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不可避免的原因，许多关于中国人生活、习俗和性格的书都是由传教士写的。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商人、使领馆的外交人员、传教士以及为中国政府服务的职员。一般来说，商人们既没有空闲，也没有欲望进行写作。领事或者其他的外交官员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少被允许在任职期间写任何东西。政府的雇员也不能随便发声。从另一方面来说，传教士则是自由工作者，他们比商人或者官员有着更多的机会来研究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是乐于学习语言并将其作为传播福音的重要载体，在那些孤零零的几乎没有多少外国人的教堂里，他们通常与中国的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来自每个方面的鼓励都在鞭策着传教士写作，因为他的各种才能都极其有助于这种写作，特别是保持着在外国传教的浓厚兴趣。正是为了提升这种兴趣，传教士们写了很多书，还有一些传教士写书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但他们也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宗教的宣传。因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就是要促使中国人改变信仰并使之皈依基督教，所以他们常常将这个民族描绘为一幅沉浸在偶像崇拜、迷信和罪恶之中的图景，这突出地呈现在福音传道者的眼中。
很难设想传教士还会做一些别的什么事情，因为宣传家就是他们最好的代名词。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中国人盲目地崇拜偶像，是有罪的，所以必须将其转变为基督教的信仰。他们来到中国是为了征服罪恶，因而用敏锐而警惕的目光审视他们的这些冤家对头。无论是谁，只要是为了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寻找罪恶，那都将是毫无困难的事情，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遭遇了传教士在寻找他们所认为的罪恶证据方面所贯彻的种种技能和韧性，他们认为在中国，罪恶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以别具一格的形式明目张胆地存在着。直到最近几年，一些传教士才开始对中国人民持有了更加宽容和同情的态度。
天主教传教士是最早来到中国，并且首先记录了中华民族那些与生俱来的种种夸张罪恶故事的人，其所有的认识都建立在下边这个在他们看来完美的前提之上，即任何一个有异教血统的国家，当为它送来了基督教而它居然选择拒绝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成为一个罪恶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信仰传播年鉴》里记载了大量法国传教士毋庸置疑的奉献、自我牺牲甚至殉难的故事，还有中国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故事，这两种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丝毫不必怀疑这些笃定的传教士的真诚，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记录的许多故事也存在着大量歪曲事实的情况。我们无疑可以从早期法国传教士身上找到这些明显异常情况的答案，他们生活在神经紧张和宗教热情交织的情境之中，经常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使他们无法以正确的角度看待事物，脑海中充满了虚假的想象，仿佛它们都是真实的一样。
古伯察神父是最著名的传教士作家之一。1838年，他作为一名遣使会的会员来到中国并在那里待了14年，其间他游历了很多地方，访问了蒙古和西藏，学习了包括这两个地方在内的许多中国方言。事实上，他的语言天赋和他的表演能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可以毫无困难地模仿一个西藏喇嘛或者一个中国学者。回到法国后，他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些书被翻译成英文并在伦敦出版。他撰写的《中华帝国》仍然被许多人视为一部权威的著作，尽管并非所有这些人都对中国了如指掌。最近，我第二次阅读了这本书的上下两卷，发现无论在什么时候地球上都很难有人会相信，这本书所描述的人类特征是真实可靠的。或许我可以用几十页纸来摘录出充斥于这本书当中的许多荒谬故事，但我这里只讲述其中的一些。
前两件事情与中国人对赌博的热爱有关。为了说明这个恶习多么深地诱惑着他们，古伯察神父告诉人们，他亲眼所见，在北京的赌博聚会上一些不幸的穷人输光了所有的钱，然后是所有的衣服，最后一丝不挂地被赶出去，在冰天雪地里冻死。根据虔诚记录者的说法，那些邪恶的赢家会眼睁睁地看着不幸的人被冻死，然后才重新返回赌场。
虽然在许多扑克游戏中一个人会象征性地失去他的衬衫，这在我看来是相当粗鲁和不合理的行为，但它并不像那个“正直的神父”为了进一步证明赌博的罪恶而记录的第二个轶事那么糟糕。他说，偶尔会有两个中国人，谁也没有钱或者其他财产，当他们遇到一起又没有别的东西可赌的时候，就会拿彼此的手指来碰碰运气。双方约好了赌注，就掷出骰子。当结果出来后，输的人就会把手指从容地放在一个木块上，而赢的人就会用一把菜刀把它砍下来。古伯察神父说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种情况，但是在公元900年访问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看到过并记录了下来，尽管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了，他认为这种剁掉手指的罪恶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许多人曾经向他讲述他们曾目睹过的此类事件。
这位好心的牧师通过下述方式来化解赌博的罪恶，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酗酒的问题上。他开门见山就说中国人是酒鬼，酗酒是困扰这个国家的罪恶之一，而赌博则是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他阐述道，虽然在中国南方，人们喝的是比较温和的米酒，但在北方却不是这样，那里喝的是烈性的烧酒。他说这种白酒是如此强烈，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酒鬼，他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散发着大量的易燃气体，有时这些可怜的酒鬼在点烟斗的时候会不小心引火烧身，将自己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至少并不比古伯察神父待的时间短的人来说，我们是用这位虔诚的神父希望拥有的一双更加世故且富有经验的眼睛来观察中国人的白酒消费习惯。我只能说他对中国人饮酒习惯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我经常光顾酒馆，与十几个或者更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酒鬼们交往，我知道没有哪个民族，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民族是比中国人更加懂得节制的。
古伯察神父接下来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声称中国人的婚姻几乎都是不幸福的，而且中国的丈夫总是打老婆。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与上文中谈到的关于醉酒和残酷赌博的说法一样令人感到惊讶。不论中国人有什么样的缺点，诉诸暴力肯定是它们中的最后一个。扇妻子一个警告性的耳光可能是平常的事情，某些情况下也是正当的，但其实在扇一个耳光和一顿暴打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按照古伯察神父的说法，中国丈夫养成的殴打妻子的习惯或者说习俗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一种时尚，而那些不顺从的人则受到了指责和嘲笑。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讲述了一个引起他本人注意的不幸事件。一对中国的男女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丈夫的称心如意竟成了邻居们的笑柄。他后来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邻居们嘲笑了，因为他不像其他的丈夫那样殴打他的妻子。所以为了证明他的男子汉气概，以及愿意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他回到家里往死里打他的妻子，他当然非常不情愿这样做，因为他爱着自己的妻子。
这些关于不计后果的赌博、望而生畏的酗酒和为了虚荣而对无辜的妻子进行伤害的描述，如果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字是关乎真相的，就足以使我相信中国人是十足的邪恶，但我根本就不相信。
后来到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在看待中国人的问题上并没有达到古伯察神父那样的程度，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引用了他书中的一些事件，所有的传教士可能都无意识地、不可避免地描绘了一幅中国人生活的黑暗图景。事实上，几乎每一本由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书，都充满了散乱的感叹记号，表达了作者对某些中国人道德缺失的震惊。
他们对中国人在每一笔商业交易中都力求做到最好，而且往往都因为非常成功地从他们身上获利而感到尤为愤怒，对此我丝毫不责怪中国人。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位传教士似乎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准备好了要由第一个碰到的人来欺诈。传教士没有从事任何有收入的职业，但却得到了一些没有人理解的神秘财源的支持。传教士向他们讲述了传教团体在国内的贡献，但他们显然认为人们愿意为这种异想天开的理由而捐出大笔钱财的想法实在太过荒谬了。他们通常把传教士当成一个相当笨拙的说谎者，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试图隐瞒他来中国的真正原因。人们更有理由相信，他是通过一些神奇的手段才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财富，比如说把石头变成银块。多年来，这个国家许多地方的人们都相信传教士医生杀死婴儿是为了挖出眼睛来制造药物的故事。
传教士不仅什么都赚不到，而且还把一些东西送给别人，比如说关于宗教题材的小书，这显然要花很多钱来印刷。如果他是一名医务的传教士，就像他们中的很多人那样，他不仅免费治疗病人，而且还不收取药物的费用。一般来说，中国人眼中的传教士形象是一个有着神秘的财富来源和独特服务理念的人，他不期望得到任何补偿就把东西赠送出去。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傻瓜，邀请所有人都来占他的便宜，而每一个这样做的中国人都遂了他的心愿。
这是一个有趣且具有启发性的事实，虽然中国的商人一般都会证明中国人是诚实的，但传教士却几乎一致地谴责他们是小偷和流氓。很明显，商人不仅有更多的机会观察中国人，而且通过他的经验更有资格形成合理的意见。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商人们通过采取明显的预防性措施，发现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们遵守规则、讲求诚信。传教士对普通的交易技能一无所知，落入自己无知和缺乏经验的陷阱，却在一味地指责中国人。
除了那些毫无经验、不计后果的放贷人以外，在中国由坏账导致的损失也明显很低。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一家英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发展卷烟业务，它发现有必要允许宽松的赊销条件，以诱使经销商购买尚未有任何稳定或可靠需求的新产品。该公司通过“商店联合担保”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即由一家或多家店铺相互承担共同的债务。但他们也不知道这种方式该如何运作，因此在中国进行赊销可能会被证明是一项冒险的尝试。
这个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们为了应对坏账而专门设立了准备金制度，其提取的金额大体是总销售额的1％。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往的一笔笔坏账被冲销了，但储备金却累积成一笔巨款，并给予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利润。经过10年或更长时间的运营后，该公司发现其坏账实际损失不超过总销售额的十分之一。其他与中国经销商在长期信用基础上进行业务往来的公司也有着类似的经验，当然，它们总是能做出良好的判断，并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
以上对传教士的批评所特指的是他们对中国人生活和性格所做的诠释，以及他们过去而不是现在的行为。随着与中国人的进一步接触，人们更加了解和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国人的信仰与基督教不一致，但他们拥有许多熠熠发光的优点和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在基督教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伴随着每一代新传教士，针对中国人的评价越来越充满理解的精神；道德败坏的奇谈怪事很少再被引用。近年来，还没有人像古伯察神父那样详细地记录一些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但他偶尔仍被作为一名权威人士而被人们引证——不过通常是被那些应当是更了解情况的人。不幸的是，传教士对中国人性格的诠释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把这种虚假的图景完全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