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附近一家大工厂的平屋顶上,英军第30军军长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注视着庞大的运输机和滑翔机编队的最后一批飞机从他蓄势待发的坦克群上空飞过。自上午11点以来,他就一直待在屋顶上,正如他所说:“我有很多时间思考。”庞大机群的景象是“给人以安慰的场面,但我不抱任何幻想,并不认为这将是一场轻松的战役”。他非常缜密地把每种意外的可能性都考虑了进去,甚至命令部下尽可能多带食品、燃料和弹药,“因为我们有可能要靠自己”。有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令将军无法忽略,不过他并没有与任何人讨论过这件事——他不喜欢在星期日进攻。“在这场战争期间,我所参加过的突击或进攻行动中,凡是在星期日发起的没有一次能完全成功”。他举起望远镜开始研究那条白丝带般的公路,这条路向北延伸,通向法尔肯斯瓦德和艾恩德霍芬。令霍罗克斯感到满意的是,空降突击已经开始了,于是他下令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投入进攻。14点15分,伴随着雷鸣般的咆哮声,大约350门大炮开火了。

炮击是毁灭性的,成吨的炮弹在当面的敌军阵地上猛烈爆炸。当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的坦克笨拙地移动到出发线时,那片纵深8公里、宽近2公里的飓风般的炮火令他们脚下的地面也为之震颤。在先头中队之后,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始缓慢地从停放位置驶出,准备在第一批坦克出发时列队。在空中,携带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像“一群待招的出租车”一样不断盘旋,等待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乔·范德勒中校向他们指示目标。14点35分,基思·希思科特(Keith Heathcote)中尉站在第3中队头车的炮塔上,对着他的通话器喊道:“驾驶员,前进!”

坦克从桥头堡内隆隆驶出,以大约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行进,炮火激起的烟幕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在装甲车辆前面延伸着。坦克手们能够看见炮弹就在他们面前不到100米处爆炸。当各中队向前推进,被掩护炮火的烟尘吞没时,士兵们有时都不知道坦克是否安全地处于己方炮火之后。

跟在先头中队后面的是乔·范德勒中校及其堂弟贾尔斯的侦察车,站在自己座车上的范德勒能看见前面和后方坐在坦克上的步兵,每辆坦克都饰以黄色飘带,以便向空中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表明身份。“那种喧闹是无法想象的,”范德勒记得,“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现在,先头坦克已经冲出了桥头堡,正在越过荷兰边境。第1中队中队长迈克尔·奥科克上尉用无线电回答:“推进顺利,先头中队已经越过国境线。”然而,战况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变化,正如范德勒所回忆的:“德国人开始真正缠住了我们。”

德军炮手隐藏在公路两侧十分隐蔽的筑垒阵地里,他们不但躲过了规模宏大的徐进弹幕,而且在弹幕过去后一直引而不发。德国人放过了最前面的几辆坦克,随后先头中队的3辆坦克和另一个中队的6辆坦克在2分钟之内被炮弹击中失去了战斗力,起火的坦克瘫在原地,凌乱地散布在800米长的公路上。“我们刚刚越过国境线便遭到了伏击,”西里尔·拉塞尔(Cyril Russell)中尉回忆说,“突然,前面的坦克不是发生侧滑就是原地起火。我猛然惊恐地意识到,下一辆就该轮到我的座车了。我们跳进了路边的壕沟里。”正当拉塞尔向前走去,打算查看排里的其他人情况如何时,他的胳膊被机枪子弹击中,向后跌进了壕沟里。对拉塞尔来说,战争到此结束。

詹姆斯·多加特(James Doggart)一等兵搭乘的坦克被击中了。“我不记得看见或听见了爆炸,”他说道,“我突然平躺在了一条壕沟里,坦克歪倒在我上方。我的胸前有一挺‘布伦’式轻机枪,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胳膊几乎被打断了,不远处是另一名阵亡战友的尸体。坦克在燃烧,我不记得车组中有谁活着出来了。”

巴里·奎南中尉在先头中队的最后一辆坦克里,他记得自己的“谢尔曼”向左折进了一道壕沟,奎南以为驾驶员在试图绕过前面起火的坦克,但坦克实际上是被炮弹击中了,驾驶员和机电员当场阵亡。“谢尔曼”坦克燃烧起来,奎南的炮手“拼尽全力从舱口爬了出来,在我意识到我们中弹起火前把我从炮塔里拉了出去”。从坦克里爬出来时,奎南看到其他坦克从后面跟了上来,那些坦克也相继中弹。“事实上,我看到一名车长试图在吞没了整辆坦克的火焰中护住自己的脸。”

突破还没有真正开始就被挡住了。9辆被击毁的坦克现在封锁了道路,从后面赶上来的中队无法继续前进,即使他们能够绕过那些坦克残骸,隐蔽的德军炮手也会逐个干掉他们。为了恢复推进,范德勒召来了携带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坦克发射紫色的烟幕弹向飞机指示疑似德军阵地的位置,战斗机呼啸着俯冲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台风’战斗轰炸机对地攻击,”范德勒回忆说,“那些飞行员的胆量令我惊讶万分。他们一次一架,直接穿透己方的弹幕飞了进来。有一架飞机就在我的正上方解体了。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大炮在开火,飞机在呼啸,人们叫喊着、咒骂着。就在此时,师部询问战斗进展如何,我的副营长干脆举起麦克风说‘听着吧’。”

就在飞机向它们的目标俯冲攻击时,范德勒派了一辆装甲推土机,把燃烧的坦克推出公路。战斗带来的混乱在几公里长的公路上肆虐,一直向后延伸到范德勒的座车以及皇家空军联络员的通信车,后者正按要求召唤“台风”战斗轰炸机群下来支援。唐纳德·洛夫空军上尉是配属给通信部队的战斗侦察机飞行员,他现在确信自己根本不应该自告奋勇来干这项工作。当马克斯·萨瑟兰少校引导“台风”战斗轰炸机群攻击时,洛夫从通信车里下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黑烟从前面的公路上滚滚升起,就在通信车面前的一辆反坦克炮牵引车着火了。当洛夫盯着它看时,一辆载着伤员的通用运载车(也叫“布伦”机枪车)正沿着公路返回。有名伤员的肩膀被炸掉了,衣服也被烧焦了。“我确信我们被包围了,”洛夫说道,“我吓坏了,不断地想为什么我不待在空军里,我本来就属于空军嘛。”

按照第1中队副中队长罗兰·兰顿上尉的描述,在后面更远处停止前进的纵队里,那些正在待命的坦克手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无力感,我们进退不得”。兰顿看到步兵正赶来肃清公路两侧的树林,两辆通用运载车打头阵。兰顿觉得这些士兵可能是第43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我突然看见这两辆运载车被抛到空中,”兰顿回忆说,“他们触到了敌人的地雷。”当烟雾散去,兰顿看到“尸体挂在树上,我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没法说。上面挂着各种肢体碎片”。

“台风”战斗轰炸机扫射地面的弹着点离坚定的英军步兵只有几米远,后者开始把躲藏在堑壕里的德国人赶出来。多加特一等兵从坦克被击中时跳进去的那条壕沟里爬出来,快速跑过公路,跳进了一道敌方挖掘的空无一人的狭长战壕。“与此同时,两个德国人——一个是没有穿外套的年轻人,另一个是30来岁长相凶狠的混蛋——紧随着我从对面跳了进来。”多加特说道。他毫不犹豫地踢中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德国兵的脸,那个年轻的德国兵吓得立即投降了。多加特端着步枪,押送他们沿着公路往回走,“身边是川流不息的德军,全都用手抱着头在跑,那些跑得太慢的人屁股上就会挨一脚”。

从树林中、壕沟里、干草堆四周以及公路上——那些被击毁的坦克正在被慢慢清理出去——传来了步兵肃清残敌时“斯登”冲锋枪发出的点射声,禁卫团的士兵们毫不留情,对狙击手更是如此。有人记得,那些战俘被迫在公路上快步行进,当他们慢下来时,就立即有刺刀戳他们。在越来越长的队列中,有个战俘试图逃走,但附近有不止一个连的盟军步兵,有几个人记得——用其中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念头刚一萌生,他就完蛋了”。

乔·范德勒目睹战俘被押送着经过他的侦察车。当一个德国兵走过来时,范德勒发现他突然做了一个动作。“那个杂种拿出一枚藏在身上的手榴弹,扔向我们的通用运载车。随着一声巨响,那辆车被炸毁了,我看见手下的一个军士躺在公路上,一条腿被炸掉了。从各个方向射来的机枪子弹把这个德国兵打成了筛子。”

霍罗克斯将军在军部得到消息说,公路正逐渐被清理出来,步兵虽然蒙受了巨大伤亡,但已经击溃了两翼的德军。正如他后来所说:“那些爱尔兰人[1]已经厌倦了被敌人射击,他们突然发了脾气,这些伟大的战士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火气最大的人莫过于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情报军官埃蒙·菲茨杰拉德(Eamon Fitzgerald)上尉,他审问了被俘的反坦克炮炮组成员。按照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的说法:“菲茨杰拉德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榨取情报的方式。他身形高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而且语气凶狠。通常他会拔出手枪抵着德国人的肚子,站得尽可能近,冲着那人的脸大声提问。”范德勒一直认为这样做的效果“极其令人满意。在审问了这个炮组成员之后没几分钟,我们的坦克便以值得赞扬的精确度逐个击中了德国人伪装过的反坦克阵地,公路得到了充分的清理,令我们得以继续进军”。

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2中队的许多人认为是乔治·伯蒂·考恩(George Bertie Cowan)中士改变了这场战斗的态势。他指挥着一辆“萤火虫”坦克,发现了一处德国人的反坦克阵地,一炮就将其摧毁了。在战斗过程中,中队长爱德华·泰勒少校吃惊地看到,有个德国人正站在考恩的坦克上指示目标。他看见那辆坦克穿过公路并开火,接着由于泰勒自己也忙了起来,就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后来泰勒得知考恩击毁了3门德军反坦克炮。“我一有空就去向他表示祝贺,”泰勒说道,“考恩告诉我,坦克上的那个德国佬是他占领的第一处阵地上的炮长,投降了。”那个德国人受到了菲茨杰拉德上尉的审问,然后又被还给考恩,他在那里显得“非常合作”。

爱尔兰禁卫团的两个营又继续上路了。但战斗持续不断,德国人的外壳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坚硬得多。在俘虏当中,有的来自著名的伞兵营,还有的——令英国人大吃一惊的是——是党卫军第9和党卫军第10装甲师的老兵:他们来自威廉·比特里希将军派去增援斯图登特的第1伞兵集团军的战斗群。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俘虏属于冯·灿根将军的第15集团军。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的作战日志记载:“我们的情报部门一整天都处于一种惊怒交加的状态。德军的团级部队番号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那些团根本就不该出现在那里。”

霍罗克斯将军原以为他的先头坦克将会在“2~3个小时之内”行驶21公里,到达艾恩德霍芬。宝贵的时间丧失了,爱尔兰禁卫团所部只前进了10公里左右,在夜幕降临时仅仅到达了法尔肯斯瓦德。至此,“市场—花园”行动已经不祥地落后于时间表了。

为了尽可能地实施机动,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滑翔机运进来的大多是吉普车而非火炮。英国人未能及时赶到艾恩德霍芬是沉重的一击,泰勒原本希望在“呼啸山鹰”必须控制的那条24公里长的走廊上得到坦克的支持。他的荷兰联络官几乎立即认清了当前形势——第101空降师独立作战的时间将被迫比预期的更久: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他们通过打电话来了解英国人正遇到些什么事情。

泰勒的伞兵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向“走廊”最北边的目标费赫尔及其4座桥梁——阿河和威廉斯运河上的铁路桥及公路桥。激烈的战斗随即爆发。这4个目标在2小时之内都被拿下了。再往南,在费赫尔与索恩之间,夺取圣乌登罗德以及该镇多默尔河上的公路桥的行动相对比较轻松。按照荷兰的官方电话工作日志的说法,国家电话交换局忠诚的话务员约翰娜·拉图沃斯听见“一个很明显的美国口音于14点25分出现在了圣乌登罗德1号线上,要求接通法尔肯斯瓦德,随后的通话持续了40分钟”。

美国人很快获悉,“花园”行动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达法尔肯斯瓦德。现在看来,霍罗克斯已经延误的坦克不太可能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走廊”南端的艾恩德霍芬,这样就来不及帮助美国人夺取并控制住那些分布广泛的目标了。第101空降师的官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现在他们遇到麻烦了。

在泰勒的目标当中,最为紧迫的就是位于索恩的威廉敏娜运河上的公路桥,大致在艾恩德霍芬以北8公里处。作为这条主要交通干线被切断时的应急计划,泰勒决定夺取西边约6公里处的贝斯特的运河桥梁,由于这座桥被认为是次要的,所以只派了第502伞兵团的一个连去贝斯特执行此项任务,据认为该地区德国人的数量不会多。泰勒的师情报科并没有意识到,斯图登特大将的指挥部就在第101空降师空投场西北方约16公里的地方,而且刚刚到达的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正驻扎在附近的蒂尔堡。这些部队中有瓦尔特·波佩中将遭到重创的第59步兵师,外加数量可观的火炮。

刚刚接近大桥,3营H连就在无线电中称遇上了敌人的路障,并遭遇到有力抵抗。这条信息标志着一场血战拉开了帷幕,这场战斗不仅将持续整夜,还会延续到随后两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以一个连的作战行动开启的战斗,最终把整个伞兵团都卷了进去。虽然伤亡惨重,但H连英勇的官兵们还是削弱了德国人意外强劲的打击。

当H连向位于贝斯特的运河大桥进发时,罗伯特·辛克上校的第506伞兵团则直扑索恩的那座公路桥。部队在抵达该镇北郊之前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随后他们遭到了一门88毫米高射炮的轰击。不到10分钟,1营的先头部队就用“巴祖卡”火箭筒摧毁了这个炮位,击毙了炮手。美国人边打边穿过街道,在离运河只有40米时大桥被炸掉了,残骸纷纷在伞兵们的四周落下。辛克上校原定在20点以前攻占艾恩德霍芬及其桥梁,对他来说,失去这座大桥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打击。有3个人——1营营长詹姆斯·路易斯·拉普拉德中校、B连的米尔福德·F.韦勒少尉以及约翰·邓宁中士迅速做出反应,冒着炮火纵身跳进运河向对岸游去。该营的其他人或者效法他们游过去,或者坐上划艇划过去。他们粉碎了南岸德军的抵抗,建起了桥头堡。

这座大桥的中央支柱仍然完好。第101空降师的工兵们立即开始建造临时桥梁,并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帮助。荷兰平民报告说,有数量可观的黑市木料被一个承包商储藏在附近的车库里。于是在一个半小时内,工兵们就利用大桥的中央支柱以及抢来的木料在运河上架起了一座新桥。辛克上校回忆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座桥都无法令人满意,但它确实能够让我把团里的其他人排成单列纵队送过河去。”在架桥装备送达之前,“市场—花园”行动“走廊”位于索恩的这一段路已经沦落为一条单行木制人行道。

[1] 指的是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和第2装甲营的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