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伟大的圣人孔夫子重返人间,并对各种地图所反映出的世界进步进行研究的话,他会发现许许多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会高兴地发现构成本土民族的那些浅棕色眼睛、黑色头发的人们占据了整个地球人口的五分之一,比其他任何民族的人口都要多出两倍以上;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理上,他们与别的民族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比大多数民族都要优越。在他生活的年代存在过的许多族群,大部分已经完全灭亡了;而当他于公元前五世纪逝世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族群,几乎没有一个像近邻友邦(曾经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后裔一样繁荣。

当看到许多国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技能,通过医院、医生和各种旨在维护人民健康的措施来维持和延长人类的生命,却没有一个能像黄河流域人民的后裔那样表现出如此令人满意的生存状况时,他会感到由衷的宽慰和高兴。他的族人在没有任何健康与长寿人工辅助手段的情况下,做到了其他非常重视这些问题的民族才能做到的事情。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医生很少,而且也不是医术高明到药到病除,他们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良好的训练。在孔子大量的论述当中没有公共卫生这个词,甚至直到近代它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词汇,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并了解这个词的意义。事实上,从圣人生活的年代到现在,作为人口增长的自然结果,城市和乡村变得更加拥挤,有害于人们健康的生活条件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差。如果这些情况使他困惑不解,这位古代的哲人可以向一位现代哲学家寻求解释。

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 [1] 在对导致人类最高级的生理和精神发展环境的描述中,他下意识地描绘了一幅自孔子生活的时代直到最近才被稍加修改的中国各方面情况的图景。中国人从来没有利用过蒸汽热能来抵御严寒,事实上,除了太阳和各自的身体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利用过其他的取暖方式。他们也几乎没有任何比在树荫下乘凉更有效的遮挡太阳酷热的手段。他们的肌肤被雨水抽打、被太阳炙烤、被霜雪冰冻。他们在没有卫生医学,没有医院、医生或护士的帮助下与各种疾病进行着斗争。一般来说,他们的饮食只有在节日期间和一些特殊场合才可能是丰盛的,而在其他时候则十分匮乏。因为食物从来都没有充足过,所以他们只能吃个半饥半饱,更不会因为吃得过多而发胖,忍饥挨饿的日子总比能享受美食的时候多得多。他们已经使自己适应了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充分的睡眠或者进行无休无止的劳作,并且还不受疾病的困扰。

无论生活的条件舒适与否,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存了五千多年,并且还将在与美国的拓荒者家庭非常相似的条件下继续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遮风挡雨、防寒避暑的庇护之所,还得经常忍受着饥肠辘辘、长时间的艰辛劳作。像拓荒者一样,他们强壮而健康,并且大量地生儿育女。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中国极高的人口生育率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国家庞大的人口数量归因于传统的“孝道”,但综观世界各国历史,其实大型家庭都是在农业社会形态下产生的。为了提供更多有说服力的事例,我将会提供自己家庭的记载。

根据我母亲精心编制的家谱,詹姆斯·夏洛克于1750年出生在利物浦,当他在76岁去世时,其遗嘱列出了7个还活在世上的孩子,其中的一个叫蒂莫西,那一年他51岁。蒂莫西婚后养育了10个子女。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叫蒂莫西,结婚以后也已经成了10个孩子的父亲。在这些孩子中就有我的外祖父,而他的子女数量也达到8个。这部家族的记录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不断迁徙的移民史,从詹姆斯·夏洛克在纽约建立起最早的美国家庭,到后来的子孙不断地向内陆发展。在每一代人都坚持不断的家庭记录中,除了少数社区如今依然有美国人像我的祖先一样生活之外,其他生活过的地方以现在的眼光看都可以称之为非凡的。从我们家庭父系这一边来看,尽管克劳家族可能拥有最好的纪录,但记叙的内容也是大体相似的。

我尊敬的祖辈们,大多数都是经常去教堂进行礼拜的虔诚的循理宗 [2] 教徒,他们既不是因为受到孝道的驱使,也不是因为妻妾成群,但到如今同样繁衍生息出了数量巨大的家族人口。这只不过是精力充沛的人们自然交配的结果,他们生活在虽然可能不太舒适但却发达的农业社会条件下,就像十分之九的中国农民一样。假设中国存在类似的情形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除了压抑性欲这一点之外,中国人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卡雷尔博士对通向人类最高发展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性欲在中国不仅没有受到抑制,而且还因为对子嗣的渴望而受到了鼓舞。这一情形被许多权威人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孝道”,因为孝的信条就是要求由儿子在家族的祠堂中履行祭祀的职责。在所有的农业社会都存在着同样的愿望。有许多儿子的农夫获得了额外的廉价农业劳动力,所以他的经济地位就要比那些只有一儿半女的邻居们优越许多。中国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同的婚姻习俗。在美国高度个体化的家庭制度下,一个结婚的男孩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而在中国的宗法制度下,儿子可谓家庭中的一份永久性资产,因为在他结婚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分家另过。他依然留在原来的家庭里,而且还增添了新娘作为新的劳动力。也许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孝顺的观念,导致了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是否鼓励早婚态度上的不同。

在父亲的安排之下,中国的男孩子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就早早结婚了,然后养活一大家子人口往往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在他们上了岁数的时候,春药几乎成了普遍的需要,而富人们则通过不断迎娶年轻的小妾来弥补年老色衰的妻子的不足,尽管这个制度一直让人无法欣然接受。一位在十年前崛起的著名军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他的后宫有妻妾40多人,包括几个欧洲人。在中国人看来,除了有些人可能忠诚于一夫一妻制的习俗之外,不管是基于健康还是道德上的立场,娶妻纳妾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们根本无法设想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会去建议别人在此类问题上采取克制的态度。

也许卡雷尔博士的假设只适用于个人的福祉,而不适用于一个民族,因为任何造成小家庭抚养的社会习俗可能很早就将中华民族送上了不归之路。虽然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是它的出生率始终维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二者之间的差额意味着其人口能够非常稳定和可靠地增加,以至于弥补了因为洪水、饥荒和骇人听闻的内战破坏而导致的人口减少。美国内战期间,在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造成了2000万人的死亡。从那时起,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数百万因洪水或饥饿而丧生,但是这些对中国的总人口并没有产生什么永久性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中国移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过着舒适、安定生活的小商贩,从体格外表来看,已经没有多少他的农民兄弟们身体健壮结实的迹象了。虽然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这些移民可能算不上一种强健的生物,但他们却是一个高效的人类单位,可以在蒸汽洗衣桶前工作很长时间,在不通风的房间里起居睡觉,即便如此通常还能长寿而有益地生活。他正在利用自己祖辈们储备的体力。也许他正在透支它们,但就当地人的生活而言,这无关紧要。因为这里虽然有一名中国洗衣工死于肺结核,但在中国的农村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男婴降生了。

优秀的生理素质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农民身上,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共同遗产。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s)在一个世纪前出版的书中写道:

再没有什么地方的人比广东的苦力和搬运工形体更完美、体魄更强健了。他们自由的着装使得四肢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为雕塑艺术贡献了许多的中国模特。

也许有人会好奇约翰爵士是如何评价他后来访问过的中国北方人呢?因为广东人是他们民族中最矮小、最精瘦的,按照一些人类学家的说法,在他们的血统中留存着一些来自菲律宾矮小的尼格利陀人的痕迹。

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身高,这一点在最不经意的观察者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差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大。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显然是依靠自己的观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北方人的平均身高比南方人高一英尺。这是一个粗心的观察者可能会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北方有很多人都有着引人注目的高大身躯,而在南方也有相当多的人身材都很矮小,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中等身材的人无形中被忽视了。这个社会学家从极端而不是从平均值得出结论的例子,是在不周密基础上进行推导的典型,许多关于中国人的结论就是这样形成的。经过对5000多名中国成年男性的科学测量显示,住在华南广东的人,其平均身高为5英尺3英寸(省略了一些小数),而居住在华北直隶地区的人身高则刚刚超过了5英尺6英寸。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只比世界平均身高低了不到一英寸。

在中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漫长而卓有成效的斗争,使得生活在高度文明状态下的数百代人发展出了不仅强健,而且拥有许多独特美丽特征的身体。

一位人类学博士曾预言,未来人类男性和女性的手脚可能会变得狭窄,而手指也将变得更加修长。然而任何人都可以观察到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了博士的预期。特别是那些中国女性的手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修长而美丽的。但在欧洲和美国的女性当中,拥有一双真正漂亮的手简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引人注目的好莱坞明星中最漂亮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你很少会在电影中看到她们暴露自己双手的镜头。

在中国上等阶层的女性当中,很少有人长着一双丑陋的手。而且,拥有一双美丽的手也并不局限于社会的上层等级。相当多贫穷阶层的妇女同样长着真正贵族一般的双手。很少有美国或欧洲女性的手,能与中国著名演员梅兰芳博士的双手相媲美。事实上,许多富有而知性的外国女士,都有足够的理由去嫉妒上海酒吧里男侍者纤细而美观的手指。在形体的其他方面,中国人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中国很少看到有人是外八字脚、内八字脚或者是罗圈儿腿。

但是,那里又有许许多多相反的例子,有些甚至是非常可怕的,一些自然形成的不幸畸形人却在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了。在中国很容易就能搜罗到一大批人类的怪胎和畸形人——侏儒、巨人、脸的两侧各长着一张嘴的人,这是别的国家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史密斯博士,对这个民族的生存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假如中国人能够历经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影响而幸存了下来,假如他们能够更加重视生理学、卫生学的规则,通过摄入适当的食物来均衡营养,我们有理由相信仅仅他们就将足以占据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地球。” [3]

假如当前中国的环境卫生、公共健康和儿童福利运动发展到与其他国家相同的程度,而自然界建立起来的残酷竞争选择过程受到了扰乱,那么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呢?许多社会学家思及至此时常常会感到不寒而栗。代替目前这四亿健康而强壮的人的可能是数量两倍于它的体弱而多病的人。另外,世界或许还将面对当前业已十分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

在这场虚构的故乡之旅中,孔子——这位中国最伟大的哲人——不仅发现他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健硕地存活了下来,而且他和弟子们在那种令人沮丧的环境下所讲授的人生哲学也幸存了下来。在他去世之后,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来到了中国,许多中国人也接受了他们各自的教义。成百上千座宏伟的佛教寺院、神殿分布在全国各地。每个港口都能看到基督教大大小小的教堂、学校、诊所和医院。每天都有数百万的中国人朝着麦加的方向进行祈祷,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起身前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世界上已知的每一种政治理论、每一种哲学、每一种社会运动都已经在中国被尝试过了。

她被十个以上的异族侵略过,部分甚至全部的国土被置于外来统治者的铁蹄之下。

外国的宗教、外国的哲学和异族的统治都对中国有所贡献,但却没能从她那里带走些什么。她曾经屈从于所有这些力量但却从未被它们真正地征服。也许这些外来思想的引介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态度,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信条。复活后的孔子会发现,如今自己国家的民众,无论是拉黄包车的文盲苦力,还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哲学家,依然把自己奉作受人尊敬的智者,因为对于那些忠实地追随他的信徒而言,他生活与工作在一个与但以理 [4] 相同的久远时代。

假如孔子看到当前有人试图用武力的手段改变中国人生活的结构,他可能并不会为此感到特别痛苦。他曾坚信并且教导人们:身体上的征服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不出卖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思想和自己信念的人,一定会流芳百世。就如同中国从来未曾屈服过一样。

注解:

[1]  《人类的未知》,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35年。

[2]  一种在美国下层社会广泛传播的基督教派。

[3]  史密斯博士著:《中国人的特征》,弗莱明·H.雷维尔。

[4]  《圣经》中的四大先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