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栋楼之间很热,热得要命。在13号楼边上有一小条阴影,阴影在这难挨的无尽夏日里缓缓地变宽,这一小条阴影里挤下了一半中欧和东欧的人;另一半挤不进阴凉处的,只能在充满阳光的12号楼墙根底下蹲着,或者交错着躺在尘土里,赤裸的上半身混着沙子和汗水,肮脏不堪。帽子盖在脸上,他们就这么睡觉。

比起阴影里那些挤在一起的人呼出来的气息带来的闷热,汉斯宁可在太阳下晒着。他和奥本海姆闲逛着,听他不断地讲着他最喜欢的话题:战争将因为石油短缺而结束。

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穿木鞋的人过来集合。”汉斯迟疑了一下。他是为数不多的穿鞋的人之一。其他人都是消了毒就直接来到隔离区了,他们都穿的凉鞋。

这一迟疑可了不得,因为刚才在那喊的是楼长。他看出来汉斯想假装没听见,于是一边拽着汉斯走,一边咒骂他。那边站了15个人,大多数都是波兰人,笨拙的年轻人,能看出来家里伙食不错。他们两两一组,走向了1号楼。那边停了几辆车,他们分到几条腹带,用铁丝绑在车上,然后拉着车走向大门口。监督他们的楼长报告说:“囚犯27903号,带15名囚犯去建设道路。”

这就是道路建设小队了。党卫队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字,本子就在营房长房间后面的柜子里。大家继续向前走。

汉斯想起了他来的那天,那已经是一周之前了,他不禁微笑起来。那些拉着货车的“工作机器”。现在他也变成了其中一员,变成了15轮机器的一个轮子,而且他要是拉得不够卖力,走在他后面的波兰人立马就会给他一脚。

“快点快点!”波兰人叫道,“赶快走!”那是俄国人的声音。“快点!猪狗不如的东西!”楼长喊道。如果有党卫队队员走过,他会用两倍的音量喊,并且用棍子给离他最近的人的后背或者脑袋来一下。反正他不在乎,因为他只想让党卫队队员看看他是一个多么勤劳的楼长。

纳粹都是那个德行。党卫队队员对每个人吼叫,楼长也不放过;楼长喜欢连吼带打,波兰人也不放过;波兰人只能寻找最弱的人来吼一嗓子。这些最弱的人,就是汉斯和一个波兰犹太人,他叫莱博。

他们没还口。汉斯感觉得到波兰人吼叫的时候释放的压力,就像是他们自己被吼叫时受到的压力一样。元首对着将军们吼,将军们也还承受得住,因为他们回头又可以去对着自己的军官吼;军官又去对着士兵吼。就像台球一样,一个球撞到另一个时就停下来,所以当士兵打骂囚犯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平静下来了。

楼长打波兰人,波兰人打汉斯。这来自元首的一巴掌一路传到汉斯这里,而汉斯是不危险的,因为他没权力打别人了。

到了砾石山,汉斯依然是最没权力的一个。他们要分成两拨来装石头,不过每一拨里面都有他。要是他这拨装完了,想把铁锹交回去,就没人接着。这也符合逻辑:15=7+8,八个人干活,七个人等着接替,所以第八个人就没人接替了,而这第八个人每次都是汉斯。他和莱博抱怨了一下,莱博用波兰语和其他人说了几句话,大家笑了一会儿,但是接下来还是老样子。

货车来来回回很多次,去外面装砾石,再把它们运回集中营,营里还有很多其他隔离区过来的人在忙着硬化路面。

汉斯整个人湿透了。他手上都是铁锹磨出来的茧子,脚上火辣辣地疼,因为木鞋的边缘不断摩擦着毫无保护的皮肤。被波兰人推到前面去好多次以后,他去找了看守砾石山的守卫队。不过他并没有申诉的机会,这位党卫队的突击队员先生并不想被他打扰。汉斯咬着牙接了一个耳光,接下来一切如初,被楼长推搡,被波兰人羞辱。

当他们第六次推着满满的货车回到营地时,所有工作小队都已经收工了。他们在营房前排着队等点名。到处都有人对他们大喊大叫,让他们快点,他们半小跑着拖着货车向前,很多人扬起拳头威胁着他们,而每经过一个党卫队队员,就会有人挨几巴掌。

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隔离区的营房,把货车放下,跑上去。走廊里早有人等着点名了。到处骂声不断,所有值班的人都对他们挥着拳头——就好像他们巴不得干这么长时间的活一样!

点名点了很久。党卫队队员已经来过了,但人们还在等。汉斯头晕目眩地站着,他的心怦怦乱跳,喉咙紧得难受,脚上的伤口灼烧得让他时不时眼泪上涌。他要是稍微蹲一下或者靠着后面的床,马上就会有一名“同事”戳他一下,让他注意站姿。

点名之后领面包,又排起了看不到头的长队。接着就吃面包喝咖啡,面包上有一抹果酱,他把果酱舔了下来。他喝了咖啡,但是面包却咽不下去。要是躺一小会儿,估计会有点食欲。于是他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困意袭来,像是一种解脱,把他从挂在货车上的腹带上解放出来,手上的铁锹掉落,疼痛也缓解了好多,欲望也平息了下来,因为他慢慢地陷入了昏迷的黑暗之中。

突然传来一声吼叫,吓了人一跳:“所有人起来!”

什么情况?从意识的无尽深渊里忽然返回来思考,让他的头脑混乱不已。刚才叫喊的是妈妈吗?着火了?他生病了吗?发烧?他一时间动弹不得。然后变得清晰起来,他清醒了。和他一张床的俄国人使劲儿晃了晃他。

“脚底检查!”

现在怎么办?他疲累交加,晚上睡过去了,脚没洗。现在已经是半夜,他的脚还是脏的。不过这次算他走运,党卫队队员喝多了,看东西也不太清楚。他从汉斯边上过去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又躺下直接睡着了。

他没有休息好。凌晨四点,所有肌肉,整个皮肤,到处都疼。他希望他不用再去干活了,可这根本是奢望。他们在等待命令的时候,值班人员拿了一张纸进来,上面是要去拉车的人的编号,汉斯又得去。

这次的任务要做一整天。11个小时,从装石头、运石头到卸石头。有时候换成别的,比如把石头铺在新的路面上,或者把旧的路面打磨一遍。然后又是拉车。

汉斯坚持干活,尽管他的背疼得似乎要被撕成两半,尽管他手上的铁锹已经被磨得发亮。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因为波兰人看见他没有放弃之后,慢慢开始愿意帮忙了,竟也偶尔从他手里把铁锹接过来。不过那几分钟的休息也实在算不上什么,等再次轮到他干活时,他整个人僵硬得每个动作都要花更多力气。

这一天还是熬过去了,第三天,第四天……日子毫无意外地一天天过去。巴掌、吼叫、咒骂。谁还会数呢?之后依然是越发剧烈的疲劳和疼痛,不过又能怎样呢?他脚上的伤口化了脓,护理人员给他擦了一些类似碘酒的东西,但这能有什么用啊?他的眼睛因为沙子和日照也发炎了,可是谁在乎呢?

有一次,他早上想请病假。护理人员笑话他:“就为了这么点小划痕。”

再就是饥饿!从未间断的饥饿!一份面包和一升汤能顶什么用?而且那汤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水,加点甜菜,或者是切碎的菜根。偶尔一升汤里有一个半个的土豆,也得到桶底去捞才能捞到,而且那些本来是值班的人给自己和朋友留的。你要是运气好,或者有朋友帮你的话,还能再喝一升,但是最好还是别喝。反正别喝太多汤就对了,因为一两周之后就已经有一些老人——在集中营里指的是40~45岁的人——腿上开始浮肿。他腿上那些伤口,要是浮肿起来得什么样,估计再也没法愈合了吧!

第五天,他们刚开始拉那些满载的货车,意外出现了!左边的一条小路上走来了一群女人。货车要在交叉路口的五米前停下,这样男人和女人便无法交流。

汉斯屏住呼吸,眯着眼看。突然他情绪失控,大喊一声:“弗里德尔!”他扔掉腹带,跑向女人们的方向。不过只跑了几步就被抓住了。是莱博,那个波兰犹太人,及时拦住了他。

“你个蠢货,他们会把你打到起不来的!”汉斯说他不管。“他们也会打她的。”汉斯语塞,无法反驳。他偷偷看了一眼监工的楼长,楼长什么都没发现,他自己为了看那些女孩,已经走出去一段路了。

尽管如此,弗里德尔还是看见了他,并从远处悄悄地微微挥了挥手。仿佛是在对他说:我还在这呢,你想起过我吗?他回答道:噢,我真是太累了,累得没有力气想你。但是你必须要想我,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动力。这倒不假,他又小心地挥了挥手,仿佛要给她一个信号,告诉她,他都明白了,她说得对,他会带着对她的想念继续战斗的。

更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天气变得凉爽起来。一开始还算是提神。皮肤不再那么干硬,肌肉也感觉柔滑了一点,也不会像在酷暑里那样容易喘不过气。不过接着就开始下雨。麻做的外套和衬衫,一点儿也不防雨,浑身都湿透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惨的。下了两天雨之后,没有路了。整条通往砾石山的路都变成了水洼和泥泞的土坡,水一直积到脚踝。鞋子都粘在地上,轮子陷到泥里,一直没过车轴。

但是车还是得往前走。要是装满了砾石的车陷在泥地里,那楼长的棒子就又有用武之地了。要是楼长抽的这几下子不能让车拉出来,那就会过来一个段位更高的党卫队队员。他穿着大靴子从泥水里跋涉过来,顺便就踢离他最近的人一脚,溅起来的泥飞到所有人的耳朵上。

他们抓住轮子上的辐条,一边拉一边转;党卫队队员一边打骂,楼长一边笑,好像在对他们展示他对党卫队队员的崇拜。就这样,货车往往还是能被拉出来。因为他们虽然又湿又累,但是这一两周以来,他们的力气还没有完全透支,要是没有别的办法,逼到了这一步,不行也得行。因为不断地挨打,每个人身上都被打出了伤口或者鼓包,好在还没有人受重伤。

但是他们知道,下场可能也是另一番景象。昨天,营房长,也就是负责监督各个营房的党卫队队员,点名的时候把一个吉卜赛男孩打得整个脸颊都绽开了,就因为他站姿不好。点完名之后那男孩就被送去医院了。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人和受伤的事。于是他们也开始额外注意了。和愤怒的党卫队队员相反,每个人现在都处于同样的危险境地,所以从感受上来讲,大家也成了一个集体。波兰人鼓励汉斯,汉斯也想帮助波兰人。他们已经感受不到被打的皮肉之痛了,只剩下顽强的意志: 车会拉出来的!“使劲!”“使劲!”

两匹马拉不动的东西,十五双男人的手臂总是可以拉动的。现在他们还有点残留的力气,但是一个星期后,一个月以后,会怎么样呢?汉斯晚上躺在床上,担忧起来。他觉得自己生病了,他脱下了湿透的衬衫,发烧使他在那张薄床单下发抖,这张床单他还要和两个人分着盖。尽管房间的上面很热,尽管周围有很多人挤在一起,他还是发抖。这可怎么办?

那个已经在这好几周的波兰人经常能从家里收到邮包。俄国人经常能有营里的朋友带吃的给他。没有人比俄国人更擅长“安排”[1]。就算厨房里站了十个党卫队队员,俄国人也不怕,而且总会用偷来的土豆把自己的口袋都装满,也总会悄悄生火把土豆做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同志情谊像俄国人这么伟大,即便他在隔离区里也总有个朋友和他一起共甘苦。

不过谁来照顾汉斯呢?还有鲜有的那几个同在隔离区里的荷兰人?他发现在营里荷兰人的名声不怎么样,不管是不是犹太人,人们觉得所有荷兰人都软弱懒散。

或许人们是对的。荷兰人是沉着而实际的人,他们不习惯用圆滑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也不心急。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么费力的劳动中那么勤勉呢?既然毫无意义,那么勤勉也无用,弄不好还成了战争机器。所以荷兰人必须得懒一点。

不过正因如此,营里基本没有什么荷兰人觉得可以“安排”的东西。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在厨房或者仓库干活的人,有点用的那么几个人——可能雷恩·桑德斯除外,也极少表现出什么社会意识。

有几次有人帮他从弗里德尔那里偷偷顺进来一包面包。这就已经算是前所未有的善举了。

但是在饥饿和劳动之下,这点帮助有什么用呢?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三个星期之后,惊喜来了。时间还很早,汉斯正在第三次倒嚼他昨天偷偷留下来的一片面包,文员进来了,他叫了几个号,汉斯也在其中。

他们四个人站在走廊里,工作小队派出去之后,他们去了医院。21号楼里已经站了一大群人。

汉斯和一个小个子老头聊了起来。他第一眼看上去很胖,但是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他整个人都是浮肿的。所谓的“胖”不过是水肿而已,他额头上有一个大火疖子。他叫科恩,原来是皮肤科医生,在道路建设劳动队里已经待了一个月了。这是他第三次来看营地医生了,不过这次估计又是无功而返。

汉斯稍微乐观一点,而且他也确实如此。对方简短地问了他几个和学历有关的问题,他觉得这下有门儿了。到底还是回到了医院,到底又有了个机会。拉车的日子结束了,道路建设结束了,过度劳动结束了,一整天在雨里的日子结束了。尽管他的手已经粗糙得写不了信,尽管他的脚上依然有伤口,尽管他的背弯不下去也直不起来,他还是充满斗志,回到了28号楼的住院部。

[1] 指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