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盟军的整个指挥系统中，对阿纳姆地区出现德军装甲部队的情报评估搞得一团糟。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前夕的9月16日发出的情报总结第26号——包含了令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不安的不祥之兆——被忽视了。总结里面写道：“据报告党卫军第9装甲师，大概还有党卫军第10装甲师，正在朝荷兰的阿纳姆地区撤退。据说他们也许能从克莱沃（Kleve）地区的军需库获得新的坦克。”
蒙哥马利在与史密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拒绝相信这份情报，现在它又在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里被无视了——就是该指挥部最早在9月10日注意到“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出现在荷兰的。9月14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班子出了最严重的纰漏，他们把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人描述为“兵力薄弱、士气低落，面对一场大规模空降突击可能全面崩溃”。现在，他们最初的立场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排除了装甲部队的存在，因为邓普西的参谋们未能在任何一张侦察照片上发现敌人的装甲车辆。
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里，布里尔顿中将的情报主任、英军中校安东尼·塔斯克（Anthony Tasker）也不打算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他仔细评估了所有可以获得的情报，断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德军在阿纳姆“除了已知的可观的高射炮之外，还有更多其他东西”。
看起来每个人都接受了蒙哥马利指挥部的乐观看法。英军第1空降军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记得：“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是我们的主要情报来源，他们给的情报我们照单全收。”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少将则用另一种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允许有任何损害乐观情绪的东西来到海峡这边。”
然而，除了盟军最高统帅部有关“失踪”的装甲部队的报告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说明德国人在增强兵力，但这些证据只是被匆匆一瞥就束之高阁。在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花园”行动部队前方，显然正有越来越多的德军部队进入防线，10天前在安特卫普犯下的战略错误现在开始显露后果，并对“市场—花园”行动的宏伟蓝图产生了威胁。正在充实斯图登特大将防线的德军部队恰恰就是从斯海尔德河口逃脱的那些七零八落的师——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遭到重创的人马，该集团军实际上已经被盟军注销了。情报军官们注意到，尽管德军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防线上的新部队却“被认为无法抵抗任何有力的推进”。然而，在比利时—荷兰边境战斗的任何一名英国兵都能够告诉他们，情况并非如此。[1]
比利时北方脏兮兮的矿业城镇利奥波德斯堡（Leopoldsburg）距离前线还不到16公里，镇内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被吉普车和侦察车塞得满满当当。所有街道似乎都通向火车站对面的一家电影院——这个平淡无奇的影剧院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观众。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该军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将穿过荷兰向北猛攻，与伞兵会师——的军官们聚集在街道上，在入口处转来转去，与此同时，戴着红色帽套的宪兵正在检查他们的证件。这是一群富有特色、生气勃勃的人，令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214旅旅长休伯特·埃塞姆（Hubert Essame）准将不由得想到，这就像“和平时期，在越野赛或索尔兹伯里平原上游行时集结的军队”。他被指挥官们色彩斑斓的着装迷住了，他们头上戴的东西形形色色，惹人注目。没有人戴钢盔，人们都戴着贝雷帽，色彩众多的贝雷帽上缀有各个著名团队令人骄傲的帽徽，其中有爱尔兰禁卫团、掷弹兵禁卫团、冷溪禁卫团[2]、苏格兰禁卫团、威尔士禁卫团，以及皇家禁卫骑兵团、皇家陆军勤务部队和皇家炮兵部队。每个人的打扮花哨而随性。埃塞姆注意到，大多数指挥官都穿着“狙击手的伪装服、伞兵夹克或者吉普车驾驶员的外套，下身穿着色彩明亮的宽松长裤、灯芯绒裤子、粗呢马裤甚至普通马裤”；许多人都没有打领带，而是戴着运动丝巾或“色彩各异的长围巾”。[3]
昵称“乔”（Joe）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大名鼎鼎的约翰·奥姆斯比·伊夫林·范德勒（John Ormsby Evelyn Vandeleur）中校体格结实、脸色红润，身高1.83米，他是爱尔兰禁卫团军官中那种潇洒到天塌了也无所谓的典型人物。41岁的范德勒身穿日常穿着的作战服：黑色贝雷帽、伞兵的迷彩伪装夹克、灯芯绒裤子和高筒胶皮靴。除此之外，范德勒的屁股上还一直用皮带吊着一把0.45英寸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夹克衫里塞着一条色彩艳丽的翠绿色长围巾。对他的坦克手来说，这条围巾已经成了一种象征。远在英格兰的那位穿戴过分讲究的将军“男孩”布朗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皱眉头的。甚至连霍罗克斯也曾经以冷幽默的方式告诫范德勒：“要是德国人抓住你，乔，他们会以为自己抓住了一个农民。”然而在9月16日，甚至连霍罗克斯都丢掉了通常英军参谋军官在衣着上无可挑剔的优雅，他没有穿衬衫，而是穿了一件螺纹马球衫，作战服外面是一件无袖的皮短外套，令人想起英国自耕农的着装。
当人缘不错的霍罗克斯沿着拥挤的剧院通道走来时，四周的人都朝他打着招呼。他召集的这次会议让大家非常兴奋，人们急于再次投入战斗。从塞纳河到安特卫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经常日均推进80公里，但自从9月4日“补充装备、加油和休息”那3天灾难性的暂停以来，进展变得很艰难了。随着英军前进势头的消失，敌人迅速恢复了元气。在之后极其重要的两周时间里，英国人的推进简直成了蠕动。在乔·范德勒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的坦克引导下，禁卫装甲师用了4天时间才推进了16公里，夺取了内佩尔特附近的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上那座至关重要的桥梁，他们在次日就要从那里发起进攻杀入荷兰。对于德国人的抵抗，霍罗克斯并不抱有幻想，不过他确信自己的部队能够突破敌人的坚硬外壳。
上午11点整，霍罗克斯迈步走上舞台。聚集在台下的人都知道，英军的攻势即将重新开始，但蒙哥马利的计划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因而在场的军官中只有几个人知道细节。离“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不到24个小时了，蒙哥马利元帅麾下的指挥官们现在首次知道了此次攻势的存在。
一幅巨大的荷兰地图挂在电影院的银幕前，彩色的线条沿着一条单线公路向北方蜿蜒蛇行，越过一条条大河的阻碍，穿过法尔肯斯瓦德、艾恩德霍芬、费赫尔、于登、奈梅亨等城镇直到阿纳姆，全程约103公里。彩色的线条从那里继续蛇行，又过了约50公里抵达须得海。霍罗克斯拿起一根长长的指示棒，开始做简报。“将来你们会跟自己的孙辈讲述这个故事，”他告诉听众们，顿了顿之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他们会被闷得发慌。”这句话让集中在台下的军官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听众当中，柯蒂斯·D. 伦弗罗（Curtis D. Renfro）中校是来自美军第101空降师的联络官，也是在场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军长的热情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柯蒂斯记载，军长讲了一个小时，“只是偶尔看一眼笔记”。
霍罗克斯一步一步地解释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复杂之处。空降部队将先行一步，目标是夺取第30军前方的各座桥梁。霍罗克斯随后将下达进攻开始的命令。地面部队预计14点开始进攻，视天气情况而定。届时350门火炮进行猛烈齐射，形成一道持续35分钟的巨大弹幕。然后，14点35分，几个波次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将呼啸而至，朝地面目标发射大量火箭弹，并引导第30军的坦克冲出桥头堡，“沿着主干道疾驶”。禁卫装甲师将荣幸地在进攻中担任先锋，在他们后面的是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和第50诺森伯兰步兵师，接着是第8装甲旅和荷兰的伊雷妮公主旅。
霍罗克斯强调，部队“不得休息，更不得停止进攻”，禁卫装甲师要“拼命地持续向前”，直至阿纳姆。霍罗克斯相信，从桥头堡发起的突破将“立竿见影”，他预计禁卫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将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到达艾恩德霍芬。如果敌人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在空降部队得手之前就把所有桥梁炸掉，那么随后赶来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工兵，就将安排人员和架桥设备冲上前去。霍罗克斯解释说，倘若需要的话，这次庞大的工兵行动可能会动用位于利奥波德斯堡地区的9 000名工兵和2 277台车辆。整个第30军的装甲纵队将排成两列，以每公里35辆的密度塞满主干道，交通将会是单方向的，霍罗克斯预计“在60个小时里，将有两万台各种车辆通过公路前往阿纳姆”。
46岁的艾伦·亨利·沙夫托·阿代尔（Allan Henry Shafto Adair）少将是著名的禁卫装甲师师长，他听着霍罗克斯的讲话，觉得“市场—花园”行动是一项大胆的计划，不过他也认为“有可能面临棘手的问题”。他估计，最糟糕的时刻将是从马斯河―埃斯科河运河桥头堡突破的时候。尽管他充分估计到德国人会进行抵抗，不过一旦突破成功，前进就“不会困难”了。除此之外，他完全信赖那支引领攻势的部队——乔·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禁卫团所部。
乔·范德勒记得，获悉自己的坦克部队将在突破中充当矛头之时，他心中正在想的却是“啊，天哪！别再是我们了”。令范德勒感到骄傲的是，他的经验丰富的部队被选中了，但他知道自己的部下非常疲倦，各单位兵力不足。自冲出诺曼底以来，不论是兵员还是坦克，他都没有得到多少补充；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为制订计划留出很多时间”。不过他接着又想到，穿过德军战线长驱直入又用得着多少时间来计划呢？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堂弟，33岁的贾尔斯·亚历山大·梅西·范德勒（Giles Alexander Meysey Vandeleur）中校是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营长。[4]他“对于坦克成单列纵队压倒德军抵抗的计划感到震惊”。在贾尔斯看来，这不是正经的装甲战。但他回忆说，“无论有什么疑虑我都吞下去了，我屈从于一种奇怪而又紧张的兴奋，就好像在赛马起跑线上的支杆处一样”。
对于影剧院里的3个人来说，这份宣告激发了他们浓烈的个人情感。荷兰伊雷妮公主旅的高级军官们率领他们的部下从诺曼底一路打过来。一开始，他们和加拿大人并肩作战；接下来，在布鲁塞尔光复以后，他们被调入英军第2集团军；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尽管期盼着荷兰解放，但昵称“史蒂夫”（Steve）的旅长阿尔贝特·德勒伊特·范斯泰芬宁克（Albert de Ruyter van Steveninck）上校、他的副手查尔斯·帕胡德·德莫尔唐斯（Charles Pahud de Mortanges）中校以及参谋长约恩克海尔·扬·贝拉茨·范布洛克兰（Jonkheer Jan Beelaerts van Blokland）少校却对解放荷兰的方式怀有深深的疑虑。斯泰芬宁克上校认为，整个计划是有风险的。德莫尔唐斯觉得英国人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显然准备不足。按照他的说法：“计划搞得似乎很不成熟。首先，我们得夺取这座桥，然后拿下那座桥，越过这条河……前方的地形有河流、沼泽、堤坝和洼地，极其困难。这一点，英国人应当已经从我们提交的许多材料中了解得非常清楚。”33岁的参谋长范布洛克兰禁不住想到以往的战争史。“我们似乎违背了拿破仑的格言，即成功的把握有75%的时候再作战，然后那另外的25%就听天由命了。英国人把它颠倒了，是75%靠听天由命。我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赶到阿纳姆，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出了差错——一座桥被炸掉了，或者德国人的抵抗比预期顽强一些——我们就会错过日程安排。”布洛克兰还有一个个人性质的担忧：他的父母住在奥斯特贝克，距离阿纳姆大桥只有4公里。
在军衔低于少校的军官当中，[5]听到此次简报的人寥寥无几，其中就包括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21岁的约翰·雷金纳德·戈尔曼（John Reginald Gorman）中尉。他受到整件事的鼓舞，认为霍罗克斯“状态正佳”。戈尔曼后来回忆，军长“发挥了所有的机智和幽默，在更具戏剧性或技术性的要点当中，穿插着稍稍离题的幽默话语，他确实是一位善于主持活动的人”。戈尔曼尤其满意“花园”行动，因为作战“要由禁卫团引领，显然他们的角色将富有戏剧性”。
当会议结束，指挥官们纷纷离去准备向自己的部队作简报时，年轻的戈尔曼首次觉得自己“私下里对成功的机会产生了怀疑”。他记得自己站在一张地图面前，心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可行的军事行动——也仅仅是可行”，实在是有“太多的桥梁”了。他对地形本身也不感冒，他认为那些区域不怎么适合于坦克机动，而且“坦克成单列行进，会让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不过，上级已经许诺：进攻将得到能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提供的空中支援，这又令人放下心来。还有另一个明确的许诺让人心安。戈尔曼记得，数月前的一天，他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了蒙哥马利亲自颁发的军功十字勋章。[6]在授勋仪式上，蒙蒂说道：“如果打赌的话，我就会说，战争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结束，这应该是一个成败参半的机会。”戈尔曼回忆说，霍罗克斯“告诉我们，这次进攻能够结束战争”。“在前往北方的过程中”，戈尔曼能够发现的唯一其他可能“似乎就是要在埃斯科运河或者附近，度过一个沉闷的漫长冬季”。他相信，蒙哥马利的计划“拥有恰当的闯劲和勇气，如果能有机会在圣诞节的时候赢得战争，那么我就支持继续前进”。
在平坦且笼罩在一片灰色之中的比利时乡间，煤田和矿渣堆让人联想到威尔士的许多地方。现在，那些要为邓普西的英军第2集团军开路的人听说了这个计划和有关阿纳姆的许诺。在小路边、露营区以及营地里，士兵们围在军官四周，了解自己将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所要扮演的角色。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2中队中队长，29岁的爱德华·盖伊·泰勒（Edward Guy Tyler）少校记得，当贾尔斯·范德勒中校告诉手下的军官们，爱尔兰禁卫团的两个营要打头阵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中传出了“近乎呻吟的声音”。“我们认为，”他回忆说，“在夺取了埃斯科运河上的那座桥以后，我们应该休息一下，那座桥我们用乔·范德勒的名字命名，叫‘乔氏桥’。但我们的指挥官却告诉我们，我们被选中是巨大的荣幸。”尽管泰勒希望能够撤销这个决定，但也同样这么认为。“我们习惯了坦克成单列纵队推进，”他记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的就是速度和支援，看起来没人担心。”
但刚满21岁的约翰·巴林顿·珀柳·奎南（John Barrington Pellew Quinan）中尉却“极其不安”。他要在第1中队中队长迈克尔·詹姆斯·帕尔默·奥科克（Michael James Palmer O’Cock）上尉的指挥下，第一次与打头阵的禁卫装甲师的坦克中队一起投入战斗。奎南的步兵将按照苏联人的模式，搭乘坦克行进。在他看来，“前面的河流数量似乎不吉利，我们并不是水陆两栖部队”，然而奎南同样为他的部下将“在整个英军第2集团军中打头阵”感到骄傲。
同样时年21岁的鲁珀特·马哈菲（Rupert Mahaffey）中尉被告知，“如果这次行动成功的话，那么家里的妻儿就会免于德国人的V―2火箭的威胁”。对此，多年后他仍然记忆犹新。马哈菲的母亲住在伦敦，当时伦敦正遭受火箭弹的猛烈轰炸。尽管他对进攻的前景感到激动，但同样认为那条一直通往阿纳姆的单一公路是“一条走起来可怕而漫长的道路”。
23岁的罗兰·斯蒂芬·兰顿（Roland Stephen Langton）上尉被弹片击伤后在野战医院待了5天，现在刚刚回来，他得知自己不再是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营部副官了，而是被派去迈克尔·奥科克上尉的突击中队担任副中队长，这让他兴高采烈。在兰顿看来，此次突破似乎是一件马到成功的事情，“花园”行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成功。“对所有人来说，德国人显然已经瓦解了、吓坏了，他们缺乏凝聚力，只能够以小股部队困兽犹斗”。
并非每个人都这么自信。第14皇家工兵野战中队1分队[7]分队长安东尼·G.C.“托尼”·琼斯中尉时年21岁，当他听说这个计划的时候，心里觉得“显然会非常困难”。那些桥梁是整个行动的关键，正如一位军官所说，“第30军的猛攻就像用一根棉线穿七根针，只要一根针没有穿过去，我们就会有麻烦”。对于24岁的爱尔兰禁卫团老兵蒂姆·史密斯来说，这次进攻“只是另一次战斗”而已。当天他最关心的是在纽马基特举行的著名的圣莱杰赛马。[8]他听说一匹名叫“德黑兰”的马将由著名的职业赛马骑师戈登·理查兹驾驭，这匹马“一定会赢”，他与营部的一名一等兵把身上的每个便士都押在了“德黑兰”的身上。如果“市场—花园”行动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话，那今天“德黑兰”就应该赢得圣莱杰赛。令他惊叹的是“德黑兰”果然赢了。他现在完全确信，“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成功。
有一个人“肯定感到不舒服”。28岁的空军上尉唐纳德·洛夫（Donald Love）是皇家空军的战斗侦察机飞行员，在禁卫装甲师的军官当中感觉自己格格不入。他是空军联络组的一员，地面突破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在地面召来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洛夫搭乘的轻型装甲车（代号“酒杯”）将紧随乔·范德勒中校的指挥车冲在前面，满载着通信设备的装甲车只有帆布车顶，这令洛夫感到缺乏保护无法自卫——这个皇家空军的联络组拥有的唯一武器是左轮手枪。范德勒说“滚动弹幕将以每分钟200码的速度向前延伸”，这个壮实的爱尔兰人把洛夫的那辆小侦察车描述为一个“能够与天上的飞行员直接通话的装甲通信站”。当洛夫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更加担忧了，“我得到的清晰印象是我将负责从头顶上‘台风’战斗轰炸机群组成的‘出租车调度站’叫车”。这个想法让他放心不下。洛夫对无线电装置所知甚少，以前也从未担任过地空联络的战术军官。随后，令他如释重负的是，他又得知第二天将有一位专家——马克斯·萨瑟兰（Max Sutherland）空军少校将与他一起，处理初期突破阶段的通信问题，之后再由他来接手。洛夫开始怀疑当初自己是否应该自告奋勇。他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个不错的调剂”。
有一项改变让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伤透脑筋。在夺取埃斯科运河桥头堡时，乔·范德勒失去了“一位亲密而又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的广播车，车顶上有一个巨大的扩音器，那辆车被德国人的炮弹摧毁了。无论是在英格兰训练的时候，还是在诺曼底大进军的过程中，乔都用这辆车向他的部队广播；而在每次行动结束之后，钟爱古典音乐的他总是放上一两张唱片，不过所选的并非总是禁卫团官兵喜闻乐见的乐曲。那辆车被炸成了碎片，那些古典音乐唱片的碎片与范德勒最喜欢的流行乐曲的碎片一起散落在乡间。这个损失让乔悲伤不已，但他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官兵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冲向阿纳姆的突击会非常艰巨，因而不必再听乔的大喇叭刺耳地播放当前的主打歌曲《赞美主并送来弹药》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伞兵和滑翔机机降步兵部队已经来到了集结地区，做好了起飞前的准备。在过去的48小时里，军官们使用地图、照片和比例模型向部下一次次做任务简报。准备工作规模庞大而又一丝不苟。在24个空军基地（8个英军基地，16个美军基地）里，运输机、牵引机和滑翔机的巨大机群经过检修、加油，装载了火炮和吉普车等装备。詹姆斯·加文准将的“全美师”第82空降师，在伦敦以北大约145公里的林肯郡格兰瑟姆（Grantham）周边的几座机场里与外界切断了联系。“罗伊”·厄克特少将的“红魔鬼”英军第1空降师，以及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中的部分人同样如此。在南边的纽伯里（Newbury），大致是在伦敦以西90公里处，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呼啸山鹰”第101空降师也被“密封”了。在同一地区，一直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是厄克特师的余部，他的部队大多数到17日清晨才会转移到机场里去，但这些在小镇、村庄以及靠近出发地点的营地里的部队同样做好了准备。现在，各地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部队都在耐心地等待出击，等待从空中进攻荷兰的历史性时刻。
与任务本身相比，隔离对有些人的影响更大。拉姆斯伯里附近一座机场里的安全防范措施令第101空降师502伞兵团2营D连的汉斯福德·C. 维斯特（Hansford C. Vest）下士明显焦躁不安。飞机和滑翔机“停满了周边几公里范围的地方，到处都是警卫”。他注意到机场围着铁丝网，“外面是英国警卫，里面是我们自己的警卫”。维斯特感觉“我们失去自由了”。第508伞兵团1营B连的詹姆斯·R. 阿勒代斯（James R. Allardyce）二等兵在拥挤的帐篷城里，试图对铁丝网和警卫视而不见，他反复检查自己的装备，“到最后装备几乎都要被弄坏了”。阿勒代斯无法摆脱那种感觉，即“我们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等着被带出去”。
其他人更担心的是他们执行任务的机会。之前的那么多次作战行动都被取消了，结果第506伞兵团的新兵、19岁的梅尔文·艾斯尼克夫（Melvin Isenekev）二等兵（他从美国赶来的那一天是6月6日，正是第101空降师在诺曼底空降的当天）在抵达集结区的时候，仍然不相信他们即将出发。艾斯尼克夫觉得自己“为了这项任务接受了长期艰苦的训练，我不想被落在后方”。不过他差点儿就被落在了后方。他试图点燃用来烧热水的临时汽油炉，把一根划着了的火柴扔进了油桶里，但发觉没有什么动静，艾斯尼克夫“把头伸到油桶上方朝里看，这时油桶爆炸了”。刹那间他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心中立即想到“现在我干了这事，他们不会让我去了”。幸运的是几分钟后他的眼睛不再那么火辣辣的，又能睁开了。不过他相信，在跳伞进入荷兰的第101空降师的官兵之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眉毛的人。
第502伞兵团3营I连24岁的丹尼尔·约翰·扎帕尔斯基（Daniel John Zapalski）二级军士长急于出发，“坚持完成了跳伞训练，希望降落伞折叠得正确，希望田野柔软，希望我没有落到树上”。尽管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但扎帕尔斯基仍然相信他的伤“并没有严重到让我无法正常履职”。他的营长，那个深受士兵爱戴的罗伯特·乔治·科尔（Robert George Cole）中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拒绝了扎帕尔斯基的参战申请。这并没能挡住扎帕尔斯基，他绕过了科尔，从团部的外科医师那里获得了一份表明他可以参加战斗的书面证明。尽管扎帕尔斯基与科尔曾经在诺曼底并肩作战，但现在二级军士长却“被科尔臭骂一顿，这是他的作风。他说我是一个傻波兰佬，不切实际、烦人且无理取闹”。不过他还是批准扎帕尔斯基参战了。
第502伞兵团的随军牧师雷蒙德·S. 霍尔上尉也有类似的问题。他“非常急于回来参加行动，与我的士兵们在一起”。但霍尔同样在诺曼底负了伤，现在医生不让他跳伞。他最终被告知可以乘坐滑翔机。牧师吓坏了，他是个老伞兵，认为滑翔机很不安全。
对死亡或失败的恐惧困扰着其他人。第502伞兵团2营F连22岁的连长勒格兰德·金·约翰逊（LeGrand King Johnson）上尉宿命般地“听天由命”，因为他想起了第101空降师在诺曼底登陆前实施夜间空降时的“惨烈和死里逃生”。他确信自己将在此次行动中难以幸免。尽管如此，这名年轻的军官还是“完全打算尽可能地折腾一下”。约翰逊不是很喜欢昼间空降的方式，那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我们将能够看见敌人了”。为了掩盖他的紧张不安，约翰逊与那伙伞兵打赌谁能喝到第一杯荷兰啤酒。约翰逊手下的查尔斯·J. 多恩（Charles J. Dohun）上士担心得“几乎麻木”了，他“不知道如何把这次昼间跳伞与诺曼底进行比较，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还不到48个小时，查尔斯·多恩上士就将麻木丢到了一边，英勇地拯救了那位信奉宿命论的约翰逊上尉的性命。
22岁的马歇尔·科帕斯（Marshall Copas）技术军士长的担心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他是一名“探路者”（空降先导员），这些人将先期跳伞为第101空降师的后续部队标出空降场。科帕斯回忆说，在诺曼底空降的时候，“在伞兵主力开始跳伞之前，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只有12分钟”。科帕斯和他的朋友——29岁的约翰·鲁道夫·布兰特（John Rudolph Brandt）中士都担心，“倘若在地面配合我们作战的是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而不是英国人的话”，他们两个人都会感觉好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和英国兵一起打过仗”。
在格兰瑟姆地区的约翰·加齐亚二等兵是第82空降师参加过3次战斗跳伞的老手了。在他看来“市场—花园”行动“纯粹是发疯”，他心里甚至觉得“艾森豪威尔已经站在德国人那边了”。
既然“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在实施了，第82空降师508伞兵团3营营长小路易斯·冈萨加·门德斯（Louis Gonzaga Mendez, Jr.）中校，就毫不犹豫地在一个特别话题上畅所欲言了。门德斯中校对部队在诺曼底痛苦的夜间跳伞经历还记忆犹新，所以对那些将在第二天运送他的营投入战斗的飞行员发出了严厉警告。“先生们，”门德斯冷冰冰地说，“我的军官们已经把这张荷兰地图和空降场牢记在心，我们做好了出击准备。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当我带着自己的营去听任务简报时，大家都清楚我的那支战备状态正值巅峰的部队有多少人。等到我在诺曼底把他们集合起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一半人。我命令你们：要么把我们扔进荷兰，要么把我们扔进地狱，但一定要把我们完整地扔进一个地方。”
第505伞兵团1营C连的约翰·亨利·艾伦一等兵是一个拥有3次战斗跳伞经验的24岁老兵，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尚在痊愈中，对这次行动显得泰然自若。“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没有打中过我，”他严肃地对自己的战友说道，“而现在他们能看见我了，一枪就能把我打下来。”第505伞兵团1营A连的拉塞尔·R. 奥尼尔（Russell R.O’ Neal）上士以前有过3次夜间战斗跳伞的经历，他确信自己的“爱尔兰好运就要用完了”。当他听说第82空降师定于昼间跳伞的时候，就写了一封永远也没有发出的信：“今天晚上您可以在窗户上挂上一颗金星[9]了，妈妈，德国人甚至在我们落地之前就有很好的机会击中我们。”第504伞兵团2营F连的菲利普·H. 纳德勒（Philip H. Nadler）二等兵为了让气氛轻松起来，散布了几个谣言——尽管在散布谣言的时候，他可能把气氛搞得更糟糕了。他最喜欢的谣言就是，第82空降师的一处空降场里有一个巨大的德军营地，党卫军部队就在其中露营。
纳德勒并没有对排里的任务简报留下深刻印象。第504伞兵团的目标之一就是位于赫拉弗的那座桥。作简报的中尉让士兵们聚集到他的周围，掀开沙盘模型上的盖子说道：“伙计们，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他把指示棒落在那座带有“赫拉弗”字样的桥上面，纳德勒第一个发表了评论。“是的，我们知道那地方，中尉，”他说道，“不过我们这是要在哪个国家降落？”[10]
第504伞兵团2营营长爱德华·尼古拉斯·韦勒姆斯（Edward Nicholas Wellems）少校同样认为这座桥的名字相当不祥，尽管那些给他的部下作简报的军官突然把发音变了，把它念作“格拉韦桥”。
这些任务简报引起了复杂的反应。第504伞兵团团部连19岁的杰克·路易斯·博默（Jack Louis Bommer）下士认为：“6个或8个星期以后我们就会回家了，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派到太平洋。”第504伞兵团2营F连21岁的利奥·迈克尔·哈特（Leo Michael Hart）二等兵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出发，他听说——也许是由于纳德勒二等兵散布的谣言造成的后果——在空降区域有4 000名党卫军。
第307空降工兵营营长，38岁的埃德温·艾伦·比德尔少校记得，有一名二等兵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一只活野兔的安全，这是在当地村庄举行的一次有奖销售活动中赢来的。他的宠物太乖巧了，人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这名二等兵担心它可能活不过跳伞行动，即使活下来也可能会被送入炖锅。
在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斯潘霍机场附近，英军第1空降师第4伞兵旅第10伞兵营的军需官，昵称“帕特”的约瑟夫·温斯顿·格洛弗（Joseph Winston Glover）中尉正在为一只红棕色的名叫默特尔（Myrtle）的鸡担忧，自初夏以来格洛弗就把它当宠物养着。“伞兵鸡”默特尔参加过6次训练跳伞，它的脖子上系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头系在降落伞的伞翼上。最初它就待在系在格洛弗左肩上的拉链小帆布包里，跳伞时格洛弗在离地15米处把它放出来。现在默特尔已经成专家了，格洛弗将其放出的高度已经达到了90多米。每次默特尔都会发疯似的拍打翅膀，发出嘶哑的尖叫声，随后仪态万方地飘落在地。格洛弗回忆说，“这只相当温顺的宠物鸡会在地上耐心地等着，等着我落地后把它抱起来”。“伞兵鸡”默特尔要去阿纳姆，那将是它的第一次战斗跳伞。但格洛弗并不打算冒不必要的风险，他计划把默特尔放在包里，直到他在荷兰着陆。
第1机降旅的基地在南方的基维尔（Keevil）附近，该旅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23岁的悉尼·纳恩（Sydney Nunn）一等兵巴不得能从他的“宠物”那里脱开身。他认为这个营地是“一场噩梦”。纳恩已经等不及要去阿纳姆或者别的任何地方，只要能离那只老是钻进他的褥子里对他纠缠不休的鼹鼠足够远就行。
英军第1空降师正在从英格兰中部向南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数座基地中待命。士兵们普遍感觉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终于要参战了。除此之外，作任务简报的军官还强调“市场—花园”行动能够缩短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对这些从1939年起就一直在作战的英国人来说，这个消息令人振奋。第21独立伞兵连的罗纳德·肯特（Ronald Kent）中士听说，“这次行动的成功甚至可能让我们夺取柏林”，而且在阿纳姆的地面抵抗力量“将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骑自行车的老年人构成”。第1伞兵旅的沃尔特·英格利斯中士同样自信，他认为这场进攻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红魔鬼”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守住阿纳姆大桥48个小时，直到第30军的坦克部队到达，然后这场战争实际上就结束了”。英格利斯估计，他将在一周之后回到英国的家中。第1伞兵旅的戈登·F. 斯派塞（Gordon F. Spicer）一等兵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次行动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我们一靠近，那些在幕后活动的德国人就会心惊胆战地缩回去了”；而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珀西·帕克斯（Percy Parkes）一等兵在听取了任务简报后则感到，“我们在阿纳姆遭遇到的将是一帮各式各样的德国厨子和办事员”。珀西说，坦克的出现“只是被顺便提了一句，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空中掩护将会强大到让我们头上的天空变黑”。医护兵杰弗里·斯坦纳斯（Geoffrey Stanners）下士估计只能见到“两三个患了疝气的营”；而通信兵维克托·里德则“期待着能看到德国的空军妇女辅助队”，他认为“空军妇女辅助队将是唯一保卫阿纳姆的德国人”。
有些能够合法地待在后方的人也急于出发，第1机降旅炮兵部队的艾尔弗雷德·W. 鲁利耶（Alfred W. Roullier）中士就是其中之一。这名31岁的空降兵发现他没有被列入参加阿纳姆行动的名单，尽管鲁利耶是作为炮手接受的培训，但眼下却在营部暂时担任食堂的军士。由于他有烹调专长，可能就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度过战争的余下时间了。艾尔弗雷德·鲁利耶曾两次恳求团军士长约翰·西利（John Siely）让自己参加攻势，但都被拒绝了。第三次的时候阿尔夫[11]·鲁利耶强调了自己的理由。“我知道这次行动能够早日结束战争，”他告诉西利，“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女，但如果这次进攻能够让我更早回家，保证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就要参战。”西利为他开了后门，阿尔夫·鲁利耶的名字被加在了即将前往阿纳姆的人员名单上了——在那里，在未来的一周内，这位在军人食堂任助理的中士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名传奇人物。
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人们的情绪普遍高涨。而在某些军官和士兵之中却涌动着一股怀疑的暗流，他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焦虑，尽管多数人还是谨慎地掩饰着自身的情绪。第1伞兵旅的丹尼尔·T. 摩根斯（Daniel T. Morgans）下士认为“‘市场’行动很是可笑”，而且“在距离目标10公里左右的地方空投，然后要边打边走穿过一座城市才能抵达目标，实际上是自找麻烦”。第1伞兵旅第3伞兵营营军士长约翰·克利福德·洛德（John Clifford Lord）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感到“这个计划有点冒险”。对于敌人缺兵少将、精疲力竭的言论，他同样不怎么认可，他知道“德国人绝非傻瓜，而是非凡的勇士”。洛德军士长的言行举止甚至能吓坏他手下的老兵（有些人在他背后甚至敬畏地称他为“耶稣基督”），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不安显露出来，因为“对士气来说那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分队长埃里克·麦克拉琴·麦凯（Eric Maclachan Mackay）上尉手下工兵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迅速赶到阿纳姆的公路桥，拆掉德国人预先布设的爆炸物，不过他对整个行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全师“在距离目标大约13公里的地方空降，可能与在150公里以外空降没有什么区别”，突然袭击和“闪电般突袭”的优势无疑会丧失。麦凯悄悄地命令部下，每人携带的弹药和手榴弹数量加倍，他还亲自向分队中的所有人简单介绍了逃跑的技巧。[12]
27岁的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Anthony Deane-Drummond）少校是第1空降师通信科副科长，他对自己的通信设备尤其关注。他所担心的除了主要的指挥单元外，还有较小的“22”型电台。在对阿纳姆展开攻击期间，师长厄克特和各座桥梁之间将依靠它联络。“22”型电台在4.8～8公里之内传输和接收效果最好，由于空降场在距离目标大约11～13公里的地方，所以可以预期其表现是不稳定的。更糟糕的是，这些电台还必须与布朗宁的空降军军部进行有效联络，按照计划后者将位于空降场南部约24公里的奈梅亨。雪上加霜的还有地形干扰，在阿纳姆的公路桥和空降区域之间是城镇本身，还得加上茂密的森林和城郊的新建住宅区。另一方面，为了给战地指挥官——这次是空降军军长布朗宁中将——收集、传递情报评估和即时报告，组建了一个被称为“幽灵”的独立情报收集联络小队，[13]他们并不为自己使用的“22”型电台的传输范围感到担心。“幽灵”小队队长、25岁的内维尔·亚历山大·海（Neville Alexander Hay）中尉是受过高级别培训的专家，他甚至“有点藐视皇家通信部队”，他的小队倾向于把皇家通信兵部队当作“穷堂弟”对待。海和他的报务员使用一种特殊的天线，能够将“22”型电台的信号传输范围提高到160公里以上。
即便海中尉能获得成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各种各样的通信手段，[14]迪恩―德拉蒙德仍然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上司、昵称“汤姆”的通信科长托马斯·戈弗雷·沃恩·斯蒂芬森（Thomas Godfrey Vaughan Stephenson）中校说，“在行动的最初阶段，这些装备是否能够令人满意地正常使用真是值得怀疑”。斯蒂芬森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即便如此问题并不大。在此次突袭过程中预计部队将非常迅速地接近阿纳姆大桥，因此可以确信各单位与指挥部失去联系的时间最多也就一两个小时。迪恩―德拉蒙德听说到时候“情况将会恢复正常，厄克特的师部将与已经上了桥的第1伞兵旅在一起”。迪恩―德拉蒙德后来回忆说，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也深受主流情绪的影响：‘不要消极，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添乱，让我们开始进攻吧。’”
眼下，做出最后的决定靠的并不是人，而是天气。从最高统帅部以降，高级将领们全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气象报告。如果考虑到距离蒙哥马利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7天时间，那么“市场—花园”行动的准备已经极其充分了，但还是需要起码3天的好天气的预告。9月16日傍晚，气象专家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除了早上有些雾之外，未来3天的天气将是晴朗的，基本上无风无云。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里，布里尔顿中将迅速做出决定。19点45分，他向部下发送了加密电传电报：“确认‘市场’行动，17日，星期日。收到请回复。”布里尔顿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投入战斗了。”他觉得今晚能睡个好觉了，正如他对参谋们说的那样，“我既然做出了决定，就不再担忧了”。
在拥挤的飞机库、帐篷城和尼森式活动房屋[15]里，等待中的人们听说了这个消息。在格兰瑟姆附近的英军第1空降师通信部队的士官食堂里，壁炉上方的一面大镜子上有人用粉笔写着“还有14个小时……绝不会取消”。霍勒斯·“霍克”·斯皮维中士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这个数字也在一次次地用粉笔改写。斯皮维已经厌倦了为那些永远没有实施的行动所做的任务简报，对他来说，镜子上的那个总是在减少的数字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证明，这一次“我们肯定要出发了”。
在所有的基地里，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做了最后的准备。他们已经听取了全面的任务介绍，检查了武器，将身上的钱兑换成了荷兰盾；现在，这些被隔离的官兵除了等待无事可做。有些人利用这段时间写信，“庆祝”即将在次日上午出击；有的人把个人物品整理好之后睡觉，或者参加马拉松式的玩牌游戏，从21点、德州扑克到桥牌。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20岁的弗朗西斯·W. 蒙克尔中士连续多个小时一直在玩21点，令他惊奇的是自己在不断地赢。蒙克尔看着面前那堆不断增多的荷兰盾，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百万富翁。他期望“战斗结束后能在阿纳姆痛快地玩耍一番”，在他看来那场战斗“只会持续48个小时”，中士用这点时间足以和德国人算账了。就在3天前，蒙克的弟弟、17岁的皇家空军上士试图在60米的空中从被击落的轰炸机上跳伞时阵亡了，他的降落伞没能完全打开。
在格兰瑟姆南部的科茨莫尔（Cottesmore）的一处基地里，第4伞兵旅第10伞兵营A连昵称“乔”（Joe）的拉尔夫·森利（Ralph Sunley）中士正在执行安全巡逻任务，确保“没有一个伞兵能溜出基地到村子里去”。在返回机场的时候，森利看见体能训练师金杰·格林（Ginger Green）中士把一个瘪了气的足球扔向空中，后者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大个子”。他敏捷地接住球，又把球扔向森利。“你用这玩意到底要干什么？”森利问道。金杰解释说，他要把这个瘪了气的足球带到阿纳姆，“完事之后我们就能在空降场玩一会儿了”。
在肯特郡的曼斯顿（Maston），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乔治·悉尼·贝利斯（George Sidney Baylis）上士盼望着能有一些娱乐活动。他听闻荷兰人喜欢跳舞，就细心地把跳舞用的轻便平底鞋打了包。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的通信兵斯坦利·G.科普利（Stanley G. Copley）购买了额外的胶卷。由于预计不会遭遇到多少抵抗，他认为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拍摄一些荷兰乡村和城镇的照片”。
有个人把他几天前在伦敦买的礼物给带上了。当初荷兰被德军占领的时候，32岁的荷兰海军少校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Arnoldus Wolters）指挥着他的扫雷艇逃了出来，驶往英国。从那时起，他就隶属于荷兰流亡政府，做着各种各样的文案工作，忙于处理信息和情报。几天以前，沃尔特斯被要求前往荷兰，作为归属厄克特少将的师部指挥的军政府和民事工作队成员，有人提议沃尔特斯出任由空降部队解放的荷兰领土的军事长官。“那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提议——从办公椅来到滑翔机。”他回忆道。沃尔特斯隶属于第1机降旅副旅长希拉里·纳尔逊·巴洛（Hilary Nelson Barlow）上校手下的一支部队，巴洛将在阿纳姆光复后担任该城的城防司令，而沃尔特斯将成为他的助手。这会儿，沃尔特斯正为即将重返荷兰而万分激动，“我被乐观情绪所鼓舞，凡是告诉我的事情我都相信。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困难，似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进攻将非常容易。我预计将在星期天空降，星期二回家，在希尔弗瑟姆（Hilversum）与妻女团聚”。沃尔特斯为妻子玛丽亚买了块手表，为女儿买了只60厘米高的玩具熊。4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她还是个婴儿。他希望不会有人介意他把玩具熊带进滑翔机。
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31岁的营长约翰·达顿·弗罗斯特（John Dutton Frost）中校将亲率他的营去夺取阿纳姆大桥，他把猎狐时吹的铜号连同作战服一块儿打了包。那只铜号是皇家狩猎队的成员送给他的，1939至1940年，他是狩猎队的队长。平时训练的时候，弗罗斯特会吹响铜号集合部队，在这次行动中他也打算这样做。弗罗斯特对于昼间跳伞并没有感到不安，任务简报会上得到的信息“让我们觉得德军兵力薄弱士气很低，那个地区的德军部队战斗力很低，装备很差”。但弗罗斯特确实对空降场有些疑虑。他被告知“大桥南边的圩田不适合伞兵和滑翔机着陆”，让他纳闷的是既然如此，“如果这么不适合的话”，为什么那些波兰人还要在大桥南边空降呢？
尽管弗罗斯特急于参加战斗，却“不喜欢前往荷兰”，他暗自希望空投能在最后一刻取消或者推迟。他很享受在林肯郡斯托克罗奇福德（Stoke Rochford）地区的日子，希望“说不定能再待上一两天，只做我以前做过的所有愉快的事情”。但他的杂念中还掺杂着其他想法，那些想法“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离开了”。9月16日，弗罗斯特睡得很香。尽管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阿纳姆之战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他又确实告诉自己的勤务兵威克斯（Wicks），把他的枪、子弹、高尔夫球杆和晚礼服装进随后出发的指挥车里。
士官食堂现在空无一人。在食堂壁炉上方的那面镜子上有最后一个记录，那是人们忙里偷闲时涂鸦的，写着：“两个小时以后出发……绝不会取消。”
[1] 英军少将休伯特·埃塞姆，在其名著《德国之战》一书（第13页）写道：“在8月底和9月的上半月，盟军的情报参谋们对实际形势的理解有误，他们把自己降低到1917年的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时期，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元帅的情报主任约翰·查特里斯（John Charteris）准将那样的层面。当时，战时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指控，查特里斯“只挑选那些适合于其想象的数字和事实，随后据此发布满是希望的报告”。在1917年的佛兰德（Flanders，西欧低地国家的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战役的各个时期，查特里斯报告说，敌人“崩溃”、“遭到重创”、“几乎没有预备队”，甚至“在逃窜”。按照英国官方历史的说法，1917年7月31日到11月12日之间，在帕斯尚尔周围相继发生的可怕战斗中，英军伤亡总数高达244 897人。——原注
[2] 冷溪（Coldstream），作为地名译作科尔德斯特里姆，是苏格兰与英格兰交界处的博德斯行政区贝里克郡的一个小自治市。著名的冷溪禁卫团于1650年在这里建立，它也是英国陆军持续在役历史最长的步兵部队，与其他四大禁卫团共同组成了英国王室的御林军步兵禁卫队。
[3] 在其历史著作《战争中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中，埃塞姆写道，“未来的检查军容风纪的人”可能会记得，“英国陆军的士气在其历史中最为高涨的时候，军官们就穿着认为最适合于他们生活条件和作战条件的服装”。——原注
[4] 此处原文说贾尔斯在乔的指挥之下，其实是错误的，由于英国陆军的奇特部队编制，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和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分属第32禁卫旅和第5禁卫装甲旅。从建制上来说，这两个营属于平级关系，充其量乔作为先头营营长也许会给紧随其后的贾尔斯提供一些战术建议，而非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5] 这里的原文是brigade major，在英军中译作旅参谋长或者旅作战和情报科长，大多数情况下由一名少校担任。
[6] 诺曼底战役期间，他在卡昂的战斗中率领1组3辆“谢尔曼”型坦克与4辆德国坦克不期而遇，其中1辆是60吨重的“虎王”坦克。他的部下迅速命中了敌方坦克，但对“虎王”坦克厚厚的装甲几乎无效，戈尔曼则猛烈地撞击那辆巨大的“虎王”坦克，在那辆坦克试图逃跑的时候打坏了它的火炮，并在德军车组弃车后将他们俘虏。——原注
[7] 英国陆军的编制保留着诸多传统，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为独特，有些部队营辖中队（Squadron），中队辖分队（Troop）。因此中队一般是连级单位（中队长的军衔大多是少校），分队则是排级，而在美国陆军中，Troop通常是指装甲骑兵连。
[8] 纽马基特（Newmarket），英格兰东南部城镇，著名的赛马中心。圣莱杰赛马（St. Leger Race），被誉为平地赛马赛季中“皇冠上的明珠”，是英国三冠大赛（Triple Crown）收尾战，同属于英国五大赛马经典赛事之一，拥有最悠久的历史。1776年由陆军上校安东尼·圣莱杰（Anthony St Leger）创办，1778年用他的名字命名，限3龄马驹参加，赛程约2.8公里，每年9月举行。
[9] 金星（gold star），在美国窗前挂金星表示有家庭成员为了国家战死疆场。
[10] “赫拉弗”的拼写是“Grave”，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坟墓”，纳德勒的这句话是调侃，言外之意是：“我们都是要去坟墓里的，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坟墓。”
[11] 阿尔夫（Alf）是艾尔弗雷德的昵称。
[12] 有关英军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大桥活动的精确的叙述之一，见于埃里克·麦凯所写的《阿纳姆大桥之战》一文，载于《布莱克伍德杂志》1945年10月号。——原注
[13] 在英军历史上，“幽灵”侦察队是大本营联络团的别称，兵力共850人，装备了轻型装甲车辆和大功率电台，负责向集团军群指挥部提供己方部队的动向和位置。“市场—花园”战役中有一个小队临时配属英军空降部队行动。
[14] 通信配置中包括皇家空军提供的82只鸽子，鸽舍位于伦敦地区——这就是说，如果它们在经历了空降和德国人的打击之后还活着的话，要飞行约386公里才能传递信息。——原注
[15] 尼森式活动房屋（Nissen huts），加拿大人彼得·诺曼·尼森（Peter Norman Nissen，1871—1930年）少校设计的一种瓦楞铁皮半圆顶和水泥地面的活动房屋，可以用作营房或者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