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中营里也能感到无聊，你可以想象吗？汉斯很无聊。在28号楼里没有工作。他们要等着被分到不同的病区去，那边需要护士。
汉斯正好也想好好休息下，早上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下午出去晒晒秋天的太阳。不过那是行不通的。集中营的原则就是要“动”。就算你无事可做，也要一直动。
早上听着晨钟起床，洗漱，穿衣服，之后要是劳动的钟响了，三刻钟之后就要开始工作。宿舍的值日人员在拖地。你不能去帮他，不然他就没事做了，搞不好他就会被插到繁重的户外劳动队中去。
之后是擦窗户。早上六点钟，你就拿一块报纸或者旧纸张开始擦玻璃。十二点钟汤来了的时候，正好擦完两扇玻璃。如果你太早擦完，那就把它弄脏，再从头开始擦。
要是楼长或者党卫队队员经过你身边，但是你擦得不够卖力的话，哼。一声吼叫，一巴掌都是轻的。他们可能会说自己用不上懒散的护士，你第二天早上去“上钟”吧。也就是说，早上第二道钟响，去楼外面集合的时候，你得站在钟下面，然后就不知道会把你分到哪一队了。
所以每个擦玻璃的人都特别勤奋。
尽管如此，汉斯还是很满足的。这份工作很枯燥，每天站着也很累，但是并不会把体力耗尽。医院的汤通常也比隔离区好喝一些，经常还能多喝半升。因为很多波兰护士能收到巨大的包裹，压根儿就不稀罕喝这里的汤。
营地里的点名非常漫长，人们有时候要在雨里站两个小时甚至更久。医院自己单独点名，一般来说几分钟就结束了。点完名之后，你就可以睡觉，或者走动，想干什么干什么。也没有脚底检查之类的糟心事。护士应该知道怎么保持个人卫生。
日子还能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和弗里德尔又能联系上了。夜晚不再那么漫长，要是需要有人打掩护，他也经常能找到一个愿意帮他把风的人。
于是他晚上经常能和她在窗边说上几分钟的话。
“弗里德尔，不用再给我留吃的了，我每天都能多喝些汤。”
“那汤能有什么用啊？”
“今天我还赚了一份面包，我给一个波兰胖子洗了内裤。”
弗里德尔紧张地捋了捋她的短发。她沉默不语。弗里德尔身后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喊叫。过了一会儿，她说：“文员看到了，不过她不知道是我在说话。”
“你那边怎么样？”
“噢，亲爱的，我们不用干活。我们可以拿到食品补贴，和那些干重活的人一样。所以日子还过得去，不过……”
“不过什么？”他催问道。
“哦，这里很恐怖。现在又是那些希腊女孩。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身体内部都被烧了，一共15个人，‘治疗’之后她们痛不欲生，有一个已经死了。”
“他们会不会也对你怎么样？”
“这个实验貌似已经结束了。前几周舒曼教授，还有一个叫‘德国肥佬’的还在这儿，现在已经不见人影了。我估计他们去别的地方继续实验了，给下体注射什么的。”
“他们不会让你参加吧？”
“可能不会。我现在是荷兰女人住的那间房的护士，不会这么快轮到工作人员的。”
会面又要结束了，因为营地里传来熟悉的尖尖的口哨声。
每天晚上，主管助理都会来到营里。这位党卫队上级小队队长克劳森，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角色。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马鞭。如果你靠近他的跟前，迎接你的只有一鞭子的话，那都算你走运。他要是靠近营地，就会有人吹一声尖尖的口哨报信。每个听到口哨的人，会继续传下去。不管克劳森有多烦躁，他永远也揪不出吹口哨的那个人。
不过，呵，要是他看到了什么不顺眼的，比如你头发长了，你打招呼的时候不够笔挺，你笑了，或者他就单纯看你不顺眼，他会想办法消气的。到目前还没有某一个晚上没人被暴打，就算如此，比起比克瑙或者布纳，所谓的奥斯维辛二号营，都算轻的。
在这里，奥斯维辛一号营是个模范营，楼房都是砖砌的，每个人都有床睡。这边有大仓库，每个人都能偶尔从里面偷点东西出来，而且这里还有模范医院。不能用奥斯维辛一号营的条件来衡量整个集中营。那天晚上，汉斯遇到的年轻人在聊天时是这么和他说的。他来自布纳，上个月和汉斯一起到的，然后和那228个男人一起去了布纳。那是两个小时的步行路程，是个巨大的工业区，到处都还在建设。
“大多数人都得去扯电缆，还有一些要去水泥小队。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一整天拖着75公斤的水泥袋，还要用小跑的速度。”
汉斯不禁设想了下那样干一天的话，晚上会累成什么样。那些水泥得被扛到100多米远的地方去，从一列窄小的火车到水泥搅拌机那里，每隔十米就站着一个哨兵或者党卫队队员，敲打着大家，好保证速度。第一天就已经有一个人倒下了。
“汉斯，你有没有记起普劳特护士，就是那个来自韦斯特博克的持证护士？他们对他用的也是一套老把戏。工作场地的四个角落都站着哨兵，你不能走出被划分出来的那片区域。党卫队命令普劳特去拿一个箱子，正好在哨兵所在的界限之外。普劳特正在犹豫，就立刻挨了一脚，头上也挨了一巴掌。除了去拿箱子，他也别无选择，不过当他越过哨兵的界限那一刻，就被开枪射死了。
“别告诉他妻子，她在10号楼。
“第二天是老雅各布逊，一个45岁的男人，在营地里已经算很老了。在炎热的午后，小跑着扛着75公斤的袋子，他就那么倒了下来。关心他的人被用棍子赶走，半个小时后才可以有人去看他。可他已经死了。
“我们想把尸体拉走，但那是不允许的。因为早出工前他是被算了人数的，晚上点名的时候人数必须对得上。于是我们把尸体拖到了晚上点名现场，这样他就又会被算到人数里去。到现在，五个星期之后，我们已经有20个人死去了，而这个死亡人数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现在都已经筋疲力尽，遍体鳞伤。
“昨天有个叫约普·范戴克的小伙子，不过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得不先停下来喘了口气，哨兵看到了，用枪托给了他一下子，他倒在地上之后，还对他的脑袋踢了一脚。约普躺在那里，失去了意识。他显然也算倒霉，因为我们晚上想带他一起走的时候，他还没醒。
“他的耳朵里流出血来。没人能帮得了他。我们得先去点名。点名的时候他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他呻吟着要水喝。大概等了能有两个小时。一声‘点名结束’之后，我们把他带去了医院。今天早上他死了。”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汉斯问道。
“昨晚我去了医院报到，我嗓子疼，还发烧。他们说我得了白喉，会传染，所以不能待在那儿，就把我送到中央医院来了。我挺高兴的。布纳的医院简直不成样子。床都是三层的，和这边一样，但是他们那边让病得最重的人睡在最上面，打的旗号是他们需要多一点空气。昨晚我头顶上睡的是一个痢疾病人，拉得很厉害。他一晚上都在喊着要个夜壶，但是当然没人搭理他。所以每次他都拉在床上。天快亮的时候，都开始往下漏了。我尽可能地靠着床边，免得沾上。护士进来看到了，把他一顿打。打在脸正中央，能有五下。这个护士很胖，他负责发汤，自己吃最底下的。要是有人死了——每天都会死几个人——那面包就会留下。要是有人被送到另一个部门或者另一个医院，面包也不会跟着送过去。我今晚的面包就会被护士吃掉。行吧，反正我嗓子太疼了，也没法咽。”
“那你得了白喉，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我不知道。我估计，每个来奥斯维辛医院的人，都要去毒气室。”
不，这个汉斯不相信。没错，营地医生时不时会过来，但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是不会被带走的。
“你能给我妻子捎个信吗？”
“你有孩子吗？”汉斯问道。
“没有。”
“那她估计和我们这一批来的所有女人一样，在10号楼呢。白天太危险了，明天晚上我去试试。你叫什么来着？”
“你不记得了？布克宾得，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
汉斯想起来了，他们聊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之类的事。就算你现在处境困苦，思维也不想完全退化。
汉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便说道：“不存在特殊的犹太人，只有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一个普遍的社会矛盾，反映在了犹太人身上而已。这场仗一旦打完了，那个犹太问题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传统的犹太人将永远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啊。”
“真要是那样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在俄罗斯有十多个民族，有的大有的小，各自文化不同，却能共存而没有冲突。”
不过这场对话言不由衷，所以当钟响的时候，汉斯挺乐于摆脱掉它：“九点了，该睡觉了。”
白喉患者们躺在住院部的预备护士中间，这应该没什么大碍。大家的结局终究都是一样的。除非同盟国军队突然来救，那时候还有谁还活着呢？啊，这太长远了，长远到那个泥球又出现了。那个泥球在他的脑袋里，有时候变成一个独立而不羁的魔鬼，掌握着所有有关生死的猜想。但是汉斯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口令，“弗里德尔”这个词一出，就赶走了那个不羁的魔鬼。他召唤出她的影像，那个泥球就失去了生气，瘪了下去。
他平静下来，刚刚的恐惧和怀疑，现在变成了安静的向往。于是他很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