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约和关税
迄今为止，在中国条约赋予外国商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缴纳过关税和港口税费的货物，还要被非法征收税费。两者给外国贸易造成的障碍，大于政治变革造成的障碍。
英国能在中国获得如此多的商业利益，原因有三：一是英国签订的那些条约和关税协定；二是英国商人的勤奋努力；三是英国商人竞争力强，无论与中国商人相比，还是与外国商人相比，在竞争中都处于优势。但是，现在的情况却不利于我们了。外国人的努力和我们一样，中国又不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签订过的条约发挥不了作用，这些开始影响我们的贸易。中国人的竞争，轮船的引进，改变了以前的商业环境，深深地影响了英国经济。中国人勤劳节俭、心灵手巧，是可怕的商业对手。为了保持英国贸易的优势地位，英国商人和国内的官员，必须对这些变化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必须开拓新的市场。中国本地产品已经抢占了部分市场，英国商人就应该发挥潜能，为自己的生意和英国贸易，寻找新的利益增长点。必须开发新的领域。我请商会注意中国的玻璃生产行业，因为中国现在只有一家玻璃工厂。另外，中国工厂与英国工厂竞争得越激烈，他们需要的机器就越多，那么，只要我们国内的机器制造工厂足够努力，订单就都属于英国。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商品买卖市场，其中，有些生意是长期的买卖，有些则是暂时的生意。例如，棉产品和茶叶是长久的生意；但是，中国只是暂时需要军火和铁路器材，并且，一旦他们自己开始生产，我们的产品就卖不动了。不过，现在中国的铁路正在开发之中。我们已经接到一些铁路器材的订单，但是，订单的大部分却被美国人拿去了。我认为，英国的工厂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是研究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关于这点，我在“唐山”那一章里，提了一些建议。
列强之间的政事纠纷，对贸易的影响要比预期中的小。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外贸在稳步增长。1898年的海关统计数据，至今还没有公布，但是据行内人士说，数据是这样的：
进口总额是关平银209000000两，出口总额是153000000两，合计362000000两。
这个数据表明，相比于1897年，进口总额增加了7000000两，出口总额减少了10000000两。这也就证实了我在报告中强调的观点——没有安全保障，缺少信心，妨碍了贸易的发展。俄国占领北中国，德国占领胶州，法国占领越南东京，暂时还没有影响我们的贸易，因为以前开放的市场，现在还没有关闭。
相反，这些地方外国商人并不看重，主要是中国人在那里经营进口生意。因此，这些列强的行动，并没有影响那里的进口贸易；但是，要想促进这些地区的进口贸易，需要改善各国之间的沟通方式，完善运输设备。我们可以想到，在进口贸易方面，肯定会有危险，因为协议得不到落实，英国商人在关税方面经常受限制，极大地妨碍了贸易在未来的稳步发展。而出口贸易则完全不同，出口贸易几乎都由英国人掌握。不过，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阻碍了出口贸易自然增长的态势。我们预期1898年的出口贸易会增长，但是，内地的货物运不出来，致使1898年的对外贸易，虽然比前年多，但比1897年少了10000000两。从中国的财富和我在报告中引用的数据来看，自1888年以来，外国贸易增长了一倍。在我看来，如果在外部，一些强国能真诚地帮助中国；在内部，中国自己也进行改革；那么，未来十年，外国贸易的增长不仅仅是两倍。
把政治和经济混在一起，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在中国，这两个问题却不会截然分开。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治影响，必定会有益于商业；一个强大和友好的中国，是贸易发展的保证。
然而，如果在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有两个重要的负面因素，我们不能忽视。所有条约，都签订了最惠国待遇条款，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不能独自与中国谈判，获取利益或者获取赔偿。假如其他国家不通过威胁的手段，那么，他们与中国的私自协定不可能存在，对某个领域的垄断也会遭到大家的反对。
因此，假如东北还属于中国，也没有实施优惠铁路关税政策，那么，俄国的铁路就为各国贸易的增长，提供了方便设施，自己也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例子。我们现在知道，俄国正在和中国海关谈判，要在俄国铁路沿线设立海关。德国也一样，准备在胶州设立海关。
中英两国签订各种条约，是为了促进贸易发展。但是，中国地方官员或多或少都有自主行事的权力，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就无视条约规定，非法征税，既耽误了货物的运输，也损害了贸易。由赫德先生掌管的中国海关总署，向进口中国的货物征收从价税，税率是5％。但是，由于中英两国的关税条约即将到期，所以，中国宣布要提高税率。
在中国的英国商人，不反对提高从价税。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提出关于外贸税收的所有问题，也可以借此机会纠正现在的乱收税问题。正如他们所说，在货物进港时多交点税，对贸易造成的伤害，要小于地方官员的乱收税、扣留货物对贸易造成的伤害。
中英之间的贸易，主要遵循以下几个条约：
1.《南京条约》——1842年
2.《天津条约》——1858年
3.《烟台条约》——1876年
此外，还有一些关税协议，中英两国也是缔约者。从理论上来说，条约赋予我们的特权，在某些情况下有三十年没有兑现了。我们应当拥有的特权是下面这些。
《1842年南京条约》
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英国货物，一旦在通商口岸缴纳过固定的、合适的税费以后，就可以由中国商人运送到中国内陆各地。在途中，这些货物只需缴纳小部分子口税，且不能超过从价税的百分之几。”——《南京条约》第十条。
条约讲得很清楚：英国商品在通商口岸完税以后，只用再交一些子口税，就可以由中国人运输到内地，而子口税的百分比，已实施了好多年。
这些条约的筹划者最初目的是：英国的商品能自由进入条约第二条所规定的开放口岸；再多交一些费用，就可以进入那些未开放地区。然而，终于有一天，中国人开始利用这两个条款，在其他地方多设税关。1858年，中英又讨论了这个问题，签订了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被称为是在中国的英国商人的“大宪章”。这个条约就是：
《1858年天津条约》
这个条约，涉及外贸特权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关注的是第二十八条。
这条协议开头就写道：“鉴于《南京条约》第十条，缴纳过关税的英国货物，运进内地时，除了需要缴纳子口税以外，不用再交任何费税。”接下来描述了英国商人的抱怨：货物所缴子口税没有定则，地方官员任意收税，因此，“现在英国商人要求，在内地到口岸之间，无论是进口货物还是出口货物，只用缴纳一次子口税。”
这条协议表示：出口货物只用在第一个税关缴纳子口税；进口货物只需在所到口岸缴税。协议还说明：子口税不能超过货物价值的2.5％，并且：
“货物交过子口税以后，政府应该颁发完税证明——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用再缴纳任何税费。”
这就解释得很清楚：在中国，外国商人所缴纳的合法税费，只有两种。一是一般的关税，二是子口税——涵盖了所有的进出口货物。
然而，《天津条约》的制定者额尔金勋爵，就这个无可挑剔的协议，在1858年11月，给英国外交部去函，我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自今以后，无论是进口货物还是出口货物，交过子口税以后，在中国各地就无须再缴纳通行费、入市税等各项税费。我认为，这点对外国贸易非常重要。我到中国以后，听到了许多商团和商人的抱怨，因此，我致力于寻求一种方法，把子口税费固定下来，以代替现在的乱收费。……要想不干扰经济秩序，而设定一个好的子口交易制度，确实非常难，但是，这种子口贸易制度，对进出口贸易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保护。
尽管如此，许多年来，中国官员却一直以各种名义和借口，向外国商人强征各种税费，主要是厘金税。这种税不但不合法，而且数目不固定，官员们随意勒索，因此它极大地妨害了贸易。并且，最大的困难是：在运输过程中，如果货物在外国人手里，还比较好；但是如果由中国买办来运输，他们则更难抵制这种税收。
1868年，英国驻华大使阿礼国先生着手处理这件事情。他在给外交部的公函中讲：
按照条约规定，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货物，中国不应该额外多征税费。厘金税违反了条约规定。……中国政府能随意向外国贸易征税，是问题的主要原因，它对贸易利益至关重要。但是，这件事情，一个大使无权处理违背条约问题。
1868年，大使还起草了一份公约，打算处理整个问题。他在文中谈道：按照《天津条约》，外国商人可以选择，缴纳一次子口税。但是协议有一个缺点：它规定，商人需要向领事申请子口单；为了所有商人的利益，各地子口税要用中英两种文字公示。换句话说，只要中国官员向领事呈交税单，他们还能向途中货物征税。留给商人们的只有一种选择，承担子口税，或者出示完税证明。
大使的公约打算解决这个问题，使所有货物在到达口岸以后，可以一次性缴纳所有费税，以后在各个通商口岸不用再缴税。很不幸，这份公约没有被认可。但是，它确实能解决问题。因为如果允许地方官员征收厘金税，他们就会像现在一样，不管货物是否交过子口税，一律征收厘金税。那些已交过子口税的商人，如果拒绝缴纳这种不合法的厘金税，那么，他们的货物就会被扣留或耽误，造成的损失比缴纳的厘金税还多。现在的税务总司赫德先生，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阿礼国的建议很好：“如果中国官员能遵守这个协议，那么子口单制度，将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事实证明，阿礼国先生的努力失败了，收税乱象，层出不穷。贸易受到侵害，商人们抱怨不止。最常见的抱怨是：中国地方官员忽视条约规定，一直拒绝承认中国商人有运输子口单货物的权利。这就限制了贸易在开放口岸以外地区的发展。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英又签订了《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
第三条第四款规定：
“中国政府同意下列内容：按照一个原则统一制定子口税证明，所有口岸都一样；任何国籍的人，都可以购买和运输进口商品。内地商品运输到口岸，如果真正是为了出口到外国港口，按照条约规定，经英国公民证实后，途中只需缴纳一半子口税；否则，这些货物的子口税就不能被减免，这一点，可以通过子口税证明来查证。英国大使准备与总理衙门商讨这些协议，以防滋生弊端。附属关税协议第七条中的‘内地’，是指那些没有对外通商的沿江沿海以及内陆地区，在这些地区运输进口商品，或者从这些地方购买本地商品，中国政府应提供保障，使些商品免遭勒索。”
第七款协议，把海关税则讲得同样清楚：进口货物，只要有子口税证明，不管运到那里，都不需另外缴税。然而，这条协议对出口贸易的规定，直接与《天津条约》相矛盾。《天津条约》规定，货物在通过第一个关口时缴纳子口税；而《烟台条约》却规定，货物在第一个关口只接受检查，到最后一个关口才缴税。这就为地方官员在途中的敲诈勒索，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他们会说：这些商品没有缴税。这个协议还带来了一件麻烦事：商品如果没有在子口单规定的地方销售，容易被政府没收。
这条协议造成了这样的弊端：货物在运送途中，即使有销售机会，商人也不敢销货；运送途中，如果出现意外或遗失部分货物，就给了地方官一个绝佳的机会，去重罚那些商人。例如，大约在一年前，一位在梧州的美国商人按子口单贸易方式，运2000桶煤油到桂林。但是，当到达桂林附近的一个关口时，却被发现，货物比子口单上的数量少了二十桶。这可能是地方厘金税官设计的诡计，安排人从船上偷了二十箱货物。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关口扣留货物，监禁中国押货员。他的根据是：按照第七条协议，货物少了二十桶，全部都应该被没收。拖了几个月后，事情才得到解决。由于这般耽误，那位美国商人失去了一个120000桶煤油的订单，还赔付给内地船主一大笔滞留费。
为了这件事，以及类似事件，1898年，也就是在我考察之行前不久，总理衙门、海关税务总司和各驻华大使联名公示了新的《子口规则》。为了给联合商会提供信息，也为了便利那些关注中国市场的商人，我把这些新规则转录如下：
规则
1.持有子口单的进口货物，从口岸运到单上注明的地方，其间只用缴纳一半子口税，不用再缴纳任何税费。
2.当货物运到目的地时，注销子口单。
3.全部货物，如果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已销售完毕，那么，就在货物销售地注销子口单。
4.如果货物在途中只是销售了一部分，那么到下一个关口，商人就必须向厘金官说明，货物销售在那里，卖了多少，都是什么样的商品。于是，当值的厘金税官就在子口单上盖印，随即放行，不得延误。
5.距口岸最近的关口的官员，应严格按照规定去查验，决不允许用注销的子口单报运商品。
6.在检查中，如果发现有重复使用子口单的情况，那么子口单上所报货物，将被没收充公。
我知道，联合商会知道这个消息，在中国的英国商人，也知道这个消息。但是，考虑到税则即将修改，我认为：自1842年到现在，通过签订条约，我们获得了许多权利，现在对其中的所有问题做一总结，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另外，一些商人没有时间翻阅条约和规则，去证实一些重要规定，做个总结，能使他们对一些问题一目了然。
新的规则非常好。但是，我也同意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的看法，这个规则没有完满地解决那个恼人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执行这样的规则：外商进口货物，只用在所到口岸交一次税；出口货物，只用在出口口岸交一次税。为了确保这些，中国必须对那些沿途勒索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违规费税
现在，厘金税是主要的违规税费——一种地方税，各地都有；有时候，一个省份的各地都有。除此之外，还有巡费（防卫税）、海口捐和落地税（目的地税）。
据说，政府征收厘金税，最初是为平息太平军筹饷。整个税收是为了勒索穷人、弱者和商人。它对贸易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障碍。一旦开放了新商道，厘金税也就跟着来了。在很多地方，厘金税只是一个敲诈勒索的借口。由此看来，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转港货物征收厘金税，是一种违规行为。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英国和德国政府却承认厘金税的合法地位，把七个厘金局的税收作为两国贷款的抵押。
这七个厘金局分别是：三个盐厘局——湖北的宜昌、汉口，安徽的芜湖；四个普通货物厘局——江西的九江、苏州、上海和浙东东部。
这七处厘金局，估计每年可征税5000000两白银。
厘金税，不仅妨碍贸易，而且浪费人力财力。征收上来的厘金税交到政府手中的只有五分之一。为了逃避厘金税，商人们经常雇佣苦力，背运货物行走数公里，绕过厘金关卡，这就耽误了货运时间。
这里还有极为反常的事——内地税关和国家海关同在一处，各收各的税。即使进口商品已完税，这些税关，还要对那些购买外国商品的中国商人，课以重税。厘金税纯粹是一种坏制度。外国人进出口货物，要缴纳厘金税，这是一种损失，但是，各种延误和困难给商人造成的损失更大。
英国商人们的遭遇，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些违规的税费，抑制了进口贸易，也给出口贸易带来了巨大损失。在中国的一位商人打算向伦敦发送一批货物，且逾期不交货就得赔偿。他面临的困难有两处：一是在未交货期间，汇率不定，会给他造成损失；除此之外，他还得向厘金局缴纳一大笔钱，以保证货物能按期交付。可以看出，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在一些地方，商人们告诉我：官员们很清楚，商人们必须按期交货。所以，官员们也就不理睬子口单，押货员要么被敲一笔，要么耽误几个月。消息要很长时间才能传到海岸，然后，领事抗议，命令释放货物。这中间需要耽误几个月。下一次，负责运货的中国人就会主动交钱，以免耽误。英国商人需向运货人支付那笔钱。如果货价已定，那就增加运费；如果货价未定，那就提高货价。如果交货合同中已定好货价，那么，就严重地影响了利润率。如果持续施行现在的厘金制度，商人们准备向政府索要赔偿。他们认为，要想解决问题，仅仅得到道台的一个道歉没有用。对付这些事例中的官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攻击他们的钱袋子。对商人们来说，找领事投诉没有用，因为，那些买办和押货员不会在道台面前提供证据。如果这些买办和押货员提供了证据，厘金官就会向沿线关卡传达命令加以报复。英国商人们提出了一些改正措施：在子口单规定的区域内，只要一船货物，在厘金关卡被延误几个星期以后，领事就有权要求地方政府做出赔偿，然后把赔偿转移中国海关。商人们认为，如果能创设这种制度，马上就能制止现在的敲诈行为。因为政府会让地方官员支付罚款，这就能增加海关的收入；另外，地方上的道台也不会懈怠，他会努力搜寻违规人员，找回自己的损失。
有时，官员会以一些琐事为由，不开子口单。在我离开前六星期，一位莫里森先生向上海总领事布雷那先生申请一张子口单，运输绵羊皮。道台给了个牵强的理由——以前没运过此类货物，拒绝开子口单。布雷那先生给道台开了一个账单，要他赔偿延误生意所造成的损失。为了给道台一点教训，莫里森先生应该有权索赔精神和间接损失，那就不是100两，而是1000两银子。一般说来，这种事情会打击商人的进取心，然而，如果莫里森受到鼓励，并索赔成功，那么，将会有利于商贸，并促进其发展。
子口单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详情请见“镇江”那一章。新的规则极好，但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当遇到问题时，我们应该先反省自己。条约上写得很清楚，但是英国贸易协会却放弃我们的权利，在30年前就承认落地税的合法性。对于厘金税，韦德大使签订了一个奇怪的附属协议——在租界和口岸征收厘金税是不合法行为，这就暗示，在这些区域之外，可以征收厘金税。这些条约和协议，相互矛盾。
法国人在中国南方，已着手改善税务制度，英国贸易也从中得利。不过，最近几年，北京英国使馆也在这方面努力，保护英国利益，现在已见成效。
其他税收中，落地税最令人厌烦。落地税由地方官承包，这也是他们敛财的门路，所以，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虽然落地税是一种目的地税，但是，货物没到目的地，官员们也征收落地税。
向出口商品征收落地税，对中国产品来说，是一种不幸。最近，茶叶贸易几乎停滞了。过重的税收，落后的种植方法，使茶叶生意日渐衰落。如果由外商投资，帮助经营，再引进先进的种植方法，茶叶贸易可能还有再兴之时。现在俄国正在自己国家的南部种植中国茶叶，并且，从中国驱逐了许多苦力帮助俄国种植茶叶。据说，这些苦力大多来自汉口地区，那里是一个巨大的茶叶中心。丝绸贸易也因税收过重而遭重创，日本正在与中国争利；棉农也日遭盘剥，将来棉花贸易必将衰落。
尽管这些税收由中国人承担，但是联合商会也要关注此事，因为，中国生产能力受损，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与她有贸易往来的任何国家。
中国还有一个妨害贸易的税收。那就是加在国内贸易上的税种——货物从一个口岸运到另一个口岸，需要缴纳物价的2.5％作为税收。
盐税是中国的另一个税源。如果中国想繁荣昌盛，必须改革盐税制度。盐税对贫穷阶层压榨很重，也耽误了中国盐业资源的开发。在报告的其他部分，我举过一些例子。在一个渔业城镇，那里的居民，以进口咸鱼作为日常饮食，因为进口咸鱼比自己腌制的咸鱼要便宜。食盐是生活必需品，特别在东方国家，更是一种必需品。如果需要，食盐可以作为一种税收来源，但是如果管理不当，民众就遭罪了。埃及在这方面的改革，中国可以借鉴。
对于土地税，外国人和中国人一直有怨言。改革土地税制度，修订税制，需征求外国人的意见。
对每一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才比较合适。在讨论税制改革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方面的情况。
妨碍税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必须有财政来源，不要希望他们能马上废除厘金税和入市税。地方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厘金税。尽管《烟台条约》规定，中国人可以购买转港货物，且不用交税。但是，中国官员却认为：中国人利用条约逃避税收，使财源受损。要处理好这件事，只有充分满足中国官员的需要，才能希望贸易不受阻碍。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广州糖商用内地帆船把糖运往香港，然后从那里以外商名义转运至内地，声称这些货物可以免税。这就扰乱了子口单贸易，中国官员也因此而仇视整个子口单制度。因此，要想让子口单贸易运转良好，既要修改税制，明确规则；还要考虑中国的财政收入。
税制改革
中国与各国签订的条约，有效期不等，使税制改革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为了保护英国商人，联合商会必须认识到，在税制改革方面，要与列强协商沟通才行。
假如中国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辅以财政改革，那么，英国和其他国家，都不会反对增税。在不同的中国口岸，我和商人、商会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将现在的税收，从5％提高到10％或12％，甚至到15％。但是，税收增加到这个程度，那么，子口单制度就该被废除，所有货物到港时，只缴纳一次税收，其他费用全免。
联合商会应该注意到：现在的税，理论上是7.5％，其中5％是关税，2.5％是子口税；但是，商品还会被违规收税。因此，这就意味着，假如15％的税是全部的、最终的税款，那么，这也符合外国商人的长远利益。提高税点，对中国政府也有利：即使把增加部分转给地方官员，作为失去厘金税的补偿，政府也要比现在收到的多。进一步说，贸易的繁荣会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受益更多，因此，市场会更加开放，税率也会固定下来。
税制改革是外国商人所需，也是中国所需，但是，改革要辅以下列条件：
1.为外国人开放更多口岸，扩大定居范围。
2.取消内陆航运限制，开发国内铁路交通。
3.外国商品按条约规定缴税后，中国政府保证不再多征税费。
他们还认识到，有些事虽然与税制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必须改革。这些情况，我在报告结尾的“评论”部分，有详细描述。我将把这些情况，反映给联合商会。如果修改条约，那就是给中国施加心理压力的最好时机，可以促使中国改善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需要资金维持行政开支；商人们也要从让步中收获回报。
税制改革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商人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从价税。从价税是按照商品的固定价格征税。一些商品的价格下降了，还按照原先价格的5％征税，那商人就得多交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利润率就没有了。
对中国人来说，在税制改革中，也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官员抱怨，一些商人故意把货价报得很低。这种欺诈行为不仅影响海关的税收，也伤害了那些诚实的商人。海关官员应该设置一些检查手段，能查验货物的真实价格。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修改条约，才能使双方都感到公平合理，才能满足商人的诉求？困难在于，一些条约的有效期还有好几年，这事就不容易处理。法国的条约和我们的一样，马上到期，但是日本条约的有效期还有8年，德国的还有4年。我的建议：对中国来说，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去劝说那些国家终止条约，然后和英法两国一起，与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一般性商业条约。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延长英法两国条约的有效期，与其他国家的条约同时到期。那么，除非英法两国和其他条约未到期国家一样，共享最惠国待遇，否则，两国的税率会特别高。
我曾经和伊藤博文首相会面，他建议：要想令人满意，又能迅速解决税制改革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在中国召开一次大使会议。他认为，如果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各国政府讨论，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场的这些大使，完全了解情况，政府应该委托他们，参与讨论，制定协议，然后把审议结果以条约草稿的形式递送各国政府。伊藤先生的建议，值得考虑。
商人们的建议是：为了达成共识，帮助大使，首先应该派一个领事委员会，到各口岸去征询商团的意见，然后制定规划。这个委员会，应该由中国官员、英国领事、其他欧洲国家的领事和一位英国商人组成。条约要公平地顾及所有国家的利益，但是，各国所得利益，要与他们贸易成比例。
比较中日两国的外贸，就可以描绘出外国贸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日本与中国相比，自然资源贫乏。日本的人口只有42000000，而中国的人口是400000000。去年的外贸总额，日本是444000000元，中国是495000000元。
最后，必须谈谈我在中国会见过的那些英国商人。他们的商业理念丰富而完善。我发现，商业竞争并不会使他们情绪不安。相反，他们经常对我说，他们的方法很成功；在公平的环境下，不担心其他国家的竞争。但是，他们低估了竞争对手所能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要比他们平常抱怨的多。
总结一下，这几点商人们要特别留意：
1.英国制造商要注意，这里有许多新市场，特别是——玻璃、工具钢、钢缆、电气设备、铁路设备、采矿机械、采矿所用的烈性炸药，以及其他各种机械。
2.落实条约赋予的各种权利，阻止各种违规征税。
3.改革税制的同时，必须改革财政和其他制度。
4.财政和其他改革，必须有利于贸易和商业，且必须贯彻到整个中国。
5.帮助中国重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治安，否则贸易就得不到保障。
中国目前在外交、财政和商业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英国贸易，以前在中国占有主导地位，现在则面临着许多竞争，经受着不利的政治影响。现在，英国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是64％，为了维持这种势头，并进一步发展，那么，英国商人们就要全力以赴，确保英国贸易在中国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