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早上，楼长来叫汉斯：“范达姆，你得去隔离区。”
汉斯一惊，他想，又要被赶出医院了。但是站在一边的齐里纳笑了，安慰他：“隔离区那边出了猩红热，需要个医生。那边的病人医院不能收，他们晚上也不能去大流动医院包扎。所以我们得派个医生过去把所有工作都在那边做了。”
一个小时以后，汉斯到了隔离区。他被带去了楼长那里，楼长嘲讽地笑着迎接他：“看哪，这不是我们的医生大人嘛。您可是这里的头儿。您来了我就放心了。”
他把汉斯带到病房。角落里有一小块地方用帘子隔开了，后面是一张普通的床，三层铺，下铺睡的是宿舍长，宿舍长上面是文员，上铺是留给汉斯的。
宿舍长嘱咐了他几句在隔离区的注意事项。行事要放轻松，不能太过担心。
他要是能听进去这些建议有多好，那一切就会好很多。但是，他从进来的那一刻开始，就尽力并准确地要求采取他觉得有必要的措施。每个病房门口都得放一个装了消毒液的碗用来洗手。每天早上每个人都要体检，如果有新的猩红热病例争取尽早检查出来。每天晚上要搭起流动医院。必须空出一个病房，给那些根据指示不能去医院的病人和疑似猩红热患者来住。几个在隔离区的法国医生要协助汉斯。当他急切地把清单拿给楼长看的时候，楼长又堆起嘲讽的笑容：“会安排好的，医生大人。”
汉斯一整天都在忙着这些措施的事儿，但是一件也没成。没有装消毒液的碗，医院的药房拒绝给医院以外的地方开药。单独病房楼长也准备不出来，他这楼里已经住了1200个人了。他们现在已经是三人挤一张床了。
不过，与其说没有实施计划的条件，汉斯感受更多的是故意阻挠。哦对了，海因里希，那个和他睡一起的宿舍长也这么说。他胸前的号码旁边佩戴了一个紫色的三角，是《圣经》学生的标志。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小集会，所有学生都在海因里希这里集合。一共也没多少：整个奥斯维辛也就五六个人。以前情况不是这样的，海因里希说。
在德国，所有根据《圣经》来证明纳粹系统的卑劣并预言他们垮台的人，都会被抓起来： 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相信其他预言的人，比如相信金字塔的智慧——“石头说”的和相信诺斯特拉德马斯的，他们的遭遇也是一样。
有一次在达豪甚至一次抓了800个人。
营区主管让所有人去点名场集合，然后问道：“有谁相信《圣经》预言的真理？”所有人都举起了双手。党卫队突击队员挑出来十个人，并将他们当场射杀。然后再次问道：“还有谁相信……”还是所有人都举起双手，于是又倒下了十名受害者。
如此反复。不过这样的射杀每进行一轮，人们越迟疑，举起的手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改变了信仰的人”，但在那之前已经有几百人倒下了。
那些相信《圣经》的教徒有时候挺难缠的，因为不管你说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每次都会用《圣经》的话来回应，也不管有没有道理。但是他们很诚实，愿意为你着想，也知道营地里什么最吃香。“小心，伙计，”海因里希提醒汉斯，“别拿你的那些措施麻烦他们。到时候有你受的。”
几天之后，党卫队的医生来了。他怒气冲冲，训了汉斯一顿，因为他还没有采取预防疾病传播的措施。汉斯一时犯傻，心一软，没有回答他自己已经要求采取措施了，只是楼长一直阻挠。这下子楼长更加肆无忌惮了，因为他以为汉斯是没胆子回答营地医生的话。
唯一一个愿意帮助汉斯的人是一个年轻的捷克同事，伊瓦尔。他是因为同性恋而被抓进来的，但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而且作为捷克人他能和波兰楼长说上话，所以还算有点地位。伊瓦尔成了汉斯的好同事，并告诉了汉斯他是怎么得到红色三角标志的。
“布拉格的一个党员之前欠了我钱。当我去要债的时候，他就把我交到了盖世太保的手里，声称看见过我搞同性恋。咳，汉斯，你也知道德国的案子都怎么审的。我什么都没认，也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再好的不在场证明也抵不过一个纳粹证人的证词。我本来可以证明我在他说我‘犯罪’的当天根本就不在布拉格，但是我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德国的诉讼程序，汉斯第二天就亲眼见识到了。他当时在阁楼上的一个角落里忙着，十个可怜的病人躺在那里的一堆肮脏的稻草上，这时候点名的钟响了。敲钟之后，到党卫队队员过来之前，足足有半个小时。所以宿舍长先去了汉斯的那个房间，提醒他们点名的时候不要忘了算上他。但是等过了一会儿汉斯下来的时候，点名的人数还是对不上。楼长借着这个机会，一看汉斯进来，就像个疯子一样冲上去，接下来就是一顿痛骂：“该死的……”
汉斯想把事情说清楚，道歉，但是楼长越来越生气，猛地挥拳重重地在他脸上砸了几下。血从汉斯的鼻孔里流了出来，眼镜也摔碎在地上。
不过比起摔碎的眼镜和被打歪的鼻子——鼻骨直接就折了，更严重的是，汉斯现在在隔离区成了一个不受待见的人。所有人：舍长、他的助手、文员，还有清洁工，都嘲笑他。没人再听他的了。
晚上汉斯和克鲁克夫——为数不多的会说点德语的俄国人之一，说起了这件事。他曾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领导，他所在的公司里有2500个工人。德国人来了以后，他们集体罢工了。很多人当场就被射杀，他自己和另外几百个人则被关到了这边的集中营。
他们每人都戴着一个黑色三角——“反社会人士、懒惰分子”。想象一下，那些当牛做马努力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棚屋和泥地创造成了美好而宽阔无垠的农场。他们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懂得社会的意义，这些工农团体，还有为这些团体工作的人，现在在这里被标记成了反社会人士。戴着这三角形有什么意义呢？也并不能得到更多尊重。
“看看你的四周，都是些什么人，”俄国人接着说道，“他们大多都是波兰人，戴着红色三角臂章，上面有个P字——政治犯，但是我向你保证，他们90%都是非法经商的人，要么他们所谓的政治犯罪顶多就是他们喝多了的时候信口胡诌了几句话。戴红三角的德国人一般是真的政治犯。有些人已经被关了十年了，但是这边没几个。而且大多数人也都已经遇难了。然后就是俄国人，他们，就和我刚和你说的那样，一般都戴黑色三角形。实际上他们才真是政治犯，因为他们做的事——拒绝，是被看作政治犯罪的。最为渣滓的人是戴绿三角的。要是三角形的尖朝上，就代表是专业的惯犯，要是尖朝下，就是普通的刑事犯。他们在营里面像是领头大哥一样。有些人当着营长，身上背负了几百条狱友的性命。不过这一切也都没个准儿。我认识一个来自科隆的德国人，他在1936年在飞机上发政治宣传册——当然是反纳粹的。他被抓了，并且调查发现他用了非法组织提供的钱来印这些宣传册。于是他就被发了个绿色三角形——普通刑事犯的那个。那些册子如果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他分到的就应该是红色三角了。”
不觉间已经到了晚上，汉斯要上楼看看。楼上是一个很大的阁楼，里面躺了300个人，全都躺在水泥地上，他们都是犹太人。几天之前，有一个犹太人被抓到向食盒里撒尿。这人膀胱不太好，憋不住尿，但是有时候他们半天都不让出门。于是韦斯特博克的一个朋友给他专门带了一个食盒让他用来撒尿，但是这个借口没人接受。他们和以往一样把他痛揍了一顿：如果一个犹太人做了错事，所有的犹太人都得一起遭殃。
楼长逮住了这个把柄，把他们所有人都赶到了阁楼上，这样就能给波兰人腾出来更多地方，他们现在最多只需要两人共享一张床就行了。
阁楼上的场景惨不忍睹。没有打磨过的水泥地，屋顶漏雨，只有两扇小窗户为这300个人提供一点新鲜空气。人们穿着麻布衣服躺在地上，两个人分一条床单。白天他们要么挤在屋梁上，要么一直站着，因为这里既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他们这种日子已经过了五个星期，而且因为猩红热，他们不能离开这座楼。
整座楼的病号都躺在一个由板子隔开的角落里，简直是肮脏至极。不过这也算个优点，因为你不会被几百个在阁楼里来回挪动的人踢到。但是要是波兰人或俄国人病了，他们就能找到各种其他的出路。比起这个脏兮兮的病号角落，病人当然是更愿意回到下面的房间去床上躺着的，但是因为传染的风险，病人并不能回到房间。你永远也没法事先判断这个发烧40摄氏度的心绞痛病人是不是得了猩红热。于是病人去求宿舍长，宿舍长再去和楼长商量，不管现在是不是由汉斯指挥，病人反正可以留在原处。
当然，从卫生角度来看，他是不应该留在房间里的，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想，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病人不想去阁楼。在那边他无法休息，空气也不新鲜，而且受到的治疗也并不比在下面多。
绷带是不够的，药品就更不用说了。两天之内，汉斯只拿到了30片阿司匹林给这1200个人。况且没被隔离的其他病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呢。就这30片药，都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来的。他当时不得不去找了医院的院长德灵。
人们就躺在角落里。有些人发着高烧，并且因为喉咙痛，天天吃不下饭。医院里自然也是有做规定饮食的厨房的，但是你要拿到楼长的批条，而楼长并没时间搭理你。但是汉斯还是犯了蠢，第二天和德灵抱怨了楼里的情况，还有楼长的所作所为。
一开始德灵暴怒不已：楼长打医生，这简直是丑闻，是对整个医院的侮辱。但是后来楼长自己来了，两个人用波兰语说了几句话，之后德灵冷静了下来。他会亲自去调查这件事。
一个小时以后，他把汉斯叫了过去：“我发现你处理不了这种情况。你还是回到你原来工作的监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