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分，从莱茵河河面升腾而起的雾霭在阿纳姆大桥及其四周静谧、黑暗的房屋上面盘旋。距离大桥北坡道不远，长长的风景如画的欧西比尤斯外大街（Eusebiusbuitensingel）向后延伸到北边和东边的市郊，环绕着历史悠久的内城，最后来到阿纳姆最受欢迎的音乐厅——圣乐厅（Musis Sacrum）。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在微弱、曚昽的晨曦之中，海尔德兰省的这座古老首府似乎被人遗弃了，街道、花园、广场和公园里死气沉沉。
从大桥北端周边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的部下首次看到整座城市的住宅和市政建筑，那是一些凌乱扩展开来的建筑群：法院、省政府大楼、国家档案馆、市政厅、邮政总局和西北方向不到2公里的火车站。近处是圣欧西比尤斯教堂，它以其93米高的尖塔傲视全城。在一条由18幢房屋组成的环形防线上，几名弗罗斯特的部下从破碎的窗户和刚刚挖掘出来的散兵坑里小心翼翼地朝外观察，却没有人意识到这座伟大的教堂现在有着一种不祥的征兆。德国狙击手们已经于夜间进入了塔楼，他们小心地隐藏着，和英国人一样紧张地等待天亮。
争夺大桥的激烈战斗持续了整夜。午夜的间歇一瞬而过。当战斗再次爆发时，似乎每个人都参加了小规模战斗。夜间，弗罗斯特的部下曾两次试图突袭大桥南端，均被守军击退。这两次冲锋都是由A连2排排长约翰·霍林顿·格雷伯恩（John Hollington Grayburn）中尉率领的，他的面部严重受伤，但仍然待在桥上监督所有的士兵撤退到安全的地方[1]。后来，搭乘一队卡车的德军步兵试图强行过桥，结果遭到英军伞兵的密集火力攻击。弗罗斯特的部下用火焰喷射器把那些车辆点燃了，装甲掷弹兵在这片火海当中被活活烧死，尖声大叫着落入下方30米的莱茵河。橡胶燃烧的刺鼻气味以及从车辆残骸中升腾的浓密黑烟给双方的救援队造成了阻碍，他们正在桥上遍地的尸体当中寻找伤员。哈罗德·巴克一等兵就在这样一支救援队中，他正帮忙把伤员抬进由弗罗斯特的部下坚守的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他看到一些东西在发光，还以为里面点着几支蜡烛。地板上躺满了受伤的伞兵。巴克突然意识到，他看到的是一些伤员身上发出亮光的小碎片——那些人是被白磷弹的弹片击中的，所以能在黑暗中发出亮光。
莫名其妙的是，战斗在日出时刻再次停止了，似乎双方正在深呼一口气。在弗罗斯特营部的公路对面，大桥坡道下面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麦凯上尉对一些房子进行了静悄悄的侦察，他那支小小的工兵队伍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个小组现在控制着这些房子。在一次噩梦般的恶战中，麦凯最终守住了4幢房子中的2幢，并在其中的一幢里设立了指挥所，那是一幢砖结构的校舍。德军反攻的时候爬过了经过景观美化的庭院，朝房屋里投掷手榴弹，随后进入楼内，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几乎悄无声息的殊死白刃战。麦凯的士兵遍布于各个地下室和房间，用刺刀和匕首把成群的敌人赶了回去。接着麦凯带着一小群人冲了出去，尾随着撤退的德国人进入灌木丛，再次用刺刀和手榴弹击溃了敌人。麦凯的双腿被弹片击中，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钢盔，擦伤了头皮。
现在，麦凯核对他的伞兵人数时发现了一些伤势与他相似的伤员。更严重的是，补给情况不容乐观。他们有6挺“布伦”轻机枪、弹药、手榴弹和一些炸药，但没有反坦克武器，食品甚少，除了吗啡和野战绷带之外再无其他医药用品。此外，德国人还切断了供水。现在他们只有水壶里的那点水了。
尽管这次夜战很可怕，但麦凯仍然意志坚定。“我们一直打得不错，伤亡相对轻微，”他回忆说，“此外，随着太阳升起，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做什么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话是这样说，麦凯还是像弗罗斯特一样不抱幻想。他知道，在这种最致命的战斗——逐街、逐栋、逐屋的巷战中，大桥上的英军守备部队被消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德国人显然希望凭借绝对的数量优势，在数小时内粉碎弗罗斯特的小部队。对于这样强大而密集的进攻，只有第30军或第1伞兵旅的其他营赶到才能够拯救大桥的勇敢保卫者，后者仍在试图杀入城内。
对于那些在大桥附近作战的党卫军士兵来说，那是一个噩梦不断的夜晚。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显然对部队已经挡住了厄克特的各个营而感到满意，但他却低估了占据大桥北端的英军兵力和能力。哈策尔甚至并没有费心去下令让师里寥寥无几的几门自行火炮开上来作为支援，相反，他把一个又一个班的党卫军部队投向了在坡道四周房子里布防的英军，这些强悍的部队遇见了他们大多数人印象中遭遇过的最凶猛的士兵。
时年21岁的阿尔费雷德·林斯多夫（Alfred Ringsdorf）党卫队分队长（党卫军一等兵）是一名东线老兵，原属党卫军第16装甲师补充营的他和几个战友登上了前往阿纳姆的货运列车，他被告知自己所在的班将被重新装备。林斯多夫和战友到达阿纳姆车站时，那里正乱成一团，来自各种单位的部队漫无目的地乱转、列队、开拔。林斯多夫等人被告知要立即向城内的一个指挥所报到，在那儿一名少校把他们编进了弗伦茨贝格师党卫军第21装甲掷弹兵团1营1连1排，林斯多夫成了1班班长。这些人报到时并没有武器，但到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已经配备了机枪、卡宾枪、手榴弹，还有几支“铁拳”[2]。他们对有限的弹药提出了疑问，被告知补给正在途中。“此时，”林斯多夫说道，“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打仗，战斗发生在哪里，而且我以前也从未来过阿纳姆。”
在市中心，有迹象表明惨烈的巷战已经开始。林斯多夫首次获悉英军伞兵已经着陆，正在坚守阿纳姆大桥北端，似乎没人知道那支队伍兵力究竟有多少。他的班在一个教堂里集合接受命令，他们要渗透到大桥坡道两边的房子背后，把那里的英国人赶出来。林斯多夫知道这种战斗有多么致命，苏联前线的战斗经历已经让他领教过了。不过林斯多夫率领的是久经沙场的年轻老兵，他们认为这场战斗不会持续很久。
党卫军士兵注意到，这片通往大桥的地区中的房屋在炮击之下被严重破坏，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当中费力前行。当德军靠近英国人在大桥北端建立的环形阵地时，遭遇了猛烈的机枪火力，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根本无法进入距大桥入口550米的范围。一名中尉寻找志愿者，要求他穿过广场把炸药包扔进机枪火力看起来最猛烈的那幢房子里。林斯多夫自告奋勇，在火力掩护下冲过了广场。“我在一个地下室窗户附近的一棵树后面停了下来，子弹就是从那个窗户里射出来的。我把炸药包扔了进去，然后跑回我的人那里。”林斯多夫躺在瓦砾当中等待炸药包爆炸。他回头望去，只见街角的一幢高房突然被炮弹击中了，一些德军工兵正在那里隐蔽。这座房子的正面全都坍塌了，把所有人都埋了进去。林斯多夫突然意识到，如果那是他的人，整个班就要全军覆没了。此时，他扔进地下室的炸药包在离他不远的街道上爆炸了——英国人又把炸药包从窗户里扔了出来。
夜幕降临时，各个班开始渗入建筑物把英国人找出来。林斯多夫的目标是一幢红色的大型建筑，他被告知那是一所学校。他的班朝那幢房子奔去，很快就遭遇了警觉的英国神枪手的射击，他们迫使德国人躲进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党卫军士兵们打碎窗子朝外开火，英国人立即在隔壁的一幢房子里隐蔽起来。一场激烈的交火开始了。“英国人的射击很致命，”林斯多夫回忆说，“我们几乎无法探出身来。他们对着脑袋打，有士兵开始在我身边倒下，每个人的前额都有一个醒目的小孔。”
由于伤亡不断增加，德国人直接朝英国人占领的那幢房子发射了“铁拳”反坦克榴弹，在弹头射进房子的同时，林斯多夫的班发起了冲锋。“战斗很惨烈，”他记得，“我们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一寸又一寸地将他们逐退，蒙受了可怕的损失。”在混战当中，这名年轻的班长奉命回去向营长汇报。他被告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英国人赶出去。林斯多夫回到自己的班里，命令全班向前猛冲。他们雨点般地投掷手榴弹，让英国人应接不暇。“只有这样，”林斯多夫说道，“我们才能取得进展，继续推进。我从德国过来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突然在一块有限的地段参加殊死战斗，这场战斗比我在苏联参加过的战斗更加艰难。这是一场持续不间断的近距离贴身肉搏战，到处都有英国人，这里的大部分街道都很狭窄，有些地方宽度不超过4.5米，我们与敌人相隔几米进行对射。我们一寸一寸地争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扫荡。那绝对是地狱！”
林斯多夫小心翼翼地朝一幢房子跑去，在敞开的地下室门口一瞬间瞥见了一顶带有伪装网的英国钢盔轮廓。他举起胳膊要投掷手榴弹时，听见一声低沉的呻吟。林斯多夫没有把手榴弹投出去，而是悄悄地走下地下室的台阶，然后大声喊道：“举起手来！”这个命令毫无必要，用林斯多夫的话来说，“我面前是一幅骇人的景象，这个地下室就像一个停尸房，里面全是英国伤兵”。林斯多夫言语温和，他知道那些英国人听不懂他的话，但也许能领会他的意思。“好了，”他告诉那些伤员，“现在没事了。”他叫来了医护兵，然后把俘虏们集中起来，命令那些英国人回到德军战线接受护理。
那些伞兵被带出地下室的时候，林斯多夫开始寻找一位能够行走的伤员。令他吃惊的是，那个人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就倒在林斯多夫的脚下死去了。“那颗子弹是打我的，”林斯多夫说道，“英国人在保护他们自己人，他们不知道我是在试图拯救他们的伤员。我愣了一下，然后带着一身冷汗逃跑了。”
由于英国伞兵在学校四周严防死守，林斯多夫知道，即使他的精锐部队也没有强大到足以迫使对方投降的地步。星期一破晓时分，他与自己伤亡惨重的班又撤回到了欧西比尤斯外大街。林斯多夫与一位炮兵指挥官不期而遇。林斯多夫告诉他：“把那些英国人赶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把那幢房子炸掉，一点一点地炸掉。相信我的话吧，这些人是真汉子，在被我们炸飞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那座桥的。”
埃米尔·彼得森（Emil Petersen）军士长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他隶属于帝国劳工组织（Reichsarbeitsdienst），由于德国的人力短缺越来越严重，彼得森和他那个35人的排就被转到一支重型高射炮单位，后又被转到一支步兵部队。他们是从法国一路撤过去的。
星期天下午，彼得森的排在阿纳姆车站候车，他们要被运回德国重建。现在他们又被动员起来，一位中尉告知，他们要与在城市里着陆的英国空降部队交战。“我们加入的那支部队有250人，”彼得森回忆说，“谁也没有武器，只有我和另外4个人有冲锋枪。”
彼得森的部下非常疲倦，他们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军士长记得，他当时觉得倘若火车不晚点的话，这个排就会吃上饭，就不用参加这场战役，就能回到德国的家了。
这群人在党卫军的一座兵营里领到了武器。“情形是可笑的，”彼得森说，“首先，我们谁也不愿意同武装党卫军一起战斗，他们拥有一种残酷无情的名声。给我们的武器是老掉牙的卡宾枪，在桌子上猛敲一下才能打开枪栓。我的人看见这些旧武器的时候，士气谈不上有多低。”他们费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枪收拾得可以使用。这支部队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似乎谁也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大家要被派往何处参战。
最终，这群人在黄昏时分被带走，来到城防司令部。赶到后他们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只好再次等待。“我们脑子里只有食物。”彼得森说道。最后，来了一名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党卫军中尉），宣布这些人要穿过市中心，前往莱茵河大桥。
这支部队以排为单位，沿着市场大街朝莱茵河走去。他们在黑暗当中什么也看不见，但彼得森回忆说：“我们意识到，周围到处都有动静。我们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我觉得有一两次我看见了钢盔昏暗的侧影。”
在距离大桥不到270米的地方，彼得森发觉他们正在从一列又一列士兵当中经过，他猜想自己所在的这支部队一定是去接替眼前这些人的。随后那些士兵中有人说了点什么，彼得森听不懂那个人说的话，他立即意识到那个人说的是英语，“我们在与一支英军部队并排行军，他们同我们一样前往大桥”。大家突然都意识到认错人了，一个英国口音喊着“他们是德国佬”，彼得森记得他喊道：“开火！”
几秒钟之内，街道上就回荡起了机枪和步枪的开火声，那是两支部队在面对面地交战。一连串子弹撕裂了彼得森的背包，只差几寸就击中了他，冲击力让他砰然倒地，他迅速躲到了一名阵亡战友的尸体背后。
“不管你朝哪里看，都有人从散开的阵地里射击，而且往往错误地朝己方开火。”彼得森回忆说。他开始慢慢地朝前爬去，遇到一道围着小公园的铁栅栏后，他爬了过去，接着发现几个排中的大部分幸存者正隐蔽在树木和灌木丛中。英国人已经撤到公园两侧的一些房子里，德国人则开始在这个小小的广场上受到交叉火力的打击。“我能听见伤员的尖叫声，”彼得森说道，“英国人朝我们的阵地发射了照明弹，把我们的部队切成了几块。不到5分钟，我的排就有15个人阵亡了。”
黎明时分，英国人停止了射击，德国人也停了下来。透过晨曦，彼得森看到动身前往大桥的250名官兵已经伤亡过半。“我们从未接近大桥入口，我们只是躺在那里受罪，没有得到傲慢的党卫军或一门自行火炮的支援。”彼得森说道，“这就是我们参加阿纳姆之战的序曲。对我们来说，这不啻于一场大屠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英军第1空降师那两个失踪的营的官兵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大桥。他们三三两两，从哈策尔在北边和西边的防御圈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许多人负伤了，饥寒交迫。他们将加重弗罗斯特中校所部的医疗和补给困难。不过在这几个小时里，尽管疲惫不堪又伤痕累累，这些掉队的人仍然骄傲自豪且情绪高涨，他们到达了在英国时做简报的军官和自己的指挥官要求他们来的地方。前一天下午，他们自信满满地从各支部队出发，一刻不停地向阿纳姆大桥进发。到18日黎明，弗罗斯特估计大桥北端的英军有600～700人。虽然每小时都有更多的伞兵来到大桥，但机械化装备的声音也越来越响，那是哈梅尔旅队长的装甲部队正在进入城市，占据阵地。
连德军装甲部队也发现阿纳姆是一个骇人的地方。在城市各处的道路上，荷兰平民设置了路障。住在战区内的男男女女开始冒着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子弹收集死者的尸体——英国人、德国人以及自己同胞的尸体。第1伞兵营的雷金纳德·伊舍伍德中士在公路上度过了一个危险四伏的夜晚之后，终于在破晓时分来到了阿纳姆市中心，在那里看见了“一幅终生难忘的景象”。荷兰人从地下室、地窖、花园和严重毁损的房屋里走出来，正在收集尸体。“他们把受伤的人送到临时包扎所和设在地下室里的避难所，”伊舍伍德回忆说，“但死者的尸体却被堆放起来，就像一排排长沙袋一般，头与脚相对摆放着。”骄傲而又悲伤的阿纳姆市民把朋友和敌人的尸体堆放在一起，在街道上形成一个1.5米高、1.8米宽的人体路障，以阻止德国人的坦克瞄准大桥上的弗罗斯特。
对内城的市民来说，黎明并没有让他们从恐怖和混乱中解脱出来。大火失控，迅速蔓延，人们在地窖和地下室里挤作一团，几乎无人入眠。夜晚的安宁不时被爆炸的炮弹、迫击炮沉闷的轰击、狙击手“嗖嗖”射出的子弹以及机枪断断续续的扫射所打断。奇怪的是，住在老城区之外的阿纳姆市民却未受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而且他们全然摸不着头脑。他们给住在内城的朋友打电话，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从吓坏了的房主们那里得知，一场酣战正在大桥北端进行，英国人正坚守着大桥抵御德国人的反复进攻。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德军部队和车辆显然正从各个方向进入城内。然而荷兰人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们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带来的解放就在眼前。在外城地区，人们像往常一样准备工作：面包店开门了；送奶工在挨家挨户送奶；而电话接线员、铁路雇员、公用事业的职员则各司其职；公务员正准备去上班；消防人员仍然在尽力控制蔓延的火势，跟上不断被火点燃的房屋；在阿纳姆北边几公里处，市动物园园长赖尼尔·范胡夫（Reinier van Hooff）博士正在照看那些受到惊吓、紧张激动的动物[3]。也许唯一知道战斗进展的荷兰人是医生和护士。他们通宵不停地接电话，救护车全速穿过城市，把伤员收集起来，然后快速运到西北郊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或者市内的小型私人疗养院。阿纳姆城内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是一个无人地带，而且形势将更加糟糕。阿纳姆，荷兰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之一，很快就将变成一个微型的斯大林格勒。
内城的荷兰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解放不会轻易到来。半夜，在距离大桥不到400米的欧西比尤斯广场上的警察局里，27岁的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Joannes van Kuijk）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他打开门，看见英国士兵站在外面，范库埃克立即把他们请了进来。“他们想得到有关建筑物位置和地标的各种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随后他们中的若干人离开了，越过公路拼命朝大桥的方向跑去——所有这一切都尽可能悄悄地进行。”范库埃克看到，在附近一位医生的家门口，英国人设立了一个迫击炮阵地，还有一门6磅反坦克炮被安置在医生家花园的角落里。到黎明时分，范库埃克看到英国人已经在大桥的最北端形成了一道紧密的环形防线。在他看来，这些士兵的举动与其说像解放者，毋宁说更像神色严峻的保卫者。
欧西比尤斯外大街是一条紧靠大桥的蜿蜒的林荫大道，路边还有一条绿草地带。在这条大道的另外一边，劳工中介昆拉茨·赫利曼（Coenraad Hulleman）正和未婚妻特勒伊德·范德桑德（Truid van der Sande）以及她的父母一起待在他们的别墅里。他们整夜都没有入睡，就听着隔了一条街的学校周围的开火声和爆炸声，那是麦凯上尉的部下正在击退德国人。由于战势激烈，范德桑德一家以及赫利曼都躲进了房子中部底下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地窖里。
黎明时分，赫利曼和他未来的岳父小心翼翼地爬上了二楼，进入一个能俯瞰林荫大道的房间。他们吃惊地朝下看去，景色如画的街道上，一具德国兵的尸体躺在街边的一片金盏花上面；他们还看见草地上到处都是躲在狭长的单兵堑壕中的德军。赫利曼顺着林荫大道朝右边瞥去，只见几辆德军装甲车辆停在一堵高高的砖墙旁边，列阵等待。就在两人观察的时候，一场新的战斗又打响了。坦克的车载机枪突然朝附近圣沃尔布加教堂的塔楼开火，赫利曼看见红色的细尘喷涌而出，他只能假定伞兵们就在教堂的瞭望哨上。坦克的火力几乎立即就遭到了反击，于是躲在狭长堑壕里的德军开始用机枪朝街道对面的房屋扫射，其中一幢房子是一家戏装商店，橱窗里摆放着穿着铠甲的骑士。赫利曼望去时，子弹打碎了橱窗玻璃，打翻了那些骑士。赫利曼转过脸去，动情地流下了眼泪，他希望这样的场面并非不祥之兆。
往北过几个街区，在音乐厅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威廉·翁克（Willem Onck）在天亮后不久便被街上部队调动的声音惊醒了。有人捶打他家的房门，一个德国口音命令翁克和他的家人待在屋里，拉上窗帘。翁克并没有立即服从，他跑到前窗，看见街道的每个角落里都有扛着机枪的德国兵。圣乐厅前面有一门88毫米高射炮，让翁克无比吃惊的是，旁边的德军士兵正坐在从音乐厅观众席搬到街道的椅子上。看着他们随意地交谈着，翁克心想，他们那个样子好像只是在等待音乐会开始一样。
该地区最沮丧也最愤怒的平民是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们，他们中的几个人几乎立即与大桥上的英国人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帮助却被客气地拒绝了。阿纳姆的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彼得·克鲁伊夫派托恩·范达伦和海斯贝特·纽曼去奥斯特贝克，以便与英国人建立联系，他们同样发现对方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助。纽曼记得，他曾提醒伞兵们那个地区有狙击手，并且向他们提出不要走主干道的忠告。“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得到的命令就是前往大桥，他们将走上级给他们指定的路线，”纽曼说道，“我的感觉是，他们害怕遇到奸细，因而根本不信任我们。”
黎明时分，约翰内斯·彭塞尔在地下室里与他的抵抗组织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彭塞尔计划接管一个当地电台，播放公告说城市已经自由了，但纽曼打来的一个电话让他改了主意。“情况不妙，”纽曼报告说，“形势危急，我想大势已去了。”彭塞尔呆若木鸡。“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道。这会儿纽曼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他说英国人已经发现要打穿德国人的防线前往大桥是不可能的。彭塞尔立即给彼得·克鲁伊夫打电话，克鲁伊夫建议暂停一切计划中的活动——正如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亨利·克纳普回忆的一样，“暂时旁观”。但抵抗组织成员长久以来的希望被粉碎了。“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彭塞尔回忆说，“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可以牺牲我们的生命。相反，我们却干坐着，没有用处，不被需要。现在越来越清楚，英国人既不信任我们，也不打算让我们协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月18日星期一的最初数小时里，不论是盟军最高统帅部，还是蒙哥马利抑或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任何指挥官，都对形势缺乏清晰的认知。而在此时，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却通过秘密的电话线路，给美军第82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鲁尔切上尉做了汇报，说英国人正在阿纳姆被德军装甲师击溃。在第82空降师的通信日志中有这样的记录：“荷兰人报告说，德国人正在阿纳姆取得对英国人的胜利。”由于与阿纳姆作战地区没有直接的通信联系，所以这条信息实际上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收到的第一个暗示：危机正突然降临到英军第1空降师身上。
[1] 格雷伯恩在阿纳姆之战中阵亡了。9月20日，他站在敌人坦克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地方指挥部下撤入一个大型环形工事。由于他在交战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忠于职守，死后获得了英国最高的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
[2] “铁拳”（Panzerfauster），这是一种美国无后坐力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国版，能够极其精确地发射9千克重的火箭弹。——原注（原作者将“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与坦克杀手反坦克火箭筒混淆了，后者才是美国无后坐力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国版本。）
[3] 这个动物园里有12 000只信鸽，那是德国人从阿纳姆全城养鸽子的人那里收集来的。由于担心荷兰人会使用它们传递消息，所以这些鸽子便被没收了，全养在动物园里。德国士兵每天都来清点鸽子的数目，甚至下命令把死去的鸽子也留下来，等德国人来核对它们的标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