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尔以南80公里，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奋得难以自制。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受重创的德军残部正川流不息地从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种传染病，除了军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分子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中的部队来说，似乎任何一条公路都通向德国与荷兰的边境。
由于撤退伊始速度非常慢——起初只有指挥车和其他车辆组成的涓涓细流越过比利时边境——因而基本上没有荷兰人能够精确地说出撤退是从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始于9月2日，还有人觉得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及其追随者的行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迹象，疯狂的集体大逃亡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在荷兰历史上，那一天后来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种交通工具都被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境向北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的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指挥车、半履带车、装甲车、马拉的农用大车，还有以木炭等燃料为动力的民用汽车。在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疲惫不堪、灰头土脸、骑着匆匆征用的自行车的德军士兵。
德国人甚至用上了更加别出心裁的运输工具：在比利时与荷兰边境以北几公里处的法尔肯斯瓦德（Valkenswaard），人们看见身负重荷的德国士兵吃力地蹬着儿童滑板车前行；在近百公里外的阿纳姆，一群当地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2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大型灰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原先放置棺木的地方挤坐着20来个衣冠不整、疲惫异常的德国人。
来自各个单位的德军士兵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跋涉：有穿着黑色装甲兵夹克却失去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的人员，应该是在法国或比利时遭受重创的德国空军单位的残部；有来自20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官兵；还有武装党卫军部队，他们的髑髅和交叉的大腿骨标志令人毛骨悚然。在圣乌登罗德（St. Oedenrode），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群龙无首、神情茫然的官兵在毫无目的地行进，心里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旁观的荷兰人感到既心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德国兵甚至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荷兰与德国的边境怎么走。
1232年建立的工业城市艾恩德霍芬（Eindhoven）是超级特大型企业飞利浦电器公司的所在地，当地市民听闻从比利时传来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时间了。现在，人们一边看着吃了败仗的德军残兵挤满公路，一边暗自思忖盟军部队可能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到达这里，而德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时年24岁的弗兰斯·科尔蒂（Frans Kortie）是当地市政府财政局的雇员，在他眼里这些部队根本无意抵抗。附近的机场传来阵阵爆炸声，那是德军工兵在对机场跑道、弹药库、燃料罐和机库进行爆破。透过城市上空飘过的烟幕，科尔蒂看到几支德军小队正在忙碌，把架设在飞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重型高射炮拆卸下来。
从艾恩德霍芬向北一直到奈梅亨，整个地区的德国工兵都在奋力工作，把一切带不走的东西统统毁掉。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菲瑟被看到的一幕吓坏了：在流经费赫尔（Veghel）市南边的南威廉斯运河（Zuid Willemsvaart）上，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上了天，飞舞的航空发动机部件，四处飞散如同一阵致命的弹片雨。在不远处的于登（Uden）市，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赫罗特（Johannes de Groot）正和家人一起观看着德军撤退的场面，这时德国人放火焚烧了离他家不到300米的一座前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磅炸弹爆炸了，德赫罗特的4个孩子被四散的弹片波及，死于非命，最小的孩子才5岁，最大的也不过18岁。
在艾恩德霍芬等地，学校大楼烧成了一片火海，由于德军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致使成片的街区被连续焚毁。不过，与在公路上逃跑的队列截然相反的是，有证据表明德军工兵是在按照某个明确的破坏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和混乱的莫过于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平民纳粹党徒了。荷兰人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在圣乌登罗德的农民约翰内斯·许尔森眼里，这些人显然是被“吓坏了”，而且他充满快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被吓得半死，因为盟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穷追猛打，这些卖国贼知道，清算日（Bijltjesdag）[1]来临了”。
荷兰纳粹分子和德国平民之所以惊恐万状地逃跑，主要是由荷兰那位臭名昭彰的帝国特派占领区委员长（Reichskommissar）、时年52岁的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博士，以及野心勃勃而又残暴不仁的荷兰纳粹党领袖安东·阿德里安·米塞特（Anton Adriaan Mussert）引发的。赛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他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距离帝国边境更近一些的荷兰东部，50岁的米塞特亦步亦趋，向荷兰纳粹党员发出了警报。赛斯―英夸特和米塞特本人就在首先撤离的人群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到阿纳姆以北24公里处的阿珀尔多伦（Apeldoorn），[2]米塞特匆忙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安置在附近上艾瑟尔省的特文特（Twente）边境地区。起初，大多数德国与荷兰平民在搬家时还显得从容不迫，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引发了歇斯底里的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也落入了他们的手中，眼下，英国人的坦克和步兵离荷兰边境只有几公里路程。
在取得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年迈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很快就在伦敦发表了广播讲话，向她的人民宣告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还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组织包括3个迥然相异的派别，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但现在他们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成立了被官方称为荷兰“国内军”（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的联合武装力量。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丽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讲话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Orange’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们。他告诫说：“在当下的热情中要保持克制，切勿不听号令草率行事，因为这些行动将会让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陷入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荷兰自由在即。“荷兰人民期待已久的解放时刻，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他许诺道。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荷兰流亡政府首相彼得·舒尔茨·海布兰迪（Pieter Sjoerds Gerbrandy）就带来了最为乐观的声明，他告诉听众：“现在势不可当的盟军已经越过了荷兰边境……我要求你们所有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老百姓欣喜若狂，但荷兰的纳粹分子则要亡命天涯了。安东·米塞特一直吹嘘他的党有5万多人，不过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此话当真，那么他们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开始夺路而逃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纳粹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开溜——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再跑路。艾恩德霍芬市市长以及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赫拉尔杜斯·莱吉厄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在他们走人之前先发工资的要求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眼看着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打包装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24岁的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名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Wageningen）上班的时候，看见成群的荷兰纳粹分子在银行外面排队等候。银行一开门，他们便匆匆取款注销账户，同时把保险柜里面的东西全部取走。
火车站里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每列火车都挤得满满当当。年轻的弗兰斯·维辛走下抵达阿纳姆的火车时，被争先恐后想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行色匆匆，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站台上的行李丢得到处都是。在奈梅亨西边的泽滕（Zetten），学生保罗·范韦利看见荷兰纳粹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着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永远不会来了。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韦利眼中，“候车室就像一个挤满游民的旧货店”。每座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荷兰通敌者们正用任何能够移动的工具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透过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的办公室窗户看到，荷兰纳粹们“疯狂地爬上”一条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逃亡队伍每个小时都在增长，甚至在天黑以后也没有停下来。德国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抵达安全地带，甚至在9月3日和4日夜晚，士兵完全不顾盟军的空袭威胁，在一些十字路口架起了探照灯，打着令人目眩的强光，为许多缓慢通过的超载车辆照亮道路。德国军官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力，阿纳姆的全科医生安东·拉特费尔博士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手中的武器卖给荷兰人。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约普·穆塞拉斯看见一名中尉试图拦截一辆几乎空载的军车，但司机却对停车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冲了过去，气得那名军官拔出手枪，胡乱地朝着鹅卵石路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Eerde），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亚努斯·L.马里纳斯（Adrianus L. Marinus）注意到有个德军士兵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朝一座农场跑去，然后消失在那里。后来马里纳斯才得知，那名士兵是被征入德国国防军的苏联战俘。在瓦尔河北岸距离奈梅亨3公里的伦特（Lent）村，弗兰斯·惠更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士兵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荷兰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奈梅亨，逃兵们却没有那么客气，很多时候他们用枪逼着对方把衣服交出来。威廉默斯·彼得斯牧师是一名40岁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3]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掉军装，换上了平民服饰，然后徒步向德国边境走去。“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躲避宪兵队。”
随着军官逐渐失去对部队的控制，军纪自然就荡然无存了。无法无天的德军士兵什么都偷，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是重点目标，有的士兵甚至用枪威逼农民，让他们用马车把自己拉到德国去。荷兰人发现车队中的卡车、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推着的婴儿车——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劫掠来的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无所不包。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兜售缝纫机、成卷的衣料、油画和打字机，有个德国士兵甚至还在贩卖一只装在大笼子里的鹦鹉。
撤退的德国人手上自然也少不了酒。在离德国边境不到8公里的赫鲁斯贝克（Groesbeek）镇，赫尔曼·胡克神父注意到，一些马拉大车被大量葡萄酒和烈性酒压得不堪重负。阿纳姆的赖因霍尔德·戴克尔牧师发现，德国国防军官兵坐在一辆卡车上，闹哄哄地喝着一个巨大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大老远从法国拉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Agatha Schulte）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自己看见的德军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他们对着小孩子一把把地抛撒着硬币——既有法国的，也有比利时的，还试图向成年人兜售葡萄酒、香槟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4]
除了来自南方的掉队者以外，从荷兰西部和沿海地区也涌来大量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横穿阿纳姆，向东流往德国。位于阿纳姆郊外的奥斯特贝克（Oosterbeek，又译东贝克）是一个富饶的小镇，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福斯凯尔（Jan Voskuil）正躲藏在岳父家里。德国人打算把他抓起来并扣为荷兰人质，在得知自己上了即将被逮捕的黑名单后，他便带着妻子贝尔莎（Bertha）和9岁的儿子亨利从32公里外的海尔德马尔森（Geldermalsen）的家里逃了出来。当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候，正赶上这场大撤退，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躲藏藏’了”。福斯凯尔俯瞰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一片混乱”，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连，“全都属于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脚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福斯凯尔确信，要不了几天战争就将结束了。
在阿纳姆，气势恢宏的圣欧西比尤斯（St. Eusebius）教堂格外引人注目，它建于15世纪，以高达93米的塔楼而闻名。扬·迈恩哈特（Jan Mijnhart）是这座大教堂（Grote Kerk）的司事，他看见“德国佬”（Moffen，这是荷兰人给德国人起的绰号，相当于英语中的“Jerry”）鱼贯而行穿过市区，“四人并排朝德国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国佬”看上去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Ede），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恳求年轻的鲁道夫·范德阿，希望他能帮自己通知远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见过面。“我有心脏病，”他继续说道，“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十多岁的阿纳姆少年卢西亚努斯·保卢斯·弗鲁曼注意到德国人筋疲力尽了，“战斗精神或荣誉感荡然无存”。他看见军官们试图在一片混乱的士兵之中恢复秩序，但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有些荷兰人冲着他们叫喊道：“滚回去！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来了。”已经完全麻木的德国兵对此毫无反应。
44岁的外科医生彼得·德赫拉夫注视着德国人从阿纳姆向东边行军，他确信自己正在目睹“德国军队的末日，看见德军就在眼前崩溃”。中学数学教师苏珊·范茨韦登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记住这个日子。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由于藏匿荷兰犹太人在1942年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5]。现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因为战争显然就快结束了。苏珊决心要目睹德国人狼狈而逃和盟军解放者到达的历史性时刻。她的儿子罗伯特年纪太小，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但她决定带9岁的女儿索尼娅进城。苏珊一边给索尼娅穿衣服一边对她说：“这是你非看不可的事情，你必须铭记终生。”
荷兰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荷兰国旗被挂了出来。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把橙色徽章和储量丰富的缎带卖给急切的民众。在伦克姆（Renkum），人们涌进当地布店里抢购，店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忙着裁剪橘色缎带，他剪得多快就能卖得多快。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居民们当即就把缎带打成蝴蝶结，骄傲地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约翰内斯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有点过头”。为了避免居民行为过激惹祸上身，他停止了售卖缎带。他的妹妹玛丽亚受到兴奋情绪的感染，在日记里欢快地写道：“街道上的气氛仿佛在过女王节（Koninginnedag，即荷兰女王生日）一般。”欢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高喊“女王万岁”，人们唱起了荷兰国歌《威廉颂》（Het Wilhelmus）和歌曲《奥兰治至高无上！》（Oranje Boven）。修女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和克里斯蒂娜·范戴伊克供职于阿纳姆市圣伊丽莎白医院，她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市内的主广场费尔佩普莱恩（Velperplein）广场，一路上长袍飘扬。广场上的露天咖啡馆人头攒动，她们也加入其中和大家一起喝着咖啡，吃着土豆饼，与此同时德国人和荷兰纳粹分子正络绎不绝地从旁边经过。
在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St. Canisius）[6]医院，修女M. 多塞特·西蒙斯看见护士们在修女院的走廊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人们把藏了很久的收音机拿了出来，一边注视着窗外潮水般撤退的人流，一边公开收听来自伦敦的广播，这是多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大家听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橙色电台的荷兰语特别节目。圣乌登罗德的果农约翰内斯·阿洛伊修斯·胡尔克斯听了广播后激动万分，竟然没有发现在他家后面的一群德国人，把家中的几辆自行车偷走了。
许多地方学校停课，工人停工。在法尔肯斯瓦德，雪茄厂的工人们立刻从流水线上跑开，蜂拥到街道上。政府所在地海牙的电车停运。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既紧张，又显得那么不真实。办公室都关了门，股票交易停止，主干道上的军队突然没有了踪影，而德国和荷兰的纳粹分子则围住了中央车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人们举着旗帜，捧着鲜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公路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先看到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谣传每个小时都在疯狂扩散。在阿姆斯特丹，许多人认为英军已经解放了海牙，后者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南约48公里的海岸附近。而在海牙，人们则认为24公里外的庞大的鹿特丹港已经被解放了。每次火车一停下，列车上的旅客就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25岁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亨利·约安·派恩堡（Henri Joan Peijnenburg）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正从海牙赶回奈梅亨的家，这是一段不到130公里的路程。旅行开始的时候，他便听说英国人已经进入古老的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途径乌得勒支（Utrecht）时，有人告诉他英国人已经到了鲁尔蒙德（Roermond）；抵达阿纳姆时，人们又向他保证英国人已经攻占了芬洛（Venlo），那里离荷德边境只有几公里路。“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他回忆说，“本来以为会在大街上看见盟军，但我眼前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国人。”派恩堡感到困惑不安。
还有人和他一样关注形势——尤其是在海牙秘密召开会议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他们紧张地关注着局势发展，认为荷兰似乎已经站在自由的门槛上，盟军的坦克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穿越国土，从比利时边境直达须得海[7]。地下抵抗组织确信，那条穿过荷兰跨越莱茵河进入德国的“通道”已经敞开了。
抵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无力阻止盟军决定性的进攻了。他们对荷兰国土上那个虚弱而又缺额严重的德国守备师不屑一顾，该师由老年人组成，守卫着沿海的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坐在混凝土地堡里，一枪未放）。他们对于其他不入流的敌军部队同样瞧不上眼，那些部队的战斗力十分令人怀疑，其中包括荷兰的党卫队、匆忙组建的守备部队、由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者组成的部队，后者被恰如其分地冠上“胃营”和“耳朵营”的称谓，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患有胃溃疡就是耳背。
在荷兰人看来，盟军的行动意图似乎很明显，进攻随时都会发动。但盟军的胜利却有赖于英军从南方推进的速度，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对此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确定盟军的推进进展如何。
海布兰迪首相声明，盟军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但这话是否准确，核实起来却绝没有那么简单。荷兰是个小国，面积大概只有爱尔兰的三分之二，却拥有900万的庞大人口，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层组织，因此德国人难以控制破坏活动。虽说如此，传递情报仍旧很危险，主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在情况紧急时，抵抗组织领导人使用复杂的电话线路和密语与全国各地通电话。因此，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这次没用几分钟便获悉，海布兰迪的声明为时过早了——英军部队并没有越过边境。
橙色电台的其他广播则是乱上添乱。在约12个小时的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语节目两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点45分，另一次是在9月5日上午）宣布，离比利时边境11公里远的荷兰要塞城市布雷达（Breda）已经被解放了。消息迅速传开，秘密印刷的报纸立即准备了解放专号，报道“布雷达光复”。不过阿纳姆地区抵抗组织的领导人，38岁的彼得·克鲁伊夫（Pieter Kruyff）却对橙色电台的新闻快报深表怀疑。他领导的小组是国内技能最精湛、纪律最严明的小组之一。他立即让通信专家约翰内斯·贝尔特斯·施泰因福特（Johannes Bertus Steinfort）核实这个报道，后者是一家电话公司的青年仪器制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接通一条秘密线路，与布雷达的地下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结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个痛苦真相的人之一：布雷达仍然在德国人的手里，没有任何人见到英军或是美军的影子。
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大量抵抗小组匆匆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尽管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最高统帅已经提醒人们，不要发动大起义，但一些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相信直面敌人、帮助推进中的盟军的时候到了。很显然，德国人害怕发生大规模起义，地下抵抗组织注意到在德军撤退的队列中，卫兵就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手里端着上了膛的步枪或冲锋枪。不过，许多抵抗组织的成员并没有被吓住，他们渴望战斗。
在奥斯特贝克镇西北几公里处的埃德，25岁的门诺·安东尼·“托尼”·德诺伊试图说服他的小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发动袭击。德诺伊争辩说，一旦盟军进入荷兰，这个小组就应该接管埃德，这是很早以前就订好的计划。镇里的营房原先是用来训练德国海军水兵的，现在已是人去屋空，德诺伊想占领那些建筑。年纪较长的维尔德布尔早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军士长，他不同意这么做。“形势尚不明朗，”他告诉德诺伊，“时机还未成熟，我们必须等待。”
并非地下抵抗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占领了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室；在荷兰比利时边境的阿克塞尔（Axel），镇公所连同古老的护城墙均被攻占，几百名德国官兵向平民战士投降；在许多城镇里，不少纳粹官员在试图开溜的时候被生擒活捉。阿纳姆以西的沃尔夫海泽（Wolfheze）镇有家很出名的精神病院，当地的警察局长在自己的车里被抓住后，被人临时关进了最近的现成住所，也就是精神病院里。人们准备在英国人“抵达的时候”把他交出去。
这些都是例外情况，总的来说，地下抵抗组织仍然保持着平静，但他们利用各地混乱的局面为盟军的到来做着准备。在阿纳姆，42岁的古老法国家族后裔夏尔·B.拉布谢尔（Charles B. Labouchère）积极参加情报小组的活动，忙得无暇理会谣传。他与几名助手一起，坐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一间办公室窗户旁边，连续多个小时监视着沿公路逃跑的德军部队。这群败军或是向东撤往靠近德国的泽弗纳尔（Zevenaar），或是向东北撤往聚特芬（Zutphen）。拉布谢尔的任务是估算出德军的兵力，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辨认出部队番号。他将记下来的重要情报通过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经由一个秘密网络传至伦敦。
在奥斯特贝克郊外，年轻的扬·阿德里安·艾克尔霍夫（Jan Adriaan Eijkelhoff）低调地穿过人群，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整个地区，把伪造的食品配给卡交给那些躲避德国人的荷兰人。57岁的约翰内斯·彭塞尔（Johannus Penseel）是阿纳姆的一个地下抵抗小组领导人，人称“老家伙”，部下都认为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他断定是时候转移武器库了，在到处都是德军的情况下，他和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助手公然驾驶面包店的厢式货运车，沉着冷静地来到藏武器的市医院。他们用棕色的纸迅速把武器包好，然后尽数运到彭塞尔的家中。透过他家地下室的窗户，主广场的情况一目了然。彭塞尔和他的副手托恩·范达伦（Toon van Daalen）都认为，时机一到，这里就是向德国人开火的最佳阵地。这个军事组织名为“乡村骨干突击小组”（Landelyke Knokploegen），他们决心不辜负这个称号。
在荷兰各地，这支庞大的地下军的男女成员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南部的城镇和乡村里，有人认为荷兰的部分地区已经被解放了，于是跑出家门准备欢迎解放者。在奈梅亨西南[8]的奥斯（Oss）市，蒂布尔齐乌斯·卡洛斯·诺德梅尔神父看着兴高采烈的人群，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疯狂的气息。他看见人们喜庆地互相拍着后背，把在公路上垂头丧气行军的德国人与欢欣鼓舞的荷兰旁观者进行了对照，写下了“一边怕得要死，而另一边则发疯般地无限欢乐”的文字。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荷兰神父回忆说：“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流逝，人们愈加焦虑不安。在奥斯特贝克镇内主干道旁的药店里，卡雷尔·德威特开始担忧了，他告诉妻子兼主药剂师约翰娜，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盟军飞机还没有对德军车辆和步兵发动空袭。退役的荷军少校弗兰斯·舒尔特认为这种全民狂热为时尚早，尽管舒尔特的弟弟和弟媳对于德国人崩溃的表象欣喜若狂，但舒尔特却不以为然。“情况会恶化，”他告诫道，“德国人远没有被打败。如果盟军想要跨过莱茵河，相信我吧，我们会看到一场恶战。”
[1] Bijltjesdag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斧头之日，属于荷兰语中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习语，意指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压迫之后，对压迫者进行清算的日子来临了。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赛斯―英夸特吓坏了。在阿珀尔多伦，他躲进了地下指挥部——那是一个混凝土和砖结构的巨大地堡，耗资超过25万美元——里面会议室、通信设备和个人套房一应俱全。这个地堡至今还在，在入口处附近的水泥外墙上有“六又四分之一”的数字刻痕，“六又四分之一”是这位被人厌恶的特派占领区委员长的绰号。这是荷兰人忍不住刻上去的；在荷兰语中，赛斯―英夸特与“六又四分之一”的发音几乎一样，念作“zes en een kwart”。——原注
[3] 加尔默罗会，又称圣衣会，是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12世纪建立于叙利亚的加尔默罗山。
[4] “谁都认为不可能在德军中发生的场面却被人们亲眼看见。”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尔特·格利茨（Walter Goerlitz）在其《德国总参谋部史》一书中写道，“海军部队向北方进发，却又没有携带武器，同时还在出售他们多余的制服……他们告诉人们，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正在回家。满载着军官、情妇、大量香槟酒和白兰地的卡车试图一直撤退到莱茵兰，因而有必要设立特别的军事法庭来审理这种案子。”——原注
[5] 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纳粹德国第一所集中营，1933年3月22日启用，位于慕尼黑以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据最新资料显示，死于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超过4万人，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
[6] 圣卡尼修斯（St. Peter Canisius，1521—1597），天主教耶稣会学者、教义师，生于尼德兰。在新教改革后，德国天主教会的恢复主要归功于他领导的耶稣会的工作，他在天主教会中被尊称为圣人。
[7] 须得海（Zuider Zee），位于荷兰西北部。原为北海一海湾，1932年后经筑堤岸拦截，同北海分开，内部相当大的一部分已被改造为圩田，成为弗里斯兰省的一部分，剩余水面称作艾瑟尔湖。
[8] 此处原文有误，写成了奈梅亨的东南，奥斯实际上位于奈梅亨西南方，属于北布拉班特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