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横穿过营地,走过一栋栋楼,到了28号楼,在走廊里等着。这是一条长长的混凝土走廊,墙面刷成白色,两边都是门,门上挂着:流动医院、办公室、手术室、耳鼻喉科室、X光室,还有很多别的牌子。走廊的中间是一个水泥楼梯,通往二楼。

几分钟后,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把他们带到走廊深处。毛玻璃门上写着“住院部”,这是一个大房间,基本上像一个大厅那么大,只有一半地方摆了床位,另一半摆了几张长凳,一个体重秤和一张大桌子,桌上堆满了书和纸。每个被医院接收的人都要在这里注册,不管是病人还是工作人员。

一个又矮又胖的波兰人接待了他们,他吼道为什么他们看着这么脏,然后让他们全都脱光,指给他们一张床。这床有三层,汉斯光着身子躺在上铺,盖着两层薄薄的床单。他试图让自己尽可能地卷进床单,因为稻草铺上的草扎得慌。他刚躺下,就进来了一个人,爬上他自己的床,他大概30岁,圆脸,戴眼镜,眼镜很任性地挂在鼻子上。

“你叫什么?”那人问道,“你是医生吗?”

“是。我叫范达姆,你呢?”

“我叫德红德[1],我已经在这儿三个星期了。上周我就在营地医生那边,那边接收了我,现在我在护士备选名单上。”

“你在哪儿上的学?”汉斯问道。

“在乌德勒支,我学儿科临床的。”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什么都做。他们每天给你安排各种杂活,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挺恶心的工作,跟尸体打交道什么的。你没有衣服吗?”

汉斯还真没有,这得明天才能再想办法了,德红德会帮他。

“你知道这边的女子楼吗?”

“知道啊,”德红德回答,他明显神情紧张,“那是10号楼,我妻子也在那儿,她也是医生,三周前她到的10号楼。”

听到营区里有荷兰医生,汉斯还挺高兴的。他说了弗里德尔的事,说她也去了10号楼。

“嗨,”德红德说,“看看她在那能做些什么吧。”

“什么意思?”

“萨缪,在那工作的一个教授,跟我保证说他不会拿我妻子来做实验,因为她是医生,或许他想帮做医生的妻子一把。”

“他们会对这些女人做什么?”

“那你得自己问萨缪了,他每天都过来。”

“我能见到我妻子吗?”

“很难。他们要是抓住了你,那你就倒霉了,得坐牢,要是能用一个25就了结,你就算是走运了。”

“什么意思,25?”

“哦,就是他们给你上的刑。屁股上打25棍。”

汉斯微笑了下。他倒不是很怕这个,不被人发现就好了嘛。况且,为了能见弗里德尔一面,付出任何代价他也在所不惜。德红德答应他第二天晚上带他一起去。然后就九点钟了,熄灯。

不过房间里并不暗。28号楼是这一排的最后一座楼,住院部在电网这头,沿着电网的灯亮了起来,每隔一根混凝土柱子,就有一盏很亮的灯,所有靠近电网的东西都被照得一清二楚。

一排排的照明灯,中间夹杂着红色的指示灯,这景象很是壮观。灯光照进了房间,照在躺在住院部等待第二天见营地医生的病人身上。

汉斯不想再看到这灯光,这让他感到害怕。他闭上眼睛,但却忍不住不停地看,仿佛是在逼迫自己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紧张起来,辗转反侧,但是灯光一直跟随着他。他把床单蒙在脸上,但还是躲不开那灯光。灯光穿透了一切。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可是在集中营。不论你是把头转向一边,还是蜷缩进床单里,这个念头都在那里。不管你尝试想些别的什么,这个想法都超越一切,就像那电网上的灯光一样,不管你看向哪里,它都会跟着你。

汉斯哭了。不是那种小孩子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的号哭,这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无声哭泣。他的内心没有波涛汹涌,他只是单纯地感觉到悲伤满溢,化成眼泪蔓延开来。

不过好在他很累,累极了。他不再擦去眼泪,也渐渐感觉不到自己在哭,他的意识慢慢地消失了。

在集中营里,每个人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是幸福的。灯熄了,电断了,电网被切断了。这样他们的灵魂就可以从疲惫不堪的身躯里释放出来。夜晚,囚犯们进入一座王国,那里没有党卫队,没有楼长,也没有囚监。那里只有一个统治者:伟大的愿望;那里只有一项法律:自由。

生活是一个循环,由两个时段组成:晨钟到晚钟,以及晚钟到晨钟。晨钟一响,感官苏醒过来,和灵魂交织在一起:天堂时刻结束了。

[1] De Hond在荷兰语中,本身是“狗”的意思。不过后来也被人拿来做姓氏。就像中国姓牛、苟一样,在读音上会有一种谐音效果。这里保持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