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响了半个小时之后，第一批病人来了。汉斯从床上可以看到整群人。
人们在外面脱掉衣服，将衣服捆在一起，要把外套上的编号露出来，然后光着走进大楼。他们在浴室洗澡，编号写在他们胸口，这样营地医生可以很快看到他要给谁看病。
人们从浴室回到住院部，注册，然后等待。大概有60个人。七点钟，所有人都洗好澡，注册好了，但是营地医生十点钟才上班。就算如此，也没人觉得无聊。大多数人都因为可以一天不用干活而沾沾自喜。有些人则是病得太厉害，无暇顾及无聊不无聊了。他们得以坐在为数不多的几张凳子上，此外也没人搭理他们。有些人发烧或者哪里疼痛，但是没人帮得了他们。他们必须先看营地医生，在这之前谁也不能给他们拿药什么的。
九点半，汉斯和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要起床。他们也得去见一下营地医生。用这种面貌出现在未来的上司面前有点诡异，不过反过来想，穿那件脏衣服去自我介绍还不如光着呢。走廊里有人开始喊：“看病的可以进了！”
先进去的是德意志帝国的人。他们虽然也是囚犯，但在这个大多数是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营里还是有一定特殊地位的。德国人之后是波兰人和其他的“雅利安人”，最后才轮到犹太人。
人们穿过走廊，小跑着跟着前面的人进入流动医院。这里看起来还不错，屋子中间半米高处挂着一根金属杆子，病人都要待在这后面；护士站在杆子另一边，身后是张大桌子，上面摆放着包扎伤口之类的东西。
玻璃墙后面有一张办公桌，桌边坐着文员，把所有来过流动医院的人写在信息。他一般会不定时出现在营卡上。
现在没有病人，没有护士，只有营地医生和一个党卫队队员，即党卫队下级小队队长；还有两个波兰囚犯——一个是波兰的营长[1]，囚犯医生的头儿，另一个是住院医师。这两个波兰人前一天晚上已经把需要党卫队医生看病的人检查过了，现在要把他们的情况和营地医生讲解一下。
所谓讲解，和身体状况没什么关系，也没有陈述，无须讨论，更用不上检查。快点，再快点，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队长可没有时间，从来都没时间。念一下卡片上的诊断，扫一眼病人，答案就有了：住院或者免除劳动。后者，病人可以几天不用工作，但是还是要待在营区。符合这类情况的主要是不需要住院，但是还无法工作的人，比如手指受伤或者腿上生疮的。
但是犹太裔的病人多半需要住院，因为他们的总体状况都非常差。他们一般都被分进最辛苦的劳动小队，外面没人给他们寄包裹，楼里面放饭的时候，他们的食物也大多被楼长据为己有。
住院，住院，免除劳动，住院。短短几分钟，整个一排都交代完了，最后，剩下汉斯和范里尔站在那里。
“这俩是医生，昨天送过来的。”波兰医生说。
营地医生点了点头：“分配下去吧！”
然后就结束了。两人回到了住院部，又得去床上躺着了。汉斯很高兴，这起码是一个机会，医院里的生活和外面的建筑工地肯定很不一样。被接收住院的病人被护士带去外科、内科和传染病科几个不同的病区，其他人去外面穿上衣服，免除劳动的可以拿一张请假条回去给文员。
德红德来接汉斯和范里尔，他们走了出去。
外面还有被接收住院的人之前脱下来的衣服，几个护士正在拆包裹，把值钱的东西从兜里掏出来，看着还不错的衣服被扔在一边，剩下的就扔到一个小车上，他们可以从车里找找看。
没一会儿工夫，他们也换上了还算能穿的衣服。竟然还捞着了一双皮鞋，虽然破烂不堪，但是走起路来比木头凉鞋舒服多了。
不过他们现在有了衣服，就得开始干活了。很快，就有人让他们先把这车衣服送到消毒室去。
消毒室的囚监站在门口，他是这个小木屋里工作的12个人的绝对领导。这两个新人到达的时候，他嘲讽般地鞠了个躬。
“两位大人，请问来自何方啊？”
范里尔礼貌地回答：“我们从荷兰来，先生。”
囚监笑道：“那你们很快就会死了。荷兰人到这边几周之内就全都玩完了，你们的身子太金贵了，没法工作。”
汉斯耸了耸肩，仿佛想说：我们走着瞧。
这时，大蒸汽炉打开了，滚出来一辆装着消过毒的东西的车。
“赶紧的，卸货吧。”
他们把东西卸下来，很烫，特别烫，这些衣服的温度和开水一样。水蒸气从各个角落散发出来，灼烫着他们的手。他们在沸腾的空气中无法呼吸，一瞬间汗水就开始往下滴。
但是囚监不断地催促着，一旦他们想停下来缓口气，就马上被推一巴掌，囚监咆哮着：“快点，蠢货！”
所有的衣服都从锅炉里拣出来了，正当汉斯晕乎乎地在房前喘气的时候，有人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是一个波兰犹太人，也在消毒室工作。
“我们囚监是个好人，是不是？”
汉斯不解地看着他。
“你看，他和你们开着玩笑，但是你不知道营地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波兰人指了指自己胸口的编号：62，后面还有三个什么数字。“我在这里已经一年半了，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现在这里就跟疗养院似的。打人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如果你不是朝圣者的话，你就没有危险。”
“你说什么，什么朝圣者？”
“啊，你还真是个新人。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去麦加朝圣的人，骨瘦如柴，筋疲力尽，看着就和甘地似的？我们把瘦弱成那样的人叫朝圣者。”
汉斯明白了。“他们会怎样？”
“他们已经干不了活了，要被送到火葬场，和以前情况不一样。我在比克瑙干过活，那时候，如果分了小队，假如囚监带着‘270个铺路工人’来报到，党卫队队员说‘多了40个’，那他们就要保证那天得有40个人被处死。晚上我们回来的时候，闻到的就是白天多出来的那些人的烤肉味。那时候没人问他们是不是朝圣者，好几千人就这么丢了性命。如果有人侥幸逃过了，则会有另外一种死法。打个比方，早上八公里过去，晚上八公里回来。一整天都在水里挖碎石头，有时候水没过脚脖子，有时候直接没过腰，快入冬那时候我们经常回去的时候衣服都冻成钢板了。还有就是打！你别以为可以偷偷倚在铁锹上休息一分钟，马上就有党卫队队员过来，他们知道怎么收拾你。你看。”
说着他把腿露出来，一大块伤疤，还有左手的两根指头已经没了。“那是一顿痛打，我朋友干活的时候抽了根烟，我问他能不能给我抽一口。就在他准备把烟递给我的时候，哨兵过来了。他用步枪的枪托打我，我挡了一下，手夹在了枪托和墙中间，第二下是冲着我朋友去的。我们晚上是拖着昏迷不醒的他回的营。本来他或许还有救，但是那天晚上点名点了很久，足足三个小时，这期间他就只能躺着。”
“为什么没人帮他？”
“因为点名嘛，人数必须对得上。不管你当时什么惨状，都得被算进去。”
雅克，这个波兰犹太人，看着左手的几根断指，不再作声。汉斯环顾四周，忽然吓了一跳。消毒室的斜对面有一座楼，窗户上钉着铁丝网，他看到铁丝网的后面有女人的身影。没错，那上面写着10号楼。那就是女子楼了。
雅克看到了他的惊讶。“你站那儿看什么呢？”
汉斯支吾道：“我妻子应该在那里。”
雅克惊喜地问道：“你妻子是昨天过来的？那就是了，兄弟，你可真是个幸运儿。”
“我能见她吗？”
“晚上吧。有风险，但是你总得付出点代价。”
这时候，和他们一起来送衣服的护士走过来了。
“该回去了。”
一天到晚忙的都是没用的事。总有一张床上落了一根稻草。总有一扇窗子上有一块污点，那就找点破纸来擦一擦。挺无聊的，但是汉斯也不抱怨。他再次想起外面的工作机器，想起自己，每当毫发无损地度过一天，就离终点更近了一天。
汉斯想起了卡尔克，一个来自海牙的医生，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见过他，他是自家亲戚的家庭医生。他现在在21号楼工作，外科医生楼。他之前过来打听了一下新来的荷兰人都是些什么人。“小伙子们，”他对汉斯和范里尔说，“你们一进来就会感觉到这里给你们的当头一棒。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
“您在这里多久了？”
“我来了三个礼拜了。前两个礼拜我在住院部这边，后来被派去了21号楼。”
“您帮他们做外科手术吗？”
卡尔克迸发出一阵笑声：“是啊，先对厕所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解剖研究，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打扫了。你可不知道那活多复杂多有意思。每天你要擦四次地板，每隔一天用沙子洗一次马桶。我打扫过的厕所简直令人赏心悦目。我负责两个厕所：一个给病人用，一共12个马桶，分两排放；还有一排六个马桶的，给工作人员。小厕所里还有一个专属角落，给重要人士，比如楼长和营长，据说还有营地医生，不过我还没见过。他每天也就在营里待半个小时，这么点时间他还是憋得住的。他要是和囚犯们共用一个厕所，那才奇怪了呢。”
汉斯喜欢卡尔克欢快的语气，继续问道：“您能吃饱吗？”
“现在还行。喝汤的时候可以再领一轮，我能喝一升半。要是你正式被分配了，每周两次可以多分点面包。”
“您现在在这儿具体能分到多少吃的呢？”范里尔问道。
“每天能有一升的汤和一份面包，每周可以分到两次40克的人造黄油，有两次可以分一勺果酱，还有两次可以分到一片40克的香肠。不过别想得那么好，黄油只有15%的脂肪，其他都是合成剂，香肠也只有一半是湿漉漉的马肉做的。”
“这些加在一起能有多少营养成分，多少卡路里啊？”
“我粗略地估算了下，”卡尔克说，“汤没有多少热量，一升也就150~200千卡吧。所有加一起，每天大概能吃下去1500千卡。这肯定是不够的。光待着，身体就需要消耗1600千卡热量。所以就能明白，一个在这要卖力干活的人，很快就瘦成朝圣者了。”
“但你看那些护士，他们看着都挺好的。”汉斯反驳道。
“没错。不过首先他们大多是波兰人，能收到包裹；其次他们一般都是大组织者，或者换个词，小偷。这么和你说你可能还不能马上明白，观察几个星期就知道了。护士负责发汤。病人拿到的是上面的稀汤，汤里面的土豆和豆角什么的，都被护士自己留下了。”
这时，进来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他年纪挺大了，绝对超过了60岁。他走路有点驼背，鼻子上架着个很老气的长柄眼镜。
德红德跳了起来：“教授下午好。”
汉斯知道了，这就是萨缪教授。他做了自我介绍，等着看对话怎么进行。都是些标准问题：什么时候来的、政治新闻什么的。汉斯讲了他来奥斯维辛一路上和进来之后的事，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弗里德尔。
教授心领神会。“确实，我已经和几个新来的荷兰女人说过话了。范达姆这个名字我没印象。您可以去窗户边和她亲自说话，不过要小心。我会和您妻子问个好的。”
汉斯想问教授能不能帮他捎个纸条，但是他忍住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问。
“您经常去女子楼吗？”
“每天都去，我在那儿工作。”
汉斯假装自己不知内情。“您是那些女人的主治医生吗？”
“完全是，我有几项任务要完成。那里的女人准确来说算是学习材料。”
“对她们来说岂不是挺不好的？”
教授辩解道：“不太美好的实验肯定是有的，有的可能还会对妇女身体有伤害，但是我的工作跟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成功地引起了党卫队对子宫的形成这个研究的兴趣。所以我可以用很多女人来做实验，如此一来，她们就不用参加那些其他的不好的实验了。”
汉斯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这位教授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心，他还保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不想表现出来，他毕竟还有求于他。
“您自己评判吧，”萨缪补充了一句，“我从我的女实验者的宫颈里取一块黏膜。然后用显微镜观察样本。我们在一定比例的女性身上发现了某些组织异常。她们的细胞构造和一般的女性相比有很大差异。我相信这些细胞以后会变成癌细胞，希望能用这个方式找到肿瘤生长的原因。”
从教授所说的来看，这些实验对女人们并没有很大的伤害。不过汉斯不懂这一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日本的研究人员曾经用焦油产品擦拭小白鼠的皮肤，并准确追踪了它们的组织变化。实验的结果是人工制造了癌症。所以焦油里含有致癌物，就是让人得癌症的物质。顺便一提，这一点医生也从日常经验里差不多总结出来了：经常抽烟袋的人更容易得唇舌方面的癌症。以前人们以为那是吮吸造成的，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烟管里的焦油才是癌症形成的原因。
其实，汉斯觉得，在任何条件下，违背人们的意愿对他们进行活检都是违法的，这个和实验是否有用无关。不过他无法评价，因为他对事实还不够了解，而且他的心思也不在这些事上。“新来的荷兰女人们也要被做实验吗？”
“毫无疑问，”萨缪答道，“不过我倒是可以帮帮您的妻子。我可以把她放在我的名单上，这样她就不会落在别人手里，我尽可能不去动她。”
汉斯谢过了教授。他稍微松了口气。当然，他不知道这句承诺有多少价值，但是这起码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弗里德尔暂时安全了。
[1] 这里的营长也是囚犯，可以对他的下属囚犯进行“纪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