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笼罩地面的薄雾、弥漫的浓烟和建筑物燃烧的熊熊烈焰环绕下，庞大的英国滑翔机群着陆了。由橘黄色和深红色的尼龙带标出的地区开始变得像个巨大的停机坪。蓝色的烟从沃尔夫海泽附近的两处空降场袅袅升起，一处是北边的“赖尔斯营地农场”，另一处是西南的“伦克姆荒野”。排列成行的牵引机和滑翔机从上述区域向后延伸，差不多有30公里长，一直到奈梅亨西南方的斯海尔托亨博斯附近的飞机进场着陆点。成群的战斗机掩护着这些行动迟缓的队列，空中交通非常拥挤，飞行员们想起了伦敦忙碌的皮卡迪利广场周围上下班高峰时期的拥挤状况。
机群——每组之间有4分钟的间隔——在平坦、遍布水路的荷兰乡间低空飞行，飞行员发现做过简要识别介绍的地标正在他们的下方流淌：宽阔的马斯河与瓦尔河，再往前是下莱茵河。随后，当飞行编队开始下降时，人们能看见右侧的阿纳姆和关键目标——铁路桥和公路桥。英国皇家空军曾预计会撞上猛烈的防空炮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庞大的滑翔机队列实际上并没有遭遇对空火力。空降突击前在阿纳姆进行的轰炸远比在艾恩德霍芬地区进行的轰炸有效，没有任何牵引机或滑翔机在进场着陆时被击落。
皇家空军和滑翔机飞行员团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们如时钟般准时到达了目标区域上空。当滑翔机脱离时，牵引机盘旋着向上空飞去，给紧随其后的组合腾出空间。这些错综复杂的机动动作和繁忙的飞行本身就带来了不少问题，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布赖恩·艾伦·汤布林中士对空降场上空的拥挤混乱记忆犹新。“天空中有滑翔机、牵引机、绳索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回忆道，“你必须随时小心。”
驾驶“霍萨”滑翔机的维克托·戴维·米勒（Victor David Miller）上士回忆说，当他飞到下莱茵河上空时，发现那个地方“安静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望向远方，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空降场，那里有“三角形的树林，一个不大的农场在远处的角落里若隐若现”。几秒钟后，米勒听见了牵引机——一架“斯特林”轰炸机——上的领航员的声音：“行了，2号机。准备好了吧。”米勒确认做好了准备。“祝你好运，2号机。”领航员一说完，米勒立即解开了缆绳。他的牵引机消失了，牵引绳在它的后面飘动着。米勒知道那根缆绳将被抛下，“在‘斯特林’轰炸机转向返航航线之前作为临别礼物抛给敌人”。
滑翔机的速度在降低，田野隐约临近了。米勒要求把襟翼放下一半，于是他的副驾驶汤姆·霍林斯沃思中士立即推下一根控制杆。“当落下的大块襟翼降低飞行速度时”，滑翔机瞬间颠簸起来。米勒估计现在离空降场也就一千多米了，“我提醒汤姆，留神旁边的滑翔机，有一架滑翔机从我们上方不到50米远的地方滑了过去”。令米勒吃惊的是，“那架滑翔机又晃动着闯进来，飞到同一个航向上。另一架滑翔机似乎是从右侧向我们飘来，我觉得它的驾驶员甚至都没有看见我们，他太专注于如何降落在田野上了”。为了避免碰撞，米勒故意向接近的那架滑翔机下面俯冲，“一个巨大的黑色轮廓从我们的座舱上面闪了过去，对我来说它离得太近了。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怎样才能完好无损地降落上，无暇顾及敌人是不是在朝我们开火——况且我们能做的也不多”。
米勒继续下降，“树梢朝我们的机身底部猛撞过去，划过机翼。当地面突然出现时，另一架滑翔机飞到了旁边。我拉住操纵杆让飞机达到水平状态，滑翔机触到了地面，蹦起约一米高再落下。汤姆猛踩刹车，我们歪歪扭扭地在犁过的田地中滑行，轮子陷入松软的泥土中，滑翔机最终慢慢停了下来，离一排粗壮的大树还不到50米远”。在震耳欲聋的气流声归于平静后，米勒听见远处传来轻武器开火的噼啪声。“不过，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另一架滑翔机撞上或落到我们头顶之前从滑翔机里跑出去。我是最后一个出去的人，丝毫没有停顿，不顾机身与地面有一米出头的落差，径直从跳板门里跳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荷兰的土地上”。
由于空域拥挤，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Graham Marples）乘坐的滑翔机又盘旋着飞回到空降场上空。“不过，这时我们已经无风可乘了，”马普尔斯记得，“我看见树枝穿透滑翔机的地板，将其扯成碎片，我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飞机机鼻着地栽到了地上。我能听见每样东西都在折断，像干树枝一样噼啪作响。我们纯粹是用机鼻着陆的，不过除了几处划痕和瘀痕之外谁也没有受伤。”后来飞行员告诉马普尔斯，他曾经将滑翔机拉起以避免与另一架滑翔机相撞。
许多滑翔机克服了漫长旅程中的所有问题，却在触地着陆时酿成了灾难。乔治·E. 戴维斯（George E. Davis）上士站在空空如也的“霍萨”滑翔机旁边，注视着其他滑翔机进场。戴维斯是最先着陆的人之一，率领着第1机降旅的32名士兵。他看见两架滑翔机“几乎是肩并肩地在空降场里颠簸前行，撞进树丛里，机翼全都折断了”。几秒钟以后，另一架“霍萨”隆隆地滑了进来，该机降落速度过快，戴维斯知道它没法及时停下。那架滑翔机猛地撞上了树干，一个人也没有出来。戴维斯与他的副驾驶威廉斯上士一起跑向那架滑翔机，朝有机玻璃覆盖的座舱里面张望。里面的所有人都死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挣脱了固定链条，压死了炮组成员，斩断了正副驾驶员的头颅。
滑翔机飞行员团G中队的迈克尔·唐纳德·基恩·当西（Michael Donald Keen Dauncey）中尉刚驾驶滑翔机（机上载着一辆吉普车、一辆拖车和一个炮组的6名炮手）着陆，便看见1架载重8吨的大型“哈米尔卡”滑翔机触地了。“土质松软，”他回忆道，“我看见那架哈米尔卡的机头把前面的泥土掘了出来。”重量和地速[1]令飞机深陷进土里，直到巨大的机尾翘在空中，飞机背朝下翻了个个儿。当西知道“把他们挖出来的尝试是徒劳的，‘霍萨’滑翔机的上面是平的，但‘哈米尔卡’滑翔机的驾驶员位置稍微突出一些，我们知道飞行员们肯定都牺牲了”。
戈登·詹克斯（Gordon Jenks）上士驾驶着另一架“哈米尔卡”滑翔机进场着陆时，同样看见了这架飞机失事，于是他立即推断前面的土质太松软了，当即决定不在这块地面上着陆。他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如果我们直接俯冲的话，就会有足够的速度可以让飞机与地面保持一段距离，直到我们越过篱笆，安全地滑入下一块平地。”詹克斯向前推动操纵杆，操纵滑翔机俯冲下去，然后在地面上方一两米的地方改平。他操作这架巨大的飞机缓慢地漂过篱笆，“让飞机如同一片羽毛般轻轻地落在较远处的野地上”。
现在，在空降场的各个地方，士兵们正在拔掉滑翔机尾部上的插销，打开舱门，把火炮、装备、军需品、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亨利·布鲁克（Henry Brook）一等兵所在的滑翔机上的士兵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发现卸货看起容易做起来难。“保护铁丝网上有8个销子固定滑翔机的尾部，”布鲁克解释说，“在英格兰进行演习时，你总是能够在2分钟内把机尾打开，将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作战时就不一样了。我们把铁丝网切断，把销子拔出来，但机尾就是不动。”布鲁克和其他人最终不得不把机尾砍断。约翰·W. 克鲁克一等兵也遇到了同样泄气的场面，好在附近的一辆吉普车过来帮了他们的忙，它用自己的缆绳把机尾拽开了。
在这两块空降场里，人们开始从失事的滑翔机残骸里抢救物资。两架大型“哈米尔卡”滑翔机坠毁造成了严重损失，它们装载了两门17磅炮外加三吨卡车和弹药拖车。不过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15门75毫米榴弹炮全都安全到达了。
乘坐滑翔机进入空降场的人大多都能回忆起着陆以后立即面对的那种奇怪的、几乎可以说是诡异的静谧。随后，人们听见从集合点传来了苏格兰风笛吹奏的乐曲《越过边境的蓝呢帽》（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大约在同一时间，伦克姆荒野边缘的士兵们看见荷兰平民或是胡乱地在树林中窜，或是惊恐地躲藏。幽灵小队的内维尔·海中尉记得：“那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场面。医务人员似乎在驱赶着成群的身着白色病号服的人。男男女女四处蹦蹦跳跳，挥动着手臂大声狂笑，不停地嘟嘟囔囔，显然他们疯得非常厉害。”树林里的喧闹让滑翔机驾驶员维克托·米勒大吃一惊，随后“成群结队穿着白色衣服的古怪男女鱼贯而过”。后来空降兵们才得知，这些举止怪异的荷兰平民是遭到轰炸的沃尔夫海泽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厄克特少将乘坐的滑翔机是在伦克姆荒野着陆的，落地后他也被那种静谧打动了。厄克特后来回忆说：“那儿安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感觉非常不真实。”当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在树林边建起师战术指挥部时，厄克特朝400米外的伞兵空投场走去。现在拉思伯里准将的第1伞兵旅就要到了，远处已经传来了机群接近的嗡嗡声。当人们抬起头来注视C―47机群长长的队列时，滑翔机空降场的喧嚣与活动也暂停了下来。在伞兵降落期间，轻武器和高射炮的火力与滑翔机群着陆时一样有限，而且时断时续。从13点53分起，第1伞兵旅的官兵在15分钟内跳出了机舱，一时间天空中布满了色彩鲜艳的降落伞，约650个亮黄色、红色和棕色的伞包——里面是枪支弹药和装备——迅速在川流不息的伞兵之中落了下来。其他装满补给品的空投伞包在士兵跳伞之前就从飞机上被推了下来，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向地面飘落，其中还包括小型折叠式自行车。许多已经超负荷的伞兵跳伞时还带着大背包。从理论上讲，这些大背包应该在人触地之前先用绳子放下来，然而有几十个大背包很是突然地与伞兵分离掉落在空投场里，其中有几个装的是珍贵的无线电台。
英军的哈里·赖特（Harry Wright）二等兵是从一架美军的C―47上跳伞的，伞降过程中他把钢盔和大背包都搞丢了，落地时重重地摔到地上，前额血流如注。此时团军需官罗伯逊中士向他跑来。“你被高射炮火击中了吗？”罗伯逊问道。赖特慢慢地摇摇头说：“不，中士，是该死的美国佬，我们跳伞时飞机速度太快了。”罗伯逊替他包扎了伤口，随后在赖特惊讶的注视下从自己的粗帆布背包里取出一块猪肉馅饼递给这名伤号。“我当时震惊得要命，”赖特回忆说，“首先，罗伯逊是苏格兰人；其次，作为军需官他从未把任何东西给过任何人。”
空投场内古怪的事情似乎到处都有。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的诺曼·斯威夫特（Norman Swift）中士落地后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中队军士长莱斯·埃利斯（Les Ellis），后者正抱着一只死鹧鸪从他面前经过。惊讶的斯威夫特问军士长这只鸟是从哪里来的。“我落在它身上了，”埃利斯解释道，“谁知道呢？以后万一我们要是饿了的话，有它就再好不过了。”
A分队的另一名工兵罗纳德·托马斯·埃默里（Ronald Thomas Emery）刚刚从降落伞底下爬出来，一个上了岁数的荷兰妇女便从地里一路小跑过来，一把抓起降落伞撒腿就跑，大吃一惊的埃默里只能瞪大双眼目送着她离去。在这片区域的另一处地方，重负在身的杰弗里·斯坦纳斯下士落在了一架滑翔机的机翼上面，机翼像蹦床一样弹起来，把斯坦纳斯抛到空中，随后他双脚同时落地。
重重落地之后，昵称“罗宾”（Robin）的第2伞兵营A连1排排长罗伯特·亚历山大·弗拉斯托（Robert Alexander Vlasto）中尉感觉头昏目眩，于是一动不动地在地上躺了几分钟，试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在意识到“我四周有多得难以置信的人和箱子正在落下，飞机仍在向外倾倒伞兵”后，弗拉斯托决定迅速离开空降场。当他挣扎着摆脱伞绳时，听见了一种古怪的声音。弗拉斯托四下张望，看见自己的营长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吹着铜质猎号从身旁走过。
詹姆斯·W. 西姆斯二等兵也注意到了弗罗斯特。他在落地以前就度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天。西姆斯原来一直是与皇家空军一起飞行的——他回忆说，皇家空军的态度通常是“不要担心，小伙子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所以他在看到驾驶飞机的美国飞行员时大吃一惊。“那是一名戴着绒毡帽的中校，身穿飞行夹克，敞着衣襟，叼着根大雪茄。我们的中尉非常潇洒地向他行军礼，询问他在起飞时，士兵们是否应该到飞机的前部去。”那个美国人咧嘴笑了笑，“为什么呢？见鬼，不用这样，中尉”。西姆斯记得他说，“如果飞机在跑道上屁股蹭地的话，那么滑跑到一半时我就会让这个该死的板条箱离开地面”。西姆斯的中尉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尽管西姆斯喜欢自己的营长，但在注视着弗罗斯特走过时，他的耐心还是到达了极限。他坐在地上，被自己的装备环绕着，咕哝道：“老约翰尼·弗罗斯特走过去了，一手拎着把“柯尔特”手枪，一手拎着那把该死的号角。”
全师有5 191名官兵安全抵达了空降场和空投场，各单位正在集合，列队出发。厄克特少将“不可能更开心了，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第3伞兵营的营军士长约翰·洛德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位老伞兵回忆说：“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演习之一，每个人都镇定而有条不紊。”但洛德在起飞前所持的保留态度仍然让他感到不安。他记得当自己四下张望，看见士兵迅速集合没有接敌时，心想事情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当一组人准备动身时，第1伞降工兵中队B分队的彼得·特里克·斯坦福斯（Peter Terrick Stainforth）中尉听见身边的丹尼斯·杰克逊·辛普森（Denis Jackson Simpson）中尉小声说：“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不喜欢。”
着陆时任务最紧迫的人是第1空降师第1空降侦察中队43岁的中队长弗雷迪·高夫少校，他要率领一支由4个分队组成的中队，在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伞兵营赶到前，乘坐搭载有重武器的吉普车全速赶到大桥。高夫和他的人通过伞降着陆，然后寻找由滑翔机送进来的地面交通工具。高夫迅速在空投场中找到了自己的副手戴维·奥尔索普（David Allsop）上尉，得知了一些坏消息。奥尔索普报告说，一个分队的所有运输工具——22台车辆——没有到达，计划飞往阿纳姆的320架滑翔机损失了36架，高夫的A分队要使用的吉普车随之一起不见了。尽管如此，不论是高夫还是奥尔索普，都认为仍有足够的车辆全速赶往阿纳姆大桥。高夫下令出发。现在，随着他的战斗力被削弱，一切得取决于德国人的反应了。
[1] 地速（ground speed），即飞机飞行时相对于地面的水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