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和弗里德尔是如何在韦斯特博克相识的？
埃迪在红军解放奥斯维辛之后发生了什么？
弗里德尔又怎么样了？
在这篇后记里，我们将为您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关于埃迪·德文德的少年时光，我们知之甚少。
他不怎么喜欢谈论过去，因为哪怕刚开了个头，
那失去一切的痛苦便会让他难以承受。
奥斯维辛是他生活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这件事。
他的生活分成三个阶段：
奥斯维辛前、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后。
奥斯维辛前
埃利亚扎尔·德文德，昵称埃迪，1916年2月6日出生于荷兰海牙的彼得·海恩街，他是独生子，是亨丽埃特·桑德斯和路易斯·德文德的儿子。他的父母拥有一家生意不错的餐具店。因为工作忙碌，埃迪一部分时间是由保姆照看的。他们一家并不是严格的教徒。他的父母不信教，并且很少用犹太教的教条来约束自己。不管怎么说，年轻的埃迪生活还不错，出身于一个被同化的、成功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
埃迪三岁那年，他父亲路易斯因为脑瘤去世。祸不单行，同一年，埃迪从灶台上拽下来一个装满开水的茶壶，他因此被严重烫伤，并住院半年。他的脸上和胸口都留下了巨大的伤疤。
他母亲改嫁给了路易斯·范德斯坦姆，可他继父在1936年因为突发心脏病也去世了。这时埃迪已经20岁，在莱顿大学学习医学。继而亨丽埃特又嫁给了路易斯·佐代。埃迪厌恶地称他为路易斯三世。他12岁的儿子罗伯特·雅克，也搬来和他们同住。最终埃迪的母亲和她的第三任丈夫一起被送往奥斯维辛，并在那里双双遇难。罗伯特·雅克也没能从劫难中幸免。
因为童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埃迪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很密切。1942年战争期间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感情。
埃迪很聪明，对周围的世界很感兴趣。幸好，他童年里遭受的打击并没有妨碍他在社交上的成功。他晚上经常和朋友们相约探讨世界各地的时局。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是他们最喜欢的谈话主题。他得了个外号叫“小鸡蛋”，是别人根据他的脸形起的。
读完高等公民学校之后，他开始在莱顿学医。他一直都想当一名医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他儿时经常犯哮喘，母亲给他“治病”的时候他很舒服。埃迪是一个好学生，也很会享受生活。他有一个基督徒女朋友。晚上他经常和“无赖节拍”爵士乐队一起演出，他在里面吹单簧管。在他的空余时间里，他最喜欢玩帆船。
埃迪的父母都来自犹太大家族。一些家族成员从事钻石工业，大多数人是兢兢业业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家庭里，上学并不是普遍的事，所以他们都很为埃迪感到自豪。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纳粹主义的威胁就日益笼罩荷兰，但埃迪的生活却一片光明。因此，德国对荷兰的入侵和占领深深地震撼到了他。
战争
1941年初，德国侵略者强迫荷兰大学将所有犹太员工和学生开除。在老师的帮助下，埃迪加速毕业，并且成为莱顿的最后一名犹太毕业生。然后他前往阿姆斯特丹进修心理分析学专业，这是在他的老师家中秘密进行的。他住在新赫仑运河附近，那是犹太区附近的一条美丽而宁静的运河。这里是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在“二战”期间，阿姆斯特丹的八万犹太人大部分都住在这里。
德国占领军将犹太族人不断逼入绝境。埃迪开始担忧，他认为德国人终究会把希特勒早前在《我的奋斗》一书里提到的理论付诸实施。当他人生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他还非常惊讶。1941年2月22~23日，德国人在阿姆斯特丹抓捕了427名年轻的犹太男人，埃迪便是其中之一。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员和抵抗部成员亨德里克·科特，在参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抵抗占领军的斗争中死亡。突袭抓捕，便是对此的报复。埃迪1981年在《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的一篇文章中讲道：“我进城去拿我的自行车……在犹太区的某处，我被一个德国士兵抓住了：‘你是犹太人吗？’我为什么要说‘是’呢？如果我当时（用德语）回答：‘伙计，你疯了？我是犹太人吗？！’可能那时我就救了自己一命，而这个失误让我差点就把命搭进去了。”
他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了两座犹太教堂中间的一个广场上，那里现在叫作约拿·丹尼尔·梅耶广场。他们在那里蹲了好几个小时，还被德国士兵们殴打。最后他们被卡车拉走，送去了斯霍尔的一个囚犯营。到了那里之后，一切又来一遍，他们又被继续殴打。这次打得更狠，用的是枪托，他们不得不在成排的士兵旁边来回奔跑。
埃迪觉得，比挨打更可怕的是恐惧，和其他人一样，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427个人被逐一“检查”，病得太重的人不用被送走。埃迪找到了机会，就像后来在奥斯维辛一样，他现在也可以利用医生的优势。他知道肺结核的症状，也知道怎么让自己感染上这个病，他的哮喘也帮了他。和其他12个“病得太重”的人一起，他们在被送走前释放了。他快速地奔跑，出于“被射杀的恐惧”，他当时用“曲线跑法”逃走的，暂时获得了自由。另外415个人被送到了奥地利的一个采石场毛特豪森。那415个人里只有两个人幸存了下来。被放走的人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而在那12个因病被拒绝的人里，据人们所知，只有埃迪一个人幸存下来。
第一次突袭成了后来“二月大罢工”的导火线。很多阿姆斯特丹人不接受“他们的”犹太人所遭遇的事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作为对这次突袭的回应。这是一次英勇的行为，可惜，这场罢工不幸地以血腥的方式惨淡收场。
每年的二月大罢工纪念日，都会提到之前突袭中的两名幸存者：马克斯·内比格和格利特·布罗姆。没有人提到埃迪的名字，也许这是因为他当时并没有在被送去毛特豪森的415个人之内。无论如何，这件事总是震撼到了他的。
从斯霍尔被放出来之后，埃迪尽其所能地让生活重回正轨。1942年，由于阿姆斯特丹太危险，他就藏在了海牙他母亲的朋友那里。成天待在房子里非常难熬，于是房主想了个办法，让埃迪逃去瑞士。于是他和当时已经订婚的女朋友一起出发了。但是在第一站安特卫普，就出了差错。他们找不到要去报到的那个地方，可能是纸条上的地址拼错了。找寻几天未果后，这对情侣又小心翼翼地返回了荷兰。
埃迪后来讲述过那个故事。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故意逃亡失败的。他和母亲的感情如此深厚，他或许不愿意抛下她。他回来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印证了这个想法。
他的母亲被抓了，被送往韦斯特博克。犹太委员会是在德国占领军和荷兰犹太人之间调停的组织，当时正好在寻找犹太医生去韦斯特博克做志愿者。他们保证这些医生可以留在那儿，而不会被继续运送到其他地方，而且每两周他们可以休息一个周末，以“自由之身”回家探望。埃迪报了名，条件是他的母亲也可以留在韦斯特博克，而不被继续送走。这个承诺毫无价值。几天之后他到达韦斯特博克时，他的母亲已经被送去奥斯维辛了。
韦斯特博克是一个维护良好的定居点，并且有良好运作的管理层，主要由犹太人组成。那里有足够的食物，以及其他设施，诸如医院和剧院。不过，纳粹当然是幕后老板，每周都会安排一次运输。每次都有1000多个犹太人被用运货火车送到东边去。他们被送去波兰的一个地方，直到上了火车，他们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奥斯维辛。
埃迪在韦斯特博克的小医院里做管事医生，工作很努力。他的一项任务异常艰难：对那些将被运走的囚犯进行“审核”。重病的人不用去，每次囚犯们都会恳求他把要被运走的家人和朋友作为重病号报上去。医生们对此要谨慎处理，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决定也会定期被德国人检查。这项艰难的任务在战后很长时间依然深深折磨着埃迪。战后，有些人怨恨他，因为他当时没有把这个人的亲戚从运输中拯救下来。
埃迪在医院里与一名18岁的护士弗里德尔·弗里达·科莫尼克一起工作。她来自德国，在一路漫长的逃亡之后，来到了这个营地。埃迪和弗里德尔相爱了，他取消了先前的婚约。为了能留在一起，他们需要结婚。这在韦斯特博克也是允许的，于是他们也这样做了。几个月来，他们一起住在一个仅用纸壳从医院大厅里分隔出来的空间里。对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来说，这并不是理想的境况。
不过他们相互依赖，尤其是在这现有环境之下，已经很幸福了。直到厄运落在他们头上。尽管埃迪和犹太委员会做了交易，他和弗里德尔还是在1943年9月14日被送往了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
德国人撤退之后，埃迪立刻开始在笔记本上记载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也就是这本书上的文字内容。他时不时会跟妻子和儿女多说一些里面的事情。他饱受着每个幸存者都会面对的罪恶感的折磨：为什么我活下来了，而其他人没有？除了难以置信的运气之外，他对弗里德尔的爱和渴望也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
《最后一站：奥斯维辛》这本书的动人之处在于，这本书是在战时、在营地内所写。文中的内容没有被修改，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变化了的回忆，也没受到解放之后才得知的新消息的影响。这让故事更加公正，也赋予了此书巨大的历史价值。
这也常常让人觉得难以面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埃迪讲述弗里德尔过得很糟糕的那段时间，他和营地医生谈话，请求他救救弗里德尔的命。在一个为了尽可能杀更多人而建立的地方，这个请求似乎完全不合时宜。但营地医生同意了他的要求，也是件奇事。尤其当你知道这个营地医生是谁的话就更会这么觉得了：他是约瑟夫·门格勒。这个名字当时很少有囚犯提到，埃迪也觉得没必要交代。然而这个名字的主人，如今被视为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罪犯之一。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刽子手们不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物，而是能做出“有人性”的决定的普通人。
相比人们如今对门格勒的看法，这件事会让他变成一个没那么邪恶的人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埃迪写下的自己与弗里德尔的一段对话中找到，一些年长的党卫队队员，偶尔会做出一些看似莫名其妙、前后矛盾，但却带有同情心的决定。“我不认为这个可以为他们开脱，”汉斯严肃地说道，“相反，那些年轻人从骨子里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别的道理。但是恰恰是那些老人，比如那个营地医生，从一些小事情还是能看出来以前的教育在他们身上的残留。他们以前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还能保留自己作为人的一面。所以他们比那些年轻的纳粹更可恨，因为后者从来没见过以前的美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正因为门格勒做了这件事，并且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知道人性为何物的，他在奥斯维辛的举动更应该受到谴责。
这本书以1945年1月奥斯维辛的解放为结局。在1980年《最后一站：奥斯维辛》再版的后记中，埃迪描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党卫队让绝大多数囚犯行进到德国内陆的营地，并且一路只让走路，不给吃的，奥斯维辛还剩下几千名病患。俄国人进入营地没几天，就来了一名女大夫，我被要求留在营里，直到最后一名荷兰病人（只要他们还没死）被带去俄国——之后又被送回荷兰。三个月来，我完成了各种困难的医疗任务，截肢和一些小手术，这些其实都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的生活很忙碌，就着美国的鸡肉罐头吃了很多豆子。另外我还在‘加拿大’（储存犹太人的所有物品的地方）找到了一件皮大衣，我在市场上把它卖了。……接下来的五个月我在奥斯维辛和俄国买了很多鸡蛋和奶油，这样，当我七月份回到荷兰的时候，看起来营养很充足。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如何，我早已不记得了。重新构建很久以前的记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当然还记得俄国人刚进来之后，我们从行政楼里拉出来的一幅希特勒肖像，铺在大门口的地上，轮流上去跳舞。我早已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
“我想，我更多的是觉得这很可笑，而不是因为发泄了怨气而感到愉悦。……有一种感受我肯定是有的：我要告诉每个人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我把它写下来，让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事就再也不会发生。同时，对我自己而言，我想结束这些困扰，似乎我可以通过将困扰从内心向外界——纸上——转移的方式，来摆脱掉它。这是一个幻想。我找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现在还留着它，我每天都在原来波兰宿舍的房间床沿上，用很小的字写着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没人可以质疑我描述的事实和情景。这和现在的书籍以及电视场景不同，针对后者，评论家——或许不情愿——可能会话里有话地说这些回忆是伪造的。”
奥斯维辛解放之后，过了几个月，荷兰那边的战争才结束。埃迪加入了俄国军队。他在奥斯维辛又留了几个月，照顾病人，之后在战线后方帮助伤残士兵。这段时间，他完全不知道弗里德尔是否还活着。最初他相信她已经死去，死于那场在奥斯维辛将她从他的身边带走的死亡行军。当死亡行军的故事也传到东欧时，他听说有幸存者，于是再次燃起希望。5月23日，荷兰刚一解放，他就从乌克兰的切尔诺维茨（当时还属于苏联）向荷兰的红十字会寄了一封信。他给弗里德尔也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还活着，并希望红十字会能知道她的下落。那封信充满了渴望和不确定性。
荷兰终于解放了，他想尽快回去。那是一段漫长的旅途，先穿过东欧，再跨过地中海。埃迪当初是坐着一列运货火车离开荷兰的，他回去时搭乘的是一辆客车。从马赛，经德国，他终于在1945年7月24日到达了荷兰边境。他被收容在恩斯赫德。因为他身上没有证件，所以要接受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盘问。他先交代了自己的个人信息，他叫什么，他都去了哪里。之后奇迹出现了。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打断他，说不久之前一位德文德太太从奥斯维辛回来了，她就在附近的医院。埃迪回到荷兰的当天，便和弗里德尔重逢了。
奥斯维辛之后
弗里德尔和埃迪被战争摧残得很厉害。埃迪主要是心理上的，弗里德尔的身体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她失去了生育能力，并且多年疾病缠身。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皆被杀害，他们的家园也不复存在。荷兰忙着战后重建，对他们的故事关注甚少。
埃迪和弗里德尔勇敢地重新拾起了生活。埃迪变卖了战后所剩无几的家族财产，用这些钱在阿姆斯特丹边境处建了一座房子。埃迪接下来进修了心理分析学家课程，并创办了自己的诊所。奥斯维辛成了他一切工作的重心，作为心理分析学家，他专门治疗遭受过重大战争创伤的人。1949年他据此出版了一份权威图书《直面死亡》（Confrontatie met de dood），书中第一次描述了集中营症候群[1]。
共同的痛苦、创伤带来的疼痛，最终还是压垮了埃迪和弗里德尔的关系。1957年，在离开奥斯维辛的12年之后，他们最终分手了。
埃迪在绘画课上结识了第二任妻子。这是一位与他的背景不同的女性。她来自阿姆斯特丹，比他年龄小些，并且不是犹太人。他们生了三个孩子。
埃迪精力充沛，工作努力，但是他会时不时地被自身的创伤压倒。他多次接受治疗，还去过一名专攻战争后创伤的著名精神科教授——杨·巴斯蒂安斯的诊所。他接受了迷幻剂等实验性治疗，以此疗愈他过去的创伤。
痛苦和悲伤有时会从一个不经意的角落冲出来。埃迪和那个他在营地结识的女人，那个和他一起经历了苦难的人以离婚收场这件事，让很多人不满意。尤其是他之后还娶了一位非犹太裔的妻子，这被部分犹太群体视作背叛。每年埃迪都会去荷兰奥斯维辛委员会参加纪念集会。尽管他是在场许多人的英雄，并一生致力于帮助战争受害者，但仍然有些人因为这次“背叛”不欢迎他。
埃迪定期发表文章，也经常被邀请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主要是关于战后创伤的后续成果。他在第二项专业领域——性学上，也非常成功。例如，他是荷兰第一家堕胎诊所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1969年，他发表了有关各种性偏好的集成作，《变异还是变态》（Variatie of Perversie）。
在埃迪晚年，他越来越清楚，创伤不会在直接经历者这里终结，而是会由“幸存者”传递给下一代。他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以研究并整合关于这一主题的知识。这就是战争影响心理研究基金会（SOPO）。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吸引了许多国际专家加入。
1984年，他去世三年前，获得了一个皇家荣誉。他被授予奥兰治-拿骚勋章，军官头衔。对他而言，这份荣誉不仅肯定了他的杰出工作，也肯定了他幸存的意义。
埃迪在SOPO基金会工作时突发了严重心脏病。之后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面对死亡的临近，他的思绪被带回到了奥斯维辛时期，他饱受恐惧的痛苦折磨。卧床一个多月后，他那备受摧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987年9月27日，埃迪去世，享年71岁。
[1] 直译，也称为“幸存者内疚感”。
学生时代的埃迪。约1939年。
70岁的埃迪。1986年。摄影： Jeroen van Ammelrooij。
1918 埃迪和母亲亨丽埃特·德文德·桑德斯。
1933 家庭聚餐，庆祝埃迪的祖父母结婚50周年。埃迪站在后面正中间。1933年。
20世纪30年代 埃迪演奏单簧管和萨克斯，并定期随“无赖节拍”乐队一起演出。20世纪30年代后期。
20世纪30年代 战前，埃迪在海牙附近的湖上玩帆船。他在奥斯维辛期间曾忧郁地回忆过这一段经历。20世纪30年代后期。
1940 战前，埃迪正在莱顿学习医学。照片中，他正在解剖课中解剖“湿尸”。战争结束后，他从事精神科。莱顿大学在1940年底被占领军关闭，埃迪是最后一位在那里毕业的犹太学生。
1943 埃迪和弗里德尔在韦斯特博克的结婚照。照片上没有家人，但是有营地里的知名人士、同事和朋友。
1945 埃迪在致辞中感谢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1月27日之后，一群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幸存者留在奥斯维辛，埃迪和他们共处了几个月。照片中的女性来自南斯拉夫。演讲稿是在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带走的笔记本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