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纳姆西郊，英军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奋力战斗想赶往大桥。以往整洁的公园和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被战斗搞得伤痕累累、坑坑洼洼，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碎玻璃、瓦砾以及紫叶山毛榉树的断枝，杜鹃花树丛以及青铜色、橙色和黄色的金盏花组成的浓密狭长的绿化带均遭扯断践踏，荷兰人整洁住房后面的菜地也成了废墟。英军反坦克炮的炮口从店铺和商场粉碎了的窗户里伸出来，而德国人的半履带车则威胁着街道，它们故意倒车进入房屋，用房屋的瓦砾来隐蔽自己。黑色的浓烟从燃烧着的英德双方车辆中喷涌出来。炮弹猛烈撞进防御点的时候，瓦砾如雨点般落下。到处都是伤者和死者扭曲的身体。许多官兵记得，他们看见戴着白色钢盔，穿着带有红十字图案的白色宽大罩衫的荷兰男女不理会炮火，从街道两边冲出来，把伤者和垂死的人拽到隐蔽处。
这场奇怪而又致命的战斗正在摧毁距离阿纳姆大桥不到3公里的市郊。这场战斗似乎没有计划，也没有战术。像所有的巷战一样，它现在变成了一场在棋盘似的街道上进行的浩大、凶猛、短兵相接的遭遇战。
“红魔鬼”们胡子拉碴，又冷又脏又饿。战斗接二连三，应接不暇的伞兵们只能偶尔“泡点”茶。除了短暂的小憩之外，睡觉是不可能的。弹药正在耗尽，伤亡不断增加，有的连减员已达到50%。由于疲惫和连续数小时的行军，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他们所处的确切位置，或者离大桥还有多远，但他们却抱定不屈不挠的决心，一定要赶到大桥。若干年以后，类似亨利·本内特二等兵这样的人——他是菲奇中校率领的第3伞兵营麾下的一员，正在中间的“老虎”路线上战斗——将会记得，在不断遭遇小规模交火、狙击手的冷枪和迫击炮炮火的整个过程中，有一道命令不断下达：“出发！出发！出发！”
厄克特少将离开师部有16个小时了，一直没能通过无线电联络上。对他来说，攻势的进展慢得令人痛苦。他待在别墅里的数小时期间一直坐立不安。自从凌晨3点被唤醒后，厄克特便与拉思伯里准将和第3伞兵营一同在路线上不间断地行军。“激烈的遭遇战和短时间交火使整个纵队不断地停下来。”厄克特说道。德军狙击手造成的心理威胁令将军感到不安，他估计一些以前没有打过仗的士兵“一开始会有点害怕子弹”，但他们会迅速振作起来。相反，在一些街道上，单是狙击手的射击就迟滞了整个营的进展。但厄克特并没有干涉菲奇的指挥，而是一直一言不发。“作为一名师长，卷入了一个营的遭遇战……我最不应该干涉，但自始至终我又意识到珍贵的每分每秒正在被浪费掉。”德军狙击手遭到了有效清理，但为了把他们找出来所花费的时间却又让厄克特惊骇不已。
第3伞兵营的营军士长约翰·洛德也同样感到惊骇。和将军一样，洛德也由于这种耽搁而焦躁不安。“德国人的抵抗是激烈且持续的，但我们的耽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荷兰人造成的。他们一大早就出现在街道上，挥手、微笑，给我们送来代用咖啡，一些人甚至还在他们的树篱上盖上英国国旗。身处战斗之中的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交战正在进行。尽管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却也会像德国人一样让我们无法前进。”
突然，密集的狙击手火力被某种厉害得多的东西取代了：那是敌人的88毫米高射炮和自行火炮刺耳的轰鸣声。此时，菲奇营的先头部队正在规模巨大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旁边，那里距离阿纳姆大桥西北不到3公里。医院几乎就在两条通向阿纳姆的主要公路的交会点上，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正试图沿着这两条公路前往大桥。整个夜晚，霍亨施陶芬师的一些装甲部队一直在进入这里的阵地。不论是在埃德——阿纳姆公路上的多比中校的第1伞兵营，还是在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上的菲奇的第3伞兵营，要想赶到大桥的话都必须在这个交会点的一边通过。多比的第1伞兵营首先感受到了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麾下党卫军部队的狂热战斗力。
德军据守着一条掩护城市北边和西边入口的马蹄形防线，迫使多比的部下离开上面的那条公路，进入周围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隐蔽起来。党卫军藏在屋顶上，狙击手藏在阁楼里，他们放任先头部队经过，然后朝后续部队射去致命的子弹。在突然遇袭造成的混乱中，英军各连排单位立即朝各个方向散开。
现在，德国人采用相同的策略，开始集中打击菲奇率领的第3伞兵营。在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形势中，4名关键的军官——第1伞兵营营长、第3伞兵营营长、第1伞兵旅旅长以及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全都发现，他们在同一个面积狭小、人口稠密的地区中进退维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奥斯特贝克的莫德尔及其指挥官们一样，厄克特少将和拉思伯里准将也被始料未及的敌人包围着。
来自身前身后的火力使英军纵队陷入了困境。他们分散开，一些人朝莱茵河边上的房屋跑去，更多的人跑进了附近的树林，而其他人——其中就有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则跑进了由一模一样的砖瓦房形成的狭窄街道里躲避。
厄克特一行人刚刚进入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附近一个街区的三层楼房，德国人就炮轰了这座楼。厄克特后来写道，他们毫发无损，但德国人的装甲车“穿过街道的时候，几乎可以随意来往”。一辆坦克在街道上隆隆地行驶着，车长站在敞开的舱口里寻找目标。这时，第3伞兵营B连连长亚历山大·彼得·哈里·沃迪（Alexander Peter Harry Waddy）少校从厄克特隔壁楼上的窗子里探出头来，娴熟地把一枚塑性炸药投掷进敞开的炮塔里面，把坦克炸毁了[1]。其他人以沃迪为榜样，设法摧毁了另两辆坦克。尽管英国人勇猛地战斗着，但这些只有轻武器的伞兵绝非德国装甲部队的对手。
厄克特本人的困境不断增加，他急欲返回师部并控制战斗。厄克特认为，由于已经陷入战斗当中，他唯一逃走的方式就是上街，在混乱当中尝试穿过德国人的阵地。他手下的军官担心其安全，不同意这样做。但厄克特很是固执，他认为这场激烈的战斗只不过是“连级规模”，且由于英国人占据的楼房尚未被包围，所以他认为在德国人的实力增强并巩固包围圈之前，他们一行人应该迅速离开。
一场匆忙的会议在战斗的喧闹声中召开了。会议期间，厄克特和军官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一辆英军的“布伦”机枪车在街道上哐啷哐啷地疾驶着，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德国人的火力，然后在屋外停了下来。配属第1伞兵营作战的加拿大中尉利奥·杰克·希普斯（Leo Jack Heaps）从司机座位上跳下来全速跑向屋子，用厄克特的话来说，他“仿佛有魔法护身”。希普斯的身后是荷兰抵抗组织的夏尔·“弗伦奇”·拉布谢尔，他在给希普斯做向导。这辆小装甲车上装载的是补给品和弹药，希普斯希望把它们送给大桥上的弗罗斯特中校。在到处都是德军装甲车辆的情况下，这辆小车及两位成员竟不可思议地幸免于炮火，并在途中碰巧发现了厄克特的行踪。现在，厄克特第一次从希普斯那里获悉当前的战况。“消息远非令人鼓舞，”厄克特后来回忆说，“通信仍然瘫痪。弗罗斯特在大桥北端遭到猛烈进攻，但仍然在坚守，而有关我的报告说我不是失踪了就是被俘了。”在听了希普斯的话之后，厄克特告诉拉思伯里，当务之急“就是在我们被完全困住之前，冒险突围出去”。
厄克特转向希普斯，告诉这名加拿大人，如果完成前往大桥的任务之后能够回到师部的话，要敦促麦肯齐“为弗罗斯特的营组织起尽可能多的援兵”。厄克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他本人的安全，也要让弗罗斯特得到所需要的补给品和人员坚守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阿纳姆。
希普斯与拉布谢尔离开之后，厄克特与拉思伯里着手进行他们的突围行动。外面的街道不断被敌人的炮火命中，楼房在炮弹的狠狠打击下正在坍塌。厄克特注意到“在我们占领的楼房四周，有一堆不断增加的尸体”，由此他得出了通过街道离开是不可能的结论。两位指挥官与其他人共同决定从屋子的后面离开，在火力和烟幕弹的掩护下，他们或许能够从那里突围。然后，他们希望利用一排排楼房的后花园里种植的植物隐蔽，最终到达一个平静的地方，然后寻道返回师部。
这条路线就像噩梦一般。在伞兵们制造出浓重的烟幕时，厄克特一行人冲出了后门，快速奔跑穿过一片菜地，爬上隔开其邻居的一道篱笆。他们在下一个隐蔽处停留片刻时，拉思伯里的“斯登”冲锋枪意外走火，差点击中厄克特的右脚。厄克特后来写道：“因为一些士兵无法控制好‘斯登’冲锋枪的事，我责备过拉思伯里。让一位师长四处闪避已经够糟糕了……我若是被自己手下的一名准将射出的子弹击倒，那就太具有讽刺意味，简直无话可说。”
一行人爬过了一道又一道篱笆，有一次还爬过了一道10米高的砖墙，他们沿着整个街区的房子移动，最后来到了一条鹅卵石铺成的交叉街道上。他们迷路了，加之筋疲力尽，于是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并没有转向左边，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带来些许安全；相反他们却转向右边，朝圣伊丽莎白医院走去，直接走进了德国人的火力网中。
跑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前面的是另外两名军官，分别是第1伞兵旅旅部的情报军官威廉·安德鲁斯·泰勒（William Andrews Taylor）上尉和第3伞兵营B连5排排长詹姆斯·阿诺德·斯泰西·克莱明森（James Arnold Stacey Cleminson）上尉。其中一名军官突然叫喊起来，但厄克特和拉思伯里都没听清他的话。泰勒和克莱明森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们，这两位高级军官就走上了迷宫般的交叉街道，在厄克特看来“一挺德军机枪正在朝我们每个人射击”。四人试图跑过其中一个狭窄的交叉路口时，拉思伯里中弹了。
其余的人迅速把他拖出街道，进入了一幢房子。厄克特看到，一颗子弹射进了准将的后背下部，他似乎丧失活动能力了。“我们都知道，”厄克特回忆说，“他再也无法走路了。”拉思伯里催促将军把他留下，立即离开。“你要是待在这里的话，只能被切断退路，长官。”他告诉厄克特。就在他们交谈时，厄克特看见一名德国士兵出现在窗前，他举起半自动手枪近距离平射，那个德国人满是鲜血的脸消失了。现在，由于德国人近在咫尺，厄克特毫无疑问必须迅速离开。走之前，他与那对中年夫妇进行了交谈，他们是房主，会说一些英语。他们许诺，战斗稍一平息，便把拉思伯里送到圣伊丽莎白医院。为了让房主免遭德国人的报复，厄克特一行人把拉思伯里藏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地下室里，直到他能够被送去医院。厄克特记得，随后“我们从后门离开了，但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由带有篱笆的小花园组成的迷宫”。3个人并没有走远，但厄克特的生命却完全可能是由55岁的安东·德克森（Antoon Derksen）立即采取的行动给救下来的，他是兹瓦特路（Zwarteweg）14号一栋房屋的主人。
在极度混乱的交火中，安东和他的妻子安娜、他们的儿子扬以及女儿赫尔米娜正躲藏在房子后面的厨房里。德克森透过窗户朝外瞥了一下，吃惊地看见3名英国军官跃过篱笆进入他家的后花园，正朝厨房门口走来。他赶忙开门让他们进来。
由于无法交流——安东不会说英语，厄克特一行人都不会说荷兰语——安东打着手势，试图警告那些英国人这个地区被包围了。“街上有德国人，”他后来回忆说，“而在后面，也就是那些军官要去的那个方向，也有德国人。在这排花园的尽头，那个角落的阵地里也有德国人。”
德克森匆匆带着客人们上了一道狭窄的楼梯，爬上一个平台，又从那里进入一间卧室。天花板上有一扇可以拉下来的门，上面有楼梯通向阁楼。3个人小心翼翼地从卧室的窗子朝外看，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德克森疯狂地演了一出哑剧：就在他们下面不过几尺的地方，沿街各处的阵地里都是德军部队。“我们离他们太近了，”厄克特记得，“我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
厄克特无从猜测他们进入房子的后门时是否被德国人发现，也无法猜出后者会不会随时闯进来。尽管德克森警告说该地区被包围了，但他仍然缜密思考着两个密切相关的风险：一是继续穿越一排后花园；二是用手榴弹扫清道路，从前面的街道上冲出去。他准备抓住一切机会返回师部，但手下的军官们担心他的安危，并不准备冒险。此刻困难太大了，他们争论说，与其让将军冒被俘或阵亡的风险，不如一直等到英军攻占该地区。
厄克特知道，这个忠告是明智的，他也不想强迫他的军官们冒险，那可能最终被证明是自杀行为。然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离开师部时间太久了，对我来说似乎怎么样都比脱离战斗的现状要好。”
履带发出的熟悉的嘎吱嘎吱声，迫使厄克特原地不动。3位军官透过窗户看到一门德军自行火炮在街上缓缓驶来，直接停在了德克森家的外面。这辆自行火炮的顶部几乎与卧室窗户齐平，炮组人员下车后就在下面坐着，边聊天边抽烟。显然，他们不再前进了，英国人估计他们随时都会进屋。
泰勒上尉迅速把阁楼的楼梯拉了下来，3名军官匆匆爬了上去。身高1米83的厄克特蹲下身四下打量，发现人在阁楼上只能爬行。他感到“愚蠢而可笑，作为一个看客对战斗无能为力”。
屋子里现在安静了。作为一名忠诚的荷兰人，安东·德克森为这几个英国人提供了庇护所。现在，由于害怕厄克特等人被发现而可能遭到报复，他谨慎地让家人转移到隔壁邻居的家中。在几乎没有空气的阁楼上，同样没有食品和水，厄克特和他的军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不是德国人撤退，就是英军部队能够抵达。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市场—花园”行动才进行了一天，德国人就已经几乎让阿纳姆之战陷入停顿，而且让所有的错误和失算雪上加霜的是，厄克特这位唯一可能给英军的进攻带来凝聚力的人，却被孤立在一间阁楼里，在德军战线后面陷入了困境。
对于保罗·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以及他的党卫军第9装甲侦察营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而又令人生厌的任务。格雷布纳可以肯定，盟军伞兵并没有在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那块近18公里长的地段着陆，但敌军部队出现在奈梅亨。格雷布纳的几辆车过了瓦尔河大桥之后，立即就发生了一场短暂而又激烈的轻武器交火。在黑暗中，敌军好像无意与他的装甲车恋战。格雷布纳向师部报告说，到目前为止，盟军在城里似乎没有多少兵力。
既然侦察任务已经完成了，格雷布纳命令，从40辆车组成的车队中抽出几辆配备了火炮的装甲车来守卫奈梅亨大桥南入口，他率领侦察营的其余人员向北返回阿纳姆。前一天晚上，在过阿纳姆大桥的时候，他既没有看见伞兵也没有看见敌人有任何活动。然而通过无线电联络，他获悉一些英军部队现在已经占据了大桥一侧，哈策尔的师部只是称他们为“先头部队”。格雷布纳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是停在大致位于阿纳姆和奈梅亨中间的埃尔斯特（Elst）镇。为了能让两座公路桥都处在打击距离之内，他在那里再次留下了一些装甲车，随后格雷布纳率领剩余的24辆装甲车火速返回阿纳姆大桥，以便把那里剩下的小股敌人肃清。格雷布纳估计这不会有什么困难，他强大的装甲部队将会干脆利落地冲过英军用轻武器构成的防御工事，将他们消灭。
上午9点30分，唐卢姆（Don Lumb）下士在大桥附近的屋顶阵地上激动地喊叫起来：“坦克！那是第30军！”在紧邻的营部里，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听见了观察员的喊叫声。和唐卢姆下士一样，弗罗斯特也感到了一阵令人振奋的喜悦。“我记得，当时我想的是，我们将荣幸地仅凭一己之力就把第30军迎进了阿纳姆。”他回忆道。其他人也同样感到高兴。在北入口的对面，埃里克·麦凯上尉指挥所附近的坡道下面，士兵们已经听见了重型车辆在大桥上行驶时发出的回响。查尔斯·斯托里中士“咚咚咚”地爬上唐卢姆下士所在哨所的梯子。他朝大桥南入口升腾的烟雾望去，看见了唐卢姆发现的那个纵队，并立即做出反应。这位参加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全速跑下楼梯，叫喊道：“他们是德国人！大桥上是装甲车！”
保罗·格雷布纳的攻击部队的前锋以最快的速度过了桥。德军司机们以非凡的技巧左右迂回，不仅避开了乱堆在桥上闷燃着的车辆残骸，还直接穿过了一个雷区——那是英国人在夜间布下的一连串圆形的“特勒”（Teller）反坦克地雷。在格雷布纳的5辆先头车辆中，只有一辆触了雷，而且也只是受了轻伤，仍能继续前进。麦凯上尉吃惊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在坡道靠他的这一侧，那些经过各色伪装的车辆中的先头车辆不断地用机枪扫射，飞速冲下坡道，闯过英军的环形防线后直接驶向阿纳姆市中心。几乎就在一瞬间，麦凯看见另一辆车也驶了过去。“我们没有反坦克炮，”麦凯说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又有3辆装甲车从我们旁边快速通过上了大街。”
格雷布纳强行快速通过大桥的大胆计划正在实施。在英国人视线之外的大桥南入口，他排列好了自己的纵队。现在，半履带车、更多的装甲车、装甲运兵车，甚至还有几辆运载着步兵的卡车开始进军，卡车上的步兵躲在沉重的沙袋后面射击。还有些德国士兵蹲伏在半履带车后面不停地开火。
格雷布纳先头车辆的突然冲击把英国人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迅速镇定下来，在桥头弗罗斯特这边的反坦克炮开始试射。颇具杀伤力的火力从整个北岸地区劈头盖脸地砸向德军纵队，伞兵们从矮墙、屋顶、窗户和狭长堑壕里用机枪和手榴弹等每一件可用的武器开火。在坡道的麦凯那一侧，皇家工兵罗纳德·埃默里在第一辆半履带车经过时击毙了司机和副驾驶；当第二辆车出现在眼前时，埃默里把它的司机也干掉了。那辆半履带车就在坡道下面停下来不动了，车上的6名德国士兵弃车而逃，他们也被逐个打倒了。
格雷布纳的纵队不间断地继续前进，又有两辆半履带车缓慢地驶过了大桥。突然间，德军的进攻出现了混乱，第三辆半履带车的司机负伤了，他惊慌失措猛地倒车，结果与后面的半履带车撞在一起。两辆车彼此纠缠在一起，在路面上侧滑，其中一辆燃起了大火。从后面赶上来的德国人试图强行打开通道，他们加速行驶，发疯似的想要夺取北岸，结果彼此猛撞在一起，冲入炮弹爆炸造成的那堆越来越多的车辆残骸之中。由于失去控制，有些半履带车碰到了坡道边缘，因为撞击力量太大，结果从边缘翻过去摔到了下面的街道上。跟在半履带车后面支援的德军步兵也被无情地击毙了。由于无法越过大桥中段，幸存者们便快速退回到南岸。
一阵炮火风暴席卷了大桥，谢里夫·汤普森中校位于奥斯特贝克的炮兵发射的炮弹，呼啸着覆盖了格雷布纳那些已经动弹不得的车辆。这是丹尼斯·芒福德少校从用作旅部的阁楼里召唤的支援炮火，那个阁楼就在弗罗斯特所在建筑物附近。在这一片喧嚣声中，传来了英国伞兵兴高采烈的叫喊声，他们呼喊着战斗口号“哇哦，穆罕默德！”（Whoa Mohammed），“红魔鬼”们首次使用这个战斗口号是在1942年北非干燥的丘陵中。[2]
激烈的战斗让该地区的荷兰人目瞪口呆。兰贝特·斯哈普（Lambert Schaap）与他的家人一起住在莱茵码头街（Rijnkade）——这是一条在大桥东西方向延伸的街道，他匆匆把妻子和9个孩子送到一处掩蔽所里，自己则守在家里。一阵弹雨穿过窗户把墙壁打得坑坑洼洼，家具被打成了碎木条。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斯哈珀不得不弃家而逃。在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看来，这场战斗似乎没完没了。“火力炽烈，”他回忆说，“一座又一座房屋或被击中或起火燃烧。同事和朋友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屋子里，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隔壁的房子着了火，欧西比尤斯外大街上的建筑也烧了起来。”
在北入口附近的那条宽大的林荫道上，昆拉茨·赫利曼未婚妻的家距离麦凯上尉的指挥所只隔着几个门，现在他与范德桑德家的其他人一起待在地下室里。“有一种滑稽的声音压倒了所有的喧嚣声，有人说那是在下雨，”赫利曼记得，“我上到一楼朝外边看，原来是火。士兵们正在朝各个方向奔跑，整个街区似乎都在燃烧。战斗直接转移到了林荫道上，突然间就轮到我们了。子弹啪啪地射进房里，打碎了窗户，我们听见楼上钢琴被击中时发出的琴声。还有更令人吃惊的是，范德桑德的办公室里传来像是人打字的声音，那纯粹是子弹在咀嚼打字机。”赫利曼的未婚妻特勒伊德跟着他上了楼，她看见子弹击中了规模宏大的圣欧西比尤斯教堂的塔楼。她吃惊地看着这一幕时，教堂上那座巨大时钟的金指针正在发疯似的旋转，特勒伊德记得，那就好像“时间在飞速逝去”。
对于在大桥上作战的人们来说，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战斗的冲击速度和猛烈程度让许多人认为激战已经进行多个小时了，而实际上格雷布纳的进攻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哈策尔挖空心思扣下来不移交给哈梅尔的装甲车辆中，有12辆在大桥北边化为残骸或起火燃烧，剩余的装甲车辆远离屠场开回了埃尔斯特，但他们失去了指挥官。在这场激烈的殊死战斗中，保罗·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阵亡了。
现在，英国人满怀骄傲和胜利之情开始评估损失。医护兵和担架兵不顾狙击手的无情射击，穿过烟雾和瓦砾，把双方的伤员抬到掩蔽所里。大桥上的“红魔鬼”们在击退了装甲车的恐怖进攻之后幸存下来，这时第2伞兵营的通信兵突然收到了第30军发来的一条有力而清晰的信息，就像是对他们的成功表示祝贺一般。这些满身污垢、疲惫不堪的伞兵觉得他们的磨难很快就要结束了，现在，毫无疑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就在仅仅几公里外的地方了。
成群结队的战斗机从德国境内的机场升空了，为了让飞机集结起来加油，附近损耗殆尽的德国空军全力以赴。在一个狂热的不眠之夜里，战斗机群从德国各地匆匆派来；次日上午9点到10点，约有190架飞机聚集在荷兰上空，他们的任务是摧毁“市场”行动的第二次空运。与持怀疑态度的莫德尔元帅不同，德国空军的将领们相信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是真的，他们看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可以获得巨大成功的机会。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从那些计划中了解到星期一的空运路线、空投场和空投时间。德军战斗机编队在荷兰的海岸线上空巡逻，飞越已知的盟军飞行路线和空投场，做好向空降部队猛扑过去的准备。盟军空降部队定于上午10点开始空投。这些短程战斗机得到的命令是：着陆，再次加油，再次起飞。但空中至今什么也没有，预料中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出现。德国空军高层既困惑又失望，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很简单，与天气晴朗的荷兰不同，英国被大雾笼罩。在各个基地，英军和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在飞机和滑翔机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在这个关键性的上午，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而这个时候，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官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和参加第二次空运的官兵们一样，只好任凭天气的摆布。在与气象专家们磋商之后，布里尔顿不得不重新安排行动的开始时间。阿纳姆市内及周边的士兵和“走廊”里的美国人——他们都在抵御越来越多的德军——现在必须再等上漫长的4个小时。在下午2点之前，第二次空运都不可能到达空投场。
[1] 此后不久，沃迪在勘察英军阵地的地形时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死了。——原注
[2] 伞兵们注意到，在那场战役中，阿拉伯人在彼此喊着口号的时候，似乎每次交流都用这两个字开头。在阿纳姆，这个战斗口号则有了特殊意义，它让北坡道两侧的伞兵们能够确定，在各座楼房和阵地中的人谁是战友、谁是敌人，因为德国人似乎不能发出这两个单词的音。按照希拉里·圣乔治·桑德斯在其《飞往战斗》一书中的说法，这个战斗口号“似乎能激发士兵们做出最大的努力”。——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