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到伊甸园的故事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劳动是因为人类始祖的原罪而遭受的诅咒，东正教的劳动观念也没有在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取得多大的进展。中国人将一个人应该辛勤的工作视为自然法则之一，既不把它看作是一种祝福，也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诅咒，而是欣欣然地接受它。中国人关心的所有问题是以农业为主的劳动如何实现丰产。除了一小群无所事事的富人之外，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尽管他们没有过度的精力爆发，因为也没有人将他们称为一个习惯于艰苦生活的民族。
但是，他们在艰苦奋斗中所缺乏的东西，可以通过不懈的劳动来弥补。如果魔鬼只能为无所事事的人找到工作是一条真理，那么中国一定是给恶魔最少机会的地方。尊重勤劳和厌恶懒惰的态度对中国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游手好闲”这个词表达了一种最严重的蔑视态度。这是一个普遍适用于小偷小摸者的词，任何不是专门从事乞讨但又没有正当职业的人都被假定为小偷和无赖。当然，通常这样的谴责并不适用于缱绻于瀑布之侧或者在幽篁丛中观察风中摇竹以获得心灵安定的学者。
数据显示，中国劳动者工作的时间之长足以让读者感到恐惧，但那些见证了劳动过程的当地居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雇佣的时间很长并不意味着辛苦的劳动。建造房屋或船只的工匠可以在日出时就开始一天的劳作，不断地钉、锯、凿，直到天黑。但与此同时，如果邻里之间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比如狗打架或者有陌生人来访，那么，劳作的人们就会停下手里的活计，走过去围观并且还要评头论足。每当一个工人想停下来悠闲地抽一袋烟或者享受一根香烟的时候，他就会从容地放下手里的工具而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
在水稻插秧和收割的季节，人们很少有时间顾得上抽根香烟或悠然地点燃烟斗，每个人在日出之前就来到了田地里，只要光线允许就开始工作。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在这些季节里人们的劳作是过度艰辛的。相反，他们快乐地努力工作，并且，当他们度过这些季节之后，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断地回味。有很多志愿者，他们为了享受这种大家在一起的乐趣、刺激和共同的努力而进行工作，对他们来说，这就如同由农民在种植和收获季节提供的热气腾腾的大碗食物一样，无疑是巨大的激励。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年可以种两季农作物，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种三季。因而中国冬季休闲的日子就不像美国那么长，中国农民大多也不会无所事事。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运河上的许多船夫把运河底部沉积下来的肥沃淤泥运送到各家自己的田地里。家庭当中年轻一些的男子则前往大城市，通过拉黄包车或者其他的体力劳动来挣一些零花钱。冬季的到来也给诸如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妇人和女孩，她们为城市中富裕的女同胞们做些擦抹、洗涮、缝补的活计。在长江流域，每年冬季为找一份短工而迁徙的人口都不会走得太远，就在他们周边的大城市。但在北方的省份，尤其是山东，则有成千上万的人踏上了闯关东的漫漫长路。
即使所有田地里的营生都不得不因为严寒而停下来，那些留在农村的人也不会无所事事。整个冬天，你很难找到一户农家没有从事某种形式的当地手工业。在苏州附近的几个村子里，所有当地的居民一冬天都在制作在下一年夏天准备销售的棕榈叶扇子。而在同一地区的其他村庄，主要的副业则是给那些华丽的长袍刺绣，这些长袍以前都是中国官员才能穿的，现在则主要满足演员们的需求。但这种对刺绣的需求也正在慢慢消失，而一个新的产业正在取而代之。村民们已经学会了新的刺绣方式，并按现代女性的要求在内衣上绣上精美的图案。这种工作并非只有妇女才能做，那些老农的手在拿起绣花针的时候像平常使用锄头一样的熟练。很少有什么情形能比一件精美的睡衣和茅屋的泥土地板形成更大的对比了，在茅屋里加工华美睡衣的农民，除了粗糙的手工棉布衣服外，再没有穿过什么高档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值得关注的是，只有在制作女士内衣和蕾丝花边这些东西的时候，中国农民作为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才在对外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有很高的保护性关税，并且最近还发生了被认为严重破坏人们购买力的经济大萧条，但美国人仍然不断地大量购买这些昂贵却美观的奢侈品。正是通过生产这些精致优雅但又可有可无、华而不实的产品，日本人开始了他们的制造产业，现在已经拥有了无数的生产线，这对于其他国家的制造商而言无疑是极其沮丧的事情。
在几乎整个中国南方的水稻种植区，利用秸秆制作草帽是冬季里常见的一种手工业。在无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有一种奇怪的兼职，对于一个富有家庭雇佣的守夜人而言，他往往也是这个家庭的裁缝。他作为守夜人，工作职责并不繁重，所要做的就是密切注视着大门，当有陌生人来的时候，直到彻底问清楚了对方业务的性质才允许对方进去。在没有客人来访的长长空闲期，守夜人就会变身为一名裁缝，开始为东家缝制衣服。
编织羊毛线的服装则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产业，它为空闲的双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中国人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喜欢编织这种活计，或许是因为编织针和中国人惯常使用的筷子，无论在外观还是操作上都很相似。许多男人在编织方面的技能禀赋丝毫不比女人们差。在我以前忙碌的办公大楼里，一个电梯操作员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编织袜子上，并且在一年的时间里赚了不少外快。那是一幢老房子，租房的人不多，乘客也很少，因而他就有了大把的时间来织毛活儿。最终这幢房子的主人拆除了旧建筑，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新大楼。在那里我又见到了这位老朋友，他穿着漂亮的新制服，几乎让我认不出来了。我向他在如此高级的地方工作表示祝贺，但显然他对此毫无热情。他为这栋新的建筑感到自豪，甚至他还得到了一笔预付的工资以支付这身制服的费用，但在这个新建筑里人们不停地在电梯里上上下下，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时间做毛线活儿了。
并非只有贫困的阶层和工厂的工人才长时间地工作。所有的中国人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活本来就是由劳动组成的，人们对于极少休闲或者根本就没有空闲的生活也会感到心满意足。许多朝代的皇帝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床了，并开始在朝堂上处理政务，为全国民众树立了一个勤勉的榜样，那些迟到的官员自然将受到责罚。重要的官员通常会担任许多职务，为了在觐见皇帝的时候不迟到，每天3点钟起床也根本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而且他的一天排满了约定的各种活动，以至于他根本不可能在10点钟之前下班。由于从来没有星期日提供给官员们休息，毫无疑问，许多官员简直会把自己累死。中华民国的官员遵守着更加合理的工作时间，但影响身体健康的每日早起和午夜会议依然是惯例。我从不认为有十分之九的中国人在太阳东升的时候就开始起床工作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大多数中国高管工作的时间比他们员工的更长，因为当后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候，那些高管却无法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认识一个小工厂的老板，他每天的日程是早上6点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而像他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外国人看来，一个商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就停止工作，但这样的想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只有那些接触过外国人并且获悉了这种奇怪生活方式的人才能接受。在5点钟下班之前的几分钟，外地的中国人才赶到外交部的办公室参加一个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的会议，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外国人因为心里惦记着一场打桥牌的约会而坚持要将会议推迟到另一天的时候，中国人会感到异常的惊讶。事实上，没有人能从与他有生意往来的中国人的访问中解脱出来。中国客商可能会在白天或者晚上的任何时候前来拜访，而他们也很少会考虑到，在家里享受着安静星期天或假日的外国人根本不会把谈一点生意或者可能达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交易看作一次难得的机会。
当然，工厂的生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但显然还没有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很少，在全部几百万工薪阶层当中，实际在工厂里做工的人还不到1％。其次，直到西方工业国家经历了压迫、不人道和改革的过程，中国的工厂才开始了发展，并在一个世纪前美国和英国做梦也想不到的文明条件下起步。几年前我在底特律生活的时候，曾经到过几家汽车工厂，那里的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回到上海后不久，我去了上海的一家棉纺厂，那里的工资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不经意间我总能发现，与美国人紧绷着的面孔相比，中国的工人们总是笑容满面。这是一个会被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不屑一顾的观察结果，但它足够令人满意，足以让我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