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运载着第101空降师的C―47大编队排成密集队形,隆隆飞过盟军占领的比利时,机群在布鲁塞尔以北大约40公里处向北拐,朝荷兰边境飞去。这时,飞机里的人朝下观望,第一次见到了地面上的友军。“花园”行动部队的地面进攻将与空降突袭同步进行。这是一幅壮观到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所属的大量装备覆盖了每一块田野、每一条小径和公路;集结起来的坦克、半履带车、装甲车、运兵车纵队和成排的火炮摆开架势准备突破;三角旗在坦克天线上迎风飘扬;成千上万站在车辆上、拥挤在田野里的英国军人向天上的空降部队挥手。摇曳升空的橘黄色烟雾标明了英军前线的位置,对面就是敌人。

战斗轰炸机群飞速掠过地面,引领前往空降场的道路,试图把飞行编队前方的一切都清理干净。在空降突击之前,密集轰炸已经把许多德军高射炮阵地夷为平地,即便如此,还是有伪装网被突然掀开,露出隐藏其内的敌军阵地。有些人记得,他们看见大干草堆的顶部敞开了,露出了掩体内的88毫米和20毫米高射炮。尽管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可谓彻底,但要完全清除敌人的抵抗是不可能的。在艾恩德霍芬以北,距离空降场不过11公里远的地方,第101空降师就遭遇了猛烈的高射炮火。

第501伞兵团1营C连的约翰·J. 西波拉(John J. Cipolla)一等兵正在打盹,突然被“高射炮弹刺耳的爆炸声和弹片撕裂我们飞机的声音”惊醒了。和所有人一样,他也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几乎无法移动。除了步枪、背包、雨衣和毯子之外,他的肩膀上还挂着子弹带,口袋里塞满了手榴弹和口粮,还有主降落伞和备用降落伞。此外,在他搭乘的飞机上,每个人还带着一颗地雷。他回忆说:“我们左翼的一架C―47突然着火了,然后又有一架着火了。我心想,‘天啊,我们是下一架了!我怎么才能从这架飞机里逃出去呢?’”

他所在的C―47发出剧烈震动,似乎每个人都同时喊起来:“让我们出去!我们被击中了!”跳伞长下令“起立,挂钩”,然后他开始冷静地检查装备。西波拉能够听见士兵们挨个喊着“1号好了、2号好了、3号好了……”,西波拉是这组伞兵中的最后一名,等到他能够喊“21号好了”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随后绿灯亮了,士兵们赶紧跳出机舱,徐徐降落,降落伞在他们的头顶上面如鲜花般盛开。西波拉抬头检查降落伞时,看见他刚刚搭乘的那架C―47正在熊熊燃烧,他注视着那架飞机在烈火中坠落。

尽管爆炸的炮弹包围了机群,但飞行编队并没有动摇,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的飞行员保持着他们的航向不发生偏离。第501伞兵团2营D连的罗伯特·菲利普·奥康奈尔(Robert Philip O’Connell)少尉记得他所在的编队飞得非常紧密,“我以为我们的飞行员要把机翼伸进左邻飞行员的耳朵里去”。奥康奈尔所在的飞机着火了,红色的跳伞警报灯亮了,“过道里烟雾弥漫,我都没法向后看到跳伞组的末端”。士兵们咳嗽起来,叫嚷着要出去,奥康奈尔“用背抵着门把他们挡回去”。飞行员平稳地向前飞行,没有采取任何规避动作。奥康奈尔看到飞行编队正在逐渐降低高度,减缓速度,为跳伞做准备。奥康奈尔希望,“如果飞行员认为飞机即将坠落,他会及时为我们打开绿色信号灯,让士兵们出去”。那位飞行员镇定地驾驶着起火的飞机沿着航线飞行,直到抵达空降场上方。随后绿色信号灯亮了,奥康奈尔和部下安全地跃出机舱。奥康奈尔后来得知,那架飞机迫降了,但机组人员幸存了下来。

运送部队的飞行员们全然不顾自身安危,驾驶着飞机穿过高射炮火来到空降场上空。“不要为我担心,”一架燃烧着的C―47的飞行员赫伯特·E. 舒尔曼少尉通过无线电对他的飞行指挥官说道,“我将在空降场上空把伞兵们空投下去。”他做到了,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几分钟以后,这架飞机在熊熊烈火中坠毁。第506伞兵团1营B连的查尔斯·A. 米切尔上士震惊地注视着左侧那架飞机的左发动机正在喷出火焰,他看见在飞行员保持航向的同时,整组伞兵直接穿过火焰跳了出来。

悲剧还没有结束。保罗·B. 约翰逊一等兵的位置在飞机的前部、驾驶舱的后面,这时机身中部正好被击中,两个油箱都着了火。机上的16名伞兵、驾驶员和副驾驶当中,只有约翰逊和另外两名伞兵跳了出去。他们不得不从机舱里的死人身上爬过去跳伞。每个幸存者都被严重烧伤,约翰逊的头发完全被烧掉了。这三个人落在了德国人的一处坦克露营区,他们在一道壕沟里坚守了半个小时,然后全部负伤,接着被制伏当了俘虏。

在另一架飞机上,就在绿灯亮起的那一瞬,站在门口领头的伞兵被打死了。他朝后一仰,倒在第502伞兵团3营的约翰·G. 奥尔托马尔下士身上。尸体被迅速搬到一边,小组的其他人跳了出去。另外一组伞兵飘向地面时,一架失控的C―47撞上了其中两人,飞机螺旋桨把他们切成了碎片。

甚至在接近空降场的可怕时刻,这些美国人仍一如既往地找到了幽默感。就在第502伞兵团3营营部连连长塞西尔·李·西蒙斯(Cecil Lee Simmons)上尉站起来要把降落伞挂钩钩住时,飞机被击中了,弹片在他刚刚离开的座位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边上的一名伞兵说了句让人恶心的俏皮话:“现在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茅坑!”在另一架飞机里,第506伞兵团1营A连的安东尼·N. 博雷利(Anthony N. Borrelli)少尉确信他瘫痪了。红灯亮了,每个人都把降落伞的挂钩钩住了——只有博雷利除外,他动弹不了。博雷利当上军官只有两个星期,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在一组伞兵当中排在第一号。他意识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令他尴尬的是,他把开伞索钩在座位上了。第502伞兵团3营I连的罗伯特·伊格内修斯·博伊斯(Robert Ignatius Boyce)二等兵不顾师部牙科医生的好意,还是踏上了行程。本来由于他的牙病,师部牙科医生已经将他标记为“L.O.B.”(免于参战,Left Out of Battle);在连长的干预下,这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获准参战了。除了一颗牙齿出了毛病之外,他还在为别的事情担忧:几项伞兵的新发明——用于装冲锋枪的腿袋、某些降落伞上能迅速解开的背带以及替代跳伞靴的作战靴——这些都让他和其他许多人神经紧张。伞兵们尤其担心他们的吊伞索会钩住新作战靴上的搭扣。当飞机在目标附近低飞时,博伊斯看见下面的荷兰平民向上伸着两根手指头,作寓意胜利的“V”字,这就是博伊斯需要的一切。“嘿,瞧,”他朝其他人喊道,“他们伸出两根手指头,说明我们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各占50%。”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够到达空降场的可能性看起来起码要高一点。第506伞兵团团长罗伯特·弗雷德里克·辛克(Robert Frederic Sink)上校看见“大量高射炮火正前来迎接我们”。当他朝门外望去时,飞机猛烈震动起来,辛克看见机翼的一部分被弹片撕裂后悬吊着。他转向自己的那组伞兵,说道:“好吧,机翼断了。”令他感到宽慰的是,“似乎谁也没有对此想太多,他们可能估计到此时差不多已经抵达空降场了”。

在2号机上,辛克的副团长查尔斯·亨利·蔡斯(Charles Henry Chase)中校看见他们的左机翼着火了。2营F连连长托马斯·帕里斯·马尔维(Thomas Paris Mulvey)上尉记得,蔡斯盯着看了一分钟,然后婉转地说道:“我猜他们撵上我们了,我们最好还是走吧。”当绿灯在两架飞机上亮起时,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蔡斯乘坐的那架飞机在地面上燃烧起来。辛克的那架飞机据说带着受损的机翼安全返回了英格兰。

同样猛烈的高射炮火包围了第502伞兵团的机群,两个大队的飞机差点相撞。有一个机群略微偏离了航向,进入了第二个机群的航线,迫使后者爬升高度,结果这批伞兵跳伞的高度比原计划高了一些。其中一个机群的长机上有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以及第502伞兵团1营营长帕特里克·弗朗西斯·卡西迪(Patrick Francis Cassidy)中校。卡西迪站在门口,看见大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起火,他数了一下,空中只打开了7个降落伞。随后,左边另一架C―47也燃烧起来,但所有的伞兵都从那架飞机里跳了出去。卡西迪一直盯着这架熊熊燃烧的飞机,竟没有看见绿灯已亮。站在他身后的泰勒将军轻声说道:“卡西迪,灯亮了。”卡西迪条件反射地回答说:“是的,长官。我知道了。”然后跳了伞。泰勒紧跟着他跳了出去。

在泰勒将军看来,第101空降师的跳伞“异乎寻常的成功,几乎就像一场演习”。最初计划时,泰勒的参谋班子预计伤亡将高达30%;在从英格兰登机的6 695名伞兵当中,实际跳伞的有6 669人。尽管高射炮火猛烈,但C―47以及战斗机飞行员的勇敢却赋予了第101空降师近乎完美的一跳。虽然有些部队是在空降场以北1.6~4.8公里的地方空投的,但他们的着陆地点非常接近,因而得以迅速集结。只有两架飞机没有到达空降场。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以大无畏的决心承受了所有损失,将伞兵送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在运送第101空降师的424架C―47当中,每4架中就有1架被击伤,共有16架运输机被击落,机组人员阵亡。

滑翔机的损失是巨大的。当机群到达目的地时,原先的70架滑翔机中只有53架顺利到达索恩附近的空降场。虽然部分未能飞到目的地,部分毁于敌军高射炮火,部分进行了迫降,但这些滑翔机最终还是把所运送的近80%的人员、75%的吉普车和拖车送到了目的地。[1]现在,泰勒的“呼啸山鹰”开始朝他们的目标——英军地面部队面前那条绵延24公里长的关键“走廊”上的桥梁和渡口——前进。

[1] 由于“市场—花园”行动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由英国人进行的军事行动,所以少有美国记者得到授权去报道这次进攻,没有一位美国记者被派到阿纳姆。隶属于第101空降师的美国记者是来自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他是乘坐滑翔机着陆的。克朗凯特回忆说:“我以为滑翔机的轮子是用来着陆的。想象一下吧,当我们在地上打滑、轮子碰到地面时,我是多么吃惊啊。还有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我们全都发誓说,我们的钢盔是固定住的,可是在撞击之下飞了出去,似乎比飞来的炮弹还要危险。在着陆以后,我一把抓住我看见的第一只钢盔,抓住我可信赖的小行囊,里面有那台奥利韦蒂牌打字机(意大利奥利韦蒂公司出品的名牌打字机),然后朝运河爬去,运河是会合点。当我回头看时,发现有六七个家伙在我后面爬,看来是我拿错了钢盔。我戴的钢盔后面有两条匀整的条纹,表明我是一位中尉。”——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