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第五天,警报响了起来!鲍尔冲进了护士宿舍:“快,所有人穿上衣服,赶紧的!营地医生在19号楼,随时就可能到这边来!”

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在走廊里汉斯碰见了格伦。他一脸愁容:“太平日子过太久了。营地医生三个星期没来了。”

这时门开了。“注意!”门卫喊道。

格伦把汉斯拉进了厕所,他们听到营地医生上楼去了。几个病号进了厕所。托尼·哈克斯汀,那个扫厕所的,刚要张口骂人,格伦赶快示意他别出声。

“让他们在这儿躲一下,蠢货。”

格伦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他带着汉斯上了楼,悄悄地闪进房间,和其他护士站在一起。床铺瞬间就空了,人们都在中间的走廊集合。卫生员把几个病得下不了床的人的编号记了下来,写完之后,集合好了的人们就上路了。

这令人感觉恶心,尤其当你知道他们去干什么的话。那些可怜的骨头架子,摇摇欲坠、残破不堪、无家可归、遍体鳞伤,光着身子排成一条长队,互相支撑着,或者抓着床才站得住。营地医生扫了每个人一眼,每指向一个人,卫生员就把他的编号记下来——最后大约有一半的人。

“这是做什么?”一个倒霉蛋壮着胆子问营地医生。

“闭嘴。”

不过卫生员倒是挺坦诚:“重病号去另一个营地,那边有特别的医院。”

护士听到这话,咧嘴笑了,窃窃私语道:“特别医院,包治百病。”

营地医生完成任务,下了楼梯。汉斯一惊:3号房间的那些疯子中间躺着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他之前太任性了。他不仅因为化脓的伤口而不得不卧床,还跑到3号房间和那些疯子凑热闹去了,因为有两个荷兰人在那工作:范维克和艾力·珀拉克。他们要是把他藏起来就好了。

但是营地医生临走时,在走廊遇见了艾力。他表情严肃:“只有三个德意志帝国人可以留下,其他人的号码都写上去了。”

“范里尔也是吗?”

“范里尔,还有那些疯子都是。”

他们去找楼长鲍尔,或许他能做点什么。鲍尔是一个怪人。他不坏,从来不打人。他会吼叫和威胁,但也仅止于此。但是他在营里待了这么久,同情心已经所剩无几了。

“范里尔,他咎由自取,他早就该好好表现。为什么你们都没事儿?那是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在这好好工作,所以我把你们分配到护士组了,但他是个废物!”

这当然算不得什么理由。说到底范里尔也是被营地医生分配做护士的。要是鲍尔对他不满,大可把他从床上赶下来,甚至行使他作为楼长的权力,把他从医院辞退。但是他不能这样坐视不理。不过再好的人在经历了多年的集中营生活之后,也会发展出自己的“正义感”,就像他刚才那歪理邪说一样。鸟道理,集中营里一般这么叫。

于是,范里尔的名字就留在了名单上,第二天他就出发了。十一点钟,来了一辆卡车,带着一个党卫队小队,这场面汉斯在医院还没见过。营区主管带着两个主管助理,营地医生带着卫生员、卡车司机,还有很多别的人。

他们不停地比比画画,非常粗暴,吼叫不断。不,这看起来并不像是送他们去卫生员所说的那个“特别医院”的情形。

楼长拿着一张名单,上面写着这些受害者的姓名和编号。他们要尽快出列,每个人分到了一条裤子和一双凉鞋之后,就被赶上了车。

那些没法走路的重病号,则被护士用担架抬出来。如果动作不够快,护士也会挨一脚,党卫队队员就会接过这些可怜人,把他们像扔面粉袋子那样扔上车。

这些人倒也不重。一个本来长得很结实的大汉,一开始可能有80公斤,现在也就50或者52公斤那样,还有些本来是正常身材的,现在都不超过38公斤。

从营养学上来讲,体重降低时,心脏和大脑是能够保持重量最长久的器官。所以大多数人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多么渴望活下去啊。很多人向护士哭诉,一个16岁的男孩大声咆哮着。于是来了一个党卫队队员,照着他的脑袋就打了一下。男孩吼得更大声了,党卫队队员下手就更狠了些。但是,这种德式教学法并没什么用。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醉汉踢着一条呜呜叫着的狗的场景?狗的悲鸣越来越响,而尽管醉汉是醉着的,他也能感觉到对他的残酷行为来说,这悲鸣是理直气壮的控诉。虽然他并不会因此产生“悔意”,但是这控诉显然让他感到不适,于是他用变本加厉的残暴来掩饰。踢得越狠,叫声越大,直到把狗踢死。起码这样狗就无法再继续控诉了。

这个党卫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下手越狠,那个孩子叫喊得就越响。最后他把这孩子举起来,像投球一样扔上了车。一切归于寂静。

汉斯站在楼下走廊的1号房门前沉思。不,只要还赋予这些“人”责任,他们就永远也不会被教育该如何悔改。“司法惩罚”只会激起他们的仇恨,即使他们假装“有了改善”,一旦把他们再次放回到人类中,他们也会卷土重来。对他们而言,未来只有一种惩罚的可能性: 死亡,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新的社会。

汉斯用指甲掐着肉,极力克制着情绪。反抗,甚至哪怕是表露出一丝同情,都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之前有一次分选的时候,一个护士帮了一个可怜人一把,管事的党卫队队员对因为这一个人耽误了整件事很不满。护士抗议了一下,营地医生过来,把护士的名字写了下来,于是他也得一起上车走。

范里尔出现在了走廊里。他慢慢走向汉斯。他的头垂在他高瘦的身体上,穿着肮脏的衬衫,趿拉着凉鞋,摇晃着长长的手臂,看起来惨极了。仿佛他正要面临的死亡,已经提前侵入了他的身体。他想和汉斯说话。

但是汉斯已经没有勇气了,他心急如焚。他知道范里尔想问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他转过身去。他退却了,他没骨气地逃了。在1号房,他从大砖炉后面爬走,却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痛苦的好奇心,走去窗前站着。

一切就绪,卡车的门关了,后面爬上去了一个党卫队队员,一车人即将前往比克瑙。汉斯紧紧抓着窗框,他听到波兰人在床上大声议论着。他想尖叫,他有种模糊的感觉,感觉人们会听到他的尖叫并且赶快来营救他。但是他的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沉默中,他的眼泪涌上了眼眶。忽然一只手臂搂住了他。是齐默,那个来自波兹南的波兰胖子。

“嗨,哥们儿,他们不会再抱怨了。对他们来说,这一曲哀歌已经终了。”

汉斯颤抖着,齐默感受到了。

“来,你得坚强起来。你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跟我们在这里还挺好的。你还年轻、健壮,你也知道首席医生挺喜欢你的。”

“您说得对,齐默。我难受也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那些人,就这么被拉去屠宰场了。”

齐默微笑了一下:“上千人,上百万人,都已经遭遇了这些了。你当时哭过吗?只不过现在一切发生在你面前了,你才这么困惑。不过我不怪你,你见过的还太少。1939年,德国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时,他们闯进了犹太人的家。男人们带着希望被送去了劳动营,女人们被强奸。种族耻辱什么的,没用。我见过他们抓着小孩子的脚拎起来,把他们的头撞碎在树干或者门柱上。那时候流行这个。似乎在党卫队每年都会兴起一种新时尚。1940年流行两个人把孩子从中间生生撕开。1941年他们流行找一盆水并把小孩的头按进去,小孩就那样淹死在十厘米深的水里。近几年他们收敛了一些。他们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营里和前几年比起来简直和疗养院似的,因为他们现在杀人杀得更具系统性了。”

“所以您所在的地区出了不少事吗?”

“可别和我提这个,小伙子。我们波兰人,是知道德国人的德行的。他们不断地侵略我们,不断瓜分我们的国家,并把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波兹南、但泽,也就是格但斯克,还有什切青,波兰最美的地方都被他们侵吞了。但是他们现在的领土划分到哪里不重要。一旦他们赢了战争,整个波兰不都得成为他们的。但是他们会输的,正义会站在我们这边。”

他的这番话,将汉斯的心思从今天早上发生的残忍的事件中转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