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居民约1000000人)

贸易统计数据

1879年天津的贸易总额是关平银55059017两,约8000000英镑。

1879年船运货物总量是1326663吨,其中英国承运574177吨。

我于1898年10月15日到天津,很快就参加了一个商会会议。商会主席迪金森先生是一位英国商人。会议开始以后,主席首先代表商会,向伦敦联合商会致谢,感谢他们派特使到中国来考察商贸。

商会激烈地反对所谓“势力范围”政策,并且声明:未来天津贸易的保证,和门户开放政策一样,将完全有赖于维护中国的完整。

他们也指出:天津是北中国和东北一个巨大的货物贸易和集散中心;也是直隶、山西、甘肃省,以及河南部分地区、山东北部以及蒙古的东西两部天然的出海口。

贸易

海关报告证实,天津贸易额在稳定持续地增长。

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外货物,在上海交进口税,交到天津的只是一少部分,因此,这些报告,对港口贸易额的统计不完整。

1888年,天津在税收额是关平银591494两,约84499英镑;1897年是关平银973000两,约139000英镑,9年内增长了65%。

1887年,天津进出口货物的总价值是关平银32724499两,约4674928英镑。十年之后的1897年,总价值达到64644211两,约9232030英镑,增长了90%。

天津贸易的持续繁荣,完全离不开英国商人的付出。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也经受了许多挫折。正是依靠他们的能力,才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资本的投资量很大,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增长。这可以由如下事实证明:18年前,天津还没有一家银行,现在则有四家:1.创办于1881年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2.创办于1890年的德华银行;3.创办于1895年的印度、澳大利亚、中国渣打银行;4.创办于1897年的俄-华银行。

上述四家银行在天津的分理机构,资金总额约8000000两白银,合1100000英镑。

进出天津的大部分货物,都由外国船只承运,而且主要是英国货船。

港口有沙洲,妨碍通航。这些货船,为了这里特别的贸易,不得不进行改装,因此,与一般港口的货船相比,成本就大幅增加。

英国商会

在天津的英国商会会员,写了一份纪要,要求我把它呈交给联合商会,内容如下:

“英国政府的一些政策正在影响中国。长期以来,天津商会一直认真地遵循英国政府的政策行事。由于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的贸易才繁荣起来,现在有人违背条约规定,他们很担心。他们认为,英国在北中国的处境很糟,而政府的策略不明确,即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主要原因。这也表明,政府完全忽视了,或者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她的影响范围以及其他利益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有相关条约做保证,我们才毫不犹豫地在中国投资。但是,中国北方邻居对条约的侵犯,使我们感到,未来的发展充满了风险,也担忧以往投资的安全。”

这些言辞令我吃惊,我请他们举一些实例,以转达给联合商会。

天津商会中两个主要的英国商人,结合自身经历列举了一些事例。两人告诉我:他们有一些资本,渴望投入中国,但是,只会在英国公布明确的政策之后,才会投入。他们认为,山海关铁路事件实际上表明,英国政府已认可俄国政府,有干涉纯粹的经商企业的权利。这一事件,使北中国的资本家,完全丧失信心。

所有在天津的英商团体,完全赞同上述意见。

此外,还有一位代表,来自资产约140000英镑的大沽拖驳公司。他告诉我,尽管他们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来改进驳船系统,但是,俄国在北中国的地位,会使环境动荡,他们也就认为,公司不能再轻率地多投一分钱。

几名英商还告诉我:俄国在北中国的威势,无人能遏止,她随时会造出使资本贬值的势态,所以,他们将不会再投资。

他们说道,发生在北中国的事件,导致他们缺乏信心。而这种信心,对金融和商业企业、对商业贸易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商人们还对现在的贸易安全,甚为担忧,理由如下:

大宗贸易,如羊毛、牛皮、皮草、猪鬃等,主要来自兰州,西藏和西宁边缘地区,以及东北地区。这些货物可直接通过黄河,经北京管辖的高平口和南口两个关口而来。这两个关口以南,几百公里以内都没有关口。现在,这些货物是穿过上述关口,汇集于天津,但是,统治北京的力量,却能把它转移到北方。

商人们指出,修建铁路经常会使贸易改道,不过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英国也会参与修建铁路的竞争。但是,他们对未来非常担忧,因为现在俄国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几年内,有能力使贸易突然改道。

商人们的这些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北方地区不发达,为当地居民提供自由出口产品的便利设施,以促进他们的购买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在东北的贸易通道,原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建,而现在北方的一个敌对势力,却会很容易地改变它。

商人们表示,在一个公平或门户开放的环境中,贸易途径转移,会因修建铁路或合法竞争而发生,而他们已做好准备,会直面任何困难。

如果《天津条约》被忽视,并被势力范围政策所替代,他们将为被牺牲的利益而极力抗争。

他们解释说,他们所有的贸易,几乎都是来自遥远的内地和东北;在北方和西方,他们的精力、公司和资本,使这些地区变成了宝贵的资产,并且为当地贸易找到了海外市场。任何对中国部分领地的转让,或者,这些地区对外依靠一个能设置贸易壁垒、强征关税的势力,将完全破坏他们的贸易;并且,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重要的工业中心,都会感受到资源供应的减少。

他们声称,对他们的贸易来说,门户开放政策不仅是一种保证,也是一种保护。如果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他们对未来也就不再担忧。

他们交给我一份纪要,由我转呈给联合商会(参阅附录)。

中国官员

在天津的中国高官,热情地招待了我。他们到火车站迎接;为了让我感到舒适,在火车和轮船上做特别安排;去往北京、唐山等地时,常有一人陪同,且赞颂之词不断。

在天津期间,我还会晤了裕禄总督与李道台。他们知道我是联合商会的代表。两位表达了对英国的友好,他们讲:他们非常担忧中国的未来;现在的中国很无能,而欧洲各国正在利用这点,恃强凌弱,让中国默许一些计划,但是,中国自然会反对这些计划。

他们说:俄国坚持要中国给予特权,中国无力拒绝。而英国又直接质问为何给予俄国这些特权,并提出要求:要么中国做出巨额赔偿;要么和俄国享有一样的特权,中国同样无力拒绝。

我告诉他们:在目前情况下,我只看到了中国的分裂;并且对这种现状,给出了我的解释。他们答道:他们欣赏我的坦诚,打算把我对时局的看法,汇报给合适的政府部门。他们完全清楚:我的意见,只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商贸有关,涉及它未来的发展和安全,与其他无涉。

我发现,天津的英商和德商,关系十分和谐。我受到德国商人领袖的款待。在那里,我会晤了各国在天津的重要商人。德国商人说:最初,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利用自己的人力、公司和资产,在中国创建了一个贸易平台,并向各国开放,对此,他们表示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