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总统职位（1973-1974）下

产业和所得税

我自从政以来，对处理公款一贯小心谨慎。我在一个经常议论政治的家庭中成长，家中最瞧不起贪污受贿的政客。如果我与他人有所不同，那就是：无论在进行竞选经费或政府公款的账目登记与用途说明方面，我一向是远比大多数政府官员做得更加详尽细致的。所以1952年发生所谓基金危机期间，有人指控我财务上有不正当行为时特别令我伤心和气愤，其原因就在此。

我在1968年当选总统后，决定卖掉我的全部股票和股票以外的证券。法律并不要求我放弃它们，但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避免哪怕只是看起来有利益冲突的现象。我用出售股票和纽约公寓所得大部分款项在佛罗里达购置了两所房子，在加利福尼亚购置了一所房子。

圣克利门蒂的地产为26英亩。我本人只买得起房子和周围约5.9英亩的土地。为了使邻近的地产也归我所有，我靠我的友人鲍勃·阿普拉纳尔普的贷款把它整个买了下来。1970年12月，我把20.1英亩和我另外买来的附近2.9英亩转卖给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只保留了住宅和我第一次买的5.9英亩。1973年雷博佐又把他那部分地卖给了阿普拉纳尔普。

现在看来特别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决定把这些交易加以保密。这倒不是因为这些交易有何不正当之处，而是由于我知道如不保密，华盛顿记者团就会宣扬我如何获得如此高价的巨大产业，以及我向友人借贷购置产业之事。后来水门事件一扩大，记者开始揭露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无辜的秘密便引起了我自己也无法消除的怀疑。

5月13日，欧文委员会“某人士”向加利福尼亚一家报纸透露，说我可能用了高达“1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购置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产业。就连欧文也说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但那家报纸仍不收回报道，于是很快就由全国性通讯社发了出去。7月初，根据考克斯办公室的透露登了一条消息，说他们也正在调查我是否用了工会、法人或竞选的经费购置了住宅。这些消息如雨后春笋，传播甚广。又有报纸说有人透露：我报低了圣克利门蒂的产业的价值，少缴了税，于是全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消息。后来奥林奇县产业估价上诉委员会断定该项指控不真实，但已给人们留下了坏印象。我感到如果我们不立即制止此类消息，那么我个人的品德就会与我在政治上的品德一样，也会受到怀疑。

关于我的收支情况，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认为，针对这类指控，唯一的办法是将一切公之于世。因此我们命令总务署将与政府为我住宅所花费用有关的所有文件汇编成册。5月25日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把我购置圣克利门蒂和比斯坎岛产业的详情逐一加以说明。我还花了超过2.5万美元请会计师审查我的账目，查完后于8月27日将结果送给报界发表。

尽管经过这些努力，人们仍在继续编造消息在报上发表。譬如《华盛顿明星报》诬称，一个叫C.安霍尔特·史密斯的加利福尼亚富翁，当时因偷税漏税被起诉，可能是他帮我购置了产业。合众国际社报道：“据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某人士说，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是否花了10万美元帮助尼克松总统购置圣克利门蒂的住宅。”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了同样不能令人容忍的指控，说我“私下有一笔有价证券”，价值100万美元，放在法人性质的竞选经费里。杰克·安德森后来指控我在瑞士银行有现金存款。《新闻周刊》甚至指控我很可能以让我的女儿特里西娅填假报税单的方式来隐瞒家庭财产。上述情况和指控纯属捏造。我知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国内收入署有人违法向报界泄露我的报税单，这至少是第三次。根据这种非法行为写出报道的记者居然获得了1974年普利策新闻奖。

11月底我宣布，我正在准备发表我的全部报税单。国内收入署以前曾两次审核并批准了我1971年和1972年的报税单，现在通知我，由于报上这一切宣扬，他们准备重新予以审查。同时，国会中抱有最大党派偏见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杰克·布鲁克斯以众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名义，举行关于政府为我住所所花费用的听证会。

近代每届总统都在华盛顿以外置有房产。这是因为只有离开首都，总统才能缓解紧张的气氛，图点个人的清静。约翰逊常去三处住所，肯尼迪常去五处。我本人有两处——圣克利门蒂和比斯坎岛——我有时还用鲍勃·阿普尔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上的别墅。政府对我同对其他总统一样，为了保证我在工作和休息时的安全，为我常去的地方列有开支。我任职时，我的35位前任总统中有四位遭暗杀，还有好几位遭暗杀未遂。罗伯特·肯尼迪被杀害的当天，国会通过一项新法律，采取特别安全措施，保护未来所有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和在职的总统、副总统。该法律要求政府各机构予以充分合作，以满足特工机构采取保护性设施的要求。该项法律通过后，我是第一个在职总统享有该法律规定增设的全部保护。掌管政府建筑和供应的总务署应特工机构的要求，在我的住宅四周安装了复杂的警戒设施和电子警报器，窗户装上了防弹玻璃，户外装有特殊的照明设备。特工机构建立了指挥所和警戒哨所；自然环境的美化工作也要按照特工机构的要求来安排和重新安排。

结果总务署为我在圣克利门蒂的住宅，花了6.8万美元。上述大部分款项用于电力安全系统，防火，此外还把煤气取暖设备改换为电力取暖系统，因为特工人员认为我原来计划采用的比较经济的煤气取暖系统不够安全。我自己还花了21.7万美元为圣克利门蒂住宅购置家具和进行修缮。

总务署为我在比斯坎岛两所毗连的住宅花了13.7万美元，其中除了7000美元外，几乎全花在防弹玻璃的费用上。我用一所作为私邸，另一所作为办公和工作的场所。同时我个人花了7.6万美元来改建住宅和修整住宅周围的场地。

总务署除了在住宅本身花钱外，还在场地上花了95万美元。这笔钱包括设立安全照明和警报系统、围墙、警卫站，重新美化自然环境，修复因装置保护性设备时被拆除或损坏的地区。

和别人一样，对于可以合法地说明属于政府正当开支的项目我是不想承担的。可是会计总局的核算结果表明，除少数例外，用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的产业的110万美元，几乎全部是花在保安方面的。事实上，除了1.34万美元外，全部是应特工机构特别要求而花的。其他项目如旗杆和我的书房的办公用家具等也都是在总务署的名下购置的。在我之前，按照惯例，总统和副总统私邸所在地都树有旗杆；至于办公室的家具在我离职后全部归总务署所有。

一个总统每逢出外旅行，总有几十个安全人员和辅助人员随总统同行，确保他的安全，确保他的通信设备像在白宫和戴维营一样畅通和安全。我觉得我们还应将这些费用计算在内，否则我们又将被控隐瞒这笔支出了。因此，我下令总务署把政府为圣克利门蒂、比斯坎岛和大巴哈马岛以及为了我的女儿们的安全在她们家所采取的措施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核查一遍。用了2万多工时，共查了1万份账单和1600份档案，结果为了答复国会和报界的质询，政府共花去313582美元——比政府花在我住宅上的钱还要多50%以上。8月6日我们发表了总务署算出的款项总额：110万美元用于住宅和场地；250万美元用于办公室和住宅附近政府产业的安全措施；国防部花了610万美元在总统日常通信设备和辅助设备方面；当我的总统任期届满，设备被取走归公者占全部费用的 60%；有21.1万美元由特工机构直接用于与他们保卫工作需要有关的设备，其中设备占全部费用的90%，在我离职后将全部归公。

第二天早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大标题几乎完全相同：《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为尼克松住宅花费达1000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为尼克松的住房花费了1000万美元》。其他报纸和电视新闻节目也都采用同样的标题。所以难怪有那么多人觉得这些钱都花在我的住宅上了。

其后数月，我们一直设法纠正这些报道，我们指出，几乎所有的钱都用于保卫措施。其中只有2%用于住宅本身；几乎有90%即890万美元用于行政与保护措施，同我个人产业完全无关。但这是一场无法打赢的宣传战。

众议员布鲁克斯决心要在他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尽量利用上述报道，但当小组两个成员（其中之一是反尼克松的民主党人）到圣克利门蒂住宅走了一趟宣称政府的支出是无可非议后，布鲁克斯的计划不得不暂时告吹。《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写道：“总而言之，不管报纸的大字标题有多少，关于圣克利门蒂挥霍无度的报道看来毫无根据……报纸既然登载了毫无根据的报道又该如何下台阶呢，想一想这个问题倒是明智的。”

在本届政府之前，请求政府拨款在总统私人产业上开支大部分是口头的或非正式的。林登·约翰逊的大多数这类要求和开支都是由国防部处理的。有人对我说，布鲁克斯曾是约翰逊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在周密地弄清楚了谁都搞不到约翰逊的全部记录之后，才对我进行起诉的。然而即使根据仅有的一些材料，也显然可以看出至少在得克萨斯州约翰逊的各处地产上花费了500万美元，包括约翰逊牧场、海伍德牧场和拉诺县的游艇库；他在圣安东尼奥市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有一套房间；他在产权属于约翰逊夫人的奥斯汀KTBC电视台的办公室花了9.9万美元以上，改建和重修约翰逊在奥斯汀的办公室；花了100万美元实现他的要求，对奥斯汀的联邦政府办公大楼进行重新设计和大翻修，在大楼顶上建一个直升机起落场，使他可直接从约翰逊牧场飞到那里。在牧场附近，约翰逊还有一所小房子，总务署根据他详细的指示予以重建，然后由他租给特工机构使用。顺便提一句，斯皮罗·阿格纽曾把他在马里兰州住宅的两个房间拨出来免费供特工机构使用。

可能最令人惊讶的证词是在布鲁克斯小组委员会上有人作证谈到为肯尼迪总统在以下各地的花费：海恩尼斯波特、弗吉尼亚州米德尔堡、棕榈滩、马萨诸塞州斯夸岛、弗吉尼亚州阿托卡。这些开支的档案由肯尼迪的一名海军副官保管，有人告诉小组委员会说，有一次这位副官乘坐的军舰不知是在菲律宾海面还是在欧洲附近，他不慎将那些账目掉入水中了。

布鲁克斯在登记政府为我的住宅和产业所支出的款项时，他把付给每个工作人员的每一分钱都计算在内，不管关系多么疏远。只要在每次旅行期间与总统职务有关的全算。因此他把清洁工和保管人员的薪金都包括在内，而这些人员，不管我是否在旅行，本来都要列入政府的薪金开支的。这样他算出的总数就达1700万美元了。他写成一个报告，标上“机密”字样，但很快就泄露出去了。《纽约时报》的大标题是：《美国资助尼克松的产业估计达1700万美元》。布鲁克斯小组委员会于1973年秋开始工作，但是总结报告到1974年5月才发表——正好赶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问题的听证会开幕之时。布鲁克斯调查报告中最严重的歪曲之一是说鲍勃·阿普拉纳尔普在大巴哈马岛的住宅从政府的开支中捞到好处。事实上，特工机构提出要装防止闯入警报、火警系统和特别发电设备，阿普拉纳尔普都自己掏腰包付了钱。他还为特工人员盖了一幢小平房，还让政府免费使用其他房屋。所有这些理应由政府开支，但阿普拉纳尔普却自己付了款，从而为政府节省开支100多万美元。

我仍天真地认为，对我报税的所有疑团和报界的猜测，都会在事实面前烟消云散。因此我们开始准备报税单，向外界公开。我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那些说我怎样购置房产和是否缴税的恶毒攻击一扫而光了。

11月18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谈了我多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我提醒记者注意以下事实：我任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14年以来，我的财产净值为4.7万美元和一辆1958年产的需要大修的奥兹莫比尔牌小汽车。我能积蓄起这些钱，是我没有任官职时的工资所得，主要是我在纽约法律事务所的时候。我最后说：

我有错误，但在我的从政生活的所有年代中，我从未得过利，从未从公职中得过利——每分钱都是我挣来的。在我的从政生活的所有年代中，我从未阻挠过司法。我还认为，我可以说，在我的从政生活的年代中，我欢迎这种审查，因为人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不是骗子。可我不是骗子。我得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我挣来的。

这不是一篇一时感情冲动而发表的声明。对我个人品德的攻击比其他攻击加在一起还要使我和我的家人不安。我认为重要的是用实事求是、明白易懂的语言来为自己辩护。但我错了。从那时以后，形形色色类似“我不是骗子”这种话几乎经常被用来当作批评和嘲笑我的资料。

评论我12月8日声明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我所公布的范围是这样描写的：“尼克松总统发表了有关他的所得税和各种文契、抵押单、付讫的支票和契约，他可能是本国历史上对个人财政作了最充分说明的人。”但仅在几小时后，其他新闻报道就又抱怨说：“大部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不久我就得出结论，发表报税单是个错误。还是那老一套：要求我公开报税单的人并不真想要我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说我非法购置住宅和秘密掌握大宗投资的有价证券的报道是假的。他们抓住我有大量减税额一事，似乎我只付法定税款，没有多向政府缴税，就成为大逆不道的事了。他们只是想方设法使那些报道继续下去，寻找新的中伤我的机会。

他们对我的报税单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这两个问题极为复杂，连税收问题律师也意见不一致。一个问题是涉及我把圣克利门蒂某些产业卖给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是否得了一笔该上税的资本收益。为我准备缴税的会计师坚持我没有获得这样一笔资本收益。有些税收专业人员同意他的意见，有些则不同意。另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有关我向国家档案局捐献我任总统前的文献所获得的减税额。这是1968年林登·约翰逊告诉我的主意，他说有一条法令规定有减税额，他已利用了好多年了。他鼓励我利用，并建议我雇用过去对他的文献估过价的那个富有经验的估价者。后来我发现有许多有名人物早已在利用这种减税额了，如州长帕特·布朗、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乔治·华莱士、休伯特·汉弗莱、西奥多·索伦森和小阿瑟·施莱辛格。

约翰逊推荐的估价者拉尔夫·纽曼发现在我任总统前的档案中有100多万页文件，约值200万美元。1968年12月我将一部分这种文件捐给政府，获得了规定的减税额。1969年年初我嘱咐约翰·埃利希曼办理必要的手续，又捐了更多的文件，使最大限度的合法减税额够我用好几年的。1969年3月27日，将文献捐给了国家档案局，共捐献60万页，据估价值57.6万美元。

1969年12月，国会对我提出的税收改革法案补充一项修正案，废除了规定捐献文献可获减税额的条款。这项修正案溯及既往，到1969年7月25日为止。

我相信我委托负责准备报税单和处理有关捐献文献工作的人员和律师已将法律的变动情况考虑在内，把一切事情都已办妥。1973年我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使我大吃一惊，极感失望。报界最初提出了问题，后来国内收入署也提出了问题，即有关我捐献文献的申报手续是否真正符合溯及7月截止期的规定。

12月的第一个星期，布赖斯·哈洛力主我让国会国内税收联合委员会检查引起争论的捐献文献减税额和资本收益问题。他过去同这个委员会共事过，发现委员们一丝不苟且态度客观。肯尼思·格米尔同意他的看法，格米尔是有名的税收问题律师，常帮我们出主意。

因此，我于12月8日写信给国会国内税收联合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要求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审查。我说如果该联合委员会断定这两个问题申报错了，我将补缴一切所欠之税。

12月13日米尔斯答复，联合委员会同意予以考虑。但他却搞了一个新花样。他写道：“联合委员会认为，应审查从1969年直至1972年全部所得税项目，只有这样做了审查才有意义。”同一天《纽约时报》报道米尔斯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减税额是合法的，他还是批评了我用减税额。威尔伯·米尔斯说过：“一个担任公职的官员提出报税单必须比别人更加无懈可击。”

我开始担心我陷入了另一圈套。我的担心不久就证实了。联合委员会在平时，如哈洛所说，可能还客观，但这不是平时。委员会的有些委员变得软弱而不负责任，他们手下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甚至更坏。《费城公报》专栏作家艾德里安·李对该委员会25名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作了调查，发现没有一个是共和党人。

1974年3月8日，联合委员会的调查还没有最后定案，米尔斯主席就公开说，他认为在他们关于我的所得税报告出来以后，我会辞职的。3月18日他预测我由于所得税的“倒霉事”，到11月会下台。

哈洛从联合委员会了解来的情况越来越糟。工作人员不守诺言，将报告草案直接送交委员会，甚至不让我的律师有机会来检查报告的调查结果和提出支持我的案情的辩护。

与此同时，在我们这方面情况也在急转直下。我获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捐献文献的证书实际上由处理我这件事的一个律师倒填了日期。我的税收问题律师说，对捐献文献来说，证书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表示我有意要捐献，并在7月25日截止期以前三个月将文献送给了国家档案局。以前法院处理案件时都持这种观点，但那倒霉的倒填日期的事被泄露出来，我在委员会一些少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只开过两次会审议我的所得税问题：一次是受理我1973年12月的申请，另一次是1974年4月听取其工作人员所写的千页报告。大多数委员根本不愿意阅看报告，也不愿意听取我们方面对任何有重大争论问题的意见。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卡尔·柯蒂斯对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示不满说：“我国任何纳税人都没有像美国总统在那报告中受到那样粗暴的对待。”

除了调查我捐献文献和一笔资本收益的问题外，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报告还认为，帕特和全家与我一同乘“空军一号”专机时，如果不是因公，也应向政府付钱。其他总统却没有为家属交过费；事实上我是总统中第一个为家属乘飞机作非公务旅行（我不在飞机上时）交费的。

该委员会人员也不允许我在佛罗里达的住宅因办公而享有减税额，理由是我不需要把我的住宅做办公用，因为如果需要，政府自会在那儿给我盖办公室的!

联合委员会工作人员如此揽权而且如此专横，使该委员会中的共和党成员震惊不已。我的支持者曾向哈洛保证，一定要将整个问题转给国内收入署去办，但结果除卡尔·柯蒂斯一人外，所有的人都屈服于压力，无所作为。政治压力太大了。

这时我已收到国内收入署的新裁决。虽然我的报税单在前两次核查时都得到认可，但国内收入署现在又改口说，我应补缴捐献文献的减税额，并应把出售圣克利门蒂部分地产作为资本收益而缴税。

有关我捐献文献的事，还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就联合委员会和国内收入署来说，我的捐献是不符合合法手续的。但对总务署而言，我的捐献倒是符合合法手续的，所以他们拒不退还。换句话说，我既失去减税额，文献也归公了。

我的律师主张我到税务法院去，对国内收入署的裁决进行上诉。他们说联合委员会和国内收入署显然已屈服于政治压力，上法院我就会胜诉。但是就公众舆论来说，我已败诉，而在那个时候，这对我关系最大。再说，我已同意服从联合委员会的裁决，现在再反口就很难了。

4月3日我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声明，说我已获悉联合委员会的决定。这项决定是，在委员会的委员们没有开会对其进行评价之前就要发表一份工作人员对我的所得税问题所作的分析。我说既然不允许我对捐献文献享有减税额，我将补缴应付的税款以及资本收益所得税。

其后几天内，我们收到公民们愿意资助我缴税的款项4.7万美元。我和帕特深受感动。当然，我们把钱原封退回了。4月17日，特里西娅来到林肯休息室，她说她和埃德决定卖掉他们的结婚礼物，把钱给帕特和我缴税。我向她担保，我们能借到钱来补交税款。她说：“我们可不是把钱借给你们，我们要把钱送给你们。”

结果，总务署、总审计局的工作人员，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工机构共有36人工作了67天，对比斯坎岛的产业进行了调查；33人工作了137天，对圣克利门蒂产业进行了调查；在联合委员会23名人员中有6人专职查核我的财政收支，他们与国内收入署的5个专职人员一起工作。就我自己来说，我既无诈欺行为，也无不正当之处，但是所得税问题对我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因为这正是在司法委员会酝酿弹劾的关键几个月当中发生的！

对我的人身攻击

尤金·麦卡锡曾将记者团同一群燕八哥相比较：一只飞离电线，一群也飞掉了；一只飞回来，一群也飞回来了。有些事开始只是在华盛顿记者团内部闲聊的内容，但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华盛顿权势圈子里都知道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报道、阐述和分析，根本连想都不想一下消息从何而来。

这种现象有例为证。在1973年闷热的夏天，有一次华盛顿记者团中有些有影响力的记者推断说，我的神经开始失常了。他们断定，我决定在欧文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结束以前对水门事件的指控不作回答以及我对报界闭口不谈水门事件，这都说明我特别不愿意接触现实。那年夏天，我很想自己开车外出跑跑，免得记者和摄影记者老跟着我——在我之前约翰逊总统干过这类事，在我之后卡特总统也干过——但这也被看作是我精神病态的一种迹象。

他们既然已开始这样想，所以当我在新奥尔良对罗恩·齐格勒发火时，记者团就有一套现成的说法了。这次旅行是水门事件听证会举行后我第一次公开露面。我们指望会有盛大热情的群众场面，我想这一定会有助于驱散说我由于水门事件已陷于孤立和不得人心的想法。我们乘“空军一号”专机时，接到特工机构的情报，说存在企图暗杀的严重威胁。我作为个人倒甘心冒生命的危险，但这会使人群的安全受到威胁。因此，我不得不按一条未经宣布的路线进了城。

我们到达我预定要发表讲话的大厅时，我的脾气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我看到齐格勒走在一帮记者最前面紧跟我走进贵宾休息室时，我为了出气，猛推了齐格勒一下，毫不含糊地要他把记者带到专为他们准备的房间去。事后我立即向齐格勒道了歉，但这事已被记者团当作热门急电发出去了，而且把这事描绘成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在作垂死挣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新闻节目两次用慢镜头来放映这个推人的插曲。

在下一期《新共和》杂志中，约翰·奥斯本在他有影响的“尼克松瞭望台”专栏首先登载了记者们的谈论，说他们察觉我在新奥尔良的一举一动“有点说不出的味道，但确实很奇怪”。有人猜测我喝醉了。然而奥斯本却说，他相信我的助手们的保证，在白天特别是在发表讲话前我是不喝酒的。他的判断是，“可能就是因为过分紧张的缘故”。

好几个星期以后，记者和评论员们硬说由于水门事件使我在政治上陷入了绝境，我才在赎罪日战争期间疯狂地制造军事戒备状态。这大概就是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许多记者考虑到阿格纽辞职、经济形势不妙、石油禁运和燃料匮乏、考克斯的撤职及其后果等种种压力，显然认定我正处于精神负担过重的状态中。到12月初，《纽约时报》刊登一段消息，大标题是：《尼克松的健康情况始终是衡量水门事件的标尺》。记者们在每天新闻发布会上开始提出问题，问我是否在进行精神治疗，是否用麻醉品，是否仍在祈祷并乞灵于祈祷。西奥多·怀特曾管记者的这种行为叫作“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狂”。在记者的房间里，甚至谣传我为了掩饰重病而进行了面部化装。这是说我有计划地让自己患上重病，用它作辞职借口的说法的前奏。这种离奇古怪的外行精神病学发展到最后，在我辞职期间以及紧接着辞职以后，就推论我的问题已是死路一条，我但求戏剧性的一死。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人数相当少但影响却很大的记者团所孕育、酝酿、宣扬，然后加以分析而来，他们生活在念念不忘水门事件的华盛顿这个小圈子里，完全靠主观想象过日子。

1973年夏季和秋季里，我和帕特很少谈论每天的新闻报道和电视广播。帕特一如既往，在这个异常的逆境中处之泰然。她觉得我们终会有得到昭雪的一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在攻击的面前使我们的情绪下降到无法有效地履行职责的地步。

我特别想到有一次，那是因为水门事件遭到无情攻击而特别难以度过的一天之后，我们还得去参加招待新西兰总理诺曼·柯克的国宴。招待完毕后，我们送柯克总理和夫人上了汽车。正当我和帕特转身回来通过大门厅往楼上走时，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奏起了《音乐之声》。帕特的兴致来了，我们俩随即手拉着手，跳起了几步狐步舞，直到楼梯边。报界大吃一惊，来宾则很高兴。这是一个使我难忘的时刻。

我相信帕特觉得我在财政收支上的诚实与正直受到攻击是最令她感到伤心的事。她不得不同我一起签署有关准备对我的所得税进行查账的声明时，我感觉得到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愤怒。她说她对由于水门事件而引起的政治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她认为对我个人在财政收支方面的忠诚老实进行攻击完全是不公平的。她指出她在白宫以及我们在政府工作的整个年代是多么的谨慎小心。她用显然发抖的声音说，这使她想起了1952年在基金问题上发生危机时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羞辱。

华盛顿有个闲话专栏作家有一次竟然影射帕特毫无道德地把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她的珠宝首饰据为己有。事实上，帕特早已将这些珠宝首饰登记在礼品簿上，因此毫无疑问，在我们不任职后，就会把这些珠宝首饰放到尼克松图书馆去陈列。她在公开场合对那些侮辱是宽大为怀的。她笑着说：“这真荒唐可笑!”但在私下她曾失望地问过我：“他们还能再要我们干些什么呢?”

特里西娅在这段时期减少公开露面，只要她和我们在一起待几天的话，她总会在深夜到林肯休息室来，在我工作时陪伴着我。我知道她的内心深为忧虑痛苦，但她从来不让帕特或我看出来。有少数几次我们谈到水门事件时，她说：“我们要看到路的尽头。最后一定会真相大白，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埃德始终坚定地和我们全家站在一起。

朱莉决定要出去战斗，她以特有的热情紧张地投身于斗争。她在一个星期之内走访了美国各个不同的地区，公开露面达六次之多。戴维刚开始一项新工作，任《费城公报》的体育记者，但他尽可能同她一起参加战斗。他们身处水门事件的第一线，他们受到的残酷攻击同我不相上下。

电台电视记者聚餐会每年在华盛顿举行。聚餐后的表演和讲话中，政治笑话往往是尖锐而无所顾忌的。朱莉特地要求参加1973年的聚餐会，证明我们心里没有鬼，不怕在这种场合公开露面。戴维决定和她一起去，给她以精神上的支持。但在聚餐的那天晚上，他开车去会场的途中，汽油用完了。剩下的一段路，他只好一路搭人家的便车。结果他未能及时赶到，朱莉只好一人参加了聚餐。

聚餐后的幽默表演，大都与水门事件有关，所说笑话都是尖刻而毫不留情的。朱莉鼓起勇气坐着忍受各种嘲笑。节目完了以后，尼加拉瓜大使、驻华盛顿外交团团长吉尔勒莫·塞维拉-萨卡萨向她走去。他向她耳语说：“你的父亲还有一个朋友。”她经受住了各种恶意的嘲笑，但大使的这番好意却使她伤心极了。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她在众目睽睽下冲出了房间。

我不想要朱莉在水门事件质询中首当其冲，但她受不了这种情况：看来谁也不会挺身而出为我说说话。每当我提出让她不要陷得太深时，她总是回答说：“可是爸爸，我们得战斗啊!”

不仅与我亲近的直系亲属感到自己受到报界的无情打击，就连我的兄弟唐和埃德也受到非难和质询。记者和调查人员还把矛头转向我的朋友鲍勃·阿普拉纳尔普和贝比·雷博佐。

对贝比·雷博佐来说，1973年是他18个月不得安宁的噩梦的开端。他除了受欧文委员会工作人员令人愤慨的迫害外，还受到国内收入署、总审计局和迈阿密地方检察官的审查。

贝比·雷博佐是我认识的最厚道和最慷慨的人之一。他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但是无论什么人，光看报上关于他本人，他的生意往来，或是他和我的友谊的报道，那就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拉斯普丁和艾尔·卡普尼[13]的最坏的名声在他身上是兼而有之。

攻击的主要矛头是对准霍华德·休斯所捐的10万美元竞选费。雷博佐接受了这笔钱，他当时的理解是要把这笔钱用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他把钱放在他的银行的保险柜里。1970年休斯的帝国内部爆发了剧烈的权力斗争，其特点是几派之间相互倾轧。雷博佐还记得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运动，当时由于休斯所属的组织贷款给我的兄弟唐引起过争端。他怕我会因与霍华德·休斯有关系而再度感到为难，所以他决定不向我提有过这笔钱的事。他一直掌握着这笔钱到选举以后，到那时，他认为这笔钱可用来弥补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亏空或用于1974年的国会选举。

1973年国内收入署正在对休斯的资产进行调查。雷博佐知道他会被问到这10万美元捐款的事。他到现在才告诉我有这笔钱的事。我说除非我们征得休斯组织的同意将钱投入1974年的竞选运动，否则我们应把钱退还。因此在1973年6月把钱退给了休斯的代理人。核对了钞票都是连号的，证实了所有的钞票都是在雷博佐收到这笔钱以前发行的，从而支持了他的说法：在他还这笔钱以前，他一直把钱放在保险柜里，从未动用过。情况正是如此。

当欧文委员会发现休斯捐过款的事，真是如获至宝。他们又是走漏消息，又是含沙射影，令人啼笑皆非地证实了雷博佐最大的担心：这桩无辜的事情会造成有害的宣传。

据报道，欧文的调查报告打算指控休斯的钱是归我个人使用，作为回报让民用航空委员会作出一项有利于休斯的航空公司的决定。有的消息报道说，这笔钱是用来换取反托拉斯方面的好处的。合众国际社报道，欧文委员会正在调查这笔钱是否曾用于帮我购置在圣克利门蒂的住宅。有的报道竟然指认捐款为“贿赂”。所有这些被广泛报道的消息全是假的。

10月8日，欧文委员会找雷博佐面谈。合众国际社发了一条消息说，钱是归雷博佐所管，但他对钱怎么用的情况却“说不清楚”。这是令人不可容忍的捏造。《纽约时报》报道说捐款可能是用来制止一项预定要进行的原子试验的，因为休斯担心在内华达州进行的核试验会影响到他在拉斯维加斯的产业。还有一篇文章说，捐款可能是用来换取让休斯医学研究所得到免税的好处的。这种说法和其他说法一样，都是不真实的。

休斯捐款不是用来折磨雷博佐的唯一武器。8月1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调查人员正在核实以下的报道：巨额的非法竞选运动捐款在雷博佐的比斯坎岛银行的协助下在巴哈马群岛的赌场里挥霍掉了。8月20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由“委员会方面”提供的消息：欧文委员会已票传有关在巴哈马群岛可能花掉捐款200万美元或200万美元以上的银行单据。根本就没有这种捐款，也没有这样“挥霍”过捐款。

10月22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据称有非法的“私人投资基金”，通过雷博佐的银行替我代管：“这笔基金被接近调查团的人士称为‘1973年的尼克松跳棋基金’。这笔投资的有价证券正在彻底调查中，以判定是否会有大量未报的政治性捐款转归尼克松个人使用了。”报道还说有两家公司可能捐款100万美元以上。这些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

与此同时，欧文委员会仍对雷博佐进行无情的追逼。对此，欧文委员会少数党法律顾问弗雷德·汤普森在他写的那本《那时节》的书中有详细描述。他讲了调查人员如何两三个人一批分四次到迈阿密去找雷博佐谈话，每一批都重复提出上一批人提过的问题。委员会查问了他的家属和他的生意上的朋友，票传同他在过去六年中做过生意的所有人的账目。他们也查问了过去六年中接受过他的支票的所有人。

雷博佐被国内收入署查过账，受到总审计局、欧文委员会、迈阿密地方检察官的调查，最后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也对他进行了调查，前后共达14个星期。1975年1月，利昂·贾瓦斯基最后证实控告雷博佐缺乏证据，但《纽约时报》却不登这项消息，而《华盛顿邮报》只登了一条简讯。电视网过去每晚报道了各种伪造的说法，但现在对贾瓦斯基的讲话却只字不提。

到1975年10月对雷博佐的调查最后了结时，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发过传票200多张，讯问过123人，从我一直到我在比斯坎岛住宅的园丁。被传到大陪审团去的有28人。1978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人员内部文件公布后，表明调查人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调查雷博佐的人员的总负责人所写的备忘录承认，有一个告密者曾怂恿他们去调查据说是由雷博佐代我管的在巴哈马银行的好几百万美元秘密存款，这个告密者原来是一个“以前作过案的骗子”；几年前他还同样地诬告过厄尔·沃伦。他用来支持自己的指控的文件“已确定是欺骗性的”。备忘录最后说：“像许多对雷博佐的指控一样，乍看起来它似乎有很大的可能性。像许多指控一样，它缺乏重要细节。也像许多指控一样，最后证明完全是毫无根据的。”

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而在这期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对雷博佐调查了达16个月之久，他们对于把雷博佐搞得很狼狈显然是毫不在乎的。

对贝比·雷博佐进行调查估计共花了200万美元。结果所有的指控的影射统统证明是不真实的，他正式被昭雪。当然同时他也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弄得名誉扫地。尽管特别检察官给他彻底昭雪，但那些曾对他进行指控的人，那些登载和广播了这些指控的人，既没脸收回这些报道，也不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表示歉意。贝比·雷博佐受到了一场当代星室法院[14]式的政治迫害，他的罪名就是因为他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朋友。

早在1973年民意测验就表明，尽管广泛猜测我卷入了掩饰水门事件的活动，但大多数公众仍然相信我是极为正直的人。一年来的无情攻击开始办了一件单单指控我政治上进行掩饰所办不到的事，即开始摧毁了人民对我的正直的信任。后来在1974年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写道：

但是在法律上进行弹劾的正式程序之前，必须让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弹劾先行。只有社会弹劾才能把一个人搞臭，而这个人本来是享有人们对待总统的敬仰、保护和遵从的。在正式控告他以前，就必须对他审问、定罪，加以羞辱和驱赶一番……

几个月以前，随便哪个美国总统只要给国内收入署送张美国捷运公司的支票存根，随便涂上几个字……即可得到一张通行证……现在伪善的人们却在不断津津乐道地传播着关于尼克松及其一家的各种不堪入耳的小道消息。

冯·霍夫曼推测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已开始，目的是为了演一场好戏给人看，而不是有无弹劾罪行的问题。他说我将要受到弹劾：“虽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尼克松换成另一人，他绝不会由于所奉行的政策（尽管有缺点）而受到弹劾的。然而人们感到决定已作出……现在是否有足够的票数决定把它搞掉，这一点与上面所说情况无关。但是不用太久就会有足够的票了。”

在11月1日与国会议员见面时，我说过我可能把票传的录音带公开，即使不公开全文，也要把摘要公开出来。国会的领导成员，特别是休·斯科特极力主张我这样做。帕特·布坎南被指定仔细检查录音带全文，并同约翰·迪安的证词相对照。我看了布坎南的检查报告之后，心就定了，认为无论什么人检查录音带，都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即迪安指控我与他合谋掩饰水门事件达八个月之久的说法完全是谎话。我知道3月21日的录音带会使人们哗然。但是我可以肯定，最终人们会认识到，重要的是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不是我说了什么话，更不是我临时想到的那些话。

黑格把加门特、哈洛、齐格勒和通信助手肯·克劳森、迪克·穆尔领进来作决定。他们每个人先看了录音带的清单，然后再看布坎南的摘要。尽管黑格想在他的报告中把他们对我的意见冲淡一些，但我还是听得出他们并没有我那样乐观，而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闯过许多公认有困难的段落的话，录音带的全文就会证明迪安是说谎，我讲的是真话。哈洛尤其认为录音带会是致命的，因为在录音谈话中政治现实性过强，公众会接受不了的。

然而布坎南非常赞成交出录音带全文。我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在第一个回合中站住脚，录音带最终会证明迪安说谎。但我也很重视哈洛对于公众和国会可能产生什么反应的深刻见解。我觉得在当前难以应付的局面下，他的这些考虑应该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因此，尽管我原来认为宣布把录音带全文公开出来的做法较好，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了。

1973年12月2日，威廉·格雷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公众应该懂得，如果他们要求国会对尼克松先生进行弹劾和审讯，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会做比这多得多的事。如果要对这些罪行进行弹劾的话，那就意味着要求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一起……不仅要对尼克松先生，而且要对过去的政治历史进行审判了。”

1972年12月，我口述日记说：“1973年将会是好转的一年。”今天是1973年12月23日，我又在戴维营。我在一页笔记的上方写道：“会不会在这里过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1974年

自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离开白宫，水门事件的怒潮全落到我身上，到现在才只过去了八个月，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八个月，是不断遭到打击、进行还击，接着又遭受新的打击的八个月。5月里，我还感到有重新开始、重新休整和重新恢复的机会。而现在，我却只能仔细分析一下自己的处境，看看到底能否度过这一危机了。

在我撤销考克斯职务的那个周末以后，我才第一次考虑到我的行动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我写下了几条我称为“分析”的笔记。

1.考克斯必须离职，那理查森也就势必要和他一起离开。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等待考克斯犯下一个大错误，在公众心目中使我们有要他离职的充分理由，那大家就会认为我们是在看到了考克斯在反对我们之后才采取行动的。

2.我们应当从理查森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看清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是哪些人。像理查森这种依靠权势集团的人，到了危急时刻，是根本不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时他们必须在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支持一位曾使他们居于高位的总统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们现在正要辞去这些高位。

3.关于录音带问题，我们必须从最有利于公开宣传的角度来整理最后的文件。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并没有“篡改”录音带。

4.我们必须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和4月30日的情况比较一下。那时对霍尔德曼、埃利希曼、格雷、迪安和克兰丁斯特等人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驱散压在总统头上仿佛他确实有罪的乌云。事实上，那行动只是增加了这种怀疑，它非但没有使批评我们的人感到满意，相反使他们在尝到一点腥味后更想到要吃肉了。自4月30日以来，我们的情况更为恶化了。那天，我们在民意测验里还有60%的人赞成我，而现在充其量只有30%了。

5.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交出录音带或录音带文字抄本是否有助于驱散这种疑云，还有一点有利的地方，如果民意测验并非完全不正确的话，中东危机可能帮点儿忙，因为它表明需要尼克松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领导。

6.我们的对手现在将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攻势。关键的问题是考虑到我在上面一段里提到的有利因素，对我进行弹劾或要我辞职的理由是否充分有力。

1974年1月1日凌晨1时15分，我在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关键的问题是：我是竭尽全力战斗呢，还是我现在就开始为漫长的变化过程，实际也就是为辞职做准备?”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常跟我的全家、跟几个亲密的朋友、跟黑格和齐格勒谈论辞职问题。但是对辞职的想法我是十分讨厌的。我认为我在压力下辞职将改变我们的整个政体。这个变化在许多年内都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旦有第一个总统在猛烈的攻击下开了辞职的先例，未来的总统的对手就会以此作为一种强大的新的支持力量。不难设想，如果遇上一种情况，国会对一位总统不喜欢，那它就可以在立法、外交事务和人事任命方面和他为难，使总统一筹莫展。然后，等到全国都极其厌倦由此产生的僵局的时候，国会就可以说，如果总统辞职，对国家是会有好处的。而尼克松便会被他们引为先例!迫使总统辞职自动下台，国会就不用承担责任，不用担心曾投票弹劾总统而遭到历史的审判。

接下去我写道：

回答是——战斗。要战斗，因为如果我被迫辞职，新闻界不仅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而且在以后许多年里，将成为一股过于跋扈的力量。要战斗，因为辞职将开创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其结果将使我们的整个立宪制度发生持久的和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影响。要战斗，因为辞职可能导致我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主动权彻底丧失。

在1974年元旦那天早晨晚些时候我又另外记下了几条：

决定战斗：

1.辞职是开创先例——等于承认有罪。

2.使朋友们为难。

3.现在战斗，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为将来而战斗。

4.只能由问题的实质，不能由政治方面的考虑来改变这一决定。

优先要做的事：

1.记者招待会和与电台电视工作人员会议。

2.在众议院、参议院、大州州长以及像肯德尔一样在弗兰尼根指导下工作的我们的朋友们当中，组织我们的核心力量。

3.使内阁动员起来。

4.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振作起来。

重要方面：

1.罗迪诺、贾瓦斯基以及其他人。

2.外交政策的主动性。

3.搞好国内战线方面的工作（能源等）。

风格：

1.有自信心。

2.有同情心。

3.活泼多彩——需要引起人们的兴趣。

面对这空前的逆境要坚强，但要避免过头的话和行为。

1月5日早晨5点钟，我又写了下面的一段笔记：

最重要的：尊严，镇定，有信心，昂首挺胸，毫不畏惧，发扬一种新的精神，有魄力，在行动方面要像一位总统，像一个胜利者。反对派是野蛮的破坏者、怀恨者。现在是利用总统的全部力量和在我们面前摆开阵势的强大力量进行较量的时候了。

根据我对形势的估计，不可能根据法律或者历史上的先例来决定对我的弹劾。所谓弹劾只不过将用来争取公众的支持：在我努力恢复公众对我的领导能力的信任的时候，我的反对派便将努力使公众一心想着必须把我撤职。

最后一次游说

我曾以为1972年是我最后一次进行游说的政治活动。但是1974年年初，我发现我将开始为我的生存进行游说了。

我肯定，不管人们要对我进行弹劾涉及多少实质问题，其最后结果仍取决于当前党派斗争的形势。民主党人在每个阶段都要试试政治温度，反复掂量，在1974年国会选举和1976年竞选总统时，让共和党保有一个失去人民信任的在职总统对它更不利呢，还是让它的一位新总统来背着前任总统受到弹劾或者辞职下台的政治包袱对它更为不利。民意测验表明，对国会的评价已达到民意测验史上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对我的评价——这又大大加强了对民主党国会的压力。

国会里许多共和党议员，从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出发，现在也把对我弹劾一事作为一个严格的党派斗争问题来考虑——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和中期选举有着明显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对他们来说，对我的弹劾显然是一个令人左右为难的问题，因为尽管他们感到我会是1974年和1976年不利于共和党的一个累赘，现在急于想摆脱掉我，但是他们也承认，许多共和党人特别是党的工作人员对这种想法十分气恼，而且一般公众也会把他们甘愿看到我受弹劾，说成是自私自利和对党不忠的表现。

因此，我越来越清楚，我受到弹劾的主要危险不是别的，而是公众都被引导到以为我准要受到弹劾的这条路上去了。因此，到头来这完全成为一种争取公众支持的竞赛，换句话说，一次游说活动。但这次不是为了谋求政治职位，而是为了挽救我的政治生命。

和12月的情况一样，民意测验表明人们还在犹疑不决。54%的人不同意要我离职。同时有45%的人认为如果我辞职，让国家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水门事件以外的其他问题上去，他们会更尊重我。我原来以为会对我有利的事情，现在也开始对我不利了。在1973年4月，我原希望公众会厌烦水门事件因而将对国会和舆论界施加压力，要它们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但是国会和舆论界的攻击以及关于白宫录音带的争论终使我深深卷入水门事件中，以致公众越来越把我看作是妨碍他们去进行其他工作的绊脚石，因而更倾向于愿意叫我辞职。除非我能有什么办法制止这股浪潮，否则它就会把我冲下台去。

像我在每次出外竞选时一样，我仔细权衡了我的实力和弱点。民主党人仍然在政治上占优势，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占多数。因此，不管我采取什么办法加以制止，对我的弹劾总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和党人决定不帮我的忙，或者不大力帮忙，那弹劾就更是十分可能了。

事实上，华盛顿共和党人对我的支持在不断下降，到1973年年底，由于对我弹劾的听证会日期越来越近，由于中期选举的前景可能成为公众对我的感情的晴雨表，甚至稳健的共和党中间派，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员也都发出信号说，除非我能戏剧性地转变潮流，使之有利于我，否则他们就要对我敬而远之了。我抱怨说，这是典型的共和党的少数党不安心理。但实际上这主要是我自己的过错。过去好些人曾力图为我辩护，结果却只是惹火烧身，还有许多人不再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或者有必要为我进一步冒风险了。

由于我和国会里支持我的人之间的一切活动，已别扭得令人感到不快，因而我的问题就更为复杂了。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敢于表明坚定地站在我一边，免得使他们自己受到没有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来考虑我的案子的谴责，尽管对立面的许多人都已在公开地宣传要对我进行弹劾。正常的电话交谈和邀请来参加白宫汇报会，也遭到记者的怀疑，因而马上有人传过话来说，这些活动有可能被看成是企图影响投票，并说如果在弹劾问题解决以前，我不去打扰国会议员，他们将不胜感激。这样便有效地使我真正一筹莫展；我主要的游说武器便只剩下一项了：好好干我的工作，继续使人们认识到水门事件比起我干得好的事情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同时，在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现在已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敌视情绪和宗派主义。由于几个月来水门事件引起的精神创伤，加上中期选举竞选通常总是把握不定，两派都倾向于把我采取的任何一个政策行动看作是我为了在弹劾问题上赢得选票而向对方作的让步。

全国开始出现了一些小型的但全力支持我的团体。唐·肯德尔在团结企业界方面工作干得很出色，马萨诸塞州的犹太教巴鲁克·科尔夫拉比用他个人的积蓄登广告，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对我的攻击目标并不仅是反对我个人，而且也是反对总统职位。彼得·弗莱尼根负责和许多团体的联络工作。

在过去八个月的艰险历程中，内阁一直坚定不移。他们中有几个人，像商业部部长弗雷德·登特和农业部部长厄尔·巴茨，到许多地方去发表演说为我说话。其他许多人留在华盛顿，不顾他们所承受的一切压力，一直坚持工作以表示他们的忠诚。白宫工作人员也同样令人钦佩。我永远也难以充分表达我对所有支持过我的人的感谢之情。但是，尽管全体工作人员都英勇顽强，可是每个人都被搞得精疲力竭了。我从不承认我们的人员素质不高，但从一开头我们在数量方面是毫无希望地大大落后了。我们从外面物色新人。一个是波士顿的著名律师詹姆士·圣克莱尔，他进来领导法律小组。前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迪安·伯奇负责管理白宫人员的政治活动。国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肯·科尔，担任负责国内事务的总统助理。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些任命，而且在白宫周围造成了某种可喜的势头。但这没有保持多久。

梅尔·莱尔德很快宣布他要离开白宫，到私人企业部门去开始新的生涯。杰里·福特于12月6日宣誓就职副总统，莱尔德公开表明他希望福特能接管他主管的许多国内政策以及同国会的联络工作。因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他们经常反映莱尔德的观点，以致在华盛顿人们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莱尔德的宣传员）写道：莱尔德的离职是向共和党人发出的一个信号，告诉他们不再有义务保护总统了。

到了1973年年底，我政治上的宿敌开始加倍努力，一定要对我进行弹劾。美国民权联盟散发了一本56页的手册，列举了各种加速和保证实现对我进行弹劾的办法。美国民权联盟的主要发言人对他们的用心直言不讳：“现在没有民权运动、没有战争、没有社会行动运动。虽然我讨厌使用那个字眼，但这是自由派人士的时髦用语：弹劾势在必行。”麦戈文的主要捐款人斯图尔德·莫特，假借一个“公众利益”团体的名义，印发传单，列举了自越南战争直至水门闯入事件的28条可以起诉的罪状。考克斯被撤职以后，拉尔夫·纳德[15]的组织开始向全国各地打电话鼓吹对我进行弹劾。美国劳联-产联宣称对我的弹劾势不可免，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个宣传运动，散发了400万份关于“弹劾理由19点”的传单。劳联-产联的一个在国会活动的人员在1974年1月说，“时机一到”，他们就要“在国会山上全力以赴，在议员中进行活动”，使我受到弹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21个民主党委员中，有19个在1972年选举中曾从劳工组织那里接受了总数为189196美元的竞选活动费，这就使劳工组织决心竭尽全力对我进行弹劾的严重影响更加厉害了。委员会的两个共和党成员接受了2100美元，委员会的主席彼得·罗迪诺接受了30923美元。

是否对我进行弹劾的问题，首先要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辩论证明弹劾合法的证据，也要首先由它来调查——一个人只要会数数，他就知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这副牌是早已做好了的。委员会的38个委员中，21个是民主党人，17个是共和党人。在21个民主党人中，有18个或者是党的自由派，或者是出名的死硬党徒。对华盛顿政治的现实主义的观察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指出，尽管这18个民主党人自称尊重客观事实，但他们都会投票赞成弹劾的。

剩下的三个民主党人是南部的保守派：亚拉巴马州的华尔特·弗劳尔斯、阿肯色州的雷·桑顿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曼。他们是民主党那边唯一难以预料的几个人，因为他们过去支持过我，常常在有关国防和压缩预算的问题上违背他们党的意愿。

华盛顿的舆论一致认为，委员会的17个共和党人中，有11个会支持我。在剩下的6个人中，有的是在政策问题上很少支持过我的自由派，有的自己正面临中期选举竞选的困难，另有一些由于水门事件已表现出对我个人的不满。我要想避免委员会提出对我进行弹劾的建议，唯一的希望，只能是要么抓住所有的共和党人并拉过来两个南方的民主党人，要么是抓住16个共和党人，同时把3个民主党南方议员全拉过来。这两种结局都有可能，但都非常渺茫。

不论外部有多少反对派，内部也还有敌人，就是那些录音带。我认为那年往后最大的危险是特别检察官和众议院司法委员都会开始没完没了地索取录音带，而且每次还总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了。看来直到他们要求我们把5000小时的录音带全部交出以前，这种要求是永远也不会有个完的。这些调查本身已经具有了它自己的目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看不出这一点。那些调查人员已不再关心对我的任何具体控告是否属实了。他们想要对一切事来一个寻根究底，追索每一个不管多么不相干的线索，以求得到一些在他们看来可以用来把我搞下台的罪证。对我来说录音带如同噩梦一般，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弄到足够的录音带，他们就可能找到他们所寻找的东西。

我想制止这种趋势。过去我嘴上说要加以制止，可是没有这样做，以致铸成大错。后来，在为拒绝交出录音带付出代价后，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只得屈服了。我懊悔过去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按照我的直觉来行动，现在想开始这样做了。我甚至谈到要销毁录音带。我自己思量，最好的战略应该是跑到国会去进行挑战，宣布闹到这个地步已经够了。我还说，我要在1月30日的国情咨文报告中这样做：我要宣布，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或者特别检察官，我将什么也不再提供了。

别人劝我别这样，理由是利用国情咨文来封口会造成对抗局面，不仅会使弹劾问题激化，而且会完全掩盖了演说中的国家政策问题的重要性。

所以录音带还在行政办公大楼里放着。我已经听过的几卷就够糟的了，谁知道其他的录音带还会有些什么？这使我们大家都提心吊胆。我想起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对我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就越认识到一切都取决于机会。任何人哪怕只要回顾一下十年前的经历，他就会看到某些本身毫不重要的细小的事件，实际上却左右了他的全部命运和前程。”

我没有办法记得录音带上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肯定录音带上还会有更多已把我们弄到这步田地的不光彩的政治破烂。我也许能对付其中的任何一项，但要是一起都往我头上压来，那最后非把我压垮不可。特里西娅后来给我看她的一则日记使我想到，有时你周围的人对事物的了解，比你自己的了解要深刻得多：

父亲说的一些话使我对未来的结局感到完全绝望了。自从巴特菲尔德的揭发以来，他再三说，对录音带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他告诫我们说录音带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也告诫我们说，他可能因为录音带上的内容而受到弹劾。由于他说了后面的话，我理解父亲，后面的话才是他真正的想法。

那么多的人已经为了我而被弄得现在处境非常困难——我比他们大多数人都更清楚，他们的处境的确是十分危险。现在，如果我们继续战斗下去，别的一些人也得跟着冒风险，如黑格、齐格勒、律师们、在弹劾听证会上支持我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以及白宫的工作人员。我得使这些人对这场战斗有信心，虽然我知道在许多方面，情况是不怎么令人鼓舞的。我之所以认为应当继续战斗并要求这些人和我一起为我而战斗，理由是，虽然我们的案情漏洞百出，但是我自己仍然深信我们的事业是高尚和重要的。

我慢慢明白，这个事业现在已经涉及美国政治领导的性质问题。我感觉到，如果我因为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丑闻而被撵下台，那么美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就会受到破坏，并发生变化。我从来也没相信过任何一条对我的控告，从法律上说是可以对我进行弹劾的——其中没有一条谈得上是宪法上所列举的“叛国、行贿或其他严重罪行和不法行为”。如果我认为我真犯了法律上应对我进行弹劾的罪行，我决不会让任何人出面极力为我辩护，我会马上辞职。但是这次弹劾将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重大事态；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宪法上的弹劾定义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便是明证。12月《纽约时报》的消息说，委员会里2/3的委员认为可以用来进行弹劾的罪责甚至不一定要违犯法律。后来，他们并没有对定义问题商讨出一个一致看法，却决定可以允许每个委员按自己的想法自行其是。如果过去还有什么怀疑，那现在这个决定可是已清楚地表明，决定弹劾与否的是政治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

我感到，从总统领导的重要因素来说，我还可以对美国和全世界做出不少贡献。尽管由于水门事件，我的手脚已被束缚住了，而且在我任期届满以前必然还将继续受到限制，但我还是比不久前才被确认为副总统的杰里·福特有经验。而有经验的领导是很需要的。北越显然准备向柬埔寨和南越发动一次新的攻势，目的在于考验我们是否愿意和能够执行巴黎协定。苏联人迟迟不肯缔结全面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这就需要美国的坚定立场来促使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国内经济由于实行管制的结果而极不稳定，由于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的影响，不论谁当白宫主人，都会遇到一个漫长而严酷的冬季。为了充分利用赎罪日战争时期我国政策上的巨大胜利，我们必须尽力克制想狠狠打击阿拉伯人的诱惑。

我完全知道，直到如今我处理水门事件的方式以及我的案子一开始就存在的各种漏洞，很可能正好危及我认为需要我留职办理的那些东西。我认识到，在许多人看来，我曾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滥用国家安全和行政的特权来掩饰我自己的罪责。我还认识到，许多人认为由于我不顾水门事件造成的软弱无力状态，还决心要做个强有力的总统，从而无可挽回地损害了总统职位的实力。

但是，我不同意。不管是对是错，我自己深信我是由于过去的事，受到过去的老对手的攻击。我本能地站起来为我的生存而战斗。我在政治舞台上已生活和战斗了这么长久以后，不能就因为水门事件这样一件事而放弃战斗，离开总统职位。我要战斗，我要用我认为必需的一切行动和言辞来团结我的力量，来保持他们对这最后一次游说运动的信心。

1974年1月9日，我正在佛罗里达我的朋友沃尔特·安南伯格的华丽的棕榈泉寓所消遣几天，接到了约翰·康纳利一个电话。他这人不是那种轻易就惊慌的，但是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声音很激动。他说他在华盛顿同他所知道的政治消息最灵通的一位密友谈过话。他的朋友告诉他，有一群共和党人，主要是众议院的，也包括一两个参议院的，其中还有几个高级领导人，他们秘密开过会，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我留任总统对1974年参加竞选的任何共和党人都是十分有害的。康纳利说，这些人中间有些还是我过去的朋友。他把这群人叫作“亚利桑那帮”。我问他戈德华特是否也在里面，康纳利回答说，戈德华特可能知道这个帮的存在和他们的意图，但他并不是主要的发起人。他还说这些人并不都是亚利桑那州人，也有东部和中西部的人参加了讨论。“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是你所谓的极要好的朋友。”他说。

据说这个小组所设想的策略，是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的日期推迟到6月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议以后。然后，他们将选出几位共和党领导人到白宫来，要求我为了党的利益而辞职，特别是因为如果到11月我还当总统，那我在众议院的许多支持者便将失去他们的席位。康纳利说，提供消息的人强调指出，杰里·福特并不知道有这个小组存在。

康纳利再三说，这个使人不安的消息的来源是极为可靠的，他坚持要我不能把它当作又一个谣言而置诸脑后，他劝我要仔细查核一下。我告诉他我会这样做的。

当我把这消息告诉黑格的时候，他表示怀疑。我也认为在这种时候，可以料想华盛顿的谣言工厂很可能会制造出这类谣言。黑格考查了一下戈德华特，他告诉我戈德华特自称而且看来也是坚定的。

那时候，我不相信共和党人会有一个有组织的阴谋强迫我辞职。但是，在政治斗争中生存是最重要的。统治华盛顿的是达尔文主义[16]的势力，如果你陷于严重的政治困境，你就不能指望别人长时间对你十分关怀，宽宏大量。常常是大家一致认为这有时不过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本能，为了让其他的人生存下去就必须扔下受伤的战友。

国情咨文定在1月30日下午9时发表。帕特和我在从白宫到国会的路上，一直默默地坐在汽车里。她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局势已变得多么紧张了。我们全家曾讨论过，不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将会有礼貌地听我演讲呢，还是会公开表示敌意。

但是，当我走进会议厅门口的时候，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几乎是喧闹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拥护我们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人数虽少，声音却极响亮，他们非常起劲地欢呼，使他们的同僚感到即使不能跟着欢呼，也不得不站起身来。

1974年的国情咨文后来成了我在国内问题方面领导工作的最后总结。在一开头我仍能公然说：“今天晚上，是12年来第一次一位美国总统能够在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的情况下向国会作国情报告。”

我相信如果没有水门事件，1973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实际情况一定会被认为是一种证明，表明我在1972年竞选时所提出的政治哲学是正确的。1973年发生的事件简直像是为了表明左派的政治如遇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将会如何无能为力而事先安排好的。举例来说，当以色列的安全和生存十分危急的时候，可笑的是中东战争竟把许多著名的越南鸽派变成鹰派了。一再出现的通货膨胀，表明开明的民主党传统的美元政策多么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甚至特迪·肯尼迪和威尔伯·米尔斯也心照不宣地承认这点，暗暗把他们大肆宣扬的强制性的国民健康保险方案修改得和我的方案一样。还有能源危机的现实情况，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当时极为流行但十分片面的环境保护论者的偏见作了实用主义的修正。

五年前我被选出来领导的这个国家，由于国内纷争，已处于危难之中。城市被人焚毁，遭到围困；大学校园成了战场；犯罪率以惊人的比例增长；滥用麻醉药和吸毒成瘾的人越来越多；征兵制使美国青年的生活蒙上了破坏性的阴影；当时没有保护我国自然环境的计划；社会改革和政府工作的许多重要领域都需要加以注意和考虑。

通过尼克松政府五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一些巨大的成就。现在城市安静了，大学校园又成了学习的园地，犯罪率的增长被制止了，吸毒问题在国外和国内都大大受到遏制，征兵制取消了，我们已向国会提出了我国的第一个环境保护计划以及有关国民医疗、教育改革、收入分配和政府改组等方面的重要计划。在国情咨文里，我概括地提出了我认为在1974年可能实现的十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我们能够解决能源危机，奠定用我们本国资源满足我们能源需要的基础；我们能够在中东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制止物价上涨而不引起经济衰退；我们能够实施我提出的医疗方案，从而以体面的方式和并不太高的代价使每个美国人享有高质量的保险；我们能够使各州和地方，更及时处理本地的需要；我们能够在大规模运输工具方面做出决定性的突破；我们能够改革联邦对教育的补助计划，使它能对那些最需要它的人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能够开始确定和保护每个美国人的个人私生活不受侵犯的权利；我们终于（即使为时已晚）能够改革福利制度；我们能够开始建立一个美国人将更充分参与的国际经济机构。

在演讲的过程中，大家表示的热烈欢迎使我大为惊奇和感动。快结束的时候，我被掌声打断达30多次。有一次，我讲到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几句话：在谈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和平结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时，我说：“这一直是，并将仍然是我首先优先要做的事，这也是我希望在我任总统八年后留给后人的主要遗产。”突然间，掌声雷动，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甚至还有许多民主党人都站了起来，鼓掌欢呼。我抬头看看我的家人，他们都满意地笑着。

演讲完了以后，我翻过讲稿的最后一页，然后以个人的口气即席讲了一段话以结束我的演讲。听到这里，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了。我说：

关于过去一年里每个美国人都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当然，我指的是所谓水门事件的调查。

诸位都知道，我已经自愿地交给特别检察官大量材料。我相信，我已经提供了他所需的一切材料，使他能够结束他的调查，进而检举有罪的人，昭雪无辜的人。

我认为那个调查以及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一切调查都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水门事件闹了一年已经够了。

我的同事们，现在已是时候了，不仅行政部门、总统，还有国会议员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团结一致把我们全部力量贡献给我今晚谈到的这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关系全体美国人民的福利，也涉及世界和平。

我认识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责任，我想借此机会表明，在司法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我愿意同它合作。我愿意同它合作使它能结束它的调查，做出它的决定，我愿意在我认为符合我作为美国总统的职责范围内和它进行一切合作。

只有一个限制。我将遵循从乔治·华盛顿到林登·B.约翰逊每个总统都遵循和捍卫的先例，永远不做任何削弱美国总统地位或者损害未来总统的能力，使他们不能做出对我国和世界十分重要的巨大决策的事情。

另外一点，我想极简略地提一提。和今晚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众议员和参议员一样，我是被选举出来担任我的职务的。我也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每个议员一样，当人们选我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我知道选我是为了做工作而且尽我所能地把工作做好。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丝毫无意离开人民选我担任的为美国人民做工作的这个职位。

现在，无须我说，如果我不承认1973年对我个人或者对我全家来说都不是很轻松的一年，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我已经指出，1974年固然有很大和很重要的问题，但也有很大和很重要的机会。

可是我的同事们，有一点我是相信的：有对我们的国家慷慨赐福的上帝的帮助，有国会的合作，还有美国人民的支持，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使1974年成为空前迅速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一年，而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持久的和平结构和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没有战争的新的繁荣。

回到白宫，我发现全家对演讲的反应，特别是在我讲到任职总统八年时的掌声，都感到很高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征兆，说明国会里仍然有许多人坚定地支持我。

国情咨文演说看来受到普遍良好的欢迎。在一段时期，它甚至好像为我提供了我为了摆脱水门事件困境一直寻求的那种力量。《纽约时报》对此的标题是：有自信心的新尼克松。

我决定趁热打铁，利用这个形势到全国各地作几次旅行。2月18日，我前往亚拉巴马的亨茨维尔，那里有2万多人聚在一起举行“光荣美洲日”群众大会。乔治·华莱士是我的东道主，他对我再友好不过了。3月15日，我到芝加哥参加一个电视答问会。次日，我飞到纳什维尔去为新建的乡村音乐大厅揭幕。三天以后，我在休斯敦全国广播员协会代表大会上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受这些表面成功的影响，也被我所见到人们的显然真诚的热情所鼓舞，我对自己说，等6月间美苏最高级会谈一结束，我就要把我的问题直接诉诸全国人民。

在此期间，国会由于弹劾问题的干扰，仅通过了大约只有前一年同期所通过的半数的法案。

1973年12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已召开了讨论中东问题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叙利亚没有参加，但是埃及、以色列、约旦、美国和苏联都派出了代表。12月22日，第一轮会谈结束，责成埃及和以色列立即讨论双方军队从苏伊士运河沿岸脱离接触的问题。

从1974年1月10日直到1月17日，基辛格开始了后来大家所说的“穿梭外交”。萨达特总统请基辛格帮助解决埃及和以色列在双方军队脱离接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我国的政策已取得的成就，基辛格成了两个国家共同的代言人：他是双方都认为可以信任的人，双方都认为他代表着一个能够而且一定会采取公正态度的政府。以基辛格作为中间人来进行谈判，要是没有果尔达·梅厄方面的巨大信任和安瓦尔·萨达特方面的非凡勇气是不可能的。基辛格以不知疲倦的努力来报答梅厄夫人的信任和萨达特总统的勇气，他终于调整了双方的立场，达成了一项可以作为实际解决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分歧的开端的协议。

1月17日，埃及和以色列军队终于脱离接触。这完全是基辛格坚忍的毅力、敏锐的才智和不可小看的个人巨大魅力的功劳。由于他还得挑起总统在国内政治上受到攻击从而地位遭到削弱这一重担，这个功劳就更大了。

在我宣布已实现脱离接触的协定以后，我打电话给梅厄夫人，她的声音听来真有如释重负的味道。“你的政治家气魄起了关键作用。”我对她说。“没有你在去年10月做的那些工作，这事也是办不到的。”她回答说，“达到这个结果，只有你和基辛格博士功劳最大。”在我放下听筒之前，她又热情地加了一句：“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好好休息。”

我也给萨达特总统打了电话。“我对你的政治家气魄表示祝贺。我正等着和你会晤，共同努力实现中东的持久和平。”我说。“感谢你及你明智的指导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努力。”他回答道。

能源

1973年至1974年的那个冬季，美国与未来发生了遭遇战。当我们第一次认识到我们长期以来想当然地以为拥有无比富饶的能源资源，实际并不像我们一度想象的那样取之不尽的时候，我们的国民经历了一次认识问题上的里程碑。

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的困境是政府目光短浅的政策加上数十年来浪费的习惯造成的结果。

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6%，却消耗了地球上1/3的能源，燃料供应因而逐渐紧张起来。

早在1971年，我个人就曾经注意到要促进核能的生产，我下令于1971年春季开始建造美国的第一个增殖反应堆。

到了1971年6月4日，我们对急迫的能源问题的研究，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能源问题的总统咨文。在咨文中，我极力主张继续发展增殖反应堆，责成政府制定把煤转变成干净的气体燃料的规划以及加速开发远海大陆架石油和煤气的租让。我还提议联邦政府的能源发展规划——约有15个——应该集中，由一个机构管理。我说：“这个咨文为美国指出了方向——要花相当可观的钱，然而这是一笔迫不及待因而完全正当的投资——指出了寻找新能源的方向，而且是不污染空气、不污染环境的干净的新能源。”

1973年4月18日，我向国会提出了五份重要的关于能源规划的新要求。在我发表第一个咨文以后的22个月中，每况愈下的能源局势几乎无人过问。政府靠自己的力量增加了将近50%的研究和发展试验基金，但是，为了制止眼看即将到来的危机，需要通过法案。

我要求国会取消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任其随着市场价格浮动，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并可以刺激私营部门大力发展。我还要求对石油勘探提供税务抵免的好处，批准延长实施不合理环境保护条例的最后限期，同时结束进口方面的强制性的限额。我使用行政职权使近海石油和天然气的租让面积增加了两倍。我要求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核能、地热以及页岩油的能源资源。我还宣布成立能源保护局，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内阁级的专管能源的部，即能源和自然资源部。

5月中旬，我们开始坚决主张在主要零售商和独立经售商之间自愿地分配汽油资源。6月29日，我指定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洛夫领导新的能源局。我再次向国会呼吁，要求为今后五年的能源勘探工作通过一项100亿美元的拨款计划，以适应私营部门预料将投资2000亿美元的格局。

我要求人们自觉地将公路行车速度降至每小时50英里，就此一项就能比时速70英里消耗的燃料节约25%。我说政府将在下一年度减少7%的能源消耗，我力劝私人消耗量自愿地削减5%左右。

9月10日，我再次向国会呼吁，强烈要求国会通过七项法案，其中之一是批准铺设阿拉斯加输油管工程，另外还有建造使更多的燃料可能进口的深水港、取消对天然气的管制、制定露天采矿的新立法等。

阿拉伯可能对石油实行禁运的不祥之兆在1973年春天初见端倪。到了仲夏，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警告说，我们如不改变对以色列的政策，便将缩减运给我们的石油。我们坚持了我们的立场，9月5日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双方需要开始谈判，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亲以色列，也不亲阿拉伯。我们决不因为阿拉伯有石油，以色列没有石油，便和阿拉伯更亲。我们亲的是和平，使谈判开始起来，符合整个区域的利益。”

10月6日中东战争爆发以后，阿拉伯的立场强硬起来，到10月底，我们遭到全面石油禁运的压力。11月，我们能掌握的能源显然将比需要的少10%，到了冬天根据天气情况，这个数字可能要提高到17%。

11月7日，我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宣布了我所谓的“赤裸裸的事实”：我们行将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尖锐的能源匮乏了。

我提出三级节约能源的措施，这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各州和地方采取行动，国会也要采取行动。联邦政府建筑物内取暖的温度要降至华氏65度至68度之间（18.3℃~20℃），我劝告私人住房也按此标准。我提倡合用汽车，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规定时速不得超过50英里。我要求国会通过紧急能源法，授权给我在我认为必要时根据实际情况以逐步解决的精神放宽对环境保护的限制，而对能源资源的利用实行特殊的限制。我要求全国恢复采用夏季把时钟拨快一小时的办法以节约用电，还要求强制实行全国范围内联邦公路行车时速不得超过50英里的规定。

我提到成为曼哈顿工程[17]特征的献身精神以及使阿波罗计划获得成功的那种团结精神。显然，当美国人民下决心去为某一值得奋斗的特殊目标而奋斗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达到目的的。接着，我宣布马上开始执行“独立计划”，目标是到1980年美国能源能够达到独立自给。

很遗憾，我提出的建议中只有两项——节电工作时间和降低车速——在圣诞节休会前由国会定了下来。我在11月16日签署了阿拉斯加输油管的法案，这算是个重大的突破，除此之外，国会就没有通过一项我提出的重要能源法案。

虽然国会的反应令人失望，但美国人民在1973年和1974年漫长的冬季却团结起来了。能源保护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危机仍然存在。11月25日，我只好进一步加紧控制，禁止在星期天出售汽油，要求削减户外照明，宣布为了有足够供取暖用的石油，我们将削减15%的汽油配给量。

白宫圣诞树上的电灯那年减少了80%。帕特和我搭乘一架民航班机到加利福尼亚去度假，没有坐“空军一号”。我们回来的时候坐一架小的空军星式喷气机，中途必须加油一次，因而早晨3点我们才回到白宫。

尽管全国进行了真正英勇的努力来节约能源，但那仍是一个对能源问题颇为不满的漫长的冬季。加油站前的长队越来越长，人们得在寒冷的早晨起早排队买燃料。尽管这样，加油站还可能因为分配的石油没有到而不开门。如果开门也常常很快就卖完了。

不多久，能源危机导致了严重的新的经济危机。早在1973年春季，汽油价格暴涨的情况为22年来所未见。产油国握有施加影响的杠杆，他们现在使用它了。全国石油委员会担心能源危机可能导致一次经济衰退。这个疑问竟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有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54%的人认为我们正面临一次经济衰退。股票市场指数在我们开始第二届任期的时候，曾达到1000的高记录，现在下降到800了。任何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都会使人们贸然相信：汽油要涨到一美元一加仑啦，面包要涨到一美元一磅啦。1973年批发物价指数上升了18.2%，而生活费用指数的增长则达到了1947年以来的最高点。这些增长大多数是由于食物和燃料涨价的直接结果。

这件事说不清到底应该怪谁。许多美国人甚至还迟迟不相信真的出现了危机。但是我所收到的报告都使我确信危机并不是石油公司制造出来的。原因似乎很清楚，外国进口的石油从危机前4美元一桶涨到后来的12美元一桶，因此国内石油公司就把这上涨的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

我们也不能拿某一具体的经济学派来作替罪羊。几届民主党政府的经济顾问沃尔特·赫勒说：“能源危机使我们猝不及防，粮食危机也是如此……这是通货膨胀预测大丢其脸的一年。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全弄不清楚。”

由于情况越来越糟，要求采取断然行动——尤其是实行汽油配给——的压力日益增加。很快，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普罗克斯迈尔和杰克逊就发起了一个主张强制实行配给制的运动。许多州长也提出了同样要求。在那个冬季结束以前，政府里我的几个能源专家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了。

我强烈地反对这种意见。我在物价管制局工作时的个人经验使我深信，即使在有爱国主义情绪能鼓舞人做出牺牲的战争时期，实行配给制也不易令人满意。我知道，和平时期这样做可能会形成大规模的黑市，整个计划就会完全失败。实行配给制所需要的庞大官僚机构要花费上百万美元，而且像任何官僚机构一样，在你不需要它时，它还会坚持，使自己能长期存在下去。我确定配给制非但不能治病，它本身甚至会成为比病还坏的一种祸害。

到了1974年1月19日，我终于能够提出关于获得实际进展的报告了：1973年12月一个月里，全国汽油消耗比预料的低19%；用电降低了10%；联邦政府能源消耗实际削减了20%以上；我依靠行政措施在行政部门里成立了联邦能源局，指定财政部副部长比尔·西蒙负责。西蒙迅速采取行动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很快人们就称他是全国的“能源沙皇”。

国会在圣诞节假期休会，没有通过我提出的任何一项法案，所以在1974年1月国会复会时，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4项短期行动和11项其他优先要求的呼吁。在我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我告诫说，能源危机是我们在立法方面应首先感到关切的问题。

从阿拉伯的石油禁运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坚持不懈地设法要结束它。基辛格同费萨尔国王和萨达特总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基辛格在1973年12月同萨达特举行了一次会谈以后，给我送来一份备忘录，叙述他曾怎样提醒萨达特要注意我们在实现中东和平方面的独特作用：

我告诉萨达特，要是没有你个人甘愿在国内问题上冒风险，那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办到。

萨达特答应我他将在1974年1月上旬撤销禁运，他说他将发表一个声明赞扬你个人在使几方面坐到谈判桌上来和在以后取得的进展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要求别的国家撤销禁运。

我随即在1973年12月28日写信给萨达特：

从我这方面说，我保证尽我权力所及，一定使人们记住是在我当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内，美国与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发展了新的富有成果的关系……

但是，石油生产国明显的歧视行动可以完全破坏美国决定在今后要作的有效贡献。所以，总统先生，我必须完全坦率地告诉你，目前重要的是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和石油生产的限制必须立即结束。它不能等待当前脱离接触谈判获得结果。

过了数周，埃及和以色列在1974年1月脱离接触以后，我们开始更坚决地催促萨达特帮忙撤销禁运。1月底，他写信告诉我，他派了一个特使到费萨尔国王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他们现在都同意撤销禁运，准备在2月开会最后做出这个决定。使人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结果陷入僵局，禁运仍继续下去。

萨达特不久又通过曾和他私下会见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雪莉·坦普尔·布莱克[18]带给我一个口信。“我愿意撤销禁运，”他对她说，“我愿意为尼克松总统撤销禁运。”

3月中旬有报告说，禁运将要有条件地予以撤销，主要看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表现。3月15日，我在芝加哥的一次答记者问的会上讲到这些报告：

在有关禁运的问题上，美国决不会在中东的朋友或者可能是我们敌人的压力下做某些我们暂时力所不及的事情。我现在只愿意说，就采取任何禁运的行动而言，如果它含有任何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意思，那它便将抵消我们将在和平方面、谈判方面的努力，因为在我看来，它只会减缓我们为争取在叙利亚战线上脱离接触以及为争取永久解决方面将做出的十分认真而诚挚的努力。

差不多经过了六个月，最后于3月18日，九个阿拉伯国家中的七个国家终于同意撤销石油禁运。这个决定看来并没有以美国政策如何为条件，但是它还要在6月予以审定。

阿拉伯石油禁运使美国1974年第一季度的经济产值下降了150亿美元。但是可以这样说，1974年的能源危机至少产生了一个积极的结果：它使能源问题成了美国生活的一个部分。

石油禁运临近结束的时候，基辛格恢复了他的穿梭外交。他现在的目的是使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军队脱离接触。这时候，他和我两人都认识到，我们必须抢在时间前面，以免有意无意发生另一件什么事，进一步加强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强硬立场，或者甚至把埃及人又拉回到冲突中去。由于弹劾问题的喧嚣不断威胁着要削弱我的地位，因此我们还必须抢在时间前面，防止某些中东领导人在思想上越来越摇摆不定。3月21日，我收到了专栏作家、前美国驻瑞士大使亨利·J.泰勒的一个报告，他最近见到过萨达特。萨达特对泰勒说：“我十分为总统担心。”“我需要时间，”他又表示关心地说，“但我怀疑我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我需要六个月。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想到华盛顿去为尼克松总统进行斗争。”

一场消耗战

3月1日星期五，约翰·米切尔、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查克·科尔森、罗伯特·马迪安、戈登·斯特罗恩和曾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律师的肯尼思·帕金森被控犯有图谋不轨罪和阻挠司法罪（后者不包括马迪安）。除帕金森、科尔森和马迪安外，上述诸人还被控犯有伪证罪。3月7日，科尔森、埃利希曼、利迪以及其他三人被指控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诊所。

对他们的起诉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但仍然是一个打击。这些人马上要在一个他们几乎不可能遇到公正的陪审团的城市受审，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84%的人已经认为他们是有罪的。

今年早些时候，黑格告诉我贾瓦斯基曾向他保证，大陪审团不会对眼下在白宫的其他人再提出控诉了——包括我在内。相反，我们认为他正在秘密把大陪审团关于我的材料送给法官赛里卡。3月18日，赛里卡命令把这份材料送交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他还声称，与最近走漏的消息相反，大陪审团的报告只是一个简单的证据汇编，并没有由此得出要进行控告的结论。

众议院和参议院中1974年11月将面临改选的共和党人的政治前景越来越不妙。我认为国内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这两个问题，自我从政以来，便一直左右着中期选举，现在也同样会在这次改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许多有希望的候选人显然认为水门事件会给一切东西投下阴影，而如果杰里·福特任总统，他们获胜的机会便要多得多。

1974年头几个月，要举行五次补缺选举。在一般情况下，这类选举不会有人十分注意，但在当时那如火如荼的气氛中，新闻界竟把它看作是对我是否投信任票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五次选举当中，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的只有一次。

1974年3月19日，属于保守派中我的重要支持者之一、纽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第一个提出要求我辞职。他告诉记者们说，他对参议院审讯这场“闹剧”的结果十分担心，“议院将会变成20世纪的罗马斗兽场，表演者会全被扔去喂电狮子”。

在同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对巴克利的论点讲了我的看法：

逃离人们选你去担任的工作可能是一种勇敢行为，但是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为之战斗，也是需要勇气的，而这正是我现在的打算……从一个政治家的立场来看，一个美国总统，或任何总统，就因为人们对他提出了他明知无理的指控，就因为在民意测验中票数下降而辞职，我认为这并不是政治家的风度。这也许是很好的政治手腕，但这只能是很坏的政治家风度。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对所有未来的总统和下一代美国人来说，把我们的政治制度给改变了。

四天以前，我在芝加哥的一次答记者问的会上，也谈了这个问题，我谈到参议员富布赖特有一次在杜鲁门威望极低的时候，曾要求他辞职的事。“过去的总统所做出的一些最好的决策，”我说，“倒是在他们威望不高的时候做出的。”

在3、4月间，我已经知道，想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里制止弹劾，原来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现在则更是无此可能了。委员会主席彼得·罗迪诺在2月6日通过决议决定考虑弹劾问题的那一天，向众议院讲话时说：“我们要迅速和公正地进行工作……不论结果如何，不论我们了解到什么和决定做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要极其谨慎、公正、彻底和诚挚，让绝大多数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孩子将来会说，这样是完全正确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当罗迪诺说这些话的时候，庄严地坐在一旁的委员会成员中就有密歇根州的约翰·科尼尔斯，他在3月17日便已对《华盛顿明星报》说，说什么良心、证据和宪法条文，“全是扯淡”。他在4月28日的纽约《时代》杂志上，曾形容他在委员会里的作用是“保证让罗迪诺不要他妈的太公正了”。另外一个委员是马萨诸塞州的罗伯特·德里南神父，他极力主张对我进行弹劾已快一年了，常有人见他在教服的翻领上别着一个“弹劾尼克松”的徽章。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卡斯顿迈耶用“弹劾尼克松”的标语条装饰他的办公室。美联社引用纽约州查尔斯·兰热尔的话说：“在我的心目中，美国总统是一个罪犯已无疑问。”加利福尼亚州的杰罗姆·沃尔迪在致选民的信中一开头就感谢他们“支持我要对尼克松总统进行弹劾的努力”。在罗迪诺看来，委员会中的这些成员在调查各种证据看它是否足以构成对我进行弹劾的罪状时，是一定会“极其谨慎、公正、彻底和诚挚”的了。

民主党多数派挑选约翰·多尔做他们的法律顾问。多尔的助手之一雷纳塔·艾德勒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在他做特别顾问以前几个月，在调查开始很久之前”，他就极力主张对我进行弹劾了。

3月里詹姆斯·圣克莱尔写信给多尔，要求参加听证会和盘问证人。委员会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他参加禁止旁听的会议，并可向证人提出问题，但仍不准圣克莱尔盘问证人。圣克莱尔写信问多尔他能否看赛里卡送交委员会的大陪审团的材料，结果被拒绝了。

3月7日，我口授了一个备忘录给黑格，我说在有关对弹劾一事进行调查的问题上，“法律问题应取决于公共关系问题”。我认为必须把这想法让圣克莱尔、巴兹哈特和我们在国会里的支持者知道。3月15日，我写下了另一条笔记：“圣克莱尔过于把这看成是一次审讯，而没认识到这是一次公共关系方面的演习。我们一定要对他做工作，使他明白我们面临的形势。”

在提供更多的录音带方面，我没有利用国情咨文的演讲坚决地一劳永逸地封口，犯下了我担心要犯的一个错误。结果一方面是贾瓦斯基，现在另一方面又加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没完没了地逼着我们交出更多的录音带。欧文委员会开头要求得到五次谈话的录音曾被法院拒绝，现在却发出一系列新的传票，索取500卷录音带和几十份文件。

我们在拉尔夫·纳德提出的一个民事案件中自动交出了录音带。纳德的律师威廉·多布罗维尔拿了其中一卷的复制品在乔治城的一个鸡尾酒会上放过，后来听别人讲他说那“纯粹为了好玩”。特别检察官的办公室为此非常气愤，但是多布罗维尔致歉说这是一时冲动造成的错误。他的女主人否定了他的说法，她说他事先告诉过她，他打算拿那录音带来放，而且她事前也至少告诉了她的一个客人。多布罗维尔还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记者放过那录音带。

1973年12月，贾瓦斯基来我们这里，请求给他另外一批录音带。黑格告诉我，贾瓦斯基向他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他决不再索取有关闯入和掩饰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了。听了他这个保证，我们同意交出了。因此到1974年1月8日为止，贾瓦斯基每次提出对录音带和文件的要求都予以满足了。

在1月8日和9日，圣克莱尔收到了要求再交出40多盘录音带的信，其中25盘是关于闯入和掩盖水门事件的。贾瓦斯基的行动使黑格感到意外、震惊和失望。

圣克莱尔写信给贾瓦斯基，提醒他说，法院要我们交出那九盘传票索取录音带的裁决规定得十分具体，范围很小。贾瓦斯基也无法坚持说他需要这些新的录音带是为了给水门事件定案：因为特别检察官工作组的年终报告说，已经收到足够的证据来考虑提出主要的起诉了，除非检察官认为他已经具备了定罪所需的证据，否则他是不应该提出起诉的。两周以后，贾瓦斯基让自己说过的话给套住了。在一次他认为不会公开发表的谈话中，他透露说，从他那方面来说，他的办公室已经“掌握了水门事件的全部真相”。圣克莱尔告诉贾瓦斯基，我决定不再交出更多的录音带了。贾瓦斯基找到圣克莱尔，似乎又一次对他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再要一批录音带。黑格也同贾瓦斯基会晤了一次，他报告说贾瓦斯基在估计形势方面态度非常开朗，也极愿意合作。我在看了黑格的报告后所记下的笔记，表明贾瓦斯基的主要论点如下：

1.贾瓦斯基告诉黑格，考克斯留给他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狂热分子”，他感到要控制住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2.贾瓦斯基对黑格说，霍尔德曼比埃利希曼处境坏得多。他告诉黑格，他准备放过埃利希曼，但埃利希曼的律师采取了过分强硬的方针，因此他除了同样用对霍尔德曼起诉的办法来对付埃利希曼外，实在别无他法。

3.贾瓦斯基说了一句黑格和我都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赛里卡实际上是总统的一个朋友。”他认为，赛里卡并不喜欢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和贾瓦斯基手下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在赛里卡看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搞掉总统，而不是搞清事实”。

4.贾瓦斯基不喜欢罗迪诺，他认为罗迪诺是“出风头狂”。

5.贾瓦斯基喜欢圣克莱尔。

6.关于贾瓦斯基索取更多的录音带和文件的要求，他劝黑格在“拒绝时要尽可能委婉”，黑格说，在对这些要求做出反应以及与贾瓦斯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应该“使用凡士林”。

2月13日，圣克莱尔又写信给贾瓦斯基，提到希望贾瓦斯基会重新考虑他那范围很大的要求，就这样第二次客气地拒绝了另外再索取40多盘录音带的要求。

贾瓦斯基立即写信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伊斯特兰参议员，说他可以根据他已拥有的证据进行起诉，但是他又说，新的录音带“可能包含”将来审讯时所需要的证据。这种推理对总统档案内的所有文件都适用。很难理解贾瓦斯基会在什么地方，或能在什么地方画一条界线。

这种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永远没有个完。根据特别检察官最初的要求，我们已交出了8次谈话的录音带，我们还给了检察官们700多份文件。在第一次法院裁决以后，我们又主动另外提交17盘录音带供他们检查。现在他们却又来要求40多盘录音带。

事实证明，在没完没了地索取录音带和其他材料方面，看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丝毫没有区别。3月6日，我宣布我们将把交给特别检察官的一切材料移交给委员会，这包括大约19盘录音带和700多份文件。我还同意把委员会向各部、局（从生活费用委员会会议到进口限额高级会议）要求得到的一箱箱的文件交给委员会。我同意用书面并宣誓回答委员会提出的任何问题。我还表示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我愿意在宣誓作保证的情况下接受委员会的访问。

这时，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已涉及数十个政策和政治的领域——从1969年秘密轰炸柬埔寨，一直到生活费用委员会关于汉堡包价格的决定。而且内容还在不断增加。

委员会既没有把它的调查范围限制在搞出点对我进行具体指控的材料方面，甚至也根本没有看一看那700多份文件或听一听那19盘录音带，却匆匆送来了一封还要索取40盘录音带的信。

我会晤了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约翰·罗兹，他也认为委员会的要求实在是太漫无边际了。他私下对我透露说，连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甚至都不知道多尔所干的一切。但是，罗兹强调说，虽然毫无疑问这是极不公正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众议员在白宫拒绝交出委员会所要求的更多证据时敢为白宫辩护。

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们现在只能任人摆布了，而我已被削弱了的政治处境使司法委员会完全可以毫无节制地漫天要价。我除了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外，实际上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拒绝，他们就会投票表决说我蔑视国会。1974年3月22日凌晨2点，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最沮丧的一天。蔑视等于弹劾。”

自今年年初以来，对我的弹劾就像起伏不定的海洋。今天它可能风平浪静，看来我们能生存下去，可是到明天就可能转为暴风骤雨，幸免似乎毫无希望。到3月底，就几乎每天都是暴风骤雨了。在纽约，约翰·米切尔和莫里·斯坦斯因维斯科一案受审。从法庭上发出的新闻报道表明，约翰·迪安在作证时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斯坦斯和米切尔则看来非常颓丧，说话也毫无力量。最终，斯坦斯和米切尔两人都被判无罪，陪审员告诉记者，他们信不过的倒是迪安，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在3月里对我进行弹劾的听证会正在快马加鞭地进行。

由于否决了我捐赠文件可以减免交税，我必须补缴40万美元的税款，这一意外事件引起的风波一直还未平息，又有走漏出来的消息说，布鲁克斯小组委员会将对花了政府1700万美元的经费在我私人财产上一事提出控告，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打击。法庭指定的录音带“专家”最近也为18分半钟的空白问题发表了他们的许多报告中的一个。约翰·埃利希曼在加利福尼亚州由于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诊所受到审讯，他要求法庭传我出庭听审，并得到了同意。

我们还收到消息说，约翰·康纳利据说因接受了牛奶生产商组织的非法捐款，将受到大陪审团的调查。在平常的情况下，司法部决不会仅仅根据一个十分不可靠的人提供的情况便对一位前财政部部长、三任州长和海军部部长采取行动，而现在这位情况提供者居然能使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同意在另一个与此无关的问题上撤销对他自己的严重控告。但是现在不是平时。每当我见到康纳利的时候，他总是丢开自己的烦恼。他说，他是无罪的，永远也不可能证明他有罪。最后证明他说的对：1975年终于宣告他无罪。但在当时，这可是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打击。我对齐格勒说：“我们在这漫长的、折磨人的一年里难道就得不到一次，哪怕就一次，可以喘口气的机会吗?”

4月13日哈里斯民意测验第一次报道了一个勉强的多数，43%对41%赞成对我进行弹劾。

黑格、巴兹哈特、圣克莱尔和我决定，在当前的政治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索取更多录音带的要求尽量让步。我们决定把与录音带一字不差的打字文本交给司法委员会，只删去与水门事件无关的材料。这就是后来成为《蓝皮书》的一本长达1300页的文件汇编，正式名称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交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总统谈话记录》。我们这样做是希望通过它的巨大篇幅，使公众真正认识到他们对我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很快就可以清楚看出，那些谈话里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很多材料并不完全与“水门事件”无关，这个词的含义在不断扩大——但与我对掩饰水门事件的了解和行动倒是无关的，而这却正是委员会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巴兹哈特建议用“与总统行动无关的材料已删”的措辞，哪里有删节，就在《蓝皮书》的文本上打上这一句。为了证实我们在这问题上的说法，我们提出邀请罗迪诺和委员会里资深的共和党委员、密歇根州的爱德华·哈钦森到白宫来，由他们选听任何未经删节的原始录音带。

在我们还没有印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的42盘录音带的《蓝皮书》时，我们又收到一封信，还要另索取142件有关水门事件、休斯顿计划、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窃听电话以及法官伯恩斯到圣克利门蒂访问的录音带和文件。此后不久，彼得·罗迪诺警告我们，委员会可能不久还会要求索取更多有关我的所得税、圣克利门蒂产业、竞选的卑鄙伎俩和其他问题的录音带和文件。

就在4月20日午夜前不久，我在记事本上写道：

决战日

1.再交出录音带将毁灭我的职位。

2.如不把口封死，只会招来更多的无理要求。

3.宁为捍卫总统职位进行战斗而输掉，也不愿屈服；决不为了赢得个人的胜利而给总统职位带来长期灾难。

在4月29日晚上9时，我作了一次电视演说，宣布我将交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要求的录音带文本，以便委员会可以做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同时也因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事实真相和可以证明那些事实的证据。我说，我希望通过这次违反保密原则的做法，我能够在将来恢复这个原则。

我说，我交出的文本包括了票传索取的全部谈话的有关部分，“既有激烈的也有平静的部分，战略会议，选择办法的探索，对人和政治方面要付出的代价的权衡……这些材料以及那些已经交出的材料将会说明一切”。

然后我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些文本将为报刊提供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的材料。有的部分可能与其他部分有矛盾，有的部分将与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相冲突。

我一直不愿意交出这些录音带，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会使我和跟我谈过话的人感到难堪——他们会的，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大家感兴趣甚至嘲笑的对象——他们会的，也不完全因为录音带的某些部分可能会被政治界和新闻界的对手抓住不放——他们也会的。

我一直不愿意交出是因为在这个办公室进行这些谈话和其他的谈话时，人们随便地谈出他们的想法，他们从未想过其中的某些句子，哪怕只是句子中的某一部分，有一天会被挑出来成为全国注意和争论的题目……

我深信美国人民会按文本的实际情况去理解它——这是现在看起来已很遥远的一年多以前的片断记录，是一个总统和某个个人突然面临并且必须处理一个问题时的情况记录，而这问题如果属实，不仅对他个人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会对他的希望、他的计划、他为那些选举他为领袖的人民规定的目标，产生最深远的影响。

在把这些记录——不分好坏——全部交给你们的时候，我完全相信美国人民的基本公正态度，你们会做出判断。

我内心知道，在这些文本透露出来的那一段漫长痛苦和艰难的过程中，我是在努力寻找正确的方向并努力按照正确的去做的。

很难说，当你看到早已忘却的谈话突然变成冗长的记录文本时是什么滋味。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写下来的文字看作是有计划的交流意见的一种形式，但当你把平常的谈话用白纸黑字写下来时，它就会变得非常僵硬，尽管字句上同我们说过的话完全一样，却很可能会完全抓不住或者反映不了当时的会议或谈话的精神实质。一种观感看起来可以像是一项有意图的打算，一句脱口而出的评论看起来可以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预先想好的论点，一个闪过的念头可以让读者以为是某种行动的指示。看到白纸上的没有生命的黑字，你会感到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讨论中一个人刚刚拼命鼓吹某个论点，怎么一会儿又完全改变了看法。不知内情的人只读了关于水门事件的谈话记录，他们不可能了解这些记录背后的苦恼和一系列的忧虑。人们将更多地批评记录文本上讨论的口气，而不是问题的实质。

去年一年里，水门事件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它使美国人民在政治觉悟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他们知道了政府授权进行的窃听电话和闯入事件、白宫的录音系统以及如何在政治上利用国内收入署等。因为一定有许多人事前就怀疑过有这类事情的存在，现在由我把证实确有这类事情的具体情况揭露出来，那我当然也就不得不首当其冲了。

《蓝皮书》的文本也是这样。美国有种神话，认为总统总归是总统，他们永远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着高妙的箴言般的词句，这种神话可能会永远流传下去，因为这反映了美国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白宫里面的政治和权力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种玩命的斗争，我所认识的曾在那里参与过这种斗争的人都反映出一种在必要时不怕玩命，因而最后出人头地的能力。毫无疑问，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当然也有高尚的谈话，高尚而且无私。但是那里也有挫折、担心、忧虑、骂街，而且，在遇到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有关政治存亡的问题时，还有赤裸裸的实用主义。

由于有了《蓝皮书》文本以及其他许多有关水门事件情况的揭露，我现在可以告诉美国人民许多他们不想知道的事情。

对《蓝皮书》的反应来得那样慢，这是出人意料的。5月3日，《蓝皮书》文本发表后四天，我参加菲尼克斯的一个群众大会。有1.5万多人聚集在会场里面。在约有150个示威者开始嚷嚷“马上辞职”的时候，别人的喊叫声制止了他们。后来在巴里·戈德华特山顶住宅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和约翰·罗兹分别走到我身边说，他们对我受到欢迎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向我保证我可以继续依靠他们的支持。

但是，等我从这次横越全国的旅行回到戴维营的时候，一阵对《蓝皮书》消极反应的巨浪已开始形成了。休·斯科特斥责《蓝皮书》的内容全是一种“可悲的、拙劣的、恶心的和道德败坏的表演”。《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它在记录文本里看不出有建议进行弹劾的充分根据，“但是，别忘了我们总得有一种精神领导……一个‘第一流的讲台’。而尼克松先生把这一切都断然葬送了”。《芝加哥论坛报》要求我辞职，而同我友好的其他一些报纸，包括奥马哈的《世界先驱报》《堪萨斯城时报》《克利夫兰实话报》以及《夏洛特观察家报》也随声附和，或甚至赞成进行弹劾。支持他们的还有《洛杉矶时报》《迈阿密先驱报》以及《普罗维登斯日报》。杰里·福特认为他也有必要对记录文本有所评论，所以他说“文本并没有使任何人看起来像圣徒”，他还说他对文本感到失望。

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开始谈论要我辞职的问题。约翰·罗兹的思想显然跟几天前不同了，他说如果我做出辞职的决定，他将同意，他说，我在众议院获胜的机会已大大减少，当时他认为赞成和反对弹劾的比例是51：49。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约翰·安德森建议我考虑辞职。在参议院，肯塔基州的马洛·库克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施韦克要求我立即辞职，北达科他州的密尔顿·杨说我应该依据宪法第25项修正案靠边站，直到证明我无罪。巴里·戈德华特说，他敢说如果众议院对我进行弹劾，我肯定会辞职。他的话受到人们的注意。

我下决心不要慌乱。我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我也理解他们不得不发表这些意见的处境。但是我不愿临阵脱逃。

滚滚而来的批评浪潮使黑格大吃一惊。他说《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以及斯科特和罗兹的讲话加在一起，使他联想到他们是有计划地要强迫我离职。他还对杰里·福特与记者举行“非正式”谈话的一则新闻报道表示不安，据报道福特曾表示很担心，由于我的权力处于“瘫痪”状态，苏联可能趁机利用这个局势捞点好处。据报道，福特还说我的影响已日渐下降，这从特迪·肯尼迪终于能使国会同意削减对南越的援助这一点上便可看出，还说他同基辛格谈过这些忧虑，但没有和我谈过。这则报道发表以后，福特自己又发表了一项“澄清事实”的声明，但是已造成了有害的后果。

不久，关于我要辞职的谣言开始愈演愈烈。有的消息说，福特要求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保持“红色警戒”状态。另一个消息说，我将在48小时以内下台，基辛格大概要从中东飞回美国来商讨我的辞职信。甚至还有的谣言说我曾中风。

为了努力制止这些谣言，黑格对记者说，只有在我认为对国家有利的时候，我才会考虑辞职。齐格勒发表一篇我亲自批准的声明：

华盛顿市谣言四起。到今天，传到我耳朵里的全部谣言都是假的，谣言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说尼克松总统准备辞职。他的态度是，下定了决心，决不被谣言、猜测、过头的指责和伪君子们赶下台。他准备战斗，他决心战斗下去，他感到从个人和从宪法考虑，他都有义务这样做。

《蓝皮书》确实证明我事前并不知道闯入水门的行动，也证明迪安说他和我在几个月当中讨论过掩饰水门事件的问题是错误的。另外，他说的话从根本上消除了我在公开声明中留下的印象，我说过在迪安告诉我掩饰问题的消息时，我的反应像个检察官。但是不管哪一盘录音带或者全部录音带对我多么不利，录音带上没有任何东西够得上弹劾我的罪名。

不幸的是，水门事件的中心问题已经转移了，正如过去13个月里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我总是在每个人都已经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以后，才有机会去解决原来那个问题。《蓝皮书》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因为它确实证明迪安并没有在每一件事上都说了实话，它表明在他讲了实话的问题上，我所做的事和我该做而未做的事，虽然令人遗憾而且也可能无法辩护，却是不能作为弹劾的根据的。

可是，公众舆论并不是法庭，不会对这些证据进行审讯。这是党派斗争。《蓝皮书》的影响是迫使共和党人和我一起进一步走到一个政治角落里去了。录音带文本向负责任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个必须加以区分的问题：什么是按宪法可以弹劾的，什么是政治上不能加以支持的。

《蓝皮书》本身的命运到7月上旬就算完结了，因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提出我们有意从某些录音带上删去对我们最有害的部分以后，将发表他们自己整理的记录汇编。

实际上，委员会的本子和我们本子上的不同都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有不同只是因为委员会使用电子仪器增加了录音带的音响，因而能听出许多我们说“听不清楚”的话。某些补充进来的字句，是对我们的案子有利而不是有害的。

但是有一处可以说是压倒其他一切的严重差异。这是3月22日录音带里我与约翰·米切尔进行最后一次讨论的那一段，我在那时曾对米切尔说，我可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只关心本人的“清白”，我是关心我手下的人的。我对米切尔说，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到欧文委员会去“硬顶，让他们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把这件事掩盖起来，或者随便怎么做都行”。然后我又说：“另一方面，我宁愿……你们用其他的方法。”而我们的文本上没有这一段。

司法委员会揭露出这个差别以后，《华盛顿邮报》就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记录文本把尼克松和掩饰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新闻。以为我们明知司法委员会已经拿去录音带，却还有意把其中有害的一段删去，那是非常荒唐的。但是那时我们却为此吃了很大的苦头，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在几个月以后，这件事已无关紧要的时候，弗雷德·巴兹哈特才琢磨出了答案。按照巴兹哈特的看法，显然委员会从原来的录音带复制时使用的音量较高，因而3月22日的录音带最后一部分在委员会的那盘复制品上能够听得见，而在我们那盘上却听不见，特别检察官用同样的音量录制的那一盘显然也听不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无辜的差异竟弄得我们显得是既阴险又愚蠢。

5月5日，在《蓝皮书》所引起的喧哗声中，艾尔·黑格在白宫的地图室与里昂·贾瓦斯基会晤。贾瓦斯基对黑格说，水门事件大陪审团已经把我称作未被起诉的同谋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贾瓦斯基当年早些时候就太不老实，他原曾对黑格说过白宫里的人没有谁被点名的。

我们知道贾瓦斯基拿不准在我当总统期间按宪法能否对我起诉。但是他知道把我称为未被起诉的同谋犯，他就等于在手里拿着一张可以顶替任何牌的牌，以后在他需要索取更多的录音带并且保证他能在水门事件的审讯中利用这些录音带的时候，他便可以在法庭上出示这张牌。后来不是别人，恰恰是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斥责了贾瓦斯基采取的行动，把他所用的手段称作“不过是一种反手捅刀法”。在不能审判我的大陪审团对我提出控告后，他就能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前使我处于不利的地位。

贾瓦斯基提出了一桩交易，他对黑格说，如果我们肯把他用传票索取的64盘录音带交出18盘，同时应允被告在审讯时有可能索取更多的录音带，那么他对其余的录音带将不予追究，而且也不在此时透露大陪审团已点名我为未被起诉的同谋犯。如果我不同意他所谓的“妥协”方案，为了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他将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布大陪审团的行动。

尽管那么长时间以来，从那么多方面受到了那么多卑劣的打击，我仍然对贾瓦斯基竟会采取这种我认为不外乎是讹诈的手段感到十分惊讶。但是，一想到可以实际结束这场由录音带引起的法庭上的战斗，这个念头又像海妖的歌声一般有诱惑力[19]。黑格也有同感，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就像我们已能看见街道尽头的带刺铁丝网了。我们只要动员一切力量穿过去就行了。”但是，圣克莱尔反对所谓的“妥协”；他认为现在投降，我们以后就不能再坚持不拿出更多的录音带了。

黑格劝我至少要听听这18盘录音带，不要立即拒绝这个建议。我在1974年5月5日晚上从戴维营回来，8点过后不久就到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去开始这个工作。

我那天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还用几个小时又听了一些录音带。到中午我才停下来，见了一些预定要见的人，还和斯考克罗夫特谈了谈中东局势。中午，我听了1972年6月23日我和霍尔德曼谈话的录音带——这盘录音带三个月以后在公众面前出现时就成了“冒烟的枪”[20]了。我听到霍尔德曼对我说，迪安和米切尔曾提出一个计划，可以用来对付调查工作涉及我们不愿被涉及的范围的问题。那计划就是把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找来，让他们制止联邦调查局的行动。

我再往下听，听到我自己问米切尔是否“对这件事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霍尔德曼回答道：“我想是的。我想他未必知道详细情况，但是我认为他是知道的。”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就是他，在闯入水门以后一个星期，告诉我他认为米切尔是知道的。

在我所有的公开声明里，我都表明把中央情报局拉进来的唯一动机是为了国家安全。但是现在毫无疑问，我们那天早晨是从政治上的含义来谈这个问题的。我回想1973年5月我与霍尔德曼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他坚持说我们唯一的动机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可能暴露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我知道他当时完全是这样认为的，我也一样。我也知道现在谁也不会这么相信了。为了自慰，我想在这些录音带上一定还会有别的一些不明显的地方，一些可以说明我们后来确实是为国家安全着想的东西。现在全市充满了新的报道——和挑衅性的新问题——说中央情报局在闯入事件发生之前显然就知道其事，并说到它在进行掩饰期间的种种活动。当然，我们不至于如此错误，竟在完全莫须有的情况下拿国家安全问题来作为借口。我想别的录音带上也许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下午，我和斯考克罗夫特谈话，他送来基辛格的一份报告。我给梅厄夫人的信显然起了作用，以色列提出了一份和平建议，基辛格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温和派政府真有可能接受。

我在这天报告的下端写了：“尼克松给基辛格的个人电报：不论其结果怎样，你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干着出色的工作。让我们期望和争取最好的结果吧。”

1972年6月23日录音带的内容，并不是我决定反对同贾瓦斯基“妥协”的主要理由。我错误估计形势的又一个例子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录音带后来会成为“冒烟的枪”。我知道它对我们有害——很多其他东西对我们也有害，但我们都熬过来了。何况法庭裁决可能会对我们有利；另外，我当时没有觉得应让别的人也来听一听，并必须对他们听到的东西负责。

现在我才明白，我本来应当要求巴兹哈特听听我与霍尔德曼在6月间的三次谈话，让他把他个人的看法告诉我，然后再把录音带交出去——尽管这些谈话在某些方面同霍尔德曼和我回忆会谈目的的公开声明是不一致的。而且这样做可能有很大害处，但总比等最高法院强制我这样做以后才被迫公开这些录音带的害处要小得多。

到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接受了圣克莱尔和巴兹哈特的看法，认为提交更多的录音带应当有个限度。我的本能仍然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再把录音带交出去了。

星期三，我通知他们两人，我已决定不再交出更多的录音带。“也许这就是最后大决战，”我对齐格勒说，“但是我宁愿为原则进行战斗而离职。”那天下午圣克莱尔打电话给贾瓦斯基，告诉他我的决定。5月22日，我写信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告诉他们对于这种不断升级索取录音带的要求，我将不再予以满足了。现在我们已画出了一条线。4月26日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如果我能够当满我的总统任期，我还可以在白宫待1000天。5月22日是另外一个里程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我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封信之后，我将开始水门事件路途上最后一段行程了。

1973年1月，华盛顿的观察家曾预言，众议院如对弹劾问题进行表决，我可以指望得到74票到125票的多数。到1974年3月，因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控告以及对我经济情况的攻击，这个数字大大下降了。《蓝皮书》发表以后，蒂蒙斯报道至少有25个众议院议员不再支持我了。5月中旬，杰里·福特说委员会投票表决弹劾问题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这种气氛酝酿出更多的谣言。现在很少有人关心是谁下令闯入水门的问题，有新的情报说，民主党人自己事前就知道休斯组织的人可能与此事有关。还传说有些人组成了奇怪的联盟。5月中旬，我接到康纳利的一个电话。他在得克萨斯早就认识贾瓦斯基。他说，他打电话给我是转告贾瓦斯基对他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总统在白宫没有朋友。”

但是到那时，趋势似乎有了点变化，到6月，情况看来好像真的开始好转了。不管可能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司法委员会明目张胆地使用不公正的策略已开始产生反作用了。

在委员会开始调查证据的时候，罗迪诺宣布会议记录将按保密条例处置。宣布以后，委员会自己投票决定会议秘密进行，然后却立即把它掌握的一切材料全都泄露出去。每盘录音带都被委员会中门户之见极深的党员说成是“极为不利的”，我的经济情况也被说成是“更富有爆炸性”。圣克莱尔要求委员会举行公开会议，不要再搞这一套死抱成见的把戏了。他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委员会所作所为的一个最清楚的例子，是它把我在1973年3月21日晚口授的日记的事透露出去了，那一天迪安曾说“癌”已在接近总统职位的部位生长了。委员会泄露消息的人告诉美联社说，我口授的是：“今天是3月21日。今天不是十分多事的一天。”他们走漏这个消息表示我对迪安告诉我的情况感到腻味——那必然是因为我已经参与了掩饰活动——这消息也就很快通过电视台和通讯社传了出去。实际上，我口授的内容是：“除了与迪安的谈话外，今天这一天是个相对来说不那么多事的一天。”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工作人员故意走漏消息、故作多种姿态以及他们疯狂追求宣传效果的做法完全摧毁了他们关于“力求公正”的一切说法。同时，一开始对《蓝皮书》文本的内容和文字那种极端感情用事的初步反应现在也接近尾声了。6月5日，蒂蒙斯报告说，委员会中摇摆的共和党人之一、伊利诺伊州的汤姆·雷尔斯贝克说，要使进行弹劾的议案获得通过，现在的证据是根本不够的。另一个共和党人、伊利诺伊州的罗伯特·麦克洛里乐观地说，委员会现在分成相等的两部分了：11票赞成弹劾，11票反对，16票骑墙。约翰·罗兹给我打电话说，他发现上星期以来众议院和司法委员会的态度都逐渐变得更积极起来。圣克莱尔说，每当事情要变糟的时候，他总会有一种预感，因为“法庭中”会有一种他所谓的“判人有罪的气味”。他说：“可那个委员会里就没有那种判人有罪的气味。”

还有报告说，全国出现了新的援助我的基层组织。黑格最后也开始把手下的工作人员组织成特别工作组来对付弹劾问题。

1974年6月7日，我恢复了每天晚上详细地口授日记的习惯。我开始第一天的日记，总结一下夏初以来的形势。

日记

我不打算重述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的各个事件，只想把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加以概述，并说说我对已经发生的一些有关问题的看法。

在过去的两三周内，我几乎每天都与蒂蒙斯保持联系。他相信在南方议员和共和党人当中，我们的力量获得了缓慢但是稳步的进展。

很有趣，今天特迪·怀特和罗斯谈话，接着又和齐格勒谈话。他说两个星期以前，他想众议院一定会投票通过进行弹劾，而我们在参议院却可能以五票或六票的多数获胜。现在他相信我们已——用他的话来说——拉平了，所以如果今天众议院投票的话，一定不会通过弹劾案的。

约翰·康纳利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举例说，康纳利相信那些投票赞成弹劾的人将会发现在下次竞选中被击败。当然，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想着形势要变了，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又使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

我认为当前众议院议员不赞成弹劾的动机可能是，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对我进行弹劾，他们就要冒对弹劾以后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方面出了问题承担责任的风险。他们也可能从民主党的立场出发，担心如果他们对我进行弹劾，他们就会使福特担任总统，那他就有一个统一的党和一个政府来支持他以反对任何其他下届竞选总统的人。民主党的支持者一定是不乐意看到这一点的。

还有一点有利的情况是，虽然我们始终不知道贾瓦斯基可能做什么，但是我认为录音带上18分半钟的空白问题正在得到相当满意的解决。

贝比说，他正在仔细地把送到他的饭店、游艇俱乐部等地的大约100张传票再研究一遍。这个可怜的人吃到的苦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能够这样顽强地坚持过来，实在令人惊讶。

我在为〔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亲王〕举行午宴以后，见到了唐和埃迪。我的这两个弟弟在痛苦的处境中表现得无比坚强。唐差不多要付4万美元的诉讼费，埃迪应付的法律费用也达2万美元。

艾尔·黑格对我说，参议院水门委员会有一份对汉弗莱的，还有一份对米尔斯的毁灭性的报告。共和党人得到了这份报告，可是当然没有一个共和党人会走漏风声。问题是，共和党人和一般的保守派一样认真负责，一切按规则办事，一丝不苟，而自由派却完全不管那一套。

整个形势可笑之处是：我们被人控告在选举期间干了肮脏的勾当等，然而与以往各届政府相比，我们干出的成绩则几乎不值一提。由于舆论界存在这种双重标准，发生任何一件不利于保守党人，特别是不利于总统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扬——如有什么不利于某一民主党人的事情，他们嚷嚷个把天就草草收兵了。

我认为最使我们在舆论界、国会和党派圈子里的敌手感到烦恼的是，我坚持不肯退让。回顾过去的一年，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坚持过来的。我有过相当灰心的时候，只不过我一般都能遮掩过去，不让人们看出来罢了。

回顾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我想是在1973年5月里，我们在佛罗里达州游泳池里游泳，戴维坐在躺椅上，他说他一直在想这些事情，而他认为我唯一需要做的，按他的说法就是“坚持下去”。当然，那差不多也正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坚持下去。

回顾这一年，把一件件大事仔细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错误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4月30日的演讲。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决定当时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我不能绝对肯定在目前情况下是否也是对的。

可是从那时以后，当然第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任命理查森当司法部部长。理查森在考克斯撤职期间暴露出来的弱点，本来早就应该发现的。

接着，当然是爆炸性的录音带事件。这件事不幸发生在我住医院的时候，我还记得黑格进病房来告诉我这件事，我们还讨论了一阵。后来阿格纽说：“也许你应该把那些录音带毁掉。”坦率地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把它们毁掉的，因为那时并没有发出传票要调走它。但是，我想主要是加门特，他认为这样做就是销毁证据或诸如此类的事。如果我们当机立断作了处理，那么，那18分半钟的空白和所谓两盘失踪的录音带，当然还有那录音带本身和最高法院案件带来的一切不幸和困难，就全可以避免了。可是我们没有那样做，弄得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阿格纽的辞职是必要的，尽管那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当时有人认为他一靠边站就会减轻力图搞掉总统的压力，可是实际上却为施加压力要总统辞职大开方便之门。有一点我们必须看清：在这种斗争中任何迁就对手的做法都不会使对手满足——它只会使对手提出更多的要求。

当然，把考克斯撤职大概是做对了，尽管招来了不幸和痛苦，因为按照巴兹哈特和其他人的看法，考克斯那时准备控告总统。当然如发生这种事，就可能在众议院对我们产生致命的影响，尽管那时我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许比现在多少要高一些。

我感到最使我恼火的事莫过于对我个人财政问题的处理方式。我们是完全有理的，可是我们根本无法获得恰当的申诉机会。

1974年5月20日，地方法院听取了贾瓦斯基对64盘新录音带的起诉，做出了有利于他的判决。我决定对这个判决提出上诉，贾瓦斯基立即企图越过上诉法院，要求最高法院直接审理这个案件。5月31日最高法院同意了贾瓦斯基这个不寻常的请求。这就是说，这个案子可以在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做出最后的判决。

到5月底，基辛格已花了32天的时间往返于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作了长时间的但常常是使人灰心的努力，企图使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脱离接触比较容易，因为萨达特采取的态度是，如果主要争端能得到解决，那么次要的问题可以在正在进行的日内瓦会议上去解决。可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仇恨太深，他们不能这样来考虑问题。

基辛格在这些会议上干得极其出色，他像外科医生那样诊断双方不和的症结所在，坚持不懈地寻求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以求有可能达成协议。

可是5月16日斯考克罗夫特给黑格拿来一封基辛格拍来的电报，说他即将回来；他已做出了超人的努力，可是还不够。我发去一份坚决鼓励他的电报，指示他再作一次尝试。我知道他已经精疲力竭，可是他已非常接近于找到解决办法了，不能功亏一篑。

5月22日，我写信给梅厄夫人：“恳请你和你的内阁做出最大的努力寻求一个妥协方案，以便双方军队能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并使我们能进一步避免冲突和流血。”

5月29日，大力追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都接受了条件，5月31日签订了脱离接触的协定。

美国的下一步努力应该是巩固新取得的信任并扩大新的对话。趁热打铁，迅速行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为在中东召开一系列重要的最高级会议积极制订计划。我决定亲自到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进行访问，以巩固我们已取得的成果，并为今后进一步的进展打下基础。

正当基辛格促成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的时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把注意力转到窃听电话和“管道工”问题上去。基辛格曾经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就这两个问题作过证，但现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弄到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并以其特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它们。这个委员会有计划地连续把情况泄露出去，暗示基辛格的几次说法有不一致之处。外交委员会的几个委员重申他们相信基辛格的诚实，但是新闻界却不肯罢休，早在他进行神奇般穿梭活动以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有人提出一些令人难堪和责难性的问题。基辛格被问到关于他向外交委员会作伪证的报道，并问到他是否已聘请一名律师，准备为伪证罪问题打官司。基辛格强忍住怒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担任的职位不是搞阴谋的。”

对他的人品和诚实所进行的这种突然袭击，加上一个月来紧张地往返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活动所带来的劳累，使基辛格十分烦乱。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尚能保持泰然自若，可是后来却非常沮丧和失望了。按照对形势的分析，他是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取得积极成果的主要象征；即使在他们正全力以赴要弹劾我的时候，他也仍能毫无愧色地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尽管有水门事件的拖累，在我领导下的美国照样还能赢得世界的尊敬，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分析：贪婪残暴的反对派势力不允许这种形势继续下去。

中东之行

1974年6月10日，我动身去中东前不久，口授了两条关于国内形势发展情况的笔记。

日记

在这一周结束和旅行开始之际，好像感到总的趋势将有所改变，虽然以前我们也有过这种感觉，而且后来完全失望了。

我在戴维营顺着一条非常泥泞的天然小径散步的时候曾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从现在到大约8月1日最高法院作裁决的时候为止，我的态度只能是基本上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最后的一天，不必经常考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也曾努力这样做，可是有时很难办到，因为我们好像总在打仗或者总在努力应付某种新的发展情况。

但是，总地说来，回顾过去的十五六个月，我感到最大的不幸是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似乎白白丧失掉了。我们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可是我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在感情上它当然使我非常痛苦。我们肯定是犯了错误。可是这一年也许会教育我们大家都应更多一点同情心和谅解，虽然我应该说，这一年也让我们完全看清了我们参与了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其中的关系是多么重大以及反对派是何等厉害与狂热。我们只有坚持到底。

6月5日，我同部分美国犹太人领袖开了一次会。我认为他们的看法目光短浅，这使我深感不安。

日记

我指出只给以色列输送武器的政策在五年前也许是有意义的，但今天就没有意义了。我还指出，他们必须想到每打一场新战争，花费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邻国的人将学会打仗，而且他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其次，展望将来，一定得有人去对付苏联人，就像我们在1973年实行戒备时那样。

我说得很清楚，在我们和以色列人的谈话中，不能再答应给他们一张空白支票了，虽然我对他们的军事需要十分同情，而且当然也对他们的勇敢精神十分敬佩等。

事实上，以色列在受到1亿阿拉伯人包围的情况下，究竟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我看确实是个问题。他们长期生存的唯一希望是趁现在还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时候，趁现在我们在使阿拉伯人脱离苏联，走上比较负责的道路方面正取得一些明显的成功的时候，就达成某种协议。

6月9日，我们举行了一次热闹的家庭宴会。后来，女儿们和她们的丈夫下楼看电影，帕特上楼去继续收拾行李，我就到林肯休息室口述一则日记，讲述我预料在明天早上我们将开始进行的历史性旅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机会。

日记

我不知道是否把这点讲清楚了，不能说这次旅行结束后，或者说在这次旅行结束后余下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就能达到我们争取持久和平的目标了。其后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还需要坚强的总统随时加以注意。但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必须做的是尽我的力量所及，为未来的总统留下一个能赖以发展的结构——一个建立在军事实力、高超的外交活动、才智，当然还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上的结构，这种精神便将领导我们走向进步，尽管为了在那个地区完成我们争取持久和平的目标，我们还将经历一些险风恶浪。

过了6月9日这一天，我就要开始这次旅行，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旅行对中东的前途，以及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来说，都具有深刻的重要意义。

我充分认识到，不管因水门事件引起的对我的攻击如何无情，这次旅行的成败对我能否继续在国外和国内行使总统领导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日记

正如我曾对齐格勒说过，所有这一切最使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新闻界——或者至少是新闻界大多数人——一心只注意到水门事件中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根本不去管我在中东的一言一行将产生的重大后果。

就整个所谓水门事件来说，这大概是个转折点，但就总统职位本身而言，也是个转折点。在今后的十天里，我将全力以赴，尽力恢复对总统职位和我本人的尊重。

在我们飞往第一个中途停留地、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的时候，黑格对我说，基辛格因为那天早晨的《纽约时报》的社论指责他在参议院为1969年窃听电话一事作证时说了假话，心情十分烦乱。他说，基辛格谈到要在萨尔茨堡举行记者招待会来回应这种指责。

“艾尔，《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算不上是控告，”我说，“它只不过就是一篇《纽约时报》社论罢了，那东西狗屁也不是。如果他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倒反而中了他们的计，让他们在为这次访问写头一篇报道时就把水门事件给扯上了。”我说如果基辛格认为他不得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话，他至少不应采取守势，而应强调窃听电话是合法和必需的，以积极姿态对待这个问题。

可是基辛格没有心思听取这个忠告。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上来就作了一篇情绪激动的冗长的声明。在他说完他对窃听电话作证的详情以后，他插进了一句愤怒的个人的话。他说：“一般都认为，或者说，有人说我主要关心的是权力的均衡。但是我倒愿意这样认为，将来在编写历史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记得，也许已有某些人的生命得救了，或者有些母亲可以更安心地睡觉了，这一点我让历史去作结论。但我不能留待历史去作结论的是对我的公务信誉的讨论。”

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在后来记者提问时发生的。他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我认为在对国务卿的人格和可靠性存在争议的这种情况下，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执行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一点若不澄清，我将辞职。”

我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表示我很理解基辛格听到一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急于为自己辩解的心情，并补充说所有美国人都应和我一样，认识到他的人品是无须加以辩护的。

日记

总的说来，对基辛格的这次攻击最使我不安的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以及所有我们的反对派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在我们出国期间，利用这个莫须有的问题和他纠缠。当然，他的错误是以辞职相威胁以求加强他为自己辩护的地位，但这，别的不说，只是一个空炮。

对基辛格的辞职威胁的第一个反应是齐声支持。然而几天以后，甚至他的几个支持者也把他在萨尔茨堡的表演叫作发孩子脾气，而一小撮批评家却宣称那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意在转移对他的控告的注意。但到最后他以辞职相威胁的做法终于产生了所希望的结果，使他的批评者处于守势。后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新考虑了他的证词，宣布他们仍很信任他。这才总算似乎使这件事结束了。

我们在萨尔茨堡过夜，以适应时差。

日记

今天早晨我感觉很好，只是左腿出现了我在夏威夷时感觉到的、后来被诊断为血栓的同样的症候。我请卢卡什过来给看看，因为以前是他给我看过的。

这条腿比右腿粗得多，使我走起路来真是一瘸一拐的。当然，无论如何我不会让我们的旅行因此在这里中断。

我患静脉炎，有一根静脉发炎了。卢卡什检查我的腿以后告诉我，静脉炎的危险在于血液可能因而凝聚成血栓，脱开后会流进循环系统里去；如果血栓流到肺里，它可能引起致命的血栓塞。所幸的是，看来他认为我的腿发肿是炎症的后遗症，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嘱咐我每天至少四次用热手巾把腿包起来，而且要尽量少让它吃力。

后来我叫黑格进来，给他看我发肿的腿。我对他说，我希望知道这个情况的少数人绝对保密。

6月12日，我们于午后的烈日下在开罗着陆。萨达特和他的夫人在机场等候，他们两人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达特英俊魁伟，比我从照片看到的要高一些。在汽车里，他转过头来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今天是埃及的一个大喜日子。”

在我们驶往开罗的途中，我第一次体验到也许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曾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欢迎。沿途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路上，两旁人山人海，没有尽头。在开罗城里，街道和大广场也挤得水泄不通。根据保守的估计，欢迎的人群超过100万。

可是比那庞大的人群更使人难忘的是他们流露出来的诚挚感情。萨达特看来意识到了我在想些什么，因为为了让我听得见，他探过身来在我耳边大声地说：“这是真正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欢迎。他们全是自愿到这儿来的。你能把人叫出来，可是你不能叫他们笑。”我们穿过了几座搭起来横跨大街的大拱门，上面挂着萨达特和我的巨幅画像，横幅上写着：“致力于和平与进步的伟人。”上百万人高呼“尼克——松，尼克——松，尼克——松”的声音响彻云霄。

最后车队到达了我们下榻的宫殿，萨达特建议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推迟一两个小时举行。我以为他纯粹出于礼貌上的考虑，因为我们在烈日下站着挥手，劳累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后来我去拜访的时候，萨达特夫人才告诉我，萨达特每天都睡午觉的。近在1970年，他已曾两次受到轻度心脏病的侵袭，因而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后来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真担心如果他一旦退出舞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萨达特表现得极为精明老练。私下里他并不在美以关系问题上紧逼我，虽然在公开场合他强烈要求归还被占领的土地、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重新确定耶路撒冷的地位。谈到他和苏联人打交道的情况，他说十月战争以前他就要求他们给予军事援助，可是他们一直没有理会。他以惊人的坦率说道：“我们只好对他们断了念。”

我们在埃及的日子里，欢迎的人群一天比一天多。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城，火车全程三小时，萨达特和我站在游览列车上挥手致意，沿途站满了夹道欢迎的人群。那天很热，尘土飞扬，我的腿因为站的时间过长而肿得发痛。但是我意识到，萨达特觉得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我们俩在一起是很重要的，是肯定埃美新关系的一种方法。

列车上记者团中有一个记者问萨达特，在使中东保持和平方面，美国能做出什么主要贡献。萨达特问答的时候提到了我们在途中看到的一些手写的标语牌，他说：“就是这些使整个事情的势头能继续保持下去，我认为你们都看到了我的人民写了些什么。他们写的是，‘我们相信尼克松’……尼克松总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兑现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兑现了。所以如果这个势头继续保持下去，我想我们是能够获得和平的。”

关于这样众多的人群，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认为，说我们在埃及看到了650万至700万人，这样一个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无论怎么说，大致在那个范围之中。人们不免奇怪，他们上街来是不是仅仅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带了满满一口袋钱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了。当然这里面有那种因素。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萨达特曾对我说过，他们对美国人的确是有极大的好感。当然，部分原因是他们讨厌苏联人。”

埃及是通往阿拉伯世界的钥匙。多亏萨达特和埃及人民，这次访问有了极好的开端。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埃及执行一条稳健的路线，鼓励和加强萨达特作为他的国家领袖的地位以及他在今后任何中东谈判中作为一种建设性的重要力量的地位。在这次访问结束的时候，我们发表了一项关于埃美关系和埃美合作原则的声明，为两国共同争取中东和平与制定经济合作新规划打下了基础。我们还同意谈判一项协定，向埃及出售供发电用的非军用核反应堆和核燃料。

当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着陆的时候，气温超过了〔华氏〕100度（摄氏37.8度）。尽管如此，费萨尔国王仍在机场上等候欢迎我们。他看起来要比他自己所称的67岁老得多——根据我们的情报，他有72岁了。

费萨尔认为他四周布满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共产党的阴谋。他甚至提出看来要算最高一级的阴谋论的说法：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幕后支持者。尽管他有这种成见，然而由于他的智慧和多年执政的经验，费萨尔是整个这个地区最英明的领导人之一。

沙特阿拉伯并没有直接参与中东和平谈判，但是费萨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以及他向叙利亚和埃及提供的大量财政援助，使他在保持争取和平的势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次我还可以和他讨论由于最近阿拉伯石油禁运使价格暴涨在全世界产生的严重影响，并对他采取的降低石油价格的行动加以鼓励。

费萨尔在告别仪式上的讲话，使我和簇拥着我们的记者们同样感到惊讶。他说：“总统先生，任何在美利坚合众国国内或在美利坚合众国国外反对你，或者反对我们这些你在这个地区的朋友的人，他们心中显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引起世界分裂、使世界错误地向两极分化、给世界带来灾祸，而绝不是为了促进世界的安宁与和平。因此，我们恳求全能的上帝帮助我们和你们，以便我们能携手前进，并肩追求我们双方共同的崇高目标，那就是世界的和平、正义和繁荣。”

对整个这次中东之行来说，我对叙利亚的访问的确需要使用最微妙的外交手腕。叙利亚曾经是阿拉伯国家中最亲苏、反以和反美的国家之一。

我的访问给阿萨德提出的问题，可以完全归纳在他对我讲的关于他8岁的儿子的故事里。这个男孩从电视里看到了我们到达机场的盛大仪式，晚上阿萨德回家，他走到他父亲跟前问他：“你几年来一直跟我们说，尼克松是个坏人，他完全控制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我们的敌人，这个尼克松不就是他吗?你怎么能去欢迎他，还和他握手呢?”阿萨德对我笑着说：“那就是我的全体人民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来发展关系时必须以非常慎重的步子前进的原因。总之，多年来我国人民一直受到要他们憎恨美国人的教育。近年来，他们更特别受到要憎恨尼克松的教育，因为他代表了总是支持以色列人的资本家。他就是在1973年拯救了以色列的那个尼克松!”

双方部队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的协议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而我的访问是促进、支持和培育基辛格所开创的叙美新关系的好机会。我肯定阿萨德在公开场合将继续宣扬强硬路线中的最强硬的路线，可是私下里他会按照他在一次会谈中告诉我的一句阿拉伯谚语行事：“一个瞎子要是能用一只眼看，可比完全看不见好得多。”阿萨德总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记

阿萨德的为人，完全超出了我根据同亨利的谈话所作的预料。如亨利所说，他确是一位强硬的谈判对手，可是他作风极为神秘，具有极大的耐力并富有魅力。他常常放声大笑。我看得出来，如果他能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他会成为一位极精悍的领导人。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中，他非常非常坚决地反对任何单独的和约。可是另一方面，他对我们所作的各种地区性的安排，看来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总地说来，他是一位有真实才干的人。如果他能不被人谋杀或者推翻，按他的年龄——44岁——他会成为这个地区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帕特注意到他的后脑勺很平，她说那大概是因为他婴孩时期睡觉没有转身的缘故。真奇怪，他使我想起他的额头长得和帕特·布坎南一样，同时我猜想他具有与布坎南一样的头脑、冲劲和专心致志的精神。毋庸置疑，他是具有某种天才的。

在叙利亚的首都、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荒废过的城市大马士革，美国国旗七年来首次在这里飘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大批友好的人群都出来欢迎我们，尽管叙利亚当局并没有宣扬我们的动向和旅程。我把这看作是这里的人民强烈希望与美国友好、与苏联人疏远和实现和平的表现。我在日记中写道：“这些人愿意和美国友好，这种思想已深入普通老百姓之中，原因是他们对苏联人已领教了。当然，如果我们不能在已开始的和平倡议上有所成就，那我们美国人很快也会被与苏联人同等对待了。”

阿萨德总统在为我举行的国宴上祝酒时说：“让我们在两国关系上翻开新的一页并开始一个新阶段吧。”对于一位叙利亚总统来说，这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声明。在我结束访问的时候，我们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我表示我们愿意恢复教育和文化交流，并为叙利亚发展经济提供合作。

当我在机场向阿萨德告别的时候，他亲吻了我的双颊，这是对一个访问者所能表示的最高敬意，这也是这位直到几个月以前还在阿拉伯世界带头煽动反美的人所做出的一个不寻常的重要姿态。

后来我回顾了我们与叙利亚关系的这次突破。

日记

总的来说，在建立某种持久的积极关系方面，叙利亚迄今仍是我们最难对付的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他们正急于想改弦更张。他们希望我们介入，也许是想利用我们来对付苏联人。这就是在归途中我为什么说我们必须在经济领域里探求一切可能的途径向叙利亚人提出一些建议的原因。

我在埃及和叙利亚受到的欢迎以及我同萨达特和阿萨德的谈话，证实了美国在完成这一新任务——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支和平力量——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如果我们出面带头，这两位讲究实际的爱国者会愿意寻求与以色列妥协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是他们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发展事业的先决条件。我看到了在原来依附于苏联的阿拉伯人中对苏联人是那样不满，对此我感到鼓舞；特别有趣的是，你会发现这种情况还不仅存在于领导层中。和我一起旅行的马诺洛，和他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极有意义的情况和深刻的见解。

日记

当我们问马诺洛他最喜欢哪个国家的时候，他对这次旅行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他说他最喜欢埃及，因为埃及人非常友好。他说，埃及人都说，他们很高兴看到美国人进来，苏联人出去。这使我想起我和萨达特的第一次谈话，他说美国人在6个月中获得埃及人民的支持已经比苏联人20年所获得的还多。

马诺洛说，埃及人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苏联人冷酷；他们单独住在一起，对埃及人很不友好。他在叙利亚也听到类似的说法，一个在厨房工作的人对他说，美国人总是笑眯眯的，苏联人可总是板着脸。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有利方面——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尽管我们有许多错误，但是除了少数美国人显得目中无人——特别在外交人员和生意人中有那么一些外——大多数美国人基本上都很喜欢别国的人民。换句话说，美国人愿意人家喜欢他们，因此他们极力设法赢得他国人民的好感。而既有自卑感又一心只想到共产主义的苏联人，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优良品质，只有在他们和看来同他们完全平等的人打交道时，才会表现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跟萨达特谈话，我对他说，我认为中国和苏联之间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在内心深处认为他们比苏联人更优越、更文明。萨达特笑了笑说：“你知道，这恰恰正是我们的感觉：我们埃及人比苏联人要文明得多。”

我们在以色列受到的欢迎，按一般标准来看虽然也很热烈，但却是一次最受拘束的旅行。部分原因是由于以色列的国内问题造成的。果尔达·梅厄不过两个月前才辞职，伊扎克·拉宾刚接任总理，领导着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由于我的中东政策在以色列的许多人士中间不受欢迎，可以理解，拉宾在接待我时只能做到适可而止，可是他也毫不掩饰地急于想知道他能从我们这里得到多少进一步的援助。

我同拉宾以及他的内阁高级官员会见的主要目的是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会改变全力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决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坚持要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推进和平谈判的进展，这一谈判由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开始，现在又由我的访问进一步确定下来了。除彻底讨论了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需要并探讨进一步走向和平所能采取的步骤以外，我们在访问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建议我们商订一项类似我们与萨达特总统签订的关于非军事核反应堆和核燃料供应的协定。

在以色列议会所在地议会大厦举行的国宴上，我说，我要行使总统可以打破先例的特权：虽然果尔达·梅厄已经不是总理，但我要在按传统习惯给国家元首祝酒以前，先特别为她祝酒。我说在所有各国的领袖中，我还从没有遇到有哪一位比果尔达·梅厄更勇敢、更聪明、更有毅力、更坚定和对自己国家有更大的献身精神。她坐在主宾席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可以看出她是多么激动和高兴。我接着说：“我认为，由于我曾和她一起工作，由于我已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可以有这荣幸，也有这特权请你们和我一道为前总理，为果尔达·梅厄总理，为果尔达干杯！”

即使在这种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梅厄夫人仍以她特有的口才作了简短的答词：“如尼克松总统所说，当总统的人几乎是什么事都能做的，但是尼克松总统却做了许多别人连想也没想到过的事。总统先生，作为你的朋友并作为以色列的一个公民对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我现在能说的话只是：谢谢你！”

在我正式祝酒的时候，我坦率地谈到了新总理和议会所面临的任务。

在他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容易走的，我认为特别从政治上来说是容易走的路，那就是维持现状，不采取行动，因为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有风险，因而要抗拒任何可能导致进行谈判的倡议，即使谈判也许能带来长期的、公正的持久和平。

可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有政治家气魄的人走的道路，不是一般搞政治的人走的道路。这条路不会对你们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影响国家安全的事是决不能做的。可是走这条路必须承认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战争不是解决以色列生存的办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不去为今天我们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到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的未来着想，尽一切可能探求可以避免战争的途径，那就是错误的。

我们在中东的最后一站是约旦。侯赛因国王的魅力和才智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我用了两个小时私下讨论了他在帮助解决冲突中的独特作用。他很久以来就一直是美国的一位忠诚可靠的朋友，有时甚至得冒相当大的危险。他保证在今后漫长的道路上将继续起着约束和节制的作用。

在为我们举行的国宴上，侯赛因在祝酒词中很客气地按他的理解总结了我这次出访的意义。他说：“总统先生，对你正在进行的这一值得纪念的‘和平之行’，我们也同样抱着你必然会抱有的一切希望和期待，我们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人对你这次旅行表示感谢。”他又说，“虽然你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和平的旅程似乎是永远没有完结的，但是你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到我国，对保持美国倡议的势头来说是再好不过了，而美国的倡议是在你的鼓舞人心的英明领导下开始提出的。”

那天晚上，我在结束我的祝酒词时说：“我不想对你们说这次旅行将在什么地方结束，我也不能对你们说这次旅行将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了。”

从中东回国当天，有一大群人在白宫的南草坪上等着欢迎帕特和我。杰里·福特带领着由内阁成员组成的正式代表团，他说：“总统先生，大约十天以前，我和其他许多人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那时我们为你祈祷，现在我想也许应该援引一句《圣经》上的教导：‘平息争端的人有福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甚至在我准备进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议的时候，我向国会领袖简单介绍了我们可能为中东和平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而且从国内对中东之行的反应这个实际角度出发，回顾了这次旅行。

日记

我们肯定已从这次旅行得到一些好处，虽然看起来在民意测验中不可能有什么突破。当然，从我们正经受的可怕的打击来看，这原是不足为怪的。当齐格勒对我说，在我们出国期间，每家电视网每天只用五六分钟播送我们的情况时，我就曾对他指出：“你应该拿这和水门事件对比一下，一年多以来听众每天都要听八分钟到十分钟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我们对中东之行的报道不能过分抱怨。报道是好的。想要对这次旅行进行批评是极为困难的。我认为这次旅行是有影响的，至于这种影响有多大和能持续多久，那只有等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继续工作以确保这次中东之行取得和平的成果——或者至少取得一定的进展。萨达特经常强调这样一个论点，他说埃及人和美国人成为敌人是不合情理的，而我们成为朋友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约旦都常听到这样的用语：合情合理和不合情理，正常和反常，等等。我认为，这是总统访问的最重要的好处，而且是一切谈判都不能得到的。阿拉伯人确实想和美国人做朋友，现在该是我们做他们的朋友并向他们证明和美国交朋友是值得的时候了。

和国会领袖在一起的时候，我走得比亨利更远一点，表明我们要使以色列强大到不怕谈判，但又不能使他们过于强大因而认为不需要谈判了。我还补充说，应使以色列强大到使它的邻国不致产生攻打它的念头，而他们自己又极愿谈判。

中东之行的一个成就是，它使我们能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待整个水门事件——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经受的一切可怕的打击，和我们过去和将来不仅为世界和平，而且间接地为各国人民的幸福所做的和即将做的一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我们应该永远把这一点放在首位，并把它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6月13日我还在埃及的时候，弗雷德·巴兹哈特犯过一次心脏病，在我确信他已经转危为安时，我立即估计了一下他的疾病对我们在诉讼方面的处境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是一个特别繁忙和重要的时期，因为我们要为录音带问题准备材料，并准备在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我们还必须为掩饰水门事件案调阅文件问题审讯前的听证会做准备，必须对受理埃尔斯伯格闯入案的地方法院要求交出文件一事作出回答。另外，还有一些较次要的法律上的战斗也在进行中。我们要对“共同事业”提出的诉讼行使行政特权；要准备对赛里卡决定发表1972年9月15日录音带中一段内容的问题提出上诉，因为他本人早些时候曾判定此录音带与水门事件无关——在这一录音带中我仅谈到国内收入署的有关我们对手的情报。这些似乎还不够，欧文委员会还在要求更多的情报，基辛格正准备回来对窃听电话问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继续贪得无厌地要求索取更多的录音带。巴兹哈特被迫请假对我们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不过至少还有相对的一线光明，报上发表了关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内幕新闻。由于委员会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经常泄露机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表示不满了。《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匿名的委员的话说：“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事使我们也有点脸红了。”

6月21日，我从中东回国后两天，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完了所有对我的控告的证词；证词记录共长7000页，最后印了38大卷。证词的数量实在惊人，但是质量很差，其中大部分和我自己的行动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直接关系，还有其他令人乐观的迹象。华盛顿专栏专家注意到约翰·罗兹几个星期来第一次以一个领袖人物的身份出面为我说话了。据报道，现在众议院内赞成弹劾的民主党人正极力争取尽早进行大会表决，因为他们认为委员会的缓慢步伐已经错过有利时机了。《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说到委员会已经开始两极分化。

6月22日，我打电话给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人乔·瓦戈纳。他是七次连任的众议院老议员，领导着一个非正式的班子，参加的众议院民主党人有时竟达百人之多。这些人主要是南方议员，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常常是支持我的。在整个水门事件期间，他一直给我巨大的力量。他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打电话来向我再次保证他仍然支持我。可是他总是十分务实的，从来不对我作虚假的鼓励。现在他说，他认为在他的班子里反对弹劾的有70票是相当可靠的。他说，唯一可能使他们改变主意的情况是，如果我会由于什么原因被判有蔑视最高法院罪。除此以外，他认为没有任何进行弹劾的可能。他结束这次谈话时，也像我所记得的他每次和我谈话时一样，说：“上帝保佑你。”

我算了一下，如果瓦戈纳有70张民主党人的票，我们只需要150张共和党人的票就可以构成反对弹劾的多数。这个目标并不是完全达不到的。6月22日和23日，我琢磨着在国会甚至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内部哪些人可能成为我的新的支持者。

日记

感谢上帝，委员会里以〔加利福尼亚的〕〔查尔斯·〕威金斯为首的几个共和党人，现在站起来了。这可能是能够改变这个局面的一个新因素——改变它，那就是说，改变那一条件——不管最高法院发生什么情况对我们都将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然而，我仍然希望并且感到，这次仍有相当大的可能，法院考虑到国家的前途和总统的前途，甚至可以说考虑到法院本身的前途，不会愿意开创这样一个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先例的。可是法官全都住在华盛顿，受华盛顿新闻报道的影响，他们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的毒素一定会渗透到他们的头脑里去。每天读那报纸的人想不受它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

我今天打电话给乔·瓦戈纳，他说只要不被判蔑视最高法院罪，我们一定能在弹劾案中取胜。在这以后，我考虑了一下，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大约只有30天的回旋余地，在这期间我们必须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到底能否继续任职，或者我们是否实际上必须拒绝遵守法院可能作出违反我所提出的宪法原则的命令。在今后的30天内我要做的事是一天也不能松劲，不去考虑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永远不忘记，为了无愧于我们肩负的责任，我们要尽力而为。

我越想到这次弹劾案的全部过程，就越记起阿尤布·汗说过的一句话：“信任如细丝。一旦弄断了它，就几乎不可能再把它接上。”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消逝，当我们把仅仅一年前发生迪安事件的那个星期——然后录音带问题——然后阿格纽事件——然后接着又是两盘录音带事件——所得税事件——以及其他各种攻击——雷博佐事件——18分钟半的空白，统统加起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居然还能继续战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至于为什么我的家人，如我常说的，具有那么坚强的意志，我们的一些亲密朋友会那么坚强，以及黑格会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那我们就只能感谢上帝了；黑格，我认为是这群人当中最坚强的一个，当然他得到了齐格勒、布坎南和其他人的支持。

我曾跟鲍勃·霍尔德曼好好谈过一次话。他真是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人。我对他说，我知道他一定对9月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他必须忍受的麻烦事感到忧虑，因此一如对约翰·埃利希曼和约翰·米切尔一样，我对他非常非常同情。他说，他只是过一天算一天，根本不去想最后的结局。

当我偶然想到昨天晚上我情绪消沉的时候，我认为法院方面可能出现某种情况，因而最后使弹劾案成立，这时，我不禁想到所有其他那些体质上、感情上都不如我坚强的人，他们也必须承受比我更多的痛苦——不眠之夜以及其他，等等。我们这一批人当中有这么多人经受住了可怕的打击，他们受到了最狠毒的打击却仍然熬了过来，这真是了不起。

我和亨利谈了一次话。他似乎认为，按他的说法，已经有所改变。当然他过去也这样说过。当然，亨利总是加上一个保留条件：“除非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我也和艾尔·黑格谈了话。他说他现在确实觉得比过去一年来好受多了。

6月23日，当我在这个阴雨绵绵的星期天分析眼前情况的时候，我必须说，如艾尔所说我们的处境大概是比两个月以前强多了。现在我们要看看在我们去苏联和从苏联回来后，在那时全部注意力几乎必然都将集中在整个弹劾问题的进展情况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至少中东之行似乎已有可能打破这个趋势，使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问题上。艾尔认为报界是想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对另外那个问题已相当厌倦。我相信他是对的，虽然我认为我们会发现，由于我们的许多对手拼命要把我们搞掉，他们是不会光明正大行事的。

我的家人和我都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尽可能过得快快活活，无忧无虑。我总是为我的女儿们感到不安。她们还年轻，她们需要自由地去过自己的生活，然而她们却不得不天天为我战斗。她们经常的体贴关怀给我以极大的安慰。朱莉常常把她那本新英文版的《新约全书》放在我的床边小桌上，翻到某些给人以安慰的章节。在我情绪最低的时候，特里西娅就会来到林肯休息室，在我看书或工作的时候和我坐在一起，默默地表示对我的爱和支持。

父亲节那天我正在中东，可是女儿们给我发来一个电报说：“亲爱的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我们为你感到自豪，我们非常爱你。朱莉和特里西娅。”我的两个女婿也一起发电报给我：“总统先生，祝你过一个胜利的父亲节。谨此表示我们的敬佩和热爱。埃德和戴维。”

由于埃德工作上的需要，他和特里西娅住在纽约市，因而不大在官场露面。因此这也成了那些专门追求无聊新闻的专栏作家最喜爱的话题，他们编造谣言，说什么我和埃德，或者甚至说特里西娅和埃德关系“破裂”了。最后闹到特里西娅不得不发表了一个否认他们的婚姻即将破裂的声明。实际上，她和埃德由于不得不忍受这些流言蜚语，他们越来越坚强，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3月里他们事先并未告诉我就联名在杂志上写了一篇勇敢的、有说服力的文章为我辩护。

朱莉和戴维在我任总统的最后整整一年里，直接处于飓风的冲击波里。由于住在华盛顿，他们永远不能逃避舆论界无休止的纠缠，也不能逃避弹劾的威胁所带来的窒息气氛。朱莉和戴维两个人都是刚强的年轻人，可是在经过160多次的公开露面以后，其中很多次是使人难堪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审讯，除非他们愚蠢无知或麻木不仁，否则他们是不会感觉不到这一切对他们的影响的。1974年2月，戴维给我写信谈到这一点：

朱莉无疑提到过去一个星期来我的情绪低沉。简单地说，一个我所了解和尊敬的人，而且这尊敬主要出于你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现在竟会受到犯下罪行的控告，我过去的生活使我对这样一个晴天霹雳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我从未料到，生活竟会如此不公平，而且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花在与这种情况所引起的情绪做斗争上。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想法：“什么都没有像我们第一次遇到最大的伤心事的第一分钟所感到的绝望心情那么全然绝望，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受苦，什么叫治愈创伤，也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和恢复希望。”当然，这是乔治·埃利奥特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14年以前，1年以前——体验到这种“全然绝望”的滋味的，我们体验它的时间也许就在上星期。可是，那段话和你的经历的关键一点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就是决心。我们很高兴能参与补救你为美国做的工作，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是孤立的。

看到朱莉一天比一天沉默寡言，我感到痛心。回想起来，只有一次她让我知道了她绝望的心情，那是在发表《蓝皮书》的文字抄本以后，我们动身到戴维营去的时候。她平静地说：“一切都是那么沉闷。”但是，第二天她的情绪又忽然完全恢复了。不到一个星期她和戴维决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来回答对《蓝皮书》文字抄本的猛烈批评以及要求我辞职的呼声，现在是不管朋友还是敌人，都在这样呼喊了。

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过程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开始谈到“父亲的罪恶”正在孩子身上得到印证。他言外之意是，他们两人自发决定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不过是使我能躲开记者的预谋活动的一部分。朱莉的眼睛冒着怒火，但是她的钢铁般的性格帮助她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她说：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将尽力控制住我自己，因为这个问题真使我万分痛心……我来这里是因为海伦·史密斯接到新闻界55次电话。……既然新闻界现在有个难题，念念不忘辞职问题，而且认为必须由家庭成员出来说几句使他们安心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作为女儿有责任到这里来。

我亲眼见到我父亲这段时间经历的种种遭遇，我为他感到骄傲，所以我也决不怕到这里来，跟报界的任何人谈辞职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尽管我这样做是违反我的意愿的，因为我知道他不愿我到这里来，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以为我是想代他回答问题。我并不想代他回答问题，我只是祈求我能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和他的勇气媲美。

帕特从来都是我们之中最坚强的一个。当我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想办法让大家高高兴兴，同时她也向全世界表明，在她这个因热情、优雅随和、体贴人心而受到普遍爱戴的妇女的内心深处，还蕴藏着我相信在整个美国政治史上无与伦比的坚强的性格。

如杰里·福特所说，帕特是“全世界的第一夫人”。3月11日她作为我的代表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这一次她访问了巴西和委内瑞拉，一路上凡是见到她的人无不为之倾倒。然而，在她乘飞机回国途中，记者马上逼她谈水门事件，要听听去年一年她到底经受了多少痛苦，她的日子是多么难过。“我真不愿意谈这件事，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她说，“为什么要在这次旅行中谈这个呢?”她重复她过去已经说过的话：她爱我，她了解我是一个正直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

她努力要作出一个在打击之下保持尊严的榜样。可是他们还是不肯罢休。

第三次最高级会议

1974年1月，苏联人已同意公开宣布，预定于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我认为这个决定或者是他们相信我将在弹劾案中取胜的一种表示，或者是他们要表明不管谁当总统，他们有意让缓和继续下去。

关于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也许是最有决定性和最激烈的斗争，它不是发生在莫斯科，而是发生在华盛顿。华盛顿反对缓和的势力的活动，在我正准备动身到苏联去的时候，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苏联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和对限制犹太人移民表示义愤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事，自由派现在也叫得正欢。两党的保守派仍然联合起来坚决要求限制或者干脆禁止对苏贸易。军界和他们在国会以及全国的许多朋友唯恐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可能真会在限制进攻性核武器或者有限禁止核试验方面有所突破，简直都在准备拼命。

这种反对缓和的力量的结合，不管国内政治问题情况如何，都肯定会出现的。我本来是能有效地加以阻止，或者至少能牵制住这股力量的，但是水门事件严重地破坏了我的这种能力。

基辛格于3月24日赴莫斯科为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安排日程进行四天会谈，他报告说勃列日涅夫看来也遇到了和我们相同的问题，苏联军界也反对签订永久性的限制进攻性核武器的协定。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要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上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是非常困难的。

6月20日下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当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提出五角大楼的建议的时候，美国军界反对签订新的限制战略武器的态度公开化了。他们简直是抱着一条毫不妥协的强硬路线，反对签订任何不能使美国占有压倒性优势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他们的建议肯定会立即遭到苏联的拒绝。

在双方都已陈述了自己的论点以后，我插话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机找出一个更加实际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的建议根本不可能被苏联接受，因此我们应该想法制定既符合我们利益又能使他们接受的办法。”

这时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施莱辛格说：“可是，总统先生，人人都知道，在那次厨房辩论中你的辩才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如果这次运用你的口才，你可以使他们接受这个建议的。”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记着：“仅从那些参谋长们尤其是施莱辛格的表演来看，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真是令人震惊。他说他知道赫鲁晓夫对我的‘辩才’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用我的辩才就可以把他所提出的建议推销出去，这话实际上是对任何人的才智，特别是对我的才智的一种侮辱。”

杰里·福特打破了施莱辛格发言后出现的沉默，把讨论转到更广泛的国防预算问题方面去。讨论进行了几分钟后，我发言谈到我对今后两年在白宫期间缓和问题会如何发展的看法。

日记

福特提议我们应该大大增加国防预算，以便我们能更好地跟苏联讨价还价。当然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是对的，但从另一方面他又不对，因为我们并不可能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对他们进行讹诈。

如我在会上所说，我最关心的是不管谁继任总统，让他不用再像我在这五年半里为了反弹道导弹、巨大的国防预算、三叉戟潜艇等进行这样艰苦的斗争。我们很可能会遇上这样一个人，他尽管口里大谈美国必须天下第一等等，但是一旦权势集团的报界在自己人当政以后无疑会提出和平主义看法的时候，他也就完全屈服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如果可能的话，应使苏联受到某种约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将来我们卷入一场无止境的竞赛，他们很可能会毫无限制，而我们却受到限制。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曾力图说明，一个美国总统作出的决定跟苏联总书记作出的决定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决定一定会也一定能够付诸实现。即使有公众舆论反对，他也不必过多去考虑。可是，当美国总统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从来也不能绝对肯定他的决定一定能够实行。这种肯定对不肯定的情况倒不一定会极大削弱我们实际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但它却使我们在和苏联谈判任何交易的条件时必须得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如果我们达成一个约束双方行动的协定，这就是说我们将在他们最终必然要做的某些事情上给他们以约束。而在我们约束自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只是在某些反正我们不打算做什么的某些领域给自己一些约束而已。当然，1972年协定的情况正是如此。

然而，我们现在不马上打这一仗，如果我们有办法找到适当的语言以便我们能在10月或11月进行谈判——同时使苏联人同意某些恰当的数字，那我想就是为我国的安全以及达到总的力量平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防部里许多人不愿意签订任何协定，因为他们要尽可能地搞他们能搞的一切国防计划，他们不愿意受任何约束。碰巧亨利未能参与其事，不免使情况更为复杂了。他被中东问题牢牢缠住不能脱身，以致他不能很好照顾到另一个问题。可是，也许这样更好，因为我刚才说过，现在不是打这一仗的时候。

和军方的斗争并不是唯一影响第三次最高级会议的重大问题。从水门事件发生以来，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对我在国内问题上作出决定的能力表示了关心。为了缓和，他已经冒了很大风险，因此不难理解，他很担心我如果突然或意外地离职，会使他在自己的统治阶层中处于非常尴尬和容易受到攻击的地位。

1974年4月，我们收到当时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一份报告，讲到在一次会见时，勃列日涅夫看来特别担心我们的国内问题会影响许多事情的进展。斯托塞尔在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说他佩服总统进行的反击，称之为政治家的一个特点，他对现在美国居然可以在总统缴纳税款的问题上跟他为难表示惊讶。他认为总统的反对派是‘没有头脑的’。”

葛罗米柯于4月11日来见我，他第一句话就肯定地对我说，尽管美国报刊上发表了反苏的报道和文章，苏联人仍然坚决支持缓和。接着，在一种不寻常的表示个人关切的气氛中，葛罗米柯说，他只是想对我说，用他的话讲“尽管有某些众所周知的困难”，他对我能坚决顶住表示钦佩。他说：“我们是从个人的立场对你表示钦佩的。”

我们这次会见的其余时间，都花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数目的争论上，将来在莫斯科的会谈的情况从这里已可预见到。到现在为止，苏联人没有作任何让步，我们也没有。当我送葛罗米柯走到西厅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们相信你一定理解我们希望你一定能来参加会议，希望不会出现任何波折。”

我表示我是理解的。我说：“如果我们失败，后代将会诅咒我们，我们必须成功。”

我们于6月25日离开华盛顿。第一个停留地点是布鲁塞尔，我在那里参加了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25周年的仪式。我想在跟勃列日涅夫一起坐下来之前，大大宣扬一下大西洋联盟持续不断的活力将是特别有用的。我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作的正式讲话中说，缓和时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机会，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危险。我们必须承认欧洲政治已经完全改变的事实。我们还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已不再是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际动力；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打算生存下去，它就需要其他有效的动力使它团结起来。

就在我离开布鲁塞尔之前，我在访问中东期间曾突然患静脉炎的消息在美国报刊上传开了。记者们立即注视我的每一个动作，想看出我脚跛或疼痛的迹象。事实上我的腿仍旧又肿又疼，可是我下决心不表露出来。

日记

使我惊讶的是我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我曾对齐格勒说过，关于这条腿的情况，主要是不让记者们借此制造总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处于瘫痪状态的舆论。我认为目前我们还相对地控制着局势，可是我们一定要保证不要让人民想到，现任总统已和晚年的艾森豪威尔，或者罗斯福，或者甚至和约翰逊一样了，因为到后来所有的人都认为约翰逊大概要垮了，他喝酒喝得太多，等等。我想只要我们处理得当，就能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

从6月27日在莫斯科机场上对我们的欢迎开始，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有了一个十分吉利的开端。勃列日涅夫本人来到机场，他大步走过跑道来欢迎我。相当多的一群人获准站在栅栏后面挥舞着纸制的旗子，我们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沿街也都是人群，这和1972年时大不相同了。

我们到达不久，勃列日涅夫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进行一次私下会谈。他告诉我最近与特迪·肯尼迪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的会晤，他说他们两人都支持缓和。我对他说，在从现在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他能会晤两党的领袖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需要他们都来支持缓和。我说：“我们得让他们都稍稍清醒一些。”

他说他一直注视着美国的政治局势，他深信我的总统职位一定可以延续到1976年。

那天晚上国宴以后，我向基辛格和黑格提议我们到我的汽车里开一个简短的会，这样我们的谈话可以不被窃听。基辛格看起来整天都很消沉。我猜想，关于电话窃听这个烦人的国内问题还在困扰着他，还有那天下午他跟葛罗米柯谈判以后，看到美国政府内部反对缓和的宣传已严重削弱我们的谈判地位，也使他烦恼。

我们在正式会谈的第一天就提出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苏联人和以往一样不同意制定必要的现场检查办法。我深信没有一种严格的检查办法来确保他们遵守条文，那么考虑全面禁止核试验就未免太危险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现在禁止核试验已不像过去仅有我们两个核大国时一样有意义了，而那时候苏联甚至就已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不管我们怎样做，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人对它特别敏感——都不会停止核试验。连以色列或者印度也不会停止核研究。

在3月基辛格先行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提出“有限”禁止核试验的建议。根据这一安排，只要核武器的大小和威力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便可以试验。既然每个国家都能用地震仪测出违反规定的情况，那么就没必要有什么现场检查了。可是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头一次整天开会的那天下午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突然提出，我们不要再争论禁止核试验的限度问题了，还是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日记上写道：“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很难对付，一如1972年在他的别墅里讨论越南问题时一样。他这次重新写了那篇稿子，我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因为讨论有限禁止核试验问题原是他们3月的想法，他们还曾和基辛格探讨过。”

由于没有办法能事先阻止这种节外生枝的建议（如果勃列日涅夫决心要这样做的话），我肯定反击的唯一办法是采取一种非常坦白和实用的态度。如果柯西金和其他人期望我会很不愉快地回避问题，那我回答的口气和内容就会使他们失望了。我回答道：“在我来之前，我们非常深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确实，我们参议院里有一些人赞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然而在另一边，也有同等数目的人根本不赞成禁止核试验，他们心里总想着核实检查的问题。我们曾设法商定一个较低的限度来对双方进行约束，这是我们能取得我们国会多数人支持的唯一可行办法。我们不能采纳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建议。”

在一阵舌战以后，我回到本题上来：“很坦白地说，在1976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在有关缓和的问题上，美国出现了十分滑稽的局面。那些在过去两年赞扬我们的缓和努力的人，现在与其说是为了哲学上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党派斗争，愿意看到我们的努力归于失败。因此，如果我今天在这里毫不让步，是不会为自己招来敌人的。

“我提出这些论点并不是为了表明我的立场仅仅是从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出发的。我愿意朝缓和的方向前进，是因为它对世界和平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我们常希望能达成并履行任何可能达成的协定的原因。

“我现在处于一个奇特的地位，完全可以引导美国公众去支持缓和。我能对付我们的所谓鹰派——但是只能一步一步来，而且我决不希望这种做法受到阻挠。我希望它继续下去。”

我指着大厅入口处那扇笨重的金色大门说：“当我们看到那金色的大门时，我们可以说我们全都想够着它。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步就够着它，那是办不到的。总书记先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我们总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派别，它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愿意看到缓和失败。而我们，从我们方面来说，并不会在我们尚未肯定能获得支持的时候向前迈一步。如果那样做，我们简直是在自找失败。”

这番坦率的谈话打破了他们在辞令上绕圈子的做法。勃列日涅夫说，他得和他的同事们商议一下，然后再找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接着，我们就讨论我们最晚什么时候应该离开莫斯科的问题，因为我希望在黄昏前到达克里米亚，以便能看到那边的乡村景色。

关于这次冗长而艰苦的会谈，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在这次全体会议以后，我的腿又开始肿了。我想开会期间我跷着腿坐的时间太长，这看来是使腿肿起来的原因。听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发表老一套的强硬路线的发言，是相当令人疲劳的事。”

帕特和我与勃列日涅夫一起从莫斯科飞往克里米亚，我们将在黑海海边的雅尔塔郊区勃列日涅夫的别墅里继续讨论。鉴于雅尔塔这个名字仍然带有令人不快的含义，所以我们称呼这次会谈为奥列安达最高级会议，这是那别墅所在地区的名称。

在去克里米亚的途中，勃列日涅夫在飞机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如我在日记中所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有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我和勃列日涅夫夫人通话说“Ochen Priatno”[21]，这是我刚学会的一句俄文问候语，看来这使她很高兴。

日记

我在飞机上对勃列日涅夫说，在哥伦比亚特区和在莫斯科无名战士墓前举行的仪式，我还在那里献了花圈，总使我想到我们现在正进行的工作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我说：“这就是我们谈判的全部目的所在。”

勃列日涅夫谈到在战争中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是多么可怕。他说，在冬天那些死人全冻成各种奇奇怪怪的样子，更是特别难看。我说：“像一出芭蕾舞悲剧。”葛罗米柯又说：“夏天天气很热，尸体腐烂也同样难看。”

他们都有过一些相当可怕的经历。

从机场到奥列安达64英里的驱车途中，大家的情绪开始轻松一些了。勃列日涅夫提到了我的海军副官杰克·布伦南中校，他说：“我非常喜欢他，他年轻、健壮、英俊。”我回答说：“姑娘们看到他也都这样想。”勃列日涅夫咯咯地笑了一会儿。接着，他又变得很严肃的样子直盯着我说：“虽然你和我都比他们老多了，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可能在为人民争取和平方面所作的贡献将比哪个年轻人都多。”

一个半小时的驱车途中，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看着窗外铺满了蓝色和金色野花、绵延起伏的青葱的群山。偶然间，我们也能瞥见远处的大海。

勃列日涅夫显然很喜欢到克里米亚来，他很高兴地带着我穿过他依山的别墅四周繁茂的花木，沿着低矮的防波堤散步。到达的第一天，我们走到一所部分建在岩石里面的房子里去，房子的一边是许多面向大海的窗户。他把这房子叫作海滨浴室。我们走进去，脱下外衣，在其他人到来一起开全体会议以前，我们私下会谈了一个多小时。

日记

我们的谈话非常坦白和直率，内容显然是他想与我单独谈的题目。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他面朝着大海，看着那艘水翼艇。他信手在桌子上胡乱画着——看上去像是一支箭和一颗心——一支箭穿过一颗心。他第一次提出缔结美苏条约的新想法，别的国家也可以参加，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或是它的一个盟国受到攻击，每一个国家都要来保卫它。这当然有一点像是明目张胆地要搞共同统治的味道。

我们在那间小屋里的谈话中，特别有趣的一点情况是，勃列日涅夫似乎忽然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1973年他对中国问题表示过极大的不安，可是现在他装着几乎完全不感兴趣了。他说：“毛是个神，一个年岁很老的神。他死了以后，会有一个新神出来。”可是，在一次午宴上我和葛罗米柯私下交谈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却完全相反，他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是对和平的巨大威胁，因为他们人口众多，不惜牺牲一切，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日记

在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私下会议的时候，我指出如果缓和在美国失败，那得势的将不是鸽派而是鹰派。我劝他哪怕只是为了不让杰克逊和舆论界某些批评家有攻击的借口，也应该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作出某种姿态。他于是从他的公文夹子里抽出统计资料说，他要把它们交给多勃雷宁，然后让多勃雷宁把它们转交给基辛格。

我们的谈话无拘无束地从计划中的欧洲安全会议，谈到裁减核武器。

日记

他提到，他对中东的预言已被证实是不幸而言中了。但是他说，在他警告我注意中东的爆炸性局势的时候，他可绝没有料到阿拉伯会发起进攻。事实上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来制止这次进攻。这时候，他做了许多富于表情的手势——他抓住我的胳臂说，想把他们拉回去。但是，他说：“我们没有能做到。”

当其他人来到海滨浴室同我们一起会谈的时候，谈话又回到我们在多弹头核导弹——或称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上碰到的僵局。

“好吧，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说，“因为，如果在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现在也应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断定，他已决定要用这次看来仿佛是偶然的谈话，作为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最后一轮会谈。

基辛格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决不能接受苏联方面提出的数目。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就要在一年内停止制造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与此同时苏联人却可以继续制造四年。

基辛格说：“在美国，这就会被说成是我们接受冻结，同时却允许苏联赶上来。”他唯恐讨论会忽略当前局势的现实，所以提出了一个有礼貌的和婉转的威胁。他说：“对这一协议我们不应仅从现在确定的数字来看，而应从如果没有这一协议双方可能做些什么的情况来理解。举例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协议，我们就能再在500个民兵式导弹上安装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在这段时间里?”葛罗米柯多少有点吃惊地问道。

“是的，两年以内。”基辛格坚定地回答。接着，他提出了我们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的反建议。这反建议没有完全像五角大楼所主张的那样过火，可是它为美国规定的数字比苏联的大得多。基辛格说：“我们对自己的潜力的限制要比我们要求对你们的限制大得多。”

争论持续了约有一个小时。突然，勃列日涅夫隔着桌子望着我。他沉重地说：“总统先生，如果基辛格博士刚才提出的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意见，那我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基础。”

他马上又转身去接着与基辛格辩论，但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上要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议已无希望了。

基辛格继续英勇出色地战斗着。有一次我写了一张条子给他：“请拿出施莱辛格说我们完全有足以说服他们的‘辩才’来。”可是，基辛格这时连笑都笑不出来了。最后我又递给他一张条子：“该休会了——我们看来不过是在没完没了地强调谁都明白的道理。”他这才开始把这次讨论引向结束。一抓到一个机会，我便打断他们的谈话，建议我们按照原定日程，进行勃列日涅夫为我们计划的乘船出游活动。

“我同意，该是到海上去的时候了。”他说，并且马上带领我们走下码头，在那儿我们登上了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海军游艇，在黑海上游弋。

日记

这次乘船出游很够排场。海上稍有风浪，有一次几个盘子从桌子上摔了下去。可是在我们坐下以后，勃列日涅夫显得精神焕发，祝酒活动进行得很顺利。

我说，“奥列安达精神”就是和平，因为我们在那里达成了对双方都公平的协议。我还建议为他们的工作使首脑们得以休息的外交家们干杯。

我说，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对两个国家都是公平的，它将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和平的遗产。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午餐后的一段谈话，他跑来和我一起坐在船后面，就我们两人一起闲谈。他指点给我看雅尔塔、熊山和其他所有的名胜。他显得有些感情激动；他说他希望这次最高级会议将会像曾经发生过的其他伟大事件一样被人们铭记在心，他没有说什么事，可是他显然指的是雅尔塔会议。

他用胳膊抱住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来。我们希望每个苏联人和每个美国人成为朋友，都像我和你现在在这条船上一样彼此交谈。”

当船驶过雅尔塔和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港口的时候，我想到了许多问题。那次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意义的一次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由这次战争产生的唯一的一件好事恐怕就是创立了红十字会。

只是为了试试他怎么想，我提出了一个论点说，先进国家——当然这里也包括苏联在内——的危险是人们的品格日趋低下。勃列日涅夫同意我的意见，并说，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关键问题是人们有了较多的物质财富以后，他们已不再那么“饥饿”，也就丧失了上进的劲头，因而变得差不多完全只想到自己，只图自私自利或满脑子全是各种各样抽象的概念。

后来，下船以后，在我们走回别墅的路上，葛罗米柯走在我右边，我很高兴能和他谈谈。他说，按他的分析，从政治上看我在美国现在的处境要比以前好得多了。他说：“这真叫无事生非。”

我说，克里米亚在19世纪曾经是战争的摇篮，而我们却能在20世纪把它变成和平的诞生地。

我在船上曾跟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裁减核武器，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制造出来的祸害给销毁掉。”他又一次谈到，即使1976年以后，我在苏联也将永远受到欢迎。

清晨散步，午后会议，接着又长时间乘船出游，这使我感到非常疲劳。那天晚上，我与帕特单独在我们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吃晚餐。

日记

我们朝大海瞭望，看到月亮已快圆了。帕特说，从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每当她盯着月亮看的时候，她都看不见月亮里有个男人或者有个老太太，但她总看得见有一面美国国旗。当然，这是多年前的事，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有人真的到月球上去或者在那里真会有一面美国国旗。

她指点给我看，我真的也能看到月亮里有一面美国国旗。当然，你能在月亮里看到你想看到的任何东西。

次日早晨，勃列日涅夫和我一起乘车赴机场。他利用长时间坐车的机会再三在中东问题上向我提出要求。他说，萨达特可能相信应把埃及放在第一位，纳赛尔却更依赖一种更强烈的泛阿拉伯主义情绪。我没有向勃列日涅夫重述我对萨达特的立场，我认为萨达特是既明智而又灵活地站在那两个极端之间。

日记

我只是说：“别让中东变成美国和苏联的巴尔干。在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可以把我们拉在一起的时候，再别让其他任何地方，东南亚、中东或加勒比地区成为分歧的所在，从而使我们陷入冲突。”我早已用这个论点同他谈论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为什么能相处得很好的原因，我特别强调了战争进行时期罗斯福-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他们不允许对和平前景的意见分歧阻碍他们打败纳粹的主要目标。

当然，从历史上来看，我个人认为这是犯了一个错误。丘吉尔是对的，他曾一再主张在那时应更多地进行讨论，我们本来应该坚持达成某种协议，那样也就可能避免在后来那种安排的基础上形成的欧洲的分裂。

我们还谈到宗教问题，勃列日涅夫说：“美国人向哪个上帝祈祷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承认一切宗教。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拥护不拥护和平。”他再一次说明他对犹太人移民的政策。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让所有的犹太人都走，让上帝也跟他们一起去。”

他说到核战争将会毁灭文明，他重复了赫鲁晓夫15年前说过的话：我们必须要记住，在这样一场战争中，白种人将被毁灭，只有黄种人和黑人将留下来统治世界。

在乘车途中，我建议今年年底以前我们举行一次“微型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热情地表示同意。我们认为这个会议不应在华盛顿或莫斯科开，而应在两地之间某个地方；我用了“中途栈”这个词儿，他便提到瑞士。我对他说，最重要的是在今年年底以前达成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协议。我警告说，否则的话，既然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国会就会努力朝着大大增加国防预算的目标前进。我提议基辛格在9月回莫斯科安排议事日程，然后勃列日涅夫和我便可以在10月、11月或12月再会晤。我说，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同意裁减军事武器，他有力地点了点头。

在我们到达机场以后，勃列日涅夫返回莫斯科，帕特和我飞往明斯克。我在日记中写道：“在色彩方面，克里米亚是野花遍地，而当我们来到明斯克的时候，到处是紫色和黄色的鲜花——紫色和金黄色，也是我们惠蒂尔市的颜色。一片片长满紫色花的广阔田野。”

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期间，各处欢迎的群众看来都怀着真正的、自发的热情。有时，会有人大喊“和平非常重要”。我注意到差不多每次和人进行非正式的谈话，不论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最后总不免转到下面的三个话题：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友好和平相处的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遭到的破坏，对苏联文化遗产包括沙皇宫殿和建筑物的自豪。在明斯克，那里的人民似乎急切地要和我们接近。有些人眼中含着泪水。我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不会不注意这种事情的。我以谨慎的希望心情，在我的日记上写着，“到最后，苏联的领导人总不能不反映他们的人民的愿望的”。

在我们乘船出游时，勃列日涅夫和我已同意在帕特和我去明斯克期间，由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再作一次努力，以求在限制进攻性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我一回到克里姆林宫我的住房，基辛格就来报告说，他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葛罗米柯尽扯些不相干的小事，显然他不能或者不愿意认真进行谈判。

为了能够没有拘束地谈话，基辛格和我到室外开阔的院子里来回走着。他很担心，因为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只能空手回去。可是五角大楼最后一分钟所作的大转弯使我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灵活的谈判。如果我们能带回哪怕是一个有争议的协议，基辛格深信我们也能说服公众舆论予以接受的。“而且，”他接着说，“这是一个比水门事件好得多的辩论题目。”尽管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感到失望，但他认为即使没有签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仍是成功的，他说他认为现在不会对我进行弹劾了。

“啊，亨利，”在我们准备回到楼上去的时候，我说，“不管报界怎么看待、政治上后果如何，我们只能按我们认为对的去做。你在极端不利条件的巨大压力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你可以感到自豪。现在我们只能等着看事情如何发展。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

现在看来很清楚，就签订新协议而论，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根本不会出现什么大新闻。报界的一些人已经试着抛出一种批评意见，把这次失败归于水门事件的麻烦，意思是说苏联人之所以毫不妥协有以下的原因：要么是由于他们认为我需要在国外取得胜利来减缓我的国内问题，因而可能作出较大的让步，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我过不了这一关，他们有可能从我继任人那里得到更有利的条件。

在正常情况下，第三次最高级会谈可能会被当作一次成功的会议加以赞扬。它提出有限禁止核试验问题，进一步限制了反弹道导弹，在设法控制环境战和能源合作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两国增设领事馆，而最重要的是我和勃列日涅夫口头上已一致同意在1974年年底以前召开微型最高级会议，以求在限制进攻性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

据我判断，我的水门问题和弹劾听证会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上并没有起主要的作用。事前我们得到的情报——以及我在苏联得到的明显印象——是勃列日涅夫下定决心要全力争取缓和，把他的全部筹码押在我能渡过这一关以及最后我一定能够实践我的诺言上。真正使他们对我的可靠性产生最大怀疑的倒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波动，而其中大部分事情发生在水门事件以前：未能给予最惠国待遇以及在苏联犹太人和移民问题上的吵吵嚷嚷，使勃列日涅夫难于向本国的保守派为缓和进行辩解。同样，两国军界集团对突然出现有实际意义的重大军备限制的现实，以及随着缓和如有进展便将出现的裁减军备的真实远景，都十分反感。这些问题不管有没有水门事件，都总归存在。

日记

当然，有些人想把我们未能在进攻性核武器问题上取得协议归咎于水门事件，可是，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已在目前情况所许可的条件下走得够远了，而且同时并未引起可能会使我们失去一些保守派支持者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恰恰是目前情况所许可的。从后来的情况看，我们在核武器方面没有和苏联人达成任何协议可能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假如现在我们还得考虑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在弹劾问题进行投票以前又被我们某些最好的朋友反对了。

事实上双方都不准备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上跨出多大的步子。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和我两人从一开头就已了解这一局面，这也就是他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我们的原因。我们两人都懂得，如在一次双方相持不下的最高级会议后仍能维持缓和的进程，那我们在下一次会议上就很可能将有所突破。

总之，我把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概括为不好不坏，它究竟算是成功或算是失败，将取决于下次在中途栈开会以前的事态发展情况。

日记

有人挑剔说，这次会议并没有上两次成功。主要的问题是，缓和过程在向前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一劳永逸的和平永远也得不到——我们必须经常为和平而努力，这就是大国间这些连续不断的最高级会议必须进行的原因，尽管每次会议之后我们并没有重大的结果可以宣布。

我倾向于认为，在安排下一次最高级会议的时候，非正式的会谈更易于使问题取得进展。我认为正式会议——全体大会——取得成果最少，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为记录讲话，是在制造记录。

当勃列日涅夫和我在汽车里或其他地方非正式会谈的时候，他比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坐在正式会议桌边时，显得更为直率。会议规模越大，谈话就越不自由。这对各种类型的社会来说都是如此，而对苏联和共产党国家则尤为突出。

7月2日，第三次最高级会议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在美国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厦举行答谢宴会。勃列日涅夫的神态可以说是自我见到他以来最轻松的一次。勃列日涅夫夫人虽然一向也像大多数苏联官员的夫人一样，在众多西方客人的目光之下显得很不自在，这一次却也无拘无束地谈到她的家庭。

日记

晚宴时勃列日涅夫抓住我的胳臂，非常热情地和我谈话，首先谈到我们将在两国之间举行的会议——在所谓中途栈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其次谈到1976年以后他想见到我。他说，他估计在1976年以后他仍将当权，尽管我由于我国宪法的规定不能再执政了，苏联却总是欢迎我的。

勃列日涅夫的外孙女长得十分秀丽，他的女婿也很帅气。勃列日涅夫夫人评论曾访问过苏联的特里西娅说，她一跨出飞机，看上去简直像一朵冬天的白雪花。在谈话中，勃列日涅夫顺便对我说到他的重孙——一个女孩——有一岁半了。勃列日涅夫夫人说这孩子10个月就开始会走路了。我说，跨出第一步是最艰难的。勃列日涅夫说，是的，真是这样。他说就拿他的重孙女来说吧，在走了第一步以后，现在要不摔跤的唯一办法就是差不多老得跑。勃列日涅夫把这比作美苏关系。

他有点装模作样地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我便借这机会说，等他下次到美国时我们俩可以来一个二重奏。可是要使苏联上层分子对任何幽默话作出反应，特别是当他们和一大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十分困难的。作为个人他们可以很热情、友好，但一变成集体，他们马上就完全僵化了——他们必须先看看别的人有什么反应。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早晨，勃列日涅夫和我单独在他办公室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我反复强调，我坚决认为我们应该争取在年底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这样才使美国不至于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发展军备。我还极力主张在我们之间增加我所谓的“更多的联系”，以便处理中东已出现的那类问题。

在我们去圣弗拉基米尔大厅举行最后签字仪式之前，我在全体大会上说，我们不应因为未能每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而感到灰心，重要的是继续会谈。

日记

全体会议剩下的时间实际上是走形式。就像勃列日涅夫前一天晚上祝酒时颇有意思地把结束越南战争和中东维持原状的功劳归于苏联和缓和一样，他们也显然想尽可能地为最高级会议装点门面。显而易见，在这两个问题上，这样说都是夸大其词的。我认为还不如说，在上述两个方面，苏联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使这两个问题获得和平解决方面说不上有什么功劳，可是他们本来完全可以进行更加有力的干涉，使我们不可能实现和平解决的目标。

苏联人以隆重盛大的仪式和场面结束了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我们签订了规定反弹道导弹只限于一个发射场的新议定书，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的条约以及准备就控制环境战问题进行协商的联合声明。

签字仪式以后，我们到圣乔治大厅去，在那里举行了一次无固定餐桌的宴会，其豪华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一次最高级会议结束时的那次宴会，在两排与那大厅一般长的桌子上摆满了菜。在我们互相谈话和祝酒的时候，我注意到楼厅上的小型管弦乐队正在演奏特里西娅婚礼上奏过的曲子。

出乎我意料之外，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全都上了我的车和我一起驶往机场。勃列日涅夫坐在我前面的折叠座上。一路上他十分安静，大部分时间让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和我交谈。我们在机场上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接着，勃列日涅夫和我转身向“空军一号”走去。

日记

在我走向飞机的时候，我说唯一遗憾的事是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去美国。他说事实上在我们驶往机场的时候，他有过同样的想法。我真是认为他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对这次旅行的结束感到伤心。他一直盼望着举行这次会议——为它制造舆论——并希望会议能取得很大成就——而现在会议已告结束，他有点感到一切全落空了。

我想，他明白他这次并没有“得分”，但是会谈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已几次（包括宴会上的最后一次）谈到可能于11月在一个中立的地方召开一次会议。

我不知道这是否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勃列日涅夫。有时候他看上去精神非常好，可是有时候又显得十分疲劳。他总是很晚才开始早晨的会议——10点半或者11点。

我还有一个有些失望的感觉：我们竟没有能够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而且将来要取得协议看来也相当不易。

登上飞机后，我穿过机舱往后走，对大家说：“你看，咱们又到家了。”我想起1953年的那次出访，在几次极无味的中途停留后，我们每次一登上飞机，便津津有味地吃一些很简单的食物，觉得它安全、干净，因而我们也常说：“你看，咱们又到家了。”我相信这次大家一上飞机也一定有那种感觉。

弹劾的夏天

我们在苏联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对我进行弹劾的努力仍和以前一样一直在进行。我回国几天以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发表多尔汇编的关于闯入水门大厦和掩饰水门事件的多种证据，以便保证在对弹劾问题进行投票前，水门事件始终成为这几周的报纸头条新闻。欧文委员会也开始泄露和发表本应属于保密的报告中的各项指控。

可是，不管有多少头条新闻的影响，这个所谓的证据一般都被认为是软弱无力的。美国广播公司在开始广播它的晚间新闻时，先宣称“并无惊人消息”。全国广播公司的说法是，“没有惊人的新材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没有令人震惊的东西，没有惊人的新揭发。”《华盛顿明星报》的杰克·杰蒙德总结说：“尼克松总统手中的‘冒烟的枪’还有待进一步查找。”

不利于我的证据不能成立，这是令人满意的，可是局势还远不能使人安心。7月5日我把我对局势的看法概括如下。

日记

我记得差不多一年以前哈洛说过，这个问题是站不住脚的。他可能是对的——当时可能是对的，可是后来又加上那么多东西——个人缴纳税款和其他类似的事——引起了那么多的怀疑，谁知道现在情况究竟怎样呢。

我想到自己，常常老是担心——不知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常有一种仿佛下腹部在往下坠的感觉，有时候整夜整夜不能成眠。我想到像卡姆巴克和波特那些人，他们正面临着坐15年到20年牢等的危险。

我在从苏联回来的飞机上，对齐格勒和黑格两人也曾说过，也许若干年后，人们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可是他们已留下了很深的伤疤。这伤疤将在公众的思想中存留下去，永不消失。我们唯一的行动方针是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分钟，不要在这之前先死上几千次。

我也和贝比谈到过当前的局势。帕特曾指出贝比几乎感到沮丧——她说他的确非常沮丧。他们的全部目的当然就是羞辱、毁灭、折磨总统周围的每一个人。

帕特和贝比都谈到罗斯，说她真是一个坚强战士。我很高兴，在乘飞机回家的途中，帕特从她跟罗斯的谈话中已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罗斯在整个“18分钟半”空白的问题上经受过极大的折磨，而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倔强的性格经受了这一切。

我告诉贝比，他和其他一些极正派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种折磨，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贝比说得好，他说是我的坚强态度在鼓舞着他们。我的想法是，我一向实在不够坚强，而我本来还可以而且也应该更坚强一些；但我必须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些人在周围时，我们不能使他们失望，我必须坚持斗争，寸步不让。

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能闯过法院和对弹劾问题进行表决这两关，我们将能争取到一两年的时间来尽可能为国家多做些好事。我们目前必须做的是，紧紧团结起来共同度过今后非常困难的两个月。

1974年6月27日，彼得·罗迪诺对一批记者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21名民主党人全都将投票赞成弹劾。他的这项声明证实了在这之前谁也不敢公开说的一个情况：在听取证人的证词或被告的辩护词之前，投票结果早已决定了。罗迪诺受到两党委员的责备。他的最初反应是企图掩饰，他甚至到众议院同事们那里到处谈他根本没有说过那些话。但当时在场的《洛杉矶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听他说过，他们出来证实原来的报道完全正确。

到这时，在我思想中，我已肯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投票对我进行弹劾了。但真正重要的是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差数，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众议院全体议员的投票结果。关键仍然是那摇摆不定的共和党人的6票和南方民主党人的3票。这9个人如何投票将决定我是否将遭到众议院弹劾。蒂蒙斯几乎把这归纳成一门科学了：一种直截了当的倍数关系。他的计算结果是：在委员会中每失去1票，在众议院全体议员投票时，我们将失去5票。

7月的头一个星期，我们从苏联回来后，蒂蒙斯认为，在那3名南方民主党人中我们至少能赢得1票，但在6名共和党人中至少会失去2票。如果我们在委员会中能保持只失去这几票，即在众议院否决弹劾案问题上，我们还可以乐观。这个分析得到多方面的承认。《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戈弗雷·斯珀林在报道中说，水门事件作为一个问题虽然还没有消失，但在公众谈话中，它似乎已日益不受重视了。《时代》周刊驻白宫记者休·赛迪对亨利·基辛格说，他们的编辑们认为我可以熬过弹劾这场风暴。《新共和》采访白宫的记者约翰·奥斯本对罗恩·齐格勒说，他认为众议院不会投票赞成弹劾。

还有一些可能使政治老手感到欣慰的迹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给白宫打电话说，他希望我参加一次筹募经费的时间很长的电视广播节目；唐·拉姆斯菲尔德从布鲁塞尔打电话来要求辞去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使职务，回国来在他的前国会同事中为反对弹劾进行活动；约翰·罗兹说，除非有人向他提出他不应支持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否则他将支持我。黑格告诉我，他同内阁成员的谈话表明风向已变了。我听到这些报告时受到鼓舞，但我并不过分乐观。

日记

不论情况如何，眼前最重大的战斗是，设法在今后两周内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稳住司法委员会。显然，民主党人也将全力以赴。

迪安很快又会出来，可能再对我进攻一阵。但是，我们认为不会再有什么别的意外情况了，尽管从过去的斗争记录来看，谁也没有真正的把握。

回到华盛顿总是使你感到仿佛回到了真正的深渊之中，尽管齐格勒说，报界并不是那么敌对了。但这里的气氛使人感到压抑，当然，再加上家庭问题，就使人更加难受。但话又说回来，这么长的时间都熬过来了，我深信我们能一直坚持到底——不论结局如何。

7月12日，我签署了1974年国会预算和扣发经费法案。我认为这法案是我个人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的胜利。经过五年的争论、劝说和恳求，尽管我的地位因水门事件被削弱，我们终于通过了这项立法，使国会负起责任来，力求使联邦预算维持在大家取得协议的水平上。

签字仪式后，杰里·福特带着他那特有的开朗和自信的微笑走了过来。他说：“总统先生，别着急。你已取得了这个胜利。我们在众议院有一个可靠的50票的多数，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可以继续奋斗。”布赖斯·哈洛熟悉国会的情况不亚于任何其他议员，他也出席了签字仪式，他补充说：“老板，你获胜了。”

我很想相信这些热情的说法，但我对华盛顿可是非常了解的，我不相信已摆好阵势的反对我的势力会轻易罢休或轻易认输。25年从政的本能告诉我，尽管有这些表面现象，事情并不太妙。事实上我的这种本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我感到，在表面现象之下有一股奔腾着的政治潮流，而这股潮流是冲着我来的。

我想弄清楚我到底为什么如此不安。一个原因是支持我的人数问题。几乎所有的报告都说，大约有100名众议员肯定支持我，有75人公开反对我，其他的人“未定”。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一个议员如对白宫的人士说，他对某一个问题态度未定，那在多数情况下，他可能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他只不过是出于礼貌不在投票之前明确说他反对罢了。

另一个原因是，我完全知道民主党在国会的领导是多么有力、有组织而且强大，在看来好像弹劾案将被否决的时候，他们又将会何等穷凶极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当然会担心，如果弹劾的努力失败，如果选民们开始感到水门事件这一可悲纠纷只是由于党派斗争才拖了这样久，那他们就有自食恶果的危险。

另一个主要的未知数是最高法院的态度。法院很快就要对贾瓦斯基要求再交出64盘录音带的请求作出裁决了。圣克莱尔一向很乐观，但他也承认，尽管在法律上我们居于有利地位，但法院最后仍然很可能会根据政治路线来投票。如果法院在录音带问题上做出不利于我的裁决，我可以对裁决表示不服，但这几乎一定会造成弹劾；因此，实际上不必考虑。另外一种办法是服从法院裁决，但不完全实际照办。这就需要想办法把录音带加以删节后再交出去。事实上，我知道这办法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没有听过全部录音带，但我担心，在这长达几千个小时的谈话中，很可能有些材料是非常有害，我是决不会愿意把它们交出去的。现在就已经有了那个使我仍然十分不安的6月23日的录音带。我在7月21日的日记中就曾写道：“当然，我们如何处理23日的录音带是件困难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将它适当地加以节略。”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弹劾问题的听证将产生巨大——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极不利的——影响。

日记

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说，我已不再那么乐观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但愿〔伯格（法官）〕和他的同事们能看到，如果他们采取全部摧毁行政特权的做法——那将对未来的总统产生多么可怕的影响啊!但愿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会采取某种更合理的办法的。

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能闯过这一关，没有绊倒或摔下，没有给众议院以任何进行弹劾的根据，我们就能坚持要求在整个众议院进行投票，然后着手去办其他事情。

如果他们还给我们留下任何一点松动的余地，如果我们能找出一个照办或服从的办法，那对我们将是最大的好事。因为那时他们便可以在众议院去投他们的票，而我们则能在这最后两年内把我们在过去一年半中所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为国家做一点事，那是人民选举我们的目的。

我还感到，支持我的一些乐观派没有考虑到，在众议院全体议员必须就一项弹劾案进行表决时，他们面临的政治现实将会起什么作用的问题。那些有党派偏见的民主党人是不论证据如何都会投票赞成弹劾的。但除开他们，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担心，如果到11月大选时我仍在职，我将成为他们的一个可怕的包袱。

如果说，国会中支持我的人半心半意而且也无组织，那些白宫工作人员的情况也不见得会好多少。黑格在最后时刻曾力图组织一个在白宫内部领导战斗的小组。但由于我们在国会中的支持者要求在同我们的接触中要“保持一定距离”，实际上也就无法进行了。我知道他们也由于对案情发展没有把握，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出现一个炸弹——在这个炸弹爆炸时，他们可能首当其冲——因而必有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我还担心大多数选民仍认为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在禁运和冻结之后，至今仍然站立不稳。道·琼斯指数最近达到了四年来的最低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将影响国民信心，而国民信心将影响对弹劾的态度，这应是一个最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不幸的是，对这个问题我似乎没有太多办法可想。我召集并参加了一些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而一致的看法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等待，慢慢渡过难关。

最后，还有舆论界。我感到不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都认为我受弹劾对他们本身有利。在长时期以来不断的泄密、指控和诬陷之后，如果我被证明无罪，那舆论界岂不是要吃大亏了？辩护总是跟不上控告。例如，在报纸和电视报道了那么多所谓滥用国内收入署权力的危害极大的新闻之后，等到国内收入署署长唐纳德·亚历山大宣布一项报告的结论说，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由于白宫的插手而受到损害时——国会两院联合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只有《纽约时报》在不显眼的第39版上有个报道，其他报纸根本没有怎么报道过。大部分记者和评论员仍念念不忘水门事件，并且通过它来看一切问题。例如：全国广播公司的道格拉斯·凯克报道说，白宫力图给人以一种“印象”，仿佛不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如何进行干扰，“刚完成一项使人筋疲力尽的重要和平使命归来的总统，仍在忙忙碌碌地干他的工作”。几个月以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煽动进行弹劾的主要人物杰罗姆·沃尔迪说，“如果不是由于报界手下留情的话”，他估计我恐怕早就得被迫离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弹劾活动的估计，和我的大多数顾问相比，本能地感到悲观的一些原因。我常常想起特里西娅在几个月前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这话很贴切地说明了我们的问题。她说，想把水门事件这样的问题解释清楚，就像在打一场坑道战：尽管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流了许多血，但就是一步也前进不了。

7月12日，我们离开华盛顿去加利福尼亚度假两周。我们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得到消息说，约翰·埃利希曼被判伪证罪并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犯下阴谋侵犯民权罪。事情的最后发展竟演成这么一出令人可悲的滑稽剧，真使人十分沮丧。泄露最高机密文件的埃尔斯伯格被判无罪，而力图阻止这种泄密行为的埃利希曼反倒被判有罪。

7月12日下午，帕特、埃德、特里西娅和我到达圣克利门蒂时，一切都和我们以前历次的加利福尼亚之行没有两样。我们一起先去游泳池游泳，然后早早吃了晚饭。这是一个凉爽而晴朗的夜晚，埃德和特里西娅决定在睡觉前去散散步。他们穿过花园，绕过游泳池前往高尔夫球场。1969年，当我购置这处房产时，当地的一些支持者组织了一个叫作“总统之友”的小组，他们捐款在与我的产业相邻的鲍勃·阿普拉纳尔普的地产上修建了一个三穴高尔夫球场，并雇有专人照料。

特里西娅在这期间所记的日记，记下了那天晚上她和埃德看到球场时受到的震惊：

荒芜、失修、难看、死气沉沉。“总统之友”的高尔夫球场已不复存在了。这情景真令人心伤，但使人心伤的倒并不是这景象，而是它所代表的深意：高尔夫球场，为之修建这一球场的那个人，被抛弃了，被遗忘了。

埃德和我围绕球场走第一圈时便看到这一切，那种已经完结、一切已毫无希望的气氛几乎像可以触摸到的实物一样给了我们狠狠的一击。埃德想克服这种感觉，不安地故作轻松，说：“好像有人忘了给球场洒水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有人忘了，而是有人被提醒，别再给球场洒水了。我们对爸爸说到这情况时，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喜欢看到它像我们初到圣克利门蒂时一样的荒芜。他当然没有受我们的骗，但他很有礼貌地表示同意。他是尽量使我们不要难过，我们也尽量想使他不要难过，但大家全是徒劳。

尽管有这些阴暗面，但我们待在那里的头几天，华盛顿来的报告仍然是乐观的。我力图持怀疑的和超然的态度，但我几乎不由自主地在日记中为今后制订计划了。

日记

我想，我们必须要记住：一旦我们熬过了这次选举，那我们就要不客气地同他们摊牌，而1975年将是我们这样大干一场的一年。本来在1973年就应该干的，而且我们在1973年年初也准备好要干的，但是由于水门事件，我们损失了整整一年。现在我们又进入选举年了，因此1975年将是我们做点正经事情的最后机会了。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做的，为了使我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也为了从哲学观点方面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也许这是保守观点在这些问题上战胜激进的左派观点的最后机会了。当初麦戈文和他的同事曾为这种激进的左派观点斗争过，但失败了。

我们应牢记特里西娅的哲学：不论结果是什么，不论这是一条什么路，我们都应该首先看到道路的尽头，以保证我们上了路一切会顺利。然后记住，等我们回过头来看时，我们会觉得原来根本没有必要为许多事那么担忧的。要做到这点是十分困难的。但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度过这些和其他危急与困难的时刻。事实上，也正是依靠这样做，我们才经受住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自各方面的沉重打击。

我现在坐在楼上的书房里，正注视着挂在壁炉上面墙上的一幅美丽的画像。这是我母亲在12岁时的肖像，我不知道是画的还是一张着色的照片。她1885年出生，如果活到现在该是90岁了。她长得有点像朱莉，或许可以说像是朱莉和特里西娅两人的结合体（虽说仅是一个12岁的女孩，可看上去显得很端庄，若有所思，像一个大人）。像海伦尼·德罗恩常常说的，她真是一个圣者。将来我要写一篇有关她的文章，那一定会很动人的。

7月15日，在长期动乱的塞浦路斯岛上，发生了暴力政变。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战争看来已迫在眉睫。我建议基辛格派助理国务卿乔·西斯科去现场估量形势。我在日记中写道：“塞浦路斯的形势又一次充分证明：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世界各地的和平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美国总统职位如发生动摇，或改换总统，一定会对国内外都产生创伤性的影响。”

7月18日，詹姆斯·圣克莱尔终于极勉强地得到一个机会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为我进行辩护。这件事他干得很漂亮。对他的讲话的全面反应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听说，他在那里留下的印象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委员会中民主党人的恐慌。不久之后，民主党人投票决定，在公开听证开始后，将不让圣克莱尔在电视上为我辩护。

当这些非常重要的听证会即将举行时，蒂蒙斯的报告显得很不安。他看到的各种迹象说明民主党的领导集团正在使用巨大的压力准备血战到底。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公开宣布，任何有责任感的人都不可能不投票赞成弹劾。我们听说蒂普·奥尼尔正对罗迪诺施加压力，罗迪诺又转而对多尔施加压力，务必设法不让弹劾问题松劲。

7月18日，我试图对形势作一估计。

日记

今天早上有点雾。很奇怪，我在想今天可能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着的那个日子，也就是说我要在认真重新整理我们自己的看法之后，为8月的战斗进行准备，也许甚至，如果蒂蒙斯的悲观观点占了上风的话，为在今年余下的日子里在参议院的战斗进行准备。

我开始非常客观和冷静地认真考虑整个弹劾程序。总的来说，看来虽不能肯定但很有可能，我不得不承认，奥尼尔一伙人将肯定能够在委员会中得到多数票，在众议院也能得到非常相近的票数。这使我不再去考虑最高法院的问题了，而在本周开始时我可是一直对法院非常担心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问题是要能继续掌握众议院的南方民主党人，就是说，至少要争取他们在委员会中的两票，比较有希望的是至少得一票。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得到弗劳尔斯的支持。

我们现在已进入的斗争是一场处于高潮的斗争，我想我已使大家都了解到了这一点，虽然我必须说，黑格和圣克莱尔他们两人就是这样想的。

黑格同意，圣克莱尔一回来，我们必须设法摸清内阁的底。如他所说，事实上，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办法都使出来，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黑格认为，我们在委员会中至少可能得到14票，我们希望最后能争取到16票；当然，如果能得到18票，那将是很大的胜利。16票可以办到（黑格的说法），14票可就很难办了，但他认为还没有越过我们在众议院全体投票时获胜所需票数的最后界线。

这基本上像一场竞选。当一切都处于未决状态时，我们必须冒点风险。

7月19日，约翰·多尔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人人都说是很有力的演说，要求对我进行弹劾。委员会还继续进行它在舆论上的闪电攻势，在各个问题上发表了大量的材料，目的是要把将于7月24日开始电视转播的公开听证会推向最高潮。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已临近听证会结束、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了。

日记

我打算在下星期继续活下去不让人千刀万剐而死。这一直是我在政治生涯中所奉行的哲学。懦夫才死上无数次，勇敢的人只死一次。

我想可以这样说，这真正是我们的第七次危机。因为下个月将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个月，支持我们的只有两个信念：一个是我们深信我们是正确的——大家都同意，我们是在击退对我们的整个政治制度发动的攻击。

另一个是，这件事最后总会了结的，我们将对此感到宽慰，即使最后的结果是弹劾，那我们也只有接受这结局。

到下周这个时候，法院和委员会可能都会投票表决了。我们只能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

7月20日的周末是我们仍抱有希望的最后一段时间了。7月21日晚，我们都到罗伊·阿什在贝尔埃尔的家里，同我们的一些加利福尼亚老朋友们聚会。特里西娅在她的日记中描述了这个夜晚：

有时候就好像正处在飓风的中心点上。一切都很平静、很安稳，如果你闭上眼睛，也就注意不到周围的不自然的黑暗。你回忆某些孤立的特殊时刻。那些片断时刻也仍存在于现实之中。你回忆过去没有“水门”的时候，或者“水门”只不过表示一幢豪华的公寓的时候，这是一个孤立的时刻。但是接着你睁开眼睛，就会发现你面前的黑暗乃是暴风雨带来的黑暗。

在阿什家的晚宴上，阳光最后一次普照着。他们在贝尔埃尔的家距离那乱糟糟的局面足有百万光年那么远。整个夜晚到处都闪烁着往昔的光辉。宾客都是老朋友和阿什一家认为能助一臂之力的人，大家都兴高采烈。

自从罗伊·阿什家的宴会以来，从第二天起便仿佛失去了什么似的。最后的一线希望已非常脆弱，你几乎可以听到它的碎裂声。

到7月22日那一周开始时，由于自从6月末以来就没有提出过任何新的证据，所以当时一般都认为，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构成弹劾。事实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政治阵线却开始变化了。我们以前听说约翰·罗兹打算帮助我们，但现在他不帮忙了。有人告诉我们，戈德华特说过他将要求我辞职；当黑格打电话问他时，他大笑着说他绝对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那样的话，也决不会说那样的话。也许最令人烦恼的是——因为这显然是事实——我们听说，委员会中的三位南方民主党人跟我们闹翻了：据说，威尔伯·米尔斯正在向他的阿肯色斯州的同事桑顿做工作；据说，罗迪诺正多次在私下和弗劳尔斯会谈，另外还传闻奥尼尔在对曼施加强大压力。很多人都记不起来了，其实早在6月23日录音带这个新“证据”被提出之前，政治上的一致意见已经达成，这个政治上的一致意见就是要进行弹劾。

“总统职权下降到了最低点”

7月23日，星期四的早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电视听证会预定在第二天便举行了，委员会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之一的劳伦斯·霍根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激动地宣布他决定投票赞成弹劾。他的许多同事以及一些新闻评论员都说，霍根之所以抢先表态，从而在宣传上获得最大效果，是为了支持他那进展缓慢的竞选马里兰州州长的竞选运动。在圣克利门蒂，我们集中力量表扬许多批评霍根和他的动机的人，以求尽量缩小他所带来的危害。但事实上他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打击。7月23日这一天的晚些时候，蒂蒙斯从华盛顿打电话来对我说：现在已可以肯定，委员会中南方民主党人的3票，我们已全丢掉了。

我完全惊呆了。我失去了1票，并决心经受失去2票的考验，但3票全丢掉就表明在众议院全体议员投票时一定会被击败。那就是弹劾。

我很痛心地对黑格说，如果我们采取不插手战略的结果就是这样，那我们还不如公开进行拉票活动，其结局也不会比这坏到哪里去。我说我们必须设法至少再争回一个南方民主党人来。

黑格提出，乔治·华莱士的一名助手曾带来口信说，如果我需要华莱士帮忙，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行。现在正需要华莱士的帮助。也许这位亚拉巴马州州长愿意打个电话给他本州的沃尔特·弗劳尔斯，提醒他说，对自己的党的忠诚并不等于一定要支持采取重大外科手术的办法把一名总统赶下台去。我同意这值得一试。黑格说，他去叫电话。

下午3点52分，我在圣克利门蒂我的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话筒，这时乔治·华莱士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日记

我同华莱士通电话时，他表现得非常轻松。起先，他说他听不清我说什么，之后，他又说他没有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因为没有人跟他提起过这事。

他说他也没有仔细研究过证据。他说他为我祈祷，他很遗憾我遇到这样的事。他说，他认为由他打电话给弗劳尔斯是不合适的，弗劳尔斯也许会生气。不过如果他改变了想法，他一定会告诉我的。当我放下电话时，我知道，他是不会改变他的想法的。

这次电话只打了6分钟。我放下话筒后对黑格说：“啊，艾尔，这下子总统职位算是完了。”

黑格还不肯死心。他劝我打电话给亚拉巴马的参议员詹姆斯·艾伦，问他是否能帮忙说服弗劳尔斯。我在华盛顿找到了艾伦。他表示很关心，很友好，但他很诚恳，不给我任何空头的安慰。我必须接受事实，我们已完全失去了委员会中的南方民主党人。

我打电话给乔·瓦戈纳。他说，既然已失去3个南方民主党人，那他就只能希望在瓦戈纳集团中保持30票至35票了。这表明在众议院全体议员投票时，我已不可能得到足够的票数了。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估计是，民主党已下决心将我赶下台，把福特弄上台，然后再把他搞掉，以获取1976年大选的胜利。”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房里想要准备我在两天后向全国发表的关于经济问题的电视演说。我努力想把我的设想整理出来，列成大纲，但我的头脑却老是丢不开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一种绝望的情绪一阵阵涌上我的心头。

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了：辞职或被弹劾。我必须决定，要么自动离职，要么作出这个困难的决定：让总统在参议院受审六个月，国家受得了吗?

在过去的数周内，我多次与黑格和齐格勒谈到过辞职问题。黑格认为，辞职不仅让人看来像是承认有罪，而且这样会让激进派轻而易举地——不单纯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整个制度——获胜，实在是太危险了。

还有一些个人方面的因素要考虑。我们一家两年来真是受够了，如果我辞职，可以预料，我马上就会遭到各种刑事案件的攻击，我得花上几百万美元和几年的时间去法院打官司。我对黑格说，个人的因素不应成为决定性因素。但是，要把政治的、党派的和国家的利益同个人的考虑截然分开也是很困难的。

我在演说稿的页边空白上写道：“凌晨0时1分，总统的职权下降到最低点，还有最高法院的事。”

我也无须久等。

第二天早上我睡过头了，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我为那演说稿一直弄到清晨2点30分。第二天我拿起床头电话时，已是9点钟了。黑格来接电话，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声音紧张地说：“总统先生，事情很不妙。今天早上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我们在得到全文前，不想叫醒你。”

“是一致通过的?”我猜想说。

“是一致通过的。一点松动余地也没有。”他说。

“一点也没有?”我问道。

“封得死死的。”

“美国诉尼克松”一案的这一判决被广泛吹嘘为最高法院的最漂亮的判决之一。如一名电视记者所说，美国胜利了。由于我对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了解，所以我认为美国是失败了。我感到总统职位本身成了这项判决的牺牲品。

我请黑格到我书房里来。几分钟后，圣克莱尔来了，他看来情绪非常低落。问题不仅是我们输了，而是竟输得如此一败涂地。我们原来相信法院的裁决会留有一点余地，至少会规定可以不交出某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材料。我们原来还相信至少会有一张反对票。我们讨论了几分钟，考虑是否按照杰斐逊的传统“服从”这项判决。在跟我们在华盛顿的一些最有力的支持者商量后，我们的结论是，唯一的办法是完全服从。

我问圣克莱尔，估计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判决所要求的64盘录音带交出去。他说，把涉及听录音和把它打成文字等所有问题全估计在内，可能需要一个月或更多一点时间。

我想我们应该马上估量一下可能产生的危害。当黑格打电话给巴兹哈特讨论这决定时，我拿起电话要他听一下6月23日的录音带并尽快向黑格汇报。这是我在5月里听过的那些录音带，上面有我和霍尔德曼的谈话，我们曾讨论让中央情报局以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是像我在公开声明中说过的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制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当我听到这段录音时，我已知道这事一公开就会出问题，现在我要了解会出多大的问题。

巴兹哈特在下午一开始就听了录音带。他打电话告诉黑格和圣克莱尔说，即使从法律上可以为之辩护，但在政治上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冒烟的枪”。黑格和圣克莱尔常说，巴兹哈特经常爱大惊小怪。所以黑格又打电话给巴兹哈特，要他再听一遍6月23日的录音带。巴兹哈特又听了一遍，并第二次报告他所得到的印象后，黑格十分勇敢地对我说，看来这个录音带显然“够呛”，但还不至于完全“无法对付”，他说：“我想我们还是能对付过去的。”

日记

我们一次又一次讨论了6月23日的录音带。弗雷德听过了两次，把情况告诉了圣克莱尔。圣克莱尔要同艾尔谈这事并准备在星期一听录音。圣克莱尔和艾尔到书房来看我，讨论圣克莱尔对执行最高法院判决问题该说些什么，圣克莱尔对23日的录音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说：“你在两个星期以后曾对格雷说，让他继续进行他的调查嘛。”

在法院判决发下来的当天晚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进行它的有电视转播的会议。民主党人无耻地装腔作势，伪装着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我的支持者则慷慨陈词，但他们是在打一场已经输定了的仗。而现在，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像用慢燃引线点燃的炸药包似的6月23日的录音带。

7月27日，我正在圣克利门蒂附近的雷德海滩的海洋中游泳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弹劾案的第一款进行了投票。这一款控告我采取了旨在阻挠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的“行动方针”。投票结果正像我担心的那样：全体民主党人，包括3名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再加上17名共和党人中的6名投赞成票。这一款以27票对11票通过。

电话铃响，齐格勒将这消息告诉我时，我正在海滩上的拖车里换衣服。这样我得知我是106年来第一个被建议应予弹劾的总统：当时我正站在海滩上的拖车里，赤着双脚，穿着一条旧裤子，一件班隆衬衫，和一件饰有总统印章的防风外衣。

当晚，我们全家晚餐时，大家情绪并不低沉，但比平日要安静些。之后，我在书房里写了几句关于帕特的话。

日记

我记得，当我们从海滩回来时，特里西娅说，她的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我说，是的。我们在政界进进出出这25年，她经历了不少折磨。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总能显得十分镇静自若和庄严大方。但是，上帝呀，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熬过来的。

当天和第二天的晚上，我都一直独坐到深夜，力图弄清我所面对的新形势，并决定采取应付这种形势的最好的行动方针。

日记

星期一我们终于要回去了。他们将听录音，我猜想他们会来对我说：“我们认为这已无法应付了。”我指的是圣克莱尔和黑格等人。

如果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那我还有一点不大好办——就是我应该决定忍气吞声辞职呢，还是应该继续在众院议中战斗下去，等到众议院投票后辞职，那时我就可以说我不能让国家忍受由于几个月的弹劾审讯带来的种种麻烦。

艾尔和齐格勒在这期间表现极好。齐格勒非常有力地强调说，如果我们给人以我们已放弃斗争的印象，那大家就会一哄而散了。艾尔指出，还有一个理由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在众议院里设法搞到1/3的票，那就会显得我们已经弃权溜号了，等等。

其实，我在这期间的感觉是冷静和坚强的。这部分原因是：从我听说南方民主党人完全背叛以后，我就看到这场比赛我们是输定了，便已准备接受参议院至少六个月的审讯了。

在一定程度上，我想我之所以感到冷静和坚强是由于我的出身，或许是得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时在我的心中已有一个想法，我完全有意对我最亲密的助手也保密的想法：国家不能连续六个月由一个完全无能为力的总统去领导。

日记

我们必须计划一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以便光明正大地度过我剩下不论多少担任总统的日子和以后的时光。

展望未来，我看到我必须面对冷酷的现实：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怎样解决个人开销问题。我是否能出售一本书的版权或一些文件或者不论什么其他的东西，搞到一笔维持办公室和家庭所需的足够工作人员的费用。我目前的想法是出卖我在佛罗里达的房产，扣除抵押贷款后还能剩多少就拿多少，以便手头有一笔现款。至于圣克利门蒂的房子，我只需作个决定要不要保留它就行了。也许我们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公寓度过余年，而那样我们也许还会过得更舒服些。

不用说，我怎样才能安排像马诺洛和芬娜这些家里人——我们家里的用人——以及最低限度还得保留罗斯和两三名秘书来跟我一起写书，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但在眼前，我不能老纠缠于这些问题。目前，我要做的事是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这关系到整个国家。正如埃德所说，可悲的是，坏家伙们居然胜利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走辞职的路，对国家将是一件很坏的事。

亨利前来看我。他很伤心，但是，愿上帝祝福他，他完全用感情代替了理智。对他这样一个智力过人、极有天赋的人来说，这可是罕见的现象。他说他的妻子对他说，四年以后回顾今天，历史将会把总统视作一位英雄。当然艾尔一直就说，历史将最后证明我是一名杰出的总统。

我们在7月28日星期日回到华盛顿。特里西娅记下当时的情景：

埃德和我动身前往纽约之前，我们在白宫二楼的过道中，向爸爸和妈妈告别。当爸爸说，我们能陪伴他在加利福尼亚过这几天对他有极大的意义时，他流露出的内心的激动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不用再说别的话，我已感觉到这句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次诀别。这一章从此结束了。

7月29日星期一是我们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个整天。看到这两个星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感到十分震惊。弹劾的歇斯底里症控制了全城。白宫工作人员沉浸在忧郁之中。西侧楼和行政办公大楼里的劳累不堪的男女工作人员的信心显然已丧失殆尽，现在是否有可能略予挽回还要等着瞧。

星期二，圣克莱尔回来了，他到科德角去休息了一阵，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长周末。甚至在我去加利福尼亚旅行之前，黑格便已对我说，圣克莱尔已十分疲劳，而且很容易动肝火，如果我们想留他继续工作，对待他必须十分小心。圣克莱尔听了6月23日的录音，还与巴兹哈特进行了讨论。他的轻快的乐观情绪消失了。他不仅同意巴兹哈特的意见说这是“冒烟的枪”，而且说，这同他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提的论点十分矛盾，因此，除非将它公布，否则他便要成为阻挠司法的同谋犯了。

当我们在衡量6月23日的录音带究竟会有多大的危害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弹劾案的另外两个条款。7月29日通过第二款控告我滥用总统职权，犯下了可以弹劾的罪行。这一款包括好几项控告，从据说为了政治目的利用国内收入署到1969年为了国家安全而窃听电话。7月30日通过的第三款控告我抗拒委员会票传调用录音带和文件，犯了可以弹劾的罪行。在另外两项弹劾条款——一条是关于轰炸柬埔寨，另一条是关于我个人的经济问题——被否决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便休会了。下一步将由众议院全体议员就弹劾案的三项条款进行逐项投票。公开辩论预定于8月19日举行。

7月30日晚上，我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终于打开灯，从床旁小桌里取出了便签本。在上方我写下日期和时间：7月31日，清晨3点50分。我开始列出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实际上，只有三种办法：我可以立即辞职；我可以留任到众议院对弹劾案的各个条款表决完毕，如被弹劾再辞职；我可以在参议院一直斗争下去。

我花了将近三个小时，开列出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对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和支持者，怎么做才最好?对国家来说，怎么做才最好?

不能辞职的理由是很充足的。首先，我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逃避困难的人。一想到我会从工作岗位上逃跑，像一个弱者那样结束一生，我便十分气恼。辞职是会被许多人认为全部承认有罪，报界也一定会这样解释。辞职还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先例，绕过了进行宪法所规定的弹劾程序。我还必须考虑到，我的家庭和许多支持我的人都要求我继续斗争，如果我在斗争结束之前自愿退出，他们就会感到失望和伤心。

应该辞职的理由同样很充分。我知道在两年来由于水门事件引起的苦难和分裂之后，国家非常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和目标以便共同对付艰巨的国内外问题，决不能在参议院对我进行六个月的审讯期间，把这些问题放着不解决。此外，只要众议院一通过弹劾案，我在政治上便全然无能为力了。我不知道，我能否让国家在这样一个多事和重要的时刻经受由一个软弱无力的总统来领导的考验。从实际出发，我还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如果我决心留任继续斗争，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早有定局，最后我将遭到失败和屈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并被判犯有刑事罪的总统。

辞职还有另外一个积极的意义，而我知道这在许多共和党人思想中被认为是头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一辞职，共和党便可以不必再为我辩护。1974年的选举也就不会是对尼克松和水门事件进行公民投票了，而他们的竞选活动和议员席位也不会再被当作是我的政治命运的抵押品了。

我写完这些笔记时，天快亮了。我天生的本能控制了我，我把纸翻过来在背面写道：“要像一个战士那样结束政治生涯。”

我的本能和直觉对我说，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水门事件虽坏，但开创总统辞职的先例则坏得多——尽管另一条路是因一件政治丑闻而撤换一位总统，“要像一个战士那样结束政治生涯”——它也正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我真正希望的方式。

由于现在巴兹哈特和圣克莱尔都主张辞职，黑格的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如果我决定不辞职而是去面对参议院审讯，那我就需要黑格来团结剩下的仍忠于我的工作人员来使白宫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7月31日星期三，黑格第一次读了6月23日录音带的记录文本。

他看完后，我问他：“你的看法如何?”

他说：“总统先生，我恐怕也只能同意弗雷德和吉姆·圣克莱尔的意见了。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过这一关。我知道当时真正发生的情况，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但我想我们必须面对事实，而这事实是，一旦这个录音公布出去，工作人员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支持我们的舆论也不会再坚持下去了。”

当天下午，罗恩·齐格勒听了录音。我看得出，他现在也认为整个局势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决定辞职

8月1日，星期四，我告诉黑格，我已决定辞职。如果6月23日的录音带是无法解释的，我就不能再期望我的工作人员想办法去解释它并为之辩护。

我说，我打算在周末带全家去戴维营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在星期一晚上在电视讲话中提出辞职。我将在华盛顿再停留两周安排一下，然后飞往圣克利门蒂。

黑格说，不论我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做好安排。但他建议我甚至更早一些辞职，也许就在第二天，8月2日星期五晚上。因为6月23日的录音带已包括在那天早上应交给赛里卡法官的那批录音带之内。黑格认为，我应在录音带公布出去之前就辞职，离开这里。他说，那时，人们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新总统身上，录音带的不利影响也许会相对地减轻。

我决定再考虑一下，我问黑格这会儿是否能记下几条，然后去告诉雷·普赖斯开始起草辞职演说。我对他说，我将承认我犯了错误，但我也不要普赖斯起草一份低声下气的认罪书。我要他说，我已得不到国会或全国在政治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我认为是我要有效地进行治理所必需的。

我还要黑格去见杰里·福特，告诉他我正在考虑辞职，但不要说辞职的具体时间。我说，黑格应要求他做好准备在今后几天内接任。我对他说，要对福特讲明，他必须严格保密。这只能是一个我为我自己并由我自己作出的决定——直到最后都得是这样。我对他说，如果弄到后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或一批参议员和众议员，或内阁成员的一个代表团跑来，请求我或要求我辞职，那我将被置于一种十分屈辱的地位。我知道，如果事情真发展到那个地步，那我这辈子那种拒绝屈服于政治压力的本能就很可能要占上风了。

下午，我很早就去行政办公大楼。现在我既已决定辞职，我觉得如果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进行辞职的各项具体细节，那也会较容易度过今后几天中我必须做出的各种令人痛苦的决定和必须履行的职责了。我脱下上衣，换上了我最喜欢穿的旧蓝色便服上衣。

我要罗恩·齐格勒到我的住处来。他一进来，我就知道黑格已跟他说了，我对他证实我将辞职。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和我一样，齐格勒天生是一个战士。他只说：“总统先生，我知道你要我支持你的决定。我支持你。”

我对他说，我知道杰里·福特在对外事务方面缺乏经验。我说：“但他是一个很好的、正派的人，国家需要这样的人。”

当我告诉齐格勒，黑格建议我很快行动，在第二天晚上就辞职，他强烈地反对说，这样做未免太仓促。他说，至少还应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适当的准备。我认识到他说的对，即使不为其他原因，至少我也应该给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一个机会，使他们在我仍在职时对6月23日的录音有所反应以免受牵连，而决不能丢下他们不管。至少，他们应该有个改变立场的机会，如果他们想改变立场的话。所以，我初步决定等到星期一晚上再辞职。

齐格勒走后，我看了一些蒂蒙斯的国会报告并听了将在下周交给赛里卡的最后一批录音带。6点钟前后，我听说贝比·雷博佐刚从迈阿密来了。我要求黑格给我们安排在“美洲杉号”上一同晚餐。一小时后，我们便在闷热的夜空下，向波托马克河的上游驶去。

我对雷博佐说：“你一定会不高兴的，但我已决定我应该辞职了。”当我说这话时，他脸上那种吃惊的表情我将永远也忘不了。

他说：“你不能辞职，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必须继续战斗。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支持你。”

我跟他谈了6月23日录音带问题，并说，一旦这录音被公布，参议院肯定要进行审讯，而且很可能要定罪。他劝我让拉塞尔·朗和其他一些有名望的参议员听一下录音，而不要只听我的少数几个助手的意见。

我说，即使我在参议院有一线希望，但让一个总统受审六个月，国家也受不了。

当我们驶返华盛顿时，我要求雷博佐帮助做我的家人的工作。他说，他一定尽力而为，但我得答应他，在我们作最后一次辩护之前，不要无可挽回地作出决定。我同意了。我为他的精神和他的坚贞不渝的忠诚所感动，但我知道这是多么无用和无望。

我们一回到白宫，我立即躲到林肯休息室去。这真是漫长而艰巨的一天。

8月2日下午，黑格要求查克·威金斯来看6月23日录音的文本，让他初步估计一下这录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黑格向我报告：威金斯说，众议院弹劾和参议院定罪现在都已肯定无疑了。他说，在大家知道这些录音带的内容后，我们将失去所有的支持，除了司法委员会中的两三个共和党人，可能还包括他本人在内。他说除非我打算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拒绝向法院交出录音带，否则我应准备立即辞职。和圣克莱尔一样，他感到如果他不报告有这么一个录音带存在，他本人也会成为阻挠司法同谋犯。黑格向他保证，我们将公布录音。

当晚，我开始一项痛苦的任务：向我全家说明6月23日录音带问题，并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如果我还试图留任，这录音带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特里西娅的日记记录了那一天我家里这一方面的情况：

朱莉今晨打电话来，情绪极低落。她告诉我，爸爸跟她进行了一次极为严肃的谈话，但她不愿在电话中详谈。我立即表示我马上去她那里，她说，其实并不需要。但我说，我一定得去，她同意了。

我按了一下与特工人员通话的电钮，告诉他们我将乘下一班飞机去华盛顿。

10分钟内，我们这个奇特的小队出发了。我们登上拉瓜迪亚机场的喷气机时，一批在他们的汽车周围闲逛的东部集团的雇用人员对我吹口哨、叫骂，喊着不堪入耳的难听的话。我被夹在两名特工人员中间，一个走在我前面的一级阶梯上，一个在我后面的一级阶梯上。我想越过后面的特工人员，对一群懦弱的家伙给以口头上的迎头痛击。但那特工人员不肯跟我合作。我想现在更重要的是赶快飞走，犯不上去对这种无礼行为抗议。

在白宫，我乘电梯到二楼，溜到东大厅，从秘密楼梯上到三楼。我走进朱莉的房间，她正在打电话。看到我以后，她挂上了电话，我平静地问她，昨天爸爸对她说了些什么。“他认为他必须辞职。”“为什么?”“因为几乎没有人支持他了。”“朱莉，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一场噩梦，这不可能是真事。”

朱莉和我又谈了一会儿，我听说，妈妈还不知道爸爸的初步决定。妈妈正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的书桌前。真奇怪，人们总是尽量想着不让他们所爱的人忧虑不安。说奇怪，是因为忧虑总是互相传染的，除了在言谈方面外，你很难把它掩盖住。所以，到最后由于你想瞒着的人早已感觉到了你要瞒着他的事，所以反倒不如痛快告诉他好。但我现在仍在想保护妈妈，不愿让她伤心。爸爸当然除了对自己，对谁都总是尽量爱护的。妈妈和我简短地谈了几句话，我们决定下午带着狗去散步。

从她房里出来，我走到过道另一头我自己的房间里。我通过接线员要埃德办公室的电话。一般我是尽量不这样做的，所以，当他接电话时，他知道一定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我没有详谈，只说，如果他当晚能来华盛顿吃晚饭将是“令人愉快的”。“令人愉快”是我们之间的暗语，表示发生了麻烦事。我们没有为“发生灾难”规定一个暗语。

打完电话之后，我在过道里碰上了贝比。他好像生病一样，我问他爸爸怎样。贝比刚在林肯休息室跟爸爸谈过话，他出人意料地（贝比平时口风很紧）对我说，爸爸已跟他谈到辞职问题。贝比建议我去看爸爸，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让爸爸自己告诉我他要辞职。我这样做了。

爸爸坐在他的棕色的安乐椅上，双脚放在脚凳上。他在拾掇一只烟斗。他欢迎我说：“啊，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来的?”然后，他开始详细地介绍6月23日的录音带并分析他的处境。一直到他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要辞职时，我第一次打断了他的话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应该留任。

临走时，我过去搂着他吻他的前额，我突然哭起来，泣不成声地说：“你是我所知道的最正派的人。”

通常，在外表上，我是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的。但当爸爸说“我希望我没有使你失望”时，他的十分可悲的可怕处境使我控制不住了。

爸爸刚才把妈妈、朱莉、贝比、戴维和我叫进林肯休息室去。爸爸跟我们谈了将近20分钟的时候，埃德进来和我们在一起谈。就在埃德到来前不久，爸爸拿起身旁电话要跟艾尔·黑格通话。电话接通后，他要黑格把他刚才对我们介绍的6月23日录音的文本送来。他的声音从头到尾几乎是动感情的，但又不完全是那样。约十分钟后，马诺洛把含有一些惹起麻烦的话的文件拿来了。这时埃德来到，我们四个人（朱莉、戴维、埃德和我）走出房间去仔细阅读该记录文本。朱莉和戴维合看他们的一份，埃德和我合看一份。我们都认为，许多话可以作两种解释，那要看由谁来作判断了。

我们回到林肯休息室，壁炉里的火焰射出的柔和的光辉使室内有一种虚假的轻快的气氛。我们几个人轮流发表各人的意见。埃德、朱莉和我强烈主张不辞职，戴维不那么肯定。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感觉是，我们应让爸爸照他自己的判断去做。他说道，要从国家来考虑如何做才是正确的。他认为，一个处于受弹劾地位而且处境软弱的总统对国家将是一场灾难。在那种情况下，苏联人什么事不敢干呢?看看在上一次中东争端中，他们就已经在想搞点什么名堂了。

爸爸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并不焦虑，但他对这些事当然是很焦虑的。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最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们走出来，留下爸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凝视着炉火。无疑在我们走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会打很多电话，接到很多电话。我们离开时仍感到他可能不会辞职。在我们跟爸爸一起待在房间里的那段时间里，好像是度过和重新度过了好几个年头似的。

他说，前途是，或者辞职，或者被参议院撤职。

在楼上，妈妈、埃德和我到三楼向朱莉和戴维道晚安。我们大家都忍不住悲痛万分。我们仿佛要商量什么事似的，围成一圈，互相搂抱着，但我们什么话也没说。

当晚，我一个人在林肯休息室坐了好几个小时，想决定最好的行动方针。

我的家人的勇气使我深受感动。他们已经经历了许多痛苦，但他们还愿意看到这斗争一直进行到底。在我们聚会时帕特总是让别人说话，但现在她对我说，她像以往一样，她赞成斗争到底。

我决定不在星期一晚上辞职，而是先将6月23日录音带公布，看看反应如何。如果情况真像我预料的那样糟糕，我再按原来的步骤准备辞职。如果出现奇迹，反应并不那么糟糕，我还有某种机会能够在参议院六个月的审讯期间实际行使职权，那我们还可以再一次研究那个被舍弃的办法。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辞职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以后的几天内，我仍不止一次禁不住想斗争下去，当那无情的结局日益临近时，我真是十分气恼。

我打电话叫黑格告诉雷·普赖斯停止起草星期一晚上的辞职演说，改而起草一份发表6月23日录音带的声明。

星期六下午，我决定我们应离开华盛顿，去戴维营。那里在山上，天气也是又潮又热。我们匆匆换好衣服，马上就去游泳。后来我们穿好衣服坐在平台上，瞭望着面前的宽阔的山谷。在这样的傍晚时刻，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把这个地方叫作香格里拉[22]。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深深感到那环境的神秘和美丽，同时也意识到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共同度过这个周末的历史背景和悲剧。

一有机会，年轻人就劝我继续战斗。星期六下午，游完泳后，我在蒸气浴室里，埃德进来了。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你必须跟他们斗，跟他们斗，跟他们斗。”

星期六晚餐时，我们又回顾了一下形势，每个人都劝我，至少等到星期一公布录音带后再作决定。我对他们说，我将考虑他们的意见，推迟我的辞职决定。不知为什么我想出了一句奇怪的押韵的话：“就这样定下来了，等着瞧吧。星期一晚上，不是战斗，就是逃走。”

星期日多云，但云还没有达到杨舍所在的山顶。天刚亮我便醒来，望着那浩瀚的云海，再次思考我应作出的决定。

下午，一些高级工作人员和写稿人从华盛顿赶来。我们早已肯定在公布6月23日录音带时附一项书面声明比作一次演说好。我要这个声明强调指出，1972年7月6日，格雷一对我提到他对白宫的干涉感到担忧时，我就对他说过要抓紧进行调查。然而，律师们和助手们拿出的草稿却将声明的重点从录音带的内容移到我没有及时通知他们存在这么一份录音带的问题上去了。

我把从我的黄色便签本上撕下的一页笔记交给黑格，那上面有我草拟的我希望这个声明所表达的内容。上面写着：“7月6日，在一次电话谈话中，联邦调查局局长格雷对我表示，他很担忧某些白宫人员正进行一些不适当的活动，想要限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我问他，是否同沃尔特斯将军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讨论过。我问他沃尔特斯是否同意他的意见。他回答说，沃尔特斯同意。然后，我就告诉他，抓紧进行调查。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当我得知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充分调查，从国家安全方面来考虑并无问题时，我就毫不迟疑地命令进行调查，根本没有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进行考虑。自从那时我被告知，调查不会涉及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后，调查就一直在充分进行，根本没有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黑格匆匆看了一下笔记说：“总统先生，现在没有用了。我们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搞这个声明稿，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我不能再改动这个声明了。如果我再改动，圣克莱尔和其他的律师都要甩手不干了。因为他们说，事前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们，而他们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提出论据的前提现在已被证明是虚假的了。”

我没有再同黑格争论这件事。我只是说：“去他妈的!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吧!反正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

最后的日子

8月5日星期一早上，每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推迟了几次。原定下午1点半的发布会取消了，答应在3点钟左右要发表声明。新闻记者接待室里都在猜测我大概要辞职。4点钟发表了声明和6月23日谈话的录音带文字本。在匆匆忙忙赶制文字本副本分发给记者的过程中，有些涉及个人的材料由于不小心没有删掉而被不必要地留在文字本上了。

那天早上我回到白宫打电话到官邸，提议全家在“美洲杉号”游艇上吃晚餐。我希望他们不必去受观看晚间新闻电视广播的那份痛苦了。我知道他们看了会感觉怎样。

埃德必须回纽约，所以帕特、朱莉、戴维、特里西娅和罗斯在外交接待厅同我会面。我们走向汽车的时候，大约有百把十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等着我们，他们大多数是东侧楼和西侧楼办公室里的秘书。他们站在车道旁边，鼓掌欢呼。我和他们握手，他们说，“留在这里”“我们仍旧支持你”“上帝保佑你，总统先生”。

外面河上，黄昏景色宜人，水面上阵阵轻风吹散了酷热的空气。我们坐在顶层甲板上望着夕阳西下。当我们从桥下驶过的时候，记者和摄影记者蜂拥而至，危险地扑在栏杆上，想走近望一眼或者拍个近镜头。

每个人都勇气十足地想把这个晚上过得尽可能地愉快。他们谈到夏天的天气，谈到朱莉和戴维看过的一部电影。他们谈到罗斯怎样坚决挡那些厚脸皮的记者的驾。他们什么都谈，只是不谈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的那桩事情。

晚餐的时候，我开始回忆起多年来在许多地方，对我们表示友善的各种各样的人。我说日后，哪怕不会太久，我们最近经受的全部经历，对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使我们之间更加亲近了。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的政治生活，坏的和好的，都是有收获的。那天晚上没有谈到辞职的事，可是我在几个星期以后才知道第二天早上帕特就已经开始整理我们的行装，准备好装箱的事了。

晚饭以后，游艇转过头开始往回驶。我对等待着我们的事情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正当我们在平静的河面上航行的时候，华盛顿全市正因发表6月23日录音带而进入一种疯狂的激动状态。现在，每个人都想抢占一个好位置，只有很少的人，如果有的话，还愿意被人发现仍与我站在一起。

我要罗斯打电话给黑格，请他汇报第一批的反应。然后，我下到我的舱房，伸直身子躺在床上，并按照医生的嘱咐把我的左腿抬高搁着。

几分钟以后，罗斯下舱来给我念她和黑格电话谈话的速记稿。“就告诉他事情不出我们所料”，黑格对她说。罗斯接着念她的笔记：“我们预料不成问题的那些上层人物没有改变，下面一级的有几个改变了，10个人全赞成第一款。迪恩·伯奇经常和他谈话的那个人——那一定是指戈德华特——将不发表意见。参议员柯蒂斯、科顿、贝内特、伊斯特兰、斯坦尼斯和众议员瓦戈纳很支持他，可是他们关心的是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他对他小组里的其他一些人很担心。罗兹说情况很糟，但他没说他打算怎么干。与内阁的三位主要人物已谈过——整个内阁没有问题——全部可靠。”

罗斯离开以后，我关了灯，闭上了眼睛。

从圣克利门蒂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打算要召开一次内阁会议。星期一深夜，我要黑格看看能不能在8月6日星期二早晨安排一次内阁会议。

虽然我认识到辞职已在所难免，但是还没有订出实际行动的计划。一旦辞职，就要干脆利索；可是在辞职以前，我仍打算把总统的角色充分地扮演到底。在我宣布我的决定以前，政府在国内必须保持绝对稳定，必须不能让世界各国认为美国没有领袖。另外，我觉得应当提醒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他们的首要责任是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继续履行政府的职能。

我很了解我的内阁，尽管黑格的汇报说他们全都坚定可靠，但我知道他们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公开要求我辞职的诱惑力也是很大的。假使有可能的话，这正是我必须防止发生的事情。我决意不要被人认为我辞去总统职位是由于我手下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或者由于内阁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受到我周围的人的公开压力的缘故。为了我，同样也为了国家，我认为必须把我的辞职看作是我完全根据自己意见作出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未能成眠，大约凌晨2点钟，我下楼到林肯休息室去。那里没有生火，所以我把几块木柴堆在一起，用纸点着了它们，然后坐在大扶手椅上，对着熊熊的火苗。几分钟以后，正当我想得出神，房门突然被打开，两个值夜班的技师奔了进来。他们一看见我坐在那里，马上呆住了。“总统先生。”他们惊讶地齐声叫了一声。

显然，谁都以为我已经就寝。我随随便便地点上了火当然惊动了他们。他们发现我在那里大吃一惊，等他们镇定下来以后，他们检查了烟囱，看看烟道是不是通的。

他们刚要走，两个人中比较年轻的那个人转过头来说道：“总统先生，我只希望你知道，我们在为你祈祷。”他很快就关上了房门。

我想到这两个人，想到那天下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想到全国千百万像他们这样还相信我的人。我知道我的辞职一定会使他们失望。

大约3点钟我再上床。我们经过了大火的第一阵冲击波，可是火还在燃烧。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它将永远跟随我。

星期二早上的内阁会议开得虽紧张但也还很克制。政府每次遇到其他危机的时刻，我进屋时他们都鼓掌欢迎。今天，当我走进房间，走到椭圆形大桌子中间我的座位时，全体阁员默默地站了起来。

我开头说，我们有几个重要问题要讨论，可是我知道他们脑子里的主要问题是水门事件，所以我想首先谈谈这个问题。

我说我了解到有好多人由于6月23日的录音带而真正感到不安。我知道，这对我的案子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录音带表明我们曾经讨论过把中央情报局牵连进来在政治上的好处。我感谢内阁成员过去发表支持我的声明。我知道在好多情况下，表示坚决支持我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我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激。他们脸部的表情显得专心在听、态度严肃但不置可否。

我说，我考虑过要辞职，辞职肯定会使我卸下一个大包袱。可是我也必须想到总统职位本身。我不得不考虑由于有巨大的压力要我辞职，我现在就辞职是否会开一个先例，使美国开始走向议会政府的道路，行政首脑只有赢得立法部门信任票的时候，才能继续掌权。我说我不希望哪个内阁阁员做出任何使他个人受窘或者政治上有害的事情来。我的问题由我自己来负责，我只要求他们努力在今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把他们的部门管理得特别完善。

我停顿了一下。杰里·福特以不寻常的低沉声音说，他的处境特别困难。看来，众议院的表决可能对我不利。他说，尽管他对我有敬仰和爱戴之情，但他已决定从此以后对弹劾问题保持沉默。我说，这是正确的态度，内阁中无论哪位阁员，都不应该做任何可能危害他担负目前责任的事，如果发生我离职的情况，他们也不应该做任何可能危害他们担负未来责任的事情。

我又重复说了一遍，他们不应卷入弹劾的争论，只要全心全意管好自己的部门。我说，如果我因为被参议院审讯而弄得没有时间管理政府，我希望内阁诸位部长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受总统和政府委托代行职权的人。

我很不自在地停顿了一下以后，我说会议剩下的时间，我想讨论民意测验表明仍然是美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

我们简单地讨论了新的农业拨款法案。我说必须否决这个法案，因为这是一个十足的赠予措施，超过我预算限额4.5亿美元。接着，讨论转到建议国会和行政部门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次经济问题的最高级会议。萨克斯比突然打断我的话说，或许我们应该等一等，看看我有没有足够的领导力量履行我们讨论的经济措施。乔治·布什好像受了萨克斯比的刺激，表示他希望建议得到认可。

亨利·基辛格深沉、沙哑的声音干脆地插话说：“我们不是来这儿对总统讲一些借口的，我们到这儿来是替国家办事的。”席间出现了片刻令人尴尬的沉默，接着重新讨论了经济问题，直到会议结束。

开完内阁会议之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基辛格。我告诉他，我对他在过去几个月对我的支持以及他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处理表示非常感谢。接着，我告诉他，我认为我必须辞职。他说作为我的一个朋友，他不得不同意这样做最好。他说，如果我决定斗争下去一直斗到参议院，我会被他们啄死，而且会在审判中进一步受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外交政策无法执行下去。他说，一个总统像我这样最近两年来在政治上受到攻击，这是一回事，但一个总统要受半年的审讯而且留任机会基本没有什么把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对他说，我完全同意他的估计，而且感谢他的忠诚与友谊。

基辛格走了以后，我叫比尔·蒂蒙斯汇报国会中背叛我的票数的最新情况。情况完全和我预料的一样糟糕。两天以前，我们估计我差不多可以有把握得到在参议院避免给我定罪所必需的34票。蒂蒙斯说，今天如果我决定留任和战斗下去，参议院里我只能指望有7个人支持我。他说，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要求共和党前旗手戈德华特亲自把他们对情况业已无望的估计告诉我。我对黑格说，安排戈德华特在星期三下午来看我。我们决定邀请休·斯科特和约翰·罗兹与戈德华特一起来。

黑格说他接到霍尔德曼的一个电话，他坚决反对我辞职。但是，如果辞职是我不可改变的决定，霍尔德曼认为总统给予他和水门事件的其他被告全部赦免作为我任职期间最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将对我有利。他建议，为了使这件事在政治上说得过去，可以将对水门事件被告的赦免和对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所有人员实行大赦连在一起。次日，我听说约翰·埃利希曼打过电话给罗斯和朱莉，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在我们能够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史蒂夫·布尔进来说，犹太教长科夫等着我接见他。我要齐格勒对他说，我已决定辞职，他别想改变我的主意。犹太教长科夫使出了他通常善辩的口才说道，无论我决定怎么办，他都没意见，可是他认为他一定得把他所想到的说出来。他说：“如果你让国会里的党派小集团和新闻界的豺狼迫使你离职，那么你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他说话带有旧约预言家的热情，可是他也看出我的主意已定。他说，如果我真的辞职，为了不负支持我的人的期望，我有责任挺着胸膛昂着脑袋辞职，而不要悄悄溜掉。

他走了以后，我按电铃把罗斯叫来。我对她说，我需要她帮忙告诉我全家，我不希望他们观看电视新闻广播由于6月23日录音带的事有更多人改变态度而经受痛苦。他们没有必要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的一些事情去忧虑。我说：“告诉他们，整伙人现在都开小差溜号了，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或者稳住他们。”我还要她告诉他们，对我的支持已经低到我不能再进行治理国家的程度，因而我必须辞职。

罗斯走了以后，我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黄色的便签本。我在上面写了“辞职演说”。我写得很快，写了满满几页笔记和提纲。

我叫黑格和齐格勒到行政办公大楼来。“现在局势发展得很快，”我说，“所以我认为宁快勿慢。我已决定在星期四晚上辞职。我要毫无怨恨、不失尊严地辞职，我要体体面面地辞职。”黑格说，这个出路将是值得尊敬的，就像咱们的对手们不值得尊敬一样。

我们都默不作声。最后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们说：“唉，我把事情搞糟了，搞得真糟，是不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我和他们谈了我想写进演说第一稿中的一些补充想法。他们两个人听我口授的时候，都勤快地记了下来。我想说，对我们大家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目前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显然我要用能保证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方法来指导国家事务已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了。我想插进一句话说明，我理解那些不再能支持我的人的动机和考虑，我将永远感激支持过我的人。

随后我们三人从行政办公大楼走回白宫。当我们走进两幢大楼中间那条街道的时候，记者奔出来看我们。

“有件事，罗恩老兄，”我说，“我们不必再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了，我们甚至不必把这个告诉他们!”

当我们走到玫瑰园尽头的时候，我望着黑格的面孔。我突然看到他是多么疲倦，所有这些政治压力使这个出色的军人耗尽了精力。“振作起来”，我劝他，然后我用胳膊搂住了他的肩膀。

我们在电梯口那里分手。在我按电钮的时候，我转过头对他们说：“那么就这样定了，星期四晚上。”

朱莉因为要为戴维在华盛顿访问的父母准备晚宴，所以我上楼去日光室与全家会面的时候，朱莉和戴维在他们自己的套房里。特里西娅在她的日记中描写了这一天：

流泪的一天。我不能控制它们流下来，我甚至也不想去止住它们。

妈妈、爸爸、罗斯和我在晚餐前在妈妈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爸爸是唯一感情上坚强的人。

我开始在我的房间里清理装满五年回忆的抽屉，一想到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心都碎了。我把剪报、信件、纪念品都随便往盒子里一扔。我是用眼泪把盒子盖起来的。多少年我都不会再去打开它们了。

今天下午罗斯在日光室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妈妈、朱莉、我），爸爸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定辞职。现在我们大家都必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得很坚强，向他表示我们是赞成这个行动的，为此称赞他，向他表示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他。我们一定不能在这次考验面前垮下去。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失望。

那天晚上的晚间新闻报道比星期一的还要糟。现在据报道，戈德华特私下说：“受人哄骗，只能这么几次，现在是采取撒手不管的立场的时候了。”德尔·拉塔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曾经是最坚决支持我的一个人，但他听了 6月23日的录音带以后说，他觉得他的身子好像被一辆卡车辗过似的。

我坐在林肯休息室里思考辞职演说直到凌晨2点钟。当我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我发现枕头上有朱莉的一张条子。她一定从她套房溜过来把它放在那里的。

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这个关头改变我的主意，这个条子本来是可以起这个作用的。可是我已经下了决心不再改变。这并不是因为我已感到疲惫不堪，也确实不是因为我已认了输，而是因为在我心灵深处，我感到我作出这个决定对国家最为有利。我拿起朱莉的条子放进我的公事皮包里，免得它在即将进行的大搬家中丢失。

亲爱的爸爸：

我爱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我为你感到自豪。

请你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前，再等一个星期，或者十天。把接受考验的时间稍为再拖长一个时期。

你是这样的坚强!我爱你。

朱莉 8月6日

千百万人们都支持你!

8月7日星期三早上10点钟，当我到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辞职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在顺利地进行。那天早上，黑格告诉杰里·福特，请他随时准备一接到通知马上接任总统。辞职演说的第一稿已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雷·普赖斯附了一个简短的便笺在稿子上面，他说辞职虽然可悲，然而是势在必行的。他说，他希望我离开白宫时为我在这里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正像他为与我结识、成为我的朋友而感到自豪一样。他的结尾很简单：“上帝保佑你，他会保佑你的。”

我拿了演说稿，准备走到行政办公大楼那边去。当我穿过西侧楼的时候，我听到每一间办公室的电话铃都在响。那些一直支持我的人的洪流般的电话，使总机应接不暇。许多人写信给我和我全家。有些人征集了签名进行联名请愿。有些人送钱来，帮助我请辩护律师。他们打电话来说我一定要战斗下去。我必须再三对自己重复地说，决定已经作出，所以现在我不想知道这些电话的内容。

在我经过的时候，工作人员看来特别精神饱满地同我打招呼：“早安，总统先生!”我走出西楼地下室的大门，进入白宫和行政办公大楼之间的封锁了的街道。等在白宫周围铁栏杆外面的群众一见我就拥向前来。埃德·考克斯把这叫作“送终”，可是我相信这不仅是简单的好奇心，我认为这些人是因为意识到将要发生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被吸引来的，他们想靠得近些。我能感到特工人员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尽快地走上宽阔的石头阶梯进入了行政办公大楼。

我挂了一个电话给在加利福尼亚的鲍勃·霍尔德曼。我觉得我有责任倾听他在最后时刻的要求。几分钟以后电话就接通了，那熟悉的声音听起来铿锵有力而且十分自然。我告诉他我已决定辞职。我说，固然我被互相矛盾的原则折磨得够呛，但我想这样对国家会更好一些。他劝我多花些时间，从头到尾再仔细想想。但是，如果我已下定决心，那他希望我考虑对水门事件的所有被告发个普遍适用的赦免令。

他说如果水门事件不再这样没完没了地发传票和进行起诉拖上几个月和几年，国家的境况会好得多。他用他在讨论税收分享方案时常有的那种超然态度说道，对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实行大赦，将能转移对水门事件赦免令的批评。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又想到在竞选的日子和白宫的日子里，他待人接物的那种骄傲和干脆的态度在有些人心中引起过畏惧，在其他许多人的心中也激起过忠诚。我禁不住感到要分担他一定会有的绝望情绪。我曾经希望在1974年选举以后，我能给大家以赦免，可是我从来没有预见到现在这一切。我没有给他回答。

我叫齐格勒汇报早晨的新闻。他说，迄今为止司法委员会里一个最坚决为我辩护的查尔斯·桑德曼说，6月23日录音带是无法克服的，他估计我在众议院全会中连12票都得不到。他说他认为参议院一定会投票定我的罪。

我答应过朱莉，我一定要见见工作人员中最热情最忠诚的布鲁斯·赫欣索恩。当他提出理由反对他怀疑已经在进行的一个行动时，他的感情十分激动。他说，从现在起75年之后，当有个年轻人遇到困难和似乎办不到的任务时，他应该回顾一下并说：“尼克松总统都没有认输，我也不能这样做。”他说话的声音因为充满信念而有些发抖。他又提出，对美国人民来说，一个总统勇敢地面对攻击他的人，为捍卫自己而战败，也要比结束水门事件马上使美国人民松一口气强得多。

我感谢赫欣索恩的坦率，我说他可能是对的。我的这个决定并不是容易作出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没有什么轻而易举的决定，甚至也没有任何好的决定，而只有必须作出的决定。

特里西娅打电话来问我，她和埃德是不是能来看我。她在日记里描写了我们这次会面：

不论爸爸决定做什么，我们都极力支持。因为什么也没有公开宣布，我们仍然想提醒他一定要弄明确了，辞职是不是唯一可采取的步骤。我们生怕他在软弱或泄气的一刹那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来结束那难以忍受的骚扰。可是，辞职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了结了。他离职以后，人们还会习惯性地以审讯、起诉等来揪住他不放。我们怕在他离职以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他辞职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爸爸单枪匹马战斗了多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他差不多也是孤军作战的。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单枪匹马地战斗，到头来也意味着与你自己做斗争。

过了一会儿，埃德和戴维一起进来，竭力主张我再等待一下，哪怕只等待几天。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众议院投票对我进行弹劾，会使行政权威大受损害，而参议院对我进行长期审讯，则几乎使我不可能管理国家大事。

埃德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总统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外交事务，即使我被弹劾而陷于瘫痪，我还是比福特要强些和可信些。他又说，从个人立场来看，我辞职根本不能达到任何目的。他曾在纽约的美国检察官事务所工作过，认识特别检察官手下的几个工作人员。他说：“我熟悉这些人，他们很精，铁面无情，而且他们恨你。如果你辞职，在你有生之年，他们将在全国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方式不断打扰你，追逐你。”

埃德提出弹劾并不能结束我个人困境的论点以后，我对他说，就像希腊的悲剧一样，你不能在第二幕的中间结束，不然群众就会把椅子扔到戏台上来。换句话说，悲剧一定要看完，直到命运规定的应有的结尾。

戴维也认为如果我个人愿意看完这个悲剧，我可以这样做。当我提到我将为了共和党的利益而辞职这个理由的时候，他的反应很强烈。“你根本没有对不起共和党，”他说，“爷爷常常那样想，所以你也应该这样想。你认为怎样对你自己最好，怎样又对国家最有利，你就怎样办吧。”他们走之前向我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全家都有准备，无论我准备做什么，他们都会支持我。

4点钟已过，不到一小时，戈德华特、斯科特和罗兹就要到了。我又拿起辞职演说稿，在第一页的底下写了一段笔记：

插入：我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袖，包括两党最坚决支持我的人会晤过。他们全体一致告诉我，由于水门事件，我在作出对美国每个家庭的生活关系十分重大的国外和平和国内反通货膨胀斗争等艰巨决定的时候，我现在不会得到、将来也不会得到国会的支持。

不知不觉已经5点钟了。我打电话给在西厅迎接戈德华特和他同僚的史蒂夫·布尔。“请他们到办公室去，”我说，“在我过来以前，请好好招待他们。”

我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坐在那里：共和党前旗手、现在满头银发的元老巴里·戈德华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多少年来，我与这些人同甘苦，共患难。现在他们来到这里告诉我局势无望，缩小了我选择的余地。我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把我的双脚跷起搁在办公桌上，随后问他们情况看来怎么样。

斯科特说，他们请戈德华特做他们的发言人。戈德华特字酌句斟地先说：“总统先生，这是不愉快的事，不过你要了解情况，而情况可并不妙啊。”

我问他参议院里有多少人会投票支持我。“半打?”我随便说了一个数字。

戈德华特回答说，可能有16个，或许有18个。

斯科特抽着他没有点燃的烟斗，他估计有15个。“情况相当不妙。”他说，他逐个念了一遍过去一向支持我的人的名单，其中有许多人现在反对我了。听到这些我曾出过力帮他们当选的人的名字，听到那些原来是我朋友的人的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有点畏缩。

戈德华特说，在众议院大会表决时，我也许可以击败第一款和第三款，不过就是他自己也倾向于投票赞成第二款。

我抬头扫了一眼镶在天花板上的总统印章，我说：“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是吧。”

在我望着他们面孔的时候，戈德华特和斯科特一句不吭。罗兹没有注意到我是在说明情况，而不是提出问题，他倒热心地回答我说，他不想告诉等在外面的记者，他与我谈过什么具体的选择的问题。

“没关系，”我说，“我不会流泪的。自从艾森豪威尔去世以后，我还没有哭过。我的家庭一直美满，我也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只是想对你们来告诉我这些表示感谢。”

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斯科特看起来十分严肃，我说：“现在老哈里·杜鲁门也去世了，我再也不会有别的好朋友为伍了。”[23]他勉强笑了一笑。

会议以后，我打电话给罗斯，要她告诉全家，经过最后核实，国会中支持我的人日益减少，这已证实我必须辞职。我还要她告诉他们，戈德华特、斯坦尼斯、斯科特和罗兹都将投票赞成对我进行弹劾。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我要她向家里人提出，我等会儿过去吃晚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提到这件事。

我回到椭圆形办公室，问基辛格是否能过来一下。他很克制、平静、严肃。

我对他说，我决定于次日晚上辞职。我们简略地谈到通知外国政府以及专门拍电报给中国、苏联、中东各国领导人的问题。需要对每个国家重新保证我离开政治舞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他们并不怎么了解杰里·福特，所以我想让他们知道他在众议院和任副总统的时候就坚决支持我的外交政策，他们完全能指望他当总统将会继承这个政策。

一刹那间，我试图想象对这些电报的不同反应。周恩来在北京他的办公室里会怎么想?毛主席坐在仅仅两年以前我们会谈过的到处是书的书房里，他对这个消息又会怎么想呢?

这个消息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午夜。我并不羡慕那个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决定马上叫醒勃列日涅夫，还是等他起床以后再告诉他这个消息。勃列日涅夫曾经十分强调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作为缓和基础的重要性，所以我设想他第一个本能反应是：估计我辞职对他自己的地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据此作出他的反应。

在开罗和特拉维夫，在大马士革和安曼，这消息到达的时候，这些城市仍在沉睡。八个星期以前，他们的人民曾经把我当作和平缔造者那样向我欢呼，给予我前所未见的赞扬。现在我因为政治丑闻而辞掉总统职位，我们这样努力工作而取得的和平，结果怎么竟会如此脆弱呢?

我的思想很快又回到眼下冷酷无情的现实。“亨利，”我说，“你知道，你必须留在这儿，为杰里继续执行我和你开始做的事情。全世界都需要我们释除他们的疑虑，我的辞职并不会改变我国的政策。你能消除他们的疑虑，杰里也需要你的帮助。正像我要走是没有疑问的一样，你一定得留下，那也是一点没有疑问的。”

基辛格走了以后，我独自走到官邸。我本来害怕这会是最难过的一次会面，可是，我对家人的性格和力量估计不足。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是三位不屈不挠的战士。她们每个人都尊重政治生活给予她们的机会，可是当打击到来的时候，她们的反应都是庄严的、勇敢的、有气魄的。

大家在日光室里会集。帕特挺直身子坐在长沙发椅的边缘。她把头稍为昂起，这是她内心紧张唯一的迹象，凡是知道她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我走过去的时候，她伸出双臂抱住我吻我。她说：“我们都为你感到十分自豪。”特里西娅坐在长沙发椅上，埃德坐在她旁边的扶手上。朱莉坐在一张鲜黄色的小沙发上，两眼泪水汪汪。戴维站在椅子旁边，一手放在朱莉肩上。罗斯和我们亲如一家人，她坐在我黄色小沙发旁边的一个大软凳上。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家庭，比我的更美满。”

我已安排好要奥利·阿特金斯来给我们照几张相。我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谈到这天晚上的情景，那时我们就会想要回忆这天晚上的每一件事了。我请帕特到玫瑰园去合照一张最后的相片，但这个要求真是有点过分了。特里西娅赶忙说：“爸爸，我来跟你一起照吧。”

当我们走进玫瑰园的时候，她挽着我的胳膊，就跟三年前她在那里结婚的时候一样。特里西娅像我，也像我的母亲，她很少表露内心的感情，让人们看见。她对我微笑，看起来就和她举行婚礼那天一样年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更加美丽。

最后，奥利说：“我看行了吧，总统先生。”我回头看见他眼中有泪。我说：“奥利，别那样难过!”

我们上楼，我要把狗带来一起照几张最后的相片。谁都没有心情摆姿势，所以特里西娅建议，我们不如并排手挽着手站着照，就跟1971年我们在蓝厅圣诞树前面照的、我们大家都喜欢的那张全家福一样。

奥利还没有把照相机对准，朱莉就先哭了。我知道我们要过好今天晚上这一关，唯一的办法是大家尽管难受也要装成勇气十足的模样，所以我说由我来设计怎么个照法。我仔细地替每个人摆好姿势，幸而奥利手脚利索，很快把相照好。在他咔嚓咔嚓拍了几张相片以后，他把头转开，可是我们都能看见眼泪顺着他的双颊往下流。

朱莉实在受不了了。她伸开双臂抱住我，抽泣着说：“我爱你，爸爸。”虽然奥利自己也在流泪，他还是抢拍了这个镜头。

我现在还是不喜欢看那天晚上照的相片。我从这些相片里所能看到的，只是微笑中带着紧张心情，还有那含着晶莹泪水的眼睛。

谁都对在白宫吃最后一顿晚餐没有多少胃口，因此我们吩咐把餐盘端到日光室去。最要紧的是我们能在一起。正因为我们那晚在一起彼此那样亲密，所以它是我终生难忘的最宝贵的时光之一。我们试图轻松活泼地谈话，甚至笑我们的狗，笑它们讨东西吃的滑稽样子。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默默地吃饭。

吃完晚餐以后，我到林肯休息室去继续写辞职演说。全家已经知道了我的决定，我现在开始感到一种内心的安宁。

齐格勒过来商量发表演说的具体安排。我们谈到我们所知道的两年来命运的剧变，谈到结局竟会是这样突然、这样悲哀，真是太可悲了。这时他记起我在竞选演说中常常引用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句名言。这是西奥多·罗斯福描写“竞技场上的武士”中的一段：

他的面孔沾满了尘土、汗水和鲜血，他英勇地奋斗，他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误和出毛病，因为不犯错误和缺点的事是没有的，可是他真正是在努力做那件事，他知道什么叫作热情奔放，什么叫作忠心耿耿，他把自己献给了可贵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知道最终将取得有重大成就的胜利，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他失败，至少他也知道他是失败得很英勇。

我决定在我的辞职演说里引用这段话。

9点钟，我拿起电话看看基辛格是不是还在办公室，问他能不能过来一下。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谈了我们目前跟中国人和苏联人的关系，谈了我们在中东、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我们回忆了过去五年半里作出的决定。在那次谈话过程中，因为某些原因，我感到最难受的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会带来痛苦和损失。我发现自己比将那些决定付诸行动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动感情。

基辛格在某一点上突然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他们在你离职以后还揪着你不放，我就辞职不当国务卿，而且我还要告诉全世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对他说，对美国来说，对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所提出的一切倡议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他在我辞职以后再来个辞职了。在我们国家，压根儿就没有一个人够得上替他擦皮鞋，更不用说能穿他的皮鞋了。[24]我提醒他，三年以前我们接到去北京的邀请以后，怎样举杯祝贺的情景。我沿着黑暗的过道走到我们的家用厨房，去拿我们那次喝过的同一瓶白兰地酒。我们再次轻轻地碰杯，庄严地互相祝酒。可是，只呷了一口，我们就放下了酒杯，让没有喝完的酒留在桌子上了。

基辛格正准备要走，我把他从林肯休息室带到隔壁的林肯卧室。在林肯的时代，那是西侧楼建成以前很久的时候，这曾经是总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收藏了林肯亲笔写的五份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一份，还有林肯在夏季白宫——哥伦比亚特区老兵之家——用过的一张办公桌。

我对基辛格说，我感到他像我一样，不是那种宗教感很强烈的人。我说，如果对我们进行严格考察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是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可是我内心知道他像我一样，强烈地相信有一个最高的精神存在——也同样强烈地相信上帝。我情不自禁地告诉他，每天夜里我在林肯休息室办完公以后，总要停下来跪一会儿，仿照我母亲教友派的习俗，在就寝以前默祷片刻。我请他现在和我一起祷告，我们跪了下来。

基辛格走了以后，我又接着写我的演说稿。我写道：“作为一个公民，我将继续为我在作为议员、参议员、副总统和总统服务期间始终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不仅仅为美国人民，而且也为所有国家的和平、繁荣、正义和机会——而战斗。”

在大家知道总统要下台的那一刻起，他的权力就逐渐消逝：我在1952年、1960年和1968年都见到过这种情况。在我辞职的前夕，我知道我的角色已经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了，而杰拉尔德·福特的角色现在才是建设性的角色。我打的电话，我召开的会议，我作出的决定，现在都是规定仪式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同过去告别。他打的电话，他召开的会议，他作出的决定，则已经在决定美国的将来了。

齐格勒来具体告诉我辞职演说和离开白宫仪式的技术性安排。

我们走出林肯休息室的时候，我要马诺洛走在我们前面，打开所有的电灯。从外面看，白宫二楼肯定得像举行欢乐宴会的场面那样。

齐格勒和我走进每个房间：女王寝室，条约大厅，黄色椭圆形大厅——帕特刚把这个大厅加以重新修饰和摆设，而我们还没怎么享受过呢。

当我们在光彩夺目的水晶灯下沿着长廊走的时候，我说：“罗恩，这真是一幢漂亮的大厦啊!”

我要马诺洛早上9点钟叫醒我，我准备到我房间去了。

“总统先生，”齐格勒大声说，“这是正确的决定。”

我点点头，我知道。

“先生，你做了一个伟大的总统。”在他掉头走开的时候，他说。

1974年8月8日星期四是我当美国总统的最后一整天。就跟我任总统时以往的早晨一样，我穿过托马斯·杰弗逊设计的柱廊，穿过玫瑰园，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

我打电话叫黑格来，对他说我想否决星期二内阁会议讨论过的农业拨款法案，因为我不愿意福特第一天当总统就得做这件事。黑格拿来否决的声明，我签了字。这是我当总统采取行动的最后一项法案。

11点钟，史蒂夫·布尔进来说：“总统先生，副总统来了。”福特进门时我抬起头来看他，他穿了一套灰色的衣服，神情严肃。他走近我的时候，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我。他坐在办公桌旁，一时之间，室内鸦雀无声。

接着我说：“杰里，我知道你会干得很好。”

我从来没有怎么想过那种认为总统的职位会使一个人像个总统的样子的说法。美国的总统之所以有生气，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特色。他的能力在当了总统以后更加明显了，他的错误也更加触目了。总统职位并不是一所进修学校，它是一个放大镜。我想杰里·福特在那个放大镜下将会干得很出色。

我们谈到大约整整24小时之后他当总统后会碰到的问题。我强调必须维持我国的军事力量并保持在中东提出的和平倡议的势头。最重要的，我说，我们一定不能让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人利用我辞职这个创痛的事件，在越南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对美国进行考验。我们不能让共产党人错误地认为，我们的行政权威已经被水门事件削弱到这样的程度，不论哪里发生侵略，我们都不会起来应付了。

我说，我计划给世界上主要的领导人拍电报，说杰里·福特一直是我的政策最坚决的支持者，他们能指望他以同样的坚定和决心继续执行这些政策。

福特问我对他有没有特殊的劝告或建议。我说，以我看来，他唯一绝对不可缺少的人是亨利·基辛格。没有别的人有他的智慧、韧劲和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我说，如果我辞职以后他也要走的话，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不久就会乱套。福特坚决表示说，他打算让基辛格继续留任，他愿干多久就干多久。

我还劝他，至少在过渡时期，让黑格留任办公厅主任。我向他保证，黑格总是忠于他所服务的上司，将来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权的事，黑格会提供非常宝贵的意见和经验。

我告诉福特，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我给他提出意见，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介入他的决策过程。他对我的这种态度表示感激，他说他会欢迎我的任何建议，特别是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建议。

我想福特并不知道阿格纽辞职以后，他并不是我挑选当副总统的第一个人选，也不知道我在共和党领导人中非正式征求意见时把他排在第四位。我知道有许多人并不同意我对福特能力的高度评价，可是我当时觉得杰里·福特是恰当的人选，这就是我选中他的理由。我没有理由对这决定感到遗憾。

正午已到，他该走了。

“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宣誓就职?”当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问他。他说，他决定不到国会去，因为那里他的老同事可能把这种场合变成某种庆祝的仪式。我说，我计划中午离开，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白宫宣誓，杜鲁门就是那样做的。

我告诉他，1969年1月20日为我举行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一个电话，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叫我“狄克”了。我说：“现在我也一样，从现在开始，杰里，你是总统先生了。”

我们在门口站一会儿的当口，福特热泪盈眶——我也一样，我感谢他在最后伤脑筋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对我的忠心支持。我说，在以后的日子和年月里，我将为他祈祷。

福特走了以后，我再一次通过熟悉的路线走向行政办公大楼。西侧楼出奇的安静。那里的办公桌从来没有一天不是堆得乱七八糟的，但今天却整理得干干净净。唯有不断的电话铃声赋予这个地方以有目的和有生命的感觉，别的东西都好像凝结住，一动也不动了。

弗雷德·巴兹哈特进来把一封霍尔德曼的律师写来的信交给我，申请总统给予赦免。担任办公厅主任期间一向是效率很高的霍尔德曼附了一张打了字的专页，供我插在我的辞职演说里，宣布（对他们的）赦免，并对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宣布大赦。我让巴兹哈特在我演说以后打电话给这些人的律师，告诉他们我不同意这样做。不答应霍尔德曼的要求，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可是把对他们的赦免跟大赦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联系起来，是不可设想的。而且给水门事件有关人员全部赦免，会在政治上引起歇斯底里。我认为对国家来说，我的辞职必须是一个治疗创伤的举动，在那时的气氛下，我害怕把辞职和普遍赦免水门事件株连的人员联系在一起，会破坏辞职起治疗创伤的效果。

黑格和齐格勒也来了。黑格刚去看了贾瓦斯基回来，通知他我即将辞职。我对黑格说过，我不想同贾瓦斯基讨价还价。我不想让任何特别交易来骗我离职，我也不想人家哄我辞职以换取宽大。我不是因为害怕而下台，我好歹也要试试自己的运气如何。“历史上一些最优秀的著作是在监狱里写成的。”我说，“你想想列宁和甘地吧。”

黑格说，贾瓦斯基认为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黑格从同他的对话中得出一个印象，在特别检察官那方面，我是不用再害怕了。我说，考虑到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没有理由感到安心。

坦率地说，我感到羞辱的是：人们可能以为我之所以作出决定是因为受到害怕被起诉那样丢人的事情的影响，或者是特别检察官和其他攻击我的人强迫我下台。只要人们不认为我是因为事情棘手才下台的，那么无论他们怎么想，我都毫不在乎。

我转过身来对齐格勒说：“你怎么能支持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呢?你知道，我小时候喜好运动。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英里赛跑。在距离终点50米的时候，只剩了我们两个人落在后面，争取不当最后一名。我这时仍然努力作最后几米的冲刺，就跟我要去争取冲断第一名的缎带一样。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半途而废过。或许这正是你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谁也不理解的东西。可不要半途而废啊!”

罗斯进来拿我的辞职演说最后修改稿。她要把它放在我们用的特大号字键的打字机上打出来，那样我在电视上就不必戴眼镜。她有意穿了一套桃红色的衣服和一双桃红色的皮鞋，我知道，她是为了对当时局面的黑暗表示公开的反抗。

她说，全家都讨论过这篇演说稿，他们想在我演讲的时候也待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这样全世界就能看见他们是和我在一起的。我说这实在是办不到的，哪怕他们就在附近，我也不可能毫不慌乱地把演说稿读完。她说，他们预料到了我会有什么感受，所以他们希望至少在我演讲的时候待在隔壁的房间。我请她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是我必须单独一人办的事，请帮帮我忙，要求他们待在官邸里，在那里观看我演说的电视转播。

她说，她还认为应当让我知道战俘组织的负责人空军上校西奥多·盖伊曾泣不成声地打电话来要罗斯一定劝我不要辞职。他说，我过去没有抛弃他们不管，他们今天也不愿抛弃我不管。

我希望那天下午从行政办公大楼走回白宫的时候，不要像平常那样有一群群的工作人员或者记者，不要有警察守街或者拍相片。齐格勒不折不扣地实现了我的愿望，在他和我走过这一段短短的距离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也没看见。

装东西的箱子排在官邸的过道里。我修了面，洗了澡，然后挑出1972年我在莫斯科电视台向苏联人民发表演说时穿的那套衣服和领带。衣服是蓝灰色的，料子很薄，因而在炽热的电视灯光下面会感到凉快些。

我回到行政办公大楼同国会领导人作简短的会见，正式通知他们我决定辞职。

我希望这次会见是体体面面的，并且不使他们为难。这些人全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他们知道，新旧总统的上任和卸职，不管对某个个人的后果如何，那并不是唯一对国家要紧的事情。

他们在下午7点半钟准时到达。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第一个来到。

我还没开口，他就冲口而出：“我希望你知道，总统先生，我跟整个辞职的事毫不相干。”我说：“我明白，卡尔。”我们谈到我们俩是1947年一起第一次到国会山来当议员的。

我对大家说，我对他们几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特别感谢他们在最近一次同苏联的最高级会议期间所给予的支持，因为我知道当时的党派压力和诱惑是很大的。我说，他们反对我的政策的时候，我也总是尊重他们的。当我说到这儿，我两眼盯着迈克·曼斯菲尔德，可是他压根儿没有作出反应。他比平常更阴郁地坐在那里，抽着他的烟斗。我说：“迈克，我会怀念和你一起吃早饭的情景。”[25]他点点头，不过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休·斯科特很诚恳，比曼斯菲尔德更有同情心。约翰·罗兹扮演他通常的令人愉快可是不表明自己态度的角色。

吉姆·伊斯特兰是唯一看来真正分担我痛苦的人。他是一个南方人，一个保守分子，在参议院里常常对他估计最不足。在我整个生涯中，他是我最可靠的顾问之一。他的脸上有一种谅解的表情，这胜过千言万语。

最后我站起来用胳臂搂着卡尔·艾尔伯特的肩膀。“我也会怀念我们一起吃早饭的情景，卡尔。”我说。

我们道别以后，他们就走了。

我环顾了一下办公室。我的眼光很快地扫过那熟悉的大象模型[26]、那小木槌、那镶了镜框的漫画和纪念匾、那些书，还有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的相片。我走出去，关上了门。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

我很快走进内阁会议室。46个人挤着坐在桌子两旁和靠墙的椅子上。这46个人都是我30多年来无数共同事业中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中有些人在我从惠蒂尔来初次当议员以前，就已经当了多年的众议员了；有些人则在1947年和我一起来到众议院，充满了对美国的希望、理想和计划。在过去的五年半中，我们多次共同工作，形成了人数虽少但却很坚强的联盟，屡次打败了参议院和众议院里民主党自由派和共和党自由派这个“巨人”。

我开始谈到我们共同度过的伟大时刻。我说，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倡导与中国和苏联建立新关系，推动中东的和平，而最重要的是，在体面的基础上结束越南战争和使美国战俘能回国。

我说，我本来想留任并继续战斗，可是要在参议院里受审六个月，那对国家来说太长了。我说，现在需要有一个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处理国务上的总统，来对付即将来临的艰巨任务。我说，总统的职位比哪个人都重要，比哪个总统个人都重要，甚至比他们伟大的忠诚还更重要。现在他们必须以他们的投票、他们的爱戴和他们的祈祷来支持杰里·福特。

室内的人都已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了，我看见许多人在哭。我看看我的手表，已快8点半钟了，我差不多讲了半小时的话。听到我最亲密、最可爱的一个朋友莱斯·阿伦兹伤心地啜泣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流出了眼泪。

在我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我说：“我只希望我没有让你们失望。”所有的人都紧紧地靠在一起，连我的椅子都动不了，以致比尔·蒂蒙斯只得替我把椅子往后拉一下，我才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以后，黑格走进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那间小办公室，我正在里面细看一遍我的演说。他见到了内阁会议室的情景，他担心我有可能读不完广播稿就垮了。我说：“艾尔，我很抱歉，我在那儿嗓子有点哽咽，可是当我看见别人哭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并非为他们自己哭而是为了别人哭，我也就禁不住哭了起来。我现在没事了，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说：“总统先生，全体人都深受感动。我知道今天晚上你能够作一次伟大的演讲。”他离开了屋子，我独自坐在那里。

9点差两分，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技师们正在调整灯光和检查音响效果。

9点过45秒，对准我办公桌的那架摄影机的红灯亮了起来——我对美国和全世界讲话的时刻到了。

我一开头就说，没有打完仗就离开战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我决定继续战斗下去，由于缺少国会对我的支持，国家大事就会陷于瘫痪。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在国会里已经没有足够强有力的政治基础来继续进行这种努力了。只要还有这样一个基础，我就会强烈地感到必须把宪法程序进行到最后，否则的话，就是对有意把这程序设计得如此困难的精神的不忠，也会为将来开创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危险先例。

可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我现在认为宪法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这个程序不再需要延长了。

接着，就到了我有生以来必须说的一句最难出口的话。我直盯着摄影机说道：

因此，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

我接着说：

我希望，采取这个行动将加速开始美国亟须的治疗创伤的过程。

在导致我作出这个决定的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我可能会伤害一些人。我对此深感遗憾。我只能说，如果我的一些判断是错误的——有些的确是错误的——那也是我在当时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作出的。

我简略地谈到美国和世界。我谈到在我25年的从政生活中，一直试图为我相信的目标而战斗。我回忆起我在第一次的就职演说里曾保证誓把我自己和我的精力奉献给国际和平事业。我接着说：

打那以后我一直努力工作，忠于自己的誓言。由于这些努力的结果，我深信今天这个世界，不仅对美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大家的孩子都比以前有更好的机会在和平中生活，而不是在战争中死亡。

这就是我竞选总统职位时所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这就是我希望在我离开总统职位时留给你们、留给我们国家的主要遗产。

在讲演的过程中，我一直低头看着一页一页的讲稿，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在看稿子。讲稿早已牢记在我心中。最后，我说：“在这个职位上服务，就会有一种非常亲切的、与每一个美国人亲如兄弟的感觉。在离开这个职位时，我向上帝祈祷：愿上帝永远降福于你。”

红灯一闪即逝，令人眼花目眩的电视灯一个个关掉。我抬头看见技师们有礼貌地沿墙站着，装出他们并不是在等我离开后动手拆卸机器设备的样子。我谢谢他们，然后走出了椭圆形办公室。

基辛格在走廊里等着我。他说：“总统先生，过去你在这个办公室作了重要演说以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一起同你走回到你的住所。我对今天晚上再和你一起走感到十分荣幸。”

当我们走过黑暗的玫瑰园的时候，基辛格的声音既低沉又悲伤。他说，他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可以算作最伟大的一篇演说，历史将会判断我是伟大的总统之一。我转过去对他说：“亨利，这得看谁写历史了。”在官邸门口，我谢谢他，然后我们分了手。

我很快地走向把我带到家庭住所的电梯。长长的过道很黑，警察和特工人员幸而都已撤走或者在让人看不见的地方。当电梯门在二楼开启的时候，全家都等在那里迎接我。我朝他们走去，帕特双臂抱住了我。后来是特里西娅、朱莉、埃德、戴维，大家慢慢地、本能地和我亲切地紧紧拥抱成一团，爱和信心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坐下来谈了几分钟对这一天和对演说的看法。突然间，我开始剧烈地哆嗦起来。特里西娅过来扶住我。“爸!”她喊了一声，“汗水湿透了你的上衣!”我叫他们别着急。我在演讲的时候，出了许多汗，我一定在从办公室走过来的时候着了凉。一会儿，我就好了。

我们谈到对演说的初步反应，其中大多数是对我有利的。许多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都说，这篇演说是要把国家团结起来。可是这结果却是我整个政治生活中最短暂的蜜月，几小时以内就产生了消极的和批评性的新的考虑。

最后我说，我们总应该睡点觉吧，因为我们明天还有很多的事要办呢。我们走进大厅的时候，能听见外面一群人在高声喊叫，然后出现了一个又悲又喜的场面，特里西娅在日记里有这样的描写：

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听得见一群人的喊叫声。妈妈错误地以为这群人是一群支持者，而实际上是在爸爸任职期间始终反对他每一项行动的那些人。现在他们唱着“老头子坐牢去”。

妈妈想把爸爸推到窗口让他能看见那群人。埃德和我拼命大声地说话，想盖过他们的叫声。我们希望爸爸听不清他们那些恶毒的话。即使如此，我也不敢肯定，这最后一件对他不公允的事是否让他听到了。

实际上，在演讲以前，我就听见了这群人的声音。但我并不确切知道他们是哪一边的人。我估计他们是反对我的，但是说实在的，我并不在乎那些嚷嚷的人，我并没有因为他们而心烦。

我要马诺洛给我拿些咸肉煎鸡蛋到林肯休息室。我挂了几个电话给我的朋友、支持我的人以及我手下的工作人员，直到凌晨1点半钟左右。我感谢每个人对我的支持，我对每个人说，我希望我没有使他们失望。

马诺洛敲门进来看看他去休息以前我还要些什么东西。我要他把官邸的灯统统关掉。就跟昨天晚上该大放光明一样，今天晚上该出现一片黑暗。几分钟以后，我走出房间到黑黑的走廊里。我不怕在暗中碰到东西，因为这所房子差不多有六年时间是我的家，我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

我一惊而醒。因为拉上了厚厚的窗帘，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我看看我的表，表针指着4点。虽然我只睡了两小时，可是我完全醒了。

我穿上长浴衣，决定给自己弄点东西吃。

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白宫一个名叫约翰尼·约翰逊的侍者在厨房里。我说：“约翰尼，你这么早在这儿干吗?”

“不早了，总统先生，”他答道，“快6点钟了!”

我又看看我的表，它停在7点。

我对他说，今天早上我不要平常吃的橘子水、麦芽和牛奶，我想要稍微吃得饱一点的东西。我要了我最喜欢的早餐，牛肉糜和煎鸡蛋，我叫他把早餐拿到林肯休息室来。

吃完早饭以后，我从公事皮包里拿出一本黄色便签本，开始想要和9点半钟到东厅来和我道别的政府官员、内阁阁员和白宫工作人员谈些什么东西。在我经过了过去的24小时以后，要想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和他们说是很困难的。

有人敲门，黑格走了进来。他几乎有点迟疑地说：“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工作，总统先生，我想你可能愿意现在就做了它。”

他拿出一张纸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念了一遍，在上面签了字。

我谨此辞去美国总统之职。

几小时以后，这张文件就要送出去，交送时间是上午11点35分，是我任总统的第2027天。

黑格走了以后，我记起在西奥多·罗斯福传记中读过的一些话。我要官邸一个工作人员到行政办公大楼从我办公桌边上把几本书给我拿来。我肯定西奥多·罗斯福的那本传记在那几本书里面。他回来的时候拿了赫尔曼·沃克写的《战争风云》、艾伦·德鲁里的《土星的王位》和诺埃尔·布希写的《西奥多·罗斯福传》。我很快就找到了我要找的内容，在那里夹了一个书签。

我打电话给黑格，和他最后告别。当时他正在开工作人员会，讨论两届政府之间顺利交接的问题。五分钟以后，他站在林肯休息室门口。

“去他妈的工作人员大会，”他说，“这最后几分钟我宁可和你待在一起。”我说，我对他几年来为我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非言辞所能表达。我对他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一会儿，我和家人会面的时间到了。戴维和朱莉等在大厅里，他们不跟我们一起走，他们留下来押运行李到圣克利门蒂。特里西娅和埃德从他们的房间出来，站在一起等着帕特。

帕特穿着一套淡粉色配白色的衣服，看见我们等着她，她想微笑。她带了一副墨镜，想遮住准备行装的两个不眠之夜留下的痕迹，也想掩藏朱莉说的那天早上终于流下来的泪水。我知道为了这次突然离开，日日夜夜准备行装，她需要付出多少勇气。现在她得不到一点应得的赞美。没有国会议员夫人们举行的一连串的告别宴会，没有奖状，也没有称赞。她是一个端庄、富有同情心、受人尊重的第一夫人。她对国家、对世界作了这么多的贡献，可是现在她要与我一起被流放。这实在对她不公平。

马诺洛进来说，官邸的工作人员已经排好队跟我们告别。我和他们作了一次简短谈话，我说我到过欧洲和亚洲许多宏伟的宫殿，在十分古老和华丽的房子里访问过成百上千的亲王和总理。“但是，”我说，“这是一幢最好的房子，因为这幢房子有一颗伟大的心，这颗心就是在里面服务的人的心。”

我说，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对每位贵宾，不管是一个国王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孩子，都曾想方设法地使他们感到在总统府里受到欢迎。现在他们一定要同样地特别照顾好福特总统和福特夫人。当我和他们一一握手的时候，我说：“你们是最了不起的人!”

到下楼的时候了。我问埃德他能不能替我拿着那本西奥多·罗斯福的书。我决定直接从那本书上读一段，因为没有时间把它在专打演讲稿的打字机上打出来了，我第一次要在公共场合戴上我的眼镜。

刚过9点半，我们走到电梯口。在电梯下去的时候，史蒂夫·布尔给我介绍了东厅的布置，他告诉我家里的每一个人，在我演讲的时候他们该站在讲坛上我身后的什么位置。他提到，将有三台电视摄影机。帕特和特里西娅听了这个消息很感不安。她们说，电视已使我们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干吗现在还让电视的好奇的眼睛闯进这最后和最亲密的时刻？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必须这么做，”我说，“我们要为支持我们的人着想。我们要为人民着想。”

我们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硬着头皮准备对付那个十分痛苦的场面。帕特决定不戴她那副墨镜了，埃德说应该不戴，因为在这种时候流泪，无须感到羞耻。我向布尔点点头，门打开了。

特里西娅在她的日记里描写了我们进去时的场面：

我有意识地作了三次深呼吸，驱除我突然感到的头晕。一——二——三。我大声说，“做三次深呼吸”。妈妈和朱莉也这样做了。

大厅的门一打开，电视灯光密集，厅内大放异彩。灯光的温暖像蚕茧那样包围着我们，既令人愉快又令人不愉快，既令人感到舒服又令人窒息。

大厅好像挤满了人。空气中好像有一股从周围的人身上产生的电流——一股足以把我们这个小小队伍推向前方的电流。

突然有人从后面抓住我。一个女仆（维奥拉，我想是洗衣服的女仆）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抽泣起来。我没有受她深切悲伤的感染，因为我已经不仅仅只是悲伤了。我用胳膊搂住她，低声说道：“好好照顾新总统和他全家。”接着我脱出身来，要赶上现在已经在我前面好几步的家里其他的人。

一阵掌声响彻整个白宫，响彻每一个真正关心的人的心。“女士们和先生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尼克松夫人，埃德·考克斯先生和夫人，戴维·艾森豪威尔先生和夫人。”一切情况正常。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站立起来，一阵椅子擦地的声音。“向首脑欢呼致敬。”

前面是讲坛。走上讲坛。找到了地上贴的名签。不要被电线绊倒。站在名签规定的地方。去拉妈妈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妈妈的手。掌声。爸爸讲话了。人们让眼泪流下他们的双颊。别抬头。现在连想也别想。

对爸爸来说，爸爸讲的话本身，是极为精彩的，因为它们是出自内心的话，不是什么正式的讲话。我很高兴，最后人们终于瞥见了他本来的好人面目。最后给人看到了“真正的”尼克松，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使人们看到。发自内心的讲话，人们最终会了解爸爸的。为时还不太晚。

室内的情绪极其感人。我等了好几分钟，都不能把掌声平息下去。在我开始讲话以后，我环顾四周，许多人满面是泪。直到今天，我都记得看见赫布·斯坦泪流满面的情景，而他冷静分析的智力和冷然的幽默感一向受到我的尊敬。我知道，如果我继续这样环顾四周，势将难以克制自己的感情。所以我转过头来不看群众发红的眼睛，只盯着摄影机上的红灯，向全国讲话。

现在我设法控制住汹涌澎湃的感情。昨天晚上我是为历史而发表正式演讲，可是现在我有机会从个人角度亲切地向那些为我那么努力工作而我却令他们那么失望的人讲话。

这是一个长期幻梦的噩梦式的结尾。我从远方的约巴林达的小屋来到华盛顿这幢大厦。我想到我的父母，我想把父母的情况告诉这些人。

我记得我的老父亲。我想他们会说他是个小人物、普通人，他可并不这样看待自己。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最初当过电车司机，又当农民，后来他拥有了一个种植柠檬的农场。我向你们保证，那是加利福尼亚州最穷的柠檬农场。人们在那儿发现石油以前，他就把农场卖掉了。

后来他当杂货商。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专心致志做自己的工作，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把每件工作彻底完成。

也许不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母亲的书。是的，我猜你们也会这样说你们的母亲：我母亲是个圣洁的人。我想到她，两个孩子死于肺病。为了能在亚利桑那照料我的哥哥，她替别人护理过四个生病孩子达三年之久，而且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个死去。当他们死去的时候，她都感到好像是自己的孩子死去一样。

是的，不会有人写有关她的书。可是，她是个圣洁的人。

我原来想找一种新的方式，和白宫工作人员谈点能鼓舞他们的话。我想找一种方式，不用陈词滥调，劝告他们要看得远一些，不要只看到目前这个痛苦的时刻。我从埃德手上拿过那本书，戴上我的眼镜，然后读起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第一位夫人逝世时所写的十分感人的悼词：

她的面孔和体态长得十分美丽，而她的精神更为可爱……当她刚刚当了母亲，当她的生命看起来刚刚开始，当她面前的年月看起来十分光明的时候，忽然遭到一个奇怪而可怕的命运，死亡降临到她的头上。在我心中最亲爱的人去世以后，我生命中的光明也永远消失了。

我把书放下说道，西奥多·罗斯福在他20多岁的时候写下了这些话。他认为光明永远从他生命中熄灭了。可是他继续前进，他不仅当了总统，而且在此以后他为国家服务了很多年，总是在战斗，总是生气勃勃。我说，他的经历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牢记的榜样。

有时事情进行得并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当你第一次没有考上律师的时候——我倒碰巧考上了，可是我只是运气好，我是说，我写的东西太蹩脚，律师考官说：“我们只好录取此人”——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当我们某个亲爱的人去世的时候，当我们竞选失利的时候，当我们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像西奥多·罗斯福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光明永远离开了他的生命。

事实并非如此，这常常只是一个开端。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个道理，老年人也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它必须常常支撑着我们，因为伟大的时刻并不是在你万事如意的时候来到，当你受到一些打击、一些失望，当悲哀来到的时候，伟大的时刻才来到，你才真正受到考验；因为只有在你到过最深的山谷，你才能知道爬上最高的山是多么壮丽的情景。

要永远尽你所能，永远不要气馁，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永远要记住，别人可能恨你，可是那些恨你的人是不会胜利的，除非你也恨他们，而那样，你也毁了你自己。

终于讲完了。我们从讲坛上下来。人们在我们走过的时候，拍着手，哭泣着。

杰里和贝蒂·福特在楼下的外交接待室。我刚一进门，福特就走上前来欢迎我，我们握了手。

“祝你好运，总统先生！”我对他说，“我告诉过你，在我提名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国家会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谢谢你，总统先生。”他答道。

贝蒂说：“祝你一路顺风，狄克。”

我们从天篷下走出去，踏着长长的红地毯，走到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舷梯那里。然后我们站在那里，我很快与杰里握手——帕特拥抱贝蒂——吻了吻朱莉——与戴维告别。然后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帕特、埃德、特里西娅已进了飞机——站在舷梯顶端的门口，转过身来作最后一次的回顾。

彼时彼刻的那个情景，犹如一幅凝住不动的电影画面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红色的地毯，绿色的草坪，白色的房子，铅灰色的天空。仪仗队那浆得笔挺的制服和擦得锃亮的皮鞋。新总统和他的第一夫人。朱莉、戴维、罗斯那么多的朋友。人群站满了草坪，挤上阳台，把身子探出窗口。默默无声，挥着手，流着泪。南面柱廊优美的曲线，一层一层的阳台，有人从林肯卧室的窗口挥舞着一条白手绢。白宫顶上的国旗，在这没有风、没有欢乐的早晨，有气无力地垂挂着。

我举起双臂作最后的致意。我微笑。我挥手告别。我转过头走进直升机。飞机门关上了，红色地毯卷了起来。引擎开始发动，螺旋桨转动起来。喧闹声越来越大，几乎把我们的思想都盖过了。

突然间我们慢慢地上升。下面地上的人们在那里挥手。我们又转了方向。白宫现在在我们后面了，我们低飞过华盛顿纪念碑。又转了一个方向，潮汐湖和杰弗逊纪念堂就在我们下面。

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流眼泪。我把头靠在我的位子上，闭了上眼睛。我听见帕特在自言自语：“真悲哀，真悲哀啊。”

又转了一个方向以后，我们向安德鲁机场飞去，“空军一号”等在那里，送我们回加利福尼亚的老家去。

* * *

【注释】

[1] 迪斯累利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首相。——译者注

[2] 19世纪英国的另一首相。——译者注

[3] 狄克·特克是一个专门在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同他恶作剧的一个人。——译者注

[4] 源于英谚“要检验布丁（一种点心），需要吃一吃”。——译者注

[5] 谢尔曼·亚当斯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因受贿丑闻而辞职，可参看本书上册有关章节的叙述。——译者注

[6] 芝加哥北郊的一个住宅区。——译者注

[7] 心理学家赫尔曼·罗沙赫用作心理测验的墨迹图。——译者注

[8] 美国政府采用三权分立制，分行政（总统）、立法（国会）、司法（最高法院）三个部门。——译者注

[9] 英国历史上有一个传奇式的受人民爱戴的勇敢国王，名字是狮心王理查德。——译者注

[10] 玛丽莲·梦露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电影女演员。——译者注

[11] 美国西部片的著名男演员，在政治上是尼克松的支持者。——译者注

[12] 英文原书如此。但1973年的9月25日应该是星期二。——编者注

[13] 拉斯普丁（1872-1916），俄国僧侣，曾获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的宠信，专权多年；艾尔·卡普尼（1899-1947），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头目。——译者注

[14] 星室法院（Star Chamber）是英国民事、刑事法庭，于1641年停闭，以专断暴虐出名。——译者注

[15] 一个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鼓吹者。——译者注

[16] 意思是说一切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规律进行。上句中的“生存”亦系此意。——译者注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计划的代号。——译者注

[18] 曾是美国著名电影童星，旧译秀兰·邓波儿。——译者注

[19]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美妙歌声诱惑经过的海员而使航船触礁毁灭。——译者注

[20] 意指罪证。——译者注

[21] 即俄文的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非常高兴”的意思。——译者注

[22] 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世外桃源。——译者注

[23] 这里的好朋友是指卸任总统而言。——译者注

[24] 英语中“穿某人的鞋”即继承某人的地位的意思。——译者注

[25] 美国总统经常与国会领袖一起吃早饭商量事情。——译者注

[26] 大象是共和党的象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