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飞行编队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在牛津郡和格洛斯特郡的英军滑翔机部队基地四周，惊慌失措的牛马在田野里乱窜。在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成千上万的人吃惊地注视着天空，一些村庄和城镇出现了交通堵塞，人们都停在原地一动不动。在快速行进的火车里，旅客们挤作一团凝视着窗外。人们张口结舌，目瞪口呆，那是一幅任何人都从未见到过的景象。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降部队正离地升空，飞向目标。
1944年9月17日，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英格兰各地恰巧在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以纪念那些“勇敢的少数人”，他们就是4年前英勇无畏地挑战希特勒的德国空军、成功遏制住敌人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当做礼拜的人们跪下来祈祷时，螺旋桨发出的持续而又让人难以忍受的嗡嗡声把祷告的声音完全遮盖住了。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庄严的《圣母颂歌》那昂扬的管风琴声不见了，人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长椅，汇入街道上聚集的人群之中。在大街上，伦敦人凝望天空，被喧嚣声惊得不知所措，一个又一个机群编队从他们头顶低空飞过。在伦敦北部，一个救世军[1]乐队由于无法忍受噪声而停止了演奏，但那位低音鼓鼓手却注视着天空，用力敲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鼓点：三点一线——在莫尔斯电码中，那是代表胜利的“V”（victory）。
对旁观者来说，牵引着滑翔机的飞机组成的巨大洪流清楚地揭示出了这次进攻的性质，但6个小时以后，英国人民才会得知他们目睹了攻势的开始阶段，这是有史以来构想最为宏大的空降行动。红十字会工作者安杰拉·霍金斯可能对人们目睹庞大机群飞过时的反应做出了最好的总结。当一拨又一拨飞机像“成群结队的欧椋鸟”一样从天上飞过时，她透过列车的窗户吃惊地朝上凝望着。她确信，“无论剑指何处，这次进攻都一定会结束战争”。
对于部队出发产生的令人瞩目的奇观，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官兵和地面上的平民一样毫无准备，机群的规模之大、场面之壮观令前往荷兰的伞兵、机降步兵以及飞行员们愕然。隶属于第82空降师的荷兰军官阿里·迪尔克·贝斯特布鲁尔切（Arie Dirk Besterbreurtje）上尉认为，这番景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次行动肯定动用了盟军的所有飞机”。事实上，参加行动的飞机约有4 700架，这是执行单次空降任务中使用数量最多的一次。
空运行动是在拂晓前数小时开始的，持续了一上午。首先，1 400多架盟军轰炸机从英国的机场起飞，对“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防空阵地和部队集结地进行狂轰滥炸。随后，从上午9点45分开始，在2小时15分钟的时间里，2 023架运输机、滑翔机及其牵引机从24个美军基地和英军基地蜂拥上天。[2]运送伞兵的C―47运输机排成45机的长编队，更多的C―47运输机和英军轰炸机——“哈利法克斯”“斯特林”“阿尔比马尔”——牵引着478架滑翔机。大量搭载装备和兵员的滑翔机拴在90多米长的缆绳上，在牵引机的后方上下跃动着，好似无穷无尽的空中列车。在小一些的“霍萨”（Horsa）和“韦科”（waco）滑翔机群中摇曳的是庞大却纤细的“哈米尔卡”（Hamilcar）滑翔机，该机运载能力为8吨，能够承载一辆轻型坦克或者两辆装载着火炮或弹药的3吨卡车。在这些庞大编队的上下和两翼护航的是近1 500架盟军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有英军的“喷火”，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暴风”和“蚊式”，有美军的P―47“雷电”、P―38“闪电”、P―51“野马”以及低空俯冲轰炸机。天上的飞机是如此之多，第101空降师502伞兵团1营的尼尔·J. 斯威尼（Neil J. Sweeney）上尉记得：“我们仿佛可以踩着机翼一路走到荷兰。”
首先起飞的是英军滑翔机部队。厄克特少将在“市场—花园”行动走廊里的位置比美国人更靠北，要求也不同。在第一次空运中他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员、装备和火炮——尤其是反坦克炮——以便攻占和坚守目标，直到地面部队前来接应。因此，他的师主力是由滑翔机运送的：320架滑翔机搭载着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的第1机降旅官兵、车辆和火炮，将在13点过后到达阿纳姆以西的空降区域。30分钟后，分乘145架伞兵运输机的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1伞兵旅开始空投。由于不甚灵便的滑翔机和牵引机的速度要慢一些——每小时193公里，而伞兵运输机是每小时225公里——所以这些庞大的“空中列车”（或是按照伞兵的叫法——“队列”）得先起飞。在格洛斯特郡和牛津郡的8个基地里，滑翔机和牵引机在机场跑道上徐徐加速，然后以此前从未尝试过的起飞速率升上天空：每分钟起飞一个组合。编队飞行尤其复杂和危险。这些飞机缓慢地爬升，向西越过横亘在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中西部之间的布里斯托尔海峡。待速度同步后，牵引机和滑翔机就成对地向右列成梯形编队，然后折回越过起飞的基地，向着伦敦以北的哈特菲尔德（Hatfield）镇上空的集结点飞去。
英军的第一个滑翔机队列在布里斯托尔海峡上空编队时，12架英军“斯特林”轰炸机和6架美军C―47运输机于上午10点25分起飞奔赴荷兰。机上是被称为“探路者”的美军和英军空降先导员，这些人将首先着陆，为“市场”行动的部队标出空投区域和空降场。
与此同时，英军第1空降师的伞兵与美军第82空降师乘坐625架运输机和50架由C―47运输机牵引的滑翔机，从林肯郡格兰瑟姆周围的基地起飞了。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的飞机以令人吃惊的精确性，以5～20秒的间隔离开地面。它们一拨又一拨地在剑桥郡马奇（March）镇的上空会合，又从那里编成平行的三列纵队，在奥尔德堡（Aldeburgh）上空飞越海岸。
同一时间，第101空降师乘坐424架C―47运输机，外加70架滑翔机和牵引机，从纽伯里东南的格林纳姆公地（Greenham Common）周边的空军基地起飞升空。机群完成编队以后，同样通过了哈特菲尔德上空的交通控制点，然后朝东飞行，在布拉德韦尔湾越过海岸。
至少16公里宽、161公里长的庞大的三列纵队从空中掠过英格兰的乡村。美军第82空降师和英军第1空降师沿着北部的航线前往奈梅亨和阿纳姆，伴飞的还有一个由38架滑翔机组成的特殊队列，搭载着布朗宁中将的军部前往奈梅亨。在南部的航线上，美军第101空降师越过了布拉德韦尔湾，飞往艾恩德霍芬以北不远处的空降场。到上午11点55分，所有部队——2万多名官兵、511台车辆、330门火炮以及590吨装备——都离开了地面。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2营E连的詹姆斯·约瑟夫·科伊尔（James Joseph Coyle）中尉在约460米的高度俯瞰着英格兰乡间，他看见一些修女在修道院的院子里挥手，心里觉得“这个晴朗的日子和修女们组成了一幅堪比油画的画面”。他也挥手致意，想知道“她们是否知道我们是谁，要到哪里去”。
对空降部队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次飞越英格兰旅程的开始阶段氛围很是轻松。对第1伞兵旅第1伞兵营的罗伊·诺里斯·爱德华兹（Roy Norris Edwards）二等兵而言，“一切都是如此安详，就像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海边旅游一般”。艾尔弗雷德·乔治·沃伦德二等兵记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星期日，是一个适合在乡间小路漫步、喝上一品脱本地酒的上午。”
滑翔机飞行员团团长乔治·詹姆斯·斯图尔特·查特顿（George James Stewart Chatterton）上校为运送布朗宁中将的那架滑翔机导航，他将这个星期日描述为“极其晴朗的一天，似乎不可能是我们起飞去参加有史以来最伟大战役的日子”。布朗宁的随行人员和装备给查特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将军在一起的是他的勤务兵、军部医官、厨师，以及他的帐篷和私人吉普车。布朗宁坐在一个装沃辛顿牌啤酒的空板条箱上，一边是飞机驾驶员，另一边是副驾驶。查特顿注意到，他“衣着干净利落，穿着呢绒作战服，扎着擦得锃亮的萨姆·布朗武装带[3]，裤子上的裤缝似刀刃一般挺直，真皮枪套像镜子一样光亮，随身带着把轻便手杖和一双纤尘不染的灰色小山羊皮手套”。查特顿说，中将阁下“情绪极其高涨，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攀上了事业的顶峰，四周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在另一支滑翔机队列里，那位安静的苏格兰人、被指派执行“市场—花园”行动中最艰巨任务的第1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认为，“想要抑制住由于终于出发而激动的情绪是困难的”。然而在这位颇得人心的军官脑海里，仍然一如既往地考虑着他的士兵和眼前的工作。同布朗宁一样，他也带着随行人员。厄克特打量着眼前的这架“霍萨”滑翔机——上面载着他的副官格雷厄姆·查特菲尔德·罗伯茨（Graham Chatfield Roberts）上尉、勤务兵汉考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George Arnold Pare）上尉，还有一名通信兵、两名宪兵以及他们的摩托车和将军的吉普车——感到良心不安。他想到了麾下的伞兵们，背着背包、枪支和装备，在负重极大的情况下挤在运输机里面。厄克特只带着一个斜挎包、两枚手榴弹、一个地图盒和一本笔记本。他为自己的舒适感到不安。
临近起飞时，厄克特还要做出困难的决定。出发前数小时，他的参谋长查尔斯·贝利·麦肯齐（Charles Baillie Mackenzie）中校[4]接到了一名美国陆航高级军官打来的电话，对方询问是否要轰炸沃尔夫海泽的那家精神病院。麦肯齐汇报说，那个美国人“想得到厄克特的亲自保证，里面的人是德国人而不是疯子；否则美国人不会承担责任”。那家精神病院靠近该师的集合地点，位置险要，厄克特的参谋认为那里由德国人把守着。麦肯齐承担了责任（同意轰炸）。“责任自负！”那个美国人回答道。厄克特认可了参谋长的行为。“我的意思是尽可能做好准备，就是这样！”他回忆说。
当麦肯齐即将登上搭乘的滑翔机时，厄克特把他拉到了一旁。“瞧，查尔斯，”他告诉麦肯齐，“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指挥权的接替顺位如下：首先是拉思伯里，接着是希克斯和哈克特，按这个顺序来。”厄克特的选择是根据经验做出的。“谁都知道，拉思伯里是我的副手，”他后来回忆说，“哈克特晋升准将比希克斯早，但年龄小得多，我确信在指挥步兵方面希克斯要更有经验。我的决定绝不是对哈克特指挥能力的反映。”厄克特反省，也许他应该早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每名准将，不过他“坦率地认为，整个问题只是理论上的假设”，这个师既失去厄克特又失去拉思伯里的概率微乎其微。
现在，所有的决定都做出了，厄克特无所事事地注视着“战斗机中队越过滑翔机队列”。这是他第一次乘坐滑翔机进行作战之旅，提前吃了两三片晕机药。他的喉咙干燥，吞咽困难。他还意识到“勤务兵汉考克正注视着我，脸上露出一副关切的表情，和别人一样他也以为我会晕机”。厄克特并没有晕机。“我们身处庞大的飞机洪流之中，脑海里涌现出各种想法。我们投入了战斗，制订了一个良好的计划。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更接近那座大桥，但对此事我并没有念念不忘”。
尽管庞大的机群在起飞时展现出了很高的运作效率，但不幸和事故几乎仍然立即就发生了。就在起飞前，一架滑翔机的左翼被“斯特林”轰炸机的螺旋桨打了下来，好在无人受伤。运载第1机降旅边民团第1营军需官艾伦·哈维·考克斯中尉的滑翔机在费力升空时陷入了麻烦，低空云层遮挡住了滑翔机飞行员的视线，他无法与牵引机的尾部保持顺直。滑翔机飞向一个方向，牵引机飞向另一个方向，这样一来牵引绳就有可能缠住滑翔机的机翼，使之倾覆。由于滑翔机飞行员无法与他的牵引机重新校直，只好抓住红顶的脱离控制杆解开了缆绳，考克斯搭乘的滑翔机毫发无损地在泰晤士河畔桑福德（Sandford-on-Thames）的一块干草地上着陆了。一次更为古怪的事故发生在一架运载第82空降师官兵的C―47运输机上。那些士兵面对面地坐在机舱两侧。起飞5分钟后，第504伞兵团的杰克·博默下士看见“坐在我对面的人身后的货舱口弹开了”。气流的力量几乎把人从舱口吸到了外面，博默回忆说，当他们绝望地抓住东西不放时，“飞行员优美地翻了个筋斗，舱口又砰的一声合上了”。
悉尼·纳恩一等兵先前急于离开基维尔附近的基地以及那只总爱钻进他褥子的鼹鼠，但现在他则为还能活着感到庆幸。在平静地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搭乘的滑翔机钻进了云里；从云层中穿出来时，滑翔机飞行员看见牵引绳缠在了左翼上。纳恩听见滑翔机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呼叫牵引机“我遇到麻烦了！我遇到麻烦了！”，接着就把缆绳解开了。“我们似乎完全停在了空中，”纳恩记得，“然后滑翔机的机头下垂，歪歪扭扭地朝地面坠去，牵引绳在旁边飘扬着，就像断了的风筝线一样。”纳恩坐在位子上“吓呆了”，只听见风在机身旁呼啸着，“希望滑翔机里固定吉普车的锁链能够承受住拉力”。随后他听见飞行员提醒他们：“振作起来，伙计们。我们到了！”滑翔机触到了地面，弹起后再次着地，接着慢慢停了下来。在突然出现的寂静中，纳恩听见飞行员问道：“伙计们都没事吧？”大家都安然无恙，又返回了基维尔基地，在次日的第二次空运中飞了出去。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威尔特郡的上空，一个滑翔机队列遭遇了不幸。皇家空军的沃尔特·T. 辛普森（Walter T. Simpson）空军中士坐在一架“斯特林”轰炸机的树脂玻璃炮塔里，注视着拖在后面的“霍萨”滑翔机。突然，“滑翔机似乎要在中间裂开，那个样子就好像尾部与前部脱离了”。辛普森吓坏了，于是朝机长喊道：“上帝啊，滑翔机解体了！”牵引绳断了，滑翔机的前部掉了下去，就像“一块石头那样落了地”。“斯特林”轰炸机脱离了飞行编队，逐渐降低高度，返回去确定滑翔机残骸的位置。机组成员在一块地里发现了滑翔机的前半部分，尾部无处可寻。在标明了坠机地点以后，轰炸机返回了基维尔基地，机组成员乘吉普车回到了坠机点。在那里，辛普森看见残骸“就像一个被踩踏的火柴盒”，士兵们的尸体还在里面。辛普森无法估计死了多少人——“只有一堆胳膊、腿和躯干”。
等最后一个队列到达英国海岸时——北边的飞行纵队越过了奥尔德堡上空的飞行检查点，南边的飞行纵队飞过了布拉德韦尔湾——有30架运载兵员和装备的滑翔机落了下来，这些事故是由牵引机发动机故障、牵引绳断裂和局部地区的浓雾造成的。尽管以军事标准来衡量，这次行动的开端大获成功——伤亡轻微，而且许多降落到地面的官兵以及大部分武器装备将在随后的空运中运抵目的地——但这些损失无疑会削弱部队的总体实力。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日子里，每一个人、每一件装备对厄克特少将来说都是重要的，可他已经失去了23架滑翔机搭载的兵员和物资。等到前往阿纳姆的部队到达空投场和空降区域时，指挥官们才发现这些损失是多么重要。
现在，当长长的“空中列车”蜂拥着飞过英吉利海峡，把陆地抛在后面时，一种新的期待开始在庞大的机群中蔓延。那种“星期日郊游”的情绪迅速消失了。当美军的飞行队列掠过海滨度假胜地马盖特（Margate）[5]时，第101空降师506伞兵团的梅尔文·艾斯尼克夫二等兵看见右边就是多佛尔的白色悬崖，从这个距离来看，那些白色悬崖就像他在纽约州北部家乡附近的阿迪朗达克山脉的灰白色山腰。英军第1空降师的D. 托马斯下士透过一扇敞开的舱门向外凝望着，直到祖国的海岸线消失，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眼睛里满含热泪。
从马奇镇和哈特菲尔德的调度点开始，空降纵队得到了各种导航设施的协助：雷达信标、特殊的有罩灯光以及无线电测向信号。现在，北海海面上的舰船打开信号灯开始为飞机导航，还有成串的汽艇——北边的航线有17艘，南边的航线有10艘——在水面上伸展开来。威廉·汤普森空军上士驾驶着牵引机，背后拖曳着一架4吨重的“霍萨”滑翔机，在他看来“用不着怎么导航，我们下面的那些汽艇就像横跨海峡的垫脚石一般”。不过，这些海军高速舰艇远非仅起到协助导航的作用，它们是庞大的海空救援行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忙碌了起来。
在飞越北海的30分钟行程中，人们看到几架滑翔机在灰色的海水里上下沉浮，此时水陆两栖飞机正低空盘旋，标明它们的位置，直到救援艇赶到。情报搜集联络单位“幽灵”小队的内维尔·海中尉“出神地”注视着“两架坠落的滑翔机和一架在水上迫降的滑翔机”。他拍了拍身边下士的肩膀。“朝下面看，霍布柯克。”海中尉喊道。下士朝下瞥了一眼。海中尉记得，“我基本上能够看得出，他的脸色发青了”。中尉迅速对下士进行安慰：“没什么好担心的，看，那些船已经把他们捞起来了。”
驾驶滑翔机的约瑟夫·H. 基奇纳上士同样对海空救援的速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的一架漂浮的滑翔机很快就得到了救援。“他们捞人的速度那么快，我甚至觉得那些人连脚都没有湿。”他回忆道。西里尔·莱恩（Cyril Line）上士驾驶的滑翔机里的人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万幸的是他们还活着。莱恩注意到，在摇摆着的黑色“霍萨”滑翔机所组成的“空中列车”中，有一对牵引机和滑翔机慢慢地掉队。他看得入了迷，只见那架“霍萨”滑翔机切断牵引绳，从容地朝海面下降，接触海水时机身周围泛起了一圈白色泡沫。他不知道“那些可怜的家伙是谁”。这时，牵引他那架滑翔机的“斯特林”轰炸机的右侧螺旋桨转速逐渐慢了下来，直至完全停机。当牵引机减速时，莱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就要飞到牵引机的前面去了”。他立即松开了牵引绳。副驾驶大声喊道：“准备水上迫降！”他们听见后面的机舱里传来步枪枪托撞击滑翔机胶合板机身的声音，那是慌乱的乘客们在试图打开一个逃生通道。飞机迅速失去高度。莱恩回头一看简直吓坏了，只见那些绝望的士兵“已经在滑翔机的顶部打开了一个洞，两边的人正打算跳出去”。莱恩惊呼道：“别这么干！系好安全带！”接着，随着“砰”的一声重击，滑翔机撞入水中。当莱恩浮出水面时，他看见飞机残骸在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漂浮着，机舱已经无影无踪，不过他的乘客都在。没过几分钟，所有人都被捞了起来。
在第一天的空运中，总共有8架滑翔机在水上安全迫降。它们落水后，海空救援单位立即以出色的表现救出了几乎所有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不过，厄克特的部队再次被削弱了——在这8架滑翔机之中，有5架是飞往阿纳姆的。
在飞越海峡的过程中，敌人除了对一架落水的滑翔机做了一些远程非精确炮击之外，并没有进行认真抵抗。第101空降师的飞行过程几乎完美，该师走的南方航线途经盟军占领的比利时。但当荷兰的海岸线出现在远方时，北部纵队中的第82空降师和英军空降兵们却开始看到不祥的灰色和黑色的高射炮火烟团，那是德国的防空火力。当他们的高度下降到仅有460米时，来自荷兰海岸线外的瓦尔赫伦岛、北贝弗兰岛和斯豪文（Schouwen）岛，以及斯海尔德河口周围防空船和驳船上的敌方炮火已是清晰可见。
护航战斗机开始脱离编队去压制高射炮阵地，人们在飞机里能够听见已成强弩之末的炮弹碎片碰撞着C―47的金属侧壁。第82空降师504伞兵团F连的老伞兵、利奥·哈特二等兵听见机上的一名新兵问道：“这些凹背座椅防弹吗？”哈特就怒视着他，这些轻金属做的椅子连一块用力扔出的石头都挡不住。在另一架C―47上，哈罗德·雷蒙德·布罗克利下士记得，有一名补充兵正在纳闷：“喂，下面的那些黑色和灰色的烟雾是什么？”还没等身边的人回答，一块弹片就穿透了飞机底部，砰的一声打在了野战炊具上，但并未造成破坏。
老兵们用不同的方式掩饰着他们的恐惧。第505伞兵团2营D连的保罗·D. 纽南（Paul D. Nunan）上士看见“那种熟悉的高尔夫球似的红色曳光弹正交织着向我们飞来”，于是他就假装打盹儿。曳光弹差一点就击中了第505伞兵团的肯尼思·W. 特鲁瓦克斯二等兵乘坐的飞机。“谁都没吱声，”他回忆道，“只有一两个人勉强笑了笑。”该团的比尔·塔克中士曾在诺曼底经历过防空炮火，他老是“害怕会从下面被击中”，觉得如果坐在3件空勤人员用的防弹衣上，就“不会那么暴露”。鲁道夫·科思二等兵记得，他觉得“很想坐在自己的钢盔上，但又知道需要把它戴在头上”。
有一个人更关切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的危险。副驾驶员比尔·奥克斯中士尽力让自己的“霍萨”滑翔机在空中平稳飞行，他回过头来查看乘客们的状况，居然看到了令他感到恐惧的一幕：3名伞兵正“平静地坐在地板上，在一个小炉灶上用军用饭盒煮茶；另外5个人站在四周，拿着缸子等着接茶水”。这场面促使奥克斯立即采取行动。他把操纵杆交给正驾驶，匆匆向机尾走去，担心滑翔机用胶合板制造的地板随时都会着火；“或许更糟的是，我们装在拖车里的迫击炮炮弹可能会爆炸，那个小小的野战炉发出的热量是很可怕的”。他怒不可遏。“我们只不过是稍微煮一下。”一名士兵安慰道。奥克斯匆匆返回驾驶舱，把事情向正驾驶伯特·沃特金斯上士做了汇报。沃特金斯笑了：“告诉他们，茶煮好时可别忘了我们。”奥克斯一屁股坐进副驾驶座，用双手捂住了脸。
尽管护航战斗机群让大多数海岸高射炮阵地安静了下来，还是有一些飞机受损：一架牵引机和拖曳着的滑翔机，以及一架搭载伞兵的C―47运输机在斯豪文岛上空被击落了。牵引机紧急迫降，机组人员全部阵亡。那架滑翔机——美军第82空降师的“韦科”滑翔机——在空中解体，附近英军飞行纵队中的第3机降轻型炮兵连连长丹尼斯·斯图尔特·芒福德（Dennis Stewart Munford）少校目睹了这一幕。“韦科”滑翔机解体时的场面把他吓呆了，“人和装备如同玩具从圣诞彩包爆竹中喷出来一样，从飞机上撒落出来”。其他人看见了那架C―47的坠落过程。挂在飞机下面的装备包裹被曳光弹点着了，“黄色和红色的火焰在黑色的烟雾中闪烁而出”，第504伞兵团3营副营长阿瑟·威廉·弗格森上尉回忆道，当时他正在附近的一架飞机上。没过几分钟，那架C―47就熊熊燃烧起来。3营的情报参谋弗吉尔·F.卡迈克尔（Virgil F. Carmichael）中尉站在舱门里面，注视着伞兵从被击中的飞机上跳伞，“因为我们的人使用伪装降落伞，我能够在他们离机时清点人数，并且看到他们都安全地逃生了”。
尽管那架飞机被火焰吞没，但飞行员却想方设法让飞机保持平稳，直到伞兵们跳出机舱。随后卡迈克尔又看见一个人跳出了飞机，“陆军航空兵使用的是白色降落伞，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机长”。他是最后一个跳伞的人。那架熊熊燃烧的飞机几乎立刻就俯冲下去，全速冲进了斯豪文岛上一处被水淹没的地区。卡迈克尔记得，“在坠地时，飞机前方张开了一个白色降落伞，大概是被坠机时的冲击波弹出来的。”对第504伞兵团3营H连1排排长詹姆斯·梅加勒斯（James Megellas）中尉来说，那架C―47坠毁的场面极具“可怕的影响”。作为机上的跳伞长，他原先曾告诉部下自己将“在到达空降场的5分钟之前”下令“起立，挂钩”，现在他立即下达了这个命令。在其他的诸多飞机上，跳伞长都做出了与梅加勒斯相似的反应，对他们来说战斗已经开始了——况且，实际上对空降部队而言，到达空降场和空投场只不过是30～40分钟以后的事情。
[1] 救世军（Salvation Army），国际基督教慈善组织，1878年由英国牧师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1829—1912）创建，其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类似军队。
[2] 许多官方报道说，第一批参加市场行动的飞机起飞时间是上午10点25分，也许他们想到的是运送探路者飞机的起飞时间。对飞行日志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时间表研究表明，空运显然是在上午9点45分开始的。——原注
[3] 萨姆·布朗（Sam Browne，1824—1901），英国将军，武装带的首创者。
[4] 此处原文有误，将麦肯齐的军衔写成了上校。
[5] 马盖特（Margate），英格兰肯特郡萨尼特区的一个城镇，位于泰晤士河口湾南面，18世纪成为著名的海滨浴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