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夜间遭到了大规模轰炸，现在又出现了针对阿纳姆、奈梅亨和艾恩德霍芬的空袭，但德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整个指挥系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威胁上：英军第2集团军从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上的桥头堡再次发动攻势。
“指挥官和部队，尤其是参谋部和我本人在重压之下已经不堪重负，我们只考虑到了地面上的军事行动。”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回忆道。他的指挥部位于菲赫特（Vught）附近的一处村舍里，大致在艾恩德霍芬西北34公里处。这位德国杰出的空降专家正在指挥部里做“官样文章——堆积如山的文件甚至跟着我进入了战场”。斯图登特走到阳台上，盯着那些轰炸机看了几分钟，随后将其抛诸脑后，又回去忙着处理他的文件了。
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现在已经把他打算移交出去的装备全都交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哈梅尔则遵照比特里希的命令，已经在莫德尔不知情的情况下抵达了柏林。最后一批装载着哈策尔“不可用的”装甲运兵车的平板车，将由凌晨2点启程的火车拉到德国。由于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反复遭到轰炸，哈策尔“对飞机并不怎么理会”，他认为荷兰上空的庞大轰炸机编队没有丝毫非同寻常之处。他和麾下经验丰富的坦克手们都知道：“轰炸机群一天数次向东飞往德国再返回成了家常便饭，我和部下由于不断遭到炮击与轰炸，已经变得麻木了。”埃贡·斯卡尔卡（Egon Skalka）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是党卫军第9装甲师的首席军医官，哈策尔与斯卡尔卡一起从贝克贝亨的师部出发，前往阿纳姆以北大约13公里的洪德洛（Hoenderloo）兵营。在师侦察营600名官兵面前举行的授勋仪式上，他将为营长保罗·格雷布纳（Paul Gräbner）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党卫军上尉）颁发骑士铁十字勋章，接下来会有香槟酒和一顿特殊的午餐。
在杜廷赫姆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部里，威廉·比特里希副总指挥同样没有把空袭放在心上，对他来说“这也是家常便饭”。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里，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注视着这些轰炸机编队有一段时间了。指挥部里达成了一致的观点：这些B―17飞行堡垒中队是在夜间轰炸德国之后返航的，而且其他飞行堡垒机群正在向东前往别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对德国进行永无休止的轰炸。至于对当地的轰炸，轰炸机群把没有投在鲁尔区的炸弹扔在荷兰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莫德尔和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相信，眼下的轰炸和低空扫射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战行动”——是英军地面攻势开始的前奏。
对于荷兰上空愈加频繁的空袭活动，有一名军官并非无动于衷。在大约193公里外的科布伦茨附近阿伦贝格的西线总司令部里，老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尽管他仍然相信空降部队只会用来进攻鲁尔区——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在9月17日的晨报第2227号附件中，他的首席参谋记录着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莫德尔调查一下，是否存在海军和空降部队联合入侵荷兰北部的可能性。备注上写道：“总体形势以及敌人侦察活动的显著增加……使得西线总司令再次调查两栖进攻和空降作战行动的可能性……调查结果要上报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希特勒）。”
差不多就在莫德尔的指挥部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庞大机群中的首批飞机越过了海岸线。
上午11点30分，阿纳姆城中四处起火，黑色的烟柱直入天空，这是持续3个小时近乎饱和的轰炸造成的。在沃尔夫海泽、奥斯特贝克、奈梅亨和艾恩德霍芬，一座座建筑被夷为平地，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遍地都是瓦砾和碎玻璃，伤亡人数每分钟都在增加。即使到现在，低空飞行的战斗机仍在扫射这片区域的机枪和高射炮阵地。荷兰人或是在教堂、家里、地下室和防空洞里挤作一团，或是借由鲁莽的勇气，骑着自行车上街或从屋顶上张望。他们的情绪在恐惧与欢欣鼓舞之间轮番交替，谁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奈梅亨以南134公里处的马斯特里赫特是首座被解放的荷兰城市，美军第1集团军的部队是9月14日入城的。许多荷兰人期待着美国步兵随时都会来到他们的城镇和村庄。伦敦的橙色电台播报的一条条新闻快报加深了这种印象，“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一直等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由于盟军进军迅速……有可能部队并没有带荷兰纸币，如果我们的盟友拿出法国或者比利时钞票……望予以合作，在卖东西收款时接受这种货币……农民应该把庄稼收割完并交出……”。伯恩哈德亲王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敦促荷兰人：“当盟军解放荷兰领土时，不要用献花或者献水果来表达欢乐……以前敌人曾在献给解放者的东西中暗藏炸弹。”大多数荷兰人认定这样的密集轰炸是盟军入侵的前奏——地面攻势的开始。和他们的德国征服者一样，荷兰人对即将发生的空降突击也一无所知。
扬·福斯凯尔和贝尔莎·福斯凯尔正躲在奥斯特贝克的岳父家中。夫妻俩认为，该地区上空的轰炸机群是冲着塔费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指挥部去的。福斯凯尔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是进行轰炸的完美天气”，然而他发现难以把“正在到来的战争与成熟的甜菜香味以及成百棵向日葵的景象扯在一起，向日葵的茎被它们沉甸甸的头压弯了，似乎不可能出现人们死亡、房屋燃烧的场面”。福斯凯尔平静得出奇，他在岳父家的阳台前注视着战斗机群从头顶掠过，确信它们是要去低空扫射那家旅馆。突然，一个德国士兵出现在花园里，既没有戴钢盔，也没有带步枪，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客气地问道：“我可以在这里躲一躲吗？”福斯凯尔盯着那个人。“为什么？”他问道，“你们有防空壕啊。”那个德国人笑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不过防空壕满了。”那个士兵走到阳台边。“很猛烈的轰炸，”他告诉福斯凯尔，“不过我认为奥斯特贝克并不是目标，他们似乎更关注镇子的东西两侧。”
福斯凯尔听见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刚刚从沃尔夫海泽地区赶来。她告诉众人，那里遭到了猛烈轰炸，许多人都死了。“恐怕，”她颤抖着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福斯凯尔看着那个德国人。“也许他们是因为莫德尔而轰炸塔费尔贝格旅馆的。”他婉转地说道。那个德国人神情木然。“不，”他告诉福斯凯尔，“我不这么认为，那儿并没有挨炸。”待那个士兵离开后，福斯凯尔出去勘查受损情况。外面谣言满天飞，他听说阿纳姆遭到了猛烈轰炸，沃尔夫海泽几乎被夷为了平地。他认为盟军肯定正在推进，随时都会到达。福斯凯尔既喜又悲，他记得在盟军进攻法国的过程中，位于诺曼底的卡昂就变成了一片瓦砾。他确信，他和家人藏身的奥斯特贝克也将化为废墟。
在沃尔夫海泽四周，德国人存放在树林里的弹药正在爆炸；那座有名的精神病院遭到了直接攻击，行政楼周围的4座隔离式住院楼被夷为平地，45名病人死亡（之后死亡人数增加至80人以上），还有更多人受伤。60名被吓坏的住院者——大多是妇女——正在毗邻的树林里漫无目的地游荡。由于停电，副院长马里厄斯·范德贝克医生无法召集别人帮忙，他焦躁地等着医生们从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赶来，范德贝克知道他们肯定会听到消息赶来的。他需要尽快与外科的医务人员建起两个手术室。
其中的一名“住院者”亨德里克·韦堡（Hendrik Wijburg）实际上是隐藏在这家精神病院里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事实上，”他回忆说，“当时这家医院里面并没有德国人，尽管附近确实有他们的阵地，树林里还存放着大炮和弹药。”轰炸引爆了弹药堆积点中的弹药，位于某栋楼阳台上的韦堡顿时被震倒在地。“发生了猛烈爆炸，”他记得，“从弹药堆积点飞来的炮弹嗖嗖地落进医院，炸死炸伤了很多人。”韦堡狼狈地站起身来，在低空扫射最猛烈的时候帮助护士们在草地上展开白床单，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整片区域遭受了严重打击，在他看来，似乎“这块地方很快将布满死去的人和垂死的人”。
在阿纳姆，消防队拼命控制蔓延的火势。迪尔克·扬·希丁克（Dirk Jan Hiddink）是一支由15个人组成的老式消防队的队长（他手下的人推着两辆大车，一辆装着卷好的水龙带，另一辆装着梯子），他接到命令前往德国人占据的威廉斯兵营，那里遭到了低空飞行的“蚊”式战斗轰炸机的直接攻击。尽管兵营在熊熊燃烧，但希丁克从阿纳姆消防队总部得到的指示却非同寻常：他被告知别管兵营的大火，但要保护周围的房屋。当消防队到达时，希丁克发现兵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保住了，火势太猛烈了。
赫哈德斯·赫斯伯斯从他父亲在威廉广场28号的公寓房间里看到，周围的一切都被烈焰吞噬了，不仅兵营在燃烧，附近的中学及其对面的皇家餐厅也烧了起来。热浪逼人，赫斯伯斯记得，“我家窗户上的玻璃突然卷曲，接着就完全融化了”。一家人立即跑出大楼，爬过砖瓦木料来到广场上。赫斯伯斯看见德国人从兵营的瓦砾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鼻子和耳朵都流淌着鲜血。有轨电车司机亨德里克·卡雷尔无意间来到威廉大街，由于轰炸造成断电，他的淡黄色有轨电车靠着惯性滑下一段缓坡，在广场上停了下来。他在那里发现了一堆有轨电车，那些电车同他的车一样，也是靠惯性滑进广场后再也无法离开了。透过烟雾、人群和瓦砾，卡雷尔看见皇家餐厅的服务员们从燃烧的建筑物里逃了出来，他们顾不上管那几个朝大门跑去的就餐者，直接跳窗而出。
在阿纳姆大桥东南的市煤气厂里，技工尼古拉斯·恩克对投弹手的本事感到钦佩。他望着莱茵河对岸，注意到有12处防空炮位被摧毁了，只剩下一门炮管歪歪扭扭的火炮。眼下全城停电了，恩克自己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再也无法生产煤气了，三个巨大的储气罐里的剩余燃料用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除了煤和柴火，阿纳姆现在没有电，没有供暖，也没有做饭的燃料。
数千人仍然在教堂里避难。教堂司事扬·迈恩哈特记得，单是那座巨大的荷兰归正会[1]大教堂里就有1 200人。“虽然我们已经清楚地听见了外面的炸弹爆炸声，”他说，“约翰·格里森牧师仍然在平静地布道。断电时风琴停了下来，会众之中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开始用手拉风琴的风箱。”随后，风琴在警报声、爆炸声和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中奏响，全体会众起立，高唱荷兰国歌《威廉颂》。
在阿纳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加尔文教派教堂，抵抗组织成员海斯贝特·纽曼在这里听多米尼·博特布道。纽曼感到，甚至连这样猛烈的轰炸也不足以威慑住德国人，他们肯定还会将发出的死亡威胁——即由于抵抗组织爆破高架铁路，报复性地在当天的某个时间处决平民人质——付诸行动。当他听到多米尼·博特关于“你的行为对上帝和同胞负有责任”的布道时，深感良心不安，决定礼拜一结束就去向德国人自首。离开教堂后，纽曼穿过杂物遍地的街道来到电话前，给皮特·克鲁伊夫打了电话，把他的决定告诉了这位地区指挥官。克鲁伊夫的回答简洁明了。“不行，”他告诉纽曼，“继续做你的工作。”不过克鲁伊夫的话不会成为最终的决定，“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拯救那些人质。
在南边约18公里的奈梅亨，轰炸机群以极高的精度命中了德国人的防空阵地，只剩下一处阵地仍在开火。那座为整个海尔德兰省提供电力的巨大而高耸的PGEM发电站只被伤及了皮毛，不过高压线断了，整个地区瞬间断电。PGEM发电站附近的一座人造纤维工厂受到严重破坏，变成一片火海。城里有多处房屋被直接命中，炸弹落到了一座女子学校和一个大型天主教社区中心上。在瓦尔河对岸的伦特，一家工厂被摧毁，德军弹药堆积点的弹药被引爆。
在城市的防空指挥部里，工作人员点着蜡烛工作，他们被蜂拥而来的报告弄得越来越糊涂。阿尔贝图斯·弗朗西斯库斯·厄延（Albertus Franciscus Uijen）在昏暗中伏案工作，登记送来的报告，发现自己每过一分钟就多一分困惑。分布广泛的轰炸地点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奈梅亨周边的所有德军阵地都遭到了攻击。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瓦尔布鲁赫大桥（Waalbrug）、圣安娜街（St.Annastraat）、赫鲁斯贝克路（Groesbeekseweg）——现在被封闭了，看来盟军是要努力把这座城市孤立起来。
和阿纳姆的居民们一样，大部分奈梅亨人也在躲避那些持续低空扫射街道的战斗机。住在瓦尔河大桥附近的埃利亚斯·亨里克斯·布罗坎普却爬上了屋顶，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让他吃惊的是，市长办公室的德国人也爬上了屋顶，那里与布罗坎普家只隔着5幢房子。布罗坎普记得，那些德国人“显得非常焦虑，我反而兴高采烈，甚至评论说天气好极了”。
护士约翰娜·布雷曼（Johanna Breman）看到德国人在飞机低空扫射的过程中慌乱不已。她从瓦尔河大桥南边一幢公寓楼二层的窗户上往下看，只见“德军伤兵互相搀扶着往前走，一些伤兵瘸得相当厉害，我可以看到许多人扎着绷带。他们的上衣敞开着，大多数人甚至都懒得戴钢盔。紧随其后的是德军步兵。当他们朝大桥走去时，一看见有荷兰人从窗户朝外窥视就开枪”。这些德国人来到引桥边后就开始挖掘散兵坑。“他们到处挖，”布雷曼小姐记得，“在通往大桥的街道旁边挖，在附近的草地和大树下面挖。我确信进攻开始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我们从这里能看到多么壮观的战斗场面啊’，我有种期待的感觉。”布雷曼小姐当时的期待并没有包括几个月之后她与第82空降师师部的查尔斯·W. 梅森（Charles W. Mason）一级军士长的婚姻，后者将乘坐第13号滑翔机在她所在的公寓楼西南3公里处的赫鲁斯贝克高地附近着陆。
在“市场—花园”行动的主要目标边上，一些城镇和村庄同样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救援行动——即使有的话——微乎其微。在艾恩德霍芬以西约8公里处连教堂都没有的小村泽尔斯特（Zeelst）附近，赫拉尔杜斯·约翰内斯·德维特（Gerardus Johannes de Wit）轰炸期间就躲在一块甜菜地里。这里没有空袭警报，他看见高空中有飞机，突然间就弹如雨下。德维特正要去泽尔斯特以南6公里处的费尔德霍芬（Veldhoven）的兄弟家串门，这会儿他转身离开公路，一头钻进田边的沟里。此时此刻，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回到妻子以及11个孩子身边。
尽管飞机在进行低空扫射，德维特还是决定冒险回去。他抬起头来朝田地对面望去，发现“连树叶都烧焦了”。德维特扔下自行车，爬出沟渠跑过那片开阔地。靠近村子时，他注意到本该落在艾恩德霍芬城外韦尔斯哈普机场（Welschap Airfield，今艾恩德霍芬机场）的炸弹却直接落到了小小的泽尔斯特村里。德维特眼前只有废墟，有几幢房屋在燃烧，还有些房屋倒塌了，站在四周的人们或神情茫然，或哭泣不止。德维特认识的范·海尔蒙特太太是个寡妇，她认出了德维特，于是恳请他一起用床单盖住一个死去的男孩，她泪流满面地解释说自己做不到。这个孩子的头被削掉了，但德维特还是认出是邻居儿子的尸体。他迅速盖住了尸体。“我什么也不看了，”他记得，“只试着尽可能快地回家。”当他接近自己家时，住在对面的一个邻居试图把他叫住。“我的血都快要流干了，”那个人大叫，“我被弹片击中了。”
这时，德维特看见妻子阿德里安娜正站在街上哭，她朝他跑了过来。“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告诉自己的丈夫，“快来，我们的蒂尼被炸到了。”德维特从受伤的邻居身边走了过去，“除了儿子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当我走到他面前时，看到他的右侧身子被炸开了，右腿几乎被炸断。他仍然很清醒，还要水喝。他的右臂已经不见了，他问我他的右臂怎么样了，为了安慰他，我告诉他‘你正躺在自己的右臂上面’。”当德维特在孩子身边跪下来时，一名医生赶到了。“他告诉我孩子已经没希望了，”德维特记得，“因为我们的儿子要死了。”德维特把孩子抱在怀里朝乔治公爵雪茄厂走去，那里设立了一个红十字医疗站。但他还没有走到那里，14岁的儿子就在他的怀里死去了。
在这片恐怖、混乱和希望之中，没有哪个荷兰人注意到盟军空降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中午12点40分左右，12架英军“斯特林”轰炸机在阿纳姆地区上空盘旋。12点47分，4架美军C―47运输机出现在艾恩德霍芬以北的荒野上空，另两架则飞过了奈梅亨西南上阿瑟尔特（Overasselt）镇附近的旷野，飞机上是被英军和美军称为“探路者”的空降先导员。
扬·彭宁斯（Jan Pennings）的农场毗邻伦克姆荒野，距离沃尔夫海泽还不到两公里，他返回农场时看见飞机从西边低空飞来。他以为它们是回来轰炸铁路的，于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准备炸弹一落下就立即卧倒隐蔽。当飞机来到伦克姆荒野的上空时，彭宁斯吃惊地看见“一个个包裹落了下来，接着伞兵就出现了。我知道盟军在诺曼底就使用了伞兵，我确信这就是我方进攻的开始”。
几分钟以后，扬骑着自行车回到农场，朝着妻子喊道：“出来呀！我们自由了！”然后，他见到的第一批伞兵走进了院子。彭宁斯既茫然又敬畏地与他们握了手。伞兵们告诉他，要不了半个小时，“我们还要来几百人”。
汽车司机扬·佩伦也看见了空降先导员在伦克姆荒野着陆。他回忆说：“他们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落了下来。这些人纪律严明，立即开始用木桩在荒野上划界。”他们和铁路北边的其他“探路者”一样，正在标明空投场和空降场。
在南边24公里处的上阿瑟尔特镇附近，19岁的特奥多鲁斯·鲁洛夫斯（Theodorus Roelofs）在躲避德国人时，突然被在他家农场附近着陆的第82空降师的“探路者”解放了。他记得，那些美国人是“侦察兵，我非常害怕这一小队勇士会被轻易干掉”。那些“探路者”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发现这名年轻的荷兰人会说英语，便迅速招募鲁洛夫斯充当向导和翻译。鲁洛夫斯确认了他们地图上的阵地，并带着他们来到选定的着陆地点，然后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伞兵用“色带和发烟罐”标明这块地区。不到3分钟，一个镶在黄色镶嵌板上的字母“O”和紫罗兰色的烟气就清晰地勾勒出了这片地区。
4架运送第101空降师的“探路者”前往艾恩德霍芬以北区域的C―47遭遇了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架飞机着火后坠落了，只有4名幸存者；另外3架飞机继续飞行。“探路者”们在第101空降师的两个空降区域内进行了精确伞降。到中午12点54分，整个“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空降场和空投场都被定位和标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人仍然没有发出警报。
在洪德洛兵营，霍亨施陶芬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为刚刚被授勋的保罗·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祝酒。几分钟以前，哈策尔看见有几个降落伞落在了阿纳姆以西，但他并没有感到吃惊，他以为那是跳伞逃生的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莫德尔元帅正在与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首席参谋汉斯―格奥尔格·冯·滕佩尔霍夫（Hans-Georg von Tempelhof）上校以及集团军群人事主任莱奥德加德·弗赖贝格（Leodegard Freyberg）上校喝午餐前的开胃酒——冰镇的摩泽尔白葡萄酒。行政军官古斯塔夫·泽德尔豪泽中尉记得：“陆军元帅待在指挥部里的时候总是变态般准时，我们一直在下午1点整准时吃午餐。”而这正是“市场”行动部队的“H”时（进攻发起时刻）。
[1] 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荷兰最大的基督教会，前身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成立的荷兰国家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