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栋楼之间很热，热得要命。在13号楼边上有一小条阴影，阴影在这难挨的无尽夏日里缓缓地变宽，这一小条阴影里挤下了一半中欧和东欧的人；另一半挤不进阴凉处的，只能在充满阳光的12号楼墙根底下蹲着，或者交错着躺在尘土里，赤裸的上半身混着沙子和汗水，肮脏不堪。帽子盖在脸上，他们就这么睡觉。
比起阴影里那些挤在一起的人呼出来的气息带来的闷热，汉斯宁可在太阳下晒着。他和奥本海姆闲逛着，听他不断地讲着他最喜欢的话题：战争将因为石油短缺而结束。
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穿木鞋的人过来集合。”汉斯迟疑了一下。他是为数不多的穿鞋的人之一。其他人都是消了毒就直接来到隔离区了，他们都穿的凉鞋。
这一迟疑可了不得，因为刚才在那喊的是楼长。他看出来汉斯想假装没听见，于是一边拽着汉斯走，一边咒骂他。那边站了15个人，大多数都是波兰人，笨拙的年轻人，能看出来家里伙食不错。他们两两一组，走向了1号楼。那边停了几辆车，他们分到几条腹带，用铁丝绑在车上，然后拉着车走向大门口。监督他们的楼长报告说：“囚犯27903号，带15名囚犯去建设道路。”
这就是道路建设小队了。党卫队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字，本子就在营房长房间后面的柜子里。大家继续向前走。
汉斯想起了他来的那天，那已经是一周之前了，他不禁微笑起来。那些拉着货车的“工作机器”。现在他也变成了其中一员，变成了15轮机器的一个轮子，而且他要是拉得不够卖力，走在他后面的波兰人立马就会给他一脚。
“快点快点！”波兰人叫道，“赶快走！”那是俄国人的声音。“快点！猪狗不如的东西！”楼长喊道。如果有党卫队队员走过，他会用两倍的音量喊，并且用棍子给离他最近的人的后背或者脑袋来一下。反正他不在乎，因为他只想让党卫队队员看看他是一个多么勤劳的楼长。
纳粹都是那个德行。党卫队队员对每个人吼叫，楼长也不放过；楼长喜欢连吼带打，波兰人也不放过；波兰人只能寻找最弱的人来吼一嗓子。这些最弱的人，就是汉斯和一个波兰犹太人，他叫莱博。
他们没还口。汉斯感觉得到波兰人吼叫的时候释放的压力，就像是他们自己被吼叫时受到的压力一样。元首对着将军们吼，将军们也还承受得住，因为他们回头又可以去对着自己的军官吼；军官又去对着士兵吼。就像台球一样，一个球撞到另一个时就停下来，所以当士兵打骂囚犯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平静下来了。
楼长打波兰人，波兰人打汉斯。这来自元首的一巴掌一路传到汉斯这里，而汉斯是不危险的，因为他没权力打别人了。
到了砾石山，汉斯依然是最没权力的一个。他们要分成两拨来装石头，不过每一拨里面都有他。要是他这拨装完了，想把铁锹交回去，就没人接着。这也符合逻辑：15=7+8，八个人干活，七个人等着接替，所以第八个人就没人接替了，而这第八个人每次都是汉斯。他和莱博抱怨了一下，莱博用波兰语和其他人说了几句话，大家笑了一会儿，但是接下来还是老样子。
货车来来回回很多次，去外面装砾石，再把它们运回集中营，营里还有很多其他隔离区过来的人在忙着硬化路面。
汉斯整个人湿透了。他手上都是铁锹磨出来的茧子，脚上火辣辣地疼，因为木鞋的边缘不断摩擦着毫无保护的皮肤。被波兰人推到前面去好多次以后，他去找了看守砾石山的守卫队。不过他并没有申诉的机会，这位党卫队的突击队员先生并不想被他打扰。汉斯咬着牙接了一个耳光，接下来一切如初，被楼长推搡，被波兰人羞辱。
当他们第六次推着满满的货车回到营地时，所有工作小队都已经收工了。他们在营房前排着队等点名。到处都有人对他们大喊大叫，让他们快点，他们半小跑着拖着货车向前，很多人扬起拳头威胁着他们，而每经过一个党卫队队员，就会有人挨几巴掌。
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隔离区的营房，把货车放下，跑上去。走廊里早有人等着点名了。到处骂声不断，所有值班的人都对他们挥着拳头——就好像他们巴不得干这么长时间的活一样！
点名点了很久。党卫队队员已经来过了，但人们还在等。汉斯头晕目眩地站着，他的心怦怦乱跳，喉咙紧得难受，脚上的伤口灼烧得让他时不时眼泪上涌。他要是稍微蹲一下或者靠着后面的床，马上就会有一名“同事”戳他一下，让他注意站姿。
点名之后领面包，又排起了看不到头的长队。接着就吃面包喝咖啡，面包上有一抹果酱，他把果酱舔了下来。他喝了咖啡，但是面包却咽不下去。要是躺一小会儿，估计会有点食欲。于是他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困意袭来，像是一种解脱，把他从挂在货车上的腹带上解放出来，手上的铁锹掉落，疼痛也缓解了好多，欲望也平息了下来，因为他慢慢地陷入了昏迷的黑暗之中。
突然传来一声吼叫，吓了人一跳：“所有人起来！”
什么情况？从意识的无尽深渊里忽然返回来思考，让他的头脑混乱不已。刚才叫喊的是妈妈吗？着火了？他生病了吗？发烧？他一时间动弹不得。然后变得清晰起来，他清醒了。和他一张床的俄国人使劲儿晃了晃他。
“脚底检查！”
现在怎么办？他疲累交加，晚上睡过去了，脚没洗。现在已经是半夜，他的脚还是脏的。不过这次算他走运，党卫队队员喝多了，看东西也不太清楚。他从汉斯边上过去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又躺下直接睡着了。
他没有休息好。凌晨四点，所有肌肉，整个皮肤，到处都疼。他希望他不用再去干活了，可这根本是奢望。他们在等待命令的时候，值班人员拿了一张纸进来，上面是要去拉车的人的编号，汉斯又得去。
这次的任务要做一整天。11个小时，从装石头、运石头到卸石头。有时候换成别的，比如把石头铺在新的路面上，或者把旧的路面打磨一遍。然后又是拉车。
汉斯坚持干活，尽管他的背疼得似乎要被撕成两半，尽管他手上的铁锹已经被磨得发亮。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因为波兰人看见他没有放弃之后，慢慢开始愿意帮忙了，竟也偶尔从他手里把铁锹接过来。不过那几分钟的休息也实在算不上什么，等再次轮到他干活时，他整个人僵硬得每个动作都要花更多力气。
这一天还是熬过去了，第三天，第四天……日子毫无意外地一天天过去。巴掌、吼叫、咒骂。谁还会数呢？之后依然是越发剧烈的疲劳和疼痛，不过又能怎样呢？他脚上的伤口化了脓，护理人员给他擦了一些类似碘酒的东西，但这能有什么用啊？他的眼睛因为沙子和日照也发炎了，可是谁在乎呢？
有一次，他早上想请病假。护理人员笑话他：“就为了这么点小划痕。”
再就是饥饿！从未间断的饥饿！一份面包和一升汤能顶什么用？而且那汤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水，加点甜菜，或者是切碎的菜根。偶尔一升汤里有一个半个的土豆，也得到桶底去捞才能捞到，而且那些本来是值班的人给自己和朋友留的。你要是运气好，或者有朋友帮你的话，还能再喝一升，但是最好还是别喝。反正别喝太多汤就对了，因为一两周之后就已经有一些老人——在集中营里指的是40~45岁的人——腿上开始浮肿。他腿上那些伤口，要是浮肿起来得什么样，估计再也没法愈合了吧！
第五天，他们刚开始拉那些满载的货车，意外出现了！左边的一条小路上走来了一群女人。货车要在交叉路口的五米前停下，这样男人和女人便无法交流。
汉斯屏住呼吸，眯着眼看。突然他情绪失控，大喊一声：“弗里德尔！”他扔掉腹带，跑向女人们的方向。不过只跑了几步就被抓住了。是莱博，那个波兰犹太人，及时拦住了他。
“你个蠢货，他们会把你打到起不来的！”汉斯说他不管。“他们也会打她的。”汉斯语塞，无法反驳。他偷偷看了一眼监工的楼长，楼长什么都没发现，他自己为了看那些女孩，已经走出去一段路了。
尽管如此，弗里德尔还是看见了他，并从远处悄悄地微微挥了挥手。仿佛是在对他说：我还在这呢，你想起过我吗？他回答道：噢，我真是太累了，累得没有力气想你。但是你必须要想我，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动力。这倒不假，他又小心地挥了挥手，仿佛要给她一个信号，告诉她，他都明白了，她说得对，他会带着对她的想念继续战斗的。
更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天气变得凉爽起来。一开始还算是提神。皮肤不再那么干硬，肌肉也感觉柔滑了一点，也不会像在酷暑里那样容易喘不过气。不过接着就开始下雨。麻做的外套和衬衫，一点儿也不防雨，浑身都湿透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惨的。下了两天雨之后，没有路了。整条通往砾石山的路都变成了水洼和泥泞的土坡，水一直积到脚踝。鞋子都粘在地上，轮子陷到泥里，一直没过车轴。
但是车还是得往前走。要是装满了砾石的车陷在泥地里，那楼长的棒子就又有用武之地了。要是楼长抽的这几下子不能让车拉出来，那就会过来一个段位更高的党卫队队员。他穿着大靴子从泥水里跋涉过来，顺便就踢离他最近的人一脚，溅起来的泥飞到所有人的耳朵上。
他们抓住轮子上的辐条，一边拉一边转；党卫队队员一边打骂，楼长一边笑，好像在对他们展示他对党卫队队员的崇拜。就这样，货车往往还是能被拉出来。因为他们虽然又湿又累，但是这一两周以来，他们的力气还没有完全透支，要是没有别的办法，逼到了这一步，不行也得行。因为不断地挨打，每个人身上都被打出了伤口或者鼓包，好在还没有人受重伤。
但是他们知道，下场可能也是另一番景象。昨天，营房长，也就是负责监督各个营房的党卫队队员，点名的时候把一个吉卜赛男孩打得整个脸颊都绽开了，就因为他站姿不好。点完名之后那男孩就被送去医院了。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人和受伤的事。于是他们也开始额外注意了。和愤怒的党卫队队员相反，每个人现在都处于同样的危险境地，所以从感受上来讲，大家也成了一个集体。波兰人鼓励汉斯，汉斯也想帮助波兰人。他们已经感受不到被打的皮肉之痛了，只剩下顽强的意志： 车会拉出来的！“使劲！”“使劲！”
两匹马拉不动的东西，十五双男人的手臂总是可以拉动的。现在他们还有点残留的力气，但是一个星期后，一个月以后，会怎么样呢？汉斯晚上躺在床上，担忧起来。他觉得自己生病了，他脱下了湿透的衬衫，发烧使他在那张薄床单下发抖，这张床单他还要和两个人分着盖。尽管房间的上面很热，尽管周围有很多人挤在一起，他还是发抖。这可怎么办？
那个已经在这好几周的波兰人经常能从家里收到邮包。俄国人经常能有营里的朋友带吃的给他。没有人比俄国人更擅长“安排”[1]。就算厨房里站了十个党卫队队员，俄国人也不怕，而且总会用偷来的土豆把自己的口袋都装满，也总会悄悄生火把土豆做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同志情谊像俄国人这么伟大，即便他在隔离区里也总有个朋友和他一起共甘苦。
不过谁来照顾汉斯呢？还有鲜有的那几个同在隔离区里的荷兰人？他发现在营里荷兰人的名声不怎么样，不管是不是犹太人，人们觉得所有荷兰人都软弱懒散。
或许人们是对的。荷兰人是沉着而实际的人，他们不习惯用圆滑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也不心急。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么费力的劳动中那么勤勉呢？既然毫无意义，那么勤勉也无用，弄不好还成了战争机器。所以荷兰人必须得懒一点。
不过正因如此，营里基本没有什么荷兰人觉得可以“安排”的东西。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在厨房或者仓库干活的人，有点用的那么几个人——可能雷恩·桑德斯除外，也极少表现出什么社会意识。
有几次有人帮他从弗里德尔那里偷偷顺进来一包面包。这就已经算是前所未有的善举了。
但是在饥饿和劳动之下，这点帮助有什么用呢？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三个星期之后，惊喜来了。时间还很早，汉斯正在第三次倒嚼他昨天偷偷留下来的一片面包，文员进来了，他叫了几个号，汉斯也在其中。
他们四个人站在走廊里，工作小队派出去之后，他们去了医院。21号楼里已经站了一大群人。
汉斯和一个小个子老头聊了起来。他第一眼看上去很胖，但是你要是仔细看，就会发现他整个人都是浮肿的。所谓的“胖”不过是水肿而已，他额头上有一个大火疖子。他叫科恩，原来是皮肤科医生，在道路建设劳动队里已经待了一个月了。这是他第三次来看营地医生了，不过这次估计又是无功而返。
汉斯稍微乐观一点，而且他也确实如此。对方简短地问了他几个和学历有关的问题，他觉得这下有门儿了。到底还是回到了医院，到底又有了个机会。拉车的日子结束了，道路建设结束了，过度劳动结束了，一整天在雨里的日子结束了。尽管他的手已经粗糙得写不了信，尽管他的脚上依然有伤口，尽管他的背弯不下去也直不起来，他还是充满斗志，回到了28号楼的住院部。
[1] 指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