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在中国生活了几年的外国人，他们有大量机会去观察中国的老百姓，并且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与其说是受理性支配，不如说是受迷信支配。对中国历史的随意解读和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同样随意的观察，提供了大量强化这种偏激观点的证据。穿越中国古代的历史，我们可以枯燥乏味地阅读到封建统治者无数次命令他们的大臣或者占卜师通过许多了然无趣的占卜过程，用以确定是否应该去攻打与之竞争的封建君主，或者决定一些重要的政策。在一场战役中间，在占卜师决定下一步对策之前，军事行动经常会被有意地中止。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封建统治者都曾经用过这种方法，做出一次或者更多的关于军事问题的重要决定。
在古代的中国有好几种占卜的方法，但贵族们最喜欢的方式是在火上炙烤龟壳，然后从龟壳的裂纹中来获取即将到来的命运的预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要揭示这些龟壳裂纹所象征的意义也绝非易事，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胜任。这对于那些封建统治者来说简直太深奥了，但他们完全不需要为自己的学问担心，因为他们可以聘请学者来做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其他学者与我的看法有多大的出入，但我自己的看法是，这种占卜方法是由官员们自己发明、完善和延续的，是一种控制那些雇用他们的帝王行动的间接手段。除了少数几个例外，这些帝王都是一些无知、粗鄙又贪得无厌的人，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更多是嫔妃的骨血，而不是贵族的骨血。恐惧是他们所体验过的最强烈的情感，凭借对愚蠢占卜的解读，那些组成职业政客行会的学者们设法恐吓统治者，以便使他批准学者们称心的任何政策。只有拥有智慧的政治家阶层才能解释龟壳上裂缝的含义，这使他们对帝王们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就像牧师在以往的时代通过使用类似的方法所能做到的一样。
顺便说一下，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中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官员的穷亲戚可以从收集和准备贝壳的过程中找到有利可图的工作，由此使得这一迷信活动有了别的功用。这些封建国家的历史是由相同阶层的政治家们书写的，虽然他们偶尔也会因为在解释焦骨的某些裂缝的时候发生非常激烈的争论，但他们并没有泄露这个把戏的秘密。一位生活在孔子时代的官员，就曾经与一位政府同僚在整个占卜的过程中就其荒诞性开玩笑。
至少有一件事可以支持我的理论，那就是它解释并弄清楚了中国历史上原本就荒谬透顶和混乱不堪的许多件事情。同样重要的是，当原本诸侯割据的封建制度被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取代的时候，那些弱小的封建统治者失去了他们的权力，而占卜的方法也就开始消亡了，因为它对于那些政客们而言不再有用了。
根据中国历史上的传说，以前男女结合的习俗是只能在部落内部通婚，所有的人都是亲戚，通常都有着相同的姓氏。在许多个世纪之后，当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经过了多少年，迷信观念改变了这一习俗。这是当时促使习俗改变的唯一方式，因为各个家庭都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维护在部落内部的通婚制度。而部落之间除了相互的敌意之外，社会地位的问题也同样严重，因为在这方面，很少有部落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之上。
古代的历史学家用一句话就简明地解释了这一婚姻习俗的变化：“同一姓氏的人相互通婚从未使得家族人丁兴旺。”在这个简明的声明背后，必然隐藏着许多悲剧的故事，那些显赫的家庭以婚姻为手段来达到保持其纯洁和高贵血统的目的，但在短短几代人之后就会发现这支血脉正在走向消亡。在人们发现是血缘关系而不是拥有同一姓氏导致了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这一结论之前，这种反对同一姓氏的人结婚的迷信，在无数个世纪里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今尽管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优生学的问题，但不与相同姓氏的人结婚的迷信仍然存在。
那些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现代迷信，外国人通常的习惯就是把它们当成胡言乱语而不必记在心上，除非它们是麻烦透顶的。这就是外国医生对中国医生所开药物之令人反感的禁忌所采取的态度，直到他们发现中国人使用的一些不明所以的草药具有神奇的疗效，而且没有其他药物可以替代。最近的一个例子，麻黄素是在四川省的杂草中被发现的。几个世纪以来，只有中国熟悉草药的医生知道它，并且在使用它的时候还有许多愚蠢迷信的禁忌，但现在它已经被各个民族的医生作为处方药物了。同样，许多日常的迷信，乍一看显得荒唐而愚蠢可笑，但后来发现它有着合理可靠的常识基础。
我曾经是上海一家涉农企业的合伙人。这是一个非常快乐、就像俱乐部一样的企业，甚至比商业更快乐、更像俱乐部。周末的时候，二十个合伙人每人都被分配去负责某些农场的工作。当独立的合伙人想要处理自己的业务时，他就去处理，而当他更想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去打高尔夫球。如果仅仅从结果来看，这个农场是一个财务失败的明显案例，但在它存续期间却有着很多的乐趣。我花费了很大精力着手去改良土地，修建栅栏，挖掘水井等。通过中国沿海地区的办法，将这些任务都交给一个有能力的中国助理去处理，事情将会变得很简单、很容易完成。这样一来我处理这些事务中的大部分将不会有任何的不便，还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荣誉。但是在挖井的时候却给我出了个难题。井的位置必须由风水先生来确定，如果选址没有得到这些占卜师的认可，邪恶的灵魂可能被唤醒，土地也不能长出好的庄稼，邻近的村民遭受了任何厄运都会将其归咎于我们。
我们并不担心水井的选址会影响到我们所计划种植的蔬菜的生长，因为我们都对自己作为农民的能力很有信心，但对我们来说，保持村民对我们的良好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消息说我们在一个不被风水先生认可的地方挖了一口井，以后的麻烦一定会接踵而来。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到底应该在哪里打井也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我的合作伙伴们交给我一项任务，去策划让那些风水先生们通过他们嘈杂而丰富多彩的仪式，在我们自己预先确定的地方找到合适的选址地点。
我没有对我的合伙人说过我计划使用的策略，但我向替我雇用风水先生的中国的土地经纪人保证，不管他们在井的问题上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支付他们的费用。但我也承认，我和我的一个合伙人打了一个赌，风水先生将会把井的选址确定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我标记过的）几英尺之内的地方，如果我足够幸运赢得了这个赌局，我肯定会花一笔钱来盛排宴席以犒劳风水先生和房地产的经纪人。我解决水井定位问题的处理方法，可以说是一个人应用在中国长期生活所获得的拐弯抹角心态和迂回曲折方法的一个很好例子。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合情合理，在一个黄道吉日，风水师们拿着他们探测水源的杈式占卜杖以及其他的神秘工具跑遍了整个农场，但最后我赢得了自己想要的赌注并举行了宴会。
打井这件事是我处理过的和农场有关的最为紧迫的任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被证明更加棘手。在我们租下的许多小块土地中，有一座临时的坟墓，就像中国当地所有的临时坟墓一样，中国式的棺材安置在地面上，周围用砖砌成墙，再在上边覆盖上瓦片。通过这样的方式，许多用棺材入殓的尸体被暂时安置下来，直到其家庭有能力以更破费的方式对其进行永久性安葬。
尽管在土地租借的契约条款里非常明确地规定，这个棺材“最终”应当由土地的所有人搬走，但就像中国的大多数合同一样，这种规定又是相当灵活的，而且对于确切的搬迁时间也没有肯定的承诺。每次到农场去，一看到这个坟墓，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唯一能想到据理力争的论点就是：“最终，为什么不是现在就把它移走？”但是，由于“最终”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都包含了漫长的历史跨度，在汉语中可能会跨越几个世界，所以我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随着夏天的到来，成百上千的游客开始涌入农场，一起合作的伙伴们开始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让我感到如挑重负。他们坚持要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显而易见，我们的客户不愿意购买这些生长和培育在一个中国人坟墓阴影下的莴苣。
然后，我就和中国的经纪人就这件事情摊牌了。他耐心地听着我那咆哮而又凶狠的最后通牒，然后他详尽地解释说，一年当中除了一个季节，即在隆冬时节，别的任何时候移动棺材都是非常不吉利的。他非常委婉地暗示：像我这样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居然对这个众所周知的习俗都不熟悉。我绝不屈从于他的压力。我为自己成功地解决了水井选址位置而感到自豪，在这个迁坟的计划中，代理人的表述同样也有着很可疑的部分，于是我可以理直气壮，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也知道，所有这些所谓迁坟黄道吉日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这里放着一具躺着死人的棺材显然是不吉利的，在7月就把棺材搬走未必比1月才做这件事情更不吉利。”
他耐心地等着我发完了火，然后说：“你在炎热的天气里搬运过尸体吗？”
我不仅没有什么话要说，而且一下子觉得自己刚才说得已经太多了。当我想到要把放着死人的棺材从一行行长势良好的无辜蔬菜上面搬运过去可能出现的种种可能性时，觉得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们就让棺材放在那里，只是在它的旁边种上藤蔓把它遮挡了起来，一直等到隆冬时节。那是个适当的季节，农场的土地光秃秃的，寒风凛冽，棺材被移走了，既没有与愚昧中国人的迷信观念发生任何冲突，也没有将任何尸骨散落在莴苣上面。
据我所知，中国人并不会对一只鸟飞进窗户的情形引以为意。但他们却认为一只流浪狗或流浪猫踱进家里来，是一个繁荣的征兆；而对于一头作为不速之客闯进家门的猪来说，寓意却恰恰相反。一位中国朋友说，这样看待事物的原因其实是很明显的。一只饥饿的狗，它那灵敏的鼻子一定会带着它来到可以得到充足食物的房子。对于聪明伶俐但总是自私的猫咪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它总会让自己待在一个老鼠们已经发现可以令人愉快和舒适地居住，并且有食物可以偷吃的地方。然而，一只胆小的猪一定是在一间非常贫困和摇摇欲坠的小木屋里面游荡。蟑螂在房子里的存在也是繁荣的前兆。显而易见，一个连蟑螂都不能养活的家庭一定非常贫穷。
事实上，在中国人家庭中到底有没有蟑螂的存在纯粹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家庭是如此的贫穷，以至于无法为它们提供容身之所，而且它们的数量通常是相当可观的。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现代化的上海公寓楼，它是应用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所有技能建造起来的，并配备了所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即便如此，还是会发现它们的身影。也许有人会认为：蟑螂将发现这是一个不够友好的国家，蟑螂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了数千代之后，它们将无法在大都市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但是，在八楼甚至更高的公寓楼里，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蟑螂，这个高度足以吓坏那些在中国乡村中土生土长的蟑螂。
一年一度，灶王爷从天庭来到中国的每一户人家，对他们贫穷或是富贵的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和报告。有一次，一个幽默风趣的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他搬进去住的一栋现代公寓干净卫生，他确信那里没有蟑螂居住。他想自己最好赶在灶王爷上天之前借上几只蟑螂放在厨房里，要不然天上的玉皇大帝会惊愕地发现有一户中国的人家实在是太穷了，居然不能为一只小小的蟑螂提供些许的食物。
所有的中国家猫，每天只被主人喂食两次。当把家里边头一天晚上吃剩下的鱼骨头啃干净的时候，它们享用了一顿一天中最丰盛的大餐，当然，前提是这只猫足够幸运地属于一个晚餐能吃到鱼的富裕家庭。接下来的中午，它们还能勉强吃一顿相当寒酸的饭，在那之后它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因为晚上喂猫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不吉利的。产生这种迷信的原因可以通过逆向推理来搞清楚，人们在晚上喂猫对于老鼠来说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猫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它不可能提起一点点抓老鼠的兴趣。这些饱食的家猫会去舒服地睡觉，而不是辛苦地抓老鼠，因此，晚上喂猫当然会被看作不吉利的举动。
中国人讲迷信的范围很广，几乎包括了人类的每一种活动，从播种水稻的种子到为已故的亲属举办葬礼。这些迷信有许多都和农业有关，被认为代表了农业时代的智慧。其中的一些和其他国家发现的与农业有关的迷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一些迷信很明显可以追溯到原始的野蛮时代，那个时候的所有宗教都认为万物有灵，作为中国的宗教也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所有种类的迷信当中，这些都是最令人费解和残忍的，因为它们与巫术的信仰有关。它们很有趣，但却并不重要，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它们了。
另外，还是会有很多人相信诸如在炎热的天气里移动棺材或在晚上喂猫是不吉利的。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喝生水是件很晦气的事情。这是所有乡下人都极为慎重对待的一条迷信。那些抬轿子的苦力，即便又饿又渴也只会从井里或路边的小溪里掬一捧水漱口，而不会做更多，直到他们能喝到一壶茶时为止。这是最为明智的迷信之一。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表水都被危险的细菌严重污染，直接饮用是有风险的。但用来泡茶的沸水却可以杀死这些细菌。因此，虽然生水是危险的，但茶水却是安全无害的。
在长江下游地区，虽然大部分参天的古木都是在寺庙的土地上被发现的，但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上也有很多。有些已经经过了几代人的时间依然在茁壮成长，并且在许多饥饿的岁月里生存了下来，那时树木的主人通过砍伐树木、卖作薪柴就可以很容易地减轻自己在灾害中的困难。但他们没有那样做，这是因为迷信的信念，认为树也会成精，如果受到干扰，可能就会进行报复。灌木丛提供了足够的燃料，这些树木就被保存了下来，乡村得以被美丽的树木覆盖。
有时，人们会倾向于相信，中国古代的圣人已经意识到唤起人们对迷信的恐惧要比诉诸他们的理性更容易，因而有意地采用这种保守的方法来教导人们应对各种事情。虽然许多迷信的想法听起来很傻很荒唐，但当我们仔细推敲的时候，还是会发现许多的迷信其实有良好常识的坚实基础，曾经服务于并继续服务于一个非常有用的目的。当我长时间地探求那些引起我好奇心的各式各样的中国迷信的秘密时，通常都能够找到某种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总是合理或者似乎可信的，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解释。当然，我不能就我所熟悉的人的迷信说得太多。我研究了数百种中国的迷信，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起迷信荒谬和费解到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13个人一起围桌而坐就会非常不吉利的地步。
一个人即使有必要的知识和心理的准备，但毕竟在一天之内，他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要去面对，因而没有人有闲暇坐下来，把这些问题一一都弄明白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除了那些必须亲自推敲的问题之外，社会的风俗习惯便成为一种处理问题的便利方式，而迷信只不过是约束人们行为准则的另一种社会习俗形式；红灯是有危险的，绿灯则意味着安全，黄灯代表着警示。偶尔，一个人闯了红灯，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因此他可能会得到一些比他那些谨慎的同伴更多的东西。但从长远来看，这就行不通了。如果经常这样做，你要么被一辆车碾过，要么被交通警察抓住。中国人已经找到了一种既安全又保险的方法，他们信任自己的迷信，并且极不情愿放弃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