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就这样前行着。汉斯和弗里德尔都经历了各自人生的起起伏伏。分选会时常发生，每次也总会为其他的朋友感伤。这还不只是累死的和病死的。
就算是在营里工作的人也不安全。每次都有奥斯维辛的工作人员被送到其他营里去。那些在好的劳动小队里工作的人也常常无法幸免。然后很快就丢了性命。谁能受得了矿场的苦累呢？谁能受得了每天14个小时从齐腰深的河里挖石头呢？谁能扛得住那些毒打，而谁又能抵抗感染呢？
春天来了，春天带来了稀有的鸟儿。它们在贝斯基德山北部严酷的气候中冒险飞进了西里西亚寒冷的角落。但是春天也带来了阳光，而阳光是一种生命力。这种力量穿透了一切。穿透电网，穿透高墙，穿透党卫队队员，什么也拦不住这种力量。
阳光到底还是为这死亡的宿命里带来了一丝生机。新的希望就像这一抹嫩绿色一样，从春芽中迸发出来，接受着新的阳光的洗礼。空气变得温暖湿润，天空亮出一抹清丽的蓝色，感受到春意的人们，心跳也欢快起来。仿佛血液随着注入动脉的新鲜活力也变得流畅起来。仿佛身体里长居的灵魂随着在青绿的牧场上空颤动的空气一起颤动起来。一股紧张的气息滋生出来，如同人类的历史那样古老，却又在这个能将人的灵魂冻住的冬天之后，呈现出一副新的样貌。
如果人们从楼里的窗前眺望触不可及的对方，或是眺望触不可及的远山，他们会觉得彼此像是一对人间情侣，畅想着天堂的样子。他们不必担心从天堂中被放逐，因为那里他们也不曾去过。一声深深的叹息后，灵魂离开了身体，飘向了缥缈的远方。
一时间，营地不存在了，恐怖消失了，电网和高墙也消失了。灵魂、宇宙以及万物合为一体，从河流上空飘过，从沼泽上空飘过，飘向视线尽头的那片美好的、蓝色的应许之地。他们再次看向对方，一句话在他们之间回响。虽然没有说出口，虽然遥不可及，也依然听得见对方问：“何时？”
对自由的向往，对自由的爱的向往，何时才会被满足？共赴自由，看起来不可思议，每当想到他们被囚禁的死亡营地，一种深深的恐惧就会笼罩着他们。意识一旦从幻想中被拉回到现实的营区，她的手指便紧紧地扎进窗纱，双手紧紧抓住窗框，仿佛要用尽全力打破，打破那阻挡一切的东西。
他们再度叹息，不过这叹息和之前已有不同。这一声叹息充满了对那片梦想之地的悔恨和悲哀，因为他们不相信有朝一日可以去往那里。
那天晚上，汉斯感觉身体不适。他点名后直接爬上床去，让一个青年去流动医院取体温计来。他不怎么发烧，知道自己只是在这春天的紧张气息里饱受煎熬。
不过为什么不休息几天呢？鲍尔肯定不会找他麻烦，他正陷在爱河里呢。他坐在房间的窗前，眺望着那个荷兰的犹太女孩，已经好几个礼拜了。她对这个年长些的男人也很友好。鲍尔春心一动，就成了老好人。他不再催促护士们了，也不再骂人。鲍尔的爱是真诚的，真诚、富有同情心的爱。
他和汉斯成了搭档。汉斯要是去10号楼，就替鲍尔带去信和小包裹。鲍尔则会尽可能地让汉斯开开小差。所以汉斯可以请几天病假，没有人会怪罪他。
他让抬茶桶的人给弗里德尔带去了一张字条，上面写明他会休息几天，让她不必挂念。第二天他收到了一封长长的回信：
我亲爱的男孩：
你能休息一下，不那么劳累，我很开心。几天不见你，没有你带的额外的食物，这都不重要。
昨天是特别的一天。我很早之前就请求过楼长，这次终于可以参加香料劳动小队了。早上八点，我们就出了营地。我们走了很多路，到了靠近比克瑙那一带。那边我看到了洛特·斯巴特尔，还有几个上个月从我们楼出去的女孩。有些人的实验已经做完了，有些人失败了。还有些新人进来，比如洛特和那些拒绝成为实验品的法国共产主义者。
三个星期前，有70个人被送走。现在在比克瑙看见她们真是难受。她们变化很大。全都光着头，赤着脚，身上不过围着几片用绳子连起来的粗麻布。你知道吗，汉斯，她们已经不再是女人了，只是活物而已。没有性别的活物。我们这边的女孩看起来还很好，可是还能好多久呢？
我和洛特聊了两句，她匆匆地给她的丈夫海尼写了几句话，但是女监工已经走过来了，打了她一下。于是她又回去继续搬石头了。你说得对，我要是去了比克瑙，肯定坚持不了多久。我现在就已经咳嗽得厉害了。
这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在森林里采了些香料。有洋甘菊，还有各种其他香料，用来做药酒。很欢乐，每一根茎，每一朵花上，都有春天的气息。虽然现在营地里一切依然荒芜，但是森林已经活过来了，有鸟儿，还有刚抽芽的树枝。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往回走。我累得要死。我还没适应。
晚上非常可怕，因为昨天下午是军事法庭开庭。来了三辆标着“法律”的轿车。附近的一个村子被抓走了300多个波兰人，那是整个村的人。但是两个人已经被释放了。
晚上处决。我们什么都能听到。那是在11号楼的院里，地堡正挨着我们楼。我们那一面的窗户都装着百叶窗，楼长特意盯着我们，以免我们透过缝隙偷看，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向窗户上开枪。
我们楼里的气氛从来没有那么沉重过。值日人员边走边吼，文员没有一分钟不在出手打人。她们都是女人——斯洛伐克的，在比克瑙待了很久。她们在那肯定过得很惨，所以现在她们觉得也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悲惨一些。“你要是去过比克瑙，你早就死透了。”她们这么说，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承受她们的一切粗鲁，那套总是向别人发泄的习惯。
七点钟，枪声响起来了。我们非常紧张，而且大厅里那么闷，每一声枪响，我们的全身都能感受到。就好像下一个就轮到你了一样，真是身临其境。
先是听到下令开枪，然后一阵枪响，接着是尸体被拖走的声音，如此循环往复。接着又传来受难者的哭泣声。一个女孩在苦苦哀求，她还那么年轻，那么渴望活下去。男人们呼喊着各种口号，像是什么“希特勒去死”和“波兰万岁”。噢，反正后来我们楼里的情绪已经变得非常差了。尤其现在已经是春天，而你却还和2000多个女人一起坐在这阴暗的大厅里，等待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到处吵吵嚷嚷。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更多的细节，因为我大概知道他们都做了什么。
舒曼的那些实验，你知道的吧？他用的都是16岁左右的希腊女孩。那些孩子被放到一个超短波电场上，在肚子和屁股上放一块板子，这样卵巢就被烧坏了，女孩们被电流击出了惨不忍睹的伤口，并且疼痛难忍。伤口好了之后，她们就要被开刀，他们要看看腹部，尤其是卵巢是怎么被烧坏的。
斯拉瓦跟我说了，这种方法完全是胡闹：他们想找到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绝育，要是有机会的话，他们想把所有的波兰人、俄国人，可能还会把所有荷兰人都绝育。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女人们不仅变得不育，也被阉割了。
实验结束后，女孩们被送去比克瑙，一个月之后再回来复查。接下来舒曼会摘除卵巢，来看它们的状态。假设一下：2小时15分钟之内完成9台开腹手术。这中间连器材都不消毒。然后还有萨缪的实验，这个你肯定比我知道得多。他已经尽可能快地把所有女人都抢过来，一共有400个。她们都经受了难忍的疼痛。好吧，你也知道的。这绝对不可能是像他说的那样，只是取一块黏膜，因为所有女人都特别难受，而且都需要缝合伤口。
舒曼的实验失败了之后，克劳伯格教授来了。听说他是卡托维兹一位有名的妇科医生。他来了以后，女人们的子宫里被注入了白色的水泥状液体，然后马上用X光机拍了片子。克劳伯格说这是为了找一个碘油的替代品。在德国，拍X光时没有碘做造影剂。这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也可能是他们就想用某种方式达到绝育效果吧。
唉，今天的糟心事够多了。我没写什么好事情，你别生气，但是你总是什么都想知道得一清二楚。再见了小伙子，好好休息吧……
后面又加了几百个表达爱意和祝福的词，再次唤醒了汉斯那莫大的渴望。他跳下床，穿上衣服。现在已经是两点半了，锅炉小队已经收队。但是他想见她，想和她说几句话，想安慰她，想试着给她一点勇气。
10号楼的门开着。门卫不在。汉斯犹豫了一秒钟，之后，他第一次没有抬着汤桶，就这么走了进去。他在走廊里看到了一个荷兰女人，他让那人替他去叫弗里德尔。但是他们刚面对面站定，门卫就冲出门来开始叫骂。光天化日之下，他好大的胆子！如果她能控制一下自己，一切还能不了了之，但是现在她吼这么大声，那就必然要坏事了。汉斯紧张起来。忽然戈贝尔站在了他面前。
戈贝尔博士是一个瘦小男人，穿着马裤，配上他那小细腿显得极为难看。他那轻便的运动外套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刚从大减价买了东西回来的小上班族。但是女人们对他既恨又怕。
克劳伯格有时候还很随和，如果有女人因为某种原因请求不接受注射，他也经常就算了。但是自从两周以前，戈贝尔来了，他就和10号楼的审查员一样。他什么事都要掺和，而且毫不留情地逼迫所有女人去参加实验。他不是医生，而是法本公司的一名化学家，那个公司资助了这些实验，并且对新的液体感兴趣。戈贝尔很粗鲁，阴阳怪气，而且和所有那些从未学过领导别人却忽然获得权力的人一样，有着典型的懦弱心态。
“先生是不是有时候以为这里是赌场呢？”
汉斯本来不屑于找个借口，但是那一刻他心中的仇恨爆发了。他用尽全力控制自己不去一脚踢倒那个小男人，以至于嘴里发出的都是些别人听不懂的声音。
“好，没关系。”这个大权在握的人说道，并记下了汉斯左肩上戴着的编号。汉斯败走了，也没有再和任何人说起这段冒险。
第二天早上鲍尔过来了。“小伙子，你怎么回事？你的编号被写字间送来了，你得到前面去。”到前面，指的是到大门口，主管助理待着的地方，他得在营房长的房间走廊里等。
主管助理卡杜克叫道：“150822。”
“听您吩咐。”
“送去比克瑙的惩罚小队。”
直到党卫队队员来带他走的时候，汉斯还是晕乎乎的。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费了好大力才能跟上党卫队队员的脚步。在奥斯维辛和比克瑙中间有一条铁路，跨过了奥斯维辛的站场。之后，沿着铁路的分支一路下去，大概一里地就到了营地。铁轨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正门穿过，成了一片广阔的军营之海的中心线。
铁轨的两侧分别有八条或十条小路，在这条道路的两边有35~40座营房。营地左半边是女子集中营，右边就是所谓的比克瑙劳动营。之所以说“所谓的”，是因为这边的条件比女子集中营还要差。这边还有火葬场，一共四座。
如果让比克瑙的20万居民都走在营地里，点名、巡查、分发食物和劳动小队，都完全无法组织。所以两边都有成排的营房和十字街，自己单独组成一个营区。这些营区都是用电网隔离开的，并且各自有一个号码或字母。这也就可能出现夫妻或母女都在比克瑙生活了几个月，却并不知道对方也在这儿的情况。因为所有的营区都被严格分隔开，只有相邻的营区之间才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交流。
尽管冒着生命危险，男人和女人们还是保持着一些联系。人们的联系比在小得一目了然的奥斯维辛一号营要更频繁一些。趁着运送食物或者其他机会，他们会去寻找对方。大多数情况下囚监及其他工头和女人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很多女子劳动小队甚至是由男囚监领导的。许多女人要是有一个“富有”的男人，比如开装面包的车的，或者能拿到很多面包的，就会深感幸福。他们会用面包来缓解一下女友的饥饿，作为对他们的爱欲得到满足的答谢。
有一天晚上，汉斯遇见了一个老布痕瓦尔德人，他们聊了聊奥斯维辛的恶劣，他说布痕瓦尔德那边的囚犯道德败坏得比任何一个其他营地都快。
“在布痕瓦尔德，经历了很多斗争之后，政治犯们掌握了整个营地内部的领导权。有时候甚至还有几个党卫队队员合作。如果一个绿袖章的——就是职业罪犯——嘴巴太大，他就会收到一张字条让他去医院。那边给他打一针，一切就结束了。”
“那边的状态比这边好很多吗？”汉斯问道。
“在布痕瓦尔德不存在安排一说，只有从党卫队仓库集体盗窃才对大家都有利。一个从厨房偷东西的厨师被当场射杀，还有一个拿香烟换面包的人被重重地惩罚了。”
奥斯维辛可不一样。在这里每个人成天都只想着怎么尽可能多捞些东西，而这经常要以牺牲同志为代价。点名之后的那几分钟空闲时间，就完全是一个黑市。
“布痕瓦尔德的妓院被政治犯抵制了，至今还没有一个荷兰人去过，”布痕瓦尔德人声称，“这边不一样，只要不是犹太人，谁都可以去妓院，物尽其用。男女之间的非法肉体交易在比克瑙这里就是纯洁的卖淫。”
汉斯觉得这话不对，说道：“你不能把正常社会里的规则用于营地的情况。如果一个女孩用身体换取一块面包或者一升汤，你不能太严苛地评价这事。”
“妓女不也是这样吗？”布痕瓦尔德人说道，“一个女人谈恋爱的时候被搞大了肚子，生了孩子，而男人不闻不问的事还少吗？然后她被各种圈子排挤在外，为了给自己和孩子挣口饭吃，就只剩卖淫一条路了。”
每天几乎都在催促中度过。汉斯被分到了一个建筑小队。人们无休无止地排队搬石头；有时候是铁轨的枕木，有时候是沉重的铁块，把你肩膀上的皮肤磨得没一块完整的地方。倒是不怎么挨打。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惩罚小队了。偶尔打一下踢一脚还是有的，但是已经极少有人在干活的时候被打死了。
一年以前的情况可谓大相径庭。汉斯在干活的时候听一个希腊人充满自责地讲述过，当时他的一个同伴被打得半死的时候，他还上去补了几脚。那时候营地里的规矩是，死人不能躺在点名场上，要被带进里面去。这样他就可以和一个朋友一起把尸体搬走，休息半天。有一次，这个希腊人躺在医院里，旁边是一个病重的，似乎已经失去意识的人。他拿起那个人的面包打算吃光，这时候那个可怜人忽然开始叫喊。如果偷面包被抓到，这个希腊人会被打个半死的。所以他把手盖在了那个人的嘴上，见他不愿闭嘴，就一直按着，直到那个人窒息。汉斯问布痕瓦尔德人，从他高尚的营地道德伦理出发，怎么看待这件事。汉斯觉得，在营地里，为了生存，什么手段都是允许的，牺牲同事除外。
一个荷兰天主教徒，也是名医学生，加入了这场谈话：“我的耶稣会信徒给我举过一个例子，两个男人坐在一条木筏上，但是木筏只能承得住一个人。一个人把另一个推了下去，那个人淹死了。这算有罪吗？不，因为如果不死掉一个人的话，他们就都活不下来。”
汉斯觉得这种伦理太投机了，但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个例子并不适用于那个希腊人，因为他并不是要靠那块面包来救命的。那样的话，他可能明天不得不为了面包再杀一个人，后天再杀一个。如果事关“你还是我”，每个人都会选择“我”，但是营地里不是这样。你可以牺牲他人来给自己争取利益，但是你救不了你的命。而没有任何一种道德伦理——不管是基督教义还是人文主义——都不会赞同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个希腊人的做法是无法狡辩的。
他们不会经常聊起这些，因为一旦工作做完，小队召回，就要开始点名了。点名有时候半个小时就结束，但是通常会持续两个小时或更久，不管是春风和煦还是下着大冰雹。点名之后，排成长队拿面包，然后经常是各种检查：检查衣服，看看这些条纹“晚礼服”上有没有缺一颗扣子，鞋子干不干净，泥土有没有被擦掉，等等。
如果单独考虑每个因素的话，在这样的劳动小队还是可以生活的。工作繁重，但是也可以坚持；被打很疼，但是你不会被打死；面包和汤只有零星的一点，但是你还是可以过着懒散的生活。
可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话：繁重的劳动，经常被打，食物又稀少，那就让人难以承受了。还有最可怕的： 无法休息。工作、点名、检查、领饭，最后还要和来自整个欧洲的八个不同的人挤在一个窝里，还要对付虱子和跳蚤。打瞌睡，醒来，挠痒。然后调整自己，悄悄躺下。让那些跳蚤爬吧，再次睡着，再次醒来。和旁边的人吵一架。然后把腿挠破了，你摸到了血，然后发誓，可不能再挠了。但是，还是接着挠！疲累却无法休息，感觉真是惨透了。
晚上你得出去，有时候要出去三趟，那是因为喝了汤，以及心脏开始无力。然后你要爬过三个人，再走几百米到厕所，其实就是一块平地上打了四十个洞罢了。外面有守卫，防止有人在野外撒尿。被抓到可是要被拿棍子打的。
你的邻居可能更实际一点。一个巴尔干的农民，偷偷地顺了一个碗，这样晚上就不用出门了。但是谁明天还愿意用这个碗吃饭呢？不行，心理上过不去。那就还是走200米路吧。
早上四点起床。脱衬衫，洗澡。几滴水，没有肥皂，用衬衫擦干。有时候你都挤不到喷头下面。可能你在路上还能找到一泡雨水。然后——天还没亮呢——出勤、分配小队，然后站很久很久，再和小队一起出发。大囚监在大门处叫道：“建筑小队693人。”好可怕！要是人太多，比如只需要660个人就够了，那么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队长就要裁掉33个人，随机裁掉，这些人就被放到一边。从来没人再见到过他们。
你能看见的是火焰，那是火葬场的烟囱里永远燃烧的火焰。从白天到黑夜，那火焰永远提醒着你那边有人被焚烧。那是和你一样的人，有大脑，有心脏，他的鲜血——多么奇特的液体啊——随着由血管搭成的无边的网络，充满生命力地涌动着，直到最末端的纤维，最小的细胞。真是上帝的神奇造物。
有时候是阴雨天，烟雾笼罩整个营地。空气中充满灼热的烤肉味道，像是锅里没有放油就烤的牛排。那空气就是你的早餐，反正你也没有面包了。之后你坚持不下去了。你疲累，受够了自己，想到自己就觉得恶心，因为你是一个人，而党卫队队员也是一个“人”。
五个星期之后又来了一封信：“我找到你了！一个给你们营的厨房送劈柴的人发现了你。我要和营地医生说一下。再坚持坚持。”
又过了一个星期，营区秘书才来接他。他在行政楼里签退之后，回到了奥斯维辛一号营。
9号楼早已发生了巨变，换了一个新楼长。
上周营地医生来了，挑出了朝圣者。第二天，车子来接这些倒霉蛋的时候，少了一个人，一个意大利犹太人。这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晚上那个人自己回来了。他被派去建筑小队了，一整天都在扛水泥袋子。劳动结束后，工人们还赞扬了他工作卖力。他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朝圣者，他还是有力气好好工作的。
第二天营地医生又来了，他并不认可这种逻辑。于是他直接让人把这个人带走，并把鲍尔叫来。这种事出在他的楼里，简直是桩丑闻。他不该把那个犹太人痛打一顿吗？但是鲍尔很固执，尤其在他爱上了一个犹太女孩之后，他对营里的犹太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我不打病人。”
营地医生怒吼起来：“你这个贼子真是言行一致啊，他们就是犹太人的朋友、败类、肮脏的红野猪。”医生大人一巴掌招呼在鲍尔的脸上。两下，三下，直到血从他的嘴唇里流出来。
半个小时以后，新楼长来了。他叫斯洛宾斯基，波兰人，以前是21号楼的门卫。他以粗暴、讨人厌而闻名。他非常难对付，检查床铺时，要是看见一根稻草就大呼小叫，一直逼到所有人都做到无可挑剔为止。
但是几周之后，他爱上了隔壁10号楼的一个女孩。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每天都坐在窗前。护士又打起瞌睡来，便让值日人员——康复了的病人——做所有的工作。
汉斯回来的第二天，就和锅炉小队一起去了10号楼。弗里德尔和汉斯都因为他顺利度过了这段冒险而开心无比。
“你是怎么做到的？”汉斯问道。
“很简单，我去了营地医生克莱恩那里，跟他解释了之前发生的事，说了你是我的丈夫，他就把你的编号记下来了。”
“真是无法理解：这条老狗和上周做完第一次分选之后就把鲍尔踢出去的是同一个人。这个月初他在比克瑙，他在那只用了两天就把所有的捷克营全清干净了。1000个人被送上了劳力运送列车，5500个人灰飞烟灭，都是年纪大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你常能看到，年轻的党卫队队员不怎么和你说话，但是老人，那些犯过罪又残忍的人，有时候还有点小小的人情味。就像这次你的事一样。”
“我不认为这个可以为他们开脱，”汉斯严肃地说道，“相反，那些年轻人从骨子里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别的道理。但是恰恰是那些老人，比如那个营地医生，从一些小事情还是能看出来以前的教育在他们身上的残留。他们以前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还能保留自己作为人的一面。所以他们比那些年轻的纳粹更可恨，因为后者从来没见过以前的美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弗里德尔告诉他注射疟疾血液的事情，女人们通过人工方式得了疟疾，于是发起了高烧。
现在来10号楼比以前要容易一些，待在这儿也不再那么危险了。
时常会有大批波兰人被送走，于是犹太人有机会可以给自己找个舒适点的位置。他们可以在更衣室和摄影室工作。有时候还有几个人能去厨房，犹太医生也不会只做最肮脏的活，事实上也会做一些真正的医疗工作。现在犹太人也可以以某种工作的名义去10号楼，而以前这些美差都是波兰人留给自己的。
一方面他们因为波兰人的离开有了好一点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担心也越发多了。波兰人被送走了，甚至连德国人也是。德意志帝国人，只要不是政治犯，就被收纳进党卫队了。这一切显然都受到了前线不断向后撤退的影响。
此刻——1944年夏天，俄国人已经到了拉多姆，伦贝格和克拉科夫的中间地带。那里离奥斯维辛只有200公里。再进行一次进攻他们就可以到达营地了。那时候，这里面住的人会怎么样呢？
坊间流传着不同的猜测：他们会把营地清空。但是这可没那么简单，因为虽然现在的占领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可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有12万名囚犯的。据其他人说，他们全都会被灭绝。很少有人会乐观地相信德国人会把这些见证了他们罪行的人活着交到俄国人手上。
于是，人们生活在越来越紧张的混乱之中。
这一切在七月份达到了高潮，“元首死了，国防军和党卫队到处争斗，将军们夺取了政权”，这种谣言还从没有如此肯定地散播过。
但是尽管传言说甚至可能明天战争就会结束，新的德国政府在和同盟军协商，党卫队还在坚守岗位。但是以前从没有什么谣言具有这么多事实背景。几天之后，他们才在一张已经过时的报纸上读到——非犹太人可以订报纸——冯·维茨勒本事件是怎么完结的。
不，营地里流传的谣言总是夸大其词，但是你肯定总会知道确实是有事发生了。尽管我们很难找出这些事实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10号楼也是这样。10号楼要搬家的说法已经流传半年了。营地旁边几百米的地方新建了一个军营区。现在住在那里的是党卫队，还有一座楼会留给10号楼。
即将到来的分离让人越发恐惧。但是什么都没发生，直到八月份谣言变得更加确凿。五座新楼将成为女子楼，10号楼的人会搬过去，还有那些比较好的妇女劳动小队，比如那些给党卫队洗衣服的，或者是在武器工厂工作的人。
搬家的那天突然就到了。女人们在外面集合，站了好几个小时，点名、点名、重新点名。没有人知道她们在等什么，但是她们很开心。周围没有什么党卫队队员，她们可以聊一会儿，再多聊一会儿。这次告别成了这一年里最漫长也最平静的一次对话。
“在新的楼里会发生什么呢？”汉斯问道。
“我觉得他们会继续进行实验。这周他们在10号楼的工作都在高压下进行。有人说，一次都没有接受过注射的人，不可以去新楼，所以这取决于克劳伯格和戈贝尔的名单。工作人员也不能被豁免。”
“那你——你是怎么逃出魔掌的？”汉斯问道。他十分害怕弗里德尔会给他那个他一直以来最害怕的答案。她从未放弃过可以活着出来的最后希望，如果弗里德尔接受了注射，她可能就永远不能生育了。
她看到了他的恐惧。“还没有参加过实验的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一共有34个人。我们所有人都要去克劳伯格那里解释为什么还没有轮到我们，以及被告知我们什么时候要来参加。谁拒绝，谁就会被送去比克瑙。当我站在他面前时，我说当时我肾盂感染了。
“‘好吧，’他说，‘那么现在就不能做实验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还好没人检查我，因为肾盂感染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
令人惊喜的是，她恰好就说了那么一件事，就中了。她是个外行，可是她的直觉真是好。
快到下午时，女人们出发了。他们不能再想见就见了，但是在新营区里工作的男人将帮他们传递信件和包裹。弗里德尔将尽可能多地来营地看牙医或者看放射科医生，这样他们还是可以尽可能见面。
大多数男人对自己妻子的境况还一无所知。有些人，比如艾力，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但是还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妻子在隔壁的营地——比如比克瑙，却从来没有机会联系她们。所以他们也无从抱怨。
点名之后，他们走在比尔肯大道上。天气依然很热。再过一会儿这边会凉快下来，但是营里的囚犯还都在楼里等着拿面包呢。所以比尔肯大道上现在只有几个重要人士和护士。瓦伦丁医生和曼斯菲尔德教授坐在一张长椅上。瓦伦丁向汉斯招呼道：“你现在正常点了吗？”
汉斯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表现不正常过。他们坐在草坪上，挨着老同事。“我伤心是很正常的。”汉斯觉得。
“看你拉着张脸，一天天的。你还有什么抱怨的？你肯定会再找到机会和你妻子联系上的。”
“哦，对，但是肯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而且要是她有什么问题，我也帮不上忙。”
“会有什么难处呢？”教授问道。
“当心着点，教授，”艾力答道，“他们现在还是很有能力的。首先那座新楼里有两间放射室，他们可以比在10号楼时更大规模地开展工作。再者，您可能也听说了她们要参加的新的控制实验。新楼里有一排房间，是用来把男女放到一起的。这样你就可以评估绝育方式好不好。”
汉斯不信：“得了吧，他们只是那么说而已，他们还整天说犹太妓院9月1号会开张呢。”
艾力想，这两个谣言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或许这些检查也会在类似普夫的妓院里进行。”
“嗯，我希望没人愿意用妓院。”
曼斯菲尔德教授再次加入谈话：“别瞎说。他们要是打算尝试这样的事情，你是没机会阻止的。”
“他的妻子完全没接受过注射。那还有什么可以检查的？”
“哦，那也说明不了什么，”教授接着说道，“你在我们这些大人那里是找不到什么逻辑的。他们做的实验本来就没逻辑也不成系统。他们完全就是异想天开。看上什么，就试试。在柯尼希叙特的营，上个月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把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在一个屋里关了好多天。他把他们的衣服全脱光，并且仔细地观察他们都做了什么。他把第一个男人喂得饱饱的，让第二个正常吃饭，第三个什么都不吃。他想看看食物对性能力的影响。就连小孩子都知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汉斯表示同意：“确实，完全是个人的异想天开。就拿那个安眠药实验为例吧。上周19号楼来了一个党卫队队员，找出来三个男人，给了他们一包粉末，冲在咖啡里。过了一会儿他们睡着了。两个人再也没醒过来，第三个人36个小时之后醒来了。我也能想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实验’。那个党卫队队员显然还在冯·维茨勒本事件的震惊之中，晚上睡不着觉，在药柜里面找到了一些从‘加拿大’拿来的粉末，但是又不太敢吃。那就找几个囚犯做个‘科学实验’吧。”
艾力插话道：“这种实验你也分析，真是无聊。浪费时间。柯尼希叙特的实验只是满足了那些人想要观看别人性生活的无耻愿望罢了。这和10号楼的实验比起来还是有区别的。”
“你错了，先生，”教授反驳道，“所有的这些德国人的实验——对，可以说是从1933年以来整个德国科学，要是从人的角度和科学角度来看，没有一点好的。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所有犹太学者都被赶走了。在德国科学史上，犹太人和外国学者的数量格外多。而且很多波兰人也被算作‘德国’学者。为了德国的伟大，政治宣传的时候把哥白尼都据为己有了！”
“要是希特勒没有把犹太人赶出去呢？”
“那德国科学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成就。科学的含义在于研究和结论。德国已经提前做出结论了。这结论必须和国家教条是一致的。只要是纯粹关于科技发明的，比如战争工业或者医疗领域，不管什么研究结果，都很容易被接受，但是一旦有德国学者进入历史或哲学领域，他就必须提前知道他的实验结果是什么。如果他愚蠢到得出了与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相悖的结论，那么他很快就完蛋了。”
“我非常理解，教授。但是回到我们的女人身上来，现在不就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吗？那不应该好好进行吗？”
“科学是一个为人类社会造福的系统。因此大规模的绝育实验绝对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是为了全人类，而是为了德国种族。况且，您看看现实情况吧。起作用的都有谁？克劳伯格、戈贝尔、盖世太保，还有萨缪，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脑袋。实验是由一个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执行的，他对实验本身一无所知，他的权威是靠以前卖牙刷得来的。不，先生，违背任何人类原则的实验都和科学无关。如果以前我实验室的助手像这里对待女人那样对待他的实验动物，我会亲手把他赶出去。”
曼斯菲尔德的论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还没怎么说话，9号楼的传达员就来喊他们了：他们要马上回到楼里。整个楼今晚都要搬去8号楼。
大家忙活了好几个小时，拆柜子和桌子，把药品打包。还好又来了一条新的消息：明天再搬。
又是一天的忙碌，和病人一起搬稻草铺还有床。
8号楼是一个又脏又破的隔离区。搬进9号楼和10号楼的是吉卜赛人，全家一起，男人、女人，还有成群的孩子。他们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比克瑙逃出来去到其他德国营地的幸运儿。因为吉卜赛人的处境和犹太人没什么两样。他们组成很多小群体，在欧洲各个国家的社会地位并不如犹太人。他们在比克瑙也是要被“灰飞烟灭”的。
另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犹太人的迫害本质上并不是什么“针对犹太裔世界富豪的反资本主义斗争”。
党卫队是仇恨的产物，镇压反抗纳粹的德国人民和与他们有关联的各族人民。他们打着种族净化的口号，将他们的方法论用在了犹太人、俄国人和吉卜赛人身上。
挨着费吕韦的埃勒科姆营地，格但斯克的施图特霍夫，正式名称是“党卫队训练营”。在这些营地里，党卫队鼓吹种族纯化，在犹太人、俄国人和吉卜赛人身上练手……在集中营里，党卫队队员们的施虐欲望被唤醒，并得到满足。而且正因为他们有机会获得这种满足感，他们一直是希特勒温顺的追随者。
一个星期后，他们把营区整修打扫了一遍。病人们躺在还残留着之前的人的秽物的床单上。他们穿的衬衫每个月会消毒一次，但从来没洗过，所以血渍变成了棕色，黑色的是跳蚤的痕迹。但是一眼望去一切都得是干净的，地面闪着白色，床也被新刷了。因此这一周过得很“贵”，可你其实什么都得不到，因为那些刷床刷门的涂料都是用面包和黄油买的，那是从病人们的配额里抠出来的。
可惜，第九天又来了新的吉卜赛人，8号楼的人又被搬到7号楼去了。现在营里已经有了2000个吉卜赛人，这一规模前所未有的大。奥斯维辛一号营一下子成了“差”营。三个吉卜赛营区周围绕了一圈电网，并且总有两名哨兵站岗，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人们在电网边热闹地进行交易。
吉卜赛人分到的面包比其他人多，他们就用来买香肠和土豆，那都是营里的普通囚犯偷运进来的。
面包于是就“贬值”了。一开始一块面包可以买12个土豆，现在只能买到7个。吉卜赛人那边每天都是载歌载舞的。围栏边的男人们望眼欲穿，直到哨兵把他们拉走，甚至还会因为工作时间在营地瞎晃而被处罚。但是一到晚上，天黑之后，一切就变得疯狂起来。营地外的男人们闯进了吉卜赛营区，很多吉卜赛女人从自己的铁丝网里逃出来，给楼长和囚监（他们在工作区里通常有自己的房间）的生活增添点愉悦，顺便填饱自己的肚子。顺便说一句，没有房间也无所谓，只要有点吃的喝的就行了。
夜里突袭来了。党卫队把整个营区里所有床上的女人都找了个遍。受害者可不少！每天早上铁丝网都要被重新修理。汉斯不喜欢这种混乱。你越是看到吉卜赛人的娱乐活动，就越发想念你在营里失去的东西，越发觉得凄惨，感觉自己像被活埋了一样。他对吉卜赛女人没什么兴趣。
以前他和弗里德尔在窗前聊天的时间，现在被用来和楼上的同事，或者和福莱达教授聊天。福莱达教授是一个阿姆斯特丹的经济学教授，一个星期前住进了医院。这个老人是随着最后一批从荷兰运送过来的。机缘巧合，他下火车时被分到了幸运的一排。在奥斯维辛他被分到街道建设小队。一整天拖着小货车，他坚持了几周便熬不住了，住进了医院。因为他为人友好谦虚，很快就在医生们之间备受欢迎。他们觉得“荷兰教授迷人得不得了”。但是对汉斯来讲，他是个需要很多照护的人。
早上，钟还没响，人们就已经挤在7号楼对着8号楼那面的窗户前，看那边的女人洗漱。然后楼长过来把每个病人赶回床上去。但是楼长不会去护士房，于是护士们和衣衫半褪的吉卜赛女人们比画着色情的手势，自娱自乐。
就算是圣安东尼，在这里也会向诱惑臣服，汉斯偶尔也会望向对面。但他每次只是匆匆一瞥，因为每次看到那些女人时，他只会加倍思念弗里德尔。
他们两人的交流并不顺利。克莱勃斯，一名荷兰牙医，已经因为给女人送信而蹲了好几天地牢了。那里面也有一封汉斯的信。审讯的时候，克莱勃斯交代那是一个丈夫写给自己妻子的信，没有什么特殊内容。克莱勃斯是为数不多的重要的荷兰人，他很走运，因为他有他的上司，牙科诊所的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队长的帮助，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
弗里德尔来医院看病也不太顺利。每个星期三如果女孩们要去医院就诊，她都跟着一起来，但是每次现场都有一个卫生员。那是一个挺恶心的罗马尼亚人。外国的党卫队队员总是比德国的更刻薄。他不让这些女孩好过，检查时站在女孩的正上方，之后经常带着一个女孩一起消失在楼上，去验光室或者药房。
这时候青年们就抓紧机会和他们的妻子说上几句话。汉斯、马泽尔，还有德红德，暂时被第二个卫生员放了进来。弗里德尔讲了关于新楼里的事情。由于没有实验，女孩们被分到各个劳动小队去了。她在裁缝铺值夜班。情况也不怎么好：12个小时连续待在阁楼里，在灰尘中缝那些破旧的衣服。要是没有完成她分到的那包就会挨打。她受不了那灰尘，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不消片刻那个罗马尼亚人又回来了。他喝了酒，嘴里不干不净地唠叨了几句，把男人们都赶了出去。
他何时能再见到弗里德尔呢？他得想点更好的主意。星期三就那么过去了。星期四所有吉卜赛人都离开了，星期五又搬家了。
他们搬回了9号楼，场面惨不忍睹。
第二天早上：营地医生来了。他没有去还是一团混乱的大厅，而是径直去了楼长的房间，在那里和首席医生聊了几句。等他走了，齐里纳就让所有医生到流动医院来。
所有病人的名字都要做成一张名单。医生要在名字的后面填上这个病人能不能出院，或者他还需要在医院里待多久，一周、两周、三周，还是超过三周。大家都很惆怅，因为他们知道这背后是什么丑陋的勾当。一时间大家争执不下，一个病人既可以继续病着，又不会有去毒气室的风险，这个界限在哪里。
汉斯和福莱施纳——治疗福莱达的法国同事，就教授的命运谈了很久。说他没病是不行的，那样的话他会立刻被要求出院，但是他出了院连100米都走不了。但是他们也不敢写“超过三周”，因为那意味着他的人生就结束了。更糟的是，营地医生拿来了所有人的病历卡，所以他们也没法瞒过教授。
齐里纳被叫来一起帮忙。他们决定写三周。在汉斯这一生中所做的决定里，最让他最后悔的，莫过于这一个。
第二天，病历卡被统一送了回来，唯独少了需要在医院住两周以上的犹太人的病历卡。这些人第二天将被带走，送到比克瑙纺织厂的一个轻松点的劳动小队干活。比克瑙纺织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已经有几百万人被打着这个幌子送到毒气室了。
星期天早上，齐里纳给汉斯放了假。街道建设小队的囚监是雷恩·桑德斯的朋友，收了他一盒香烟——那是一个波兰患者赞助的，并受他所托把汉斯保出来。30个人去新的女子楼工作，汉斯被安插进去了。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周日工作小队的人里有一半都对女孩们感兴趣。党卫队队员们还没有发现这个小伎俩，所以他们可以没什么顾虑地在女营里走动。囚监说，只要他们身上带几块石头或者带把铁锹，要是党卫队队员或者女监工过来的话赶快干活就可以了。
很多小伙子都和他们的心上人消失到不知道哪个阁楼去了。但是弗里德尔对这种“偷偷摸摸的爱”没什么感觉。他们站在她的楼门后，无人打扰地聊了很久。汉斯说了福莱达的那件事。
“这也没办法，”弗里德尔安慰他道，“你当医生的时候，如果没给病人开对药，一般来说人们也不会苛责你。但是他们还是期待你应该做好本职工作的。现在这种情况，也是情有可原的。”
确实如此，汉斯努力平复着他的自责。
第二天来了两辆车。汉斯感到很痛苦。福莱达教授走了，他曾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威廉明娜女王的导师。他和汉斯握了握手，向他的所有子孙问好，如果汉斯能活下来的话。
“但是教授，您会亲眼见到他们的。”
不然他还能说什么？他不敢直说，只能对比克瑙即将发生的事撒谎。
这时，来了一个党卫队队员，将教授赶上了车。一位德高望重的荷兰学者穿着肮脏的衬衫，踩着木头凉鞋，登上了去往毒气室的卡车。
你永远也不知道党卫队队员都想干什么。你看到的最大的矛盾是这样的：早上，调遣上千个人，把他们分成五排，做一整天可以累死人的劳动，让他们忍饥挨饿，饱受毒打，然后在大门口有一个由50名囚犯组成的军乐队在演奏。医生们今天需要列张单子写出需要额外食物的人，名单交上去的第二天，这些营养不良的可怜人就要被拉去毒气室了。
犹太女人是劳动奴隶，经常被打。但要是党卫队队员有需要，他也会用一用犹太女孩。“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就休怪我动粗了。”
如果一个囚犯“安排”面包被抓，他马上就会吃一顿棍棒。但黄金和钻石交易，还有屠宰场（一次十四头猪）则是经党卫队之手的。
1943年的秋天，在卢布林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发现了一起破坏阴谋。于是党卫队决定在一天之内将18000名犹太人全部收拾干净。他们挖了一个巨大的方形散兵坑。在方形坑的一边，人们把衣服脱掉，然后走到角落，在那里被枪杀。机关枪的声音和受害者的哭声被五个乐团的演奏声淹没了。
营地医生克莱恩是分选专家。一个晚上，所有营区居民都要在老洗衣房赤身露体，排成纵队经过主管助理面前。他们在外面的比尔肯大道上脱掉衣服。入口处站着几个楼长，过来一个人就推一下。被门槛绊倒的人的名字就被记下来，那就是个朝圣者。昂首挺胸大踏步经过先生们的，就被放行。这样他们找出了大概1000个人，把他们关在一座空楼里。到了晚上，所有非犹太人被释放了。犹太人第二天在8号楼和9号楼之间排成纵队见营地医生。营地医生来检查这里是否还混杂着一些有力气的人。他和营区主管霍斯勒快速交谈着，通常背对着长长的队伍。他时不时转过身，随便揪出一个人，这人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侥幸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