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在28号楼待了两周,之后的某一个下午,来了一条消息:“所有预备护士集合。”

现在这是要搞什么?楼长进了住院部,带着一个穿着整齐的囚犯,一个真正的“体面人”。这个男人身穿黑色面料的外套,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他的条纹裤子是羊毛的。从头到脚都是体面人的穿戴。

他们私下说了几句,这个陌生的男人说他要用五个人。

“带六个去吧,”楼长说,“不然我永远也用不完。”

他们选出了六个小伙子。其中四个是荷兰人:汉斯、赫拉德·范维克——那个年轻的心理医生,托尼·哈克斯汀—— 一个预科医生,还有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他们把行李收拾一番,就被那个男人带走了。他好像是9号楼的楼长。他对这几个小伙子还挺友善,说他在集中营已经待了九年。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早在第一年就被希特勒政权抓了。今年他50岁了。

“噢,一旦你开始适应了营里的生活,还是可以坚持的。你知道吗?九成的人都是在第一年死去的,但一旦你度过了那一段,后面就好了。你适应了这里的食物,你的衣服会好一些,而如果你成了老囚犯,党卫队队员们也会尊重你一点。”

“您不想从这儿出去吗?”汉斯问道。

“想和愿意是两码事。外面也没那么好。我是个木匠,我现在这个年纪,还要找个师傅从头开始吗?在营里我就是我自己的头儿。”

“我以为党卫队队员们才是头儿。”

“哦,那些全都是小鼻涕孩儿,我在奥拉宁堡的时候他们还裹着尿布呢。营地说到底也不是营地,现在是个疗养院。你们都是荷兰人,是吧?我还是有点同情荷兰人的。那是……我想想……1941年在布痕瓦尔德,我是隔离区那个楼的楼长。400个荷兰犹太人,他们和我待了三个月,也有点适应了。我能保证他们不用那么拼命干活,他们到底还是比那些波兰人什么的要好。后来他们忽然整个都到毛特豪森去了。我后来听说,他们都去了砾石坑。一天到晚扛着石头小跑上坡。最顽强的那个人也只活了五个星期。”

没错。汉斯回忆起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二月,抵抗部[1]一个叫科特的在犹太区被打死了。后来秩序警察从大街上抓走了400个青年。几个月之后,死讯传来,后来这件事很快就结束了。

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9号楼。他们要先在走廊等着,然后进了1号房间。

桌子后面坐了一个小个子男人,是那种矮胖的类型。他戴着一个红色的三角臂章,上面有个字母P,这说明他是波兰政治犯。他肥头大耳,长了一张严肃的嘴脸,但是眼里却有种美好但有点失神的神情。他紧张地把玩着一根铅笔,这种事他肯定见得多了,或许他也在营里很久了。

这些小伙子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他面前,作为楼长的替补,以及楼里最老的医生,他负责分配任务。

第一个轮到托尼·哈克斯汀。问他是医生吗,他对此有点含糊其词。楼长问他的实际年龄,他回答22岁。旁人笑了起来,有人嘟囔了一句“愚蠢的荷兰人”之类的。然后是赫拉德·范维克,他说自己之前学医,现在是心理医生。营区医生不是很明白,问他是精神科医生吗?赫拉德不敢说不是。

“那你去3号房,找你的老乡波拉克去。布纳那边用不上他,那边全是疯子。”

汉斯感觉他有机会了。他毕竟当过两年精神科助理医师,比赫拉德那个理论派更有成为精神科医生的资格。不过现在可不是竞争这事的时候,赫拉德或许就这么一个当“精神科医生”的机会。所以汉斯说自己是内科医生。

“好,”楼长说,“你就留在这屋吧。这位是住院医师奥科斯基医生。你可以给他打打下手。”没有轮到范里尔。28号楼的楼长已经和9号楼的新同事说了范里尔脚上有伤的事,所以他要先在病房等伤口愈合。

汉斯很高兴。“去给住院医师帮忙”,肯定是个不错的工作。

他依然对营地里的关系一无所知。谁是临床看病的?那些18~20岁的小青年,掌管着流动医院,卖药换香烟和黄油。药并非卖给有需要的人,而是卖给买得起的人。

9号楼里谁是老大?不是楼长和营区医生,而是负责发放食物的人和他的伙伴,一个粗暴的波兰人和几个俄国人。

医疗工作?奥科斯基医生,一个公道的人,一个无事可做的人。每天大概能来十个人住院,奥科斯基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间屋子。那也就是五分钟的活儿,之后他就整天在床上躺着。如果门卫开始敲警钟,他就知道党卫队队员来了,立刻开始逮个人做检查。是的,没有什么医疗工作,但是别的工作有的是。尽管如此,9号楼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要是你会数数的话,9的后面就是10!

[1] 属于荷兰政党“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