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冯·伦德施泰特孤注一掷，打算把陷入困境的第15集团军拯救出来的同时，在240公里外的安特卫普，英军第11装甲师师长乔治·菲利普·罗伯茨（George Philip Roberts）少将正兴高采烈地向上级汇报，自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他的部队不但攻占了市区，还拿下了那座巨大的港口。
罗伯茨的坦克部队与禁卫装甲师一起，在仅仅5天的时间里异乎寻常地推进了400多公里。迈尔斯·克里斯托弗·邓普西（Miles Christopher Dempsey）中将英勇的英军第2集团军先头部队，接到了第30军军长布赖恩·格温·霍罗克斯（Brian Gwyne Horrocks）中将的命令，要“疯狂地持续前进”。禁卫装甲师被留下占领布鲁塞尔，罗伯茨的师则绕过这座城市，在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的勇敢协助下于9月4日凌晨杀入安特卫普。大约36个小时以后，英军就肃清了深水港内惊慌失措的敌人。大获全胜的罗伯茨现在报告说，他的部下已经完好无损地夺取了安特卫普占地4平方公里的巨大港区。仓库、起重机、桥梁、5.6公里长的码头、驳岸、船闸、干船坞、机车车辆都被夺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连那些极其重要的电控水闸都处于工作状态。[1]
德国人破坏港口的计划失败了。他们虽然已经在主要桥梁和其他关键设施下面安放了炸药，但由于被英军和抵抗组织（其中的比利时工程师清楚地知道炸药安放处）的惊人速度搞得不知所措，一片混乱中的德国守军根本没有机会摧毁这些巨大的港口设施。
37岁的罗伯茨出色地完成了下达给他的任务。不幸的是，在此次欧洲战场最大的失算当中，没有人指示他利用当前的态势扩大战果——也就是说，立即挥师北上，在北郊的阿尔贝特运河上建立桥头堡，然后全速冲向仅仅29公里外的南贝弗兰半岛根部。只要坚守该地峡3.2公里长的根部，罗伯茨就能困住里面的德军，从而为肃清至关重要的北岸之敌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2]，安特卫普港作为重要的战利品已经落入盟军手中，但河口却仍然在德军的把守之下。这个巨大的港口本来能够缩短盟军整条战线的补给线并向其输送物资，现在却没能派上用场。在令人头脑发热的气氛之中，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疏忽会带来严重后果。确实，似乎没有必要匆忙上阵，既然德国人已经溃败，那么随时都可以肃清残敌。第11装甲师已经完成了既定任务，那接下来就该坚守阵地待命出击了。
邓普西的装甲部队在北方的长驱直入堪与巴顿在阿登高地南部的推进相媲美，不过这一过程就这么结束了，尽管此时还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一点。罗伯茨的部下疲惫不堪，燃料和补给都不足。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其余部队同样如此。因此，就在那天下午，那种把受到重创后全无士气可言的德国人赶回北方的无情压力突然就减轻了。当英国人停顿下来，等候“补充装备、加注燃料并休息”的时候，在安特卫普犯下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
甚至连颇具朝气和能力的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都没有考虑安特卫普。[3]和英军第21集团军群指挥官蒙哥马利元帅一样，他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另一个目标上：渡过莱茵河，迅速结束战争。就在几个小时前，为各集团军的气势和干劲而欢欣鼓舞的蒙哥马利给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发动强有力的挺进直捣柏林，就有可能到达那里结束对德战争。”
身处伦敦的荷兰亲王伯恩哈德与威廉明娜女王进行了商谈，然后给待在加拿大的妻子朱丽安娜公主发了封电报，催促她立即飞到英国，准备一旦荷兰获得自由便返回祖国。为期数年的流亡生活即将结束，解放会迅速到来，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不过，伯恩哈德却又觉得心神不安。
在过去的72小时里，抵抗组织发来的电报反复强调，驻扎在荷兰的德国人惊慌失措，并一再说开始于9月2日的撤退仍然在进行。但现在——9月5日——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报告说，尽管德国人仍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集体大逃亡似乎慢了下来。伯恩哈德也听取了荷兰流亡政府首相的报告。海布兰迪首相有点尴尬，显然他在9月3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为时过早，毫无疑问盟军部队根本就没有越过荷兰边境。亲王与首相分析原因，英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从他们收到的地下抵抗组织电报来看，荷兰的形势肯定是很明朗的。
伯恩哈德迷惑不解，他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只能倚仗他的顾问们。[4]如果德国人仍然处于混乱之中，就像他的抵抗组织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由几辆坦克进行一次突击”就能“在几个小时内”解放国家——那么英国人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也许是因为蒙哥马利不相信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认为他们外行或者不可靠？伯恩哈德找不出别的解释。否则，为什么英国人并没有马上越过边境，而是一再犹豫呢？他与他的大臣们、美国的巡回大使安东尼·比德尔，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保持着联系，并由此意识到部队的推进是如此顺利，以至于形势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生变化。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想得到第一手信息。他做出一个决定：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允许他飞到比利时，尽快见到蒙哥马利本人。他对盟军高级指挥层很有信心，对蒙哥马利更是如此。即便如此，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伯恩哈德也应该知道。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简朴的帐篷指挥部，就设在距离布鲁塞尔市中心几公里处的拉肯（Laeken）的花园里。他曾发出一份“仅限艾森豪威尔阅读”的个人密电，这会儿正在指挥部里不耐烦地等待回音。这份9月4日深夜发出的电报迫切要求向柏林发起一次迅猛有力的突击。现在已经是9月5日中午，这位58岁粗率精瘦的阿拉曼战役的英雄正在等候答复，为战争的未来进程而烦恼。在诺曼底登陆的2个月前他就说过：“如果我们行事妥当，不犯错误，那么我相信德国将在年内退出战争。”蒙哥马利始终坚定地认为，在盟军攻占巴黎并渡过塞纳河之前，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就已经铸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宽大正面战略”——也就是让各集团军稳步向第三帝国边境推进，然后抵达莱茵河——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就制定出来的，当时可能是正确的，但眼下蒙哥马利认为随着德国人突然崩溃，当初制定的方针现在已经过时了。正如蒙哥马利指出的那样，这个战略仍旧“毫不动摇”，他受到的所有军事训练都告诉他：“我们不能犯了错而不受惩罚，而且……我们将面临一场给英国人民带来沉重负担的漫长的冬季战役。”
8月17日，他曾向美军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中将提出了一个单向推进的计划，他本人的集团军群以及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应该“作为一个拥有40个师的紧密团体待在一起，它将会强大到坚不可摧，这支部队应该向东北方向挺进”。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将扫清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德军，并夺取安特卫普和荷兰南部；布莱德雷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其右翼位于阿登高地，应该朝亚琛和科隆挺进。蒙哥马利提议的攻势的基本目标“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夺取莱茵河上的桥头堡，并迅速攻占鲁尔地区”，他解释说此举肯定能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的计划需要使用艾森豪威尔4个集团军中的3个——英军第2集团军、美军第1集团军以及加拿大第1集团军。至于第四个集团军，也就是巴顿的美军第3集团军，此刻正因其辉煌的进军而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蒙哥马利自然就给忽略了。他平静地提议，该集团军的推进应该停止。
蒙哥马利原本相信布莱德雷会响应他的提议，但大约48小时以后，他却得知后者事实上赞同由美军进行突击，也就是由巴顿朝莱茵河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进军。这两个计划都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战略理念，盟军最高统帅想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同时向鲁尔区和萨尔区挺进。在蒙哥马利看来，这不再是“宽大正面战略”，而是一个双重突击的计划。他感到现在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尤其是巴顿，他似乎被给予了高度自由。在蒙哥马利看来，艾森豪威尔决心坚持其原先的战略理念就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最高统帅“实际上完全不了解地面战斗的情况”。
蒙哥马利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正是基于近来令他感到愤慨的事态发展，他觉得这种发展贬低了自己的作用。9月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接管了地面部队的总指挥权。由于最高统帅认为蒙哥马利是“阵地战的大师”，所以把诺曼底登陆当日的突击以及随后作战初期阶段的盟军地面部队的总指挥权交给了这位英国将领。这样一来，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也就处在了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8月底，据美国报纸披露，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仍然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作战，这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一片抗议浪潮，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上将命令艾森豪威尔“立即直接指挥”所有地面部队。美军的各集团军又由美国人自己来指挥了。这个举动令蒙哥马利措手不及。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威尔弗雷德·德甘冈（Francis Wilfred de Guingand）少将后来说：“我认为蒙哥马利……绝没有想到这个日子会来得这么快，可能他希望这个在进攻初期确立的指挥权会保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我认为，他常常忽略声望和民族感情的影响，或是美国在兵员和武器装备上愈来愈大的贡献……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让一位英国将领和一个英军指挥部对数量更多的美军部队无限期地保留指挥权显然是不可能的。”[5]对他的参谋们来说这可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但对蒙哥马利而言则完全不同，他觉得受到了公开羞辱。[6]
蒙蒂和他的上级——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Sir Alan Brooke），对艾森豪威尔都颇有微词，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两人都认为他内心矛盾、优柔寡断。在7月28日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中，布鲁克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对战争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还有一次，他对最高统帅的定论是“很有个人魅力”，但“从战略角度来看，才智却非常非常有限”。蒙哥马利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看出，艾克简直没有干这项工作的经验”，他觉得虽然历史将会把艾森豪威尔记载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最高统帅，但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他却很糟糕，很糟糕”[7]。愤怒的蒙哥马利于是开始鼓吹一个“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概念，这是一个介于各集团军群指挥官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职位，他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干这项工作——那就是他自己。对于这场地下宣传活动，艾森豪威尔了然于胸却不动声色。最高统帅其实同蒙哥马利一样固执，马歇尔将军给他的命令非常清楚，即便真要有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那也非他本人莫属。
直到8月23日以前，蒙哥马利都没有机会与艾森豪威尔讨论单向挺进的计划或者设立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想法。但在8月23日当天，最高统帅来到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吃午餐。饭后，倔强的蒙哥马利非常冲动地坚持要与最高统帅私下会晤，他还要求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回避。史密斯离开了帐篷，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艾森豪威尔神情严肃地捺住性子，让他的下属就有关“一个稳妥而又合理的计划”的必要性给他开了个讲座。蒙哥马利要求艾森豪威尔决定“主攻方向定在哪里”，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迅速确保获得决定性的战果”。他一再要求“单向推进”，他警告说，如果最高统帅坚持“宽大正面战略，全线齐头并进让所有人持续作战的话，那么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停顿下来”。蒙哥马利警告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德国人就会赢得恢复元气的时间，战争就会贯穿整个冬天，很可能拖到1945年。如果我们把补给分摊开来，以一个宽广的正面向前推进的话，我们就将处处薄弱，毫无胜算”。在他看来，只有一个方针：“或者是让右翼停下来，用左翼进行打击，或者是让左翼停下来，用右翼进行打击。”只能有一处推进，并竭尽全力对其进行支援。
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可能收获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也可能造成灾难，他不打算承受相关风险。艾森豪威尔发现自己夹在两方之间，一方是蒙哥马利，另外一方是布莱德雷和巴顿——每一方都鼓吹“重点进攻”，每一方都想担当此任。
蒙哥马利素以行动迟缓的战术而声名狼藉，即便这样的战术是成功的，此时他还要证明自己完全可以用巴顿的速度来利用形势；此刻巴顿的集团军已远远超过其他部队冲在了最前方，渡过塞纳河后正全速冲向德国边境。艾森豪威尔圆滑地对蒙哥马利解释说，不论单向推进是好是坏，他都无法阻止巴顿，无法让美军第3集团军停下来。“美国人民，”最高统帅说道，“绝不会容忍让它停下来，而舆论是能赢得战争的。”蒙哥马利激烈地提出异议。“胜利才能赢得战争，”他宣告，“要是把胜利给人民的话，他们就不会在意是谁赢得了战争。”
艾森豪威尔不为所动。他认为蒙哥马利的观点“过于狭隘”，这位陆军元帅并不“理解总体形势”，但他当时并没有这样说。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解释说，他想让巴顿继续东进，这样他就可能与从南方推进的美军和法国军队相呼应。他简洁明了地表示，自己的“宽大正面战略”将会持续下去。
蒙哥马利暂时把话题转到地面部队总指挥上。“得有人替你指挥地面作战事宜。”蒙哥马利声称，艾森豪威尔应该“运筹帷幄，以便在涉及海陆空等方面的整个错综复杂的全局问题上不偏不倚”。他不再傲慢，态度转而谦恭起来。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涉及美国的舆论”，他将欣然“让布莱德雷掌控战斗，在他的麾下效劳”。
艾森豪威尔迅速拒绝了这个建议。把布莱德雷置于蒙哥马利之上，是英国人民无法接受的，反过来美国人民同样无法接受。他解释说，至于他本人的角色，他无法偏离亲自指挥战斗的计划。但是，为了寻找一些迫切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打算对蒙哥马利做出一些让步。他需要海峡的各座港口以及安特卫普，它们对盟军的整个补给问题至关重要。出于这种考虑，艾森豪威尔说暂时将优先考虑由第21集团军群向北方挺进。蒙哥马利可以使用在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眼下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仅有的预备队，此外他还可以得到在其右翼推进的美军第1集团军的支持。
用布莱德雷将军的话说，蒙哥马利已经“赢得了最初的小争论”，但这个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坚信艾森豪威尔已经错失了“巨大的机会”。巴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亦有同感——不过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艾森豪威尔不仅以美军第3集团军（的推进速度）为代价，把补给的优先权给了蒙哥马利，还拒绝了巴顿冲向萨尔河的建议。巴顿认为这是“这场战争最重大的错误”。
在这场两人间的个性冲突和军事哲学冲突之后的2周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速度上已经堪与巴顿的集团军相匹敌。到9月5日，随着他的先头部队进入安特卫普，蒙哥马利更加确信自己单向推进的概念是正确的，他决心要推翻最高统帅的决定。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蒙哥马利坚信德国人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非只有他一个，各级指挥部的情报军官几乎都在预告战争结束在即。最乐观的估计来自伦敦的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缩写JIC）。德国的形势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委员会认为敌人已无力恢复元气。他们估计说，每一个迹象都表明“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控制之下的有组织抵抗，不可能持续到1944年12月1日以后，而且……还可能结束得更早一些”。盟军最高统帅部也持同样乐观的态度。8月底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总结宣称：“8月份的各场战役获得了成功，西线之敌遭到重创。两个半月的苦战已经令欧战结束在望。”一周之后的当下，他们认为德军“已不再是一支具有凝聚力的军队，而是若干个企图逃跑的战斗群，失去组织甚至萎靡不振，缺乏武器装备”。英国陆军部作战局那位保守的局长约翰·诺布尔·肯尼迪（John Noble Kennedy）少将[8]甚至也于9月6日提出，“如果我们以近来的速度向前推进，那么28日就应该兵临柏林城下了……”
在这个乐观预言的大合唱当中，似乎只有一个持异议的声音。美军第3集团军情报部长奥斯卡·威廉·科赫（Oscar William Koch）上校认为，敌人仍然有能力做最后的挣扎，并警告说“除非国内发生动荡或者德国国防军进行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暴动……否则德军将继续战斗，直到被消灭或者被俘”[9]。但对第3集团军热血沸腾的指挥官乔治·巴顿中将来说，手下情报军官的谨慎评估并没有什么意义。与北方的蒙哥马利一样，南方的巴顿离莱茵河只有160公里，他也坚信现在是“冒险长驱直入杀入敌人国土”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唯一的区别在于，究竟应该由谁来冒风险。现在这两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荣耀而竞相投标的指挥官为了获得那个机会而一争高下。热切的蒙哥马利把他的竞争范围缩小到了巴顿一人：一位统率整个集团军群的英国陆军元帅，正在试图赶超一位统率1个集团军的美军中将。
在前线各地，胜利的狂热严重影响了战地指挥官们。历经了惊人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之后，不少证据都表明德国人已经满盘皆输了，人们自信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胜利的波涛继续淹没齐格弗里德防线，并波及防线后方的区域杀入德国的心脏。然而，要让敌人难以立足、陷入混乱，就要求盟军持续不断地施压。对继续施压的支持现在已经催生出了一种几乎无人意识到的危机。那种令人飘飘然的乐观主义近乎自我欺骗，因为此时此刻艾森豪威尔的大军从塞纳河畔兴奋地向前冲刺了300多公里之后，面临着巨大的车辆维护和补给难题。在6个星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的持续进军之后，还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前进的势头突然消失了。当第一批坦克开到德国的大门口，在一些地方开始试探“西墙”防线之时，推进速度开始放慢。盟军的追击结束了，被自己的成功扼杀了。
减缓盟军推进速度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港口。其实补给品并不短缺，但补给物资的储备点却在诺曼底，仍然需要通过海滩运上欧洲大陆，或是通过唯一可用的瑟堡（Cherbourg）港登陆——港口位于先头部队后方大约725公里处。从如此遥远的后方为4个全速追击的庞大集团军提供补给物资是一个噩梦般的任务，缺乏运输工具更是雪上加霜。铁路网要么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就遭到了轰炸，要么就是被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破坏了，修复的速度根本跟不上货运需求。而输油管道还在铺设和向前延伸之中。结果从官兵的口粮到燃料，任何物资都得通过公路向前方运送，但令人沮丧的是卡车数量却严重不足。
追击部队在日复一日地向东边挺进，为了能与巴顿齐头并进，每种车辆都被迫用于后勤服务。火炮、高射炮以及备用的坦克被从运输车上卸下留在后方，节省出来的运输车辆就可以用来运送补给物资。各师的运输连都被调走了，英国人干脆把整整1个军留在塞纳河西边，这样一来这个军的运输工具就能为快速推进的集团军其余部队所使用。由于活塞有毛病，英军有1 400辆3吨卡车无法使用，随着这个问题被发现，蒙哥马利的处境更加艰难。
现在人们做出了种种艰巨努力保证追击不停顿。一种传送带式的卡车车队——“红球快运”——向东方疾驶，卸下补给品之后又折回西边再装上补给物资，有些车队常常要疲惫地来回行驶960～1 300公里。即使所有可用的运输工具都昼夜不停地行驶，即便战场上的指挥官采取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各集团军对补给物资的需求仍然无法得到满足。由于负担超过了其能力，这个临时的补给架构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除了严峻的运输问题之外，从诺曼底开始的高速进军也确实令盟军人困马乏了。坦克、半履带车以及各种各样的车辆经历了长时间行驶后，因缺乏适当的维护保养而抛锚。不过这一切困难在汽油短缺面前都相形见绌。艾森豪威尔的各集团军每天需要100万加仑燃料，但收到的却只是这个数字的很少一部分。
后果是严重的。在比利时，当敌人从眼前逃跑的时候，美军第1集团军却原地停留了整整4天，因为它的坦克没有油了。巴顿的第3集团军领先别的集团军160公里以上，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却不得不在默兹河[10]畔停顿了5天——他的装甲纵队把汽油用了个精光。当巴顿发现他定了40万加仑汽油，但由于优先级的关系被削减到只有32 000加仑时，不禁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令先头军的军长：“尽快抬起你们的屁股前进，直到你们的发动机汽油耗尽，然后下车步行，该死的！”巴顿对指挥部里的参谋们大发牢骚，说自己要“面对两个敌人——德国人和我们的最高统帅。我能够收拾德国人，却没有把握战胜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他做出过尝试。巴顿坚信能够在几天内杀出一条路进入德国，并对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发出强烈呼吁。“我的士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他怒吼道，“可是我的坦克得有汽油啊。”
在诺曼底痛打德军，突破之后对德军进行系统且迅速的打击已经造成了己方后勤方面的危机。诺曼底登陆的计划者们本来以为，敌人将会在各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河流岸边设置防线坚持战斗，因而预测进军速度会更保守一些。他们认为，在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和攻占海峡的各处港口之后，应该停顿下来重组部队、囤积补给。预期的立足点将在塞纳河以西，按照预定的时间表，盟军9月4日（D日90天以后）才能进抵塞纳河。敌军的突然崩溃以及向东的仓皇逃窜令盟军的时间表成了废纸一张。谁能预见到盟军的坦克部队会于9月4日就出现在塞纳河以东320公里的地方，甚至还进入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们本来估计，大约要用11个月才能兵临亚琛的德国边境。现在，随着坦克纵队接近“第三帝国”，盟军把他们的进军时间表提前了差不多7个月。补给和运输系统本来是根据比这慢得多的推进速度设计出来的，现在却苦苦支撑着狂热追击所造成的压力，这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后勤问题形势严峻，但谁也不想承认各集团军必须尽快停止前进，或者追击已告结束。“师级以上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都一门心思地认为，只要再加上几吨补给，他就能够继续向前冲去赢得这场战争……因而，每个指挥官都乞求和要求更多优先权，而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的面前又确实都有可以迅速利用的机会，这就使得这些要求完全顺理成章了。”即便如此，最高统帅自己也受到乐观主义的感染，他相信进军势头能够维持下去，足以在德国人找到机会布防之前便攻破齐格弗里德防线，因为他在“整个前线”都看到了敌人“崩溃”的迹象。9月4日，他命令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攻占萨尔区和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地区”，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攻占鲁尔区和安特卫普”。
看起来，这份公告甚至让巴顿也心满意足。现在他确信，只要有充足的补给，麾下强大的第3集团军就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抵达萨尔工业区，然后继续一路冲到莱茵河。[11]而在全军上下空前浓厚的胜利氛围里，蒙哥马利在9月4日发出的密电中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远远超出了8月17日的提议，甚至还远远超出了8月23日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范围。这位英军第21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坚信，德国人已经崩溃了，他不仅能够抵达鲁尔区，还能一路冲到柏林。
在发给艾森豪威尔的共有9段文字的电报中，蒙哥马利再次阐述了那些理由，他坚信进行一次“真正有力而又迅猛的突击”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两个战略机会向盟军敞开，“一个经由鲁尔地区，另一个经由梅斯和萨尔地区”。但他又认为，由于“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无法维持两个方向上的突击”，只有其中一次有机会——那就是他的攻势。在蒙哥马利看来，在北方“经由鲁尔地区”进行的攻势，“有可能带来最好和最快的战果”。为了确保成功，蒙蒂的单向突击将需要“一切必备的给养……而且是无条件的”。他现在明显对任何其他的考虑都不耐烦了。他公开表明自己的计划和指挥水平的价值所在，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能够马到功成的人，其他作战行动则仅能依靠剩余的后勤支援进行有限的推进。他提醒最高统帅这是不可能妥协的。他拒绝考虑双重攻势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把我们的保障资源一分为二，使得哪一路攻势都不够猛烈”，结果“战争势必将旷日持久”。蒙哥马利认为，问题是“非常简单而又明了的”，而时间又“极为重要……因而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这位自威灵顿[12]以来最深孚众望的英军指挥官既言辞刻薄又态度专横，他执迷于自己的想法。他分析说，考虑到严峻的后勤形势，他的单向突击理论比2个星期以前更站得住脚了。蒙哥马利以他倔强的方式——而且毫不在乎对方对其电报里的措辞口吻会有什么看法——不仅仅是在向最高统帅提议、更是在口授一个行动方案，艾森豪威尔必须让别的集团军——尤其是巴顿的集团军停下来——这样所有的资源就能用来支援他这路进军。这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结尾是蒙哥马利傲慢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你正往我这边来，不妨顺道来磋商此事，”他提议道，“如果你能来的话，我很乐意在明天午餐的时候见到你。不要以为我能在现阶段离开前线。”自己的结束语几近无礼，但蒙哥马利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只是为可能丧失这个彻底消灭德国人的最后机会而感到焦虑。他就像帽贝[13]一样，紧紧抱住他的单向推进计划不放，因为他确信艾森豪威尔也一定意识到了，进行最后一击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瑟堡半岛西部的格朗维尔（Granville），盟军最高统帅在别墅的卧室里读了蒙哥马利发来的那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既感到愤怒又觉得难以置信。55岁的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不现实”且“异想天开”的，为了单向推进的计划蒙哥马利连续3次把他纠缠得火冒三丈。艾森豪威尔本以为8月23日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关乎战略的冲突，但现在蒙哥马利不仅再次鼓吹他的理论，甚至还提出要一路冲到柏林去。平时艾森豪威尔总显得冷静且很好相处，现在却发了脾气。“除了蒙哥马利以外，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可行的！”他朝着参谋们大发雷霆道。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海峡的各个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港。这一点为什么蒙哥马利就不能理解呢？最高统帅太清楚那些诱人的机会了，但正如他对盟军最高副统帅、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爵士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中将所说，蒙哥马利“侈谈率领一支军队进军柏林，而这支军队还得从海滩上获取绝大部分补给物资，真是异想天开”。
蒙哥马利发来的这份电报就时机而言糟得不能再糟了。最高统帅由于右膝受伤打了石膏，此刻正撑坐在床上，蒙哥马利对此却一无所知。不过，艾森豪威尔并非仅仅因为这份电报就心绪不宁。4天前的9月1日，他把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主要成员留在伦敦，自己来到欧洲大陆亲自指挥，并在格朗维尔附近的瑞卢维尔（Jullouville）设立了一个小型前进指挥部，但这还远远不够。由于各路大军运动推进惊人，艾森豪威尔滞留在距离前线超过640公里的地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通电话或者电传设施，除了依靠无线电和原始的传令兵系统之外，他无法与战地指挥官们进行实时交流。除了这些战术上的不适外，他的身体也略有不适，那是他对主要指挥官们进行一次例行飞行视察之后受的伤。9月2日，他在巴黎西南厄尔（Eure）河左岸的沙特尔（Chartres）与美军高级将领们开会，回去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由于能见度太低，艾森豪威尔的飞机未能在统帅部的简易机场上降落，而是在别墅附近的海滩上迫降——安全降落。不过，在尽力帮助飞行员把飞机拖离水边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右膝严重扭伤。如此一来，这位最高统帅就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动弹不得了——他本想亲自指挥地面战斗，从而在战局剧变之时能做出迅速决断，但这一切在短期内都化为泡影了。
尽管蒙哥马利——或布莱德雷和巴顿——可能感到艾森豪威尔“完全不了解地面战斗的情况”，但除了距离前线较远以外，最高统帅不仅清晰地洞察着战斗，更牢牢把握着前线的态势。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部由优秀的英美参谋军官组成，他们共同协作，其对每日战场态势的认知比他的将领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虽然他期望战地指挥官们能够体现出主动性和胆魄，但只有最高统帅和他的参谋们才能够纵观全局并做出相应的决定。说实话，在眼下的过渡阶段虽然艾森豪威尔正在亲自指挥，但似乎又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是由于最高统帅这个职务的复杂性所致。联合指挥绝非易事，艾森豪威尔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计划，才使得整个系统保持着运转。为了盟国间和睦相处，艾森豪威尔可以对战略进行调整，但不会把小心谨慎的习惯抛到九霄云外，正如最高统帅后来承认，他无意让蒙哥马利“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进攻”[14]。
对蒙哥马利的言行，艾森豪威尔所做的不仅仅是容忍，还一再做出让步，这往往让那些美国将领感到愤慨。然而蒙哥马利似乎“总是什么都想要，但他这辈子做任何事情都是慢慢腾腾的”[15]，艾森豪威尔说，他理解蒙哥马利的怪癖，比这个英国人自己更加理解。“听着，人们告诉过我他的童年，”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当举行一场比赛，比赛的一方是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16]，而另一方是一些不入流的学校时，有些加入团队的少年就会有点自惭形秽。这个人穷其一生都在试图证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管怎么说，这位英国陆军元帅的观点清楚地体现出了他的英国上司关于盟军应该如何作战的理念。
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蒙哥马利在提出这种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却总让美军指挥官们感到不舒服。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统帅，又得到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充分授权，他首要关心的是把盟军团结在一起，迅速赢得战争。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些参谋，包括许多英国人在内，都认为蒙哥马利令人难以忍受，对他的看法如出一辙。尽管如此，除了在私下里同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议论之外，艾森豪威尔却从未公开评论过他。事实上，最高统帅对蒙哥马利的积怨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深得多。艾森豪威尔觉得这位陆军元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完美的……一生中从未犯过错误”。现在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让他犯下一个错误。“拆掉在瑟堡的美国人这堵东墙，”他告诉特德，“肯定补不上要赶往柏林的英国人这堵西墙。”
话虽如此，但与英国人最喜爱的将领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仍然让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最高统帅决定，在之后的几天内与蒙哥马利会晤，力图澄清他所认为的误解。他将再次尝试详细地解释自己的战略，希望能与蒙哥马利达成共识，无论这个共识会有多么勉强。会晤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对一件事情做了明确表态，那就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蒙哥马利的单向推进计划以及进军柏林的申请。9月5日晚，他在给蒙哥马利的密电中说道：“虽然我同意你提出的关于向柏林全力突击的构想，但我并不认为现在就应该开始，更无法苟同为此要摒弃其他所有的作战行动。”最高统帅认为，“西线的德军主力正遭受毁灭性打击”，应该乘胜“迅速突破齐格弗里德防线，在宽大正面上渡过莱茵河，然后攻下萨尔和鲁尔地区。我打算尽快付诸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些步骤将“夺取德国的主要工业区，并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其进行战争的大部分潜力”。艾森豪威尔表示开放勒阿弗尔（Le Havre）港和安特卫普港是绝对有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让随后深入德国的“强力突击”顺利进行。但是眼下，艾森豪威尔强调，“不论怎样分配我们目前的物资给养，都无法支持挺进柏林”。
36个小时后，蒙哥马利才收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而且只收到了电报的后半部分。后面的两节电文蒙哥马利是在9月7日上午9点收到的，开头的两节电文直到9月9日上午10点15分才收到，那时又过了48个小时了。蒙哥马利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再次证实，最高统帅“脱离战斗太远了”。
蒙哥马利收到的电报的第一节（整篇电文的第三节）就足以清晰地表明，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因为该片段中有这么一句话：“不论怎样分配我们目前的物资给养，都无法支持挺进柏林。”蒙哥马利立即发出一封电报，表示强烈反对。
随着追击速度的放缓，蒙哥马利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德国人的抵抗正变得日益顽强。蒙哥马利的电报特别强调了补给短缺，在电报中他声称只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一半，因而“不能长此以往”。他拒绝将注意力从直取柏林的计划上转移开，而对于艾森豪威尔有关“开放安特卫普港的极端必要性”的关切，他甚至连提都没提，反而强调说：“一旦我可以启用加来海峡的港口，我要求增加2 500辆3吨卡车，外加平均每天约1 000吨最低限度的空运物资，以便让我进军鲁尔区，并最终攻克柏林。”由于这些内容全都“非常难以说清楚”，陆军元帅“不知道能否”请艾森豪威尔移驾前来一谈。他坚信不疑地认为最高统帅的决定是一个严重错误，并确信自己的计划能够奏效，拒不承认艾森豪威尔的否决是决定性的，但他又无意飞往瑞卢维尔试图去让艾森豪威尔改变态度。尽管他充分意识到，让对方采纳提议的唯一希望，就是与最高统帅面对面会晤，可这样的外交手腕不符合他的作风。蒙哥马利既愤慨又激动，等待着艾森豪威尔的回复。当伯恩哈德亲王来到指挥部向他表示敬意的时候，发现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几乎在隐居，不但焦躁而且易怒。
伯恩哈德在一小群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在6日晚间抵达了法国，他们还带来了3辆吉普车、亲王的锡利哈姆犬[17]马丁，以及一只装满了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报告的公文包。一行人分乘3架“达科他”运输机，在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了欧洲大陆，伯恩哈德还亲自驾驶着其中的一架飞机。他们从亚眠（Amiens）机场开车前往北面80公里外的杜埃（Douai），7日一早便动身前往布鲁塞尔。在位于拉肯的指挥部里，亲王受到了霍罗克斯将军的接待，后者把他介绍给蒙哥马利的参谋们，然后将他引领到陆军元帅面前。“他的心情很糟，显然不乐意见到我，”伯恩哈德回忆道，“他心事重重，而且可以理解的是，王室成员在他的地盘出现，是一种他难以轻易免除的责任。”
蒙哥马利以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英国军人而闻名于世，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这样的名气使他成了“几百万英国人心目中的偶像”。33岁的亲王对蒙哥马利心怀敬畏。与艾森豪威尔的无拘无束、近乎轻松随意的态度不同，蒙哥马利的举止让伯恩哈德难以轻松地与他交谈。从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言辞刻薄且口无遮拦，他向伯恩哈德清楚地表明，后者在他的地盘上出现令他“担忧”。他既不婉言圆通，也不解释，就这么直言不讳地告诉亲王，要访问那支荷兰部队——隶属于英军第2集团军的伊雷妮（Irene）公主旅驻扎在迪斯特（Diest）附近的旅部是不明智的，那儿离前线还不到16公里。作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伯恩哈德迫切地想访问迪斯特，遭到拒绝后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回答，相反，他开始讨论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蒙哥马利无视他的讨论，又把话题扯了回去。他告诉亲王：“您不能住在迪斯特，我不会批准的。”伯恩哈德被惹恼了，他不得不指出，他是“直接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供职，而不是在陆军元帅的指挥之下”。这样一来，根据伯恩哈德对这次会晤的记忆，从一开始“无论对错与否，我们就搞砸了”。（事实上，后来艾森豪威尔支持蒙哥马利有关迪斯特的做法，不过他也确实说过，伯恩哈德可以待在“靠近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的布鲁塞尔，那里可能需要您”。[18]）
伯恩哈德继续回顾地下抵抗组织的报告中所反映的荷兰形势，蒙哥马利被告知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而且部队瓦解了，亲王还跟他提了抵抗组织的构成。伯恩哈德表示，据他所知这些报告是准确的。但这位亲王后来却回忆道，蒙哥马利对他的报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我不认为您的抵抗组织人员对我们会有多大用处，因此我认为这一切完全没有必要。”陆军元帅的率直令伯恩哈德着实大吃一惊，他“开始意识到，蒙哥马利显然不相信我在荷兰的特工人员提供的任何情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几乎无法责怪他，我估计他在进军过程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抵抗力量那里得到的错误情报，让他已经有点腻烦了。但是，在眼前的这件事情上，我了解牵涉其中的荷兰抵抗组织，了解那些抵抗组织的负责人，而且我知道这些情报确实是正确的”，因而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伯恩哈德让陆军元帅看电报文档，引用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中的话，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鉴于此，您为什么不立即发动进攻呢？”
“我们不能就靠这些报告。”蒙哥马利告诉他，“恰恰由于荷兰抵抗组织声称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仍然在撤退。”伯恩哈德不得不承认，（德军的）撤退速度“正在放缓”，而且还有“重组的迹象”，不过在他看来，仍然有充分理由立即发动进攻。
蒙哥马利不为所动。“无论如何，”他说道，“尽管我非常想发动进攻解放荷兰，但由于补给短缺的问题，我无法这么做。我们缺少弹药，坦克缺乏燃料，如果我们真发动进攻的话，那些坦克就可能会陷入困境。”伯恩哈德深感震惊，他从英国的盟军最高统帅部以及他自己的顾问那里得到的情报都让他确信，荷兰的解放也就是几天内的事情。“自然，我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作为战地指挥官，对形势的了解肯定强过其他任何人，”伯恩哈德后来说道，“然而我们绝对了解德国人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部队兵力、坦克和装甲车数量、高射炮阵地——而且我知道，除了在最前沿阵地的抵抗之外，后方并没有什么兵力。我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德国人的力量与日俱增，我无法说服蒙哥马利。实际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无关紧要。”
然后蒙哥马利非同寻常地披露：“我和您一样都急切地想要解放荷兰，但我们打算采用另一种甚至是更好的方式来解放荷兰。”他顿了顿，想了一会儿，然后近乎勉强地说道：“我正计划在我的部队前方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伯恩哈德大吃一惊，脑海里立即产生了若干个问题。计划在哪个地区空降？空降行动将在何时进行？目前的进展如何？然而他却忍住了没有提问。因为蒙哥马利的态度表明，他不会再透露什么内容了。行动明显处在计划阶段，亲王得出的印象是，只有陆军元帅和他的几个参谋知道这项计划。虽然没有被告知更多细节，现在伯恩哈德却心怀期冀，尽管蒙哥马利原先谈到补给欠缺，但荷兰的解放仍然就在眼前。他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待。蒙哥马利的名望是令人敬畏的，伯恩哈德既信任他的名望，也信任这个人本身。亲王又重燃希望，因为“不论蒙哥马利做什么，他都会做好的”。
艾森豪威尔还是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定于星期日也就是9月10日会晤。他并不特别期待与蒙哥马利会谈，也对这位陆军元帅发表的不靠谱言论不抱期望，但他有兴趣了解蒙哥马利在作战行动方面的进展。然而最高统帅必须对空降计划予以全盘批准，他已经批准蒙哥马利对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行使战术指挥权，允许他制订一份涉及该部队的可行计划。他知道，起码从4日开始，蒙哥马利就一直在悄悄探讨通过一次空降行动在莱茵河上夺取桥头堡的可能性。
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成立于6个星期以前，集团军指挥官是美国人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Lewis Hyde Brereton）中将，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寻找能够使用这支部队的目标以及合适的机会。为此他一再催促布里尔顿和集团军的各位指挥官制订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空降计划，要求在敌军战线背后的腹地实施大规模空降突击。各种各样的任务被提出并接受，但所有的任务又都被取消了，几乎每次都是因为进军神速的地面部队已经拿下了原计划由空降兵夺取的目标。
蒙哥马利原先的提议是让布里尔顿的空降部队在韦瑟尔（Wesel）以西夺取一座桥梁，该地刚刚越过荷—德边境线，不过当地密集的防空火力迫使陆军元帅改变了主意。接下来他选中了更西侧的荷兰境内的一处地方：位于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那里距离德军前线超过120公里。
到9月7日，这个被称为“彗星”行动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随后恶劣的天气加上蒙哥马利对部队遇到德军抵抗不断增强的关切，行动又被迫推迟。本来在6日或7日可能获得成功的行动，到10日的时候似乎又有风险了。艾森豪威尔也有些担心，他感到此时发动一次空降突击将意味着延误安特卫普港的开放，但最高统帅仍然对空降行动的可能性神往不已。
在这些流产的行动当中，有一些几乎是在最后时刻才被取消的，这给艾森豪威尔制造了一个大难题。每当任务即将开始的时候，那些向前线空运燃料的部队运输机就得在地面停飞待命。损失宝贵的空运补给吨位令布莱德雷和巴顿大为光火，他们宣称在持续追击的过程中，空运汽油远比执行空降任务更为重要。来自华盛顿的敦促迫使艾森豪威尔急于使用空降部队——不论是马歇尔上将，还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利·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上将，都想看看布里尔顿新组建的盟军空降集团军能够发挥出什么作用——因而艾森豪威尔不想让训练有素的空降师无所事事，相反，他坚持一有机会就投入空降师。实际上，在追击速度逐渐减缓的时刻，把部队空投到莱茵河的对岸可能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在9月10日上午，当他飞往布鲁塞尔的时候，思绪中最为关切的问题的还是开放安特卫普这座至关重要的港口，其余的事情全都位居其次。
蒙哥马利可不会这么想，急不可耐的他正在布鲁塞尔机场等待艾森豪威尔的飞机着陆。针对这次会晤，蒙哥马利以其个性鲜明的精确性将自己的论据进行了提炼加工。他已经与英军第2集团军的迈尔斯·邓普西中将，以及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副司令、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弗雷德里克·阿瑟·蒙塔古·布朗宁（Frederick Arthur Montague Browning）中将交谈过，后者正在一边静候此次会晤的结果。邓普西担心他的部队当面的德军的抵抗愈发增强，而且情报部门的报告让他意识到新的敌军部队正在赶来，于是请求蒙哥马利放弃空降突击阿纳姆大桥的计划，相反他提议集中兵力夺取位于韦瑟尔的莱茵河大桥。邓普西断言，即使有空降部队配合行动，英军第2集团军可能也不足以单枪匹马冲到阿纳姆。他认为，最好与美军第1集团军同时朝东北方向的韦瑟尔进军。
无论如何，攻入荷兰境内现在都已经刻不容缓。英国陆军部告知蒙哥马利，德国人的第一种弹道导弹——V―2已经于9月8日落在了伦敦，据信它们的发射地点就在荷兰西部某地[19]。不管是在收到这条消息之前还是之后，反正蒙哥马利很快就改主意了。按照原先的设想，“彗星”行动只使用一个半师的兵力——英军第1空降师和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他认为，那支部队力量太弱难以奏效，结果“彗星”行动取消了，提出了另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空降行动计划。到目前为止，只有陆军元帅麾下的几名高级军官听说过此事，而且由于担心布莱德雷会对艾森豪威尔产生影响，他们煞费苦心，确保不让在英军指挥部里的美军联络官察觉到计划的蛛丝马迹。此时，布朗宁中将以及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也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对蒙哥马利的新空降计划一无所知。
由于膝部受伤，艾森豪威尔无法下飞机，会谈就在飞机上进行。和8月23日一样，蒙哥马利决定了出席会议的人选。最高统帅带来了他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还有主管行政的副参谋长、英军中将汉弗莱·米德尔顿·盖尔（Humfrey Myddelton Gale）爵士。蒙哥马利傲慢无礼地让艾森豪威尔把盖尔排除在会谈之外，同时又坚持让他本人的行政和补给主管迈尔斯·阿瑟·格雷厄姆（Miles William Arthur Peel Graham）少将[20]留下。要是换成一位不那么好说话的上司，对蒙哥马利的这种态度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但艾森豪威尔还是耐着性子迁就了他的要求。于是盖尔中将回避了。
蒙哥马利立即开始抨击最高统帅的“宽大正面战略”，他不断地提到艾森豪威尔上星期发来的一叠电文，强调最高统帅的前后矛盾之处，也就是说没有清楚地界定“优先”的含义。他认为自己的第21集团军群并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所许诺的补给上的“优先”，而巴顿向萨尔河的突击却被允许以蒙哥马利的军队停驻为代价进行下去。艾森豪威尔平静地回答说，他从来也没有为给蒙哥马利“绝对优先权”而把别人全都排除在外的意思。蒙哥马利重申，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错误的，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只要这两个“忽动忽停而又不连贯的推进继续下去”，在他本人与巴顿之间分配补给，那么“谁也不能取得成功”。蒙哥马利说，艾森豪威尔必须在他和巴顿之间做出选择。他的语言是如此激烈放肆，以至于艾森豪威尔突然伸出手来拍着蒙哥马利的膝盖告诉他：“冷静一下，蒙蒂！你不能用这种口气同我讲话，我是你的上司。”蒙哥马利的愤怒消失了。“对不起，艾克！”他小声说道。[21]
这个非比寻常但似乎又态度真诚的道歉并没有为事情画上句号，蒙哥马利继续顽固地为他的“单项推进”据理力争，只是语气不那么尖刻了。艾森豪威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对那些论点表示赞同，但他自己的观点却毫不动摇，在宽大正面上的推进将继续下去。他将这样做的原因清楚地告诉了蒙哥马利。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22]，他当时说道：“你的提议是这样——你以为让我把你想要的补给物资全都给你，你就能直捣柏林——一路打到柏林吗？蒙蒂，你疯了。你做不到的。该死！如果你想以狭长的纵队孤军深入，你就得被迫投入一个又一个师来保护你的侧翼免受攻击。你拿下了莱茵河上的一座桥梁又能怎样？你不能长时间指望通过那一座桥来为你的突击提供补给。蒙蒂，你做不到的。”
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蒙哥马利当时回答道：“我将妥当地给他们提供补给，只要你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我就能抵达柏林并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坚定地拒绝了。他强调说必须先开放安特卫普港，然后才能考虑攻入德国。蒙哥马利这时打出了他的王牌：事态的最新发展——攻击伦敦的火箭弹来自荷兰某地——使得立即进军荷兰成为必要，他完全明白这种攻势应该怎样开始。蒙哥马利提议，为了攻进德国，应该使用几乎整个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进行一次令人震惊的大规模进攻。
他的计划是“彗星”行动的放大版。蒙哥马利现在想使用3个半师——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英军第1空降师以及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由这些空降部队先于他的地面部队在荷兰夺取一系列桥梁，其主要目标是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蒙哥马利预计德国人会以为他将走最近的路线，朝东北方向进攻，直扑莱茵河和鲁尔区，因而他特意选择了一条北面的“后门”路线杀向帝国。空降兵的突然袭击将会为英军第2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打开一条“走廊”，坦克将全速通过被占领的桥梁直奔阿纳姆，渡过莱茵河。一旦完成这一切，蒙哥马利就能转而东进，从侧翼包抄齐格弗里德防线，冲进鲁尔地区。
这话一下子就激发了艾森豪威尔的好奇心，并让他产生了共鸣。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计划，恰好就属于那种他一直在为长期闲置的空降师寻找的大规模攻势。不过，最高统帅现在却身处两难境地：如果他同意发动这次进攻，那么安特卫普港的开放就得暂时拖延，给巴顿的补给也得转给他人。然而，蒙哥马利的提议能够给奄奄一息的推进带来活力，也许能够激励部队继续追击，渡过莱茵河并进入鲁尔地区。艾森豪威尔被这个计划的大胆之处吸引住了，不仅予以批准，还坚持一旦可能行动就付诸实施[23]。
然而最高统帅又强调说，这是一次“有限进攻”。他向蒙哥马利强调，他认为此次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的联合行动“只不过是向莱茵河和鲁尔区北进的延伸”。根据艾森豪威尔对这次交谈的记忆，他对蒙哥马利说：“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蒙蒂。为了让你渡过莱茵河，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因为我想要一个桥头堡……不过我们得先渡过莱茵河，然后才能谈别的事情。”蒙哥马利继续争辩，但艾森豪威尔就是不为所动。垂头丧气的蒙哥马利不得不接受这个所谓的“折中办法”，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艾森豪威尔离开之后，蒙哥马利便在一张地图上为布朗宁中将概述了这个行动。举止得体的布朗宁是英军中鼓吹空降作战的先驱者之一，他注意到此次行动要求伞兵和机降部队夺取一系列桥梁——其中包括横跨马斯河、瓦尔河和下莱茵河这几条大河的5座桥梁——位于荷兰边境与阿纳姆之间，跨度达103公里。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保持这条“走廊”的畅通——在大多数地方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北方——而英军装甲部队将在这条“走廊”上长驱直入。装甲部队的长途奔袭要想获得成功，那些桥梁就得全部完好无损地夺下来。危险性显而易见，但空降部队长期接受的训练恰恰就是进行这种突然袭击。尽管如此，布朗宁还是心中不安，他指着最北边的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问道：“装甲部队到我们这里需要多少时间？”蒙哥马利轻快地回答道：“2天。”布朗宁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地图，说道：“我们能够坚守4天。”随后他又说道：“不过，长官，我认为我们可能要前往一座过于遥远的桥了。”
蒙哥马利下令，那个尚处于萌芽中的概念（此后它将拥有“市场—花园”的行动代号——“市场”指的是空降突击，“花园”代表的是装甲部队的地面突击）要以最快的速度成形完善。他告诉布朗宁，他坚持进攻必须在几天之内发动，否则就错失良机了。蒙哥马利问布朗宁：“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就绪？”此时此刻布朗宁只能硬着头皮说：“行动预期最早于15日或者16日开始。”[24]
布朗宁承受着数天内为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做好准备的重压，立即带着蒙哥马利的计划大纲飞回英国。布朗宁的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基地位于伦敦郊外的里克曼斯沃思（Rickmansworth）附近，他一着陆便给32公里外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打电话，通知了集团军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以及参谋长弗洛伊德·拉维纽斯·帕克斯（Floyd Lavinius Parks）准将。时间是下午2点30分，帕克斯注意到，布朗宁的电话令“‘市场’这个词在指挥部里被首次提及”。
一脸懵懂的不只是空降集团军的指挥官们。最激烈的评论来自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蒙哥马利的大胆计划令他印象深刻而又大吃一惊。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倘若这位虔诚的滴酒不沾的蒙哥马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盟军最高统帅部，我也不会更为惊讶了……尽管我从未接受此次冒险，但坦白地说，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冒险之一。”[25]
布莱德雷所言不虚，但蒙哥马利还是不满意。眼下他还在进一步督促盟军最高统帅，同时又恢复了其军事生涯中特有的那种谨慎和完美主义。蒙哥马利提醒艾森豪威尔，除非第21集团军群能够因为这场“被选中的攻势”获得额外的补给和运输工具，否则“市场—花园”计划无法在9月23日之前发动，甚至可能推迟到9月26日。布朗宁估计，到15日或者16日“市场”计划就可准备就绪了，但蒙哥马利关切的是地面作战部分的“花园”计划。他再次要求得到一直想要的东西：绝对的优先权，在他看来，这样才能确保行动成功。艾森豪威尔在9月12日的工作日志中写道：“蒙蒂的提议是如此简单——‘给他所有他想要的’。”艾森豪威尔担心，任何延误都可能危及“市场—花园”计划，所以也就依从了。他立即派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去见蒙哥马利。史密斯向陆军元帅保证，每天将给他1 000吨额外的补给物资，此外还向蒙哥马利许诺，巴顿向萨尔河的突击将会停止。陆军元帅喜出望外，正如他所言，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回应。蒙哥马利相信，他终于把最高统帅争取了过来，使他接受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蒙哥马利部队当面的德军抵抗已经强硬了起来，但他仍然认为，在荷兰的德军战线坚硬的外壳后面并没有多少力量。盟军的情报证实了他的估计。艾森豪威尔的统帅部报告说，德军在荷兰“几乎没有步兵预备队”，而且连那些为数甚少的预备队也被判定是“战力很弱的部队”。据说敌军“在长时间的匆忙撤退之后，仍然一片混乱……该地区虽然可能有数量众多的小股德军”，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蒙哥马利现在相信，他能够迅速突破德军的防御，此后他一旦渡过莱茵河朝鲁尔区推进，艾森豪威尔就没法阻止他进攻了。蒙哥马利分析，最高统帅不会有多少选择，只能让他继续朝柏林挺进——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按照蒙哥马利的说法就是“迅速而又顺理成章地”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充满自信地把9月17日（星期日）定为“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进攻发起日），他制订的这项绝妙的计划将会成为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
对于“市场—花园”行动，并非每个人都像蒙哥马利一样有把握，起码他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就有理由表示担忧。与陆军元帅不同，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并没有对荷兰抵抗力量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他的情报参谋依据这些报告勾勒出了一幅画面，表明德军在艾恩德霍芬和阿纳姆之间的兵力在迅速增加，这里恰恰是计划中的空投地区。甚至还有一份荷兰人的报告说，“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已经被派往荷兰重整”，部队驻地据说也是“市场—花园”计划所涉及的地区。邓普西又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布朗宁的英军第1空降军，但并没有得到蒙哥马利或参谋们的认可，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甚至没有被写入情报总结。实际上，在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弥漫的乐观主义氛围中，这份报告完全被忽视了。
[1] 现有资料表明，英军第11装甲师当时只顺利拿下了安特卫普城区，德军守备部队约有半数撤到了阿尔贝特运河北岸，而且负责港区守备的德军并没有马上投降，而是仍在顽抗，并在9月4日深夜打退了英军第159步兵旅抢占港口水门的行动。
[2]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已故的B. H.利德尔·哈特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道：“这是一个多重的失误——从蒙哥马利到以下4位指挥官的失误。”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B.麦克唐纳在《巨大的努力》一书中，同意利德尔·哈特的看法，他把这个失败称为“二战中最大的战术错误之一”。有关为安特卫普所付出的代价，最精彩也最详尽的论述毫无疑问当属R. W.汤普森的《85天》一书，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丧失机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疲惫不堪”。他写道，第11装甲师的官兵“坐在、站在或者躺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觉，全无表情，完全是精疲力竭了”。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理论，那么罗伯茨的第11装甲师是否能够以同样的气势继续推进就十分可疑了。尽管如此，汤普森还是认为，“倘若有一个指挥官随时关注着这场战斗，每天每小时都在关注，而且指挥灵活，富有远见的话”，那么安特卫普及其至关重要的入海口就可能被轻易夺取。——原注
[3] 在其回忆录中，霍罗克斯非常坦率地做了解释。“我的解释是，我的眼睛完全瞄着莱茵河，别的一切似乎都是次要的。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斯海尔德河会被布雷，而且在这个水道被清理干净、两岸的德军被肃清以前，我们是不能使用安特卫普的……毫无疑问，要是拿破仑的话，他是会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但我霍罗克斯却没有意识到。”他也欣然承认，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抵抗，“我们的每辆军车仍然有可行驶160公里的汽油，而且可以得到另外一天的补给”。那会是“相当大的风险”，不过“我认为，倘若我们冒这个险并直接继续前进，而不是在布鲁塞尔停顿下来的话，欧战的整个进程就可能改变”。——原注
[4] 这位年轻的亲王尽管被女王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但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提及他的军事背景时却非常坦率。他告诉我：“除了战前在（荷兰的）军事学院上了一门课之外，我没有战术上的经验。我又在英国继续学了各门课程，但我的大部分军事知识是通过实践学来的，那就是通过阅读并与我的军官们讨论。然而，我从来也不认为我有足够的经验，能够做出战术上的决定。我依靠我的参谋们，他们非常称职。”伯恩哈德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他仔细地保存着1944年的个人日记，大方地提供给我使用。在他的日记里，他用非常小的字记录下了每一步行动，从打来的电话到军事会议以及正式的聚会，几乎每分钟的活动都记录下来。根据他本人的记录，我估计在这个阶段他平均每天工作约16个小时。——原注
[5] 见弗朗西斯·德甘冈少将的《战争中的将军们》一书，第100—101页。——原注
[6] 在丘吉尔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于9月1日晋升蒙哥马利为陆军元帅，这让蒙哥马利和同他一样被激怒了的英国公众多少得到了点儿抚慰。——原注
[7] 见本书作者对蒙哥马利元帅的采访。——原注
[8] 相关资料显示，他在1943年10月25日起已经转任帝国总参谋长助理了。
[9] 欲更详尽地了解盟军情报部门的估计，请见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最高统帅部》一书，第244—245页。——原注
[10] 默兹河（Meuse River），源出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在荷兰西南部注入北海。其在法国与比利时境内的河段叫默兹河，下游在荷兰境内的河段叫马斯河（Maas River）。
[11] 巴顿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始终是有新闻价值的，但令人难忘的却是这位将军未被记载下来的话，他的词汇丰富多彩，但这些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见诸报端。我作为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出席了9月第一周的记者招待会，当时他以自己典型的方式，阐述了他对付德国人的计划。巴顿扯着他的大嗓门，用手嘭嘭地捶着地图，向我们宣告：“在第3集团军的前面，也许有5 000个、也许有1万个纳粹杂种待在他们的混凝土工事里。现在，如果艾克不再对蒙蒂给予支持，而把那些补给物资给我的话，那么我就能像鹅拉屎一样突破齐格弗里德防线。”——原注
[12] 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中联同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而闻名，后来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自1827年起终身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13] 帽贝（limpet），一种海洋贝类动物，体扁平，多附着在海边岩石上。
[14] 为蒙哥马利说句公道话，必须指出，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进攻”一语。他的想法是把40个师一起投入朝柏林的进攻——这当然不是匕首似的挺进——但这话却被当成他说的了。在我看来，在以后举行的许多次战略会议上，这句话影响了他在盟国最高统帅部内（想要达成）的目的。——原注
[15] 这是对本书作者说的话。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为我再现了他在与蒙哥马利进行激烈争论时的情感。我告诉他我已经采访了这位陆军元帅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打断我的话，说道：“你不用告诉我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对战争一无所知——对吧？注意，我所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件事情真实而又合乎逻辑地记下来，因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必须做出推断……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我不会过于看重将军们的记忆，包括我的记忆。因为记忆是一件不太可靠的事情……该死的，我不知道你在英国听到了什么，但英国人却从来也不了解美国的指挥体系……那个该死的事情（二战）结束以后……我从未听见英国人唱过什么该死的赞歌。而且你现在也不会听到，尤其是不会听到像蒙哥马利这样的人唱赞歌……他的同事们——他们说的关于他的话，我做梦也不想重复……即使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而名垂青史，我也不会在乎。他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但如果他就那样名垂青史的话，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他人身攻击得非常厉害，认为美国人，尤其是我与这场战争没有很大关系，我最终干脆不再与他交流……我正好毫无兴趣与一个恰恰不能说实话的人进行交流。”本书作者敦促读者记住，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这位最高统帅从未公开谈论过蒙哥马利元帅，他在这里所表达出来的见解是首次披露。——原注
[16] 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是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
[17] 锡利哈姆犬（Sealyham terrier），英国威尔士的锡利哈姆庄园培育的小猎犬。
[18] 见波格的《最高统帅部》，第280页。——原注
[19] 据蒙哥马利回忆录记载是在鹿特丹或者阿姆斯特丹附近。
[20] 此处原文有误，写的是中将，但格雷厄姆的最终军衔只是少将。
[21] 在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次会议的时候说，“我们谈得很好”。但他又确实说明，在进行战略争论的这些日子里，“可能我在敦促他接受我的计划的时候，走得稍微远了一些，而又没有充分考虑到他所承担的沉重的政治负担……在回顾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经常纳闷，我是否是在充分理会了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之后再批驳他的看法。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惊叹于他的耐性和宽容”。——原注
[22] 接下来的引文是艾森豪威尔对本书作者说的原话。——原注
[23] 按照斯蒂芬·E.安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在其《盟军最高统帅》一书中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告诉安布罗斯道：“我不仅批准了……我还坚决要求实施。我们需要的是莱茵河上的桥头堡，如果这一点能够完成的话，我就非常愿意为其他任何军事行动提供后勤保障……”见该书第518页的脚注。——原注
[24] 见《第一次计划会议的会议记录》，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作战档案，第1014—1017号。——原注
[25] 见奥马尔·N.布莱德雷上将，《一个军人的故事》，第416页。布莱德雷还说：“我事先并没有介入这个计划。事实上，蒙哥马利先是制订了这个计划，又兜售给了艾克，过了几天，我才从在第21集团军群里的我们自己的联络官那里得知这个计划。”——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