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中营里也能感到无聊,你可以想象吗?汉斯很无聊。在28号楼里没有工作。他们要等着被分到不同的病区去,那边需要护士。

汉斯正好也想好好休息下,早上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下午出去晒晒秋天的太阳。不过那是行不通的。集中营的原则就是要“动”。就算你无事可做,也要一直动。

早上听着晨钟起床,洗漱,穿衣服,之后要是劳动的钟响了,三刻钟之后就要开始工作。宿舍的值日人员在拖地。你不能去帮他,不然他就没事做了,搞不好他就会被插到繁重的户外劳动队中去。

之后是擦窗户。早上六点钟,你就拿一块报纸或者旧纸张开始擦玻璃。十二点钟汤来了的时候,正好擦完两扇玻璃。如果你太早擦完,那就把它弄脏,再从头开始擦。

要是楼长或者党卫队队员经过你身边,但是你擦得不够卖力的话,哼。一声吼叫,一巴掌都是轻的。他们可能会说自己用不上懒散的护士,你第二天早上去“上钟”吧。也就是说,早上第二道钟响,去楼外面集合的时候,你得站在钟下面,然后就不知道会把你分到哪一队了。

所以每个擦玻璃的人都特别勤奋。

尽管如此,汉斯还是很满足的。这份工作很枯燥,每天站着也很累,但是并不会把体力耗尽。医院的汤通常也比隔离区好喝一些,经常还能多喝半升。因为很多波兰护士能收到巨大的包裹,压根儿就不稀罕喝这里的汤。

营地里的点名非常漫长,人们有时候要在雨里站两个小时甚至更久。医院自己单独点名,一般来说几分钟就结束了。点完名之后,你就可以睡觉,或者走动,想干什么干什么。也没有脚底检查之类的糟心事。护士应该知道怎么保持个人卫生。

日子还能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和弗里德尔又能联系上了。夜晚不再那么漫长,要是需要有人打掩护,他也经常能找到一个愿意帮他把风的人。

于是他晚上经常能和她在窗边说上几分钟的话。

“弗里德尔,不用再给我留吃的了,我每天都能多喝些汤。”

“那汤能有什么用啊?”

“今天我还赚了一份面包,我给一个波兰胖子洗了内裤。”

弗里德尔紧张地捋了捋她的短发。她沉默不语。弗里德尔身后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喊叫。过了一会儿,她说:“文员看到了,不过她不知道是我在说话。”

“你那边怎么样?”

“噢,亲爱的,我们不用干活。我们可以拿到食品补贴,和那些干重活的人一样。所以日子还过得去,不过……”

“不过什么?”他催问道。

“哦,这里很恐怖。现在又是那些希腊女孩。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身体内部都被烧了,一共15个人,‘治疗’之后她们痛不欲生,有一个已经死了。”

“他们会不会也对你怎么样?”

“这个实验貌似已经结束了。前几周舒曼教授,还有一个叫‘德国肥佬’的还在这儿,现在已经不见人影了。我估计他们去别的地方继续实验了,给下体注射什么的。”

“他们不会让你参加吧?”

“可能不会。我现在是荷兰女人住的那间房的护士,不会这么快轮到工作人员的。”

会面又要结束了,因为营地里传来熟悉的尖尖的口哨声。

每天晚上,主管助理都会来到营里。这位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克劳森,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角色。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马鞭。如果你靠近他的跟前,迎接你的只有一鞭子的话,那都算你走运。他要是靠近营地,就会有人吹一声尖尖的口哨报信。每个听到口哨的人,会继续传下去。不管克劳森有多烦躁,他永远也揪不出吹口哨的那个人。

不过,呵,要是他看到了什么不顺眼的,比如你头发长了,你打招呼的时候不够笔挺,你笑了,或者他就单纯看你不顺眼,他会想办法消气的。到目前还没有某一个晚上没人被暴打,就算如此,比起比克瑙或者布纳,所谓的奥斯维辛二号营,都算轻的。

在这里,奥斯维辛一号营是个模范营,楼房都是砖砌的,每个人都有床睡。这边有大仓库,每个人都能偶尔从里面偷点东西出来,而且这里还有模范医院。不能用奥斯维辛一号营的条件来衡量整个集中营。那天晚上,汉斯遇到的年轻人在聊天时是这么和他说的。他来自布纳,上个月和汉斯一起到的,然后和那228个男人一起去了布纳。那是两个小时的步行路程,是个巨大的工业区,到处都还在建设。

“大多数人都得去扯电缆,还有一些要去水泥小队。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一整天拖着75公斤的水泥袋,还要用小跑的速度。”

汉斯不禁设想了下那样干一天的话,晚上会累成什么样。那些水泥得被扛到100多米远的地方去,从一列窄小的火车到水泥搅拌机那里,每隔十米就站着一个哨兵或者党卫队队员,敲打着大家,好保证速度。第一天就已经有一个人倒下了。

“汉斯,你有没有记起普劳特护士,就是那个来自韦斯特博克的持证护士?他们对他用的也是一套老把戏。工作场地的四个角落都站着哨兵,你不能走出被划分出来的那片区域。党卫队命令普劳特去拿一个箱子,正好在哨兵所在的界限之外。普劳特正在犹豫,就立刻挨了一脚,头上也挨了一巴掌。除了去拿箱子,他也别无选择,不过当他越过哨兵的界限那一刻,就被开枪射死了。

“别告诉他妻子,她在10号楼。

“第二天是老雅各布逊,一个45岁的男人,在营地里已经算很老了。在炎热的午后,小跑着扛着75公斤的袋子,他就那么倒了下来。关心他的人被用棍子赶走,半个小时后才可以有人去看他。可他已经死了。

“我们想把尸体拉走,但那是不允许的。因为早出工前他是被算了人数的,晚上点名的时候人数必须对得上。于是我们把尸体拖到了晚上点名现场,这样他就又会被算到人数里去。到现在,五个星期之后,我们已经有20个人死去了,而这个死亡人数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现在都已经筋疲力尽,遍体鳞伤。

“昨天有个叫约普·范戴克的小伙子,不过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得不先停下来喘了口气,哨兵看到了,用枪托给了他一下子,他倒在地上之后,还对他的脑袋踢了一脚。约普躺在那里,失去了意识。他显然也算倒霉,因为我们晚上想带他一起走的时候,他还没醒。

“他的耳朵里流出血来。没人能帮得了他。我们得先去点名。点名的时候他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他呻吟着要水喝。大概等了能有两个小时。一声‘点名结束’之后,我们把他带去了医院。今天早上他死了。”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汉斯问道。

“昨晚我去了医院报到,我嗓子疼,还发烧。他们说我得了白喉,会传染,所以不能待在那儿,就把我送到中央医院来了。我挺高兴的。布纳的医院简直不成样子。床都是三层的,和这边一样,但是他们那边让病得最重的人睡在最上面,打的旗号是他们需要多一点空气。昨晚我头顶上睡的是一个痢疾病人,拉得很厉害。他一晚上都在喊着要个夜壶,但是当然没人搭理他。所以每次他都拉在床上。天快亮的时候,都开始往下漏了。我尽可能地靠着床边,免得沾上。护士进来看到了,把他一顿打。打在脸正中央,能有五下。这个护士很胖,他负责发汤,自己吃最底下的。要是有人死了——每天都会死几个人——那面包就会留下。要是有人被送到另一个部门或者另一个医院,面包也不会跟着送过去。我今晚的面包就会被护士吃掉。行吧,反正我嗓子太疼了,也没法咽。”

“那你得了白喉,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我不知道。我估计,每个来奥斯维辛医院的人,都要去毒气室。”

不,这个汉斯不相信。没错,营地医生时不时会过来,但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是不会被带走的。

“你能给我妻子捎个信吗?”

“你有孩子吗?”汉斯问道。

“没有。”

“那她估计和我们这一批来的所有女人一样,在10号楼呢。白天太危险了,明天晚上我去试试。你叫什么来着?”

“你不记得了?布克宾得,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

汉斯想起来了,他们聊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之类的事。就算你现在处境困苦,思维也不想完全退化。

汉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便说道:“不存在特殊的犹太人,只有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一个普遍的社会矛盾,反映在了犹太人身上而已。这场仗一旦打完了,那个犹太问题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的犹太人将永远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啊。”

“真要是那样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在俄罗斯有十多个民族,有的大有的小,各自文化不同,却能共存而没有冲突。”

不过这场对话言不由衷,所以当钟响的时候,汉斯挺乐于摆脱掉它:“九点了,该睡觉了。”

白喉患者们躺在住院部的预备护士中间,这应该没什么大碍。大家的结局终究都是一样的。除非同盟国军队突然来救,那时候还有谁还活着呢?啊,这太长远了,长远到那个泥球又出现了。那个泥球在他的脑袋里,有时候变成一个独立而不羁的魔鬼,掌握着所有有关生死的猜想。但是汉斯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口令,“弗里德尔”这个词一出,就赶走了那个不羁的魔鬼。他召唤出她的影像,那个泥球就失去了生气,瘪了下去。

他平静下来,刚刚的恐惧和怀疑,现在变成了安静的向往。于是他很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