是现在，布朗宁也没有意识到，有两个德军装甲师就在厄克特的防区内。布朗宁为通信手段的匮乏而烦恼，又被自己的怀疑困扰着，于是便提醒加文：“今天必须把奈梅亨大桥夺下来，最迟明天。”从第一次听说有“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一刻起，布朗宁就一直为阿纳姆大桥担心。蒙哥马利自信地预料，霍罗克斯将会在48小时之内到达那里，当时布朗宁的看法是厄克特的伞兵能够坚守4天时间。现在是D日的两天以后了，比布朗宁对该师独立作战能力的估计还少了一天。此时尽管布朗宁还没有意识到英军第1空降师的形势非常严峻，但他还是嘱咐加文：“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到阿纳姆。”[17]
在美军第82空降师的战区内与地面部队建立联系之后，布朗宁立即召集了一个会议。禁卫装甲师的先导装甲车被派了出去，把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中将和禁卫装甲师师长艾伦·阿代尔少将都接了过来。两位将军与布朗宁一起，驱车前往奈梅亨东北方一处能俯瞰河流的地方。威廉·切内尔下士的车被选中送其中的一位将军，在那儿他与一行人站在一起观察奈梅亨大桥。“让我吃惊的是，”切内尔回忆说，“我们能够看见德军和车辆在桥上来来往往，根本对我们视而不见。敌人一枪未响，然而我们就在几百米远的地方。”
回到布朗宁的军部之后，霍罗克斯和阿代尔首次获悉第82空降师战区内德军的猛烈抵抗。“我在到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奈梅亨大桥还没在我军手里。”阿代尔说道，“我想当然地认为，等我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已经被空降部队拿下了，我们只需疾驶而过。”这位将军现在得知，加文的伞兵为了守住空投场而陷入了极大困境，结果有几个连被从奈梅亨召回保护这些空投场，防止敌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对坚守着大桥入口的强大的党卫军部队，第508伞兵团的一些部队已经无力取得任何进展。布朗宁认为，迅速夺取大桥的唯一方式，就是步坦协同进攻。“要把这些德军赶出去，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比空降部队更多的兵力。”布朗宁告诉阿代尔。
奈梅亨大桥是“市场—花园”行动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由于布朗宁让英军空降兵坚持抵抗的限期就要到了，因而这项行动必须加速。还有17.7公里长的“走廊”要强行打通。布朗宁强调，必须以空前的速度夺取奈梅亨大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心情烦躁，十分沮丧。尽管比特里希不断施加压力，但他仍然没能把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从阿纳姆大桥赶出去。“我感到简直愚蠢透顶！”哈梅尔回忆说。
现在他知道，英军伞兵的补给品和弹药几乎用完了，而且伞兵们的伤亡情况，如果用他的部队的伤亡来做推测的话，也是非常大的。“我本来决定要让坦克和大炮对准他们，把他们坚守的每一座建筑物都夷为平地，”哈梅尔说道，“但考虑到他们作战这么顽强，我又觉得首先应该劝降他们。”哈梅尔命令他的参谋们安排一次暂时的休战，他们要挑选出一名英军战俘，带着哈梅尔的最后通牒去找弗罗斯特。被选中的人是一名刚刚被俘的工兵，25岁的斯坦利·哈利韦尔（Stanley Halliwell）中士，他是麦凯上尉手下的一名工兵。
哈利韦尔被告知，他要举着一面休战旗进入英军的环形防线；到了那儿他要告诉弗罗斯特，一名德国军官将过来与他商讨投降的条件。如果弗罗斯特同意，那么哈利韦尔将再次返回大桥，不携带武器与弗罗斯特站在一起，等那名德国军官过来。“作为一名战俘，我应该在送完口信并得到中校的回答之后，立即回到德国佬那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件事的后一部分。”哈利韦尔说。德国人把哈利韦尔带到接近英军环形防线的地方，他在那儿举着休战旗进入了英军防区，来到弗罗斯特的营部。哈利韦尔忐忑不安地向弗罗斯特说明了形势，他说，德国人认为打下去毫无意义，英军已经被包围了，没有解围的希望。他们要么战死，要么投降，别无选择。弗罗斯特询问了哈利韦尔，得知“敌人似乎因为自身的损失而完全泄气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弗罗斯特记得，他当时想：“只要能够送来更多的弹药，我们很快就能在面对党卫军对手时稳操胜券。”至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要求，弗罗斯特给哈利韦尔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他说道。
哈利韦尔完全同意弗罗斯特的话。作为一名战俘他应该回去，但他不希望重复弗罗斯特的原话；而且他向弗罗斯特指出，穿过战线返回德军那边可能有些困难。“由你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弗罗斯特说道。哈利韦尔已经做出决定了。“如果对你来说完全一样的话，中校，”他告诉弗罗斯特，“那么我就要留下来。德国佬迟早会得到这个消息的。”
在大桥坡道的另一侧，埃里克·麦凯上尉刚刚得到了一个类似的邀请，但他宁可误解这个邀请。“我朝外望去，看见一个德国佬站在那里，步枪上系着一块不怎么白的手帕。他喊道：‘投降！’我立即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想投降，不过也许说的是要我们投降。”在那座现在几乎已经被摧毁的校舍里，他那支兵力薄弱的小部队仍在坚守着，麦凯依然以为那个德国人是想自己投降，于是认为这个主意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有两个房间，”他说，“要是再加上俘虏，那就会有点拥挤了。”
麦凯朝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手臂，喊道：“从这里滚开，我们不接受俘虏。”医护兵平基·怀特走到窗口，和麦凯站到一起。“滚！”他喊道，“走开！”在一连串的嘘声和口哨声中，其他的空降兵也喊了起来。“滚开！回去决一胜负，你这个杂种。”那个德国人似乎明白了英国人的意思，麦凯回忆说，他转过身迅速回到德军占据的建筑物内，“仍然挥动着他那块脏手帕”。
大桥上的英军官兵被重重包围，但士气高昂。哈梅尔劝降的尝试宣告失败。狂暴的战斗再次开始了。
[1] 达利风格（Daliesque），是由人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2] 雪利酒（sherry），原产于西班牙的一种白色或者深褐色的烈性葡萄酒。
[3] 在荷兰著名军事史家特奥多尔·A. 布尔里（Theodor A. Boeree）中校的几部专著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倘若厄克特在那里的话，”他写道，“他完全可能放弃对大桥的防御，如果可能的话，把弗罗斯特的那个营召回来，把他原先的6个营以及刚刚着陆的第4伞兵旅中的3个营集中起来，在下莱茵河北岸的某个地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桥头堡……让韦斯特鲍温冈……成为这个桥头堡的中心。在那里，他们便可以等待英军第2集团军的到来。”——原注
[4] 此处原文写的是Edward Weiss，但根据相关资料，D连副连长是昵称“奥斯卡”的欧内斯特·马里埃尔·怀斯上尉。
[5] 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围海或拦水而建的低田。
[6] 我认为，这场争吵要远比上面的叙述激烈，但可以理解的是希克斯和哈克特这两位好朋友，都不愿意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有关所发生的事情，起码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我的重现所根据的是对哈克特、希克斯和麦肯齐所做的采访，还有厄克特在《阿纳姆》一书第77—90页中的叙述，以及在希伯特的《阿纳姆之战》一书第101—103页中的叙述。——原注
[7] 当然这是比喻。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表现的是一个公司在特定时间内的资产、负债及净值。这里比喻的是“市场—花园”行动赢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
[8] 当然这是比喻，fairy tale除了有童话和神话故事的意思外，还有“谎言、不实之词”的含义。
[9] 马尾藻海（Sargasso sea），北大西洋的一部分，在西印度群岛东北，以有大量马尾藻漂浮水面而得名。这里的海（sea）是小写，用作比喻，所以才有“一个马尾藻海”一语。马尾藻是海藻的一种。
[10] 战后高夫得知，霍罗克斯将军也一直在考虑一个类似的主意。他记得，曾经有一支快速侦察部队走在英军纵队的前面，并与美军第101空降师会合，因而他认为完全可以由一支类似的快速侦察队去碰碰运气，抵达阿纳姆大桥。“文森特·阿什福思·布伦德尔·邓克利（Vincent Ashforth Blundell Dunkerley）中校接到了命令，要他率领这支部队，”高夫说道，“而且和我一样，他也承认，他整整一天都因为想到这事而着慌，因而老是小便。”——原注
[11] 由于德国陆军身穿田野灰色的制服，“灰色的地毯”喻指德军尸体摊铺开来，就像张地毯一样。
[12] 在阿纳姆之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家医院都被英德双方的军医和医护兵共同用来照看各自的伤员。塞科姆由于是德军的俘虏，于是便被送到了离德国边境大约8公里远的荷兰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在那里他的两条腿都被截掉了。他于1945年4月被释放。——原注
[13] 9月22日，星期五，迪恩―德拉蒙德在离开阿纳姆大桥附近的这幢房子后不久便被俘了。在费尔普附近一栋用来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他发现了一处可以藏身的壁橱。在这个狭窄的地方他待了13天，给自己实行定量供应，每天只喝几口水，吃少量面包。10月5日，他逃脱了，并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于10月22日晚被送到了位于奈梅亨的第1空降师战地医院。在阿纳姆的时候同他在一起的3个人中的一个——迪恩―德拉蒙德的勤务兵阿瑟·特纳也被俘了，也被押到了费尔普附近那座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最终他被送到了德国的一个战俘营，于1945年4月被解放。迪恩―德拉蒙德本人的故事，在他自己写的《返程车票》一书中，得到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讲述。——原注
[14] 米尔本后来在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家的地下室里被俘了。他失去了左眼，在阿珀尔多伦由一位德国外科医生截掉了两只手。在这场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待在德国的一个战俘营里。——原注
[15] 贝利桥（Bailey bridge），即钢制军用活动便桥，根据20世纪英国工程师唐纳德·C.贝利（Donald C. Bailey）的姓命名。
[16] 按照比特里希的说法，德国人通过讯问战俘得知，厄克特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他还声称：“我们正在监听无线电信号和电话”。——原注
[17] 英国人有关阿纳姆的许多报道，包括切斯特·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精彩的《欧洲争夺战》（The Struggle for Europe）一书，都暗示说布朗宁对厄克特此刻的形势的了解，实际上不止这些。仔细检查发送到军部的分散而又不确定的消息便可得知，从阿纳姆战场发出的第一份电文是在19日上午8点25分送达布朗宁那里的。当天又有两份电文被送达，电文内容是大桥的情况、部队的位置，以及要求空中支援。尽管发出了许多份注明了真实情况的电报，但这些电报却没有被收到，而收到的这3份电报又恰恰没有表明厄克特的师正在被德军有步骤地围歼。某些人士批评蒙哥马利和布朗宁，说他们没有采取更迅速、更有效的步骤，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此刻他们对厄克特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