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编成。所谓日历，即每日的记载，被认为官书正史材料的主要来源。这些历史在处理历史人物中是不是公正，有没有“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自然大部分依靠日历中的记载，但也要靠史家本人态度的公正。如果说改朝换代的时候，胜利的新朝还认前朝为革除对象之时，那么我们当然很难指望主持日历和纂修正史的人能够大公无私。但是从朝代改变到修史之间已经隔了一个朝代，就没有再作这样怀疑的理由了。只有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史家的偏见的，就是把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往往描写成不是极其愚顽，就是极其邪恶。所幸者，本书的主题几乎完全不受这类考虑的影响，尤其是要感谢正史的编排体例，凡见于日历中关于和中国王朝发生接触的外国的材料，都是抽出编集，按照地理区域独自成篇，因此所受史家偏见就更少了。
二十四史三千多卷，如果不是中国史家有条不紊地把关于外国的材料列为专传，要一个欧洲学者在这样的浩繁卷帙中搜集有关题目的材料，是很费力的。例如我们在二十四史第一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匈奴、西南夷及大宛（一般考定即为Ferghana）等列传。司马迁（约殁于公元前85年）的地理记载，只限于那些曾和中国发生直接接触的近邻诸国。后来班固和他的妹妹班昭撰《汉书》。班固死于公元92年，他对于中亚及西亚各国有广泛得多的知识。班氏关于地理各章，已有译文 [1] 。这些作品，表露出自司马迁逝世以来人们对地理研究的兴趣；而班固的弟弟班超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旅行家，这一事实自然增加班固在这方面的兴趣。班固大概会听到他弟弟的远征西部或中央亚细亚；但班超于公元102年回国时，班固已经去世。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必然是由班超远征所提供的材料，不见于《汉书》而见于较晚的《后汉书》。
《后汉书》为南朝宋（公元420—479年）人范晔所编，为对亚洲西部诸国提供某些详细记载的第一部权威著作，其中《西域传》，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照例具备的一项，并以同一或类似的题名见于后代的史书之中。
《后汉书·西域传》共有五百八十九字，为明代以前中国文献中对极西的国家——大秦的第一次记载。书中所记关于大秦国的位置、边界、首都、人民、物产、工艺的许多事实，且不说由后来历史中所提供的任何附加的材料，如果不是有些研究这个问题的欧洲汉学家，不幸抱有偏见（他们认为大秦既为极西的最大强国，那么必然就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全境），本来就足够可以提供作为考定这个国家所在的基础。坚执此说的人，前有刘应及德经，近有布氏、爱德金斯（Edkins）及李希多芬（Richthofen）。我必须承认我一度曾抱有同样的偏见，两年前，我开始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之时，目的就是想用以支持以大秦为罗马及意大利之说。但不久我就发现，在把汉文记载仔细考察后，不但不能证明我先前的见解，反使我全部抛弃前说。在这些记载中提到“苏合”（Storax）的制造，罕柏理（Hanbary）曾经指出，苏合的制造历来就只限于利凡得（Levant，地中海及地中海东岸一带，特别指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一带；又提到以水精（琉璃）及宝石为建筑物装饰品；外国使节从边界乘驿而诣王都；以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驿）为基础的军事制度；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使行人不得不结队而行。凡此各种证据，一经考究，不由不使人觉得，大秦并非罗马本身，而是它东部的一省。
大家知道，在7至8世纪，景教已传入中国，在西安府附近立有景教碑，1625年（明天启乙丑）出土，碑文说大秦乃其故邦，且有“室女诞圣于大秦”之语，这显然是指叙利亚。在熟悉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人根据这个证据，放弃以大秦为罗马之说，而赞成定为叙利亚，或叙利亚的一部分（即犹太Judiea，巴勒斯坦Palestine）。巴拉威（Paravey） [2] 于1836年采用此说，约20年后，卫礼（Wylie） [3] 和波提埃（Pauthier） [4] 亦然。但这三位汉学家立论的理由，主要以景教碑为根据。这些理由在那些认景教碑为伪作的人眼里是不能成立的，如本非汉学家的伏尔泰（Voltaire）和近日的芮农（Renan）。他们得到纽曼（K．F．Neumann）和儒莲（St．Julien）的支持，这两位如果不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抱有偏见，对这个问题本来可望有比较高明的见解的。我个人完全承认景教碑文的真实，除卫礼及卜铁所提出的理由，已经没有再提新的论据的必要。我所愿意做的，就是除景教碑外，从中国古代及中古的史籍文献中，搜集论据，以证明大秦即叙利亚，来填补二人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为了对我所用中文材料的来源作一概述，不可不论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今本的《后汉书》并非完全出于范晔之手，其中《志书》即出自他人之手。但《西域传》出自他的手笔。唐高宗（公元650—683年）命人为范书作注，迄今与正书并行。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旨在解释原书某些疑难的注文，在写作的年代上距范晔写作之时，已有二百年之久。 [5] 关于《后汉书》传授的可靠性，我们必须知道，它到宋代才第一次有刻本；在撰成至刻本年之间的几百年中仅有抄本流传。我本人没有见到初刻本， [6] 但所见到的是乾道三年（1167年）刻本与《汉书》同时刻版，也可以称为最古版本之一。书共六十四卷，精印对折六开本；用最大的字体，印于具有水纹特色的白纸之上（没有后来所造纸张的横帘纹）。每页边缘有抄书人的姓名，刻工即依此刻木。每卷有藏书人果亲王之章。此书当时售价为七百两，约等于一百七十五英镑。我曾将此本《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大秦的文字与今本核对，除今本有一处漏去一“也”字，另一处将“师”字改为“狮”字外，自宋版以来内容没有变乱，使我很满意。我前面已经提到，此书在宋代以前，大概只有抄本，我们虽然无从追溯最初的原本，但是我们绝少可以怀疑传写真实性的理由，因为此篇所记者为一个远方的异国，传抄的人没有有意去作假的利害关系。
如果文字有任何的变动，必因于一时的疏忽；中国的古书虽然不能绝对避免这种错误，但在我们所称的古代中国学者的“经典”中，比起我们的希腊罗马的经典编集中的错误要少得多。这一点，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历代受命掌管国家档案（它一定还包括以前历朝正史的抄本）的中国学者，在他们抄写工作中，不像僧侣那样的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正因为我们希腊及拉丁文字中沿袭的错误层见迭出，才使语言学成为一种这样有用的科学。此外，中国的学者也不曾遇到这样的困难：欧洲古典文献的研究，经过几世纪销声匿迹以后，才开始重振旗鼓；这个时候重见天日的抄本，一部分已经残损，因而变成无法辨认，希腊和拉丁文的书写体都曾经过重大的改变。在中国，像《汉书》一类的书，从来就没有完全中断过，其所用书体是自古迄今的文人都熟识的；最初抄写的字体，和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并无多大不同，那个时候现行的所谓楷书体已经盛行了一百多年，并且注定将成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标准字体。王右军殁于公元379年，他的书法成为后世仿效的范本，今天想写好字的人，仍在照他的字天天临摹；对熟谙近代文献的人看来，他的书体，也像公元781年所立的景教碑的字体一样，可以明白辨认。 [7]
《西域传》取材的主要来源，也应当像关于编年的各章一样，是当时史官所撰的日历。 [8] 史官对于朝政，也同当代都察院的御史们一样，对于政府的行动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并且享有一种特有的便宜，即无须公开向皇帝面诤，而是笔之于书，把他们的历史记录，秘密保存起来。这些记录留传到后世史官发表之时，材料所描写的君王或已死亡，或已失势，他的家族被排斥在政府的圈子以外，无论皇帝和任何大臣都不准看这一部分的国家档案。虽然往往有违反正规之举，但至少这是日历所根据的原则。
编年史中所记关于外国的资料，想必根据于到中国的外国人的陈述。来华的外国人是否都持有本国君主的证明文件，如有，能不能作适当的审查，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似乎中国朝廷十分重视外国人带来京都的礼物，认为是一个外国使节的主要部分；对于外国人，特别是那些由远邦而至，携有珍奇物品的人，更以贡使相待，认为可以增加大国的光荣。历代正史关于亚洲西部及中部各国的记载，表现有某种的统一性，对其中关于某些类的地理事实的描写，也有某种的规格。看来外国人来华或来华以前，须受某种的盘问，通过一位译人或几位译人（重译）向他提出一系列同一的问题。例如，设有一个商人，由锡兰至安南，带有一懂得希腊语的锡兰译人同来（当时西商到印度各埠都以希腊语为贸易通用语）， [9] 从这里，再携同一位谙熟锡兰语的安南人和另一位能操华语的人，前往长安（或西安府）；这几位译人在询问时可以担任传达翻译。所提出的问题，也许如下：（一）你国家的名字叫什么？（二）在什么地方？（三）距离多少里？（四）有多少城邑？（五）有多少属国？（六）都邑是怎样建造的？（七）都邑有多少居民？（八）你国家有什么物产？等等。最后，关于你的国家你还能告诉我们点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日历所载的来源，而我们现有《西域传》的记载，一定就以日历所记为根据。自然史家不会仅限于照抄而已。他们富有文才，并且作为熟悉历史格式的大师，就得把他们所接触的说得很简略的事实，进行整理，使它成为一种叙述体的文字。这种整理的工夫，包括不能把从其他来源方面所得的材料，置之不理。因此，在史文中常常插入一段，开始有“又云”等字。特别是《后汉书》中关于大秦的记载，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可能曾经吸收增补了当时所知道的甘英出使探问的结果。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他只到临波斯湾的条支而止；由此地行至位于红海口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th）的叙利亚港伊利安那（Aelana）有正常的海道贸易往来。甘英既与经常在这条海道上往来的船人发生直接的接触，自有搜集有关他要去的目的地情报的大好机会。除此以外，安息于罗马人复占叙利亚（公元前38年）以前，曾统治该地数年之久，135年后，甘英使安息之时，从安息王朝方面可能很容易收集有关大秦的情报。在大秦物产通过安息人运入中国时，情况显然必是如此。
《三国志》是陈寿（殁于公元297年）所编，包括同时鼎立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魏志》中对于若干比较近的外国有简略的记载，宋文帝因全书时有脱漏，失在于略，命裴松之补注，凡寿所不载、事宜存录的，一概采入。我们所有的关于大秦的最详尽的记载，即出于此。根据裴松之的上书表，其注于公元429年，即文帝元嘉六年进呈，距陈寿死约一百三十余年。但关于地理记载，多出于鱼豢所撰的《魏略》，其著作期在魏末年（公元264年）和裴松之补注（公元429年以前）之间。我不打算讨论《魏略》是否今天仍存在，但我倾向于相信原书已佚，我们只好满足于其他著作中的援引。《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加以著录，明代编纂之书，如《本草纲目》援引群书列为取材之一；类书中亦有摘引（例如关于大秦），但和裴松之的补注征引的文字稍有出入。因此我认为在不太久以前还存在过《魏略》的另一个本子。从这一个假定，马端临关于大秦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同于《魏略》，但文字范围涉及更广一些，更加可以征信，使我们可以设想，或者马端临手边所有的《魏略》原书，比今日在《三国志注》所见的更为完备，或者就是马端临和《魏略》的文字都出自于比《魏略》更早的同一来源。我所要说的，马端临在此处，也同他的关于地理的记载一样，都没有注明取材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裴注《三国志》对于大秦所提供的材料，既古而又完备，不下于《后汉书·西域传》。《魏略》中有许多不见于其他正史的材料，史官们即使知道它的存在，显然也不会重视这种撰述的。对于这些记载，我们除了承认关于属国的地理情况、方向、距离等方面存在某种混乱外，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记载就不比任何其他古代记录的可信。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要求一本古代中国的古书作品，要比一本古代西方的权威作品，如托勒密（Ptolemy）的书，还要正确。特别是我们如果考虑到，即近如埃德利斯（Edrisi）的地图，关于印度及整个东方的草图（1154年，见Pesehel，Gesch．d．Erdo，ed，Ruge，Münechen，1877，第145页），还是那样的离奇荒诞，远离事实。从马端临书中一部分根据于《魏略》，或与《魏略》极其相类的这一事实，表明卓有声誉的中国批评家，并不完全追随宫廷史官的先例。
中国正史中其次就是房乔（殁于公元648年）所编的《晋书》。其中关于大秦的记述，不过因袭《后汉书》的文字；在沈约（殁于公元513年）所撰的《宋书》中，其书虽比《晋书》要早一百多年，也没有多少新鲜的材料。《南齐书·外国传》所述简略，而且没有论到远方的大秦。在公元7世纪间撰述的《梁书》，除了叙述天竺（印度）时所附的少数说明以及关于公元226年有大秦贾人至吴朝见孙权一事的简短记载外，也可适用同样的批评。我曾寻遍《三国志·吴志》，欲知此贾人的事迹，但无结果。在查阅较小的诸史中，于记述北魏王朝的《魏书》（公元386—556年）中，获得第一个有一定价值的记载。《魏书》所记外域虽然重复《后汉书》和《魏略》中许多叙述文字，因为根据直到现在被人信守的中国人的方法，即凡是一百年前认为真实的，一定永远是真实的，因此就可以不加详考径予援引。但其中亦有迹象表示，出自早期诸史撰述以后，中国曾得到独自来源的材料。以同一王朝（北魏）的历史为题材的北史，这一部分几乎一字不改照录《魏书》。在北史前的诸史中，我只提一下包括公元581—617年间事迹的《隋书》。因为在《隋书》中，我第一次发现把大秦称为通行于后来的拂菻。 [10] 在本书并无大秦或拂菻传，但于述及波斯（第83卷）时，我发现有“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一语。此后重要的记载见于《旧唐书》，11世纪又有《新唐书》的刊修。关于拂菻（自此以后，我们就须从拂菻以求古代大秦）的记载，两书所述事实大体相同，但所用叙述的笔调不同，可以互相补充。我们强调这种对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实的不同叙述，看起来好像咬文嚼字，但实际上我们有必要把能搜集到的古代作家对同一事实所说的每一句话，作仔细的推敲，采用这种方法，不但可以使我们拾取某一个叙述所提到而为其他叙述所忽略的一些小项目，而且可以用于克服许多文字上的困难。有许多节文字，如果我们不参考说明同样内容而文字不同的相应句子，那么无论对中外学者，就变成难以索解。我可以举德经、刘应、波提埃等人关于大秦及拂菻的译文中的许多错误为例，如果他们曾经采用对照其他记载中的相应文字以解决原文中的困难，这种错误也许可以避免。这段话特别适用于《旧唐书》和《新唐书》关于拂菻的记载。中国蒙族学者脱脱所编的《宋史》，学者多批评他不正确，因此我们读此书关于拂菻的记载，需要一定的审慎。虽然如此，除这一点外，这个记载因为所记都是独得的材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不同于《唐书》因袭前史。《唐书》的缺点，使人不能确信它所述的究竟是唐代当代的事实，抑或五百年前的前代事。二十四史以《明史》殿后。它关于外国的主要大事为著录了太祖给一名拂菻商人，要他转致该国国王的诏书原文和提到近代第一个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aeus Ricci）的入华。
关于大秦或拂菻的记载，除二十四史外，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可视为权威作品。景教碑（立于公元781年）以真正碑铭的体裁提及大秦。此外，许多类书在提到大秦时，往往援引一些次要的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已经散佚，或者无从得到，或者列入于丛书之中，如吴时《外国传》（3世纪）或《南方草木状》之类。
此类书中最卓越的当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虽然中国图书分类中不列为类书）。 [11] 其中《外国列传》（第324卷及以后各卷）对于想知道一些历代对于外国的新异传述的中国读者来说，也许会感到兴趣盎然，但对一个严格的学者用途不大。这部深受人赞美的著作，不管在其他的部分有些什么优点，但地理部分不能使外国读者满意，像雷慕思（Remusat）那样的汉学家，据他自己说曾研究本书有几年之久，在他的专题研究中却不能找到更好的权威依据，诚使我们大惑不解。 [12] 《文献通考》记述外国的材料，包括大秦及拂菻，也同书内所有其他材料一样，都是辑自正史，但作者一般不注明出处，对要知道著作出于何代的人来说，这是一大缺点。他论及大秦的内容，大部分显然取自与《魏略》所根据的材料相同，但年代甚至比《魏略》更早的其他作品；其余部分则出于《后汉书》。他的引文，对照现存的他所据以抄录的原文，文字上往往小有改动。因此，在许多地方可以作为一种注释的本子，并且像我前面说过的，许多初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看到原意用不同方式来表达就可以涣然冰解。
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一些宝贵的材料。我由《学津讨原》丛书本抄出关于拂菻的部分文字。而古伯察的中国基督教（Huc's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第1卷，第74页）及波提埃的《景教碑考》（De l'Authenticite de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第51至53页中均有摘译。就大秦问题而言，我不能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第71卷）所论，谓书乃赵汝适提举福建路市舶时所作，皆亲为询访，得自见闻。我们试将《诸蕃志》与前代著作中所论大秦与拂菻的部分粗加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赵汝适的笔记大都出自汉唐古书。 [13]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其中有若干笔录似为独得的材料，是任何以前著作中所不能发现的。但即使这一部分，我们仍可怀疑赵汝适也许取自目前已佚的更古的著作。我们对于赵氏生世和写作的年代没有直接的记载，唯《四库全书提要》谓：“据《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为歧王仲忽之玄孙，安康郡王士说之曾孙，银青光禄大夫不柔之孙，善待之子，出于简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提要又说：“于时宋已南渡，诸蕃惟市舶仅通，故所言皆海国之事”。市舶一职，可译为“海上贸易的监督”。《渊鉴类函》设官部盐运使引《续文献通考》谓市舶司一职，乃领煎盐征课之事项，初于至元十四年设于福建，至二十四年废置，改设一直通行到现在的盐运使一职。这为推算赵汝适为他的著作搜集材料提供了一个线索；因为他在福建担任提举市舶的时间，只能在1277年至1287年这一段时间。像提举市舶这一类官职，很可能就驻在有一个时期是省会的泉州府。无论从时间或地点看，似乎都有利于我们所提出的假说，即在宋元期间所收集的关于外国的主要材料都是从这里和在这个时期中得到的。泉州是否斐利普斯所言的Geh-kong或马可波罗当日之刺桐Zayton，今勿具论，但自1277年至1287年此十年间，因改朝易代和内地战事所造成的弱点，政府独占包办的政策不能如常的雷厉风行，故该地的对外贸易，反比往时要兴旺。我引玉尔答斐利普斯《南闽杂记》一文（载于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107页）中云：
“1282年由印度诸土王来聘的专使，内有一使来自Kulong（格陵府？），即马可波罗书中之Coilom或Quilon（Gaubil，p．196）。”
“1286年，诸蕃舶抵泉州（Tśwanchau）者逾九十国之多，其中有数国乃属于印度南部及西部云（Gaubil，p．205）。”
马可波罗的来访此地一定距离那个时期不远。不过，那时福建诸港已不在宋人之手，前进中的蒙古人已经把他们驱往广东。赵汝适既为宋的宗室，任福建市舶司之职，如果这两个事实可以证实，那么他在宋亡以后是否投降元朝以保他的职位，就大有可疑。
《四库全书提要》谓《宋史》的《外国列传》的一部分实引用《诸蕃志》，因“《宋史》详事迹而略于风土物产，此则详风土物产而略于事迹”。
《古今图书集成》五千卷，其中关于大秦及拂菻的记载，把正史及其他撰述中有关这个题目的材料一起收入，而且凡有援引，都注明出处，比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要有用得多；《通考》和康熙以前所刊各类书看起来几乎都被此书所替代了。对任何特殊的题材，如果不是亲自去搜集有关原文，从检阅这些浩繁详尽的巨著中也许可以得到最有用处的资料来源；凡是能直接使用《古今图书集成》的人，似乎就无需再去查考次要的辑集性质的著作。如果说《文献通考》及《渊鉴类函》一类书在汉学研究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古今图书集成》还不是人人都能得到。
我最近刚得许翻阅我有兴趣的部分，大秦部汇考（《方舆汇编边典》第60卷），很快意而诧异地发现几乎所有我所需要的材料都见于此，并按时代次序排录；为了搜集这些材料，我曾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心力。
《古今图书集成》记大秦一项的辑者，援引了法显《佛国记》所述的达 国（Ta-Chin）。他显然只是因为与大秦之音相近而然，实际上《佛国记》中所述的材料和关于大秦的一般传述是完全不合的。《佛国记》有云：“……有国名达 ，是过去加叶佛僧伽蓝，穿大石山作之……”如果我们不能说明这只是对庇特拉（Petra）城中所见建筑物的一种带有幻想成分的叙述，就绝不能希望把法显的达 和史家所称的大秦联系起来。
我曾从前面所述史籍中，搜集由西汉至明，即公元前1世纪至17世纪间关于大秦及拂菻的记载，并援引少数其他书籍中为了解某些时期通往该国路线提供线索所必需的章节。我现在把所有这些记载译出，其中大部分为首次翻译。亦有前人所译经过彻底修正的，其中有些段落，不幸为以前译者所误解，此次译文也许可以作为独立的新译。如果把他人所犯的文字错误，一一加以说明，可以成为一篇讨论文法的专章。但现在的目的，并非讨论文法，因此我只限于误解华文作为定考大秦的论证部分。如云：“所居城邑周园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德经（de Guignes）在《匈奴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第1卷第2部，第78页）误译为“La capitale a 100 li de circonference．Il y a cinq palais a 10 li de distance l'un de l'autre．Ilssont sur 1e bord de l'eauet soutenus sur des Colonnes．”李希多芬［Von Richthfen，《中国》（China）第1卷，第473页］据而译成：“Die Hauptstadt hat 100 li im umfang und enthalt zehn Paläste，die je 10 li von einander entfernt sind，am Wasser liegen und von Saulen getragen werden．”德经的译文是他的许多误译之一。使我们发生兴趣的理由，倒不是在于希望把错误揭露出来，而是在于它曾使李希多芬大上其当。那位著名的旅行家，认为德经所译的原著（《后汉书》）出现的时代也许比一般设想要晚，因为书中提到，巨柱成列、位于水边的王宫，这种描写与其说适合于罗马景观，不如说更适合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14] 像德经所犯的这一类错误，如在沙提（Schatt）、儒莲（Julien）、索道礼（Zottoli）、加培尔鲁兹（Von der Gabelentz）等人的时代曾学习中文的人看来，一定是不能原谅的；但德经的书出版于1756年，当时即使汉文行文最基本的规则，在大多数欧洲学者眼中仍旧是非常神秘，他们的翻译往往不过是一种镶嵌工作，凭想象牵强附会起来；只是逐字而非整句的翻译。我举上例，乃使不识华文而欲引用他人译文的作家有所警惕。雷慕思时代以前的大部分译文，引用时都须十分审慎；我们现代那些始终不利用别人提供文法上帮助的涉猎家的译文，甚至更要如此，这从波提埃的几乎每一篇译文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他对于所有与东方研究有关的问题，都有使人钦佩的热诚，但对于语文问题上的缺乏理解，达到使人称异的程度。波提埃对于大秦问题的两种作品（即《景教碑考》及《西安府叙利亚中国文碑》二文）中的奇怪的译文，儒莲已加以批评，可以留待对语文困难有兴趣的人去比较研究，我也不想多言。但我可以这样说，在我看来，根据比较研究各种本子而作的新译文，对任何希望对大秦发表意见的人都是绝对必需的，而现有德经、刘应（其中是最好的）及波提埃的法文译本，经过仔细审察后，我认为都不能作为依据。我曾经尽我所能按原文翻译；但其中有许多地方，我必须请求有时间和兴趣继续进行研究的人们的谅解，将来他们可以把原文中比较难的部分，进行比我所能做的更为彻底的考订。我曾经鼓足勇气来读通了汉语古文中一些很隐晦难解的部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被这种困难长期难住，但我具有不是所有汉文译者人人都具有的勇气，即把汉文原文提供于批评家的面前。如果发现有错误，我一定乐于更正；任何反对我的意见，如果有助于揭发真理，我将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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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礼（A．Wylie）在《人类学研究所学报》发表《匈奴与中国关系史》（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第3卷，第401—452页；第5卷，第41—80页）；《西南夷及朝鲜史》（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and Chaau-seen）同上书，1879年8月号。《西域杂记》（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同上，1880年8月及1881年11月号。
[2] 《犹太古代象形文字新探》（Dissertation abrégée sur le Nom antique ét hieroglyphique de la Judée）1836年巴黎出版。
[3] 《西安府景教碑考》（On 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egan-foo）发表于1854及1855年之《华北导报》（North China Herald）。1855及1856年重刊于《上海杂志》（Shanghai Miscellany）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5卷，第275—336页。
[4] 《西安府景教碑考》（De l'Authenticité de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1857年巴黎出版及《西安府华叙碑文考》（L'Inscription syro-chinoise de Si-ngan-fou），1858年巴黎版。
[5] 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91卷，经籍十八引郡斋读书志：“唐高宗令章怀太子贤与刘讷言、革希元等作注。”
[6] 刻行于公元1022年，由判国子监孙奭主编。他以考证学得名（可参看《四库全书总目》第15卷，第24页）。他负责以秘府所藏的抄本与初刻本校勘订正。
[7] 纽曼怀疑景教碑的书法，谓为近体，不像千年前的笔迹，而以此碑为不足信据。芮农及儒莲也有同感。其实他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一个没有专门训练的人眼里看来，很难看出那种字体与现行字体之间的差别；即唐代任何其他类似的书法与前代书法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我曾将景教碑拓本的一小部分，送给一位从未听到有景教碑一事的中国鉴赏家请他鉴定，他立即说：这是“唐笔”。即属于唐代的风格，并略具唐代书法中所采行的微小变化。
[8] 《文献通考》第51卷职官五史官。
[9] 赖诺著：《罗马帝国与东亚的政治及商业关系》（Reineud，Relations Politiques et Commerciales de l'Empire Romain avec l'Asie Orientale）1863年巴黎版，第162页。
[10] 《大唐西域记》第11卷，第23页作“拂懔”。此书成于公元646年，有多种译本。
[11] 参看雷慕思的《中国学者马端临》（Ma Touan-lin，savant Chinois），见《新亚洲杂志》（Nonv．Mélanges Asiatiques）第2卷，第166页。
[12] 参看《新亚洲杂志》第1卷，第186页所载《中国古籍与马端临所述的西藏及不花刺民族》（Sur quelques Peuples du Tibetet de la Boukharie，tiré de l'ouvrage de Ma Touan-lin，et traduit du Chinois）。赫维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t．Denys）最近又将《文献通考》的地理部分译出，标题为“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ala Chine，Ouvragc Composé au X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par Ma Touan-lin，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avec un commentaire perpetuel”，可惜我未见此译文。
[13] 《四库全书提要》谓“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绝西域，未必亲观其人，然考《册府元龟》（成于公元1013年）载唐时祅称大秦寺，《桯史》所记广州海獠即其种类”。此即暗示广东海岸传说有一种外族名海獠，其本国为大秦或拂菻。
[14] “Es liegt vielleicht zum Theil ein Irrthum betreffs des Alters der Quelle vor，der die Stelle entnommen ist；denn die Nachricht von den saulengetragenen；am Wasser liegenden Palasten passt besser auf Constantinopel als auf 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