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停下来很久了,久到人们开始不耐烦,只希望现在能给他们一个准信儿就好,能看看奥斯维辛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好。

准信儿来了。

破晓时分,火车最后一次启动,几分钟后停在了平地中间的一座堤坝上。沿着堤坝站着几队人,每队10~12个人不等。他们穿着蓝白条纹的套装,戴着同样风格的帽子。许多党卫队队员来来回回地走,像是在进行一项看不懂的活动。

火车一停稳,那些仿佛在参加化装舞会的人就冲向车厢,拉开车门。“把行李扔出来,全扔到车厢前面。”里面的人吓得不轻,因为他们知道,这下子他们将失去所有。他们迅速往衣服里面塞东西,企图留下来一些最紧要的。可是那些人已经冲进了车厢,连行李带人一起往外扔。他们就那样踌躇在外面,却也不敢踌躇太久。党卫队队员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涌来,推搡着将他们带到一条和火车平行的路上。有人走得慢,他们就踢一脚,或是用棍子打一下,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排成一排排长队。

直到那时,汉斯才彻底明白:他们两个要分离了。男人和女人是要被分开的。他赶快亲了弗里德尔一口,说了一声“再见”,就这样匆匆分别。队伍前面站着一名军官,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人们缓缓前行。每当有人走到他面前,军官就迅速地扫一眼,然后用棍子指着:“去左边,去右边。”去左边的都是老头、残疾人和大概还不到18岁的男孩;去右边的则是年轻人和体力尚佳的人。

汉斯走到了军官面前,但是并没有留意。他的目光一直锁在弗里德尔身上,她站在几米之外的另一条队伍里等待着。她对他微笑,仿佛在说: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汉斯没有听到军官——其实是一名医生——问他的年龄。医生没有得到答复,烦躁起来,就用力敲了汉斯一棍,汉斯马上逃到左边去了。

他站在一群可怜人中间:除了老头子们,他身旁是一个盲人,另一边是一个看起来智商有点低的男孩。汉斯咬着嘴唇,试图克服心中的恐惧。他不想和这些老幼病残一个下场,因为他知道,只有健壮的人才有活下来的机会。但是现在已经没法再跑到另一边去了,到处都是端着枪时刻准备着的党卫队哨兵。

弗里德尔去了年轻女人的那一队。年纪大的女人和所有带孩子的女人单独站成了一排。如此,一共分成了四排。约莫着有150个年轻女人,年轻男人的数量也差不多。另外的700个人站在路旁成为一队。

那个军官医生走了过来,问他们之中有没有医生。四个男人站了出来。医生把脸转向范德库斯——一名阿姆斯特丹的老家庭医生,问道:“荷兰的营里都有什么病?”

范德库斯迟疑了一下,说了一些关于眼病的事。医生烦躁起来,把头转了过去。

汉斯感觉机会来了:“您想问的应该是传染病吧,出现了几个零散的猩红热病人,不过没有传染特征。”

“有人得斑疹伤寒吗?”

“没有,一例都没有。”

“好,都归队吧。”说完,他看向自己的副官,“这几个我们带走。”

副官向汉斯招了招手,把他带到年轻人那一队的末尾。汉斯感觉到自己虎口脱险了。事实也正如他所料:与此同时来了几辆卡车,把年纪大的男人和女人们都装了上去。

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党卫队的真正嘴脸。卡车那么高,那些被推搡、被踢打的人,很多人都爬不上去。但是不断落下来的棍棒让每个人不得不使出平生最大的气力。

一个老太太头上挨了一棍,血流不止。还有几个人实在是爬不上去,也落在了后面。每个跑过去想要帮他们一把的人,都会被连踢带吼地赶走。

最后一辆车开过来了。两个党卫队队员抓着一个可怜的老头的胳膊和腿,把他抛了上去。紧接着女人们的队伍也开始移动起来。他已经看不见弗里德尔的影子,但他知道她也在跟着队伍走。等到女人们走出了几百米以后,男人们也开始移动。

这些队伍都有人严防死守。两边都是哨兵,随时准备开枪。大概每十个囚犯就有一个哨兵看着。汉斯走在队伍的最后,能够看见他左边和右边的哨兵如何相互交换信号。他们环顾了下四周,然后左边的哨兵走向汉斯,跟他要他的手表。那只表很漂亮,上面还有一个精密计时表,那是他参加医师考试时他妈妈送给他的。

“我工作需要用这个,我是医生。”

哨兵咧开嘴笑了一下:“狗屁。医生,你就是条狗!把那只表交出来!”那人抓过他的胳膊,想把表撸下来。汉斯挣扎了一下。“好哇,企图逃跑?”那人边说着,边把枪端了起来。

汉斯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多么被动。他不想到奥斯维辛的第一天就“逃跑不成反被射杀”,于是他把表递了上去。

跨过铁轨的时候,他在转弯处看到了弗里德尔。她挥了挥手,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铁轨之后他们越过了一根横杆,还带着岗亭。现在他们才算真的踏上了集中营的领地。这是建筑材料的储存场,棚子里堆着大堆的木头和砖头。有靠手动才能行走的小火车,还有靠人拉着的运货车。路边到处是大楼、工厂,里面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然后又是木头、砖头和棚子。有一架吊车,用来吊起水泥罐。到处都是在干活的人。除了吊车和小火车,见到的更多是穿着囚服的人。这里可没有什么机械化,工作都是靠成千上万双手完成的。

蒸汽很实用;电力效率高,可以覆盖几百公里;汽油又快劲又足。但是人便宜。你从他们饥饿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他们裸露的上半身根根分明的肋骨就好像绳子一样,把整个躯体缠连在一起;从那些拉着石头的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穿着木鞋,有的甚至光着脚向前挪动着。他们就这样向前走,都不会抬头或是向四周看一眼,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看见新来的人也没有反应。时不时开过来一辆拖拉机,后面拉着装满石头的车皮。发动机缓慢地蹦着:燃油发动机无疑。汉斯想起从前的那些夜晚,他躺在自己的船上,货船从身边驶过的情景。

那时候的生活是多么充满希望啊!他振作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该担心害怕,而是要抗争。或许以前的生活还会回来呢。

他们站在大门口,第一次看到了集中营的真面目。都是巨大的砖房,就像军营一样。大概有25座楼,两层的,还有屋顶和小小的阁楼窗户。大楼之间的道路维护得很好。人行道上铺了干净的地砖,还有小块的草坪。到处都刷了漂亮的油漆,在明媚的秋日之中闪耀着,显得无比清晰。

这里看起来简直是一座模范村庄。营里的几千名工人从事着出色而有用的工作。大门上方是用铁浇铸的集中营的口号:“劳动带来自由”,一句充满暗示和危险的口号。这种暗示,让进来这里的无数人平静了下来。这里,还有德国其他地方,都有很多这样的大门。

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这座大门上的“劳动带来自由”要是换成“进此门者,万念俱灭”,就和地狱的大门别无二致了。

因为集中营的周围架满了高压电网,有两排混凝土的桅杆,三米高,整齐地刷成白色。绝缘体上装着铁丝网,铁丝看起来非常坚韧,难以穿越。不过人们肉眼看不到的才是更可怕的:3000伏的高压!只有各处亮起的小红灯,告诉你这是通了电的。每隔十米,就挂着一个画着骷髅头的牌子,上面用德语和波兰语写着:站住!

光有电网挡着,没有子弹做二重防护还是不够的。所以每隔100米就建了一座塔楼,上面站着一名端着机枪的党卫队队员。

你是无法从这里逃出去的,除非有奇迹发生。每个被关在营里的人都这么说,因为他们一旦进入电网的这一侧,守卫就松了很多,党卫队队员也常常把一些自己的任务交给囚犯来做。虽然同是囚犯,但是他们看起来和外面那上千个在干活的人明显不一样——穿着条纹清楚并且合身的亚麻套装,穿着经常近乎优雅,戴着黑帽子,穿着长靴。他们的左臂上套着一个红袖章,上面有个编号。

他们是楼长,是各楼的头头,处理所在楼的所有事务,并有文员协助,管理人口,分发食物。他们肯定不属于吃得最少的,这从他们满月一样圆润的脸上就能看出来。能当上楼长的都是波兰人和德意志帝国的人,不过也还有几个荷兰人。楼长和党卫队把他们远远地拦下来了,因为新来的人身上还有些值钱的物件儿。不过还是有几个荷兰人会想办法上前,向他们索要手表和香烟,反正这些东西他们最终都会失去的。可是大部分人还心存幻想,仍然把东西揣在口袋里。汉斯给了一个荷兰人一包烟,却被一名党卫队队员撞见了,被打了一巴掌。那个荷兰人却提前预料到了会发生这一幕,已经跑了。

他们面前站着一个男人,个子很小,但是肌肉发达。人们显然很敬畏他。

“那个,小伙子们,你们是什么时候从韦斯特博克出发的?”

“三天前。”

“有什么新鲜事吗?”

“你们已经知道登陆意大利的事了吧?”

“那还用说,我们看报纸的。荷兰现在怎么样?”

比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更想先听听奥斯维辛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您是?”其中一个新人问道。

“雷恩·桑德斯,拳击手。我在这儿已经一年了。”

新人们稍微平复了下心情。也就是说,这里是能生活的。

“您那一批来的人里面还有很多人在这儿吗?”汉斯狐疑地问道。

“在这里,你不要问太多,早晚都会经历,”拳击手说,“多听,多看,别说话。”

“但您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雷恩睿智地笑道:“要不说我是拳击手呢。”

“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啊?”

“你们会被分进工作小队,去外面干活。”

汉斯的眼前浮现出了那些人,那些在外面一排排走着的“工作机器”,那些石头和水泥,那些毫无表情的面孔,那些毫无生气的眼睛,还有那些消瘦的身躯。

“上了卡车的那些老人,他们会怎样?”

“你从来不听英国广播吗?”雷恩问道。

“听啊。”

“那你就应该都知道了。”

汉斯一切都明白了。他想起弗里德尔,她的队伍从他眼前消失。他想起他的妈妈、他的哥哥,以及他见过的所有去往奥斯维辛的人。他想起他的学习生涯、他的从医经历、他的理想。他再次想起弗里德尔,以及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只有相信自己时日无多的人,才会想起这些吧。

尽管如此,他还不完全相信,他仍心存侥幸。或许,或许他就走运呢。他是名医生——唉,算了,他不敢期望过多,但是希望总是要有的,对嘛。他不相信自己就会死在这里,但是他也不再相信他会活下来。

“快点!”一声吼叫把他带回了现实。他们走在拉格尔街上,从监区之间穿过。这里走过的人很多,有几个监区门上的玻璃窗上写着:

监区医院

内部部门

禁止进入

门前坐着穿白大褂的人,他们看起来很体面,外套的背部有一条红杠,裤缝那里也有,他们无疑就是医生了。他们基本不怎么看新来的人,但是汉斯察觉,他们的那种不感兴趣,和在外面的那上千个人的不感兴趣,原因并不一样。那些劳动奴隶身上是疲惫,那种让人万念俱灰的深深的挫败感。这些看起来很体面的人身上则是一种傲气,他们毕竟是营里的红人,这些新来的人算什么?谁都可以辱骂、嘲笑。

就这样,他们到了26号楼。这个楼有个名字叫“财物室”。雷恩告诉他们,每个“囚犯”的所有“财物”,包括衣服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之类的都会在这保管。窗前挂着几长排纸袋子,袋子里分别装着每个人的财物。如果他们离开营地,可以拿回自己所有的东西。

衣服是不会被保管的,犹太人也绝不会从这里出去。他们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没有被刑事处罚,所以也不会被刑满释放。

没错,在26号楼和27号楼中间,每个人都要把衣服脱掉。所有的衣服,以及里面的东西,都被装在一辆火车上,只有皮带和手绢他们可以留着。汉斯还想私留几件医疗工具,但马上就被发现了。一个精瘦的男人,左臂上戴着“营地理发师”袖章,检查着每个人,一旦有人私藏物品,不但要再次上缴,还会额外获得一巴掌的奖励。汉斯问他可不可以留下几件工具,那人咧嘴一笑,便把汉斯口袋里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

所有人都站好了,现在他们一无所有。这一过程看起来缓慢,但也终究到了这一步。公共安全总署署长拉特的犹太事务代表施密特曾经说过:“犹太人将赤条条地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去,就像他们当初赤条条地来到这里一样。”

施密特没提犹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那是16、17世纪,而且他们也不是赤条条地来的,被从那些国家赶出来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带着大量财宝的。而且他也没提到荷兰犹太人的历史权利,那权利可是当时遵照威廉一世的指示赋予他们的。

但是他怎么能说起荷兰自由英雄的这件功绩呢!人们怎么可能指望从这些压迫者眼中的英雄,这些没有为祖国祈祷、英勇就义,而是仓皇逃走以求保命的人口中听到这些呢。

汉斯用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诚然,他的处境并不乐观,但起码,他的命运只是悲伤而已,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失败,而他们所追求的胜利最后也仅剩下一个:击败犹太人。

荷兰犹太人缓慢却无可挽回地一步步沦陷:

1940年,解除所有犹太人的公职。

1941年,禁止从事自由行业,禁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拥有商店、剧院、公园、运动物品和生活清洁用品;将资产限制为1万荷兰盾,后来缩减为250荷兰盾。

1942年,开始驱逐,连生存本身都被禁止了。

很缓慢,是因为那时恐怖在荷兰其他地方还没有蔓延开来,荷兰人本不用承受“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会灭绝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