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希望本书所载的各项研究，能够投合各国少数读者的兴趣，但我必须承认，笔录研究结果时，是企图满足德国的批评家而非任何其他国家的学者。我既然曾经在利特什尔（Ritschl）及荷普（Haupt）等大师门下研究过语言学的方法，因此我深深感觉到这些文章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在于选择与古代事实有关的权威的方面。我曾经常常不得不使用第二手资料，这在幸而能置身欧洲皇家图书馆以进行他们研究工作的作家看来，是不能谅解的。因此，我必须说明，这些文章是在中华帝国的上海的忙乱生活中写成的；在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搜罗最必要的材料时，主要只好靠本人有限的书库所藏的中外文著作。对西方作家来说，这显然是个大缺点；援引中国的作家时，也几乎有同样的困难。因为对住在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不管在个人进取方面提供什么样的便利，但如果因而就推论说，住在这个帝国内的外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大量的中国书籍，特别是那些只有购置机会才能获见的珍本，那就错了。在巴黎、伦敦、柏林、慕尼黑和圣彼得堡的各图书馆中，可以找到所有重要和有趣的中文著作，在那里进行这一类的研究，自然容易得多。
我对于德国批评家还要另外表示歉意。我国的语言学家或许会问，你既能用本国文字写作，为什么还要用英文写作呢？为什么你舍弃熟练的德文而反用你自己拙劣的英文呢？我必须承认，未动笔时，已考虑两种文字中究竟选择哪一种，在一开始便使我煞费踌躇。但最后，由于实际的理由，决定冒受采用外文所会遭遇的一切困难危险。这本书总得在一个地方排印，如果在德国付印，而我不在其地，则排印汉字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生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在上海付印，则作者势必要去谙悉许多他过去没有机会学习过的印刷技术。法人德·斯塔埃尔夫人（De Stael）说过，德文是我们应该用于思想的文字，英文是我们应该用于写作的文字；事情既是这样，我似乎最好接受她的忠告。德国的汉学家大多识英语，这使我稍为自慰。我所引以为憾的，一般研究古典时代的学者，未必都是如此，因此我的文章中有些由于缺乏专门研究而留下来未能解决的困难，将不能得到许多研究古东罗马的鉴别专家的见教。
自上世纪（18世纪）初以来，汉学界对于中国旧籍中所载泰西国家“大秦”的问题，时有争论。关于这个有趣的题目，我认为有待去做的工作有：
一、收集与此题有关的中国典籍中的文字。
二、把其中未经译出的文字翻译出来，并把过去译文中译得不够完善的部分加以重译。
三、考证上项文字中所记的事实。
我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使我断定大秦古国，中古时代称为拂菻的，并非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而仅是它的东部，即叙利亚（Syria）、埃及及小亚细亚；而且首先是指叙利亚。如果将大秦定为罗马东部（Roman Orient），则中国典籍所载的事实大部分可以追寻，而且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无须诉诸事未必然的臆说。如指为全帝国，或意大利，或古罗马的任何其他部分，那么中国书上说法就与实际不符。我所读的中国书，其中关于当时亚洲西部的地理，有相当正确的记载；如果把它们应用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那就必如玉尔上校（Colonel Yule）在他的《契丹》（Cathay）一书中某处所说的成为“幼稚的胡言乱语”了。 [1]
玉尔论及古代西方地理学家关于“秦”（Thinae）国的知识时说：“在知识不充分的情形下，把比较远而称霸民族的名称加于与它最邻近的隶属的种族上，和把这些最邻近的种族的特点移之于称霸的民族，是很自然的。我们把荷兰Dutch的名称专应用于我们邻邦的Netherlands，亦与上例大同小异。”（《契丹》，第1卷，第63页）同样的评语，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上古及中古的作者对于大秦拂菻的特点的意见。但我们必须再加说明的，统治民族（罗马）的许多特点虽然见之于被统治的叙利亚，但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所知的大秦还受一个更大的大秦的统治。他们以为安都（Antioch）即大秦的首都，独擅繁华，在东方游历家看来，遥远的罗马首都的伟丽被它所掩。玉尔有感而言：“虽有刘应（Visdelou）及德经（de Guignes）诸人的‘自信不疑的考定’，但中国人自己对罗马帝国及其人民的看法，与叙述赛拉斯（Seres）的古典著作中所述的中国人的见解，有一些显著相同之点。”他又说：“在这个事例中，研究的大对象确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没有事实的错误，但其详述的，仅乃在东陲所见的偶然事迹，往往远不是对象的真正特点。”后面我就要表明，这些详细论述，只限于仅仅指帝国的东陲，而不是指整个帝国，那么这些论述足够精确，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特点；玉尔最末一句话中所提出的缺点，并非中国载籍本身所具有的缺点，而是那些坚持勉强把它们推及于整个罗马帝国的人的毛病。叙利亚与埃及既均为罗马的行省，中国史家所记该地的详细特点，自然会透露罗马人生活的痕迹；可以注意的，除了对这个地域的无可置疑的地形特色的叙述之外，在所有主要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东方的特色。
我曾满意地看到，这种研究的重要结果，从本书出书前所印样张所能受到的批述来说，颇为许多研究汉学的朋友赞许；如果在一般读者方面也能得到同样的观感，我将深以为幸，自然，我深知还有许多有待努力的地方；还有许多问题，限于我研究的范围，似乎超过我所有的条件，因此或者全未涉及，或者没有打算作明确的解决，我的同道们尽有从事研究得到解决的可能。
斐利普斯先生（Mr．Phillips）论及我的条支考说：“这是唯一我不能肯定接受的部分。有两件事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第一，在所述的时代，Hira（旧译于罗国）是否为盛产犀牛之地？第二，西海是否可以指Bahr Nedjef（内惹德河）？条支一地为整个问题的关键。我在论大秦一稿中，也同你一样，考定斯宾为泰西封（Ktesiphon），而斯罗为塞琉西阿（Seleucia）。”
关于西海问题，我以为发源于卡尔提阿湖（Chaldaen Lake），由东而西，统括诸水，名为西海。《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13卷，第358页）有一通讯读者，引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书（第1卷，第184页），谓在塞密拉密斯（Semiramis）统治以前，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经常泛滥于平原全地，汪汪如海。此外，马苏提（Masudi）（A．Sprenger的译本，第l卷，第358页）说：“幼发拉底河水曾有最大部分取道于于罗（el-Hirah）；河床遗迹，也许仍可找到，它曾名为阿提克（Atik）（古代）。在奥马（Omar）时代，伊斯兰教徒与罗斯坦（Rostam）曾大战于此，称为卡提西亚之战（battle of el Kádesiyah）。那时，幼发拉底河于今称为内惹德（en-Najaf，Nedjef）之地流入阿比西尼亚海（即印度洋，此处指波斯湾）；海通到此地，驶往于罗国的中国和印度船舶都在此停泊。”在几页以后，马苏提又载阿拉伯征服者卡利德（Khaled）和一位于罗人的谈话。卡利德曾要求此城派一年高智慧之人到他的营幕去，欲询他们的情况。下面就是卡利德和那位于罗老人的会话：
“你们是阿拉伯人还是纳巴提安人（Nabathaeans）？” [2]
“我们是纳巴提安化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纳巴提安人。”
“你们到这里有多少年了？”
“三百五十年。”
“请问你见过点什么？”
“我曾见海上的船满载信地（es-Sind）及印度的货物深入这个地方；在你足下的地方，从前都被浪所淹没。看，现在我们距海岸已有多远，等等。”
至于犀牛，《后汉书》谓条支国“出”师子（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无论把条支位于与上述之物有关的任何地方，或将条支的位置推到波斯湾海岸的更南端，都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难题；因为今天产生犀牛的国家，都完全不在问题之内。布累特奈得博士（Dr．Bretschneider，以后简称布氏）在《中日札记》（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第4卷，第60页）中，欲将条支证为古波斯（苏撒Susa，百泄波里Persepolis），主张在这里，“犀牛”一词应该译成“水牛”，因亚洲西部盛产水牛。但水牛与犀牛不同之点甚大，中国的作者根据自己经验一定是熟知水牛的；而从古代或当时对安南种犀牛的详细记载，也知道犀牛的情状；我当然不能相信中国作家会不能分别，混而为一。如果说我们没有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卡尔提阿曾经出产过犀牛，但我也不知道古代作者说过那里不出犀牛；因为今日所存的古代典籍，大都为信笔记载的性质，不能指望它们对每种兽类的产生区域都有详尽的描述。不论犀牛是否在卡尔提阿的动物中曾占有显著位置，但幼发拉底河下游附近曾经海潮泛滥的原隰，其为这种厚皮动物的良好产地，无疑不下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很不完备的；我对中国古代记载的正确性的信念，通过我的研究，更加加强了，我认为记载中所谓条支出犀牛一点，正如提喜阿斯（Ktesias）、普林尼（Pliny）或斯特累培（Strabo）所述出现于卡尔提阿兽类的一样可靠。我们对于接近西方文明的那些国家的古代动物的知识是不是也有同样值得怀疑的地方呢？谁会到贝鲁特（Beirut）附近的黎巴嫩（Libanon）山穴中去寻求犀牛的遗骨呢？可是就在那里，实际却发现了和野牛、熊、山羊、瞪羚及羚羊等在一起的犀牛遗骨。［参看夫拉氏（Fraas）著《黎巴嫩山三月记》（Drie Monate im Libanon，Stuttgart，1876年，第66页）。］布利姆（Brehm）曾提到沙尔丁（Chardin）在伊思巴罕（Ispahan）见过一头犀牛（Thierleben，第3卷，第52页），虽然我不能说明这种兽类怎么会到那个地方的。
此书付印时，深蒙翟理斯（H．A．Giles）及巴刻（E．H．Parker）二位先生的提示和协助，深为感谢。
夏德（F．Hirth）
1885年6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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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契丹》一书全名为“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契丹及其通道》），亦名东游丛录，是欧洲中古时代关于16世纪前中国的各种记载，由玉尔编译而成，初由英国哈克卢特学会出版，共四册，后由法兰西学院教授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重新编定。——译者
[2] 夏德氏定卡尔提阿为条支，而纳巴提安为娄铿（Rekem），即汉名的犁靬。二者之关系见于下文考证栏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