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总统职位（1973-1974）上

我本来想留任并继续战斗，可是要在参议院里受审六个月，那对国家来说太长了。现在需要有一个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处理国务上的总统，来对付即将来临的艰巨任务。

1973年

就在1972年大选前不久，我有一次接见记者时说，在今后的四年中，我的这届政府将以主张进行自1932年罗斯福政府以来最有意义的改革的一届政府而著称。但是我所设想的改革跟“新政”的改革是迥然不同的。我对前来采访的《华盛顿明星报》记者加尼特·霍纳说：“罗斯福的改革导致华盛顿的权力越来越大。在那时，这或许是需要的……我们现在要着手进行的改革将是……把权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改革……这会使政府比较精简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也会使政府更加强有力一些。一个臃肿不堪的政府毕竟是软弱的，在处理问题上是无力的。”大选后的第二天，我对白宫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说得更加简单干脆，“不存在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要把禁区打破”。

在我第二届任期开始时，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仍在配合一致地进行努力，要维护传统的东部历经“新政”“新边疆”和“伟大的社会”延续下来一直到1973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现在我计划要在全国实现“新多数”的较为保守的价值准则和信念，利用我的权力加强我的这场“新的美国革命”的实力。我在日记中写道：“这将使那个权势集团大吃一惊，但这是唯一的办法，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使我们能把政府置于控制之下，不让它变得如此庞大，以致会把个人完全淹没，破坏使美国制度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那种动力。”

在我第一届任期中，我按照更有效率的方针来改组或改革联邦政府的一切尝试，都遭到国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抵制，他们联合起来，决心不为所动。这一部分是由于两党党争的原因：民主党的机构当然要抵制共和党的总统。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我所提出的计划和纲领威胁到他们几十年来通过历届政府积累起来的根深蒂固的权力和特权。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默认这种现状，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我第一届任期中，国会不会进行任何重要的组织改革或自动地限制财政开支。但是，我在这一次选举中得到了占压倒性优势的选民的委托，而且我知道我只有四年时间来施展我的抱负了，所以我计划迫使国会和联邦官僚机构公开站出来，在公众舆论面前，把他们的阻挠破坏和在花钱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等行为说清楚。

1973年1月31日，我在第二届任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里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国会要抓权……但如果你要有权，你就必须负起责任来，而这届国会……在花钱的问题上是不负责任的。当然，困难在于国会代表着特殊的利益集团，因为我自己当过国会议员。”

在我第一届任期中，我还得同越来越抱敌意态度的舆论界作斗争。关于他们的权力和偏见，阿格纽说过一些击中要害的大实话，但我得按总统和舆论界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敌对关系这种官方神话行事。不过，在我目前的第二届任期内，我打算让他们知道，我不会再毫无怨言地洗耳恭听他们带刺的话，或让他们的不负责任的权力不受到挑战。

我在1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越南问题和平解决时就毫不客气了。我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可能，克服了巨大的障碍，最后取得了光荣的和平。我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在写这句话时会感到不痛快。但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大部分美国人也认识到事实就是这样。”

到1976年立国200周年那一年新总统当选时，我希望我已为美国初步组建起一个新的领导阶级，这个新的领导阶级的价值准则和抱负将能更真实地反映全国的要求。这不单纯是保守派的观点，帕特·莫伊尼汉在1969年曾忧心忡忡地写道：“大概从1840年以来，美国有文化的上层分子就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广大社会的价值准则和活动给否定掉了。”

我任总统的头四年中的所见所闻证实和加深了我对美国领导阶级所怀有的这种忧虑。在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甚至在工商界和宗教界，都盛行着一种很成功、很时髦的消极态度，在我看来，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丧失了意志，背离了传统的美国观点和态度。越南战争破坏了传统的爱国观念，从而使这个阶层得以完成其异化过程。

在我第一届任期内，我注视着这个恶疾不断发展和蔓延。我在舆论界看到这一点，他们把造反的学生捧为英雄，对那些坚持传统价值准则的人，要么加以忽视，要么就把这些人说成孤陋寡闻，或思想不开通。1970年帕特·莫伊尼汉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应该有个人出来指出这种倾向：当一个出身中上阶层的东部名牌大学学生说了句特别荒唐的话时，美国官方就得认为‘他是向我们进忠言’；但当一个年轻的建筑工人针对这种荒唐的话发表点什么看法时，我们便得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新法西斯分子，必须把他的嘴封住。”

在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界人士中则弥漫着一种比较微妙的态度，我在这里也看到了这一点。这种态度好像并不那么重要，但我认为这不等于这种态度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担心。举例说，在竞选期间，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戴维营看的一部电影中就有一些镜头使我感到很烦恼。

日记

昨晚，我们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片名叫《人》。这部电影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在于，影片中的那位国务卿的上衣翻领上别上一面美国国旗，而这个国务卿当然是被描写成一个很坏的人物。霍尔德曼对我说，他看过一部叫《候选人》的电影，在这个电影中，他们也在那位共和党候选人身上别上一面美国国旗。我对霍尔德曼说，从现在起，我也要别上一面美国国旗，就是天塌下来我也照办不误。他说，麦格雷格从现在起就要让大家都知道，总统既然别上一面美国国旗，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可能这样做，以表示他们对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当然，这样做时要注意，不要使人感到，你是在有意让人怀疑某些人的爱国主义，而这些人是你的对立面。人们竟然会这样糟踏我们的国家，这真使人感到奇怪。

这不是我出于政治动机的一种偏见。我感到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我从历史书中领会到：当一个国家的所有领导机构都由于自己怀疑自己和犹豫不决而瘫痪时，除非把这些机构加以改革、替换或甩开，否则这个国家将无法长期存在下去。在我第二届任期中，我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这三个办法中的不论哪一种方法，或者这三个办法不论哪种形式的结合。

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积极自豪的新意识和新精神。现在越南战争既已结束，我感到我在创造这种意识和精神方面就能有所作为了。我感到美国人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主要以中西部、西部和南部为基地，从来就没有人鼓励过他们，在控制国家的关键机构方面同东部自由派上层分子作一番有力的竞争。

鉴于即将袭击我和我的政府并使我的总统任期提前结束的丑闻，这看来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在1973年刚开始的头几个月里，我正计划在美国做一个积极的领导榜样，当然，我也希望是个令人鼓舞的榜样，这个榜样会成为重新产生乐观主义、决断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和动力。

在我第二届任期内，我想要在三个主要领域进行改革。我要改革预算，停止那些浪费而且无效的计划，并计划大规模改组和精简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和白宫工作人员。正如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后来所说的那样：“尼克松想做的事实际上是把政府管起来，这是70年来哪一个总统也没有试图做过的事。”最后，我打算按照“新多数”的方针重振共和党。这样的一些改革会激起官僚机构和国会什么样的反应，舆论界又将如何报道，对此我丝毫不抱幻想。但是我有准备、有决心，而且我认为我有能力为这些改革进行战斗，因为我相信这些改革是好事，并认为它们是最符合美国需要的事情。

1月11日，我在比斯坎岛的书房中的案头记事册上，概括地记下了我的全部希望和计划。这本来要成为我第二届总统任期内的蓝图的。

大选前，我要求管理与预算局局长卡斯珀·温伯格和约翰·埃利希曼审查一下联邦赠予计划。他们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1000多项计划中，至少有115项浪费很大。例如：联邦农业补助计划把42%的钱给了只占农民7%的最富裕的农民。另一个联邦计划仍在鼓励学生报考师范专业，尽管全国已有7万名过剩的教师，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尽管医院病床总数过剩，但我们还对修建医院进行补贴。总之，我1月29日送交国会的第二届任期的第一个联邦预算中所建议削减的预算支出将在1973年节约65亿美元，在1974年节约163亿美元。削减这些计划是个大胆的建议，因为这些计划每年都得到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职位和政府合同。但我准备承受这个压力。艾琳·沙纳汉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怀疑论者是从来不相信有人会真正下决心干一件事情的，而尼克松对待这些目标却这么认真，真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终于提出要改组、缩减或取消“伟大的社会”残余的那些庞大的计划——它们在帮助穷人方面什么事也没干，而目前主要是为执行计划的联邦官僚的利益服务的。在“经济机会局”的25亿元经费中，有85%的钱还没有到穷人手里，便作为薪金和一般管理费用花光了。继续为这些不起作用的计划拨款，并不能为穷人服务。但我准备接受国会中那帮为穷人说话的人、自由派和舆论界必然要提出的指责——说我们提出削减的建议是冷酷无情——不用等多久，果然这些指责就都来了。“尼克松总统的新预算使人们大吃一惊。这个新预算想要把他自己所笃信的劳动道德观念强加给我们整个社会。”约瑟夫·克拉夫特的原意是要批评我，但在我听起来，它却像音乐一样悦耳。

一年前，早在1972年1月24日，我就向国会提出请求对联邦开支定一个最高限额。由于国会只对单个拨款计划进行投票，从来没有一个办法控制总预算，某些有价值的计划可能最终会造成政府赤字开支，然而，从来没有要众议员和参议员对此承担责任。因此这些立法人员们两面沾光。不论他们的良心、他们的选民和他们本党领袖要他们投票赞成什么花钱的议案，他们都可以这样投票，而又不必因为联邦赤字开支造成了通货膨胀和税收增加而挨骂。毋庸赘言，对于取消这个舒服的特权，国会方面从来不热心，可是他们确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要为控制预算提出新的办法。

1973年1月，我又向国会要求不仅把1973年的开支限制在2500亿美元之内，而且要他们同意一直到1975年都要给开支规定一个极限。许多议员真诚而认真地关心将由谁来决定优先批准哪些开支项目，以及使用什么标准的问题。但有些议员则被这样的前景吓怕了：限制预算会影响他们再次当选的能力，因为他们竞选连任靠的就是他们能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多少联邦拨款。我对哪些计划需要优先批准拨款作了一番选择，现在要由国会来这样做了。一个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新的预算对各项计划和国会都提出了全面挑战，不仅只是感到意外，而且引起了震惊、畏惧和愤怒……有迹象表明，国会将团结在一起，捍卫被总统所亵渎的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正当我的预算和开支最高极限的建议在国会中引起震荡时，我的改组政府的计划又在联邦官僚机构中引起了地震波。国会曾经扼杀了我1971年试图精简政府的尝试，所以我要求埃利希曼和新上任的预算局局长罗伊·阿什成立一个工作组并跟宪法专家们一起研究一下，我可以独立进行哪些合法的改组。他们的意见是，我实际上可以凭行政权力，建立一个跟我1971年提出的改革建议非常接近的体系。

我们决定把内阁11个部中的6个部和几百个联邦机构中的一部分机构组织起来置于四个总管理口之下：人力资源口、自然资源口、社会发展口和经济事务口。乔治·舒尔茨将主管经济事务口，再从现任内阁部长中选人分别担任其余三个总管理口的总统顾问。这些人对他们主管的所有计划直接对我负责。例如：在1972年，某一个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的城市改建计划为了要买一项建筑器材就要经过71个人签字。为了雇用一个人，有时需要5个机构和56个人签字才行。有9个联邦政府的部和20个局都对教育计划负有责任。一个地方上的给水和排水计划要牵涉到7个局。在我的改组计划中，主管各口的总统顾问将负责消除这种重复和无效率的现象。

我也宣布我再一次下决心要打破联邦政府对国家税收的钳制，而把有些税收归还给地方。从1960年到1970年，单纯赠予计划——把联邦的钱交给地方和州政府从事各项工作，但仍受联邦官员控制和监督的计划——从44项增加到500项。1969年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大政府对国家的威胁要比大企业或大劳工组织的威胁更大。我认为这种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1969年、1970年和1971年，我提出了体现税收分享原则的建议，根据这种原则，钱可以从联邦政府交回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那里，由它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轻重缓急来使用这些钱。1972年国会通过了税收分享计划，干脆规定把钱归还给地方，不受任何计划和项目的限制。在执行的第一年中，指定还给州和地方政府的钱达50多亿美元。此外还有好几个特别税收分享计划，把钱归还给地方上时只有一项规定，就是这些钱必须用于有大致规定的计划范围内，如城市发展、执行法律、教育、职业训练、运输、农村发展等方面。特别税收分享计划本来可以取代困于繁文缛节中的125项单纯赠予计划。但迄今为止，国会没有通过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在1973年，我又提出其中的四个部分。

从实际上来说，税收分享计划是发挥地方管理能力和地方责任感的办法。从哲学上来说，它是40年来联邦政府发展方向上的第一个大转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场新的美国革命。

从政治上来说，税收分享加剧了华盛顿的敌对情绪，因为它势必要废弃一部分官僚机构，而在这里，谁也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和控制。

大选后，我立即采取行动，大幅削减行政部门的人员。1969年我就任时，总统行政办公室人员达4700人。我们宣称，到1973年年底我们计划削减60%。我很遗憾，在第一届任期中，我们在一项基本工作上做得很差，而这项工作不论对哪一党的新上任的政府都是最根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没有在各部和各机构的所有关键职位上都安插上忠于总统和他的纲领的人。在这些由总统委派的职位上如果没有这种人员担任领导，总统休想动一下官僚机构。这对一位共和党的总统来说尤其如此。而这点在几年以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得到证实。研究人员乔尔·阿伯巴赫和伯特·罗克曼发现，在1970年，在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业官员中只有17%是共和党人，47%是民主党人，36%是无党派人士。这些无党派人士常常是倾向于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的。研究报告的作者证实了我们对官僚机构感到的失望是有其确凿原因的：“我们的研究结果是，职业官僚机构中共和党比例极少，而尤为突出的是，社会服务官僚机构中大多数管理人员在思想上对尼克松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内所遵行的方向是抱有敌意的。”伯纳德·门尼斯所作的另外一个研究报告集中研究外交官僚机构，他发现只有5%的外交官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

我决心不在这方面重蹈覆辙。在我再次当选的第二天早上，我要求行政部门的每一个非职业雇员提出辞呈。大多数辞呈将不会获得批准，我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象征性的，表示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在大选前的好几个星期里，我在读布莱克著的《迪斯累利》[1]一书时，我对迪斯累利形容格拉斯东[2]和他的内阁时所说的话印象很深，他说，他们是“死火山”。我宣称在我第二届任期内，我决不犯同样的毛病。我下决心不要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在1956年以压倒性优势重新当选以后，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仍毫无作为。我要我的内阁成员，尤其是新成员，感到他们完全有挑选他们第二届任期中的工作人员的自由。在有些情况下，我计划把白宫的工作人员调一些到内阁各部中去，以确保我们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只要是在我的权限之内，我决心要在第二届任期中打破东部集团对行政部门和联邦政府的控制。我建议向西部和中西部去找寻新的人。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我要一个充满着1972年“新多数”精神的政府。我给他们明确了选用人员的四条标准：忠诚、宽厚、有创造性、有胆略。我要任用工会领袖、妇女和在过去的政府中没有适当代表的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诸如波兰裔、意大利裔、墨西哥裔美国人等。

白宫全体工作人员和所有内阁成员都被要求提出辞呈。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一个错误。我没有估计到这一行动在那些在大选中出过力的人们中间会造成怎样令人寒心的影响，他们在大选中这么努力工作，自然希望有一个机会来好好地尝一尝巨大胜利的滋味，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反而要担心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了。这种情况由于我把自己关在戴维营里而更加严重了。在大选后的四个星期中，我在那里待了18天，与新、旧官员举行了40多次会议，制订第二届任期计划。

民主党手中掌握了华盛顿的四张王牌——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的多数和在华盛顿幕后活动的一批令人生畏的律师和政治掮客——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反对党胆小怕事，这就等于给了他们第五张王牌，那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我开始第二届任期时，我感到迫切需要重振共和党，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新多数。有好多天，我们甚至在议论成立一个新党。共和党仍然是有能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拥有政治生活中一些最能干和最有原则的男女人士。我觉得，我们最缺少的是没有那种能力，像一个多数党那样来思考问题，敢冒风险，表现出像民主党那样单凭人多而有的那种自信心。对于这点，我在竞选期间，在约翰·康纳利的牧场上举行的民主党人支持尼克松大会演讲以后就记了下来。

日记

我们就是需要我们方面有更多的人对于政治要像我们的许多民主党朋友那样热爱，他们似乎是极有那种感情的，正如我对康纳利所说的那样，共和党人比较内向，比较节制，比较循规蹈矩。民主党人什么都讲出来，喜欢大喊大笑，喜欢高高兴兴。共和党人也喜欢高高兴兴，但他们不让别人看到，而民主党人却在他们不那么高兴的时候也做出他们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我们做了各种计划来重建党的组织机构。我跟鲍勃·多尔、乔治·布什、克拉克·麦格雷戈、巴里·戈德华特、杰里·福特讨论了我们在1974年和1976年的全国竞选中获得最好候选人的办法。我感到，在展望我们的机会和前景时，我们都越来越激动；如果我们努力工作，又交好运的话，到1974年我们可能为20年来的第一次由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奠定基础。

显而易见，国会决心要斗一下。康纳利向我报告说，国会山上的情绪是“我从未见过的那样有恶意。他们的脾气又乖戾又暴躁”。越南的和平协定刚宣布，在改组计划、削减预算建议、12月轰炸，以及不久即被称为“帝王式总统”的态度和作风问题上，各种责难就开始了。过去也有同样的例子，一场战争结束后，国会就想方设法要恢复它的权力和重新确立它的特权。牢记着这个先例，为使我的纲领得到通过并能实现，我准备进行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战斗。

1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68%的人赞成我，国会方面更加感到沮丧了。在1971年年底测验结果表明对国会的拥戴下降到从未有过的26%。沃尔特·李普曼说，他不相信国会在决定应提出哪些计划以及如何领导国家方面有那样的智慧。

我过去是国会中的一员，并为此感到自豪。但到1973年，我得出结论，国会已变得碍手碍脚，无法驾驭，倾向孤立，在财政问题上不负责任，公开屈服于有组织的少数人的压力，而且过分听从舆论界的摆布。

我知道，我对国会感到失望的部分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我不是从国会山而是从宾夕法尼亚大道这一端的白宫来看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从我来到华盛顿以后的26年中，国会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7年，一个议员还可能办些公事，做些准备工作，与他的选民保持接触，随时留意自己的政治前途。但现在，联邦政府变得如此庞大，政府的事务如此广泛，甚至那些最自觉的议员都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职责委托给助手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做，而这些人便由此在数量上和影响上都相应地膨胀起来。

电台和电视证明它们有能力在一夜之内，使一个政治家成为全国名人，受重视的不是踏实的埋头苦干作风，而是动人的声色和善于引起争论的能力。这种情况不仅对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国会内部的传统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议员不受党纪的约束，都搞自己的事业去了。

甚至可以说，越南造成了这些变化中最严重和最重大的变化：两党共同支持总统对外政策的这一传统的消失。长年累月的战争和在越南问题上发生的全国性的思想混乱腐蚀了这种观念，进一步分裂了国会与总统，进一步分裂了两院，使它们互相对峙。

在1973年初期，我觉得国会似乎在到处寻找办法解决其效率不高或办事不力的问题，但它就是不从本身去寻找办法。我认为，国会议员埋怨说行政部门窃取了他们的权力，这是十分荒谬的。相反，近代的几位总统仅仅是填补了由于国会不能严格律己在决策方面起强有力的作用而造成的真空。

“帝王式总统”是一批为自己文过饰非的议员和一些失望的自由派创造出来的一个稻草人。这些人在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的时代，把强有力的总统这一种理想偶像化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总统，这个总统却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且又是理查德·尼克松，于是他们就改变了主意，开出了把重新确立国会权力作为重振共和国的药方。

当然国会急于想为自己的各种问题找个替罪羊。民主党的领袖认定，要发挥民主党多数派的权力和恢复国会过去的威信，最好的办法是从行政部门的身上割下一块皮来。在我提出预算最高极限和改组政府计划的建议以后，华盛顿的专栏作家伊文斯与诺瓦克找那些熟悉内情的人士商谈后报告说，国会已在制订一个“狠毒的”反攻计划。休伯特·汉弗莱宣言，很快就要发生一场“宪法危机”。

在总统拥有程序方面的特权这种表面看来属于外围的问题上拉开了第一条战线。早在1月间，参议院民主党干部会以35票对1票决定要削减总统援用行政特权的传统权力。同一天，58名参议员组成的两党集团提出一项立法议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限制总统在战争问题上的权力的尝试。2月5日，参议院投票决定，预算局局长的任命要国会认可。这个职位从它开始设立至今52年以来都是由总统委任而不须国会认可的。

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冲突在扣发拨款问题上也进行了公开的大战。对国会已经拨出的经费开支，如果那些计划还未准备就绪，或者如果通货膨胀特别严重，再投一笔钱到经济中去会使通货膨胀更加恶化，总统可以扣发拨款。从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以来的历届总统都认为这是他们的特权，而且的确也是他们的责任。这就是所谓扣发拨款。事实上，到1973年1月29日，我扣发了总预算的3.5%；1961年肯尼迪扣发7.8%，1962年扣发6.1%，1963年扣发3%；约翰逊在1964年扣发3.5%，以后逐年提高，到1967年达到6.7%。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并没有因为我的民主党前任比我更加严重地使用这项权力而对他们提出责难，所以，我把1973年的这场扣发拨款之战看成纯粹出于党派之见的攻击。

尽管我呼吁节约开支，并请求给预算开支定一个最高极限，但到了3月份，国会已准备好15项大量花钱的提案，单就这15项就要使1974年预算超支90亿美元。正如《华盛顿邮报》3月28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说了那么多关于节约的“虔诚的话”，但我在削减开支方面继续遭到抵制。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党争现象。譬如说，只有很少几个共和党参议员每次都站在我的一边反对那些使预算膨胀的主要的花钱提案。我对休·斯科特说，除非在我们的队伍里能够做到一定的团结，否则我要放弃参议院了。

在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对抗日益发展的同时，参议院民主党干部会要求对1972年的竞选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当然，他们的意思是要调查共和党的竞选活动，特别是水门事件。迈克·曼斯菲尔德选定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欧文来领导这个调查。

我手下的一些人和顾问感到选择欧文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认为，舆论界很难把许多自由派认为过去一向只是投赞成种族隔离票的一个人大肆吹捧成为一个英雄。但是我知道，尽管欧文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和貌不惊人的样子，但他却是一个敏锐、机智，而且极有门户之见的政治动物。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曼斯菲尔德此举是国会斗争中一个有目的的行动，旨在把总统置于被动地位。“我们今后的四年将是非常艰巨的四年，迹象就是曼斯菲尔德宣布他要欧文领导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水门事件。毫无疑问，曼斯菲尔德此人是会抱着极其深刻、强烈的党派之见的。实际上民主党为争夺白宫的位置，提早四年进行竞选了。”

水门事件又起

在我重新当选时，我知道，将近五个月来，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减少水门闯入事件的影响。约翰·迪安负责处理这方面的日常事务，他应付了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的作证：帕特曼听证会、总务署的调查和报纸上的各种揭露。他密切地注视着联邦大陪审团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的进展情况，使我们不要由于他们那里出现什么名堂而感到意外。他对那些被传去作证的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协助。他建议司法部的官员要对这个案件的政治牵连提高警惕，不要转移注意力到不相干的领域中去。我认为他就像一个聪明、灵活的政治律师在处理一个变化无常的政治案件。

就像我非常肯定我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来限制这个丑闻的影响一样，我也同样地自信，我们并没有试图进行掩饰。首先，联邦调查局进行的调查无疑是很广泛的。米切尔和科尔森都被传讯过，甚至连我们大家都对之有怀疑的马格鲁德也曾三次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而且不管多么勉强，他总还算过了关。尽管整个案件具有巨大的政治敏感性，我个人并没有对司法部施加压力。我确信，如果换了其他的政府，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在这一切之后，仍找不出证据说明白宫有任何人与闯入水门事件有牵连。

我能意识到，白宫上空仍笼罩着一团疑云。但我将这归咎于在选举前夕关于西格雷蒂问题的宣传以及麦戈文提出关于贪污的指控。我确信，那只是一个公共关系的问题，只需要在公共关系方面想办法来解决就行了。

在选举后，我决定查克·科尔森和德怀特·蔡平应离开白宫。科尔森是在与水门问题无关的其他政治问题上招来批评的导火线。埃利希曼特别要求他尽快离职。我想他的离职会减少我们政治上的弱点，使我们能从头开始。科尔森当然担心，如果他离开白宫，那就显得好像他在什么问题上是有罪似的。所以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宣布他将离职，但把他实际离职的时间推迟到3月份，我在11月13日，以后又在11月18日对这项决定作了分析。

日记

由于科尔森将遭到攻击，我们知道这里有风险，然而，我不愿给人以他是被人攻下台的印象。因为这对他是一种不公平的责难，同时也会使人错误地解释我在我们开始新的一届政府时带来一个新班子的行动。

科尔森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对的——我想他在水门问题和西格雷蒂问题上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多数人的头脑里，他成了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极其悲哀的例子，说明可以对一个人进行种种伤害、打击、诬蔑、诽谤，然后又把他牺牲掉。但在政治斗争中恐怕就是这样一回事。

约翰·埃利希曼当然会比大部分人走得更远。如果照他的主张办，到目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去掉一半，因为他坚持认为，不论是谁，哪怕只要看上去好像做了点错事，就得打发走。由于人总难免有差错，我是永远不会采取这种做法的。

我相信，凡是一个人看上去干了坏事，那应该给他一个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别人遭到攻击时抛弃他，其后果只能鼓励食人鱼的肆意复仇，把你啃得只剩骷髅为止。

德怀特·蔡平的事情使我感到更加痛心。从我1967年开始竞选总统以来，他就跟我在一起。他年轻、聪明、前途无量。但他同西格雷蒂的关系使他不可能继续留在白宫。当我知道下面这个事实时，我的情绪更加复杂化了：正是我自己对霍尔德曼和其他工作人员坚持说，在这次竞选中，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能对反对党来个以牙还牙的人。他们知道，这一次我要使民主党的主要人物感到生气、烦恼、困窘——就像我过去所感到的那样。而西格雷蒂却成了一个充当这个角色的错误人选。

当约翰·迪安在11月初就西格雷蒂问题第一次向我报告时，他说西格雷蒂的活动是典型的政治恶作剧，我在日记中说：“今天，在霍尔德曼同迪安谈话后，我同霍尔德曼谈了话。我很高兴地注意到，西格雷蒂一伙所干的不过是狄克·特克[3]式的那种把戏，虽然，他们有的活动也许比狄克·特克组织得好一些，尽管效果不如它们。”

但到11月中，我们叫迪安去访问西格雷蒂，以便我们能确切知道他究竟干了些什么，蔡平可能被人家抓到什么把柄，这时我们才知道，他的全部活动并不像我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天真无害。

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西格雷蒂租了一架飞机在迈阿密上空飞翔，尾巴上挂着一个大标语“和平、吸毒、乱交派投麦戈文一票”。他冒充是支持马斯基的组织者之一，在华盛顿举行盛大的晚宴，订了200份馅饼、鲜花和招待节目。在4月1日愚人节他印刷了传单，邀请人们到汉弗莱在密尔沃基的总部免费吃喝，他花钱雇人到支持马斯基的会场外面拿着“支持肯尼迪当总统”的标语牌。这一切都属于典型的政治胡闹范围内的活动。但当他用民主党各个竞选办公室的信笺发出伪造信，说两名民主党候选人在两性问题上有行为不当的记录，另一名候选人有精神病病史时，他就超出了政治捣乱的界线了。

我感到，在舆论界对待蔡平和西格雷蒂问题的做法上，有一定成分的双重标准在起作用。例如，我记得，他们很少谈到1960年汉弗莱与肯尼迪之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许多恶毒的反天主教的信件寄到威斯康星天主教徒集中居住区的事。在这些信上的邮戳盖的是发自明尼苏达，其目的是要人认为信件是汉弗莱的支持者发出的。一家杂志事后查出这些信是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个朋友搞的鬼。

我也感到《邮报》对西格雷蒂问题的报道是言过其实的、不公平的。事后证明，揭露事实的记者也同样地使用肮脏的手段，利用私人途径查阅西格雷蒂的电话费账单和属于保密的信贷方面的情报。正如迪安在几个月以后对我所说的那样：“当初雇用西格雷蒂时，我们的用意并没有什么邪恶、错误或不对的地方，什么错也没有，没有搞间谍活动，也没有搞破坏活动。只是恶作剧做得太过头了。”即便如此，蔡平还是受到了无可弥补的伤害。我认为，从他本人的利害关系来考虑，他离开比忍受报界的攻击好，因为如果他留在白宫的话，报界是肯定要攻击他的，他在私人企业界是能够谋得一个很好的职位的。但这个经验仍然是悲伤和痛苦的。正如我在日记中指出的那样：“蔡平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对待此事。他会得到很好的安置，而且可以干得很出色。关于西格雷蒂问题，决定让它挂着，当然是对的。我还认为，让蔡平离职的决定也是正确的。正如我对霍尔德曼所说的那样，时间是一剂了不起的良药。”

在11月中旬，我们还在设法寻找某些积极的行动，把我们自己突出起来，最后让大家把水门事件忘却。11月22日，我对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读了我们的一个支持者写给白宫的一封信，他力促我把事情收拾干净。我说：“那种认为事情会慢慢销声匿迹的理论是行不通的。这样看起来好像我是在试图隐瞒一些什么东西。”同时，一些保守派的专栏作家开始批评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消除人们脑子里残余的怀疑。有一天晚上我口授了以下的内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甚至比对方更为严厉：对于保守派应有更高的标准来要求。”

我说，我们应该发表某种公开声明，说明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大陪审团的调查结果，那就是白宫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我也准备详细讲一下西格雷蒂事件，不管这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困窘。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行动方案。我听说，尤其是迪安，他认为我们应该随它去，对其置之不理。新闻报道已经平静下去了，所以当前也没有需要去答复新的指控。事实上，我们随便做什么事，都只会有引起大家重新注意我们的危险，结果就会把新的压力集中到马格鲁德，甚至米切尔身上。最后，还有一种从法律角度出发看问题的论点：水门审讯即将开始，白宫不论说什么话都会影响陪审团对证据产生偏见。

这些都是很好的论点，但我们不满意就这样无所作为。12月8日，我对霍尔德曼建议，要迪安对报界作一次谈话，我在12月10日第一次，12月11日又一次要求，发表某种公开声明，但什么下文也没有。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我都在政府改组问题上花了好多时间。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个任务远比那个棘手的水门事件更为重要，而且是使人更愉快的任务。后来，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我自己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越南问题上了。

当我们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别处时，水门事件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在12月份的最后几个星期和来年1月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是很细微的变化。水门审讯即将开始，对被告的压力日益增加。在白宫也感到了震波，特别在霍华特·亨特问题上，他的妻子之死给他带来的绝望情绪也传到了科尔森那里。

科尔森与亨特的私人感情很深，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同样确切的是，亨特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中隐藏着一种要开始揭发问题的威胁。虽然，我对他到底要揭发什么一点谱也没有。

在这个阶段，如同在闯入水门事件刚发生后的几天一样，我们开始根据没有说出来的假设、推测以及未经证实的忧虑来采取行动。每个人都开始表示关心其他的人是否有可以被攻击的弱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他们认为科尔森可能比他自己所承认的陷得更深。科尔森也这样看待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尔森去见亨特的律师，想使亨特感到放心。我们正处在越南问题即将解决的关键时刻，我们又正在预算问题上跟国会进行一场斗争，还要对付被大肆渲染的水门听证会，谁也不想冒险。

1月8日，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与科尔森的一次谈话。

日记

科尔森指出了很有意思的一点，从事这次活动的那些人在干这件事时的想法是，如果他们万一被抓住了，不管检察官是谁，我们都会进行活动，以保证他们平安无事。当然，我很难相信他们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想，他们是在回想约翰逊的时代，那时，约翰逊在调查博比·贝克一案时，就曾动用了总统的所有职权去保护他自己和其他人。

到2月份，我仍然很关心人们已经普遍有了我们在水门事件上进行了掩饰活动的印象，我们却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不论我们怀疑什么，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究竟谁应对此事负责，而我又不想强迫什么人仅仅为了给我解决一个公共关系问题而改变他的证词。但我仍对科尔森说，“在掩饰问题这笔交易上，必须减少总统的损失”，因为“我们并没有掩饰什么呀”。科尔森表示他非常同意。

2月14日我口授的日记总结了在这新的一年的头几个星期里我对形势的新看法。

日记

科尔森真正关心的似乎是亨特可能告发。他好像老摆脱不了那种想法：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因为是他派了她带着钱或其他什么东西去芝加哥的。他之所以没有要那25万美元保险费就是因为他承认了使妻子送命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如果法官传讯他，威胁要判他35年徒刑，人家很可能以给予豁免权相诱，要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说出来。

我真不知道他了解多少事情。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声称，他们也不知道，当然科尔森也是如此。我想他们三个人知道的事可能比他们自己承认所知道的东西要多一些，但是到底多多少，我也真说不上来。整个事件中的真正问题，我想在于米切尔，以及那里的第二把手〔马格鲁德〕。

我不知道形势如何发展，但不管怎样，我们还得忍受下去，并尽快把事情了结。我说的是尽快，可是所采取的战略却是尽可能地拖延，让它一拖再拖。我倾向于认为，后一种战略可能较好，虽然在这过程中，看来可能会一点一点地抽尽我们的血。

1972年埃德加·胡佛死后，我任命当时的司法部助理部长帕特·格雷为联邦调查局代局长。格雷在华盛顿颇有名望，被认为是全市最有效率、最稳妥、最和蔼的行政官员之一。在1972年夏、秋两季，他作为代理局长一直在监督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他对这次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颇为自豪，并热心地愿在任何论坛上为之辩护。

我决定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的正式局长。2月14日我跟他见面讨论这个职位的问题。我向他保证，我不担心在认可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会出现涉及水门问题的事。我说：“我倒不担心事情的本身或揭出什么事实。”我唯一担心的是他在听证会上预期会遭到反对党的攻击之后，他的精神状态会怎样。

他回答说，他对此有所准备。他说：“我对事情拖下去一点也不感到不光彩。因为我认为政府对此事的调查干得很漂亮。”他告诉我，在第一个星期结束时，他召见了进行调查的特工人员，“狠狠地要求他们放手去干，用尽一切力量去干”。他说，闯入水门后的那个星期，连民主党的拉里·奥布赖恩都说，他对联邦调查局做的工作很满意。

格雷很肯定地说，他甚至能说服那些不愿相信的人们，使他们确信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进行的调查决无任何偏袒的行为。他对此当然很自信。

日记

让格雷出席参议院的委员会，他至少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出色。这是一个关于彻底调查的真实故事，而这当然会把掩饰的说法给打消。我向埃利希曼、霍尔德曼和科尔森强调指出这点，但我不能肯定他们都相信这点。真正糟糕的是进行掩饰，而不是事件本身。当然，如果牵连到米切尔的话，那件事本身也会糟糕的，如果只牵连到马格鲁德，那就稍好一点。

很快便到2月底，欧文听证会已逼到我们头上来了。但我们在是否要援用行政特权，拒绝让白宫的任何助理出席作证这个关键问题上还没有作出决定。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迪安他们刚努力想出一个战略，往往又被其他事情给冲掉了。同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开始焦急起来，有的甚至公开坚持要我对水门事件采取一点行动。我在日记中写道：“很难理解，得到我们如此强烈支持的人们怎么会像蠢驴一样，在这种问题上跟反对党一样大喊大叫，而他们明知道在白宫这一级是不可能有任何牵连的。”埃利希曼和我决定，我今后要直接领导迪安进行工作，而不是通过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领导他。我想这样也许可以打破障碍。几个月来，我故意让别人去应付和策划对付水门事件，但这个问题既没有解决也没被遏制住，现在都开始像滚雪球似的越闹越大。我决定亲自出马过问此事。

我在2月27日与迪安会面，这是从去年9月15日就水门事件进行起诉的那一天他向我报告以来我第一次跟他谈话。

日记

与迪安的谈话很有价值，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迪安讲了约翰逊如何利用联邦调查局的一大堆令人惊奇的事。显然，约翰逊曾让联邦调查局在1964年民主党的新泽西州代表大会上搞过窃听，或至少搞过谍报工作。

次日，2月28日跟迪安再次会面后，我写下另一篇日记。

日记

我跟迪安进行了另一次很好的谈话，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表现出充沛的精力、极大的智慧，以及高度的灵活性。他不仅回去读了《六次危机》，而且特别看了我在国会中的演讲。那里面说到我在这里想说清楚的事——当我们想进行一项调查时，杜鲁门政府竖起了一堵石墙，他们不让联邦调查局或司法部或政府的任何其他机构跟我们合作，可那时候，报界却全力支持他们。

我很高兴我现在直接同迪安谈话而不是通过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传话了。我想，有一个像迪安这样我可以直接谈话的能干的人，我还通过其他人传话，那真是个错误。

当我和迪安在那次谈话结束后一起走到门口时，我们估计了一下欧文委员会可能要传讯哪些人出席作证——他们恐怕最想要传讯霍尔德曼、科尔森或埃利希曼。

迪安补充说：“可能还有迪安。”

我立即表示要他放心，我强调说：“关于你嘛，我想他们知道你是个律师，而且他们也知道你跟……竞选毫无关系。”

迪安说：“对。”

我说：“我就是这样想的。”

在3月份的头几个星期中，我与迪安继续会面，我们讨论了欧文委员会的战略和我们3月12日发表的声明。声明重申我们对现任和前任的白宫助理都要援引行政特权。我们讨论了认可帕特·格雷任命的听证会，我们也讨论了他正在收集的关于民主党在政治上滥用职权的材料。3月13日，我们讨论了在两天后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们认为记者可能在水门事件上向我提出哪些问题。

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肯定要比往常的招待会更加激烈。格雷以同样程度的天真而且顽强的态度把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的听证变成一场灾难。他把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档案材料交给委员会公布，这就激怒了从美国民权自由委员会一直到他在联邦调查局下属中的每一个人。在每次出席作证时，他总把迪安的名字越来越深地扯进争论之中，有一次他甚至暗示，迪安可能非法地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给西格雷蒂看过。迪安让白宫新闻室否认他曾不恰当地处理过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但是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们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文章可做，于是他们坚持要迪安出席作证，然后才能批准格雷的任命。

我完全准备为迪安辩护。在3月13日会见中，我们同意如果人家向我提出要求他作为见证人出席时，我将说，他将用一封信的形式宣誓回答问题。我说，我将重申我们打算与欧文委员会的调查合作，以此为手段来应付在水门事件上提出的其他问题。迪安补充说，我还可以说，过去我们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现在将与参议院委员会的适当调查进行合作。

我说：“我们将发表声明。”

迪安肯定地说：“的确，我们没有什么事要隐瞒的。”

我又重复一句：“我们提供了情况，我们没有什么事要隐瞒的。”

然后，我和迪安开始回顾一遍事实，首先从我的记者招待会的观点出发，以后又从我们在欧文委员会上可能有弱点这个观点出发。我想我已熟悉全部事实。在水门问题上，我想我们主要担心的是马格鲁德和米切尔。虽然，我确信欧文委员会也想把霍尔德曼拖进去，我仍然准备毫不含糊地申明并毫无保留地辩护说，在水门闯入事件中，白宫没有牵连。

迪安提醒我注意，在参议院水门听证会中也许会揭发出新的事实，但他说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委员会上的民主党人，在舆论工具的唆使下，想拉进一个“高级人士”来增加戏剧性。

我说：“咱们干脆说，我想他们真正的对象是霍尔德曼。”

迪安表示同意说：“霍尔德曼和米切尔。”

我说霍尔德曼的问题是蔡平。霍尔德曼批准蔡平同霍尔德曼的另一个助手斯特罗恩着手进行西格雷蒂活动，报界不断把西格雷蒂跟水门事件挂起钩来。但迪安向我保证，蔡平根本不知道水门的事。

我随便问了一句：“斯特罗恩知道吗?”

迪安回答说：“知道。”

我吃了一惊：“他知道?”

“是的。”

“知道水门的事?”

“是的。”迪安重复道。

我感到大吃一惊。就在两个月前，斯特罗恩还在白宫工作，如果他知道闯入水门的事，这本身便够糟糕的了。但我立即看出这会引出更深一层的问题。众所周知，霍尔德曼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耳目，如果斯特罗恩知道像闯入水门计划这样重要的事而不告诉霍尔德曼，恐怕不大可能吧。

我说：“啊，那么鲍勃也知道了。他可能那时就告诉了鲍勃。”但我马上又说，“他也可能没有告诉他。”

迪安在后一点上的态度使人感到放心。他说斯特罗恩向霍尔德曼汇报情况时是“很审慎”的。他把斯特罗恩说成“像钉子一样硬”。他告诉我，有两次问到斯特罗恩，他都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迪安似乎在暗示，斯特罗恩说了谎。

我说：“这样说可不公正吧!问题是你怎么能证明这点?”

迪安说：“根本用不着去问他嘛，他认为这就是他应付情况的一种办法。”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在我们考虑水门事件时，斯特罗恩一直是一个外围的和次要的人物。现在他一下子变成了主要的问题，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我又一次问道：“那么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水门事件的?斯特罗恩是知道的?”

“是啊。”迪安回答说。

“真该死!这可是鲍勃身上的问题了。现在鲍勃的问题不在于蔡平而在于斯特罗恩了。因为斯特罗恩为他工作呀。”

我仍然感到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按照迪安的说法，斯特罗恩早就知道水门窃听的事。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九个月来白宫一直否认与水门有牵连就算白搭了。谈到后来，迪安似乎又缓和了一下斯特罗恩所引起的问题。他说，我们仍然可以不违背事实地说白宫与此没有牵连，因为没有人知道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事。斯特罗恩显然是在事后才知道有窃听这回事，但他没有参加任何犯罪的阴谋，这是律师才能做出的区分，但至少从这种法律意义上来说，白宫还是没有“牵连”进去。无论如何，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指责或批评什么人，而是要团结人。

我们把其他可能被攻破的弱点检查了一遍。迪安把他对每一个人的看法告诉我。他说，马格鲁德比斯特罗恩知道得还多；科尔森不知道水门事件的具体情况，米切尔知道全面收集情报的事，但不知道闯入事件的具体细节。迪安指出，他自己的名字也出现过——他作为把利迪派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去工作的人而被扯了进去。他说，这是事实，但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要求派一个律师去，而人家告诉他利迪是一个好律师，所以他把这情况转告马格鲁德，利迪就被录用了。

我们正处在有党派偏见的参议院调查的前夕，可是突然又碰到了新的又不明确的弱点。“那么，拖下去这办法如何?……坦白地说，现在再走拖下去这条路是不是已经晚了?”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又解答说，“是的，是晚了。”

迪安回答道：“我想也是。”

我说：“我知道埃利希曼一直认为应该拖下去。”

迪安说，他认为他说服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现在也不是真的想要“拖”下去了。迪安说：“形势肯定有点像多米诺骨牌，如果一旦有的东西开始倒下来，会发生一连串的问题。所以，总统先生，危险是有的。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我就没有做到直言不讳……是有危险。这就是我们不要去——不是每个人都去——作证的理由。”

我又提出发表某种白宫声明的可能性。但迪安认为，不管我们怎样声称白宫与闯入水门事件没有牵连，党见极深的民主党和舆论界决不会相信我们所发表的任何声明。他还警告说，人们也不会相信或理解西格雷蒂案件的真实情况。他说：“他们一定会把它说得还要坏一些，涉及更多的东西，说那是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水门事件和迪安在调查中的作用问题。

我为迪安辩护说，要总统的一位法律顾问接受传讯到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去作证，这是没有先例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迪安不仅受行政特权的保护，而且也受律师和委托人之间存在着的那种长期来受传统所尊重的保密关系的保护。我说，我准备允许他提供情况，这一点本身就是超过宪法或先例所要求的一种合作了。我提醒记者们，其他各届政府都不像我这样持合作态度。我提醒他们，我这样的合作是从前杜鲁门在希斯案时所拒绝的合作。

提问不断回到水门事件上来，那种毫不留情几乎到了感情用事的程度，这种情况只有在越南战争中大家最激动的日子里我才看到过。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在水门问题上，我们同舆论界和国会之间存在的问题有多么深广：越南战争一波未平，现在一波又起了。

我也马上意识到——甚至在我用迪安和我一切商量好的办法回答问题的同时——我们目前对付水门事件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已经处于守势，我们已经落后了，我们已经让人看上去似乎有什么事要隐瞒。

像一个突然发现被暴风雨所包围的人一样，我死命地抱住我的一块路程牌——尽管这块路程牌现在明显的是以一个法律上的界线为基础的，那就是白宫没有人牵连在闯入水门的事件里。我得悉斯特罗恩是在事后才知道搞窃听的，但他没有参与决定这件事。即使我们只能说这一些，我感到，我们至少应该找到一个能说服人的新办法来说这话。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够为自己进行辩护。

在我的记者招待会后，我决定比以前更加坚决地要求迪安草拟出一项书面声明，把他这些天来一直对我们说的话再说一遍：在水门事件上没有不利于科尔森、蔡平或霍尔德曼的证据。

当我在3月16日再见到迪安时，我建议他去戴维营，专心致志地集中精力准备他的声明。次日，我又催他去写声明，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本人也参加了在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办公室里举行的那些会，讨论戈登·利迪收集情报的计划。迪安急忙加上一句话说，他当时就曾表示，在司法部部长面前，不应该讨论这些事情。他说，他曾向霍尔德曼报告，并对霍尔德曼说，今后遇有这类的事，白宫必须“置身于10英里之外——因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和它发生任何关系”。他说霍尔德曼同意他的意见，他说：“我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我问道：“那么你没有听到讨论窃听的事，是吗，还是已经听到了?”

“我是听到了。”他回答说，“这是使我感到很不安的事。”他解释说，利迪在会上说，他们应该进行窃听，米切尔不同意，可是只坐在那里抽烟斗，什么话也不说。我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情景和米切尔的那种神秘莫测的表情，这是他不得不跟外行人打交道时常常采取的态度。

我告诉迪安，在他准备发表的声明中，谈到这次会议时，他不必提到讨论窃听问题的情况。我的理由是，不管怎样，他是试图制止此事的，而且米切尔也没有批准。迪安说，白宫知道有这么一个收集情报的活动计划，这本身就是一件窘事，尽管我们以为这是一种合法活动。对此，我并不感到担心，并说，如果我们非要找个理由，我们是可以找到的，根据就是因为有人对我们搞了那么多暴力和示威行为。至少，我们不像前任的历届政府，我们没有利用联邦调查局。

后来，我又回到我们的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上。我说，根据我的理解，在迪安看来，在这些薄弱环节中米切尔、科尔森和霍尔德曼是间接或许可能是直接的；下面一层是蔡平。迪安说，他得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像一条毯子似的，在这一切事情上都有份儿”。我说，这个我知道，但他的活动都发生在窃听之后，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问题。我说，不像其他人那样，他没有刑事罪责。迪安表示同意说：“对。”

当我们回到斯特罗恩的问题上时，迪安似乎又改变了他在四天前对我说过的话。那时，他说斯特罗恩不知道闯入事件。现在他却说，利迪告诉过他，到底斯特罗恩知道多少事，他真的说不准。

迪安告诉我，利迪指名说马格鲁德是对他施加压力要他进行这次闯入的人。我问，谁对马格鲁德施加压力。迪安从理论上推论说，斯特罗恩很可能笼统地说过，大家要在收集情报的问题上行动起来。我再一次问道，他们到底在寻求什么样的情报。但现在，闯入事件发生后九个月，连迪安都回答不出，为什么他们偏偏就要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呢。他说：“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事情似乎日益复杂化了。有传闻说，马格鲁德在私下说，科尔森和霍尔德曼事先是知道这次闯入事件的。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我想，正如迪安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马格鲁德发现自己快要淹死了，他会伸手抓住一个能抓到的随便什么人。而现在，其他间接的联系和牵连又这样多。我告诉迪安，我看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说利迪和他的一伙闯入水门是执行他的一部分职责，这样来“把事情彻底了结”，然后，我们把一切推在西格雷蒂身上。我说：“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嘛。”

然后，迪安又说，还有一个潜在的困难。在亨特和利迪身上，埃利希曼还有一个问题。我试探道：“他们为埃利希曼干事?”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他可能遭到牵连。这时迪安告诉我，亨特与利迪带着中央情报局的装备，闯入了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诊所。

我说：“天晓得——”

迪安告诉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取得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病历，这与五角大楼文件有关。但他不知道为的是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回答说。

迪安又说，埃利希曼可能事先不知道要发生这次闯入事件。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与迪安谈话。他提到与埃利希曼有牵连的一个弱点，这显然跟调查埃尔斯伯格一案的事有点什么关系，这在我看来似乎很滑稽可笑。显然，他们想从埃尔斯伯格的医生那里弄到一些关于埃尔斯伯格患有精神病的情报。”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四天前，迪安告诉我斯特罗恩知道水门窃听的事，而现在，又出了这件事。

然而，我确信在欧文听证会上，不会提出跟埃尔斯伯格有关的任何事。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有比埃尔斯伯格一案更加重要的问题。

我们对水门事件的处理继续犯拖延和按兵不动的老毛病。有一次迪安建议写封信给（认可任命）格雷的听证会说，他只是把利迪作为一个法律顾问推荐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而且白宫与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充分的合作。我提出要他在这封信上宣誓签名，后来这个建议就此吹了。

我迫切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我们面对的问题有：可能要继续轰炸老挝，以此作为对北越不遵守巴黎和平协定中停火条款的报复；国内经济令人不安地变幻无常，乔治·舒尔茨几乎想要承认，经济政策第三阶段的放宽控制措施为时过早了。

我还在考虑需要为第二届任期制定对外政策新目标。现在越南战争既已结束，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到世界上其他那些战争总是迫在眉睫、大国核对抗的危险远比东南亚要大得多的地区。2月3日，我第一次记下了好几篇这一类的日记。

日记

在中东问题上，我猛击亨利一掌。他现在要想推迟到10月间以色列选举以后解决中东问题。但是我告诉他，除非我们今年办这事，否则我们在这四年的任期内就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个埃及人〔萨达特总统的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要来。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但我感到我们得想办法，使以色列松动一下他们那丝毫不肯让步的立场。不用说，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完全站到埃及或阿拉伯人的立场上去，但是在两者之间我们还是有移动的余地的。当然，临时解决办法将是我们能讨论的唯一的东西——这是以色列人肯接受的唯一的东西——埃及人，也就是说阿拉伯人，也只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附带的保证是我们将尽最大可能在以后求得一个全面解决。

我对亨利谈到需要在中东行动起来。我竭力催促他，我要求他在今年必须解决问题这一点上不要放松，因为我们明年将无法办到这件事了。以后由于1976年竞选就要来到，就更无法办到这件事了。亨利自己提出了这一点，所以，口信显然是已经传过去了。他担心的是，罗杰斯等人会抓住这个问题并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公开宣传，那就会破坏它。这点我向希思提出过，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召开最高级会议而又一事无成。当然，英国人完全懂得这点。

另外，亨利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行动，说政治问题太困难了。这当然是必须由我来作出判断的一件事。他同意说，在以色列对付以色列人不见得比对付这里的犹太人困难。但我决心啃这块石头而且马上就这么做，因为我不能让这件事拖下去，使1亿阿拉伯人恨我们，不仅给激进派而且给苏联人提供一个浑水摸鱼的鱼场。我想，在实际上，激进派是我们更大的危险，因为苏联人多少还要对他们的人民负点责任，而激进派却能够完全不受任何管束地采取行动。

正如我告诉鲍勃的那样，我认为亨利现在有点松劲儿，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参与了恐怕可以说是战后年代的三件大事——苏联、中国、越南——任何其他事同这相比都显得逊色，所以对中东问题，他有点不想碰。我肯定这是由于他怕受到我国犹太人集团的巨大压力。

亨利需要有另一个伟大的目标。黑格强烈地感到这个目标应该是欧洲。我注意到，亨利在上次跟我的谈话中接过了这个话茬，但我却不断地对黑格强调需要在中东问题上有所作为。

我还需要有点个人的时间来制定自己的日程，到目前为止，我发疯似的往前赶路。从第二届任期开始后的两个月内，我做了十次重要讲演，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提出了规定开支最高极限的1974年预算，并在环境、卫生、教育、人力训练、执行法律、运输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立法建议。果尔达·梅厄夫人、约旦的侯赛因国王、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先后访问华盛顿。迄今，我很少有机会跟公众见面，而为了争取人们支持我的政策，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我需要开始在全国各地走走。事实上，我曾计划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做一次全国旅行，向人民表示，我感谢他们在那个长期考验过程中坚定不移。我还想在复活节后去拉丁美洲访问一次。

白宫在水门事件上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说，霍尔德曼跟我对此同样感到失望。他特别渴望我们能在西格雷蒂问题上公开讲讲话，把事情经过如实地说出来，以澄清神秘气氛。3月20日星期二晚上，我们会面时，他抱怨说别人都坚持认为，他不论在西格雷蒂问题上说些什么，都会伤害在“水门这边”有牵连的人。

“我是代人受过……”霍尔德曼说，“我们仍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为了保护一些别的人就得在我脸上抹黑。”他又补充说，蔡平——他也准备公开充分地解释西格雷蒂的问题——“则被抹得更黑，为的也是要保护别人”。我说，问题是，那些在水门事件上有弱点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霍尔德曼表示同意。他说，西格雷蒂问题可能只反映我们用错了人，而水门事件则是严重的问题。迪安不断地坚持说，整个形势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在一环上松了口，把西格雷蒂的问题全部说了出来，可能会危及其他。

这使我们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一个不可接受的结论，那我们就要死钉在原地不动：不发表公开声明，跟国会在行政特权问题上来回争吵，并给人一种白宫在进行掩饰的印象——对我们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境地。

霍尔德曼答道：“这不算真正的糟——这不会比米切尔为了伪证或共谋而进监狱更糟。”我不得不表示同意，说我也考虑到这点。我也怀疑过，马格鲁德怎么会自作主张做这样一件事。

霍尔德曼指出，不管我们对米切尔牵连程度作什么猜测，迪安似乎总认为米切尔可能并没有批准闯入。而马格鲁德则发誓他本人事先也没有批准，这也是可能的。如果你接受这种前提，即利迪是按照泛泛的命令自己采取行动的。不过利迪是否能顶住压力，还是会开始咬别人，这总是一个问题。不论怎样，迪安的办法是继续限制在利迪一个人身上。霍尔德曼说，如果没有新的因素——白宫声明——加进来，迪安似乎认为米切尔可能有希望不被拖进去。

现在到了3月20日，我们又回到了九个月前闯入事件发生后第四天的地方，谁也不敢肯定米切尔有无牵连，或者根据第一手材料，甚至谁也不敢说马格鲁德有无牵连。但是围绕着水门事件的间接牵连和弱点是如此之大，利迪或马格鲁德哪怕说了一句假话，就可能是致命的。

在我们会谈结束时，霍尔德曼和我又讨论了发表一个笼统的公开声明的想法。当我提到迪安说这样一来会打开太多的门时，霍尔德曼说，我们还是应该发表个声明看看。他说，门总是要打开的。这正与我的想法相同。如果是事实总要揭露出来。我说：“我宁可由我们自己来把事实在可能范围内直截了当地揭露出来。”我们一致认为声明不要很全面，免得以后万一又出现什么事陷入被动。声明只要表示，愿意答复以后出现的进一步问题。

在我们的会见结束前，霍尔德曼好像事后又想起一件事，提出了迪安向他提出来的又一个问题。他说，从1972年的竞选经费中转了35万美元现款给白宫，作为诸如非正式民意测验之类的政治活动所需的经费。这笔款没有花掉，大选后又转账还给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说，这有什么问题。他说，这不就可以证明确实存在“秘密经费”了吗?报纸就会加以利用。他说：“倒不是说这使我担心，它从没有使我担心过。”但他又说：“可能这里面有问题，比……我所发现的问题还要多。”

霍尔德曼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就给迪安打电话，他似乎有点激动。他对我说，他要来见我，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最广泛的含义”。他说：“你知道，或许我可以用30分钟把事实对你说清楚，使你能够从所有其他人都知道的那些事实出发来行动……我们以前一直没有这样做，搞的都是些零敲碎打的材料。”

我说我们在第二天即3月21日早晨见面。然后我又回到我一再提出的要求，由他起草一个我们可以用白宫名义发表的某种一般性的声明。我建议，他或许可以向内阁作一次口头汇报，把他告诉我的话向他们说一遍，保证白宫没有人与闯入事件有牵连，好叫他们放心。像往常一样，一提到发表声明，迪安的反应总是很冷淡。他重复他的建议说，在发表任何声明之前，他要同我个人见一次面。我说：“不，我要知道。我首先要知道的是，所有的人现在处境如何。”我想到我同霍尔德曼讨论时谈到要避免发表有定论的声明，我说，我正在考虑发表一个“全面的声明，但又要使它非常笼统”。——我的意思是，章节不必分明，只是一般性的结论，如：“霍尔德曼在这件、那件或者别的事情上没有牵连，科尔森先生没有干这件事……提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请告诉我。”

日记

今天真是够呛，因为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水门——西格雷蒂事件的真正问题所在。就弄清事实而言，我们似乎总是只能得到基本上是死胡同式的答复。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实际上就让它那样下去。事实上我们不是在设法弄清事实，而是要把我们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讲出来。

我很晚才找到迪安，大约在7点钟。照埃利希曼的说法，他今天显然有点气馁。虽然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并明显地使他大大地振作起来。他一直在努力使事情不至于搞得一发不可收拾。他说他想找时间跟我谈半个小时，把事情都摆出来，使我能够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并且使我能够知道如果让白宫工作人员出席作证或发表声明或不管你想干什么，那么这里面可能都会牵涉到一些什么样的危险。我定于明天上午10时见他。

总之，从迪安今晚所说的来看，他和穆尔都主张目前不发表任何声明，干脆顶住。

我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提出的论点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要提出来，恐怕还是让我们主动讲出来而不要被迫讲出来的好。

我也得悉地区法院法官即将对亨特、利迪、麦科德和在水门被捕的其他人进行判决。

日记

一个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星期五法官采取行动时会发生什么事。法官虽然会极其严厉，但这并不会使我感到意外。

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麦科德可能会顶不住，因为他不愿进监狱。他在几天后可能会对法官说，他愿意把一切都招供出来。问题是他知道多少事。当然关于米切尔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少。米切尔是我最担心的一个人。

总之，回想到几年前，今天3月20日正是宣誓就职的日子，我们有许多竞选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处理。霍尔德曼讽刺地说，这不过是一件一般的破门案件，如果不是守夜的人看到门上的胶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水门事件就不会发生，其他的事也都不会牵连进去。但这是为了竞选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也是雇用这样一些用心良好但又相当愚蠢或至少是判断能力极差的人为你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

米切尔就是没掌住舵，因为这时他跟玛莎之间出现了好多问题，虽然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我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没有比米切尔更好的朋友或支持者了，也没有什么人比他更能经受得住压力，但在目前，我们真的在这里给卡住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好。

3月21日的谈话

3月21日，星期三，刚过10点钟，约翰·迪安进了椭圆形办公室。

在对格雷听证会随便交换了几句话以后，他说他认为我们应该谈一谈，因为在我们早先的一些关于水门的谈话中，他的印象是我并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每一件事。他说，这就使我们作出一些只有我才能作出的判断时会遭到困难。

我说：“换句话说，我必须知道你为什么感到……我们不应该把有些事情说出来。”

他开始说：“我认为……我们的……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我们得了癌症——在内部——在接近总统的地方，这癌症正在发展，它每天都在发展。它越来越加重，它现在按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发展，因为它本身就在加重。我跟你一解释其中某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细节，你就会明白，这基本上是由于：第一，我们受到了讹诈；第二，那些本来不需要作伪证来保护别人的人很快就要开始作伪证了。这简直就是——一点儿保证也没有……”

我接上去说：“这事情不会完蛋。”

他重复道：“是不会完蛋。”

他开始讲细节，其中有些我以前听说过，有些是我以前虽然听说过但说法不同，而有些则是新的东西。

他开始说，霍尔德曼想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开展“完全正当合法”的情报活动。迪安就让他的一个助手起草一个计划进行“正常的渗透……从某些当秘书的人手中收买情报等这类事情”。迪安说，埃利希曼、米切尔和一些别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所挑选的助手不适合处理这种事，他们要一名律师。他说，就是在那时候，他推荐利迪来负责情报活动。这是迪安第一次告诉我这一点，以前他只说他将利迪推荐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作为一名法律顾问。

迪安又重复了一遍：当利迪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里向米切尔提出他的粗鲁笨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收集情报计划时他自己感到愤慨的情况，当时他又是怎样对利迪和马格鲁德说：“你不能在这个办公室里这样讲话……你应该重新检查你的整个想法。”他又重复讲他以前说过的霍尔德曼后来同意迪安和白宫不应参与这种活动。他说：“我认为，在那时候事情就结束了。”

我的理解是，他了解的第一手情况就是到此为止，然后他就转而谈到在闯入事件发生后他才知道的一些详细情况，当然他竭力想把以后发生的事拼凑起来，这些都是他的推论和猜测。

看来，在米切尔办公室的会议之后，亨特和利迪请求科尔森帮助使他们的计划得到批准。科尔森于是打电话给马格鲁德，要他在亨特和利迪身上“要么钓鱼上钩，要么索性放弃鱼饵”。我问道，科尔森是否知道亨特和利迪的计划是什么内容。迪安说，他猜想科尔森“对他们在谈论的事是相当清楚的”。

科尔森!我最初的忧虑又出现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包括迪安在内，都对我说，科尔森没有牵连进去。我问道：“你想科尔森是推动此计划的人吗?”迪安说他认为科尔森曾帮忙推动此事。他也认为霍尔德曼通过斯特罗恩做了些推动的工作，但霍尔德曼之所以推动他们进行一些收集情报活动是建立在无害的假设上的，即他们没有计划干什么不合法的事。迪安肯定地说：“我想鲍勃假定他们所干的事是正当的。”

迪安猜想道，马格鲁德向米切尔报告科尔森和斯特罗恩作过“推动”，在那些压力面前，米切尔坐在那里抽着烟斗说：“那就干吧!”根本没有真正考虑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迪安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听事件是怎么搞起来的推论。我感到有些难以保持自己不晕头转向了：就在24小时以前，霍尔德曼还暗示说迪安认为米切尔并没有批准闯入事件。

迪安说，安装了窃听器之后，斯特罗恩从中收到一些情报，并将情报送交霍尔德曼。迪安说，霍尔德曼可能不知道情报来源，但斯特罗恩是知道的。

迪安说：马格鲁德是“完全知情的”，但他作了伪证。迪安说马格鲁德编造了“一幕戏”，他有一次碰上迪安，便问道：“怎么样?”迪安说，他当时的回答是：“那，我不知道……如果这是你们要坚持做的事，那好嘛!”迪安说，尽管马格鲁德作了那样的证词，马格鲁德的确曾具体指示利迪进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迪安说，但是他真实地相信，白宫里是没有人知道那事情的，但他显然又自相矛盾地说，他认为斯特罗恩知道。

谈到闯入事件发生后的活动，迪安说他本人“得到相当明确的指示要他不去进行真正的调查”，他按照“限制理论”行事。我说：“对。”我记得霍尔德曼在前一天晚上说过，迪安希望把闯入的罪责限制在利迪身上，不让往上追到米切尔身上。

迪安说，他一直在密切注视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大陪审团的调查。他说被告们在水门被捕后不久，便警告说：“我们得有一笔请律师的费用……如果你们要我们把这事拖到大选以后的话。”迪安说，在他和米切尔都在场的会议上作了付款安排。他补充道：“卡姆巴克被找来了。卡姆巴克筹措了一些现款。”

我问这事是不是用过一个所谓“古巴委员会”打掩护。迪安说是的，而且还用了亨特的律师。我说：“不论花什么代价，我也愿意保留这个掩护，保留这个委员会。”

然后，迪安说出了他的妙语：“鲍勃牵连在内，约翰牵连在内，我牵连在内，米切尔也牵连在内。而这可是阻挠司法的行为。”

我不明白。我想迪安总得言过其实一些吧。

我问道：“鲍勃怎样牵连进去的?”

迪安说，霍尔德曼让他动用放在白宫的一笔35万美元现款经费来付款给被告人。迪安说：他自己，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决定，只要“不让这件事在大选前爆发，付多少钱作代价都不为多”。这是一个新的转折。前一天晚上，霍尔德曼刚说，这笔款没有动用就已还给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唯一存在的问题是舆论界会称之为“秘密经费”的东西。我说：“我想你应该很快处理此事。”迪安表示同意。

迪安说，麦科德跟白宫的什么人谈到对他的判决减刑的问题。他说：“你知道，科尔森间接地跟亨特谈到过减刑的问题。这一切事都很糟糕……因为这些都是问题，是许愿，是承担了义务。这些都是参院最想找到的东西。”

这时迪安说到了造成他近来心神不安的核心问题。五天前，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律师接到霍华德·亨特的一个口信，他直接把口信转给迪安：亨特要求给他12.2万美元的律师费和个人费用。迪安说，当他接到这个口信时，他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说：“我跟钱的事没有关系。我对此一无所知，无法帮忙。”

亨特的口信还附有一项威胁：“我要把约翰·埃利希曼拖下来跪倒在地上，让他坐牢。我已为他和克罗干了好多肮脏的勾当，他们跑不了。”照迪安的说法，亨特的最后限期是“昨天交易所收盘时间”。

我问道：“那是指什么?是指埃尔斯伯格案吗?”迪安回答说：“埃尔斯伯格以及显然还有些其他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全部情况。”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我说道。我想到早在1月份，科尔森就猜到亨特可能把霍尔德曼或埃利希曼拖下水，他们同时都猜到亨特会对科尔森做什么。迪安说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接着他告诉我都有哪些人知道闯入埃尔斯伯格医生诊所事件，这里面有在水门被捕的古巴人和他们的律师。

亨特的威胁正是一个最紧急而又最有戏剧性的例子，说明所有被告有可能不断进行讹诈这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付款，那就会加重对司法的阻挠。此外，还有如何筹款的问题。我问他得需要多少钱。迪安估计，要付钱给所有的被告人，在今后两年内恐怕需要100万美元。

我说，这可不那么容易，但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搞到这笔钱。事实上，我脑子里也没有什么具体办法。但我设想，如果有足够迫切的需要，我们可以从那些过去曾大量捐助我们的一些人那里筹得这笔钱。

迪安又回过来说他关于总统职位“得了癌”的话。他说巴德·克罗在埃尔斯伯格事件上被迫作伪证。关于克罗的这个消息对我又是一个打击。他是我最喜欢的年轻的工作人员之一。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但显然，他曾作证说，他不认识这些古巴人，而事实上，他是认识的——当然不是通过水门事件而是通过埃尔斯伯格事件认识的。

“伪证是很难证明的刑事责任。”我说道，但我自己对此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我们又回到亨特的威胁。在所有的新的细节和乱七八糟的事中，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霍华德·亨特是一个定时炸弹，他的最后限期是昨天。两天后，他将被判刑，他肯定会实现他的威胁。

“就眼前急迫的问题而言，你得很快地处理亨特的经济情况吧?”我问道，“为了留有选择余地，你得把瓶盖留在瓶子上——不这样，就得让他现在就爆炸。”

迪安说：“不错。”我让他继续叙述事实。他讲完后，又回到他说的正在发展的形势。问题是，如果水门案件开始暴露出来，霍尔德曼、米切尔、埃利希曼和他本人都要被指控犯刑事罪。他说他认为，他、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尔应该把全部事情都拿出来讨论一下，并谈一下如何把这同总统职位分开。

他对我说：“你没有牵连进去。”

我回答说：“这是事实。”

“先生，我知道这是事实。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就可以知道，这些你都不知情。”

我们谈到了问题的实质和真正的问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当他与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尔碰头时，他们可能得出结论，没有办法使整个事情不暴露出来。我问迪安，那时该怎么办呢?我说：“你们是不是就把事实全部揭露?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这就是我对它的看法。”

迪安躲躲闪闪。他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召集另外一个联邦大陪审团，给某些见证人以豁免。我起初以为他想的是给马格鲁德以豁免，但后来越听越清楚，原来他想的是给他自己以豁免。他告诉我，他认为他自己将面临坐牢的可能性。

我说：“天哪，不会吧!我看不出你怎么会被判坐牢。”根据他自己所说的，他谴责过利迪的窃听计划；他同处理钱的问题没有牵连；他没有向任何人许诺可获宽大处理或作任何伪证。但他显然很发愁，所以我要他再跟我解释解释，在阻挠司法方面他有些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看不出怎么能对他进行起诉。他解释说，他在讹诈问题上是“情报渠道”。

在他继续往下说时，我却一直在担心讹诈的事以及如不付钱会冒多大风险的问题。我告诉他：“让我坦率地说，我就不信这种事情非得继续存在下去不可。”于是我开始从迷宫中找出一条出路。至少，如果我们有100万美元并且有办法把钱交出去，那就会把所有的事再拖一段时期，但能做到吗?还有亨特和他期待宽大的问题：如果有人让他以为可以得到自由，那钱就满足不了他。迪安说，其他的人也会要求宽大，并说：“我不敢说，你是否能够给他们宽大处理。这样做可能太担风险了。”

我说：“在1974年大选以前不能这样做，这是肯定的。你的看法是即使到大选后，即使到那时也不能这样做？”

他回答说：“是的，它可能会以一种你不应该被牵连进去的方式把你进一步牵连进去。”

我说：“不，那是错误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这分明不是一个答案，于是我们又回到原地。

迪安分明十分沮丧。他几乎用一种表示很抱歉的方式说，在大选前是做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当然也有些是必要的判断——但现在这已成了第二届任期中的包袱，而且是甩不掉的包袱。我试图使他放心，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我说：“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份儿。”我又一次告诉他，我认为他把他自己负有刑事罪责的可能性估计过分了。

迪安说他没有一个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案，但他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尽量减少损失而不是进一步付钱来使问题加重。我表示同意，但亨特是例外。对他，我们已经处理晚了，如果他开始对白宫进行攻击，那就无法知道他能对我最亲密的助手——科尔森、埃利希曼、霍尔德曼、米切尔——因而也是对我自己，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我问道：“但目前，你是否同意你还是把亨特的事解决一下？我的意思是，在目前，这是值得的。”

迪安说：“对，为了换取时间这是值得的。”

我们于是商定，迪安立即与米切尔、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碰头。他说：“对每一个会损失最多的人来说，我们还从来没有让他真正输光过呢。”

我按电钮要霍尔德曼参加我们的谈话。在跟迪安谈话时，迪安告诉我，当天早晨他同霍尔德曼谈了他同我所谈的同样一些问题。所以这时，我认为霍尔德曼了解迪安对我所讲的所有问题。但当霍尔德曼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后，他好像头一次听说亨特的讹诈、科尔森给马格鲁德打那个可能导致水门计划得到批准的电话，以及科尔森直截了当地答应亨特在圣诞节时会得到赦免这些事情。

霍尔德曼坐下来以后，我告诉他我们正要做出决定。从全面的战略考虑，我认为我们有两种选择。如果我们认为，人人都得负刑事罪责的这种潜在的危险太大，我们可以一点也不让步，顶回去，拒绝出席欧文委员会作证。照迪安早些时候的说法是：“放低姿态；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的是进行掩盖。”如果这行得通的话，不可否认，这种办法是吸引人的。我对霍尔德曼说：“我可不想负任何刑事罪责，对白宫的工作人员我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我想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这样。”

同时，选择这办法只会给我们造成一场恶性循环，我对霍尔德曼解释了这一点：想法拖延，使被告人暂不揭发，唯一的办法就是照付勒索款；这样做是可能的；但即使我们认为决定这最后一着是有理由的，并值得在当前冒一下风险，但最后我们仍然有怎样对付他们必然会提出要求宽大的问题，而这是我们根本不能给的东西，所以最后我们的讨论又回到了原地。

另外，我对他们说：如果我们决定，“我们最终总要被放完血然后死去，这一切到最后无论如何还得要暴露出来，那么你就两头倒霉……我们就被看作在进行掩饰，所以我们不能那样做”。于是我们只能采取第二种选择方案：不管自己提出出席联邦大陪审团或欧文委员会作证，或是发表一项公开声明，总之要尽可能使我们处在最有利的处境，然后让事情爆发出来，碰碰运气，想办法熬过去。

对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霍尔德曼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他说：“我不明白，他们讹诈这笔钱怎么就能把白宫或目前在白宫的任何人牵连进去!”我问迪安，我们大家是否一致同意不去对被告人说，“我很抱歉，一切都吹了”，而让他们去揭发。我问道：“就该这样办，是吗?……如果你要做得干干净净的话。”迪安看来不大肯定。霍尔德曼则很肯定，他说：“你要知道，你做一件事时，它必须是你以后不会后悔的。”他说到敲诈勒索的问题：付第一次款是一回事，“但是明天、明年以至五年以后你还需要付多少呢”?他指出，在前几个月当迪安说有一个付钱的问题时，他就对迪安说过这些话。

至于说到目前为止已经付出的钱，我说我们的掩护办法是说大选期内这些被告人一直是由古巴委员会负责的。

迪安说：“哦，是啊。我们可以那么说。事情当然不完全是这样发生的。但是——”

我说：“我知道，但事情的发生就得按照这样讲才行。”

我又一次问迪安，他的建议是不是也要走“这条干净的道路”，别去管它，听其自然发展吧。

这次他不躲躲闪闪了。他回答说不行，他又一次主张我们的人出席联邦大陪审团有好处，因为联邦大陪审团与参议院水门委员会不同，它有关于证据的规则。

霍尔德曼问：“你可以说你记不起来了，对吗?”

一个律师总是劝他的委托人说，他最好说他记不起来了，最好在记忆力上犯错误，而不要冒险去瞎猜或者重新编造一套。但这种办法在委员会听证中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在这里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或声称记不起来了，在公众的心目中就等于自动定了罪。迪安提醒霍尔德曼，联邦大陪审团也有它的危险之处，要冒很大的犯伪证罪的风险。希斯案件就证明了被控犯伪证罪的危险性。我说：“对的，你就一口咬定说我记不得了，我记不起来了；对我记不得的事，我不能有一个诚实的回答。”

我同意出席联邦大陪审团这个主张。埃利希曼建议，作为一个解决办法，我们请求水门事件联邦大陪审团重新开庭，听取白宫工作人员的证词。那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有条有理把事实一一摆出来的机会。我后来又说：“应该通过联邦大陪审团来摆事实，而不是在委员会的弧光灯下摆事实。”

我最后一次回到亨特的问题上。我们同意不再付钱给所有的被告，但亨特仍然是个定时炸弹。我告诉霍尔德曼，亨特问题使我不安的原因是“它跟竞选没有关系……他跟埃尔斯伯格事件有关”。如果两天后对被告宣判时，亨特开口捅了出来，即使用联邦大陪审团的办法也为时太晚了。因为就是亨特威胁我们，使我们没有选择余地，甚至连正常地做点正确而又负责的事的选择余地都没有了。

我转向迪安：“这就是为什么你认为最急迫的事是在亨特问题上你没有其他选择，只有给他12万美元或者不管他要多少钱，对吗?你是不是同意，这是个换取时间的好办法，最好还是把这件事办了，而且要快?”

迪安说：“我想应该给他一个信号，无论如何——”

我打断他说：“唉，看在基督的份儿上，要做得……但谁去跟他谈?”

迪安重申说，问题是无法搞到钱，而我们讲的却是如何把钱送给被告的问题。我们又一次讨论了重开联邦大陪审团的主意。然后我又回到亨特的问题上来。

我开始说：“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出路。在亨特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想法使他……”

迪安说：“眼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我说：“但我要说的是，难道你在亨特的问题上有过什么选择的余地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回到原地，不可避免的循环现在到了头。连付给勒索款项这种极端的措施都不是解决办法，这也只能给我们换来很少的时间。

然后迪安想出了给我们换取点时间的另一种办法：我们可以让赛里卡法官把判决推迟两星期。这将在亨特问题上减轻我们受到的压力，并给我们使每个人都出席联邦大陪审团所需的时间。我马上接受这个主意，告诉迪安快去照办。

在会议快结束时，我说：“坦白地说，讨论一下这些不同的办法还是好的。一旦……决定了计划——约翰，你在大选之前就有了个正确的计划，而你也处理得很正确，你把它限制住了。现在大选以后，我们必须有另一个计划，因为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在四年之内，老是挂着——你会被人慢慢吃掉的。我们可不能那样做。”

霍尔德曼表示同意。我们必须以尽可能低的代价，但不论什么代价，来避免进一步的牵连。因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牵连已开始越来越逼近我本人了。

我说：“唉，不管怎样，除了别的以外，侵蚀将不可避免地发展到我这里来。你们知道人们说水门不是个主要问题。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但这会成为主要的问题，这一定会成为主要的问题的。”

迪安很诚恳地说：“我们不能让那种形势玷污了你。”我对他的关怀很感激——并且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

我说：“白宫不能干这样的事，对吗?”会议也就结束了。

会议只产生了两项决定：霍尔德曼去叫米切尔马上从纽约来同迪安和埃利希曼会谈，迪安要设法使宣判日期推迟。

这次会议后，我直接见了正在美国访问的苏联青年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奥尔加·科尔布特和她的一些队员。会见后，还有一个关于压缩联邦开支的会议。但在这段时间，霍华德·亨特，他的威胁和他要钱的事都压在我的心头。

这些会议一结束，我就叫罗斯·伍兹进来，问她我们还有没有未花完的竞选经费。她说我们有，但她要查一下才知道还有多少。结果还有10万美元。过了一会儿，霍尔德曼进来时，我就对他提起这事。但他再一次干脆拒绝我们因为再付钱而进一步牵连进去的主张。他说：“你应该不介入这件事。”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来到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同我就水门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现在我在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次会议，我看清楚了，我们都从各自不同的理解基础出发来行事，对各自不同的弱点也有不同的看法。霍尔德曼最关心的似乎是马格鲁德可能乱咬他，说他在事前就知道闯入事件，而不是他对付钱给被告一事知情与否的问题，但迪安却说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事实上，迟至第二天早上，霍尔德曼对迪安所作结论的严重性似乎毫无意识。我提到迪安由于自己对付钱给被告一事知情而感到担心，霍尔德曼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个事是我、埃利希曼和迪安一起商量过的呀。他还评论了这么一句：“也许他会以为我也牵连在内咯!”

在3月21日下午，埃利希曼对形势的详情的了解似乎比霍尔德曼知道得更少：他表示他仍然认为，戈登·斯特罗恩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对竞选经费的支付情况提出报告。看来埃利希曼没有觉察到斯特罗恩可能早已知道窃听计划。这些不同的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面情况的缺乏了解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问题只是看起来非常复杂，而我们开的那些战略会议只不过是绕着问题跳小步舞，令人沮丧，毫无效果。

那天晚上，我口授了一篇有关这一天活动的很长的日记，事后证明这一天是我总统任期内的一个灾难性的转折点。在日记中我写道：

日记

除了与迪安谈话外，今天这一天是个相对来说不算多事的一天。迪安说在总统职位周围得了癌，而这癌肯定会继续发展下去，我们最好把癌切除，别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否则最终会把我们毁掉。其实他这么说，实际上是想把事情挑开。他的情绪显然十分低落，什么也看不到——看不到有什么其他出路，只有采取行动把事实都揭发出来。

当我仔细问他时，看起来他甚至感到他可能犯了某种刑事罪似的，因为他参加了照顾这些正在受审的被告人的活动。他指出，使他不安的是，现在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各自在想办法找出路，而这样做是会产生相当大的问题的。因为这意味着，人人都只顾保自己，不惜出卖别人了。

第二天，3月22日，霍尔德曼和我又一次回顾了越来越变幻无常的水门形势。当我们的谈话转到利迪以及广泛传播的谣言（他跟其他的被告将被判35年徒刑）时，我说，我认为为他们筹点款是完全正确的。我告诉霍尔德曼说：“我的意思不是接受亨特的敲诈，那就走得太远了。但是我们要照顾那些坐牢的人……我们为他们感到难过。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同情心。”霍尔德曼表示同意，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迪安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这会构成司法阻挠。毕竟被告已经服罪。霍尔德曼说：“当一个人前去投案服罪，你还能说这是阻挠司法吗?”

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迪安担心自己会牵连到阻挠司法的行为中。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毕竟没有去把钱送交给被告呀。我说，我认为正是因为亨特直接向他要过钱才把他弄得如此心神不定。我说：“你要知道，如果迪安真的搞到了这笔钱，那他妈的就会构成真正的讹诈事件了。”但是由于迪安并没有搞到钱，所以我看不出他会有什么问题。

从事后来看，这就很清楚了。在3月21日，约翰·迪安是在试图使我警惕到，九个月来，我一直认为水门事件的主要问题是谁批准了闯入的问题，但这问题已被新的、更为严重的、进行掩饰的问题所压倒了。那天会见后，我离开时只是因为他所说的问题涉及新的方面而感到不安，而不是由于我们处境的紧急和危险而激起我采取行动。迪安没有告诉我他本人在进行掩饰中的积极自觉的作用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把他所说的许多话都看作猜想和推论，而不是对一个已经无法收拾的爆炸性的形势所作的第一手报告。因此，我的反应就是摆开来研究每一种可供选择的对策。连迪安坚持说批准付钱给被告是阻挠司法这一点，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反映了迪安个人的情绪低落而不是说出一个经过考虑后得出的法律结论。只是在三个星期以后，当我终于看清了掩饰活动的全面情况，并且认识到付钱给被告这事在掩饰活动中所占的地位，我才懂得迪安那天想告诉我的实际上是什么。

在3月21日的会议后，我感到的是不安而不是震惊，是焦急而不是惊慌。由于我没有理解人家告诉我的事情的充分含义，其实际后果就是，我顽固地坚持我在谈话前所持的方针：我继续集中精力在弄清是谁由于事先知道闯入事件而成为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继续寻找办法来改变我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使得白宫在水门事件上不要显得老是那么被动。

3月22日下午，我跟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迪安在行政办公大楼开会，约翰·米切尔建议我们放弃行政特权，允许所有的白宫助理出席欧文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去作证。他说这是使白宫进入一个公开的新姿态的唯一办法。当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个决定是一个“经过改良的有限拖延”时，我说道：“唉，问题只是公开拖延或秘密拖延之差而已。”

有一次迪安本人说过：“如果我们的姿态是，除了举行一场公开开庭之外，别的什么都做到了，那我们不就做到毫无隐瞒了吗?”

我们也决定，现在是由迪安发表一个报告或声明的时候了。迪安表示同意，说：“我想这确实是现在应该做的事。”

每个人都同意发表一个声明或报告，但每个人对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却都有不同的想法。我想用它来证明我以前所作的关于白宫没有人跟水门事件有牵连的公开声明都是真实的。我需要有一个文件来表明，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别人这样告诉我，而且我也相信他们的说法。我不要一个把迪安的所有推论和猜想全都包括进去的文件，只要对一般的指责作出答复就行了。当时也谈到，迪安的报告应该作为一个可以提交欧文委员会的文件，说明不同的人牵连到什么程度，从而有助于限制传讯证人的数目。当时也谈到，要把文件广为宣传，目的是要抢在欧文之前抛出一些有关水门事件的新的事实，使得欧文抛出的事实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就成为旧闻。当然，最后，这个文件到底会起什么作用还得由它本身的内容来决定。这时，迪安说：“要检验布丁还得看布丁本身。”[4]不管是什么样的声明，我想我们一定得发表一个。我说：“如果它捅开了门，就让它捅开吧!”

会议结束后，我感到轻松了。前一天，我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道路：要么寸步不让，反攻过去，要么想法稳住自己的阵脚，尽可能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把事实摆出来。现在，到3月22日为止，我们已经在第二条道路上采取了第一个行动。

我们一直认为，之所以在水门事件上避免发表公开声明，或避免主动提供证词，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要避免对约翰·米切尔增加压力。所以，我担心他会对这个新战略作出反应。在其他人离去后，我单独接见了他。我不想让他认为我是在把他一个人推出来受过。

我说，我并不认为应该撤换谢尔曼·亚当斯[5]，即使他犯了错误，那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决定。在目前的案件中，我不准备采取残酷无情的行动。我不会背弃我的朋友。然后我想到每个人将要在欧文委员会面前吃苦头，我对米切尔说，“结果怎样我他妈的一点也不在乎”。就我而言，他们可以“援用宪法第五项修正案，进行掩饰或干其他任何事，如果这样可以得救的话——那就让他们得救吧。这就是全部的要点。另外……就像我跟你说过的，我倒是情愿你采用另一种办法。如果事情终究会以那种方式暴露出来，我就更希望采用另一种办法了……他们通过走露消息、指控以及影射等而透露出来的事实，要比让其自然暴露出来的事实坏得多”。

我知道米切尔会懂得，我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说明，必须对我们的水门战略进行痛苦的修改。到目前为止，这个战略已经失败得很惨、损失很大，现在我们要碰碰运气，试试另一个办法。令人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米切尔也已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第二天，3月23日的早上，约翰·赛里卡法官为了宣布对水门事件的判决，举行公开开庭。在开庭前不久，有人把詹姆斯·麦科德的一封信交给了他。麦科德在信中说，有人对他施加了政治压力要他保持缄默；他在审讯中作了伪证；保持缄默的交换条件是答应日后给他宽大处理。赛里卡在法庭上公开宣读了这封信。

我已去佛罗里达度周末，当埃利希曼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比斯坎岛我的书房里。此后不久，我口授一篇日记：“我刚接到约翰·埃利希曼打来的电话，是关于麦科德在水门事件上引爆的一颗炸弹。我想，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迟早要爆发的事。我的看法是，既然要爆发那就现在爆发出来。让我们来弄清楚，尸体究竟埋在哪里，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赛里卡让麦科德保释。他对亨特暂判35年监禁，其他四人每人判40年。利迪早就因为拒绝揭发而被控蔑视法庭，最终被判6年8个月到20年的监禁并罚款4万美元。这些判决完全是乱来一气。在哥伦比亚特区，对杀人犯的判决比这都要宽大得多。赛里卡承认判决过严，但说这是一种策略，目的是要使被告揭发问题。后来，戈登·利迪挖苦地说，他跟赛里卡两人的想法一样，因为他们都相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日记

我满以为这事会沿着米切尔-马格鲁德这条线发展而不是朝白宫这条线发展。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现在已被迫要在水门事件上表态了。当然，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摆脱整个政治压力的问题。

正如我告诉埃利希曼的，既然事情总要暴露，我们不如早一点挑穿脓包，早一点完事。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我们应该由总统带头要求召集联邦大陪审团，让白宫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召出席作证。

他说他要同米切尔商量这问题，并且也要同迪安谈谈，但是他为了一些教会上的事要去一趟加利福尼亚州，星期日才能回来，所以我要抓住霍尔德曼和齐格勒，同时我也要在这个问题上想一想才能打定主意。我要打电话给迪安，了解他对这问题的看法，恐怕还要了解克兰丁斯特的看法。

当然，在目前，我想我们的情绪都有点低落。我只能让水门事件自行发展，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在这件事上让白宫洗刷干净，而且尽快洗刷干净。现在法官已经行动起来，我更倾向于召集联邦大陪审团的意见。

商品价格指数发表了，这是20年来最坏的，市场继续在走下坡路。这真是一个不吉利的3月，对我们这个政府来说，3月好像生来就是不吉利的。3月通常是很坏的一个月，而4月将是采取行动的一个月。我们看吧。

我告诉霍尔德曼同科尔森取得联系，弄清在赦免问题上他对亨特究竟讲了些什么，包括他有没有提到过我的名字。科尔森说他见到亨特的律师威廉·比特曼时，比特曼说到亨特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能出狱。对此，科尔森告诉比特曼说，他是亨特的朋友，会尽力想办法的。他说他没讲具体东西，也没有提到我。科尔森承认，从他所说的话中比特曼可能推断出同他实际所说的话不同的结论。

霍尔德曼问到科尔森关于迪安所作的新揭发，是科尔森打电话给马格鲁德，催促执行亨特和利迪的收集情报计划才导致发生水门闯入事件的。霍尔德曼说，科尔森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他说他没意识到大家都已知道他给马格鲁德打过电话这件事。他发誓说他不知道亨特和利迪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

霍尔德曼就我要求再召集联邦大陪审团调查水门事件的计划同米切尔接触。米切尔反对这样做。他说，在这个时候这样做会使人们更加相信麦科德所说的一切而损害其他人的权利。迪安同意米切尔的意见，并说我们不必作过多的反应。但就目前我们这方面来说，根本不存在反应过多的问题。麦科德的信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我不断地主张由我来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事，使我们能把急转直下的形势控制起来，如果不召集联邦大陪审团，那么是不是应该委派一个特别检察官呢。但总是有人表示反对。3月25日，我记下了前一天的日记。

日记

昨天我们继续就水门事件进行触及灵魂的自我反省。我跟霍尔德曼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迪安的计划是，可以出席联邦大陪审团，要求豁免，然后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不能肯定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样就等于在行政特权方面我们最有力的一点上作出让步。我对霍尔德曼说，联邦大陪审团指定的人，或者特别是麦科德星期四的信中提到的人，都得自愿出席联邦大陪审团，将他所知道的一切提供出来。

霍尔德曼终于站到我这边来了，而且并不是勉强的，他同意我们必须做的事是出席联邦大陪审团。

在这里，科尔森是最不情愿出席的一个，我也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就应付联邦大陪审团来说，他恐怕是最聪明的一个。

我担心的是，那些古巴人可能很随便地同麦科德说到他们希望得到豁免和别人许愿给他们以豁免的事，这看起来就很像政府在进行大规模掩饰，或阻挠司法了。

科尔森发誓说，凡是他对比特曼说过的话，事后他都写在一个详尽的备忘录里。他说，他只对亨特一个人讲了，那是根据老交情。科尔森说他会帮他说说情，并说有理由相信有人会倾听他的意见。说这句话本身就够糟的了，何况科尔森又说得过头了。

我跟霍尔德曼说不论给予哪一种宽大处理都有困难。他同意说，在1974年大选前一定不能有什么举动，大选以后，或者大选结束时能不能有所行动也还要看情况。亨特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他为我们服务时间长，他又不像其他人那样牵连得那样深，而且他还有很严重的个人困难问题，他的妻子死了，孩子们没有人照顾。

我跟霍尔德曼说到有必要把整个事件全盘弄清，我说，如果我们让事态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就根本无法管理国家，也无法为国家做我们能做的事。我说：每个人都要出席联邦大陪审团，谁被控告有罪，他就得请假离职。我当时心里想到的是马格鲁德。

我说，问题是，如果我们走得那么远，要是白宫有什么人被控告，那又会怎样?霍尔德曼立即回答说：“唉，这当然正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把最高司令部的某个人赶下台，以此来证明整个白宫都腐败透了。”他说的对，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把事情彻底了结掉，不让它发展到那种地步。因为在我脑子里还从未怀疑过霍尔德曼或埃利希曼有罪。

科尔森的问题又是另一回事。他那边发生的事给我带来很多麻烦，他能否从看来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昨天，24日，我写了一段笔记说，3月24日正是我作了越南问题演讲后的60天，那是我们在民意测验中威望最高的时候。又说，整个水门事件一发不可收拾，或者至少在很大的规模上爆炸开了。我也想起，西奥多·罗斯福结束他的极为成功的国外旅行回国时，在纽约市几乎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但几个月后，他自己的党把他赶下领导岗位，甚至连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名代表都当不成。

也是在3月23日，星期五，詹姆斯·麦科德秘密会见了欧文委员会的主要法律顾问塞缪尔·达什。3月25日，达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麦科德的交代“既充分又真实”。对这样一种明目张胆带有偏见的行动，连出席招待会的有些记者都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之中有的人猜测达什是蓄意这么干的，要对被告施加压力，寻找漏洞。他们不久便发现，寻找漏洞并不那么困难。麦科德与达什秘密会谈的实质问题马上就泄露出来了。而这在以后变成了委员会“态度公正”的典型例子。

结果证明，麦科德的一个具体目标是约翰·迪安。在3月25日晚上，我们得悉，第二天的《洛杉矶时报》将报道：麦科德“告诉参议院调查人员”，马格鲁德和迪安是事先知道水门闯入事件的。迪安对齐格勒说，这个消息是诽谤，他的律师将通知该报这是诽谤，但这条消息还是登出来了，大标题是：“麦科德说，迪安、马格鲁德事先知道窃听计划”。霍尔德曼又打电话给迪安，迪安又一次断然否认。起先，我想干脆宣布迪安自愿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但后来我决定再等一等。当齐格勒在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前来见我时，我告诉他要对迪安表示信任，但对马格鲁德回避作任何声明。

《洛杉矶时报》的这则消息标志着我对水门事件严重性的认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日记

我们似乎可以说生活在这样的想法里，认为水门事件在全国来说并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在华盛顿、纽约受关注。但现在远远不是那样了，由于舆论界的大力协助，它会变得更糟，尤其是如果这些被告开始揭发，对过去的事提出各种真真假假的回忆来，就会在白宫工作人员身上留下可能有罪的可怕污点。罗杰斯说，罗杰·马德在报道麦科德的信时，肯定感到幸灾乐祸。

另外，我们在报界的大多数朋友，包括迪克·威尔逊、比尔·怀特、罗斯科·德拉蒙德、弗蒙特·罗伊斯特现在都在说，在6月间还只是一件开玩笑的事，现在看来却像是大规模的掩饰行为，除非我们采取行动正面地把事情解释清楚，否则会对总统以及政府在今后的四年中留下严重的污点。

我认为这说法是对的。

今天的日子不好过，但总的说来，这一天对别人来说一定也很不好过。我想到在牢中的人，我当然想到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很自然地，还想到此刻一定很发愁的米切尔。不用说，我还想到马格鲁德，他知道他一定在法庭上作了伪证；我也想到迪安，他才是应得到人们最大关怀的一个人，因为他总是充当顾问，出最好的主意，避免干任何有非法或不正当行为味道的事情。

霍尔德曼在当天跟迪安谈过话，迪安说：“我越看越深信不疑，如果我们要斗下去，我们最终要失败的。时间拖得越久，我们会失败得越惨。”迪安告诉霍尔德曼，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不再援用行政特权而去联邦大陪审团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仍然拿不准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针。迪安还告诉霍尔德曼说，米切尔早些时候曾建议派人去“摸一摸麦科德的脉搏”。迪安说，因此有人传出一种看法，说曾答应他在一年后得到宽大。迪安还表示很担心，因为他自己也曾去看过利迪，叫他别忧虑。我在日记上继续写道：

日记

在赦免问题上，到底许了多少愿，也是个问题。照迪安的说法，当然这都是由于他们对我们进行讹诈，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告诉霍尔德曼的，虽然没有法律依据可以对那些付讹诈款的人进行起诉，但总统说什么也不能把这样的人继续留在他的工作人员中吧。我虽然没有这样对他直说，但这是我经过考虑后作出的判断。

根据霍尔德曼的说法，迪安对他说，他怕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是因为，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关于米切尔是否有牵连的问题，这是因为他对米切尔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的问题，没有掌握他认为有充分事实为依据的证据。

迪安还告诉霍尔德曼，在马格鲁德问题上，除了某一点以外，他也一无所知，因为马格鲁德并没有把什么都告诉他。他告诉霍尔德曼说，他跟马格鲁德的唯一牵连是，在马格鲁德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之前，他去见过迪安，并要迪安同他设想联邦大陪审团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来试审他一番，作为一次演习，迪安照办了。他说马格鲁德在回答问题时回答得很好。但他说：“我没有跟马格鲁德进行那些不供发表的谈话让他把事实全讲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马格鲁德真正知道些什么。”

迪安还跟霍尔德曼提到一点，说他也不知道戈登·斯特罗恩到底知道多少事。

霍尔德曼说他问迪安，斯特罗恩有没有作伪证，迪安说：“他没有。”我对霍尔德曼指出，如果迪安出席联邦大陪审团，联邦大陪审团就要传讯霍尔德曼、米切尔、科尔森、埃利希曼，还可能传讯在审问迪安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都得出席联邦大陪审团。霍尔德曼又一次说，科尔森非常不愿意受到联邦大陪审团的讯问。迪安对霍尔德曼说，他有意不问科尔森关于水门以外的事，而科尔森似乎对这些事很担心，而迪安则真的不想知道这些事。我告诉霍尔德曼，我不知道科尔森做过什么不合法的事情，除非他叫那些古巴人在别的地方干过些什么混账事。霍尔德曼答称：“他可能这样干过。”我说：“你知道他干过?”霍尔德曼回答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在这个阶段，迪安从戴维营打电话告诉霍尔德曼的助手拉里·希格比说，就白宫工作人员中的其他人而言，迪安的报告可能算不得一篇很好的辩护词。但是，这份报告对迪安本人却是一篇很好的辩护词。

在水门问题上，所有的事都越来越不稳定了。我仍然在寻求采取某些行动使白宫超脱于议论之外——给人们一些印象，表示我们，不光是欧文委员会，也是站在正确一边的。

有一阵子我考虑过迪安所出的一个主意，成立一个像调查肯尼迪总统暗杀案的华伦委员会那样的总统特别委员会。迪安说，他喜欢这个主意，因为这样就可以把事情一直拖到1974年大选以后。那时，我就可以考虑宽大的问题了。但我征求比尔·罗杰斯对水门事件的意见时，他强烈反对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他警告说，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只会想自己出风头，到最后人们一提起尼克松政府时，恐怕就只记得有过这样一件大事了。我最后终于同意这个看法，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关于成立一个委员会可能拖过1974年大选的主张……我的看法是，反正这件该死的事总要暴露出来的，我想你们最好还是赶紧脱手为好，尽量少受损失，而且说实在的，脱手得越快越机灵越好。”

我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我去找赛里卡法官，告诉他，他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或者召集新的联邦大陪审团，或者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罗杰斯喜欢这个主意。但科尔森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的做法。他直率地说，他认为白宫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牵连进6月17日以后的活动中了，只有他本人是例外，所以我们不应该有意识地去增加我们被人攻击的弱点。迪安也反对我去找赛里卡的这个主意。他提醒霍尔德曼，说他早些时候曾提出过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我们设法为他，即迪安，弄到豁免权，然后让他到联邦大陪审团去作证。他说，用这个办法他就可以把马格鲁德不公正地株连别人的可能性给排除掉。

3月27日，迪安打电话给霍尔德曼，他说他跟保罗·奥布赖恩——他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聘请来处理水门诉讼案的律师之一——两人得出了结论，事实上是米切尔批准了水门窃听计划。迪安认为米切尔现在利用白宫保护自己，他说米切尔和马格鲁德为了保护自己而把“苹果和橘子”混起来。例如，马格鲁德显然在说，整个情报计划都是迪安根据霍尔德曼的指示首先想出来的。马格鲁德甚至说，斯特罗恩有一次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这是总统交办的”。

在过去十个月中，我由于过分敏感，再加上不愿去了解真实情况，生怕结果会闹得大家不愉快，因而就一直推迟同约翰·米切尔直接交锋。现在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谈到要米切尔亲自对我们讲讲窃听计划和闯入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甚至在我们对此能够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们又得对付最近出现的另一个问题。迪安现在又说，如果他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他要驳倒马格鲁德——可能还有米切尔——早先的证词。首先，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事实上开过两次会讨论利迪的计划。马格鲁德原来作证说，只有一次会议，而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关于竞选费用的新法律规定。迪安搞不清楚米切尔在这点上是怎样作证的。迪安和马格鲁德都说，米切尔曾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维持原来的说法，即只有过一次无关痛痒的会议。霍尔德曼说，他打算劝马格鲁德到法庭上去说“我说了谎”，并更正一下记录。我问，马格鲁德是否有可能不坚持原来的说法，但埃利希曼说他不能，因为矛盾太多，我表示同意，但又不知道我们能否为他取得豁免。

3月28日，霍尔德曼安排米切尔、马格鲁德和迪安开会，研究一下能否解决他们同利迪开会的次数问题和会议内容问题上的矛盾。

开始，米切尔单独会见霍尔德曼，他说他的第一个错误是，在利迪一提出这计划时，他没有把这事给否定掉。但是，他说他当时没怎么太注意这事。

马格鲁德告诉霍尔德曼说，利迪在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报到之前，就接到命令要他准备为竞选收集情报的计划。他不能肯定是谁下的命令。但是，马格鲁德肯定，在跟利迪开会的次数问题上说谎是迪安的主意。尽管对马格鲁德的说法要持怀疑态度，但对于迪安为使水门事件不致闹得不可收拾而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个了解。马格鲁德报告说，迪安不仅建议马格鲁德说只有一次会议，并且要马格鲁德销毁他的办公桌上的日记本，因为其中有一条关于这两次会议的记载。马格鲁德还说，是迪安建议他在会议目的的问题上说谎，说会议只是讨论新的竞选法。事实上，马格鲁德说，他之所以那样作证只是为了保护迪安。他指出，他就是承认了会议是讨论收集情报，也不会对他自己不利，但他这样一承认却会损害迪安，会把迪安拖进收集情报计划的活动中去。

所以杰伯·马格鲁德为了保护迪安作了伪证——而现在迪安却要揭露他是一个作伪证者而毁掉他。

霍尔德曼说马格鲁德的样子很可怜，并问及有无可能得到宽大处理，霍尔德曼想法安抚他，但说明他不能承担义务。

在与米切尔和马格鲁德开过这些会以后，霍尔德曼跟迪安开会，迪安说他不能做米切尔和马格鲁德要他做的事——证实他们事先不知情的说法。他说要避免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让他根本不出席作证。当霍尔德曼把这告诉我时，我反复考虑是否应援引行政特权让迪安可以不出席作证。

迪安告诉霍尔德曼说，他认为我们大家都需要听听专搞刑事诉讼的律师的意见。他说他自己要去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请律师来给我们出主意。

欧文委员会继续透露带有偏见的消息，报上头条大标题宣称麦科德把米切尔跟事先批准水门计划牵连上了。同时，委员会的一个想出风头的共和党委员、康涅狄格州的洛厄尔·韦克尔开始攻击霍尔德曼，指控他对政治谍报计划是“完全知情的”。委员会资深的共和党成员、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私下对韦克尔的“表演”表示震惊，但是不论是他还是我们都对此毫无办法，而韦克尔则如愿以偿，大出了一番风头。

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约翰·托尔和诺里斯·科顿公开要求我让白宫的助理和前任助理出席欧文委员会作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私下主张采取一点行动使我们摆脱被动地位。

3月29日下午，我决定在水门作证问题上放弃行政特权，派迪安出席联邦大陪审团。埃利希曼为宣布此事写了一张纸的笔记要点，我们要求齐格勒召集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

然而，齐格勒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部分记者已离开白宫，当天不会回来，而几个小时后我将在那天晚上发表重要电视演说。我同意齐格勒的建议，我们等到第二天再予以宣布。后来我有时在想，如果当时像我要做的那样立即发表该项声明，事情又会怎样发展呢？因为迪安本人那时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在短短的几天内会改变主意。当我们同他提到这事时，他极力反对并说他的律师告诉他，现在不应该表示愿意出席联邦大陪审团的声明。

所以，我不得不取消了这项声明，把这个计划作废。又一天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做。

在当晚的演说中我宣布暂时冻结肉价，并对河内破坏印度支那停火协议提出警告。我欢迎最后一批战俘回国。我说：“12年来第一次，在越南没有美国军队了。”但是，在华盛顿，注意力已经集中到水门事件，舆论界几乎没有人关心越南问题了——现在已不再关心了，因为关于越南的消息是好消息，而关于水门的消息却是坏消息。

在月底，又连珠炮似的透露了一批关于水门的新消息，各电台采用了美联社的一条消息，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麦科德指出霍尔德曼肯定是事先知道闯入计划的。《纽约时报》的“可靠人士”说麦科德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把霍尔德曼牵连进去，但却断然声称科尔森是知情的。其他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说，麦科德根本没有牵连霍尔德曼。

在日记中，我写道：“我对霍尔德曼的刚强感到钦佩。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只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办法使他能免受这一切灾难，虽然这样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都在尽力想揪住他。”

3月30日，我们动身去圣克利门蒂之前，齐格勒宣布，白宫工作人员如被召去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他们将进行充分合作。他还透露，正在就放宽我们在行政特权上的立场与欧文委员会进行谈判。

我要求埃利希曼接替迪安，负责处理水门问题。迪安受到的攻击太多，显然今后还会受到更多的攻击。为了确立一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埃利希曼起草了一封信要我签字，正式把这些责任委托给他。

那天晚上，我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后，我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向电影导演约翰·福特表示敬意的宴会上，授给他自由勋章。他已78岁，患了不治之症，但他坚持要人家扶他到话筒前接受勋章并致辞。他对与会的大批著名人士说，当他看到战俘回家时，他哭了。他说：“于是，我拿出我的一串念珠，数了几十个念珠，我做了一个简短而热诚的祷告，这可不是一个别出心裁的祷告，而是今天千百万美国家庭都在做的祷告。这祷告很简单，就是‘上帝祝福尼克松’。”

4月2日阮文绍总统抵达圣克利门蒂作国事访问，他对共产党公然破坏巴黎和平协议所表现的毫无信义感到担心，我同他一样感到担心。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不会容忍任何真正威胁到南越的行动。他对我的保证表示感激，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担心我们国内被水门事件搞得精疲力竭，必然要影响我在国外采取强有力行动的能力。

埃利希曼果断地担当起白宫处理水门问题负责人这个新角色。他想出了一个对付欧文委员会的谈判战略，并开始进行一场收集事实的全面调查。

4月5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保罗·奥布赖恩来到圣克利门蒂，提出他对案件的估计。埃利希曼发现奥布赖恩对当前的事实和形势所了解的情况又不一样，根据奥布赖恩得到的消息，马格鲁德现在又说，科尔森打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电话给他，催促他们在亨特-利迪计划上行动起来。就在上一周前，迪安还告诉我们，奥布赖恩感到米切尔批准了这计划，而现在奥布赖恩却又告诉埃利希曼说，米切尔事先不知道闯入事件，但马格鲁德毫无疑问是知道的。

4月5日，奥布赖恩会见埃利希曼的同日，我们回到批准任命帕特·格雷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听证会问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直把这项提名压着，要等到迪安肯在该委员会作证才予以批准。批准格雷的机会很小，即使我们可以设法得到足够的票数，他的声誉现在已蒙受了很严重的损失，认为他已不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局长。所以我要霍尔德曼打电话给他，要他自己出面请求撤销对他的提名。格雷马上给我打电话，以豪爽的气概做了我要求他做的事。

后来那天下午，埃利希曼跟马修·伯恩法官简短地碰了面，伯恩是司法部部长克兰丁斯特和亨利·彼得森几周来竭力推荐作为未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选。伯恩是民主党人，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法官。唯一的缺点是，一旦格雷的提名被撤销，重要的是要马上提出另一人选。如果我们决定提名伯恩法官，我们就得等到他主持审理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一案的审讯完毕之后。埃尔斯伯格是因未经授权占有机密文件而受审的。

日记

跟帕特·格雷通了电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真是好样的。他说他一贯忠于总统。他说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后都感到很难过。我说，没有人比我感到更难过的了。

我跟伯恩法官作短时间的会见，我走出办公室的门还跟他谈了几句。我对他像钢一般坚强有力的握手印象很深。他双目炯炯，坚强而冷静，他42岁，正是合适的年龄。可是不巧得很，他审理的案件一个月之内还结束不了。

康纳利给我打了电话。正像我预料到的，康纳利对水门事件感到很不安，认为总得要打发走几个人。康纳利对乔治·布什提出，总统周围的人太多了，他们把总统与外界真正发生的事情隔离起来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得承认，有些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我们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而且我们也一定做了一些正确的事。

我通过哈洛从阿格纽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口信，他说他将为水门事件讲讲话，但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必须见一见总统。我告诉埃利希曼向哈洛传个口信，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要求阿格纽做连他自己也不确信是否应该由他本人出面做的事，在目前情况下，他只需为自己的事操心，而我当然会为自己的事操心。我只希望哈洛传达这口信时能把我想表达的意味深长的意思如实地转达给阿格纽。

我告诉霍尔德曼，我们两人幸好在水门事件爆发前一点也不知情。如果他们事先问过我们，我也不敢肯定我们究竟会说些什么，尽管我想我们一定会因为这个计划极端愚蠢而把它一笔勾销。

基辛格来了，他告诉我，他认为我应该坚决让霍尔德曼留任。我说：“如果他有了犯罪的迹象呢?”他说：“即使他有一部分罪责，别人死盯住他是因为他们知道霍尔德曼是政府中的铁腕人物。他是你身边最无私、最能干的人，你必须得留住他。”

我们在这四个月中遇到的问题，比大多数当过两届总统的人在第二届的四年中遇到的问题还要多。在去年12月，有人指控我们搞孤立主义并轰炸北越。在1月，看来战争就要结束了，但又有人攻击我们惨无人道，同国会关系紧张，扣发预算中的拨款，以及预算问题上的种种事情。在2月，他们又在经济问题上进行攻击。3月，又是水门事件。所以每个月都有点事，而每一件事都产生腐蚀性的影响。

有一种很有见解的看法是，如果其他事情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水门事件是损伤不了我们的。但是，举个例子说，如果把经济搞垮了，那水门事件就会使其他方面的失败影响加剧。这就是为什么把国内的事情和经济问题等解决好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而且也使人民不要认定政府出现了崩溃的裂痕，而这正是杜鲁门执政的年代所发生的事。这不仅是那5%的人的问题，而是除了那些人以外，人们都认为杜鲁门政府就是不好。我们一定不能让那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

在4月初，迪安告诉我们，他的律师将去会见美国检察官并进行试探，看看如果迪安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会涉及一些什么问题。4月7日，他告诉霍尔德曼——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年代，他同霍尔德曼就一直保持经常接触——说他第二天要跟美国检察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他说，人们对闯入事件发生后的活动并不感兴趣。他预料要被召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因此要求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回到华盛顿就和他见面。4月8日，我们回到华盛顿的早上，我记了一篇日记，谈到看来整个形势的发展很不利，但仍表示乐观，认为我们能够渡过难关。

日记

科尔森打电话来说，他有证据说明米切尔可能要让霍尔德曼充当替罪羊。我决不允许这种分裂活动伤害我们之中的任何人。诚然，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决不能让它发展到互相毁掉对方的地步。

在事后，当我回过头来看国会复会后几个月的情况，我想我的情绪被当时发生的问题弄得过于消沉，实际上弄得像被鬼缠住了似的才是更恰当的词。我们现在有三个问题：物价问题、水门问题、越南动乱加剧问题。但跟战争这个大问题和我们在过去四年里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比，这些问题也并不是那么太困难的。它们是可以解决的，也会过去的。但就当时的战争来说，我们简直就不知道能否把它结束掉。

我们一回到华盛顿，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便会见了迪安。迪安告诉他们，他即将出席联邦大陪审团。

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我说米切尔必须决定他是否要告诉迪安，要他在与利迪开会的问题上说谎。关于迪安，我说：“约翰不会说谎。”埃利希曼说，迪安能够做的最聪明的事是到检察官那里去，表现出他将持合作的态度。

我回答说：“对。”

埃利希曼说迪安强烈地感到现在已是“你得让事情自行发展”的时候了。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4月10日，特德·阿格纽问霍尔德曼，他能否到霍尔德曼的办公室去见他，因为他有一个问题需要帮助。他告诉霍尔德曼，在巴尔的摩有一个给他工作过的人，在一项关于佣金和竞选运动捐款的调查中受到讯问。阿格纽对霍尔德曼保证，他本人是清白无辜的，没干什么错事，但是这个人看来保留着向那些从他的政府中得到好处的人那里筹募竞选捐款的记录。而阿格纽认为这有可能引起难堪的局面。他问白宫能否派个人去见马里兰州参议员J.格伦·比尔，他是巴尔的摩检察官的兄弟，提醒他注意，我们不愿使阿格纽的名字以不必要的或令人难堪的方式见报。

霍尔德曼将这次会见的情况向我报告。对阿格纽有可能被不公平地拖入泥淖这种前景，我是十分关心的。可是由于所有的其他问题，以及我们同国会山的紧张关系，我看不出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实际上，现在的气氛是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都可能反过来对自己不利，而且显得好像我们是在为他进行掩饰。

4月13日，迪安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在联邦大陪审团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白宫还不是一个目标，虽然检察官们开始在为6月以后的阶段准备材料。

但是马格鲁德似乎意识到他的日子不长了。早些时候，他带话给霍尔德曼说，如果他去检察官那里，他的证词会把约翰·米切尔拖下水。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马格鲁德要说米切尔批准了窃听计划。他征求霍尔德曼的意见，霍尔德曼回答说，律师叫他怎样做他就应该怎样做，换句话说，他应该站出来说话。

当埃利希曼会见科尔森和科尔森的律师戴维·夏皮罗时，科尔森说，下星期一，霍华德·亨特在联邦大陪审团作证后，米切尔和马格鲁德都将被起诉。

看来我们回到华盛顿好像成了一种催化剂，现在指控和反指控四面八方满天飞。我尽我最大的可能把每个人都找来，想制止这种互相指责，但是已经发生了谁也控制不住的恐慌局面。科尔森说，马格鲁德又放出消息说霍尔德曼、米切尔、科尔森、迪安和我事先都知道闯入水门的计划。但马格鲁德给霍尔德曼的一个助手打电话说，他的证词会损害米切尔、斯特罗恩和迪安，但不会损害霍尔德曼。

霍尔德曼报告说，科尔森声称，埃利希曼和迪安曾告诉他去答应亨特到1月份可获得宽大处理，但科尔森比较聪明，他没有这样做。埃利希曼又有另一种说法。根据他的说法，他指示科尔森，不要对亨特说任何关于宽大处理的话，并且不要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显然很快就要有事情发生了，我们无法再回避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即整个事情已完全无法控制，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把白宫挽救出来。现在不仅是对水门闯入事件知情或事后加以掩饰的问题，而是可能必须答复那种指责，说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没有及时根据已了解的情况采取行动。关于最后这一点，埃利希曼说，迪安在过去几个星期、几个月里提供给我们的情报不是直接的，他只是根据第二手了解提出各种推论，诸如某某事情可能发生过，或某某人可能知道此事等。所以我们就谈不上有明确的法律义务去采取行动。但前一天，马格鲁德给霍尔德曼的助手打电话，明确地说他要把约翰·米切尔拖下水，这是第一手的“有关行动的了解”，我们不能再在一旁袖手旁观了。

自从约翰·迪安第一次告诉我在接近总统职位的部位得了癌症以来，已有三个星期了。从那以后，水门事件几乎是经常盘踞在我们心头的事。我试图弄清事实，但却发现它们不像一个拼图板一样，可以把各个碎片拼出一幅真实的图像。这些事实更像一个万花筒里的碎片，一会儿就可以排列出一个花样来，好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案，每一细节俱全。但是只要有某一点猜想稍有改变，就会把它们全打乱，又可以拼成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案。

例如，3月13日迪安告诉我，戈登·斯特罗恩事先知道窃听一事，并暗示斯特罗恩作了伪证。3月17日，他又说斯特罗恩很可能知道闯入事件。但是，3月20日，霍尔德曼说斯特罗恩事先并不知道闯入事件，也没有说谎——而是“忘了”，并且当时也没有好好问他。3月21日，迪安说他认为斯特罗恩事先知道闯入事件。3月26日，迪安告诉霍尔德曼，他不知道斯特罗恩究竟了解多少情况，不过他知道斯特罗恩没有作伪证。4月14日，斯特罗恩对埃利希曼否认他事先知道闯入事件。可是，到4月底，我被告知，关于斯特罗恩事先知情不知情的问题，马格鲁德通过了一次测谎试验。斯特罗恩也参加了测验，而他却没有通过。几年后，斯特罗恩告诉我，事实上他通过了那次测验。斯特罗恩从未被指控说他事先知道水门窃听电话的事。

关于科尔森有何牵连的问题，也像万花筒一样的混乱。从一开始，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就告诉我，科尔森根本没有任何牵连。然后到了3月13日，迪安说，科尔森不知道闯入水门的具体情节，但是他像其他人一样“知道那里有点什么事情在进行”。3月21日，迪安又告诉我，科尔森的一次电话可能等于扣了窃听计划的扳机，因此迪安“假定”科尔森对他在催促别人干什么事是“相当清楚”的。3月23日，科尔森完全否认他知道这种情况。然而，五天后，马格鲁德和米切尔都推测说，科尔森事先是知道的。4月8日，新闻报道透露，科尔森在事先是否知情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测谎试验，他通过了这测验。他从来没有被控事先知道闯入事件。

关于霍尔德曼，同样存在着一个混乱但极其重要的问题。迪安和马格鲁德都说，霍尔德曼和斯特罗恩收到了水门窃听报告的抄件，霍尔德曼可能知道这些报告中的情报说明什么问题，并知道情报的来源。霍尔德曼却对我说，虽然事实上他可能曾接到这些报告，但对来源，他一无所知。以后证明，他和斯特罗恩并没有接到任何报告，在别人这么控告他们时，他们却认为他们收到的一些无害的情报，也许可能就是水门窃听的记录。

关于米切尔的作用问题，这是所有问题中最基本和最敏感的问题。十个月来，人人都在猜测米切尔事先是否知情。3月21日，迪安告诉我，他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但在3月27日，他告诉霍尔德曼，他和保罗·奥布赖恩断定，米切尔确实批准了闯入计划。然而，到4月5日，奥布赖恩又告诉霍尔德曼，他的结论是，米切尔没有批准此事。4月14日，米切尔告诉埃利希曼，他没有批准闯入计划。而实际上也没有人对他提出这类控告。

我们一直在想，如能确定所有事实，我们就能找到一条出路，减少受牵连的人们可能要负的刑事罪责，如果不能排除这种罪责的话。但我们始终未能肯定这些事实。而每一行动方案，不论是全体出席联邦大陪审团或特别检察官作证，或出席总统委员会作证都有人反对，不是我们这个助手或朋友，就是另一个助手和朋友，由于自己突然发现处于软弱的地位就表示反对。

结果是，当迪安在3月21日对掩饰活动的后果正式向我提出警告以后的三个星期以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对捉摸不定的事实干着急，继续想找点什么办法来防止造成损失。到了4月14日，一切防线都开始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有设想使自己能够声称我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案件了，这样来为我过去没有发挥领导作用挽回一些威信。

我决定，为了表示我有所作为的一个步骤是叫米切尔来华盛顿。这也可以提醒他，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必须行动起来。不是简单地把情报统统交给检察官，我要米切尔有自己独立采取行动的机会。

埃利希曼说，他将告诉米切尔：“总统极力主张，为了使这件事的结局能对政府略微有一点益处，那唯一的办法是由你发表一个声明，基本内容是：‘我在道义上和法律上要负全部责任。’”埃利希曼说，如果米切尔和马格鲁德还想硬顶，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他们说，我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迫使我采取行动。

我第一次被迫在水门事件上与约翰·米切尔摊牌。

霍尔德曼仍不相信米切尔有罪。“我不认为米切尔曾下令在水门进行窃听。我也不认为，在发生水门窃听事件时，他当时就知道得很具体。我真的不这样认为。”他一再说。我表示同意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说服我相信米切尔是有罪的。但肯定会有足够的证据使他不得不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霍尔德曼提出，如果米切尔出面承担责任，调查人员和报界也许就不会再去追究掩饰行为了。我悲观地说，他们应该不再追究，但他们可能还会追究的。

我说：“米切尔的事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我告诉埃利希曼去跟米切尔说，这是我所作决定中最棘手的一个决定，比柬埔寨、5月8日和12月18日的决定加在一起还要难办。我说，他应该告诉米切尔，我不忍自己跟他当面说这事。我对埃利希曼说：“约翰，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现在的做法是把你放在一个同艾森豪威尔当年在亚当斯问题上把我放在的同一个位置上。但我敢说，约翰·米切尔永远不会进监狱。我同意那种设想。我想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会拼命地为自己辩护。”

当我们转而谈到约翰·迪安的问题时，迪安即将应召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埃利希曼反对让迪安离职。他感到迪安在6月份以后的活动还没有严重到使他必须离职的程度。他还认为，如果迪安仍留在白宫工作，联邦大陪审团会给他比较好、比较体面的待遇。而且，我们都认识到，把迪安踢出白宫可能使他转过来反对我们。

我说：“迪安只是试图尽他的能力收拾残局。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不这样做不行。”

霍尔德曼补充说：“为了有利于高一级的人员，迪安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

我提起了埃利希曼最早提出来的一个论点：如果迪安有罪，那他的罪并不比白宫半数工作人员的罪更大些。我又补充说：“他的罪也不比我在一两个星期以前的罪更大一些。”

至于马格鲁德，我要求埃利希曼跟他谈谈并告诉他，如果他认为保持缄默是对我有利的，那么他就错了。我告诉埃利希曼对他要讲一些“好听的话”，那样会有助于缓和这种痛苦的局面。我提出，要他把我对马格鲁德本人和对他的家庭的深情厚谊转达给他。事实上，我在前一天晚上，还想到马格鲁德那些还在学校念书的孩子和他的妻子。我说：“这真叫人心碎。”我回想起两周前，霍尔德曼曾谈到马格鲁德在请求给予宽大时是多么可怜。我告诉埃利希曼转告马格鲁德，带这个口信给他对我是很痛苦的。我说：“我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使他知道我对他是有感情的。所谓请求宽大处理的问题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4月14日下午1点40分，埃利希曼会见了米切尔。会见后，埃利希曼向我报告说，米切尔是个完完全全清白无辜的人，他没有错过一个机会把对白宫的诽谤中伤给转移开去。他拒绝承认他对闯入事件负有任何责任。

米切尔证实了马格鲁德所说的，是迪安说服马格鲁德在同利迪会见的次数和内容问题上对联邦大陪审团撒了谎。我感到十分震惊：第一，米切尔居然参加了这些会议；第二，明确证实了是迪安说服马格鲁德去撒谎的。

我问道：“对这，迪安是怎么说的?”

埃利希曼回答说：“迪安说那是米切尔和马格鲁德讲的。”他苦笑道，“这个会议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安静的会议。因为每一个人都说，话是另外两个人讲的。”

埃利希曼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那是关于他与迪安最近的一次谈话。迪安现在说，“这里的每个人”都要被起诉。迪安有所指地对埃利希曼暗示，检察官是要抓比约翰·迪安大得多的目标——他们正瞄准像约翰·埃利希曼这样的目标。

问题显然出在钱上——迪安为水门被告向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要钱的事。埃利希曼称为迪安的“假设”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同意利用卡姆巴克去筹款，同有具体筹款行动一样有害。我说，我仍然不相信，检察官居然能够控告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犯了阴谋罪，仅仅因为人家问了他们一下，是否可以去筹募一些款项。霍尔德曼说：“从法律上来说，我肯定他们是能够这样做的。实际上，这却似乎是根本不沾边的事。但可能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4月14日傍晚，我口授了这一天的长篇日记。

日记

我刚吃过了咸肉和鸡蛋，等着去参加白宫新闻记者宴会。具有相当讽刺意味的是，得奖人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而他们的大部分报道都是诽谤性的。但另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是，昨天和今天，水门案件第一次真正揭开来了，而我对有关事实总算是有数了。

在星期五的会议中，我对埃利希曼第一次提到准许霍尔德曼和迪安请假离职的主意。他回来说霍尔德曼不会接受这个主意，我想埃利希曼也不认为迪安会接受，因为事实是，迪安有办法把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两人都牵连进去，这倒并不是说我的主意会使他们两人无法为自己辩护，但却会造成令他们难堪的局面。无论怎样，迪安现在不请假离职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还没有等到斧子落在头上就自己先承认有罪。

有趣的是，霍尔德曼说，马格鲁德去见他时讲过：“再见吧，我就要去坐牢了。”当时马格鲁德说他自己像个如释重负的人，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已决定听天由命，准备任凭命运摆布了。

照马格鲁德的说法，美国检察官的主要目标是科尔森。如果迪安顶不住了，显然科尔森也就完了。当科尔森说他事先不知道要在水门进行窃听时，他可能讲的是老实话。但另一方面，他似乎深深地牵连在催促利迪执行计划以及要取得关于〔民主党的〕奥布赖恩的材料等事情上，至于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米切尔也提到过要取得关于奥布赖恩的材料。

同样相当清楚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迪安是个演员，而且演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超——情况也可能是：马格鲁德在这方面也遮遮掩掩地演了一点戏。特别在迪安是否教过马格鲁德如何作证方面的问题上，迪安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方面，米切尔整了迪安一下，因为他说迪安曾在一次米切尔也参加了的会议中教马格鲁德如何作证。迪安在那次会议上好像是非常活跃的。

我在这里有一条笔记说“那门乱炮终于放了”，能够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了，因为马格鲁德去向美国检察官交代时，就是这样说、这样干的。然而，我很高兴他这样做了，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这该死的事件都抖搂出来收拾清楚。

这些人会碰到这样的事真是太糟糕了。他们这样做都是出于良好动机，一片忠诚，但他们就是稍微做过头了一点，并且后来又企图进行掩饰，所以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是很遗憾的。我想在大选期间，大家觉得怕影响大选，所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只是把迟早要到来的日子推迟了一下。当然，大选以后，本来是正面解决这事件的时机，但我们那时没有采取行动，其中的道理我大概要在以后才能明白过来。那时，我就是严密注意，也没有人真正把这件事管起来。我们把太多的责任交给米切尔等人了。

在我们今天的谈话结束时，霍尔德曼自己提出了他辞职的问题。他很直率地说他不愿辞职，也感到他不应该辞职，但他可能不得不辞职。在这问题上我没有明确表态，因为我想我们可能在某个时候得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我昨天对埃利希曼以及今天早上对基辛格所表示的那样：我目前的倾向是，我们必须在霍尔德曼周围筑起防线保护他，这是由于，首先，他是真正无辜的，尽管他跟整个事件略微有点牵连；其次也由于不保护他就等于政府方面明确承认自己有罪，以后就真的很难使人觉得我们还有什么道德品质了。

让米切尔和大部分竞选人员都牵连进去，加上迪安还可能是一个候补者，这种情况本来已经够困难的了，如果再让霍尔德曼也牺牲掉，我想这将更是额外的打击了。

当然现在我们需要争取一些共和党人来支持我们。但我们预料的事情却开始发生了，像约翰·安德森、约翰尼·罗兹、乔治·艾肯，当然还有完全可以想到的马赛厄斯和萨克斯比这样一类的人物都纷纷离去，这种情况会逐步升级，这会发展成一个普遍现象，跟布里奇斯当年在谢尔曼·亚当斯案件上把水搅浑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

阿格纽否认这样的消息，说他对总统以这种方式处理水门事件感到吃惊。阿格纽虽然关心马里兰州大陪审团进行的调查，可能牵涉到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之一以及一些对阿格纽很不利的备忘录——关于他跟一些给他提供竞选经费的人物在他们得到州政府合同之前所作谈话的备忘录。当然，这在各州中是常有的事。当霍尔德曼告诉我这事时，我对他开玩笑说：“感谢上帝，亏得我没有当上加利福尼亚的州长。”

克兰丁斯特在这里似乎是个奇怪的演员。埃利希曼根据我的指示给他打电话，这时他刚打完一场高尔夫球。他对事态发展感到惊讶，但仍然支持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的主张。而米切尔则完全反对这个主张，我也觉得这样做会是很错误的。特别是在目前，美国检察官在这案件中的活动是如此有成效，代之以一位特别检察官等于当面打了他一记耳光，而且也等于对我们的司法制度投了一张不信任票。

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今天早上〔哈罗德〕利普赛特所透露的情况说，他在1966年从事窃听被控犯了重罪，但最后却作为轻罪判处，暂缓执行。而他现在却成了欧文委员会的主要调查人。《华盛顿邮报》还尽量为他涂脂抹粉，而且达什还说，找一个有做错事经验的人来充当调查人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双重标准实在令人震惊不已。

今天我对霍尔德曼说，罗杰斯一定不能离职。这对基辛格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我们只能这样做。当我们正为水门事件受到煎熬的时候，只要能够避免，就不让任何人离职。

过去三天来，唯一令人高兴的事，也可以说是少数几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之一是：在星期一将发表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是，60%的人拥护我们，33%的人反对。这大概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有如此高的赞成多数了，除非在明年年底前我们能有几项惊人的突破。但另一方面，这确实表明，到目前为止，水门事件并未严重影响到公众，受到影响的大概只有5%的人。但是，盖洛普正在进行另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大概将表明，由于过去几天内揭发的消息，将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

我跟黑格和亨利就越南问题开了一次很好的会。在这里，事情似乎越堆越多了，越南和经济情况现在都成了问题。

明天我要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我能从这些问题中解脱出来，我将这样做。

我刚写了一个条子建议埃利希曼或许可以跟欧文谈谈今天揭露的消息。这办法有点不寻常，但我们可以试一下。

无论如何，今天就到此为止。

这是到1974年6月以前我最后一次口授日记的全文。事情的发展令人如此闷闷不乐，弄得我不再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口授我每天的回忆了。

我1月份的日记表明，我们那个时候已知道通过一个古巴委员会把钱送给了被告，当时，我们希望亨特和其他人会表示服罪，避免由于审讯而引起公众注意。在那之前，我相信从来没有人要求我批准让卡姆巴克参与筹款，我也不知道，有35万美元从白宫转账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而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转给了被告。4月初，埃利希曼告诉我，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奥布赖恩说，从法律观点看，批准这些付款究竟算犯罪还是算无罪，关键要看动机。如果给钱的目的是为了律师费和家庭赡养费，那便是合法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收买被告保持缄默，那就是阻挠司法。

日记

当然，目的是想保证被告在坐牢期间，能得到适当的法律协助，让他们的家庭得到照顾。这，我想是完全合法的事。但我想你也可以说给他们钱是收买他们不开口，别说出内情。现在这是否构成一种罪行——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不说出他们掌握有关其他人的罪证，甚至不说出有关他们自己的罪证，尤其由于他们是犯了罪的——则还有待观察。

4月中旬，越来越清楚的是，付钱给被告即将成为最大的问题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在回忆他们当时的动机时，开始发现，对水门事件进行掩饰的这种阴影笼罩着一切，以致不可能按照早先的活动和决定的本来面目把它们提出来。难道付钱的目的是为了要被告不揭发其他有牵连罪行的人?或者仅仅是为了——我认为他们是这样——付律师费和家庭赡养费，免得被告一不高兴起来就乱咬?这是为了照顾人情，也是为了避免发生政治问题。这不是为了压制第一手罪证情报。

谈到动机问题，真正的答案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里和良心里。我不知道这答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每一个参与者会提出什么主张。但我知道，要熬过这一难关最好的办法是，参与这项不幸事件的每一个人团结一致，坚持付钱给他们并不是为了收买他们保持缄默这一立场。由于对付钱这件事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要有一个人承认这钱是为了封住别人的口的贿赂，就可以把其他所有人的行动——包括无意和无害的行动都给玷污了。如果迪安说筹钱是为了保护有罪的人而且参加筹款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那他就等于这么做了。我说：“我希望我们能使迪安不这样做。”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我认为有牵连的每个人应团结一致，坚持一个说法，即他们筹款不是为了阻挠司法。几天后，当我们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谎，而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我在新闻记者宴会上讲完话回来，先打电话给霍尔德曼，之后又给埃利希曼打电话。我对他们重申，我很关心参与筹款的人对筹款动机要有同样的解释。我还说，我要提醒科尔森注意所发生的事，使他不至于在联邦大陪审团要他出席时，稀里糊涂地被人抓住说他作了伪证。我还对他们两人说，我现在得出结论，对付欧文委员会最好的办法是径直往前，让每个人都出席公开作证。霍尔德曼本人也得出这个结论，他甚至想，我们可以同意在电视上公开播送实况。

我告诉他们两人，那天晚上，我在准备新闻记者宴会上的讲话时，我在想些什么。这样说似乎显得有些夸张，但事实是，在今后的四年中，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会决定整个世界在今后的25年中能否有个机会保持某种不安的和平。在对外政策方面，总统领导得好或坏是会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的。我对埃利希曼说：“不论我们得到的遗产是什么，他妈的总不会是得到一个温尼特卡[6]的污水井吧，那应该留给温尼特卡。”我又说：“我深切感到，我的地位必须是清清白白的——坦率的。”

我告诉埃利希曼，我特别关心霍尔德曼。霍尔德曼显然是最容易受攻击的。“你已经度过很困难的一周，不，两周了。当然，可怜的鲍勃现在要像被罚入地狱一样地在受罪了。”我补充说，“他是一个把自己的每时每刻全部贡献出来的、完全无私、诚实、正派的人。”我说，有的人会主张，某人一旦被人控告就应该被开除。我对埃利希曼说：“我认为咱们可不能那样做。也许是我错了?……难道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的吗?”

埃利希曼答称：“这不是个制度的问题，这是一部机器。”

我说：“不论我们怎样说杜鲁门，当他受到伤害时，许多人都敬佩这个老家伙，因为他不抛弃那个肯定有罪的人。他妈的，我也是这种人。我不是说这种话的人：看，当这个家伙遭到攻击时，我就丢下他不管了。”

4月15日，星期日下午，在白宫做完礼拜后，狄克·克兰丁斯特到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都被拖进水门刑事罪案中去了。他认为，到那天为止，他所得到的情况还不足以对他们进行依法起诉，但他感到，从旁证来看，至少引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他说，主要的控诉人是约翰·迪安。事实上，迪安自己承认了在阻挠司法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又把别人拖下水。我问他，有没有足够证据需要让霍尔德曼请假离职。他说，现在是没有，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的。他说，预计到可能发生的情况，我应该考虑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现在是否就请假离职的问题。

克兰丁斯特很激动，有时连话都说得不连贯了。他几乎一夜没睡，两眼通红，又疲劳，又有泪水。他转述迪安的指控说：迪安称，在闯入事件后不久，埃利希曼告诉他把亨特保险柜中的材料“隐藏起来”并把亨特弄到国外去。迪安控告霍尔德曼，说他知道退还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35万美元被用来付给被告，而且霍尔德曼是否曾看到过马格鲁德为窃听计划所拟出的预算建议，这也是一个问题。

迪安指控的这些罪状，我认为还不足以作为证据来对他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人起诉。我想，如果我现在就让他们走，就等于在他们有机会表白自己是无罪之前，先给他们贴上了犯罪的标签。我告诉克兰丁斯特，我要关于罪证的更详细的材料，并要求他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我应该怎么办。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跟亨利·彼得森一块来了。我一见彼得森便很喜欢他。他是在司法部工作了25年之久的民主党人，先在联邦调查局，后在司法部刑事司工作。他效忠于法律，而不是效忠于那一届政府。克兰丁斯特找到彼得森时，他正在擦洗他的游艇，他就从那里被直接带到白宫来。他穿着一件弄脏了的圆领汗衫、球鞋和劳动布裤。

彼得森告诉我，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应该辞职。他承认，指控他们的罪证并不过硬。但他说：“总统先生，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在法院达成一个指控他们犯有刑事罪的案件。你必须认识到，这两个人没有很好地为你服务。他们已经而且将来还要给你和总统职位造成困窘。”

我为他们辩护说，不管霍尔德曼是否事先知道窃听和闯入的计划，他们两人都自称，在付钱给被告时，动机是清白无辜的。现在要求我做的，实际上就是，要我根据连检察官都还不能证实的罪状给他们判罪；还要求我，为了避免自己处境困窘，而在公众心目中使他们的案件受到不利甚至无可弥补的影响。

我说：“我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有犯罪的表象就把他们开除。我必须得到他们犯罪的证据。”

彼得森直起腰来说：“总统先生，你刚才所说的话，作为一个个人，那是说得很好的，但作为一位总统，就不太好了。”

我极力主张他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谈谈，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但他说，他首先要给他们立案。我要求他第二天再来，并带一份书面罪状给我。

这时已过5点钟，贝比·雷博佐早上从佛罗里达赶来，当我走出办公室时，他正等着我。我们决定到游艇“美洲杉”号上去航行一会儿。这是一个春风和暖的傍晚。我们坐在甲板上，我简要地把司法部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诉案告诉了他。

我问他，我在他的银行中还有多少存款。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曾忠诚无私地为我服务过，我要在诉讼费用方面帮助他们。雷博佐断然反对我动用自己的存款的想法。他说，他跟鲍勃·阿普拉纳尔普可以筹上二三十万美元。他补充说，他得把这笔钱用现款私下给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因为他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帮助所有其他的需要帮助而且也应该得到帮助的人。

当“美洲杉”号准备停靠码头时，我真害怕回到白宫去面对正在等待我作出的令人伤心的抉择。

在当晚7：50，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来到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时，我强颜欢笑地跟他们打招呼。

在我跟雷博佐在“美洲杉”号上的时候，他们与比尔·罗杰斯一起开了会。他们说，罗杰斯感到，对任何人正式提出控诉之前，不应该停他们的职。罗杰斯认为，如果一个人被依法起诉了，那他就应该请假离职。罗杰斯说，迪安已经向检察官坦白承认自己在刑事罪方面有牵连，所以他现在就应提出在将来一定日期起生效的辞呈，在目前，他认为迪安应请假离职。

我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叙述了我与克兰丁斯特和彼得森的会见，告诉他们，彼得森说，迪安以他的合作大概可以换取到美国检察官的“从中协助”。在听说克兰丁斯特和彼得森都认为他们应该离开白宫时，他们跟我一样，都愣住了。

约翰·迪安带口信给我，说他希望我了解他采取这些行动的动机是出于忠诚。他随时都准备见我。我先跟彼得森商量了以后才安排会见迪安。

当晚9：15，迪安走进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我坐在安乐椅上，他面对着我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从我们上次谈话以来，快三个星期了。

他的声音像以前一样平淡没有变化。他说：“你应知道，在这方面，我每走一步都把细节向鲍勃和约翰作过汇报。”他说，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都牵连到阻挠司法的事情中去了。他挖苦地说道：“阻挠司法这个概念同人们的想象力一样是非常广泛的。”他说，他们都陷进了“偶然情况造成的阴谋”。迪安每次提到埃利希曼时，声音中总带有一种报复情绪，我对此印象很深。

我们在谈到一些罪状时，迪安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非常自信。从他的话中，明显地可以听出，他很有信心地认为他的律师向检察官恳求宽恕会得到成功。我对此的理解是，他预料自己可以获得豁免。

我说道，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与科尔森讨论对亨特宽大处理的问题，这时他没有反应。当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们握手道别，互祝晚安。

我在晚上10：15又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会见。我把迪安关于“偶然情况造成的阴谋”这个看法告诉他们，并把迪安告诉我的一些其他事转告他们。他们仍然感到我应听从罗杰斯的劝告，把迪安的辞呈拿到手，以便一旦大家知道他在为了换取法庭宽恕而进行讨价还价时，不会使人觉得好像我已宽恕了他的罪行。但彼得森坚持认为，我不要开除迪安，甚至不要强迫他离开白宫，免得这种行动引起不利的影响，促使他下决心同检察官进行合作。

我告诉埃利希曼说，彼得森问过我，在闯入事件发生后，亨特的保险柜中水门事件以外的材料是否立即都转交给了帕特·格雷的事。迪安说这些材料交给了格雷，但彼得森说格雷否认收到过这些材料。迪安把材料交给格雷时，埃利希曼是在场的。将材料交给格雷而不交给主管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可能发生泄密的危险。他不明白，格雷为什么否认收到这些材料。埃利希曼拿起了电话，要接线员接格雷家中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格雷关于亨特保险柜中的文件的事，这时我和霍尔德曼在旁边听他打电话。当他听到格雷的回答时，我们看到他的脸色刷的一下子变得毫无血色。他放下话筒后转向我们，噘着嘴，很不高兴地说：“好啦!我的律师开业执照这下子也完了。”帕特·格雷把霍华特·亨特的档案给销毁了。

4月16日，星期一早上，我和迪安再见面时，我交给他两封信稿。一封提出他的辞呈，另一封要求请假离职。我按照罗杰斯的建议，告诉他要在两封信都签上字；虽然在他离开白宫之前，两封信中的哪一封都将不予公开。

前一天晚上，迪安很自信，甚至相当自负，可现在他紧张起来了。每一次提到他时，他都要回敬一句，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怎样。我告诉他，如果我提出要求，他们也愿意请假离职。他说，他将把我交给他的信稿拿去，但他将起草自己的信稿。谈到后来，他忽然盯着我说道：“我认为有一种虚构的信念……认为〔鲍勃和约翰〕没有问题，我真的不能肯定，你是否确信他们有问题。但我现在告诉你，他们确实有问题。”

我们又谈到他对我讲“总统职位得了癌”的那次会见。他说那次谈话发生在水门事件被告被判决前的一个星期三，就是3月21日。

我问他，那次会见后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当米切尔来到华盛顿时，埃利希曼曾问，亨特的事“解决了没有”，米切尔答称，他认为问题解决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对3月22日发生的事后来却有一种不同的说法：他们说，米切尔曾问迪安，问题是否处理完毕，然后米切尔自己回答说，他猜想这事已妥善处理了。我说，我对当时提出的要求是知情的，因而我也应负点责任，但他说，他并不认为我应负责任。

我有意告诉迪安：我认为所有的有关国家安全的事，如1969年窃听电话是受特权保护的。他对我保证说，他同意这点，他无意提出这些问题。

迪安提醒说，有一次他说过，他不会说谎。我强调说：“我要你讲真话，我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他妈的，要说真话’。约翰，我这样说是因为他们都把问题弄糟了。”我又补充说：“那个狗娘养的希斯，如果他没有在自己进行的间谍活动上说谎的话，本来今天他会是自由的。”

4月16日下午，彼得森又来看我。我告诉他，我已要求迪安辞职，但先不公布，我只是要手头有此准备。彼得森说，在这点上他没有问题。我问他是否仍然认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应离职。他说：“是的，考虑到需要人们对你的职位充满信任，他们应该离职。这跟有罪或无罪是两回事。”我真奇怪，他怎么能期望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过得去而抛弃我的朋友。他交给我他写好的关于他们两个人的罪状。归纳起来，他们的罪状是：

埃利希曼——关于销毁（材料）的指示并通过迪安通知利迪说亨特应当到国外去。

霍尔德曼——马格鲁德说，关于利迪计划的预算情报交给了斯特罗恩，这就很有可能也交给了霍尔德曼。利迪计划被制订后，迪安将这计划告诉了霍尔德曼，显然没有人指示制止这个计划。马格鲁德说，他将窃听得来的材料的摘要交给了斯特罗恩，于是又提出了一种可能，这也交给霍尔德曼看过。

这些日子里，我们所进行的一切讨论和做出的一切决议都是在舆论界和国会的压力日益增长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水门事件在电视新闻中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几乎每一天，每家主要报纸都要刊登一段泄露出来的有关水门事件某方面问题的新闻。

我感到白宫必须发表某种声明。4月17日，我到新闻室去宣布：我们已跟参议员欧文达成协议，我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欧文委员会要求他们出席作证时，他们将自动出席宣誓作证。他们将回答一切有关的问题，除非行政特权准许他们不作答复。我又补充说：

3月21日，由于一些严重的指控引起我的注意，其中有些已在报上公开披露，我开始重新对整个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在这案件中有了重大发展，对此，现在还不宜太具体地说明，只能说，在弄清事实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如果行政部门或政府中的任何人被联邦大陪审团依法起诉，我的政策是，立即停止他的职务，如果他被判有罪，当然，就自动解除他的职务。

应埃利希曼的请求，我也表示我个人反对在这案件中给任何人以豁免权：

我对有关当局表达了我的看法：不论是现在或是过去，在本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任何个人，都不应给予免受起诉的豁免权。司法程序是按其规定在进行的……我谴责掩饰案件真相的任何企图，不论这牵涉到哪一个人。

关于“不予豁免权”这段话的措辞是我跟彼得森共同拟定的。我向他表示，我关心的是不要给人以印象：如果白宫的高级官员承认参与犯罪后，可以免受处分便过去了。但是，这只是说这段话的一部分理由。另一部分理由是埃利希曼和科尔森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如果迪安认为豁免权唾手可得，那就会促使他在有关其他人的问题上说谎，他自己则可以蛮有把握地认为他受自己证词的后果的保护。最后还有一个理由，这是出自我自己的估计，我认为如果不给豁免权，迪安出来反对我的可能较小，因为他会抱有希望，认为我到最后还会赦免他。

迪安显然懂得我的意图。莱恩·加门特带话给我，说在我的声明中，这段“不予豁免权”的话使迪安“像头野兽一般地围着白宫团团转”。

两天后，《华盛顿邮报》报道，杰伯·马格鲁德向检察官坦白交代了所有事实，他一交代，约翰·迪安也就翻不了身了。这则新闻说，马格鲁德指控米切尔和迪安，说他们共同策划了闯入计划。这则新闻再加上我4月17日的声明激发了迪安采取行动。他打电话威胁齐格勒说，他将不得不“召见几个友好的记者”。当天下午他发表声明说：“有些人希望或者认为我将成为水门事件的替罪羊。谁要是相信这点，谁就不了解我，不了解事实真相，也不懂得我们的司法制度。”

我告诉齐格勒答复他说，我们寻求的不是替罪羊，而是真相。

已经清楚的是，关于水门事件的真相可不止一个。有事实上的真相，这涉及所发生的事件的确切叙述，而这个事实上的真相可能永远不会完整无误地重述出来，因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牵连进去，而没有一个人所知道的、在某一特定时间所发生的事与另外的人所知道的完全一样。

在法律上的真相，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涉及对动机的判断。有道义上的真相，这牵涉到是否认为所发生的事足以对白宫的道德观念进行起诉。还有政治上的真相，这就是，所有上述各方面的真相对美国人民和他们对我以及我的政府的看法所产生的一切影响的总和。

我看到，在我自觉承认之前很久，我就从本能上感到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非得离开白宫不可。即使我相信，他们有很好的机会能够把他们被控的刑事罪洗刷干净，但我知道，间接证据是如此确凿，他们是怎么也无法通过这场政治考验的。我认识到，如果他们留下来，就会损害白宫，损害我。

我扪心自问，我没有牵连到使他们可以被控犯有刑事罪的那些事情中去。我肯定，事先我没有听说要闯入水门，我没有看到通过窃听电话得来的报告，我完全不知道据说埃利希曼指示迪安要把亨特保险柜中的材料“销毁”的事。我还可以肯定，没有人问过我是否找卡姆巴克筹募过经费，或者是否动用过那35万美元的现款来付给被告。

但有些事我是知情的。我曾跟科尔森讨论过宽大处理的问题，我也怀疑过马格鲁德讲的恐怕不是真话，但我对这些可疑之处没有采取行动。我知道有一笔支持经费将用在被告身上，3月21日我甚至考虑要付钱给进行讹诈的人。我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不同在于：他们是间接受牵连了，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

我面对的问题是：为了我自己也参与的一些事情要把朋友开除掉。而说这些事情在道义上或法律上是错误的，我又接受不了，尽管我这样说是很容易被人攻击为不知羞耻或没有是非感。没有发生过任何偷盗或贪污受贿的行为，我们只是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没有想到的局面，一心只想保护自己，不受我们心目中那个政治问题之害。现在，突然地，这变成了一种罗沙赫墨迹图[7]：别的人从我们的行动中看出了一幅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的图案。

我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他们离职，这在我已经是够自私的了，但我还不至于如此无情无义，眼看我如此深切爱护的人要受到伤害，自己却能无动于衷。我担心如果他们被迫离职，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但我又担心，如果他们不离开，对我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中，我充满着矛盾：我一方面要说服他们离职——同时，我又坚持认为我不能把自己的朋友奉献出来当牺牲品。我一方面说，不论会有多么痛苦，我们也必须做应该做的事——同时，我又想方设法寻找办法来回避这种损害，即使这种办法会把我带到犯法的边缘。

这就使我在迪安问题上的处境日益困难。因为，要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辩护，就会使迪安丧失信誉，而只要我继续让迪安留任，我就会显得是支持迪安对他们两个人的指控。我感到，我不能不顾及彼得森私下对我提出的要求：不要开除迪安。但我知道，不开除迪安会对公众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是否有罪的看法产生多么不利的影响。

还有一个个人方面的考虑我不能忽视。我已经疏远了迪安，因为我同意不让迪安获得豁免的主张。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好像又要反对他，他肯定要来反对我。所以我在处理迪安的问题上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我还必须认识并承认，对迪安所起的作用，我们有一种混乱和矛盾的看法。他得到指示，要把水门事件造成的危害加以限制。如果在当时，谁都不知道，他为了做到这一点得走多么远，那么，这是他的过错还是我的过错?现在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他明明知道马格鲁德在说谎，但他还在指点马格鲁德在联邦大陪审团如何作证。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要他帮助马格鲁德通过联邦大陪审团的传讯，而同时只是怀疑马格鲁德在说谎——但他没有设法去证实或消除我们的这种怀疑。这两个情况，从法律上说是有差别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究竟又能找出什么真正的差别呢!

最后这就归结到迪安的判断力问题上来了。我们要求迪安，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把事情控制起来——但我们有一个没有明说的前提，那就是他要适可而止，可不能给我们带来麻烦。但是，迪安只是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事，而没有预见到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现在这样想也许太晚了：如果当时换一个什么其他人处在迪安的地位——这个人不像迪安那样，由于参加了利迪的那些会议而有小辫子被人抓——那么他是否能早一些识别出那个为他自己和为我们所设下的陷阱呢?究竟迪安是出于真心地相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保护白宫而必须做的，还是由于他想要保护自己，或者，在他们面对的巨大压力下，他能否分清这两者？到了1973年春，这些问题都已成了无关紧要的问题了。

不管迪安在事前或在以后的动机如何，我还是相信，他在3月21日前来见我时，他是真心诚意关心总统职位的。当然，他来见我也出于一些不便说出来的目的，这就是：为认可帕特·格雷的任命所举行的听证会引起的报界反应；我要他就水门事件准备书面声明，并要他写信答复别人对他的指控，还要他在信上宣誓签名，而我之所以提出这个主意是由于我完全不知道这样一个行动对他会有什么影响；还有，亨特直接向他提出要12.2万美元。当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我相信他是真心地希望把总统职位从正在扩散的癌症中挽救出来的。我肯定，他认为我会采取有力行动，把形势控制起来。然而，我却在考虑付一笔钱给亨特来换取一点时间，还若无其事地在分析到了1974年选举后宽大处理被告会涉及什么政治问题。

早在4月15日，我就提出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是不是可以请长假离职的想法，理由是，由于报界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和指控，他们可能感到支持不住了。4月17日，我又对他们提出离职的问题，可他们都不同意。埃利希曼说，迪安才是应该离职的。他问我是否认为迪安的指控是确凿的，我向他保证我没有那样认为，我认为迪安的牵连比他要严重得多。埃利希曼说：“情况就是应该这么说嘛。迪安对我提出一大堆愚蠢的胡说八道，要打官司，这都一钱不值。”

埃利希曼说，还有迹象表明，最早进行水门事件调查时，亨利·彼得森曾把联邦大陪审团的情况转告迪安，因为迪安当时是白宫的法律顾问。当晚，我打电话给彼得森，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把联邦大陪审团的情况转告我了，除非他认为有些特别需要我知道的情况，那时再转告我。

尽管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两人原来外表很坚强，但他们要继续维持乐观态度也不是容易的事。当晚，他们向我报告说，他们的律师认为，反对他们的证据在法律上不够充分，但是，律师劝告说，这案件也可能发展成为很难办的案子，因为有这么多的动机和意图等微妙的问题牵涉在内。有关阻挠司法的法律规定是很不严谨、很笼统的。埃利希曼总结道，他们可能“逃过刑事责任，不过反正我们是毁了的货物”。

我设法安慰他们，但又想不出说什么能使我们任何人相信、令人鼓舞的话。埃利希曼继续说：“我想我们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我认为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他们两人酸溜溜地互相开玩笑，说埃利希曼今后可以依靠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来谋生。我提出要帮助他们付诉讼费用。他们表示感谢，但拒绝接受。

后来我们又详详细细、逐条地讨论了对他们的指控，埃利希曼说：“我就不信光凭这样一件事就可以写出一份起诉状来……我就是不能接受。”

霍尔德曼表示同意说：“你无论如何应该有信心，我们的司法制度还是有效的。”

我说，我们将一起庆祝他们被宣判无罪。我许下诺言：“我们将去戴维营举行空前盛大的庆祝会。”但这只是给自己壮壮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对于将来结果究竟会是怎样谁也没有信心。

应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请求，我会见了他们的律师。他们对我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委托人的案件不足以构成依法起诉，但他们很现实地承认，检察官都是坚持党派成见的人，因此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劝我不要强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离职，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他们二人有罪。相反，他们要我发表一个对二人表示信任和支持的公开声明。他们又说，亨利·彼得森是一个我不应加以信任的人。他们劝我别再听他的建议。以后，当霍尔德曼也提醒我这点时，我只能说：“鲍勃，他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帮手了。”

4月19日晚7时40分，我们获悉迪安和他的律师第一次向报界泄露新闻的消息，这种手法是迪安和他的律师想出来以支持他的豁免要求的。他们每一次泄露的新闻都比以前更进一步，我称之为：“逐步加码。”不久这就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惯例：我们每天要接到一次电话，通常是《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在他们的第一批印刷的报纸截稿前打来的。他们要我们对每一条复杂的水门事件新闻发表即席评论，如果我们不能在截稿前发表评论，这条新闻就将以我们未作出反应的方式见报。

今晚是第一个这样的晚上。《华盛顿邮报》打电话来，警告我们，他们要刊登一条消息：与迪安有关的人士说，迪安可“不打算单独被大火烧死”，他要把他“自己的上级和下属”都扯进去。他们说迪安要控告霍尔德曼，说他策划了掩饰活动，目的是遮盖总统助理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听事件中的牵连，还说，证明白宫没有牵连进水门事件中的所谓“迪安报告”纯属虚构。

第二天早上，《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条新闻。

同一天，4月20日，《纽约时报》登载一条未注明消息来源的新闻说，据称约翰·米切尔第一次公开承认他在事前曾听说过窃听的事。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米切尔告诉他的“朋友”，他曾听说过窃听计划，但表示过反对意见，他不知道是谁下命令继续执行这个计划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竭力坚持把活动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例如：4月18日，星期三，我花了将近两小时参加国会领袖们讨论能源政策的一次会议，接着又跟议员们一起参加另一个讨论苏联向外移民政策的会议。意大利总理吉乌利奥·安德雷奥蒂来华盛顿作国事访问，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雷纳·巴泽尔来这里进行非正式会谈。我会见我国驻意大利大使约翰·沃尔普，然后又参加一个长达两小时的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4月19日，我跟美国犹太人领袖讨论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问题。4月20日，我召集一次内阁会议，花了两小时讨论能源和经济问题，然后我飞往佛罗里达度复活节周末。

本来，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计划跟我一起去比斯坎岛，以便他们的正常工作不致中断。但当周末临近时，我感到自己需要有点时间进行思考，他们也有同感。因此，他们决定去戴维营度周末。

4月20日晚，罗恩·齐格勒来到我家。当我们一边望着夕阳落入比斯坎湾时，我对他说：“如果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鲍勃同意他们二人离职，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齐格勒回答说：“我很清楚，我们将要应付的都是些什么事。今晚，我看到米切尔在电视上出现。他们把他早先所作的公开声明跟他现在所说的话进行对比，想要使他丢脸。你不能让你的办公厅主任和国内问题的主要顾问也每天受这样的耻辱。”齐格勒说，在他每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仅三天的时间，记者就水门事件已向他提出了总共300个问题了。我要求齐格勒打电话给霍尔德曼，把他的上述意见作为他个人对形势的看法告诉霍尔德曼。在我来佛罗里达度周末前，霍尔德曼曾要求我，不要听信片面的“惊慌失措”的劝告就采取行动。他要我同帕特·布坎南谈谈，听听他的意见。我这样做了，并要求齐格勒将布坎南写给我的书面意见念给霍尔德曼听。布坎南的书面意见如下：

任何无罪的人都不应被抛弃……但是，无法继续活动的总统助理们应主动站出来……如果早点这样做，那将是一种无私的行为……如果拖延时日，其结果将是他们要被迫……

霍华特·K.史密斯在电视中提出问题：尼克松要做亲自打扫自己房子的艾森豪威尔，还是要做为他手下人进行掩饰的哈定呢?坦率无情地说，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霍尔德曼离职，而埃利希曼不离开，那仍然是一种掩饰行为，他们两人分不开。如果一旦埃利希曼的名字在联邦大陪审团中出现，他就应该离职。

这些日子里，白宫工作人员中有一种沉船的心理，我们要放下救生艇，希望能救出总统。

过一会儿，我又打电话问齐格勒，他把口信传过去后霍尔德曼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霍尔德曼“沉思不语”。

第二天，4月21日的早上，《迈阿密论坛报》引用与米切尔“有关的人士”说，马格鲁德越过了米切尔直接从白宫得到批准进行窃听的计划。《华盛顿邮报》说，迪安有文件作证据来支持他对窃听和掩饰所提出的指控。而《纽约时报》则报道，在迪安的监督下，付给被告的钱多高达17.5万美元。对此，迪安加以否认。

在复活节早晨，《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登载了有关水门事件的四条不同新闻。主要的一条说，联邦大陪审团在调查霍尔德曼手头上是否有一笔35万美元的经费，下令用这笔钱收买被告，要他们保持缄默。这条消息的来源据称是“行政部门高级人士”。这些人士还说，迪安试图阻止付款，但是高一级人士命令他继续付款。有个人士还说，迪安准备把埃利希曼牵连进水门事件。

《华盛顿明星报》说，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都是目标。《华盛顿明星报》也引用“某些人士”的话说，米切尔本人批准了窃听计划。虽然，接近米切尔的“人士”说，米切尔认为是白宫先批准了窃听计划的。据称，科尔森为了保护自己，已向检察官提供了文件证据，可以证明确实进行了掩饰。

虽然，没有一条控告是直接针对我提出的，但盖洛普民意测验报道称，有40%的人认为我事先知道要在水门安装窃听器。在同一项测验中，53%的人认为窃听只不过是“搞政治——这是两党都在干的那种事”。

多年来，我有一个习惯，在复活节那天打电话给我的助手们祝贺节日好。在这个令人烦恼的复活节早上，我首先打电话给查克·科尔森。他矢口否认报纸登载的关于他的“歪曲报道”。他说，他要再一次告诉我，他打给马格鲁德的现在被指责为造成整个水门事件的那次电话，是清白无辜的。我说，我完全相信他。我们互相祝愿节日好。

接着我打电话给迪安。一开始我说：“在复活节的早上，我要你知道，有人在想着你。我祝你好——我们能够过关的。你说过，这是必须切除的癌，我要你知道，我正按你的这个意见办。”

迪安说他很感谢我打电话给他。他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他说，在一定时候，他愿跟我讨论他应该如何答辩。他说他不知道他是否要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我告诉他，他随时都可以来见我。

但在有一处，迪安冷冷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声明中的那段话，那段关于不给豁免权的话是怎样加进去的。”我们谈了格雷销毁文件的事以及围绕着亨特的要求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我们3月21日的会见。

我告诉他，我仍然认为，我们见面讨论他的答辩是合适的，因为他还没有被白宫解除职务。我说：“你仍然是我的法律顾问。”

9点45分我打电话给霍尔德曼。我说：“我不能让今年这个复活节悄悄过去而没有告诉你，去年的复活节比今天还要困难得多。”他说，事实确实如此。

接着，我打电话给埃利希曼。他祝我节日好。但他警告说：“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捡起卡尔·罗恩和乔·克拉夫特等人的论调，认为由于这一切，整个政府都腐败了。要保持坚定。”

我集合全家去参加复活节礼拜。在我们的家庭中，有一项没有明言的协议：在有些危机中，他们时刻和我在一起，当他们察觉到我的情绪每有变化，他们就给我提建议，详细讨论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但是这一次，他们认为我的问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太多了，他们想谈点别的事情使我感到轻松些。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时，朱莉写了一个便条给我，很简单地说：“我们爱你。我们支持你。”

当我们终于在1月23日达成越南和平协议时，我曾对全家人说，一件对个人有好处的事就是，我们不会再像头四年那样，再受到高举标语的示威者的干扰了。战争过去了，但现在标语又出现了。现在是水门事件的标语，而发展到最后，这些标语比那些反战标语更加难堪，更加针对我个人而来。

那天早上，我和帕特从教堂出来时，人群中有些人举着标语。有一条写着：“总统诚实吗?”有一位妇女冲到那块标语牌前，举起她自己的那块制作粗糙的标语牌：“是的，总统是诚实的。”

当天晚些时候，齐格勒告诉我，迪安打电话对他说，他很感谢我给他打的电话。齐格勒向他提出，关于报纸报道说“接近迪安的人士”说我在8月29日记者招待会中间接提到的“迪安报告”根本就没有写过的问题。迪安对齐格勒说：“在总统作这声明之前，如果我有机会跟他事先讨论一下，这声明的措辞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迪安又说，“我希望当初有人告诉我，我当时是在进行调查；罗恩——我只是每天向约翰和鲍勃报告而已。”

这段对话激怒了齐格勒并使他感到沮丧。他的办公室保存着迪安和助理新闻秘书杰里·华伦之间通电话的详细记录。那时，华伦几乎每天都跟迪安打电话，向他请求指示，如何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水门事件的提问。迪安回答的内容总是：“白宫没有人有牵连”。他也常常谈到他的“调查”，他说，在闯入事件发生后的次日，调查就开始了。迪安还非常明确地指示齐格勒，当他被攻击时，齐格勒应如何为他辩护：齐格勒应该说，迪安跟利迪在收集情报的问题上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他没有将联邦调查局的材料给任何人看；他没有把亨特保险柜中的材料推迟交给联邦调查局；等等。而现在迪安却给齐格勒来了个釜底抽薪，齐格勒担心，他今后是否还能跟记者见面并再发布新闻。

4月23日，星期一的早晨，我跟齐格勒、帕特·布坎南和查皮·罗斯举行了三小时的会议。罗斯是个好律师，从艾森豪威尔时代起便是我的私人朋友，我要求他飞到佛罗里达，从局外人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

布坎南把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总结成几种办法：我们可以不采取任何行动，但这样做不行，因为证据太充分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都解除职务，但这样做证据又显得太不充分了；我们可以要求他们请假离职，但这只能把危害推迟一下。他说：“答案是，他们辞职。”但查皮·罗斯不那么肯定。他认为，如果强迫他们辞职，可能有损于他们的权利。齐格勒对这两种意见都从反面进行了有效的批驳。

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问题的核心在于白宫本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已失去了全体工作人员的信任，什么工作也干不了，每个人都感到疲劳、紧张、心烦意乱。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辩论了几个小时，我们对别人控告的罪状讨论得越多，结果越显得不可避免。罗斯一度引用格拉斯通的话说：“任首相的第一要素是能当一名好屠夫。”

我说了一段不仅代表我本人而且也代表其他人的话：“10年后，这件事只用几段话便说完了。50年后，恐怕只占一条脚注的地位。但在目前，我还得担任总统的职务，在他们不断受攻击的情况下，我无法担任这个职务。不能使整个国家感到总统包袱很重，好像中了邪似的。中东已在沸腾，国际经济形势处于危机中，要操心的事太多了。”

当会议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结束时，我们一致同意，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必须辞职。

我问布坎南，他是否可以打电话给霍尔德曼，告诉他我已得出这个结论。我说，他要使他们知道，我并不强迫他们这样做。我仍希望由他们自己来作出这个决定。但这是我的意见，下一步要看他们的了。

布坎南说，他认为应由齐格勒打这个电话。他们之间的个人联系密切些，可能这会减少一些痛苦。齐格勒两眼看着窗外。他是靠霍尔德曼把他引荐到我手下来的，现在却要他转告霍尔德曼，要霍尔德曼辞职。他一语不发。

我代表大家说了一句话：“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打完电话后，齐格勒对我说，霍尔德曼表现得正如预料的那样淡然，落落大方。霍尔德曼说，他虽然不同意这项决定，但他将照办。

几小时后，霍尔德曼给齐格勒回电话。显然，他跟他的律师谈过，也跟埃利希曼谈过。埃利希曼强烈地反对，并劝说霍尔德曼改变主意。埃利希曼认为，他的处境不同，即使霍尔德曼辞职，他也不应该辞职。埃利希曼认为，对他的指控软弱多了，所以他可以被分开。无疑，他是想被分开的。

霍尔德曼跟齐格勒争论说，我做得太过分了。他说：“在所有其他重要决策问题上，总统都是从实力出发采取行动的，不能因为这个决定是很痛苦的，就意味着它也是强有力的。”他主张我再接见他的律师。他坚持说：“这将是权势集团反对尼克松取得的第一个真正的胜利。这正是舆论界想要的东西。迟早他们会发现这是一场假的胜利，它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尽管我知道得由我来做出决定，但我仍然要听取我特别信任和尊敬的几个人的意见。我要齐格勒打电话给比尔·罗杰斯。罗杰斯说，他认为，看来霍尔德曼要留在职位上是无法挨过去的，这应该是考虑问题时的决定因素。他感到埃利希曼的情况比较接近于两者之间。约翰·康纳利认为，如果对他们的指控，证明它们是不确实的，那就没有别的办法。“总有人要被迫辞职。”早在3月里，整个事情刚爆发时，他便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他又重复了这句话。

布赖斯·哈洛说：“如果霍尔德曼、迪安和埃利希曼做了不能赢得公众舆论信任的事，他们必须很快离职。他们像缠附在国家这条船底上的大甲壳动物，为了个人的原因继续缠附在船底上，那风险就太大了。”他说，请假离职是错误的，因为这只能把不可避免的事往后推迟一段时间，而到头来，对他们本人可能就更不公平了。基辛格也认为必须采取行动来打破笼罩着整个政府工作的、他称之为“惶惶不安的瘴气”。

星期二晚上，我从比斯坎岛返回华盛顿时，我想到霍尔德曼的论点：做出这个决定应该跟做出柬埔寨问题、5月8日和12月18日决定时同样的心狠，同样不考虑是否受到人们欢迎和有没有更容易的办法。但有一点不同，在做那几项政策决定时，我总是知道，如果我有机会把整个问题向人民讲清楚，他们就会支持我。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在有力的、得到公认的原则基础上行动的。但在水门问题上，即使我只提出不亏待自己的工作人员或朋友这条原则，也无法取得公众的支持。因为对他们不利的情况太严重，谁对此都不会视而不见，也不是可以轻轻巧巧解释一下就过得去的。

在基金危机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救过我，我之所以幸免，是因为我能自救。我认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没有犯刑事罪的动机，但我不知道他们能否证明自己无罪。我对齐格勒说：“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一点上也是过不了关的。”

当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来时，他们对我说，他们从罗杰斯和康纳利那里听到的建议跟我所理解的他们二人提出的建议似乎有所不同。当然，我明白，他们把人们的好心善意误认为是自相矛盾了。我说：“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应有所行动。”

谈话时，埃利希曼似乎很不平静而且举止不安。突然之间，他说，他一直在想而且已经断定，应该坦率评估一下，这一切事情对总统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他说：“让我……代你把话讲出来吧，虽然这可能距离现实较远。”他说，如果对迪安“完全失去控制”，“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我可能要遭到弹劾。提出这种推论的根据是：我犯了罪，而除了弹劾以外是没有其他司法程序可循的。他对我和迪安3月21日在闯入事件和掩饰问题上的谈话的概况是了解的。他说，就他所知，迪安所掌握的东西远远构不成我的罪行。

埃利希曼说：“我真的认为，要对此作出判断，唯一的办法是，你听一下你们谈话的录音，看看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由鲍勃听一下录音也可以。”他建议，我采取“任何仓促行动”之前，最好先知道我自己手里的那张“暗牌”是什么。

我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是实话，不论是他明说的还是暗示的意思。他明说的是，我应认识到，如果他和霍尔德曼被迫离职，我将会处于多么暴露的状态，因此，在迫使他们离职之前，我应估计一下，这样暴露出来的最坏不过的后果。而我想他要暗示的是，如果我认定我跟他们一样也有牵连，那么我在迫使他们离职之前，应先扪心自问一下。

在4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我可能将是迪安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因为我自己在3月21日谈话中给他提供了攻击我的子弹。我老放不下这个问题，一再提起这事。我把记录这些谈话情况的文本看了一下，从中可以看出，我在介绍这次谈话时，我自己也有过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在跟霍尔德曼、狄克·穆尔和亨利·彼得森的谈话中，我试图使这次谈话听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模棱两可一些，或者甚至把它当作开玩笑就放过去了。

但如果要我讲真实的想法，我必须承认我是真心想照付亨特所讹诈的那笔钱的。这倒不是为了水门事件，而是因为，他在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诊所事件上对埃利希曼所提出的威胁，以及他对整个政府所提出的威胁。我也同迪安谈到继续付钱给其他被告的可能性，而且在那次谈话中，迪安提醒过我，付钱给被告是构成阻挠司法罪的。

有一次，我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我们不能冒险让迪安用这次谈话来攻击我，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给他以豁免。霍尔德曼表示反对说，我也不能让迪安永远在手里握着对我进行讹诈的把柄。我决定，霍尔德曼应听一下我们谈话的录音，使我们知道，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下午，我究竟说过什么话，做出什么决定。

不久，我又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我总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如果迪安在我们3月21日会见时，随身带了一个录音机，一个藏在他上衣口袋里，但是可以把谈话的每一个字都录下来的小录音机，那怎么办?他可以利用这次谈话的一些部分来起很坏的破坏作用。

到了4月25日下午，克兰丁斯特打电话给我要求紧急会见。他有一个新的问题：他认为司法部必须将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诊所的材料交给正在审讯政府控告埃尔斯伯格非法占有五角大楼文件案的法庭。这是司法部内部作出的决定。此外，如果他们不说出来他们占有这些材料，迪安无疑会告发他们。

4月18日，一个星期以前，在埃利希曼的要求下，我在电话上跟亨利·彼得森谈到这次闯入诊所事件。我告诉他别去管这件事。我曾说：“你只负责管水门事件，而这是国家安全问题。”迪安曾对我说过，克罗认为，他是根据他得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授权而采取行动的。而在我脑子里，调查埃尔斯伯格事件总的来说，是最高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彼得森问我，闯入后，有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有没有什么东西必须交给审讯埃尔斯伯格案的法庭，我说：没有。我对他说：“这里面没有油水。”

而现在，克兰丁斯特却说，司法部认为这些材料应公开出来。我毫不迟疑地说，他们可以公开这些材料。但我这样做时却想到，这样一来，事情对埃利希曼将会变得更加不妙。

4月25日下午4点40分，霍尔德曼在听了我跟迪安3月21日谈话的录音两个小时之后，前来向我报告。他说，有意思的是，原来迪安告诉我的事实情况跟迪安告诉霍尔德曼的说法不同。

霍尔德曼证实了，我曾对迪安说过：“我们能弄到钱。”但是他说：“你是在把迪安引出来。”

霍尔德曼很熟悉我的习惯，用间接方法去引出别人的想法：往往在谈话没有结束之前，有意不说出我自己的意见，生怕这会阻止别人说话，或者，就说一种很偏激的看法或建议，看看别人如何反应。他也知道，在与人谈话时，我常常喜欢大声说出自己在想些什么，即使我在考虑要排除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办法——这是一个做律师的典型的思考方式。在当前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我之所以说了某些话的部分原因——但这只是部分的原因。

在3月21日的录音问题上，我只有另外一个可供辩护的理由：那次谈话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最后没有命令付钱给任何被告，我也拒绝考虑宽大处理他们的问题。

整个下午，我都在考虑霍尔德曼的报告。当天晚上，我两次打电话到他家中。我说，我过去对录音设备总是持怀疑态度：“现在我倒很高兴我们有了它，是吗?”

他回答说：“是的，先生。”他补充说，仅就他那天所听的这一部分录音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说，尽管有些话，我应该不说才好，但录音中还有些好的东西可以把这予以抵消。

4月26日，检察官跟迪安的谈判破裂。迪安立即向白宫发出威胁性的新信号。迪安跟莱恩·加门特谈话，并告诉他，水门事件只是冰山的一个尖角。迪安说，在1970年还干了一些事，这些也是他可以揭发的事。他一再说，他有文件可以证明确有掩饰活动。

同一天，《纽约每日新闻》报道，帕特·格雷销毁了亨特保险柜里的证据。透露这消息的人士把责任完全归于迪安和埃利希曼，说是他们二人命令格雷这样做的。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给克兰丁斯特打电话，并对他说，我认为格雷应当辞职。但首先，我要知道亨利·彼得森对这形势有什么看法。

彼得森说，格雷将指控埃利希曼和迪安，说他们指示他销毁文件，而且信誓旦旦地说，他只是因为信任他们两人才这样做的。我感到非常气愤。当埃利希曼在电话上跟格雷谈到这件事时，我看到埃利希曼听到文件销毁时面部出现的真正惊慌的表情，从这里我就知道埃利希曼从没有下命令干这种事。我说，彼得森必须告诉格雷，他可不能再编造另一个谎言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求彼得森和克兰丁斯特碰头，并向我提出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埃利希曼要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消息不属实。当我叫齐格勒进来，告诉他这件事时，他说，他认为埃利希曼应该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声明。齐格勒是对的：这一切最后都是涉及人证物证的问题，我们不能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去作出反对另一方的保证。

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你们必须请假离职。”我说他们应该在星期六准备好要求请假离职的信。我说，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应该先走，这就表明他们不是像迪安那样被迫走的。

当晚7点28分，《华盛顿邮报》打电话告知另一条消息：“某人士”说，3月20日，迪安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切都完了”，他们应当准备去坐牢。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但现在又没有办法对付迪安的游击战术。透露格雷销毁文件的消息还说，在这些材料中，有一个伪造电报，把肯尼迪总统扯进暗杀吴庭艳的事件中去了。这个消息显然来自迪安，他在把材料交给格雷之前，显然看过这些材料。

第二天，4月27日早上，在与水门事件无关的问题上又出来两条关于埃利希曼的新闻。这些新闻报道都是庸俗下流的造谣。埃利希曼勇敢地战斗，力图打消它们在公众舆论中造成的影响。

当天早上，我飞往密西西比州参加用约翰·斯坦尼斯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海军训练基地的命名仪式。我邀请约翰·斯坦尼斯同我一起乘“空军一号”专机去。在途中，当我们单独坐在我的机舱中时，这位老友说，他要给我提出一些劝告。他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家乡有个说法：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雨一样落在他们身上。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斯坦尼斯把我介绍给参加命名仪式的欢呼的人群时，他直接对我说：“事情变得难办时，你要不惊不慌。我相信你有闯过去的能力。我们一向钦佩你在这方面的能耐。”

当我们在密西西比州时，帕特·格雷打电话来说他决定辞职。环境保护局局长威廉·拉克尔肖斯同意暂时接替格雷的职务。

我要求埃利希曼将他认为迪安可能揭发的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活动开一个单子给我。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他跟我一起研究了三项：埃尔斯伯格，1969年窃听电话事件和印巴战争期间的农民事件。埃利希曼不敢肯定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因为迪安所接触到的档案是几乎不受限制的。

齐格勒来到我的机舱说，《华盛顿邮报》从“可靠人士”那里得到消息说，“某人”跟检察官谈话，直接把我牵连到掩饰水门事件真相的行为中去了。当我们到达华盛顿后，《纽约时报》也打过电话来说迪安正在把我牵连进去。后来，《洛杉矶时报》还打电话来要求对同一消息发表评论。

我打电话给亨利·彼得森，要他过来一趟。这可是一次感情激动的会议。我要求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迪安有没有把我牵连进去?彼得森出去回他的办公室查对；几分钟后，他回来说：消息不属实。他说，在本周早些时候，迪安的律师曾说过：“我们将把总统牵连进来——不是在这案件上而是在其他方面。”当时，检察官们认为这只是装腔作势，实际上是在努力设法为迪安获得豁免。的确，他们还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可以把我牵连进去。我把齐格勒叫进来，告诉他要立即设法停止传播这种消息。

在彼得森离开前，他说他建议我现在对迪安采取行动。他认为，我对迪安施加压力有利于加强政府在对付迪安时的地位。他又一次敦促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也应离职。

霍尔德曼后来进来时，说他的律师们认为他和埃利希曼被利用了，因为他们两人是忠心耿耿的，而迪安则不是。“他们认为彼得森和迪安在捉弄你。”

我说，我们的计划应该是：从星期日开始，或许甚至从星期六开始，他和埃利希曼将请假离职。到星期一，我将通知迪安，他被开除。我要求雷·普赖斯为我准备一个讲话稿，我究竟是宣布他们请假离职还是辞职，暂时空着。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

4月27日，星期五晚上，我飞往戴维营。星期六早上，晨雾笼罩着山谷。我在阳台上进早餐后，去小书房工作。大约到10点钟，我去起居室找马诺洛要一杯咖啡。当我看到炉火烧得很旺，而特里西娅坐在火旁沙发上时，我吃了一惊。

她说，她一夜没睡，与朱莉和戴维讨论水门事件以及必须做出的决定。他们在清晨跟帕特讨论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要我知道，他们一致认为，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对他们的攻击已使他们无法再继续担任高级职务了。特里西娅说：“我要你知道，我绝不让我对他们两人的个人感情来影响我作出判断。你知道，我从来不认为，他们那样对待人会对你有好处——但我向你保证，我是很谨慎、很客观地作出我的决定的。”

特里西娅两眼含着眼泪，她不像朱莉，她很难得让眼泪流出来。她说：“我说话代表朱莉、戴维，还有妈妈。这是我们的意见。但我们也要你知道，我们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如果你决定不接受我们的劝告，我们也会理解。不管你干什么，我们保证会支持你，我们都非常爱你。”

我问她是否愿意留下，陪我一整天。她说，她认为，她还是回家去比较好。我拥抱了她后，将她送走了。

11点30分，比尔·罗杰斯来了。他力陈请假离职已不再是可行的办法了——唯一的选择是辞职。我很重视他的意见，因为这些年来我深知他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判断能力都是第一流的，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他会对我说我需要听的话，而不仅仅是我愿意听的话。我告诉他，我已得出同样的结论。否则我们今后分手的局面只会更加不可收拾、更加痛苦。

我问他，是否能将这决定转告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他说，他认为他不能，因为他同他们这两个人的关系不够好，也不够超脱，不像我跟亚当斯的关系那样。在大选后，我们进行重新改组的期间，他们之间曾有些不快，因此他担心他们会感到他把个人情绪掺到这件事情上来。

当晚，埃利希曼打电话给我，口气很亲切，但也很坦率。他对我说，他认为我应该承认我自己也负有责任这个现实。他说，所有的违法行动，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归根到底都是我拍板的。他暗示说，一切都是我授意的，并提到诸如伪造的吴庭艳的电报之类的事。我认为，他还暗示我也应该辞职。

他的电话挂了以后，我正坐在起居室里，这时齐格勒进来了。他刚得到消息，第二天早上的《华盛顿邮报》要登载一条来自“可靠人士的消息”的新闻，说迪安有证据可证明，当他进行掩饰活动时，他是得到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的，他还掌握1969年以来的“非法活动”。

我请齐格勒代我打电话给科尔森，查问关于吴庭艳的电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几分钟后，他回来说，科尔森发誓说他本人根本不知道有伪造电报这回事。科尔森还说，“总统对此一点儿也不知道”。

星期日一大早，我打电话给霍尔德曼，问他是否愿意到戴维营来一趟，他表示愿意来，而且埃利希曼也表示愿意来，但他们希望分别同我见面。我那时知道，他对我将要跟他说什么心里已有数了。我还想到，他准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已到了尽头。

霍尔德曼下午很早就来了。我们走到窗前，很不自然地讲了些无关紧要的话。这时，云雾已经消散，山上层层青翠的树木就在眼前。

这时我说，对他来说，正确的方针是辞职。我说，这是我做出的最困难的一项决定。那是一点儿也不假的。他知道我这个人很难得谈论宗教，我觉得他听到我讲下面一段话时，面部表情有些惊讶。我说，从1969年1月20日我任总统的第一天起，我就按照我母亲的习惯，每晚都要跪下来，为我政府中那些处境困难的人们默祷，但更重要的是，祈求指导使我第二天在履行职责时能做正确的事。我对他说，昨晚临睡前，我曾希望，实际上几乎是在祈求，今天早上干脆别醒来算了。

我说，我知道这是件很不公平的事，但我没有其他出路。我对他说，我感到自己的罪过很大。我知道，责任在我，所发生的事情的大部分过错都应归咎于我。我把米切尔置于那种地位，而科尔森的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我的督促下进行的。

即使在这个时候，霍尔德曼还是设法要我放心。他觉得很自豪，而且并不感到忧虑。他说他接受这个决定，尽管他内心对此并不同意。他一定要我知道，我以后随时还可以召见他。他说：“你一定要记住，水门所发生的乌七八糟的事并不能改变你在与水门事件无关的方面人民对你的委托。这些方面才是重要的，这些方面才是你干得最好的。”他说，他将到另一间小屋里去写他的辞呈。

他走后，我走到阳台上去，站在那里眺望远处的山谷。这时埃利希曼来了。我跟他握手并说：“我知道今天对你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天。我确信你一定了解，今天对我同样也是很难受的一天。”当我把昨晚的感受告诉他时，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别那样说，别那样想!”

回到起居室，我对他说，我愿尽我一切力量帮助他，包括经济方面的援助。我知道他现在的负担一定很重，他不仅需要养活一家，而且律师费用也够呛。

他绷紧了嘴巴，很快地脱口而出：“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我希望你向我的孩子们解释解释这件事。”

他抑制住自己的不快说，我所做的决定是错误的，而且我一辈子都会后悔的。他说：“我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而且我也是会接受的。但我仍然感到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经过你暗示同意或直接批准的。”

我说：“你一直是我们这个政府中最有良心的人。你一直主张办事要光明正大、干净利落。”

他说：“如果说我最有良心，但我这好良心却没有得到好报。”

当天下午，我叫克兰丁斯特来见我。我们两人都清楚，他在司法部的处境已无法忍受。他跟米切尔的密切联系使他不可能继续在司法部待下去。他曾经大肆宣传他打心眼儿里认为这次水门案件调查是“从肯尼迪被暗杀以来最重大的调查”，而现在却当着他的面吹台了。我们同意他应辞职，由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来接替。可是我很后悔，克兰丁斯特的离职正好跟其他几个人的离职同时发生，这会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似乎克兰丁斯特也多少与水门事件有牵连。

在克兰丁斯特离开后，我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等待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回来交辞呈。我望着窗外，看到暮色降临。齐格勒默默地站在我身后的长沙发旁边。

“罗恩，一切都完了，你知道吗?”

他说：“不，先生。”他以为我只是在谈过去几天和几小时所发生的可怕的事。

我重复道：“唉，是的，一切都完了。”

当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回来时，他们把辞呈交给我和刚进来的比尔·罗杰斯看。埃利希曼要求我在电视演说中特别要讲“迪安被开除”这句话。我知道他的感受。埃利希曼很忠诚，他总是捍卫我和我们的政府。迪安是不忠诚的，他只顾保全自己。如果让迪安也“辞职”，那就等于我强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接受跟他们的控告人同样的待遇，在公众面前同样身败名裂。

我们送他们走到汽车旁边。他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如“明晚一定听你讲话”。

我说：“我真希望我能跟你们一样坚强。上帝祝福你们二位。”

汽车开走了。

他们曾是我最亲密的助手，也是我的朋友。第二天晚上，我在讲话中说了我自己深信不疑的话，试图弥补一下我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我说：“今天，我任总统期间作出的最困难的决定之一是，我接受了我在白宫的两位最亲密的同事——鲍勃·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辞呈，他们是我有幸结识的最好的两位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应该得到尽可能好的机会来解救自己，而我要求他们离职就等于肯定了他们永远不能够证明他们的动机是无罪的。我做了我感到非做不可的但却并非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我一贯引以为豪的是，我总是支持那些倒霉的人。现在，我却为了自己，牺牲了两位我欠了这么多情谊的人。

我留在戴维营跟雷·普赖斯一起，把我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星期日晚上发表的讲话稿最后定下来。当我把草稿交给他时，我说：“雷，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诚实、最冷静和最客观的人。如果你感到我应该辞职，我准备照办。你不必告诉我，你只须把它写进下一次的讲稿中就行了。”

他说我不应该辞职，我有义务完成我被选举出来担任的工作。他说，他知道我在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问题上所做的决定使我多么伤心，但他试图减轻我的痛苦，说我只是做了迫不得已的事。

我的感觉犹如先截去了一条胳膊，而后又截掉另一条胳膊。为了能有一线幸存的可能，截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不得不做的事使我如此的痛苦和忧伤，以致从那天起，总统的职位对我已毫无乐趣可言了。

我的1973年4月30日讲话，是我第一次专门就水门事件向美国人民正式讲话。对于导致我这次讲话的复杂形势，多数人所能理解的仅仅是：我的两名最亲密的助手被控参与了掩饰水门事件真相的活动，而我的另一名密友，我的前司法部部长，则被控曾下令闯入水门并进行窃听。

不论我们作了多少相反的表白，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辞职，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犯了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接着人们的注意力自动地转而集中到我身上：对我是否同水门事件有牵连的问题，人们等待着一个“是”或“否”的答案。这就是他们希望从我4月30日的讲话中得到的答复。我当时决定，不在逻辑推论的基础上而是更多地从政治本能的基础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做这决定时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次讲话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只要我作出了回答，那么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再改口了。

我认为，简单的是，或者简单的否，都不是一个完全诚实的回答。

如果我作出真实的回答，那我就必须说，在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行动会造成一些问题之前，我已经深深地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法网中而难以自拔了，而正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决定、误解、不采取行动以及矛盾的动机等构成了对水门事件真相进行掩饰。我还必须承认，我仍然不知道水门事件的全部事实真相。因而我也无从知道我同它的牵连已到了什么程度。此外，我除了必须把我所知道的已够糟糕的情况一一说出之外，还得留有余地，因为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事情要被揭发出来。

我也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水门事件不够干脆利落已使我们处在如此被动的地位，以至于人们已不可能在目前这么晚的时候接受我所作出这样复杂的解释。25年从政的本能告诉我，目前反对我的政治力量非同一般。在第二届任期中，我向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和华盛顿权势集团提出了挑战，要跟他们进行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斗。我们在官员任命的认可、扣发拨款以及预算之争等问题上，已就限制特权和权力的问题展开了小规模交锋。现在，突然之间，水门事件暴露出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漏洞百出的弱点；因此，我感到，如果我在讲话中承认我们有易被攻破的弱点，我的对手一定会用这些弱点来狠狠打击我。我担心，我承认有任何错误，都会被他们加以利用来把水门事件——以及我有无失职之处的问题——在我第二届任期中像毒疮一样继续溃烂，使我无法作为总统继续进行领导。

鉴于这种形势，面对这种选择——再加上我认为这些都是命运攸关的问题——我决定对我是否同水门事件有牵连这个问题给以否定的回答。

我希望，在经历了过去几周的痛苦烦恼之后，有这样一个表白我无罪的坚定的声明，加上以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的离职为标志的政府清洗，然后积极地吸收一些新人，按公开的方针重建政府，这一切会说服人们相信，水门事件的各种调查可以而且也应该很快结束了。我寄希望于民意测验。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民，包括认为我事先知道水门闯入那占40%的人中，都有人跟我一样认为，这整个事件“只不过是搞搞政治斗争而已”。我知道，在真正的重大问题上，我这个总统还是称职的，我还寄希望于人民会对水门事件感到厌倦，对国会和舆论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事情上，回到那些真正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来。我确实希望这次讲话能最后一劳永逸地把水门事件抛在我的后面，不再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全国性问题。这可能是我所作出的最错误、危害最大的估计了。

在4月30日的讲话中，我给人的印象是，我在3月21日同迪安见面之前对掩饰活动一点也不知道。我表示，在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就立即冷静地采取过行动来制止它。事实上，我在3月21日以前是知道一些掩饰活动的具体情况的，而且在意识到其后果后，我没有发挥总统的领导作用来揭露掩饰活动，反而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想方设法使我的朋友、我的政府以及我本人只受到最少的损害。

我谈到责任问题，谈到“最高领导人应负责任……我承担这种责任”。但这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而人们也看透了这种说法。最后，我又抓住各种借口不放。这些借口正好是我真正相信的借口，但这个事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发生水门事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各种运动中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心理。如果说我们常常错误地像一个四面楚歌的政府一样行事，这也是实话，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确实是一个四面楚歌的政府。而且我深信，如果我不是由于专心一致地在处理越南问题和其他政策问题，我的确很可能会进行了解，使我充分认识到掩饰活动的后果，这样就会较早地采取行动——如果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至少也会是由于我总能认识到我们这样做等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但所有这些仍然都是借口，它们没有把我自己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讲清楚，也不能解释，怎么一个美国总统竟会如此无能地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局面。而这却是人们真正想知道，而我的4月30日讲话以及我任总统期间关于水门事件所作的其他公开声明没能向人们讲清楚的问题。

华盛顿好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震动。几十年来专业活动和政治活动所遵循的各种准则与惯例突然都被抛弃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不断泄露机密证词、联邦大陪审团材料和检察当局的各种估计。在国会上，似乎什么材料都能泄露出去，什么坏事都可以被纵容，而一切都可以拿对水门事件有气作为借口。

华盛顿记者团的记者们以强烈的个人情绪来报道消息。他们感到，由于几个月来他们一再不加批评地报道白宫所作否认的消息把自己弄得很尴尬，所以，他们以对所有官方解释一概表示怀疑的方式来拼命证明他们的独立性。为了决心表白他们不是白宫的工具，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充当隐姓匿名的泄密者的帮凶。

1971年12月，《华盛顿邮报》颇为骄傲地宣布一项新政策：坚持对公共事务要作公开的交代说明——政府官员不得用“某位人士”这种方式发表谈话。但1973年春，《华盛顿邮报》又向提供有关水门事件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或独家采访到的秘闻的人保证，不透露他们的姓名。出于商业上的压力和职业上的竞争，其他报纸也跟着照样办理。他们称这为“调查性新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把从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或很容易接触机密材料的国会委员会内部人士泄露的消息发表出来，这还有什么“调查性”可言呢？这简直就是谣言新闻，有真有假，有时真真假假，但都是带有偏见的。《华盛顿邮报》应该懂得，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新闻报道方式，其总编辑本·布雷德利后来曾说道：“我们不光出版事实真相，我们刊登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人们告诉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连谎言也照登不误。”

以欧文委员会和其工作人员中的泄密者和检察官办事处的泄密者为一帮，以他们在舆论界的吹鼓手们为另一帮，这两帮人之间结成了一种同生共死的关系。记者们每天聚集在委员会会议室，或等在过道里拦截官员，力图找到一条水门事件头条新闻。这个主题已使他们在进行报道时穷凶极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新闻记者像猎犬似的跟踪陪审员，这本身便构成一种犯法行为，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把某些其他的政治垃圾挖掘出来以换取水门事件的情报。重要的是捞到新闻——不管什么新闻——并且要在别人之前抢到手。在水门事件新闻上的竞争，破坏了一般新闻报道的准则。记者们不再感到刊登一项控告之前要有充分事实作根据。他们改变了这个传统的职业责任，说什么被控告的人才有义务证明某项新闻是不确切的——而且要在一个指定的限期之前表示态度，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再刊登这条新闻。

许多记者辩解说，因为在水门事件上发生了掩饰事实真相的事，因此，大家对于司法机关是否能独立地进行工作是信不过的。不久，这种观点发展成了一批自告奋勇代替执法当局的匿名人士和互相竞争的记者们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的理论根据，实际上，他们已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期间，路易斯·奈泽说：“我担心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麦卡锡主义。在审判的过程中，在尚未向陪审团证实事实之前，也许这个人就被头条新闻毁了……挖掘情报，甚至向检察官提供情况以供调查，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醉心于已取得的胜利而开始将谣言当成头条新闻来刊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个时刻，要特别小心。要知道，当这个挨整的人正是我们梦寐以求想整一下的人，这就很容易置侵犯公民权利于不顾。”

有良心的同事们的请求或不以为然的局外人的批评都不能制止这股盲目的潮流。

《纽约时报》在头版每天至少刊登一条水门新闻，但在1973年5、6、7月，每月才登一条。后来的调查表明，在欧文委员会开会期间，主要美国报纸的头版平均有52%的版面刊登水门新闻。委员会休会时，平均也有35%的版面刊登水门新闻。广播电视台则用1/3到1/2的时间播送水门新闻。

在许多情况下，水门新闻数量之大纯粹是由于问题本身的性质引起的：每透露一个新的情况，就引起另外的一个新透露，像一串爆竹一样。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数量之大是由于报道过程造成的。新闻竞争造成了一种自发的势头：要是那一天没有一条水门事件头条新闻，那就说明这一天的头条新闻给别人抢去了。同样的新闻，每天重复刊登，有时略加更动，有时根本不加更动，重复刊登。到了周末，又在“水门新情况”或“分析”中炒冷饭，再刊登一次。

在有的情况下，报纸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它想要谴责的魔鬼。例如：说管道工是白宫用来进行镇压活动的一支“警察部队”，这完全是华盛顿记者团的创造。当人们后来知道，原来所谓的管道工部队只有四个人，并且只在1971年进行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时，很多人还感到惊讶不已。

1973年4月初，盛传马斯基、珀西、普罗克斯迈尔和贾维茨等参议员被置于白宫监视之下。《新闻周刊》刊登消息说，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富布赖特的办公室也被窃听。这两个消息都是不确切的。5月3日，《华盛顿邮报》声称，尼克松政府至少窃听了两名新闻记者的电话，将这作为对五角大楼文件案进行调查的一部分，而窃听是在亨特和利迪的监视下进行的。还说，亨特和利迪率领一支“所谓的‘自告奋勇的执法者’”组成的窃听小分队。按照《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一次研究竞选战略的会议上，决定派这个窃听队的一些队员去窃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话。这个新闻也是不属实的。5月17日，《华盛顿邮报》又称，1969年开始了“庞大的共和党秘密活动”，并声称闯入水门事件和闯入埃尔斯伯格医生诊所案件都是“尼克松政府从1969年以来精心策划的、持续不断的非法和半非法秘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这种令人震惊的控告的权威人士被称为“行政部门中的高级人士”。在这条新闻中，我们还被控告说，在参议员伊格尔顿的健康报告被泄露之前，我们就掌握了这份健康报告（这是不属实的）。还说，在我第一届任期早期和1972年大选期间，我们雇用了打手在反对战争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制造暴力行动（也不属实）；还说我们派遣了联邦调查局的“敢死队”对我们认为是反对政府的人们进行秘密政治活动（也不属实）。记者们说，还有更多的政治盗窃和窃听案件还没有被揭发出来（不属实）。他们说，成批的激进派、记者、白宫助理和民主党人都同样受到窃听、侦察、渗透和盗窃（不属实）。

6月初，《华盛顿邮报》报道，“某参议院人士”控告称，他有证据可证明白宫还进行了几起其他盗窃案，他知道谁参加了，谁指挥这些活动。这个控告是不属实的，所称的证据也从来没有提出来。《新闻周刊》又说，政府有一支秘密警察部队专门对激进派进行未经批准的电话窃听和盗窃（不属实）。全国广播公司负责采访法律新闻的记者卡尔·斯特恩报道，有人控告，司法部对麦戈文进行“大规模”电话窃听，表面上说是监听激进派打进来的电话，实际上是为了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供情报（不属实）。《巴尔的摩太阳报》说，欧文委员会的证词将披露，有一个全国的窃听电话网，专门向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供关于民主党的政治情报（不属实）。《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埃尔斯伯格和《纽约时报》记者尼尔·希恩、塔德·肖尔茨的电话都被装上了窃听器，窃听来的报告都交给了“管道工”（不属实）。《纽约时报》报道说，我们把窃听器安装在玛丽·乔·科佩尼奇的朋友的电话中。科佩尼奇是爱德华·肯尼迪的女秘书，在查帕奎迪克岛死在肯尼迪的汽车里。这些新闻没有一项是属实的。

而且他们也采用了双重标准。1973年，在所谓的事件发生后的13年，约翰·肯尼迪的医生声称，他的诊所在1960年竞选中被闯入，而且说这闯入的做法同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医生诊所的情况是相似的。三家大广播公司都播送了这条消息。但我的私人医生，约翰·伦格林也提出，1972年竞选中，他的诊所也被闯入，他向记者出示当时警察拍下的照片副本。但是，只有一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愿意播送这条消息。

当鲍勃·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离开白宫后，我们知道，他们能否在联邦大陪审团和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就要看他们能否证明，他们的动机从来不是想要犯罪，也非蓄意进行收买。关于动机的判断不可避免地要看对某个人可信程度所得出的微妙的和常常是不可捉摸的印象而定。在5月份的头几天，他们遭到国会和舆论界那样的待遇后，他们将永远没有希望得到公平的审讯。

在他们离开白宫的第一个晚上，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钱塞勒就宣称，他们两个是220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中“最最”不受爱戴的人。他引用国会“人士”的话说，“人们在大厅里跳舞”欢呼他们倒台。美国广播公司说，国会山的反应是“再高兴不过了”，因为他们两人都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休·赛迪在《时代》周刊专栏中早已把他们两人辱骂了一通。

到4月底，新闻报道充斥着泄露约翰·迪安对他们两人的指控，以及不具名的国会人士指控他们“进行掩饰”。但这还不是唯一的恶意控告人。4月25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指控说：“据称窃听材料均已送交白宫。”这项控告来自匿名的“联邦调查人员”。他们说，他们肯定白宫官员定期收到关于从水门窃听来的情报报告。他们提出霍尔德曼是可能的报告收件人。这项指控是不属实的。

5月27日，《纽约时报》说，有证据表明霍尔德曼与闯入埃尔斯伯格医生诊所事件直接有关。这也是不属实的。6月17日，《华盛顿邮报》登载头版头条新闻说，戈登·斯特罗恩要揭发，窃听计划事先曾送霍尔德曼审阅。第二天，《纽约时报》又刊登同样的指控。斯特罗恩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埃利希曼也同样地被乱咬。例如：6月13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检察官”掌握了一份送给埃利希曼的备忘录，内容“详细介绍了”盗窃埃尔斯伯格的医生诊所的计划。这条新闻同埃利希曼一再坚持说的，他对这些计划事先全不知情是直接对立的。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备忘录。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在1973年秋天对形势作了一针见血的评论：

过去的一年中，发展了一种新型的新闻报道。我发现我每天所做的事都是我以前说什么也不会这样做的。调查工作中出现了真空，报界开始在这个国家中最有效的法庭上审讯人。跟水门事情有牵连的人被舆论界宣判有罪，这种判决恐怕要比他们最终被判处徒刑更厉害。

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过去了，消息继续泄露。有一些表示关心和抗议的声音出现了。民主党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把报纸的报道比作麦卡锡主义。埃利奥特·理查森要求记者在使用泄露的消息时应有公平合理的原则。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指责报纸说，他们自认为是政府的第四个部门[8]，他对报纸在水门事件中所起作用感到疑虑不安。美国广播公司的哈里·里森纳谴责《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他在一则广播中对这些杂志如何对待水门事件发表评论说：“周复一周，他们关于〔水门〕事件的主要新闻报道更像是诽谤中伤的宣传小册子，而不是客观的新闻报道。由于这些杂志是我们大家经常看的，而且一般说来，也是很受大家尊重的喉舌，他们这样做使我们都感到尴尬和丢脸。”

1973年9月，在进行调查阿格纽事件期间，詹姆士·赖斯顿写道：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阿格纽和埃利希曼那样的人对这一切有反感，因为他们还没有作什么申辩就被定罪了。显然，他们的不满是有理由的。报纸没有解决问题，甚至没有很好地把问题抓住。他们知道，他们应尽力保护联邦大陪审团的程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报纸在回避问题，但这样长久下去是不行的。它不能老是在监督政府的权力而不监督自己。

在这一阶段，舆论界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时至今日，就水门事件而言，大多数记者宁愿自鸣得意而不愿自我检查，这同他们动辄谴责其他机构时所表现的妄自尊大作风如出一辙。

5月2日，鲍勃·霍尔德曼来看我。就在两天前，他还负担着政府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责任，而现在他得偷偷地溜进白宫来免得给我带来困窘。

他说，他考虑了我所作的关于不另外找人接替他而由我自己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决定。他劝我改变主意。事实上，我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在平常没有事的时候，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也很耗费精力，何况现在又有水门事件，我根本无法亲自处理所有这些事情。

我们共同想到有一个人可以接替他，这就是艾尔·黑格。1月，黑格从基辛格手下转任陆军副参谋长。他很沉着、机敏、坚强。他可能缺少些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但凭他的个性是完全可以弥补这一点的。他也有担任这个职务所必需的过人精力。他知道如何推动人们去工作，也知道如何去鼓舞他们、启发他们。对我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他也了解基辛格。

我请霍尔德曼替我作初步的试探。黑格说他愿意接受，他只是要求我进一步考虑，用一个军人担任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公众会有什么反应。霍尔德曼在同我讨论了这点后，又打电话告诉黑格，说他仍然是我需要的人选。

第二天中午，我同黑格会见时，我对他说，我知道我要求他作出的牺牲有多么大。以他的能力，他本来很可能成为陆军参谋长，甚至有可能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我解释说，我不希望他卷入处理水门事件的问题。我要他专门管理白宫工作人员，并为我组织收集决策所需的情报。然而我知道，他接受这个职务所作的牺牲大大超出了仅仅放弃他在军队中的晋级机会的特权。我们正在进行长期流血的斗争。对黑格来说，这好比志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对这场战斗的结局会怎样则毫无保证，而且在战斗结束时，也得不到什么勋章。

早一天，约翰·康纳利勇敢地宣布，他要改变党派关系，转而效忠于共和党。他说，共和党是他意识形态方面的老家。5月7日，他同意回到白宫工作，充当顾问，不拿薪金。我们决定，与其把他的职责加以具体规定，不如在工作过程中，按照他的才能给他安排适当的职责。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开始恢复了重建政府的势头。我任命威廉·科尔比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把詹姆斯·施莱辛格从中央情报局调到五角大楼任国防部部长。我还任命了一位强有力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原堪萨斯市警察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梅尔·莱尔德和布赖斯·哈洛同意回到白宫担任总统顾问。黑格又把国防部的总顾问弗雷德·巴兹哈特找来协助莱恩·加门特处理水门事件。

对水门事件的批评，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针对白宫新闻室的。康纳利·莱尔德和黑格都认为罗恩·齐格勒应离职。他们对他个人并没有意见，但他们认为他是霍尔德曼旧体制的一个象征，而他在记者团中享有的信用已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我明知这是属实的，但觉得这样对待齐格勒不太公平。基辛格也这样认为，他说，如果我们为了姑息报界而损害无辜的人，我们将会永远后悔。

黑格在物色一个可以恢复新闻室信用的人物。但一点也不奇怪，很少有人志愿担任白宫新闻室里每天进行的新闻发布工作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在大部分时间里，齐格勒的助手杰里·华伦已开始接过这个讲坛。齐格勒更多地成了我的顾问。尽管他很年轻，有时有些急躁，但他思想坚定，能够正直而精辟地分析问题。

我们受到了一些相当沉重的打击，但逐渐地，我们又积蓄起力量，开始爬起来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和支持者提出他们的看法和帮助。

我接到哈罗德·麦克米伦发来的一封信：

虽然我现在的生活远离时局，想过去想得多，想现在想得少，但鉴于我们的长期友谊，我感到有必要向你发一封表示同情和祝愿的信。

我相信乌云不久会散开，你可以热情地承担起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的重任。对此，你已经做出了如此显著的贡献。

我国驻意大利大使约翰·沃尔普在梵蒂冈得到教皇保罗六世接见后写信给我：

教皇陛下说，历史将记载下来，你在过去四年中作为一个有效的和平缔造者所做的赢得世人尊敬的事比任何人都多……他告诉我说，他简直不能理解，在美国报纸中写文章的美国人怎么可以如此粗暴地拆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制度的台。但是，他确信你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阶段，继续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罗马教皇说他将为你祈祷，并为你做弥撒。

我收到前日本首相佐藤的来信：

怀着深厚的个人同情，我今天听了你在电视上对美国人民的讲话。你说的这句话是对的：“美国是世界的希望。”作为你的老朋友之一，我对你抱有坚定且平静的信心，相信你作为世界的希望的伟大领袖，能恢复你的职位的更大权威性和正直性。请接受我的祝愿。

有一天下午，我接到老朋友克莱尔·布思·鲁斯的来信：

引自《安德鲁·巴顿爵士之歌》：“安德鲁·巴顿爵士说：‘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

在5、6、7月这些月份里，我跟11位外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主持了14次讨论主要立法的国会会议，召开了4次内阁会议，主持了13次讨论经济和能源问题的会议，发表了4次重要的公开演说，并准备与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议。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制订了改革选举的新计划，建议增加粮食生产。在 6月中旬，再次实行有限的冻结物价以稳定经济，同时我们在考虑第三阶段之后将要采取的行动。我们建立了新的能源政策办公室。由于阿格纽投以决定性的一票，我们得以在参议院通过重要的阿拉斯加铺设管道法案。我们继续努力改革预算制度和改组政府。到6月份，我们实际上已取得了我们的批评者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我们将1973年的联邦开支压缩在2500亿美元以下。虽然，从政治摩擦的角度来看，付出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但是我对使预算膨胀的每一项立法所投的否决票都站住了。

尽管有这些看得见的积极成果，“瘫痪”这个幽灵仍在萦绕我们不放。这个威胁经常出现，因为舆论界老在窥测我们的动向，断定说水门事件已把我的领导能力消耗殆尽。对我来说，形势是个打不赢的局面。如果我有一天没有正式宣布日程，消息报道就会说我隐居起来了，在郁郁沉思，陷入瘫痪；如果我有一个积极的活动日程，报道又会说，我在设法尽量活动，以显示我没有瘫痪。

如果我谈水门事件，我就被形容为力图从泥淖中拔出来；如果我不谈水门事件，我就被指责为逃避现实。如果我号召全国考虑经济和对外政策问题，人们就会指责我力图转移大家对水门事件的注意力。水门事件成了舆论界的旋转乾坤的中心，在我任总统的最后一年里，舆论界力图强使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转。

战俘回家

越南的战事是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进行的。但在那里服役的人们的牺牲和苦难无时不使我感到切身的痛苦。在写信给阵亡的战士的亲属时，我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表达我跟他们一样感到悲伤之情。在给死者追赠荣誉勋章的仪式上，家属前来接受勋章，这往往是使我感情上极为痛苦的事。我过一阵子总要打电话给在战场上牺牲的人们的妻子或母亲。这使我内心痛如刀绞。

1969年圣诞节假期里，帕特和我接见26名战俘和失踪人员的妻子和母亲。这些妇女们很恭敬有礼但也很激动地谈到迫切期望她们的亲人尽快获释。当我们听她们诉说这么多年的等待对她们和孩子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男人是死是活而日夜悬念不安时，帕特和我一样都泪珠盈眶。从那次以后，每一个战俘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使他们获释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我的老友和首席军事助理唐·休斯将军在白宫与战俘和失踪人员家属之间的联络工作，干得很出色。

1970年11月，我们作了一次最戏剧性的但也令人伤心的尝试，力图使他们获释。那一年夏末，梅尔·莱尔德和五角大楼向我提出一项建议，我们将在北越的一个战俘营上空进行一次大胆的突然袭击来营救战俘。他们选定在山西的大战俘集中营进行这次袭击。山西位于河内城外，1953年，我和帕特曾到那里访问过，当时那是一个难民营。如能绝对保密并精确无误地进行突然袭击，有可能使战俘营的卫兵猝不及防，而在敌人能组织反击之前，我们可以抢救出90名美国人。当我接到这个计划时，我立即批准执行。在这月初，我曾接到报告，有28名美国战俘由于受折磨和虐待而在最近死去。我说，我要战俘们在白宫吃感恩节晚餐。

经过两个半月的紧张训练和演习，袭击在11月20日进行。在华盛顿，到了下午，我们知道袭击失败了。袭击队发现，战俘营已经空了，俘虏已被转移。显然，计划这次行动时所依据的情报是好几个星期以前的情报。但在计划这次行动时，即使我知道情报过时，也仍然会批准这个计划的。

虽然袭击没有达到目的，但这是个重要的心理胜利。我们得到情报说，它在北越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中间引起了严重的焦虑。因为这暴露了，在这种北越人没有经验的攻击下，他们是容易被袭击的。以后，当战俘们回来后，我得悉这次袭击对战俘所受待遇以及战俘士气都起了好的影响。袭击发生后不久，北越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战俘营中的大部分战俘都集中到河内的一个监狱中去。这后来被称为河内希尔顿大饭店。战俘们能够组织起来，从北越人那里得到较为一致的待遇，如果不是在实质上较之前更好的待遇的话。

我们的战俘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在被俘后，他们表现得甚至更为勇敢。这就是我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反对赦免那些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人的一个原因。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纪念那些为战斗而死去的人，那些服过兵役的人和那些战俘时，如果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赦免那些抛弃自己的国家和那些拒绝为自己国家服役的人，我想这将是对他们再大不过的侮辱。”

2月12日，591名战俘中的第一批在河内获释，直接从河内飞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在第一批战俘回到美国国土上时，我下令将国旗骄傲地、高高地飘扬。我因此打电话给约翰逊夫人，问她我们是否可以缩短由于约翰逊总统逝世全国下半旗30天的志哀时间。她说她愿意考虑一下，过几分钟给我回电话。当她给我回电话表示她同意时，她说，她肯定林登要是在世的话，他也会愿意这样做的。

克拉克空军基地的场面非常动人，战俘一个接一个地从舷梯上走下来，有的拄着拐棍，走向国旗敬礼，有的发表雄辩的演说，有的跪下来亲吻大地。我曾担心他们经历过的这些事会使他们难以忘怀，以致他们会感到怨恨和失望，或者受到挫伤而不能适应他们回国后的情况。但他们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从第一架飞机上下来的第一个人是海军上校杰里迈亚·P.丹顿。他走到话筒前说：“我们有幸能有机会在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的国家服务。为了有今天，我们要深深地感谢我们的总司令、感谢我们的国家。上帝祝福美国。”

为表示我对这些人能回来而感到的喜悦，我以个人的名义订购了600束兰花，送给战俘的妻子或母亲每人一束。当我听说，他们中间有的人戴上这些花束去欢迎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回家时，我感到十分高兴。

回来的人在以后的几天中向记者发表谈话。空军上校詹姆斯·卡斯勒说：“我们到越南去完成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愿意待在那里直到这项任务完成。我们要回家，但我们要光荣地回家。尼克松总统使我们光荣地回家来了。上帝祝福那些在这漫长而苦难的经历中支持我们总统的人们。”

空军上尉小戴维·格雷简短而热情地说：“我热爱的上帝使我成为一个美国人，而我现在回到了美国。我热爱的总统维护了我的荣誉，我载誉归来了。我热爱的妻子以一颗坚强的心等待着我，我回到了她的怀抱。感谢慈爱的天父，感谢尼克松总统，感谢林达，感谢美国。”

2月12日早上，我接到空军上校鲁宾逊·里斯纳打来的电话，他是第一批回来的战俘中的高级军官。他在北越被俘七年半，大部分时间被单独囚禁。

我拿起电话，听见他说：“先生，里斯纳上校向您报到。”

我们交谈几分钟。我对他说，我期待着在白宫见到他和其他所有的人。我们的简短谈话结束时，他说，跟我谈话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

日记

里斯纳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这话对我来说，当然起一种十分令人清醒的作用。听到这位长期受苦而且冒着极大生命危险的人这么说，我感到极其惶恐。他最后表示，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只要活着一天都会支持我。

3月6日，空军军官杰里·辛格尔顿上尉和罗伯特·贾弗里少校来白宫见我。

日记

10点钟，我接见第一批来见我的战俘。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妻子和他们两个人——憔悴、消瘦、平静、有自信，对他们的国家、对上帝、对他们自己都抱有极大的信心。这是一次非常动人的经历。

显然他们一直受到敌人宣传的影响，但他们从来没有对之屈服。例如，给他们看过大批群众示威游行反对总统的照片。他们当然也听到过拉姆赛·克拉克、简·方达以及其他和平派团体的讲话录音，但他们对这些人只有轻蔑，别无其他。

我只希望，现在这些人回来了，不要令他们感到失望。我想他们也不会失望。我想在他们经历过这一切之后，由于他们曾在敌人的烈火中受过锤炼，他们会变得更坚强。他们是优质钢而不是软铁。

不久，回来的人证实在战俘营中广泛使用刑罚虐待战俘。有的人由于拒绝同来访的反战小组一起拍宣传照片而受刑。方达小姐说，战俘们这样说是“撒谎”；有一个战俘因为拒绝会见方达小姐，胳臂和大腿被打断。她1972年访问北越时，在河内电台广播要求美国飞行员拒绝轰炸北越。只要我能抽出时间，我就接见其他战俘，其中有他们之中军衔最高的军官、空军准将约翰·P.弗林，他当了五年半的战俘。我们结束谈话后，我送他到门口，对他说，他离国离家这么多年，忍受这么可怕的健康状况，我深表同情。

他说：“总统先生，不要再想这些了。否则，约翰·彼得·弗林怎么能够站在美国总统的办公室里呢?”他很漂亮地立正，敬礼，在我能够回礼前，他已经走了。幸亏他走了，因为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下子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以不辜负这个宝贵的时刻。

3月12日，我同空军上校里斯纳和海军上校丹顿进行长谈。

日记

我问里斯纳，他怎么能够熬过他的那一段经历。我原先还不知道，他被单独囚禁达四年之久。这时他说：“要我来谈这件事可是难以启口。”他的声音变了，他说，“全靠我对上帝和对国家的信仰。”

他显然是吃尽了地狱一般的折磨的苦头。他详细介绍他受过的一些刑罚，但并没有把它说得怎样了不起。

他告诉我，他一度已达到了快要垮下来的程度，因为他的神经支撑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后颈烧红了一块——他感到浑身好像要崩裂了。但他活动活动筋骨，最后终于睡了几个小时。

我问他们轰炸产生了什么效果。他们指出，当其他类型战斗机在上空出现时，北越人就跑出来做出好像是在对空射击或类似行为的样子。但当B-52飞机飞来时，尽管天气不好或其他等不利条件，它们的出现犹如晴天霹雳，破坏性的效果是很大的。

他说，在轰炸进行时，他们都欢呼、喊叫、互相拥抱。他说，北越人还认为他们都是些疯子呢。有些墙上的石灰显然是被震落下来的，这时有个北越人跑进来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他们要杀死你们与平民吗?”他们答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知道轰炸是针对军事目标的。

丹顿很令人感动地谈到他对自己的国家的深切关怀。他是宗教观念很深的人。每当我提到他受的苦以及这一类事时，他总要提出，我也有过一番困难的历程。他对我表示非常尊敬——他说，他能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忍受的痛苦，跟他在其他战俘的眼神中所看到的一样。我告诉他，在知道他们的经历之后，我的经历就算不得什么了。但他说，他了解到，在我做出那些决定时，支持我的人恐怕很少。

他指出，北越人说，尼克松难对付是因为他捉摸不定。当然，这不是谴责而是赞誉。他说，北越人知道尼克松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他深信，正是由于承认这个事实，最后他们才同意达成协议。

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说北越人真的认为总统是发疯了——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说，北越人这种想法是完全必要的。他说，事实上，就是这才挽救了战俘，因为北越人认为战俘们都是些像这样没有理性的人，简直无法使他们屈服，所以，也不能再为他们担风险了。

当时是里斯纳或丹顿说（我想大概是丹顿说的），如果有必要，为了看到美国以正确的方式从越南脱身，他宁愿再待上8年，12年，16年。他们不愿意耷拉着脑袋回来。

他说，哈里曼在1968年打算同意的那个解决办法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战争在那个基础上结束，他们不会感到自豪。

丹顿一再重复说，如果我离职，他不知道这个国家将会发生什么事。他强烈地感到，我们必须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他说大约三年，一定要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尽可能地起良好的作用。

我说，人类文明的历史表明，往往是领导阶级而不是普通人民，先从内部瓦解。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发生问题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支持我们的，他们是沉默的多数。

现在是3月13日凌晨零时50分。我睡在这个舒服的房间里，房里挂着遮光的窗帘，有空调设备，有一张很舒适的床，我想，我们享受着这些东西，可这一切来得一点也不困难。我想到，这些战俘们所经历的历程。我认识到，我们要怎样才能比现在做得更多些，耗费比现在更多的体力，过比现在更艰苦的生活呢!

3月3日，我们在白宫开了一次晚会。会上，小萨米·戴维斯作了表演。之后，他建议举行一次盛大游艺庆祝晚会向战俘表示敬意。我跟帕特商量，她说，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还要举行一次正式晚宴招待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惊人的。过去，在白宫，我们宴请人数最多的一次是1969年感恩节，那时我们邀请了231位年长的公民参加晚宴。而现在我们想邀请1300多位客人。有的工作人员建议，我们到当地旅馆的大跳舞厅去举行这次宴会，他们那里有接待这么多客人的设备。但是我和帕特感到，这次晚宴的意义就在于要在白宫招待这些人。

因为室内无法容纳，更谈不上请他们坐下来了，帕特安排在南草坪上搭了一个比白宫本身还要大的帐篷。然后，她又找到并租赁到足够的杯盘灯具，华丽得足以配得上这个重要场面。几百瓶香槟酒冰镇在装满冰块的铝盆里；成箱成箱的草莓送到五角大楼的厨房里，在搅拌机里加工，以便制成草莓奶油冻作为餐后甜食，因为白宫根本无法处理这样大量的食品。帕特忙了几个星期，做好各种准备，检查各项安排，从排列每一个座位一直到126张桌子上的花束摆设。

我们还要为晚餐后安排一些特别好的文娱节目。帕特和她的助手们跟萨米·戴维斯和鲍勃·霍普以及我们的加利福尼亚老朋友、电视制片人保罗·凯斯一起作安排。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不要那些“半裸体”的表演，她认为，这对战俘和他们的家属都是不适宜的。结果，当晚的节目组织得非常漂亮、高雅、动人，看过的人对这些节目经久不忘。

5月24日，举行战俘晚宴的那天，飘扬在白宫上空的国旗就是2月12日第一批战俘从河内回来时在克拉克空军基地上空飘扬的那面国旗。

下午，帕特和我的两个女儿参加了招待战俘的妻子们的茶会。特里西娅在她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在白宫晚宴前，妈妈、朱莉和我参加了为战俘的妻子们举行的招待会。

记者们也参加了招待会。我们分散在接待室里，战俘的妻子们围着我们谈话，记者们包围了我们。他们不是问我们关于这次宴会的问题，甚至对战俘的家属们都不表示一些人之常情的关怀，却立即热闹地向我们提出了一大堆关于水门事件的问题。

最后，战俘的妻子们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攻击了。她们不等人家提问便主动向记者们说，理查德·尼克松是多么好。她们说这一类的话：“他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总统”，“如果不是由于他，我们的丈夫还在做俘虏呢!”

当妇女们在喝茶时，我在国务院礼堂里对男人们讲话。我的讲话好几次被掌声打断。但人们对有一句话的反应却使我感到有些意外。两个星期前，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审讯结束了，他被释放。当我说道：“让我说，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应该是不再把那些盗窃国家机密并将它们发表在报纸上的人捧为全国英雄的时候了。”人们跳了起来，大声欢呼，表示同意。

整天都在下雨，一直下到晚上。当第一批参加晚宴的客人开始到达时，南草坪全湿透了。许多妇女的长裙子都溅上了泥浆，但什么东西也不能打消当晚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帕特决定，整个白宫都开放，战俘和他们的家属可以到各个房间里浏览，仔细观看陈列品和拍摄照片。

晚宴前，海军上校查尔斯·吉莱斯皮自动出来带领大家祈祷。他在河内战俘营里就执行随军牧师的任务。然后，由35人组成的战俘合唱团唱了一首他们在监狱中自己创作的赞美诗。

当大喇叭宣布三军仪仗队献旗时，每个人都立正。国旗不是正常尺寸的那面大国旗，而是一面插在一根短旗杆上的小旗。这是空军中校约翰·德雷门西在一个北越监狱中秘密制作的一面国旗。旗是用一条白手绢、一件红色内衣上扯下来的小布条、一条毯子上取下来的金色绣线、一件旧外衣上取下的蓝布和一个红十字会慰问袋上取下来的线拼凑制成的。当仪仗队进来时，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这面拼凑起来的小国旗，从前排的桌子开始，欢呼声越来越大，一直传遍整个帐篷。

在晚餐过程中，帕特和我挨个地从一桌走向另一桌，停下来照相并签名留念。当我来到约翰·斯坦尼斯坐的那一桌时，他对周围的人说：“如果不是由于这位先生的胆略，你们这些人哪能有机会来到这里？”

晚餐结束时，我站起来开始祝酒。“我担任总统以来做出的最困难的一个决定是去年12月18日的决定。”我刚说到这里，便被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了，“在做出这个决定后的十天里，我曾经问过自己多次，这个国家里是否有人真正支持我的这项决定。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会见了今晚在座的贵客们中的每一位以后，在同他们谈话之后，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愿意一起来为那些驾驶B-52执行这项任务的勇敢的人们鼓掌。因为你们都知道，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你们今晚不会来到这里。”

我说，我不仅要为第一夫人帕特祝酒，而且要为所有战俘的勇敢的母亲们和妻子们祝酒。特里西娅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当男人们都站起来，为他们的妻子和亲人们祝酒时，所有的牺牲、深情、悲伤、往事和未来全都凝聚在这一时刻之中。”

弗林将军致答辞：“我想声明一下……我们不认为我们是一批独特的人。相反，我们是被命运随意挑中的人们……总统先生，关于你12月18日的决定，我可以向你保证，先生，我们知道你当时的处境很孤立。这个决定遭到了反对。但我也愿意向你报告，当我们听到重型炸弹在冲击河内时，我们开始整理行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快要回家了，而且我们是要带着荣誉回来的。”

战俘们向我献了一个小匾，上面刻的字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同志，狮心王理查德。”[9]鲍勃·霍普宣布文娱节目开始。在今晚参加表演的所有明星都曾到南越为部队作过慰问演出，其中许多节目是霍普每年在圣诞节演出的节目。约翰·韦恩赢得了最多的掌声，当他对战俘们说：“任何时候，我都愿意和你们一起并肩前行。”在他结束表演走下舞台之前，他朝坐在前排一张桌边的我看了一下，并说：“我要感谢你，总统先生，不是为了任何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为了所有的事。”

著名的流行歌曲、乡土歌曲演唱家、滑稽演员和电影明星们都作了表演。压轴戏是小萨米·戴维斯的表演，他又唱又跳，两眼含着眼泪，特别赞誉妇女们，因为正是她们的祈祷才“使你们这些家伙能回到家里来”。

然后我向大家介绍欧文·伯林。他因年迈和身体不好而不能参加当晚的其他活动，但当他唱出最有名的那首歌的第一句歌词时，他的嗓音响亮有力。当我们大家都唱着这句动人而又简单的歌词时，许多人哭了起来。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歌词，直到最后，有些人几乎是大声喊叫起来，这句歌词唱得之响恐怕连河内都听得见：“上帝祝福美国，我的家乡，可爱的家乡。”

表演直到午夜后才结束，跳舞一直持续到清晨2点钟。我和帕特在12点30分便回到楼上去了。我吻她并祝她晚安后，便到林肯休息室去了。当我坐在火炉前，听着楼下传来的音乐声和欢笑声，我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夜晚之一。那时，我找不到词句，而现在也找不到什么词句能够形容我所感到的喜悦和满意的心情。当时我想到的是，我在使这些人能够回家方面起了作用，而他们是如此勇敢，令人钦佩。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位战俘的妻子交给我的一张小纸条。这是一封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信笺手写的短函：

亲爱的总统先生：

当我被单独囚禁时，条件特别坏，人们往往给那些受到很大压力的人写小条子以示鼓励。条子往往是藏在洗澡间附近，这对收件人常常是很大的安慰。条子上通常写的标准话是：“别让那些坏蛋把你压倒。”

总统先生，别让那些坏蛋把你压倒。

乔伊和鲍勃·杰弗里

这天晚上，情绪的高昂和每天搞得人精疲力竭的水门事件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几乎以一种突然的具体力量袭击了我。过了一会儿，当特里西娅和朱莉从舞会回到楼上来时，我请她们到林肯休息室坐一坐。特里西娅针对这次会见写了一篇日记。

我们走进屋里，本想他大概要谈谈晚上这个盛大的聚会，谈谈它是怎样发起的，又是怎么实现的。

但当我们看到他的面部表情时，我们知道，他的精神不安。显而易见，他的情绪低落。在他结束一次演讲或办完一件消耗很大精力的大事以后，情绪低落总是难免的事，但他现在情绪之低落则远远超过这种情况。他开始平静地谈话，没有过分地动感情，他讲到报纸对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些接待战俘的活动反应消极。他正确地指出，这种淡漠态度是由于：如果对这些活动好好报道的话，他们害怕这又会把他捧起来。

他给保罗·凯斯打电话，感谢他所安排的文娱节目。他们互相说了一会儿笑话。但我们看到，尽管他在谈话中笑声朗朗，但爸爸的脸部表情是如此的悲伤，真使我们感到心痛。

他放下电话后，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很简单地对我和朱莉说：“你们认为我应该辞职吗?”

倒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他说这话的方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引起了地震般的震动。他不是轻率地说出这句话的，他说这话时态度很严肃认真，这使得我们接二连三地惊呼：“你可别这么做!”“你连想都别这么想!”

他实在是要我们给他提出他不能辞职的理由。对我们来说，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我们说他应该留任，因为他没有做什么错事，也没有理由要辞职。如果让别人来当总统，国家不会这样兴旺。他对我们微笑并说了些鼓舞我们的话。但我几乎忍受不了，继续待在那里看着他，在这样一个不仅对他个人而且对所有其他的人都应该是一个狂欢的胜利的夜晚，而他却如此的悲伤。

这个夜晚就这样结束了——这个夜晚对爸爸来说是伟大的历史成就和个人成就，但却被一个巨大的个人悲剧给损害了。我不由得要想，人希望生活在完美之中，但却总是生活在他自己和他周围人的不完美的现实之中。

5月22日声明

约翰·迪安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引人注目的指控并没有能够使他获准免予起诉。

他后来声称，他一直非常小心地不在报纸上申述他的案件。他在欧文委员会作证说，他没有这样做。但《纽约时报》干脆报道说，迪安的律师是泄露消息的人。

5月4日，迪安通知赛里卡法官说，他有整整一保险柜从白宫拿出来的机密文件，他计划以此为根据来进行水门诉讼。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文件可能是些什么文件。唯一的线索是报纸所报道的，文件之一长达43页，上面标有政府最高保密等级。弗雷德·巴兹哈特根据报上所说的保密等级和页码数开始查找，最后找到一个文件，他肯定这个文件就是迪安所说的文件，即1970年6月各机构间情报报告——休斯顿计划。

4月里，迪安曾明确地向我许诺，他不会透露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事，但看来他现在要不遵守诺言了，如果这有助于他取得豁免的话。

看过文件的司法部官员说，这文件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但与水门事件无关。但是参议员欧文抓住这个机会来制造新闻。他对记者说，这是“暗中对一般美国人民进行侦察活动的计划”，他以此为证据来说明政府有“希特勒式的秘密警察思想”。

即使如此，如果这就是迪安的惊人文件，那我倒感到放心了。因为我确信我们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并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将这问题解释清楚。

几天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通知我们，正在调查中央情报局跟闯入水门事件的牵连及其后果问题的参院军事委员会要求调阅他从1972年6月以来的一些“谈话纪要”——进行谈话后记录下来的备忘录。沃尔特斯的谈话纪要之一记录了赫尔姆斯、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他本人在1972年6月23日的谈话。沃尔特斯的其他谈话纪要还包括他在那以后跟约翰·迪安和帕特·格雷的谈话。这些谈话纪要的主题都是水门事件。沃尔特斯将这些谈话纪要带到白宫来检查，看它们是否受行政特权的保护。我们一见到这些文件便知道又出问题了。

沃尔特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6月23日的谈话纪要记录了霍尔德曼曾对水门事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发表的意见，霍尔德曼说总统希望沃尔特斯去见帕特·格雷，建议他在调查中不要进一步深究，特别是不要追问看来是给闯入事件提供了经费的那笔来自墨西哥银行的钱。

这些谈话纪要很麻烦，原因之一是沃尔特斯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不会制造什么事端来陷害我。而且，他的记忆力像照相机一样准确，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一般人都很尊重他，认为他是一个一丝不苟、忠诚老实的人。

但是巴兹哈特注意到，6月23日的谈话纪要实际上并不是6月23日记的，而是在五天以后的6月28日追记的。在这五天里，约翰·迪安去见过沃尔特斯，并试探中央情报局是否可以帮忙，把水门案的被告从监狱中保释出来，如果他们被判有罪，则照付他们薪金。他还间接暗示，中央情报局是否可以承担闯入事件的部分责任。沃尔特斯听到迪安的建议后，反应是既惊奇又恐慌。他拒绝这些建议，并坚持说他将不采取任何行动，除非他接到我的直接命令。事实上，迪安向沃尔特斯作这种试探前完全没有通过我，后来迪安就放弃了他提出的要求。

巴兹哈特推论说，6月28日，当沃尔特斯写6月23日的谈话纪要时，他不自觉地从预感到迪安试图要做的一些事情出发来追忆当时的谈话，而不是把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当时真正说了些什么如实地记下来。

那次谈话后，一年快过去了，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但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动机不可能像看起来那样露骨。我们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们一定是担心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长期存在的竞争问题。我在5月10日、11日，又在18日见到霍尔德曼，他毫不犹豫地肯定这就是我们的动机。他再一次告诉我，正如他在4月25日同我见面时告诉我的那样，我在3月21日曾对迪安说过，我们可以筹到100万美元，但这是错误的、是行不通的。

早在4月份，我曾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谈论过，回忆好几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是很困难的：“你怎么能记得已经过去这么久的事?……你只记得那些你想记住的事。”现在，我们自己在为沃尔特斯的谈话纪要的含意找各种解释。我们围绕着对自己动机的回忆，胡乱地在重新组织事实——我们只记得我们想记住的那些事。

我对霍尔德曼态度那么肯定感到放心。我问他是否能回忆起在把中央情报局的人找来时，有没有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任何一点迹象。他说，他肯定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考虑。

到5月中旬，我们又被新的指控所淹没了。除了有关水门事件的控告和指责外，1969—1970年窃听电话的事也公开了，“管道工”问题也公开了。而且我们知道，迪安还有一份各机构间的情报报告。在合法的国家安全问题和纯属水门事件问题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在我4月30日的讲话中，我只是泛泛地、笼统地谈到承担责任和过失的话。现在我明白了，我们必须对水门事件的许多具体的指控，作出详细的答复。

5月22日，我从白宫发表声明，介绍1969年窃听电话问题，以及发生了促使我们必须这样做的一些事件。我也讲到了1970年各机构间的情报报告问题和“管道工”问题。然后我又谈到水门事件。我否认事先知道闯入事件，我全面否认我知道或参与了掩饰水门事件真相。我说，我们把中央情报局找来的目的，是确保调查水门事件时不要把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给暴露出来，并且确保调查不会导致对特别调查组进行查询。我声明：“想以任何方式阻挠调查水门闯入事件和有关的活动，肯定不是我的意图，也不是我的愿望。”我明确说，只有在“我自己进行了调查”之后，我才知道有筹集经费给因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而被定罪的人这回事。我说我没有授权向这些被告中的任何一个表示要给予宽大处理。这样一来，我就为自己设下了更多的陷阱，几个月后，录音带的问题便把这些陷阱都为我打开了。

5月22日的声明震惊了美国的公众。一个美国总统第一次公开承认，政府批准闯入事件那样的事确实是有的。那时，参议院1975年研究情报活动问题后所揭发出来的问题还没有公开到华盛顿的政界人物和新闻记者圈子以外的人们中去。因此，公众对我的论点既无任何思想准备，也无任何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具体东西。我的论点是：我批准的休斯顿计划中的一些事件以及窃听电话等，从客观上说不仅是有理由的而且是有先例可循的，这种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罗斯福以来几位前任总统的决定和实践。1973年《新闻周刊》说，休斯顿计划是“曾经得到批准的最广泛的秘密警察活动”。后来，威廉·V.香农在《纽约时报》中写道：“1970年计划所提出的办法并不是什么新的或没有过先例的东西。”

但也有人甚至否认存在先例。例如：《华盛顿邮报》说，肯尼迪和约翰逊一般都认为，使用电话窃听是太危险的办法。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中，我回答问题时历数了政府批准闯入事件的历史事实后，约翰逊的司法部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拉姆赛·克拉克说，他们不知道有这些事。萨姆·欧文则在向全国播放水门事件听证会的电视讲坛上，错误地断言，J.埃德加·胡佛也不会批准任何闯入事件。这样，他们放着过去的那些假圣贤不去碰，却把我为自己的行为所作的解释全给毁了。

由于他们以伪装圣贤的态度来对付我5月22日的声明，我决心要把以前历届政府进行过的电话窃听一五一十都给暴露出来。罗伯特·肯尼迪授权批准对马丁·路德·金进行第一次电话窃听。最后，金的旅馆房间里被安装了五个电话窃听器，15个小型话筒窃听器。肯尼迪兄弟对新闻记者进行窃听，他们还对一些与通过一项他们认为是很重要的进口食糖法案有关系的人物进行窃听。我尤其想要把林登·约翰逊为政治目的利用联邦调查局的具体情况给揭露出来。他用了30名联邦调查局人员侦察1964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并监督对马丁·路德·金的电话窃听。他对一个扬言要揭露他某个政治问题的团体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进行窃听，窃听的报告曾直接送交白宫。他的新闻秘书要求查对戈德华特的支持者名单。他的司法部部长批准对一名作家进行电话窃听，这名作家写过一本关于玛丽莲·梦露[10]和罗伯特·肯尼迪的书。胡佛的助手威廉·沙利文写道：“在我的记忆中，为政治目的利用联邦调查局最多的两届政府是罗斯福先生和约翰逊先生的政府。我们对他们都给予完全的和非常自愿的合作。”我要把关于民主党的所有事都揭发出来，但我的助手们反对我这样做。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争论来争论去。我好像一个有一只手被绑在背后在进行搏斗的人。我的大多数的顾问辩称，如果我把过去历届政府的活动都透露出来，别人会觉得我好像是用给别人抹黑的手法来为自己转移目标。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担心我将永远被看成一个有意背离常规的人，因为我合法且适当地使用了我的前任不仅更加广泛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政治目的而使用过的相同手段而受到谴责。最后，我被说服了，我们什么也没有揭露。

如果说公众对我5月22日的声明的反应是消极的，那么白宫新闻发布室里的反应则近乎一场大风暴。莱恩·加门特协助齐格勒发布新闻。记者们经常打断他们的话，又叫骂，又嘲笑。

到夏天，白宫和我的竞选组织已受到下列单位的调查：联邦调查局，欧文委员会，国会四个其他委员会，审计总局，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洛杉矶、纽约、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的大陪审团和迈阿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十多个民事诉讼案。现在我们也有了一个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的唯一职责是调查水门事件。

欧文委员会有92名工作人员，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有80名工作人员，而我们只有不到10人——弗雷德·巴兹哈特和莱恩·加门特用全部时间负责这项工作。查尔斯·阿兰·赖特是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杰出宪法学者，他抽出部分时间来帮忙，还有几个年轻律师当他的助手。跟我们相对立的力量相比，我们好像一个中学的球队跑去参加全国大联赛似的。

5月末，迪安想从联邦检察当局取得免予起诉的努力显然失败了。他现在只能努力要求参议院给他豁免了，希望他在欧文委员会的证词能够施加有利于他的压力，从而使司法部重新考虑其决定。

6月3日，星期日早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标题是：据说迪安交代，1973年他跟尼克松会见40次，迪安称尼克松知道掩饰计划。我很快地把《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扫了一眼。它一开始报道说：“据可靠人士说，前总统法律顾问约翰·迪安告诉参议院调查人员和联邦检察官，他跟尼克松总统一起，或者在尼克松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在今年1月至4月间至少有35次谈到对水门事件真相进行掩饰的各方面的问题。”《纽约时报》的报道同样说，迪安说我从1月至4月单独会见他或同少数几个人一起会见他40次以上。在这些会见中，我对确保这些事“被妥善处理”表示了“极大兴趣”。

我继续读《华盛顿邮报》，当我看到另一部分时，我突然害怕起来。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最强有力的指控之一”是：迪安说1973年3月，在水门盗窃犯被判刑前不久，我跟迪安会见并问他，为保证被告继续缄口要付给多少钱。据称，迪安告诉我还要另外再付约100万美元；据说，我曾答称，就是要付这么多钱也没有问题。迪安还声称，1月份以后，我开始单独召见他，了解“掩饰活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在3月21日，他告诉我，“为了挽救总统职位”，有必要使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本人把他们与水门事件的牵连全部讲出来。他指控说，会后我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会见，然后对迪安说，我不能容忍白宫队伍里出现分裂，并警告他，如果他去见检察官，他将陷入孤立。

我感到失去勇气、浑身无力而且压力很大。我问黑格，我是否应辞职。他的回答是坚定的“不”。他劝我不论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一定要坚持下来，去听一下我跟迪安谈话的录音，并从中组织一个别人无懈可击的辩护词。我同意看看我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黑格说，他去做好必要的安排。

查对我的每日活动表后，我发现从1973年2月27日到1973年4月，跟迪安会见21次，跟他通电话13次。除了3月21日的谈话以外，我对其余会见都谈了些什么不是印象很少就是完全记不起来了。当我坐在那里注视着这张清单时，我感到十分不安，不知在这些谈话中我们都谈了些什么。

6月4日，星期一，我第一次听录音。史蒂夫·布尔拿来一个录音机放在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里，并给我装好一盘录音带。我拿起耳机，摁下“播放”的键钮后，录音带开始转动。声音忽起忽落，互相盖过，逐渐地我听习惯了，我可以听得越来越清楚。我听完3月21日以前，我同迪安在2月份和3月份的一次又一次的谈话。这一天结束时，我很累，但我又感到放心了。

我知道这里头有问题，但我肯定这些问题都可以被解释清楚。我说过，我到3月21日才第一次知道进行了掩饰。录音带表明，在3月21日前的谈话中，我同迪安谈到水门事件、欧文委员会、行政特权、对民主党的政治报复必须严格地限制在政治方面。迪安告诉我，白宫没有人与水门闯入事件有牵连。

他向我保证，从白宫的角度看，水门事件和西格雷蒂问题都不像从报纸上看来那样糟。他同意我的看法，他本人同竞选活动没有关系。而在3月21日我们会见之前，他肯定没有对我透露他在掩饰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我把黑格和齐格勒叫进来，把好消息告诉他们：我认为录音带证明迪安在撒谎。在我刚读了报纸消息以后有那么一阵子，我担心可能迪安和我的确谈到过掩饰活动。但是现在检查了录音带，我对齐格勒说，我感到心头大石落地。我以几乎是兴高采烈的口气说道：“真的，这个该死的记录并不坏，是不是呀?”

约翰·迪安预定要出席水门委员会开始作证的那一天，6月18日，也是勃列日涅夫要到华盛顿来开始举行美苏第二次最高级会议的那一天。在最后一分钟，欧文——照他自己的说法，“带着一定程度的勉强心情”——把迪安的露面推迟一星期，到最高级会议举行以后再说。

第二次最高级会议

到1973年早春，苏联人似乎在开足马力搞缓和。据报界和情报机构报道，勃列日涅夫已对政治局悄悄进行重组，目的显然是要清除反对缓和的死硬分子。2月份，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扼要地表示希望举行最高级会议，信中说他期望：签订不使用核武器条约，对中东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进一步协议，签订贸易和经济协议以及在科技、卫生、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讨论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并就欧洲安全和欧洲共同均衡裁军举行会谈。自1972年我们在莫斯科对在经济和其他非军事方面进行合作达成协议以来，又有了很大的进展。因此，举行一次成功的最高级会议的前景看来是良好的。

但国内出了水门事件且不说，还出了别的问题。从上次美苏最高级会议到这一次最高级会议的一年中，政治上极端对立的两派力量走到一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联盟。基辛格事后称之为如日食般罕见的汇合。一方是自由派和美国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断定，向苏联限制极严的移民政策，特别是向有关苏联籍犹太人的移民政策提出挑战，现在正是时机。另一方是保守派，他们一向反对缓和，因为缓和与他们反对和共产党国家交往的思想是相违背的。1973年4月我向国会提出了给予苏联以最惠国贸易地位的要求，这就更加促使两派有了共同点：自由派要求若通过此项法案，必须以苏联放宽移民政策为条件；而保守派则希望根据缓和根本不是好东西的原则否决此案。

我对于苏联社会的那种压抑的本性从未有过任何错觉。但是我知道，我们越是向苏联领导人公开施加压力，他们越是不会妥协。我也明白，如果认为我们拒绝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就会促使苏联制度产生根本的变化，那完全是不现实的。

我感到在犹太人移居问题上要取得成果，在我们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的时候，比不同他们谈判的时候可能性大得多。正如我向一批美籍犹太人领袖所说的：“克里姆林宫的墙是很厚的。如果你在墙内，你就有机会使他们听取你的意见；如果你在墙外，那他们就连你的声音也听不到了。”我们所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对于苏联认为上述问题纯属苏联内政这个论点，我们尽管并未公开提出挑战，但我和基辛格私下都曾向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提出过这些问题。这种做法已见成效。1973年3月，多勃雷宁通知基辛格说，高额离境税已予以取消，从苏联移居以色列的移民现在只付很小一笔费用就可以了，而原来苏联人说离境税乃是离境者对国家教育费用所付的补偿。他说以后也将采取类似的态度。勃列日涅夫还私下写信给我，声称在1972年要求移居以色列的申请人中，已有95.5%的人获得了签证。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但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我们无可否认地获得了成功：从1968年至1971年，只有1.5万名苏籍犹太人获准移居。然而，仅1972年一年数字就跃升至3.14万名。1973年，即在我任总统的最后整整一年中获准离苏的犹太人已近3.5万名；这至今仍是最高纪录。

1973年12月11日，众议院通过一项贸易法案。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因苏联执行限制移民的政策而不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12月26日我会见多勃雷宁时，我对两派议员结成联盟反对给苏联最惠国待遇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但我说我们绝不能让一时的挫折——不管是多么令人沮丧——妨碍和毒化仍然掌握着世界命运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幸然而又是预料中的是，国会所采取的行动终于产生了与主观愿望正相反的效果：犹太人获准移居的数字从1973年的3.5万名减至1975年的1.32万名。

6月16日下午，勃列日涅夫的飞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由于我们决定星期一才正式开始最高级会议，我已去佛罗里达州度周末。他到达戴维营不久，我即从比斯坎岛打电话给他；他将在戴维营休息两天，适应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时差。我从未听到过他的声音像那天下午电话中那样友好和毫无拘束。我说我很欢迎他到美国来。多勃雷宁在一个分机上当译员，但他还未来得及开口翻译，勃列日涅夫就用英语连声说：“谢谢你。”

我要他尽量休息好，因为我深知，乘喷气机的疲劳不是一下子恢复得了的。他说，感谢我考虑得很周到，给他准备了戴维营这样幽静而舒适的地方；并对他的妻子未能与他同行感到遗憾。我说我和帕特期望两年之内在美国举行美苏第四次最高级会议时，他的夫人能与他同来。至少就气氛而言，第二次最高级会议已有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开端。

苏联人十分注意水门事件，但他们并不隐讳他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事件。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他对美国人在整个事件上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他称水门事件为“一团糟”，并说别的国家绝对不会容许人们如此公开地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

迪安在欧文委员会上的作证已延期到勃列日涅夫走后进行，但是迪安及其无名同伙以及欧文委员会姓名不详的人士对水门事件进行揭露和指控之声仍不绝于耳。在勃列日涅夫到达的当天上午，《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就有一篇报道透露：“某些人士”说，我为了拼命保住自己，将抛弃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二人。这种说法纯属虚构，但它也许比其他许多说法更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尼克松的白宫是一个极不讲道义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为了保住自己而翻脸不认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我们对这项头版刊登的虚构说法予以否认，但第二天该报却把我们的否认登到第五版去了。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也选了勃列日涅夫到达的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他正在研究能否在我被弹劾之前对我进行起诉的问题。他后来又赶紧补充一句说：当然，这种研究完全是纯理论性的。

星期一上午将近11点，勃列日涅夫的汽车顺着弯曲的车道开到白宫的南门廊前停了下来。我致欢迎辞说：“目前全世界都寄希望于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议。”他的答词是热烈的：“我和随行的同志们准备努力工作，以保证我们与你们即将举行的会谈……不负我们两国人民的期望，并有益于全人类的和平前途。”

在双方简短致辞后，我们走出去，到被雨淋湿的草地上检阅仪仗队。当我们检阅完前排仪仗队，正要回头检阅后一排时，勃列日涅夫再也抑制不住兴高采烈的心情。他向正在鼓掌和挥动美、苏国旗的群众热情招手，然后阔步走到他们面前，好像一个美国政客在农村集市上争取群众一般。好几个人向他伸出手来，他满面笑容地和他们握手，一直到我提醒他仪式尚未完毕，他才罢休。我们走回南门廊时，他用一只手臂搂着我的肩说：“瞧，我们已取得进展了!”

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是秘密的，只有在1972年就曾是译员的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在场。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就向我保证，他是代表整个政治局说话的。我的回答是，尽管国内意见有分歧，但我是代表大多数美国人说话的。他使劲地点头。

我们检查了今后几天总的时间表和会议议程。会谈时，勃列日涅夫越来越生气勃勃。他几次都紧紧抓住我的手臂，以强调他所阐明的论点。我不由得想起上次在这个房间里林登·约翰逊在发挥他的论点时也使用了这种触觉外交。

到勃列日涅夫阐明有关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看法时，他的神情变得极其严肃。他说：“我们知道就力量和影响来说，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真正管事。任何事情只要我们两国决定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使可能不同意也不得不跟着我们走。”虽然没有提到中国，但他显然想使这次最高级会议表明美苏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如果我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时，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会占优势。

我回答道，我承认，我们是两个最突出的核超级大国。这是现实，但我们双方都有盟国。我说：“他们全是有自尊心的人民，我们做事绝不应显得漠视他们的利益。”

12点半秘密会议结束，这时双方其他参加会议的人进来了。勃列日涅夫引用了他后来在访问期间屡次引用的一句俄罗斯谚语，他对我说道：“我们常说‘生活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生活已引导我们得出了结论：在我们两国之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然后他转向室内其他人宣布，他已邀请我于1974年回访苏联，我已接受了邀请。

我回想起1959年。当时我坐在这同一间办公室内参加了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知道他是从软弱的地位出发讲话的，因此感到有必要采取咄咄逼人和自夸的态度。自那时以后，力量对比业已平衡，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性的核发展和核能力方面，差距已经弥合。勃列日涅夫已有力量比较从容不迫地讲话了。1973年，总的说来美国仍占优势，但勃列日涅夫手中握有很好的牌，信心十足，所以他可以有说有笑，进行逗乐，严肃的神情中又掺杂着热情。

当晚在白宫为他举行了国宴。我和勃列日涅夫在蓝厅逐一接待来宾。来宾包括政治、商业、劳工各界领袖，其中有许多人在政治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在社交上居然都来到总统住所聚会一堂，欢迎苏联领导人。这显然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他感到有些惊讶。这再一次令我想起，由于历史、地理以及苏联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人直到今天仍然是何等闭塞!勃列日涅夫几次问我：“他们都支持苏美新倡议吗?”我在祝酒词中说：“不仅是在这个大厅，而且是在全国，无论是哪种组织，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苏美友好这个目标。”

与勃列日涅夫进行的第一轮会谈，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对于未能给予最惠国待遇表示失望，但他明白责任在于国会，非我力所能及。苏联人还不准备对他们本国多弹头导弹的发展加以限制，所以勃列日涅夫仍坚持反对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就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达成协议。然而，他还是勉强地默然同意了我的要求：以1974年年底而不是以1975年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永久性协议的最后限期。

在公开集会上，勃列日涅夫的举止依然热情洋溢。他显然欣赏他所受到的注意，他像一个熟练的演员，或是一个天生的政客，懂得如何占有舞台中心。在一次签字仪式上，他使劲举杯祝酒，结果把香槟酒溅到衣服上了，于是用手帕掩面，故作窘态。在另一次签字仪式上，他带头演了一出哑剧，装作要同我比赛，看谁先签完各种文本。

星期二夜晚我们乘“美洲杉”号游艇出游，然后坐直升机飞往戴维营，在那里继续讨论。我送给他一件皮夹克，上面盖有总统的印章，下方一端印有“戴维营”字样，另一端印着“列昂尼德·I.勃列日涅夫”。他很高兴，在戴维营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穿着这件皮夹克，与新闻界合影时也如此。为了纪念他访问美国，我还送给他一件正式的礼物，一辆由〔福特〕汽车公司捐赠的林肯牌大陆型深蓝色小轿车，车内的坐垫是黑丝绒面的，仪表板上刻有“特别良好的祝愿——向您致意”的字样。勃列日涅夫喜欢收藏各种类型的豪华汽车，见了这辆汽车他眉开眼笑，毫不加以掩饰。他坚持要当场试车。他坐在驾驶座，热情地向我做手势，要我也上车。当我上车时，我的特工队长吓得脸色煞白。我们的车开动了，沿着一条环绕戴维营的窄路而下。勃列日涅夫是在莫斯科的中心车道上畅行无阻地开惯了车的，如果有辆特工队或海军的吉普车急转弯突然在这条单行道上出现，那会发生什么事，就只有天知道了。

路上有一处是个很陡的斜坡，坡顶上竖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慢行，前有险弯”。我就是驾驶着高尔夫球车下坡，由于怕在坡下急转弯的路上出事，也还得踩刹车。但勃列日涅夫在我们快到斜坡时却以50多英里的时速开车。我倾身向前说：“慢点开，慢点开。”但他毫不在意。我们到达坡下时，他猛然急刹车，使车拐了弯，汽车轮胎发出尖叫声。试车完毕，他对我说道：“这辆车好极了，走得真稳。”我回答道：“你真是个了不起的驾驶员。以我们刚才的速度拐那个弯，我恐怕永远也办不到。”

外交并不总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艺术。

我们在戴维营举行的会议上，长时间地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共同均衡裁军谈判问题。

我们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议上进行谈判的问题中，最困难和最有意义的是有关拟议中的防止核战争协定问题。我们在未举行最高级会议前的来往中，勃列日涅夫曾强烈要求我们同意签订一项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但是我和基辛格认为签订这种条约的实际后果必然是防范我们，至少也是不准我们使用核武器保卫我们的盟国或保卫我国本身的重大利益。事实上，我们感到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关心签订不使用核武器条约，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怀疑我们即将与北京签订军事协定。苏联人觉得禁止使用核武器将会大大削弱我们在中苏战争中对中国人起的作用。就我们同北京的关系而言，苏联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但如按苏联的意图签订这样一项条约，那就会在我们欧洲北约盟国中引起大混乱，并将严重破坏我们与以色列和日本等国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是依靠我们的核保护来防止苏联袭击的威胁的。

5月份，基辛格拟出一个方案，部分地满足了苏联的建议，但并没有削弱一旦受到苏联袭击指望我们给予援助的盟国和其他国家。基辛格所建议的不是签订一项在发生战争时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而是我们双方不仅在我们之间，而且在我们任何一国和第三国之间都不应使用武力，并同意在使用核武器的危险迫在眉睫时彼此进行磋商。我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此方案并不会感到完全满意，因为它并不妨碍我们同北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但从他的目的来说，聊胜于无，于是他便同意了该方案。6月22日星期五，我们在白宫东厅举行了正式仪式，签订了这项协定。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飞往加利福尼亚州。途中越过科罗拉多大峡谷时，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作了低空飞行，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峡壁上明暗辉映的奇观。勃列日涅夫说道：“我在新闻片和美国西部牛仔影片里看过许多这样的画面。”

我回答道：“是啊!约翰·韦恩[11]。”

他突然从窗口跳了回来，耸起双肩，将双手放在臀部，装作从枪套中取出六发式手枪的样子。

乘短程直升机从埃尔托罗到圣克利门蒂去时，我请勃列日涅夫坐在窗口旁好好地看一看我们下面的高速公路网和郊外风景。我感到他对这一切，特别是对马路上众多的小汽车和大批的私人住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告诉他海滨区的房子，一小部分为富人所有，但大部分属于在工厂和各种机关工作的人们；他若有时间到我国其他各地去访问的话，他也会看到大体上相同的情况。

那是圣克利门蒂一个美丽的夏晚，于是我带勃列日涅夫坐我的高尔夫球车去兜风。我曾建议他住在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彭德尔顿营基地长官的大房子里，但他硬要和我们同住。我认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要强调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我们在圣克利门蒂的房子尽管很漂亮，但按苏联领导人的标准，就未免太小了。他们习惯于沙皇贵族的乡间住宅和别墅，而我们这房子的设备根本不适于接待国宾。朱莉和特里西娅的卧室是仅有的空房。因为特里西娅最近重新装饰了她的卧室，所以我们就把勃列日涅夫安排在那里。整个房间大约只有10英尺宽15英尺长，特里西娅所选的墙纸上有柔和的淡紫色和蓝色相间的大花卉图案。我们竟然把勃列日涅夫那样巨熊般的人物安置在一间女性味十足的房间里，想来倒也蛮有趣的。

在华盛顿和戴维营进行的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在中国问题上极其克制。但星期六下午，在圣克利门蒂我的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对中国问题讲了几分钟的话，就很少掩饰他的忧虑。他显然仍担心我们正在考虑与中国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安排，可能要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我向他保证，虽然我们同中国将继续交往，但我们绝不会同中国或日本作出任何违背我们在华盛顿刚签订的防止核战争协定精神的安排。我知道他的意图并不在此，但我不能同意与他建立一种将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情况向他通报的关系。

我对他说，我确实认为他对中国人的忧虑是没有道理的。他问我为什么没有道理。我说我的判断并非根据我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过的谈话，而是根据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我表达我的意见说，中国人要获得足以对苏联或其他主要核大国冒险采取攻击行动的核能力，至少需时20年。

勃列日涅夫说，在此问题上他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问他：“你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大国需要多长时间?”

他举起双手摊开十指。起初我以为他在做某种投降姿势，后来他挺直了手指说：“10年，10年之后，他们就会拥有我们现有的武器。到那时，我们当然又向前发展了，但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明白：不能老这样下去。1963年，在我们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中国人死了4亿，还有3亿。’”勃列日涅夫给人的印象是，他并不认为中国的政策会发生变化，即使在毛泽东去世后也不会变。

我把话题转到柬埔寨，这个问题我在会谈中已提过几次。我指出北越又在那里活动，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威胁。我说：“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国许多人会说这应归咎于苏联的武器。”勃列日涅夫听后非常激动，坚决否认苏联曾把任何新的军事装备运往印度支那。他说苏联完全赞成早日结束柬埔寨和老挝的战争，并答应向北越人严肃指出这一点。关于该地区出现新武器的事，勃列日涅夫说，他认为中国人要对此负责，中国人不仅应对武器本身负责，而且也应对散布武器是苏联人运去等消息负责。

会议结束时，勃列日涅夫尽管情绪显得很激动，但他还是尽量用外交方式敦促我们不要同中国签订任何军事协定。他说1972年他未提这个问题，但现在他为未来担忧了。他宣称苏联人无意进攻中国，但是如果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协定，他说：“那就把问题搞乱了。”

我们中止了对中苏分裂这一意识形态上的严峻问题的讨论，去参加在游泳池旁举行的鸡尾酒会。来宾名单简直像是好莱坞的名人录。来宾排成一行来见我们，因此勃列日涅夫有机会会见每一位。当一个巡回演出的墨西哥流浪乐队在黄昏时分奏起欢快的音乐时，勃列日涅夫热情地向每位来宾致意。他有好几次显得对一些老影片颇为熟悉，这说明不是事先有人向他很详细地介绍过，就是他常在克里姆林宫内专设的电影室里看电影。

我在欢迎词中特别提到客人中有许多美国西部的动作明星和其他电影明星，但我又一次向勃列日涅夫保证，他们进来时已把手枪和枪套存放在入门处。他致辞极为彬彬有礼，他说：“我在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家里做客，感到幸运。”

欢迎会举行完毕，我们为他设了便宴。我们的餐厅只坐得下十个人，我们有意安排了这个非正式宴会，这样他可感到随意一些。我在祝酒时说，他曾告诉我他通常在大型的国宴上吃得很少，回家以后再同他擅长烹饪的妻子一起吃夜宵。我说我认为我们家里举行的这次便宴，比我们双方都很习惯出席的正式官方宴会更有意义。我指出他是第一位与我们同住在一起的外宾，他睡在特里西娅的卧室，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则合住在戴维和朱莉来探望我们时所住的那间待客的小屋里。

我说：“主席先生，你可以看到，这房子不大，但它就是我们的家。在这种场合，我们的思想就离开政务，转向我们的家庭，转向可能远在外地的亲人。我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成长，正如我确信你希望你的儿孙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成长一样。你和我于去年和今年举行的会议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我只希望将来世世代代的苏联人和美国人会像我们一样，在彼此家里会晤，这是由于我们彼此的情谊而产生的朋友之间的会晤，而并不是由于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需要解决而举行的官员之间的会晤。因此我除建议为你的健康，为其他来宾的健康干杯外，更要为勃列日涅夫夫人，为你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干杯，因为我们相信，由于我们所做的工作，他们将有一个更加幸福、更为和平的未来。”

当我的祝酒词译出后，勃列日涅夫热泪盈眶。他感情冲动地离开他的座位，向我走来。我也站起来向他走去。他伸出两臂，给了我一个真正熊式的拥抱，然后动人地建议为帕特和我们的孩子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干杯。

宴后，他向其他来宾表示歉意，说我们要离开片刻。然后他将帕特和我拉到一旁说：“我们已经交换了正式的礼物，但我还专为你和尼克松夫人带来了一样东西。”他送给帕特一条由他家乡手工艺工人手织的围巾，他说道：“这件礼物很轻，但这条围巾的每一针都体现了苏联全体人民对美国人民怀有的友好感情，体现了勃列日涅夫夫人和我对你和尼克松总统的友好感情。”他讲话时再一次热泪盈眶。

在这次感情相当激动的便宴后，勃列日涅夫说由于这里与华盛顿有三小时时差，他感到累了，打算早点睡觉。我同他一起走到特里西娅的卧室门口，我们在那里道了“晚安”。我自己也决定这天晚上早点睡，10点半左右我已换了睡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有人敲门，是特工人员送来一封基辛格的信，说苏联人想要会谈。

我叫马诺洛到我楼上书房里生上火。接着我就穿衣服，刚穿好，基辛格就进来了。

我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基辛格答道：“他说他想要会谈。”

我问：“这是由于他们睡不着觉的缘故呢，还是耍些什么花招?”

“谁知道他们搞的是什么名堂?”基辛格耸耸肩回答道。

我们走到书房，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不久也来了。

“我睡不着，总统先生。”勃列日涅夫满面笑容地说道。

“这倒给我们一个毫不分心地进行会谈的好机会。”我一面回答，一面坐在我的小沙发上。

接着我们会谈了三个小时，其情绪之紧张，几乎与在苏联人夏季别墅举行第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越南问题时不相上下。这一次讨论的是中东问题，勃列日涅夫试图逼我把根据阿拉伯人的条件拟定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以色列。他不断重复说，为了解决中东问题，我们双方必须就一系列“原则”达成协议（即使是秘密协议也好）。关于这种原则，他举例如下：以色列军队从它所占领土撤走，承认国界，船只可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解决方案须有国际保证。

我指出，我没有办法同意任何一条这样的“原则”而又不致损害以色列的权利。我坚持说，重要的是要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开始谈判。我还向他说明，如果我们事先定下将会引起争论的原则，双方就会拒绝谈判——这样一来，上述原则反而会适得其反。

勃列日涅夫态度直率强硬。他说至少也得根据这些原则签订一项非正式协定，否则他就会空手离开这次最高级会议。他甚至暗示，如不签订一项原则协定，他就不敢担保战争不会重新爆发。

有一次，他装腔作势地看了看表，皱起了眉头。他说道：“我也许使你累了吧!但是我们必须取得某种谅解。”

他仍坚决要求我们对上述原则达成协议——实际上就是我们共同强制执行对阿拉伯人非常有利的解决方案——我则坚决加以拒绝，并重申重要的是使双方自己开始谈判。

这次恼人的子夜会议令人想起共产党的动机在缓和外交的面具下根本没有改变，也毫未松劲。勃列日涅夫知道在华盛顿和阿拉伯各国首都之间在重新开辟联络渠道方面，我们已取得缓慢而稳步的进展；他也知道，如果美国能有助于和平解决阿—以分歧，我们将会给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及威望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从他的观点看来，在圣克利门蒂我的书房所举行的显然是临时性的会议上，他使用了突击战术，这是一种有意的冒险。勃列日涅夫不可能真的认为我会上他那代价少得可怜的钩，来换取我们在实际上放弃以色列。他是否已对阿拉伯人承担了支持他们进攻以色列的义务，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我在那天夜晚所表示的坚定性，对四个月后在赎罪日战争期间我把命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的信息传给苏联人时一定起了加强信息分量的作用。

在这个难题上，双方由于意见分歧，未能取得共同点。对此，勃列日涅夫和我于次日签署的联合公报并未使用外交辞令加以掩饰。关于中东问题只写上了很短的一节：“双方在此问题上都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我和勃列日涅夫在我房子旁边花园里的话筒前，分别致了告别辞。他说下一次他将在莫斯科会见我。最后他用英语说“再见”。

勃列日涅夫走后，我试图从各个角度来看第二次最高级会议。在1972年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后，在这方面要再来一个重大突破，为时尚早。但我利用一切机会阐明了1974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那一年我们必须要在消除分歧方面，特别是在消除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分歧方面取得进展。我知道在进攻性武器方面，苏联人的进展要比我们快得多。除非我们迅速达成一项协定，否则我们就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在我们的盟国、我们的友邦以及中立国家的眼中，我们要比苏联人弱了。因此，除了使勃列日涅夫同意于1974年年底和我们签订一项新协定外，我还说明，我们不仅要谈判限制核武器，还要谈判裁减核武器。

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议上签订了好几项重要协定，包括以下具体方面：运输、农业、海洋研究、税收、民用航空、和平利用原子能和贸易。上述决定是1972年已开始建立一个多方面关系网的进程的继续，以促进苏联人对安全和合作的关心。

这次最高级会议也给我一个机会，使我能更好地了解勃列日涅夫，对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和一个普通人作一番衡量。1972年我和他一起度过42小时，现在1973年，又同他一起度过35小时。不管这种个人接触是如何的表面化，它还是使我能够洞察到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发现勃列日涅夫比我们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更加令人感到有趣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能摆脱克里姆林宫的一些框框，发挥出他性格中更富有人情味和懂得政治策略的一些方面。有一次在签字仪式上，当他的一些滑稽姿态使他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时，我开玩笑说：“他是这房间中最杰出的政客!”他仿佛把我的话当成对他最高的赞誉。

他在许多公开露面的场合的举止和脾气简直像个小丑。在这些场合，我尽量扮演丑角助手的角色，但对我来说，有时很难做到既彬彬有礼而又严肃庄重。

勃列日涅夫表现出典型的苏联人性格，有时律己颇严，有时却很放纵。这种矛盾性格的有趣象征就是他那新奇的内装定时器的香烟盒，这个烟盒每小时自动配给他一支香烟。这是他减少自己接连抽烟的方法。每过一小时，他就郑重其事地取出一支配给的烟，然后把烟盒关上。再过几分钟，他又将手伸入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另从他经常带在身上的普通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因此他照样能一支接一支地抽，这样一直到烟盒定时器又开启，这时他又可以从烟盒里取出一支有节烟之功的烟了。

在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我不由得暗自把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进行一番对比。但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我则有机会更加深入细致地对他们的不同点进行了观察和分析。他们都是很强硬、难以对付和讲究实际的领导人，在这一点上是很相像的。在谈话中他们都爱夹杂些轶事。赫鲁晓夫往往很粗俗，而勃列日涅夫则仅仅是土里土气而已；赫鲁晓夫粗鲁而爱吓唬人，勃列日涅夫则胸襟开阔，比较有礼貌。两人皆富有幽默感，但赫鲁晓夫看来更为经常地用其幽默感来开周围人的玩笑。赫鲁晓夫的心理反应能力似乎要快一些。在讨论问题时，勃列日涅夫说话毫不留情，斩钉截铁并且总是从容不迫，而赫鲁晓夫则比较容易暴躁和冲动。两人都有脾气，都容易激动。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我说，他快当曾祖父了，我们现在又得多为一代人保证和平。当时他脸上呈现出的纯朴而自豪的神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勃列日涅夫的访问虽短，但我觉得他已看到了多样化的美国生活，这是他从任何介绍美国情况的书籍和报告所看不到的。我知道他回国后对美国和美国人的了解会比他来美国之前进一大步。

6月25日，即勃列日涅夫离开华盛顿的那一天，众议院同意参议院的一项法案：立即停拨美国在柬埔寨进行轰炸所需的军费。这项法案所产生的效果就是把我保证越南和平协定得以履行的手段给剥夺掉了。我们眼看着只有放弃支持正在力图阻止共产党红色高棉前进的柬埔寨人，而共产党红色高棉则不断得到违反和平协定的北越人的供应和支持。柬埔寨人理所当然地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突然——特别是在军事上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抛弃了他们。

然而，国会不愿听取任何不同意见，硬是不顾后果，一意孤行。早在几周以前基辛格准备动身去与黎德寿举行会议讨论违反停火协定问题时，国会这种冥顽不灵的态度就已有引人注目的征兆了。我们曾恳求国会，既已失去谈判实力，那就不要再派基辛格去巴黎了。但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回答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此表示“同情”，仅此而已。紧接着，参议院两个委员会就各自投票表决停拨作战军费。

停拨军费法案于6月25日通过。我行使了否决权。在行使否决权的声明中，我说道：“经过十多年充满痛苦和牺牲的艰难岁月之后……假若这项用无数亚洲人和美国人的鲜血换来的巨大成就，而今由于国会的行动而毁于一旦，那简直是悲剧。”同日，即6月27日，众议院虽然接受了我的否决，但是看来很明显，国会又将提出另一项停拨军费法案，而我是不可能永远在这些问题上取胜的。因此，我们同意达成一项妥协，将1973年8月15日定为美国停止在柬埔寨轰炸的日期，同时规定拨款供美国在印度支那任何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之用时得由国会批准。这至少使我们多了一些时间，但停拨军费之日，即招致侵占之时，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我决心要在历史记录中载明国会对这项轻率的法令所负的责任。于是8月3日，在所定停拨军费日期未到期之前不久，我写信给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

此次遗弃朋友之行为，对于依靠美国忠贞与决心的其他国家，如泰国等，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希望国会充分认识此举之后果。……我尤其希望勇敢的、遭到围攻的柬埔寨人了解，在柬埔寨停止轰炸并不标志着美国已放弃为印度支那的持久和平而努力的决心……

我只能希望北越人不要从国会这一行动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他们可以任意在印度支那其他地区发动军事攻势。如果北越以为在柬埔寨停止轰炸是发动侵略行动或进一步违反巴黎协定的机会，那就要犯极其危险的错误。美国人民对这种侵略将以适当的行动作出反应。

我知道自从国会取消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后，我只能说些吓唬人的话。共产党人也知道这一点。在此期间，基辛格同多勃雷宁举行了定期午餐会。当基辛格提出共产党人在柬埔寨违反停火协议时，这位苏联大使以轻蔑的口吻反问我们：既然国会对轰炸已停拨军费，我们已失去了谈判实力，那我们还指望什么呢!基辛格尽量用强硬的口气说话，虽然他明知多勃雷宁说的是实话。

他说：“不要有这样的错觉，以为我们会忘记是谁使我们处于这种令人不快的境地的。”

多勃雷宁答道：“那你应该找参议员富布赖特去，而不是找我们。”

和平协定签订两年多以来，南越人一直靠自己来抵抗共产党人。这证明了南越人民的意志和勇气以及他们想要自由生活的愿望。这也证明了越南化已取得成功。不出所料，国会一拒绝履行根据协定规定的义务，共产党人立即乘虚而入。由于国会对轰炸停拨了军费，再加上1973年11月又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于是发生了一连串事件，结果是共产党接管了柬埔寨，北越人于1975年4月30日征服了南越。

在北越人公然违反巴黎协定之际，国会首先剥夺我、后又剥夺福特总统履行巴黎协定的手段。更具有破坏性和不可宽恕的是，1974年苏联人增援北越，国会却对南越开始削减军援。结果是1975年春，北越人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时，他们的武器占了优势，美国为执行协定而将采取行动的这一威胁则全部失灵。南越垮台后一年，负责河内总攻势的战地司令官说，美援的削减是北越胜利的重大因素。他说，阮文绍“当时被迫打一场穷人的战争”，由于缺乏飞机、车辆和燃料，火力削减了60%，机动性减少了一半。

一旦国会拒绝履行我们的义务，美国以12年牺牲和战斗这样大的代价在印度支那赢得的战争与和平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殆尽。国会必须对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在征服者手下，数十万反共的南越人和柬埔寨人死亡，而现在攻击仍在继续。

国会可悲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致命地破坏了我们在印度支那赢得的和平，但它却由于新闻界忙于报道约翰·迪安在欧文委员会面前所作的证词而被遗忘了。6月25日星期一，当迪安在证人席上作证时，在全国——甚至在圣克利门蒂的院子里——人们都被他那使人昏昏欲睡的单调声音吸引到电视机前。三家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网整天不停地向电视观众报道会上的详细情况。

约翰·迪安作证

迪安作证了五天。他花了整整一天读他那篇长达245页的开场白；他对我的控诉，大都包括在这篇开场白内。他的证词的基础就是指控我自从1972年9月15日和他见面以来，我积极参与水门事件的掩饰活动至少有半年之久。在迪安第一天作证后，《华盛顿邮报》的大字标题是：“迪安对委员会说，总统在9月份、3月份、4月份讨论过掩饰活动”；《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则是：“迪安对调查人员说，尼克松参与水门事件的掩饰活动达八个月之久。”

我没有看电视转播的听证会实况，但我所看的新闻报道，使我感到又丧气又气愤。我感到迪安是在按照他自己辩护词的调子改写历史。

迪安作证说，1972年9月15日他明确地同我商讨过如何掩饰水门事件的问题。他说他还特意跟我说过，他不能保证哪一天整个事情不会“暴露出来”；他表示担心“掩饰活动”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他说他告诉过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设法使这件事不涉及白宫”；他还说我对他完成的艰巨任务表示感谢。迪安说，当他想到马格鲁德所犯的伪证罪时，曾对我说，有人干了比马格鲁德更为棘手的事哩。

那次谈话的录音带证明，迪安根本没有说过有人干了更为“棘手的事”，也没有说过他在“使这件事不涉及白宫”。他也没有说事情可能开始“暴露出来”的话。事实上，根据录音带，他说的话恰恰相反：他说：“3个月以前，我是难以预计到我们今天会如何的。我认为我现在可以说，今年大选之前不会稀里哗啦突然发生任何使我们吃惊的事了。”

当然，录音带上有些话含义不清。譬如说，我谈过：“只要堤坝上出现漏洞，你就得用手堵住。”但我所想的是，许多具有潜在政治影响的国会、民事、刑事等调查活动都是他负责注意的范围。从录音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不管迪安如何专心致志地考虑刑事犯罪方面的弱点，我反正只注意那些会使我们在政治上难堪的潜在因素。

迪安作证说，1973年2月28日我们见面时，他对我谈过他自己与“阻挠司法”有关的法律问题。他说他还把他的“渠道活动”的“梗概”告诉了我，使我明确了解他在“掩饰活动”中的作用。这里又与录音正相反。那次见面时，我曾对迪安说过，至少他不会受到水门事件委员会的攻击，我说：“我想他们知道你是律师，而且他们也知道你跟竞选什么关系都没有。”

迪安回答：“是这样。”

录音带证明，我说过整个水门事件这桩糟糕的事的关键就在于我自己被蒙在鼓里。我说：“幸好这完全是实话。”

他肯定地说：“我知道这一点，先生。”

四个月以后，他却在作证时说，这次谈话是他确信我已卷入掩饰活动的主要理由之一。

迪安作证说，3月13日他已将付钱给水门事件被告的事告诉了我。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把我公开说的我在3月21日才第一次知道掩饰活动的说法给推翻了。但迪安错了。在我看来，他准是故意改掉正确的日期，因为在1973年4月16日我们最近一次谈话中，他还记得我们关于“总统职位的癌症”讨论发生在“那些被告被判刑前的那个星期三”——那就是3月21日。

在有关我们3月17日见面的证词中，迪安还有一件事未交代，这事至关重要，根本不像是偶然的遗漏。就在这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人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一事。正如录音带所证明的，我的反应是感到非常震惊。但迪安显然要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想知道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医生的办公室事件正是我卷入水门事件掩饰活动的动机。他作证说，那次见面包括“随便闲谈”，只是简单地提到批准帕特·格雷的任命的听证会以及白宫面临的一般问题。同日，我说他和别人不同，他没有参与闯入事件，因而没有刑事责任。迪安表示同意，说：“对。”

迪安作证说，1973年3月21日，他终于将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了。他在被质询时直截了当地说：“在3月21日，我当然将我那时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及时地告诉了总统。”然而正如录音带所证实的，他并没有把他积极参与唆使别人作伪证、向人许诺宽大处理以及将联邦调查局的绝密情报透露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等全部情况告诉我。关于他把霍华德·亨特保险柜里的证据销毁掉的事，他既未告诉我，也没有告诉水门事件委员会。他缩小了他在筹款方面所起的作用，并说他的主要问题只是他在对被告付敲诈款项的问题上做了“情报的渠道”。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当时认为他只是在无意中、不公正地、偶然受到牵连的。迟至3月26日，我口述一段日记还说，迪安总是充当顾问，出最好的主意，“避免干任何有非法或不正当行为味道的事情”。

迪安含有这样的意思：从发生闯入事件后头几天起，白宫的每个工作人员心里都明白，白宫即使没有直接参与布置1972年6月17日的闯入，但也与水门窃听事件“有牵连”。可是在3月份，他说戈登·斯特罗恩知道在水门装窃听器的事，并告诉我这事可能是由于科尔森打了个电话的结果，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这是闯入事件后九个月的事。

迪安在证词中说，我“从未在任何时候”要他写过有关水门事件的报告。事实上，我于3月22日明确地要他到戴维营去，不受电话干扰，准备出一份书面报告来。

迪安现在却含有这样的意思：他从一开始就确切知道马格鲁德有牵连并作了伪证的事，而且别人也都知道。然而根据3月22日的录音带，霍尔德曼讲到马格鲁德时说：“另一方面，我们没有也不能证明他作了伪证，这是迪安的意见。”3月26日迪安仍然说他没有获得第一手“不公开的”消息说明马格鲁德是否牵连进闯入事件了，因此他不能肯定马格鲁德犯了伪证罪。

在春天里，我和霍尔德曼一再催促迪安将有关西格雷蒂的情况和盘托出，可是他始终反对；现在他却指控说，白宫力图“掩饰”西格雷蒂事件是同“白宫（紧接水门事件以后）全面进行其他掩饰活动相一致的”。同样的，他现在还坚持说，我们力图挫败那种出于党派偏见要在大选前建议国会举行关于水门事件听证会的主张，是力图防止“揭露掩饰活动”的组成部分；然而，当时我是这样分析听证会问题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要考虑到公共关系。”约翰·迪安表示同意说：“情况就是这样。”

迪安声称，在3、4月间，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试图牺牲他来保全他们自己，而他所关心的只是要把真相说出来。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弄虚作假、进行操纵的不是别人，正是迪安自己。3月份他把他的证词会对别人造成的问题加以缩小，显然是希望白宫能为他争取豁免权。3月21日下午他说：“就算是总统派我去向大陪审团汇报吧。实际上我会对谁怎么样，会给谁造成问题呢?事实上，就第一手材料而言简直对谁也不会造成问题。”在他同检察官们进行了头几次接触之后，他仍与霍尔德曼通电话，表面上仍互相关心，不断提到掩饰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他可以应付得了的。只是到了4月中旬，正当他和检察官们进行交易的时候，他的真相才暴露出来：事实上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不过是他进行交易的筹码，而他却一直在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靠毁掉他们来取得最大的好处。

我认为约翰·迪安关于水门事件的证词是把真话与谎言混在一起的大杰作，是把可能是真正的误解和显然是故意的歪曲混在一起的大杰作。他为了力图减轻自己所起的作用，将自己对掩饰活动的全部了解和自己的不安一股脑儿都栽到别人的头上，说成是别人的言行。为了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只是一个配角，他将自己周围人们的许多不同的理解、感觉和担心糅合在一起，混为一谈。

但是迪安作证一完，我重犯水门闯入事件发生以后犯过的错误：我所担心的是不用担心的问题。我完全跑偏了，把我们全部注意力和精力都用于驳斥迪安夸大其词、肆意歪曲和矛盾百出上去了。但就在我们正开足马力这么做时，真正的问题已经转变了。迪安的证词是否全部都准确无误的问题已无关宏旨，关键在于他的证词中有哪些部分是准确的。迪安关于我们3月21日那次重要会谈的叙述比我自己讲得要准确得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到了最后，我是否像迪安所说的那样在水门事件上牵连得很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像我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根本同水门事件没有牵连。

迪安的证词中，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根据报纸报道，欧文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和工作人员曾经敦促迪安一定要用许多关于白宫的“气氛”如何之类的话来充实他的开场白。他不仅欣然同意，而且把话说得比关于水门事件本身还过头。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再也没能恢复过“元气”来。这就给了反对派一件他们朝思暮想的东西：将水门事件转移到我的政府的其他方面。约翰·迪安拼命收集各种政治上的鬼名堂，硬说这就是我们做的一切事情的典型代表。他把尼克松的白宫放在他自己的辩护词——把自己说成基本上是环境的牺牲品——的三棱镜下，制造出这样一种形象：没有想象力，没有理想，没有认真工作，没有重大目标。他谈到我企图让国内收入署审查我们的政敌的收入情况，但他对民主党人多少年来广泛地使用过这种做法，则一声不吭。我们雇用了一名政治调查员，这事也被当作一项罪大恶极的创造发明，其实审查政治上的反对派自古以来就是政治中的一个内容。我们是从政治经费中付给调查员工资的，而其他历届政府甚至还用过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哩!迪安交出了一份“政敌名单”，而后来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名单被新闻界渲染得太厉害了。在此之外，迪安将容易引起争论的国家安全活动也扯了进去——为了找出对外政策泄密原因而进行的17起电话窃听、休斯顿计划和“管道工”——将其归因于偏执狂，对于我们进行这些活动有正当理由则根本只字不提。

如果5月22日声明是向美国公众首次透露了政府所进行的有关国家安全的秘密活动的话，那么迪安的证词就是首次透露了白宫的政治暗流。由于他采取了这样的做法，结果民主党人就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肮脏政治历史远远地搁在一边，宣称我的政府才是这方面的罪魁祸首。

欧文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委员会，它是一个研究一般人性弱点，特别是研究国会议员变成新闻人物时所暴露出的党派偏见与人性弱点的活标本，极其发人深思。那帮参议员及其工作人员不久就得意地发现，不管他们说了（或泄露了）什么，都成了新闻。结果往往为了破坏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尔等人可能在作证时进行的辩护，不惜大量泄露机密。

迈克·曼斯菲尔德公开斥责了这个委员会。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后来将他们的做法同麦卡锡的做法相比。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曾建议欧文要他的工作人员宣誓，保证把这么干的人说出来。欧文回答说那样做会打击他们的情绪。有一次有一个走漏消息的人受到追查和处分，这倒可说明该委员会办事公平的标准：原来是多数党法律顾问塞缪尔·达什，由于一个工作人员曾把不利于他的言论透露了出去而将该工作人员停了职。

司法部的检察官抱怨该委员会走漏消息和举行的听证会，把他们的案件都给破坏了。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呼吁欧文不要进行公开的听证会，因为这样宣扬就会影响将来有可能作被告的人得不到公正的审讯。厄尔·沃伦有一次对把那些将来有可能作被告的人拉到公开听证会上去的做法叫作“边疆司法”。但欧文却说，必须竭尽全力使真相大白。人们不用多久就能发现，原来他们头脑中是有一种特殊的真相的。

譬如说，欧文委员会从约翰·迪安那里获得的文件中有胡佛的助手威廉·沙利文写的两份备忘录。这两份备忘录概述了早先民主党政府为了政治目的肆无忌惮地利用联邦调查局的情况。欧文的行政助理宣布，由于这些说法“牵涉到个人方面的事太多”，而且没有确证，所以委员会不予追究。他称之为“廉价的人身攻击，纯属低级趣味”。

该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原稿本来打算把乔治·麦戈文在竞选后将一部分经费分掉的行为说成“显然违反法律精神”。但麦戈文一提出反对意见，欧文就将该段文字删去。

1964年林登·约翰逊的门徒及在参议院的帮手博比·贝克被指控搞过有巨额款项来往的行贿受贿活动。许多人觉得这件丑闻涉及而且可能牵连到几位参议员甚至约翰逊（他当时还是总统）。国会民主党多数派投票决定不对贝克案件举行公开听证会，并拒绝传唤白宫的任何助理去作证。欧文委员会三名成员——欧文本人、夏威夷州参议员丹尼尔·井上和佐治亚州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曾七次正式制止国会对博比·贝克案件进行调查。他们显然认为水门事件应是特殊的例外。

莫里·斯坦斯因用虚设委员会的手法筹集竞选经费而受到欧文的谴责。新墨西哥州参议员约瑟夫·蒙托亚后来声称，当他在自己竞选筹款报告上发现有伪造签名时“感到震惊”；但当报纸报道说：为了防止此事败露，曾用款10万美元，此款后来登在虚设在华盛顿的委员会的账上，蒙托亚则对此缄口不言。

欧文委员会中民主党的主要调查人是卡迈因·贝利诺，他以前为肯尼迪兄弟进行过政治活动，包括在1960年竞选期间跟踪一名前共和党议员。欧文称赞他是“忠实的模范公仆”。

第一批作证者来到委员会后，他们所受到的待遇直接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卑躬屈节和牵连别人。如果他们敢于反抗，为自己申辩，那就会被纠缠不清并蒙受羞辱。如果他们至少表现出稍有一点自卑的话，那就会首先受到训话，然后得到表扬。伦敦《泰晤士报》政治评论员伯纳德·莱文写道：

参议员萨姆·欧文主席的行为如此令人叹息，但竟无人提出认真抗议，这本身已说明报界、学术界以及政界中许多杰出的美国人是如何的不知所措；如果在过去，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会竭力鼓吹，使他就范的……

然而，比参议员欧文这样胡来更糟糕的是，他把在他面前作证的有各种不法行为嫌疑的人明确地分了个类；有的是好人，有的则是坏蛋……当然，这正是当年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所用的手法……

这种讯问的弊病所在看起来是司法程序问题，而实际上是政治问题……

有些人在千百万人众目睽睽之下名誉扫地了；更糟的是，他们不久就会面临刑事审讯，可是事实上他们的案件已是未审而判了，真正的法律程序保障是没有的。

欧文委员会中民主党人的这种手段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他们是多数派，是因为共和党人不言而喻对水门事件忐忑不安。该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除韦克外，都勤勤恳恳、严肃认真地在追查一些线索，他们以为这些线索能够把局面拉回来一些。然而他们既无钱，又无人，也没有持客观态度的报纸愿意促进和宣传他们的工作。

参议员欧文本人曾给欧文委员会的公正与准则下了一句很恰当的评语。那是在1974年3月10日，美联社报道了同他进行的一次谈话。他在那次谈话中说：必须有图谋反对联邦政府的罪行，才可进行弹劾，并说“在参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上没有可以支持弹劾的证据”。在同一时间参加同一次访问的另一位记者作了完全相同的报道，非常明确地说明那是欧文说过的话。过不多久，欧文发现了他那次讲话的政治意义，它可能对民主党正在提出的弹劾动议产生有害的影响。他发现自己陷入政治需要和原则性两者不可兼得的困境，于是他迅速而富有讽刺意味地作出了抉择：尽管证据确凿，他显然还是为了限制坏影响而否认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政界的一些虚伪做法都是听之任之。但我相信历史学家最终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就连水门事件引起的严重问题和暴露出来的弊病也不能证明欧文委员会成员这样滥用权力是有道理的。他们带着偏见走漏消息，搞双重标准，哗众取宠，这一切都证实了我的看法：这是出于党派的攻讦，拼命小题大做。所以我们必须反击。

不准任何白宫助理人员出席欧文委员会作证，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但我意识到，鉴于当时公众对水门事件的情绪，如果我那样做，就难以得到公众的宽容和谅解。因此我放弃了所有行政特权，让白宫工作人员接受欧文委员会的质询。结果行政部门同国会调查进行了空前的合作：过去和现任白宫助理人员公开作证达118小时，举行非正式或秘密会议达数百小时。即使如此，委员会成员仍不满意，他们还要求公开调阅白宫档案。

椐据宪法规定，政府的三个部门既三权分立，又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但三个部门中没有哪一个部门有控制其他部门的权力，可以索取其他部门的内部工作文件。持此观点的历史先例可追溯到乔治·华盛顿，他任总统时就不准将行政部门的文件交给众议院。

1972年萨姆·欧文本人曾为不受另一部门传讯的权利辩护，那是因为民主党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韦尔宣读了五角大楼一部分机密文件，因而载入了《国会记录》。当时提到最高法院的问题是：格拉韦尔的助手之一在法律上是否必须为参议员擅自宣读文件一事而去作证，而欧文就是提出义务辩护状的人之一。他们在辩护状中说，不可让一个部门强制别人对另一部门的内部事务作证。辩护状坚持认为：“假若一名助手总觉得他给参议员所出的主意、他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他给予参议员的帮助，会遭到行政部门的责难，那么在争论最大的问题上，在参议员最需要帮助时，他的助手就会不敢工作了。”

欧文以前在有关他另一位民主党朋友的案件中对三权分立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在约翰逊提名阿贝·福塔斯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后举行的听证会上，欧文问福塔斯关于他与总统一次讨论的情况，但立即亲切地补充了一句：“我不会坚持要你回答，因为政府行政部门内有权彼此交换意见。”但在水门事件上，他出于一党私利，反对一个共和党总统，他就不这么亲切了。

我预料欧文即将提出正式要求查阅总统文件，便于7月7日写了一封信给他。我在信中指出，只要查一查历史上的先例，就可以知道我们与国会调查进行的合作已属空前。据传闻，他们打算票传我亲自出席，因此我提醒他们，1953年哈里·杜鲁门曾被票传出席一个国会委员会，但他拒绝了。

我告知委员会的委员们，我将和杜鲁门一样，既不出席欧文委员会，也不提供文件：

假若公众可以查阅总统机要人员拟定的总统机密工作文件，那么总统就无法履行其职责了。要制定健全的公共政策，总统及其机要人员必须彼此能够毫无保留地交换意见，并对大家所提的看法、对各种方案的探讨以及对国内外问题和人物所进行坦率的讨论严加保密。

欧文一反他以前为三权分立的优点以及对有权交换意见的看法进行的辩护，现在竟然斥责起我的“关于三权分立和行政特权的令人费解的论点”来了。7月12日，他写信给白宫，说担心我们所采取的两项观点“会引起一场根本性的宪法争论这种非常严重的可能性”。他要求会见我，以免发生这样一场冲突。欧文写给我的信还未送到白宫，就先透露给记者了。我是从新闻广播中首次知道此信的。这是欧文的典型做法。

白宫装有录音系统一事被泄露

7月12日清晨5时半我醒来时，胸部感到剧痛。昨晚我睡觉前已开始疼，但现在疼得几乎不能忍受。这使我想起过去我在惠蒂尔比赛橄榄球不慎断了一根肋骨时也这样疼过。我打开电灯，想要看看书，但我感到难受得连思想都不能集中，所以我又把灯关上，睁着眼睛一直躺到早晨。

白宫的医生们给我作了简单的检查，但作出不同的诊断：特卡奇大夫认为是肺炎，威廉·卢卡什认为只是消化不良，但他们都认为我应作一次全面的检查。

将近中午时分，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眠。这时黑格走了进来，告诉我参议员欧文来电话，希望和我讲话。他是为了他的信而来电话的。我们谈了16分钟。我的声音很低，因为我每吸一口气，就会引起剧痛。

欧文一开口便说，他的委员会写给我“一封短信”。

我回答：“我看到你的信了。你知道，你的委员会走漏了消息。”

他说他不知道他的信怎么会见报的；他又说他们并不希望发生争论，但他们的看法是行政特权并不包括刑事行为和政治行为。我说：“你要你的工作人员来查阅总统的档案，我的答复是：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但是对你的信，我还是会仔细考虑的。”

即使这短短的通话也使我疲惫不堪，但我继续讲下去：“你究竟具体想要什么?我不能让任何人查阅我的全部档案。假若我们见面，那你首先得告诉我，你要哪方面的档案。”

他说他认为工作人员会定出具体细节，但他一再重申他信中所提的那个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想法，即要索阅“与该委员会授权调查的任何问题有关的”总统文件。这实际上意味着他的工作人员必须查阅我的全部文件，才能找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顾不得胸痛，略为提高了嗓门说：“你在听证会上的态度是明确的。你们想要搞谁是很清楚的。”

他说：“总统先生，我们并不想搞任何人，只想搞清真相。”

我又回身躺到床上。我告诉他，他的任何工作人员都不得查阅白宫的任何档案。我说我愿意考虑一次会见——但只限他和我两个人。我说：“一次坦率的会谈可能是有益的。我尽量用各种方式进行合作，但是我有责任保卫我的总统职权——正如你曾认为你必须在最高法院为三权分立的思想辩护一样。如果你仍抱有在格拉韦尔案件中所抱有的同样目的，那么我们就会相处得很好。”

他似乎有点狼狈，他表示对我们能否解决问题并不乐观。他说他会向委员会报告，并再次坚决认为委员会并不想搞哪个人。

我抬头看黑格和齐格勒，打电话时他们俩均在房内。我对他们说，我准是发烧了，使我不能冷静地答复欧文，如果冷静些的话，肯定会对我们的事情要好一些。但我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说出了我的信念。”

尽管我的体温已达华氏102度（38.9摄氏度），我还是起床穿衣，决定按当天业已安排的日程进行。一个总统即使稍有微恙，也会在全国引起骚动，所以我要尽量忍到最后，不显出我身体有不适之处。我与西德外长瓦尔特·谢尔会见半小时，然后是比尔·蒂蒙斯来讨论立法问题。接着我听了我指定研究防火问题的一个委员会委员们的汇报。

当所有日程进行完毕后，我进行胸部X光透视，确定特卡奇大夫的诊断是对的：我患有过滤性肺炎。当晚用车将我送至贝塞斯达海军医院。

我决心表明，即使住院也还能继续履行总统的职责。我一面进行吸入治疗并作各种试验以及X光透视，一面继续接电话，并照常与齐格勒和黑格碰头。我打电话给基辛格，并同舒尔茨一起审查我国经济政策第四阶段计划。最糟糕的是，肺炎使我难受得不能入睡。夜间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最后我就打电话检查一天的工作，一直到深夜。

到了7月15日，星期日，我的体温降至华氏100度（37.7摄氏度）以下。这是我住院以来第一次能够吃一顿全餐。星期六晚上，我甚至还足足睡了两小时。

星期一一早，黑格把我叫醒，告诉我霍尔德曼的前助手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已向欧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泄露了白宫装有录音系统的事，并说当天就会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

这消息使我感到震惊。就是现在看起来也都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我一直认为，白宫装有录音的事是永远也不会泄露的。我认为在证实白宫装有录音系统之前，任何白宫工作人员起码一定会首先提出行政特权问题的。

我们的录音系统一经泄露，反应极为强烈。《纽约每日新闻》的大字标题是：“尼克松窃听他自己的各办公室”。

弗雷德·巴兹哈特写信给欧文证实了白宫确有巴特菲尔德所说的录音系统，并指出此录音系统与上届政府使用的录音系统雷同。巴兹哈特的信立即引起夹杂着义愤填膺口气的反响。《华盛顿邮报》的大字标题是：“林登·约翰逊的助手不承认有此录音系统。”约翰逊前内政助手约瑟夫·卡利法诺说：“我认为，这是对一位已去世的总统的不可容忍的诽谤。”小阿瑟·施莱辛格说，要是说约翰·肯尼迪会批准这种录音系统，那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肯尼迪的前助手、此时任肯尼迪图书馆馆长的戴夫·鲍尔斯也否认有录音系统。但是在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安装了录音系统的陆军通讯兵技师向弗雷德·巴兹哈特宣誓证明白宫的确安装过录音设备和话筒，几天后，奥斯汀的约翰逊图书馆档案保管员证实约翰逊时期确有录音设备。接着第二天，肯尼迪图书馆也承认事实上有125盘录音带和68盘口述录音带，都是记录有关各种会议和电话交谈的。

我和黑格在我的病房谈论了几个小时关于泄露有录音系统的后果。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回想了一下，就在几个月以前，4月10日，我在接见两个战俘以后，就曾告诉霍尔德曼将所有录音带处理掉，只保留与重大的国家安全事务有关的录音带。之后，我就此事写了日记。

日记

今天我会见了斯托克代尔和弗林。这些会见的动人情景与我早些时候分别接见里斯纳和丹顿时一样。我希望保留这些谈话的录音。

事实上我同霍尔德曼充分讨论了录音带问题——决定：我们将仔细检查进行录音的时期，将录音带销毁，只保留5月8日，可能还有12月18日在柬埔寨战争时期有关国家安全的录音；我想如不这样做，那只有他或我能听这些录音带，并决定哪些录音带可以用——那将花我们好几个月的时间啊!

但这次讨论是在我们担心水门事件时进行的，三星期以后，霍尔德曼已离开白宫，管不了这个事了。

我在医院时曾提出我们是否应该马上销毁录音带的问题。黑格说，他要同律师谈谈。同时我们同意录音系统本身应予以拆除。

以后的三天，医生们焦虑不安地将我接见的次数减至最低限度，但我还是同黑格、齐格勒、巴兹哈特和加门特讨论了形势。从法律角度看，录音带实际上不能算一种证据，除非有传票索取它。但自从我们知道欧文委员会或特别检察官马上会传票索取录音带以后，要销毁录音带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然而，巴兹哈特觉得录音带属于我私人所有，他赞成予以销毁。加门特认为录音带将是证据，虽然他不赞成交出录音带，但他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采取任何销毁录音带的行动。黑格一针见血地指出，销毁录音带除了可能产生法律问题外，还会在公众心目中永远留下有罪的印象。特德·阿格纽来医院探望我时，他说我应销毁录音带。

我们同霍尔德曼取得了联系，想了解他认为我应怎么办。他的意见是援引行政特权，在欧文及其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政治迫害面前，在原则问题上应寸步不让。霍尔德曼说录音带仍是我们最有力的答辩，他建议不予以销毁。

7月12日我住院后，就一直指望打开一条出路，摆脱迪安的证词把我们搞得很被动的局面。但是在7月20日我准备出院时，泄露录音带一事使一切发生了变化。7月19日清晨我在床侧便签本上写道：

我们的政府工作必须继续进行三年，这是我们能经受住这次严峻考验的唯一办法。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不断的调查影响我们，有如泄露录音带一事对加门特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产生的影响那样。我们一定要坚强，而且要称职。我们一定要向前进。

本应在1973年4月30日以后就把录音带销毁的。

我出院回到白宫时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来到玫瑰园迎接我。当我登上通向椭圆形办公室的阶梯时，我转身向他们讲话。这篇简短的讲话仍是我在此艰难时期所有的讲话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篇：

我感到我们大家任职时间这么短，要做的事情又是这么多。尽管我们有那么多必须做的事情而时间却那么少，在三年半以后回顾往事，如想到要不是因为那一天，有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我们却没有做，而这又关系到我们在世界上是否获得和平、国内是否有较好生活，那才是最令人扫兴的事哩!

我接着谈到他们将会听到一些议论，说什么我由于有病和受到剧烈的攻击，将会考虑要么放慢工作速度，要么辞职。我用我的父亲爱使用的字眼“废话”来回答这种说法。我谈到我们能完成的事情——没有战争的繁荣，控制犯罪、麻醉品，提供就业机会。然后我说：

以上及其他种种伟大的事业都是我们在11月以压倒性多数当选时大家要求我们去完成的。当初选举我们来做的事，我们都要做到。让别人沉湎于水门事件吧，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工作。

如果我确实像我被控告的那样是水门事件的狡猾的同谋犯，我早在1973年就会认识到录音带上有极为有害的谈话了。我也早会看到，我要是想过关就应将录音带销毁掉。

我决定不销毁录音带是有许多因素的。当我在1973年7月4日首次听录音带时，我承认就我而言，那里面什么内容都有。录音带上的谈话有些在政治上是会令人很难堪的，也有许多含糊之词，但我认识到录音带的内容无可置疑地反驳了迪安控告的基本点，即我与他同谋阻挠司法达8个月之久。我没有听3月21日的录音带，但是霍尔德曼听了，虽然我知道在当时抱有敌意和爱挑剔的气氛下，很难把问题说清楚，但他告诉我还是可以说清楚的。我愿意相信他是正确的。

黑格的理由也说服了我：销毁录音带会给人留下难以消除的有罪印象；我倒不相信揭露出来任何我实际干过的事也会造成那样坏的印象。7月21日，星期六，我概括地记下这么一条道理：“如果我谈论过非法行为的话，那我就不会录音。如果我谈论过非法行为并录了音，那么调查一开始，我就会销毁录音带的。”

最后我断定，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录音带是我最好的保险。我思想上做了这样的准备：别人，甚至与我亲近的人都会同迪安一样翻脸不认我，那么，录音带至少会给我提供一些保护。

当我一决定不销毁录音带，我就得决定将录音带交给欧文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还是援引行政特权。当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收到国会的一份请求书，要求调阅在内阁会议上宣读过的一份白宫工作人员的材料时，他说道：“这毋宁是要我将我和那些官员私下随便就有关他们的职责和我本人的职责的任何问题进行的谈话，向参议院详细汇报。”杰克逊认为这是极端荒谬可笑的事例，但这种极端的态度现在却变成特别检察官和欧文委员会采纳的最温和的立场了。

我知道大多数人认为行政特权只不过是一件我披在身上免被揭露的外套而已。尽管我曾想要保护自己，但是这也改变不了以下的事实：我仍坚信这一原则，我确信——我现在仍确信——这应是一个坚强总统的核心原则。即使由于我个人利益和牵连的性质及程度因而不宜应用此项原则，我也不愿做历史上第一个默许缩小该项原则作用的总统。

我不交出录音带还有一些其他不难理解的理由。我意识到阿格纽和巴兹哈特肯定认为：有录音带一事本身对政治反对派来说，诱惑力是很大的。就民主党人而言，进行一场把录音带搞到手的斗争本身，在政治上所捞到的好处就不亚于赢得这场斗争。如果交出一盘录音带，那就只会使对方胃口越来越大，提出再要两盘。我国宪法专家查尔斯·艾伦·赖特在上诉法院雄辩的论证中将索取录音带的压力比作“水压”：

只要在轮船的吃水线下出现一个漏洞，不管这个洞是多么小，那么海水的巨大压力立即就能把船的漏洞扩大，这条船也就岌岌可危了。

如果人们认为水门事件的水压可以，哪怕是极其有限地违犯自乔治·华盛顿以来历届总统所享有的保密性，那就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我听到巴特菲尔德泄露的情况后，立即在床头记事簿上写道：“录音带问题——一经提出，就会没完没了。”

最后一点，我不知道录音带上究竟录了些什么。若是我有把握知道录音带所录内容没有模棱两可之词，并能表明我的讲话是像一个一味追求正义的、理想化的总统的话，我认为我就可设法克服我不愿将录音带交出去的想法。但是录音带的情况并非如此——至少我听过的少数几盘并非如此——而且对于我没有听过也不记得其他录音带可能录了些什么，我也只有担心的份儿。因此，我决定援用行政特权，不准把录音带的内容泄露出去。7月23日，星期一，我写信给参议员欧文并通知他，我将不提交任何录音带供他的委员会调查之用。

欧文一收到我的信，立即召集欧文委员会全体人员开会，一致投票决定票传五盘谈话录音带和大批文件，这都是直接、间接与“1972年总统竞选中任何据称是犯罪行为”中大约25人的“活动、参与、责任和牵连”有关。考克斯提议要票传九盘谈话录音带。

我现在相信，从泄露白宫有录音带和我决定不销毁录音带起，我的总统职位就不大可能保到任期届满了。不幸的是，那时候我的直觉并不那么清楚和明确。我没有意识到，销毁录音带固然会显得不打自招地承认有罪，可是援引行政特权不准把录音带公之于世，其结果也好不了多少。到头来，我拒绝交出录音带恰恰是损害了自认为的保护原则。我是第一个去最高法院检验行政特权原则的总统，但是由于要求检验的理由太不充分——人们必然认为我的个人考虑影响了我的判断——所以我很可能要败诉。一旦公众认为我在试图隐匿什么，欧文和考克斯想取得录音带的企图，就越来越得到公众的支持。

完全撇开录音带所录内容不谈，白宫装有录音系统的事实和为取得录音带所进行的斗争眼看就要成为我一开始就最担心的问题：总统的职位要瘫痪了。

在迪安作证的听证会以后，欧文委员会休会一星期。7月份，欧文委员会的听证会复会时，舆论界的报道大为减少，因此出席听证会对迪安进行反驳的证人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只有迪安在作证的那五天，三家大广播公司的所有电视网对他进行了充分和生动的电视报道。一位未署名的电视新闻界高级人士在《洛杉矶时报》写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有总结性的。他说，电视网把这些听证会看作剧场，只要活跃，有争论，就广播。谁也不特别关心是否公平合理。正如那位高级人士所说的：“就观众的反应来说，被告向来不是原告的对手。”

欧文委员会终于开始失去劲头了。它继续听取证人的证词，但已无法再为电视观众提供他们想看的有趣镜头了，正因为它以前做过头了。

给这个委员会以公开的致命一击的人是帕特·布坎南。布坎南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以尖锐、富于战斗性而且道理简单明白的话答复了那些参议员们，并用文件说明，在美国政治中耍弄卑鄙手段的先例是民主党人开的。欧文显然受到惊吓，据报道他对委员会工作人员作了使他如此下不来台的安排感到非常恼火。

不久，该委员会大多数委员都在设法使听证会收场。他们终于提出了一个挽回面子的借口：他们假装仁慈地宣布，他们关心被告权利受损害。

经过37天的听证会，电视网实况转播超过325小时后，在8月7日，欧文委员会有关水门事件的听证会结束了。电视转播时间有20%以上被约翰·迪安所占用。从听证会开始到欧文敲木槌宣布结束这部分调查为止，每周有关水门事件的电视新闻实况、专辑和白天的节目平均播送22小时。

8月15日，我向全国发表关于水门事件的第二次演说。我谈到我称之为“我们全国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和我们现在应怎么办的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我说：“该把水门事件转给法院了，有罪还是无罪这问题属法院管。我们其他人应该腾出时间处理紧要的国事。”

我重复我所谓的“简单事实”：我事先根本不知道有人闯入水门的事情，我既未参加也不知道事后的掩饰活动，我既未批准也未赞助僚属使用非法或不正当的竞选手段。我说我绝不打算掩盖事实：“我始终努力揭露事实真相——将事实提交有关的执法当局，以便伸张正义，惩处罪犯。”

这篇呼吁将水门事件交法院管辖的讲话引起了大量赞成的反应。我讲话刚完，人们纷纷拍电报和打电话到白宫，数量之多是我对越南问题讲话以来最多的。人们对水门事件已感到厌倦。

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国会中占多数的民主党以水门丑闻为借口，有意漠视并且实际上不顾我在1972年选举中以我的竞选纲领和人生哲学所赢得的压倒性多数的人民的委托。不幸的是，由于我处理水门事件不当，反而帮了他们的忙。

试图重整旗鼓

国会为水门事件折腾了三个月，使得它对国内外事务反应迟缓，几乎到了停顿的程度。我在7月份为日本田中首相举行国宴所致祝酒词中，对这种情况的愤慨有所流露：

当今之世，人们很容易去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考虑细琐的政治问题，我认为这种细琐政治上的考虑经常诱惑着我们，诱惑着代表两国人民的人们——在这里孜孜于小利，暗中致力于党派的私利——但是真正重要的乃是：我们在这伟大的世界舞台上结束了短暂的生涯后，我们是离开舞台了，但我们留给世人的是什么呢？

难道我们留给世人的记忆只是我们打了的仗、打死了的对手、造成了的邪恶?还是可能留下不仅是一个新世界的梦想，而且是一个新世界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中无数快乐活泼的儿童……可以在和平与友谊的环境中成长呢？……

因此，让别人将时间用在处理见不得人的、微不足道的、怀有恶意的区区小事上吧!我们则已经并且将要用我们的时间来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决定不辜负人民在选举时对我的委托，1973年秋我决定发表第二号美国国情咨文，提请国会和美国人民注意在春夏之交发生水门事件期间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国内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9月10日的国情咨文于9月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在该咨文中，我回顾了全国关心的三个重大问题：通货膨胀、国防和能源。

1973年我们顺利地紧缩了开支，尽管发生了水门事件，我还是坚持否决了所有的预算超支议案。但国会现在扬言要通过增加支出的议案，至少会超过预算60亿美元。因此为了制止通货膨胀，降低物价，我要求努力使支出不超过预算。

按美元固定币值计算，1973年的防务支出比越战前的1964年还少100亿美元。征兵结束了，我们的防御部队在数量上比自朝鲜战争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少。然而参议院却要提出动议削减驻海外部队兵力将近25%——并不要求苏联人作相应的削减。在国会给三叉戟核潜艇以及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处于有利地位而需要的其他重要武器拨款的斗争上，我们只取得了险胜。

在过去三年中我向国会提出了七个关于能源政策和立法的提案。国会迄今尚未对其中任何一个提案采取行动。我告诫说，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使我们任凭中东石油生产国摆布，我请求对这个全国和全世界关注的至为重要的方面立即予以注意。仅1973年一年，我就向国会提交50多个议案和计划，都受到漠视或被搁置一边，国情咨文谈了其中的许多议案和计划。这些议案和计划包括：联邦政府新的住房计划，贸易改革方案，税收改革特别是老年人免缴财产税的税收改革方案，环境保护议案，教育、卫生、福利等议案，有关防止和控制犯罪的议案。

8月22日，我宣布我要任命亨利·基辛格接替比尔·罗杰斯任国务卿。9月22日，我们在白宫东厅举行宣誓就职仪式，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伯格主持宣誓后，基辛格谈到五年前新老总统交替之际我们讨论的情况——谈到我的主张：我们不应受先入之见的阻碍，也不应回避致力于和平的新途径。他说我们今天的目标——建成一座和平大厦——同五年前的目标是相同的：

我们所说的世界是一个不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而且得到克服的世界；一个不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不单是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上。

然后他令人感动地补充了一句：

我这样出身的人居然能在这里站在美国总统身旁，这在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不可设想的事。

在此期间，我对白宫工作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摸底。我所见到的情况使我感到不安，但是我又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我认定不应如此，但是黑格已陷入了水门事件之中；水门事件就像流沙一样，每当他极力想摆脱出来处理国内外政策问题时，就把他拖了回去。

我确信，艾尔·黑格是头一个意识到他得把白宫防范得很严密的人。记者团如听到内阁及其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可能会大吃一惊的。他们对他的评价是：黑格尽管在外表上比霍尔德曼彬彬有礼、平易近人，然而在各方面都是一位更为严格的行政官员。事实上，黑格一开始就是有目的地将白宫管理成这种样子的，因为他感到在总统第一届任期中我们在小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水门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如果一开始把水门事件处理得很好，就绝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黑格决心不让这类错误再次发生。为了防止再犯错误，他就越来越加重自己的职责。

黑格必须立即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白宫工作人员情绪大为低落。许多人都筋疲力尽了：过去习惯于一天工作10小时，现在则一天工作12小时、14小时甚至17小时，他们不但在水门事件问题上花很大力气，还要处理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但我们越来越感到，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工作，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毫无进展。对一项控告答复了，又引起另一项需要答复的控告——水门事件成了无底洞。现在我们管水门事件的人员只有12个，而对方则有200人之多。我们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研究人员和调查人员等突击力量去应付他们的挑战。我们需要计划周密的全面战略，但是我们的律师从这个案件被拉到那个案件，简直很少有时间考虑除次日斗争策略以外的事。我知道在我的律师中间，白宫工作人员也一样，在脑子里不断对事实真相产生了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我的辩护有的并不很合乎逻辑，也不符合常识，他们自然不愿为这些辩护去做解释工作而弄得自己下不来台。

约翰·康纳利不久就对他在白宫的任务不感兴趣了。我们本来计划给他安排与他才能相称的工作，但由于水门事件始终没完没了，结果他作为总统顾问的实际职责仍不明确。我们6月份在圣克利门蒂时，康纳利告诉我他不久将离职。他说他依然支持我们，但他感到他非走不可。我试图劝他留任，但并非出自内心，我不能要求一个我所敬爱的人——他是我希望能在1976年接我班的人——同我的麻烦牵连在一起。

康纳利在举行告别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谈了他对记者们对我的态度的感想。他说：“老实说，我觉得即使他飞到月球上去，你们也不会表扬他的勇气的。你们会说他由于恐惧而逃跑了。”

我也很关切舒尔茨、莱尔德和哈洛所表示的不满迹象。舒尔茨由于经济的下降趋势而感到沮丧，并因我对水门事件的处理而幻想破灭。我认为他是内阁中最能干的阁员之一，并请他继续留任。他又干了六个月，终于对我说：“总统先生，我干不下去了。我已筋疲力尽啦。”我明白。我不忍再请他继续经受包围着我们的熊熊怒火。莱尔德和哈洛觉得我没有就水门事件同他们进行充分磋商。我不愿同他们磋商这个问题的理由有二：第一点，我感到让更多的人员远离水门事件是很重要的；第二点，这个问题同谁磋商都使我很痛苦。后来我越来越感到只能依靠黑格、齐格勒和处理水门事件的律师，尽管我知道这会进一步使莱尔德、哈洛和其他人感到灰心和疏远。

8月29日，地方法院法官约翰·赛里卡对特别检察官所提的有关九盘录音带的诉讼案，裁决我们败诉。法院强迫一个总统交出他已决定不交出的文件，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由于三权分立的原则，法院可以颁发命令，但是如果命令侵犯了总统的独立部门的特权，总统就有权（有的学者认为是有责任）不服从那命令。我当时和现在都觉得，拒绝服从赛里卡的裁决，完全属于我的职权范围。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我也会这样做的。但我认识到水门事件的政治实际情况，决定不去根据宪法原则公然对抗赛里卡的命令，而遵守司法制度的正规程序，对赛里卡的裁决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从第一次有人向我建议起，我就一直反对单设一个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一来，我认为这是给司法部的工作能力一记耳光；二来，在报界瞩目和华盛顿权势集团吹捧之下，检察官就会分外热心，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幸的是，我在4月30日的讲话中说过，我在把“对水门事件及有关问题的起诉可作出全权决定的绝对权力”交给埃利奥特·理查森。实质上，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样，我将我的政府的存亡命运交给了他。从批准任命理查森为司法部部长的听证会开始，显然参议院在理查森答应任命一个可以独立处理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之前是不会批准他的任命的。理查森迫于压力，于是开始物色可以充任特别检察官职位的人。他用了两周时间，遭到了好几个人的拒绝，最后才选定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教授。

哪怕理查森专门去物色一位我最不相信能够不偏不倚地进行政治上如此敏感的调查的人，也比不上他所选中的这位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了。《华盛顿邮报》说考克斯“与肯尼迪家族有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考克斯实际上是由爱德华·肯尼迪推荐给理查森的。考克斯在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曾负责起草约翰·肯尼迪阐明对各种问题立场的文件；他曾任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马斯基派的候补代表；可他公开承认过他投了麦戈文的票。考克斯在他被任命前仅两周的一次记者访问时，以挖苦的口吻批评约翰·米切尔对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麻木不仁”，并提到他和我的政府“在哲学和思想上”有尖锐的分歧。当基辛格获悉考克斯的任命后，他感到十分震惊。他告诉我：“考克斯将是一祸。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一直是狂热地反尼克松的。”

5月24日当考克斯宣誓就任特别检察官一职时，出席宣誓仪式的来宾中就有爱德华·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夫人。

特别检察官应监督水门事件的调查，并在理由充分或有必要的情况下提出起诉。5月份，考克斯被任命后不久，他告诉记者说，他的曾祖父参加过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反对弹劾的辩护词的草拟工作，这倒下意识地透露了他的最终意图。新闻报道特别提到，他谈到这段家史是“一桩有趣的小插曲——或者我应该说，可以成为一桩有趣的小插曲”时，他笑了。

任命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是够糟糕的。但是理查森当时错上加错，给了特别检察官一个规定其职责不限于水门事件的特许状，实际上等于让他有调查整个行政部门的全权。如果特别检察官作为独立的调查人员要取信于人，我们就必须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我们在制定这个特许状的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特许状一开始很正确地准许他有全权对“由于未经批准进入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犯的反美国的罪行进行调查和起诉”。但特许状又规定包括“由于1972年总统竞选所犯的、特别检察官认为有必要并且宜于负责查清的一切罪行，涉及总统、白宫工作人员或总统所任命的人员的控告，以及他认为是由司法部部长委派给他的其他事项”。这项特许状还使特别检察官有全权指导大陪审团的工作，决定是否给予豁免权，提出起诉和拟写诉状等。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得到了几乎无限额的经费，其活动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还专门规定只有当特别检察官犯有“特别不正当的行为”时，才可将他免职。

我获悉此项特许状的权限时，感到震惊和愤怒。黑格找理查森谈话，理查森坚持说，所谓“涉及总统”和“白宫工作人员或总统所任命的人员”的控告应理解为仅与上面说到的那句1972年总统竞选运动的话有关。当然，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理查森后来承认，他没有预见到由于特别检察官被授予这样无限的权力而产生的问题。

我对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最大的担心不久就成为事实了。考克斯所挑选的11名高级工作人员中有7名是同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或爱德华·肯尼迪有关系的。他们包括：一名曾任拉姆齐·克拉克特别助理的人，他也作过乔治·麦戈文关于犯罪问题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一名前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一名在萨金特·施赖弗手下当过研究人员和演说撰稿人的人。《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在11名高级工作人员中只有一名是共和党人。

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高级成员的党派观念固然很浓厚，而其下级成员的狂热则更胜于此，他们大都是莽撞的年轻律师，初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和受到阿谀奉承的报界的捧场而有些飘飘然。我接到报告说，这些狂妄自大的年轻人用没有证据的指控来威胁和恐吓我的私交和我的下属。

考克斯上任后，他立即开始调查白宫的档案。5月30日他询问8宗档案的情况；6月5日他又增加6宗；6月11日他写信调听我向亨利·彼得森提过的4月15日同约翰·迪安谈话的录音；同日他索阅12宗档案的详细目录。然后他索取我每天的约会登记簿，包括我与15名不同人物全部的会见日程；然后索取有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的资料，然后要我提供叙述事情经过的证明。7月份，据他的僚属泄露，他已在开始调查我在圣克利门蒂购置住宅一事，以了解我是否使用过哪个工会、社团或总统竞选运动的经费。他的工作人员索取关于政府窃听电话的情报，并试图打电话给我的特工人员，以便查找他们活动的详细情况。考克斯本人也承认这事做得过头了。

尽管考克斯的特许状理应限于1972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他还是调查了1970年的竞选经费。他还开始调查特工人员对付集会示威游行者的情况，而理查森已指出，司法部已为与这些事件有牵连而引起的民事诉讼中的某些人辩护过。考克斯甚至把手伸得长长的，调查了“管道工”，然后开始调查贝比·雷博佐。

到10月12日，即特别检察官接管了据司法部说已完成90%的这个案件四个月以后，他们只提出了一项起诉，而这一项甚至还与水门事件无关。没有多久即可看出，他们所谓有权调查“由于1972年总统选举而引起的一切犯罪行为”主要指的是所谓尼克松营垒所犯的罪行。譬如说，民主党财务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在筹集总统竞选经费方面有违法行为，但在1974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却以时效法则使该违法行为不受法律管辖了。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共和党财务委员会主席莫里·斯坦斯身上时，他们却要求法院不援引时效法则，免得使该法则在诉讼案尚待处理期间仍然生效。

考克斯所策划的那套调查活动，会把历史上任何一届白宫政府都搞垮。假若他决心搞掉我（而我知道他和他的下属是要这么干的），在这特许状所规定的条款下，让他们像白蚁那样把整个行政部门都蛀空，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恼人的是，我认为他们明明是抱有党派偏见的狂热分子，滥用我给予他们的职权，不公平地要把我毁掉，然而舆论界却把他们说成美国司法制度的神圣火焰的保卫者，在同一个万恶的总统及其腐败的政府作斗争，而且公众基本上也是这样看的。每次我要说明我的观点，我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斥为自私自利而不被相信。我不能想象，任何其他总统会准许一个从白宫获得权力的人，独自运用该权力，不惜牺牲政府来进行一项怀有党派偏见的调查工作。当然我也不想开这个例。因此到了秋天，一场冲突是难以避免了。都怪理查森给了考克斯特许状，使他的权力有如此之大，以致后果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阿格纽被控

1973年4月，霍尔德曼第一次向我提到：特德·阿格纽害怕在巴尔的摩进行的调查会给他带来难堪。自那时以来，阿格纽和巴尔的摩美国地方检察官之间的问题始终是我未曾过问但又关心的问题。

6月，埃利奥特·理查森通知黑格，对阿格纽有许多严重的指责；到7月中旬，这些含糊其词的指责已变成一系列具体的罪状，说阿格纽担任马里兰州州长时，在批给州合同时纳贿。还有许多控告，说他在任副总统时继续从过去得到他好处的人那里接受金钱。阿格纽深信，巴尔的摩那些年轻的检察官们一心想要成名，不惜拿他作牺牲品，他指出，他们中间有一人曾为马斯基1972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工作过——证明他们并非抱着客观的态度。

到7月底，黑格从理查森处听到另一说法。这次的指责可非常明确，黑格引用理查森的原话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一个铁证如山的案件。他说，阿格纽大概有40多条可以被依法起诉的罪状。

8月1日，理查森书面通知阿格纽：根据有人控告他犯有共谋、勒索、受贿、逃税等罪名，现正对他进行调查。黑格将此事告知我时，我感到现在是我参与这事的时候了。我安排在8月6日星期一同理查森见面；在见面之前，我派巴兹哈特和加门特去看他，我要他们对阿格纽案件作出独立的分析。我知道我们正在处理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对于我所获得的情报和对情报的估计我必须十分慎重。巴兹哈特和加门特同理查森见面后，捎回来的评价调子低沉：他们同意理查森的意见，说这是他们所见到的最站得住脚的案件之一。

约翰·米切尔已向我报告说，阿格纽觉得理查森一心要搞倒他。阿格纽记得理查森在1968年反对提他的名，他还提出他们在内政委员会几次会议上对政策问题一再意见不合。阿格纽也确信，理查森认为自己日后可能当总统候选人。

在8月6日星期一上午，我同理查森见面前半小时，白宫新闻发布室第一次接到电话，询问谣传副总统受到调查一事是否属实。我们知道这事早晚会爆发出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理查森全面介绍了对阿格纽的告发后，又告诉我人证是可信的，在某些方面还有无可辩驳的物证。他说有人控告阿格纽在任副总统期间还在继续纳贿。在客观上我承认理查森掌握的证据是确凿的，但从感情上我仍站在阿格纽一边。我要相信他啊!我告诉理查森，我希望他负全责保证阿格纽不要因怀有偏见的美国地方检察官和趁火打劫的记者团而受到不公正的审判。

次日，8月7日上午，《华尔街日报》抢先刊登独家新闻：据“了解情况的检察官”说，对阿格纽正在进行调查。黑格告诉我，阿格纽对究竟进行反击或是辞职还拿不定主意。

那天下午我与阿格纽会面一个半小时。他像平时一样从容不迫、充满自信地迈着大步跨进我的办公室，他一开始就表白他完全清白无辜。他说，这些罪名在法庭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定要上法庭，他也会被证明是无罪的。他一再向我表示他的看法：巴尔的摩的起诉一方的原形总有一天会被揭穿的。

我告诉他，我对他为人正直是深信不疑的，还说我相信他并站在他一边，除非最后有确凿的证据摆在我的面前迫使我改变想法。他说他打算第二天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劝他在说任何话以前一定要仔细考虑，免得以后被缠住脱不了身。

我告诉他有一个我可以完全保证其为人公正的人，这人就是亨利·彼得森。我说我将同理查森商量，安排彼得森亲自对此案进行调查，并提出他自己的独立见解。

到8月8日，报纸和各广播电视网开始报道泄露出来的一系列有关阿格纽的消息和对他进行的攻击，这些报道是如此不负责任，以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后在各自的社论中也批评了它们自己新闻版面上的报道。

8月8日，阿格纽愤怒地走进行政办公大楼新闻发布室，痛斥所泄露的消息。他说：“我不愿意让别人用这种方式戳我一刀。我无所隐瞒。”有人控告他每周领1000美元佣金，他否认有此事，并说那是“无耻的谎话”。他被问到他是否有过一笔由巴尔的摩县承包商出资的行贿资金。他答道：“从来没有。”他被问到他是否接受过同马里兰州或联邦政府做生意的私人或公司的钱归他个人使用。他说：“绝对没有。”

黑格和巴兹哈特进来告诉我，阿格纽的新闻记者招待会看来像是一场短暂的政治胜利。然而由于证据总归要拿出来的，所以他们认为这只能是场长期的灾难。巴兹哈特摇摇头并说他简直不明白阿格纽怎么能用这种一概否定的话——什么“从来没有”呀、“绝对没有”呀——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又面临无法应付的困境。我知道对阿格纽的控告在严肃认真的人看来，是严重的而且完全有说服力的。但这尚未公开。报界走漏的消息和阿格纽的矢口否认使许多人确信，控告是对他报私仇。如果我积极为他辩护，而对他的控告以后又被证实了的话，那么我那已降低的信誉只会再进一步下降。如果我采取中立立场，那么阿格纽的支持者就会认为我拆他的台。我终于选择了第二种方针，我认为这是比较正确的态度，决定只好承受即将出现的批评。

阿格纽继续反击。8月21日他发表一项声明，指责司法部有某些官员决定在报上控告他，不管证据是否能证实他们的观点。埃利奥特·理查森在电视上否认消息是司法部走漏的，但后来他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司法部事实上可能要对某些消息负责。

报界一致对阿格纽进行攻击，引起我重新考虑我对巴尔的摩正在进行的调查的可靠性所抱的信任态度。8月22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警告：司法部或美国政府任何官员若泄露情报，一经发现，立予撤职。

9月1日阿格纽自己要求来找我，要使我了解最新情况。他已开始显得紧张。他向我诉苦，说检察官如何逼他交出1962年以来的全面个人账目。他说他正在考虑是否由众议院进行弹劾要比在联邦法院受审讯为好。

在同阿格纽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对他任州长期间的行为是怎样想的。州政府的薪金微薄。他确实知道其他各州有3/4的州长都干过同样的事，即从与各州做生意的承包商那里接受竞选捐款。在他看来，整个捏造案件是针对竞选运动捐款中合法用于补助他及其家属在公共生活中的开支的那部分。他说这些承包商全是符合承包条件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报答的问题。他竭力否认在任副总统期间接受过金钱。他再一次对巴尔的摩的检察官表示不满。他说，他们要追查他购买过的每件东西和他的私生活的每个细节。

我真正同情阿格纽，我和他同样担忧这次论战会影响到他的家属和朋友。我说我既审不了也决不会去审他的案子；但是我以律师的角度劝他，要尽可能客观地去进行分析。只有如此才能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定。

我看出他的口气不再像我们第一次会面时那样强硬了，那时他认为对他的控告不可能在法院得到证实。现在他在考虑：邻近华盛顿和马里兰的所有法院都不可能对他作出公平的处理。

9月10日上午，弗雷德·巴兹哈特和艾尔·黑格给阿格纽带来了新的估计。巴兹哈特应我的要求并取得阿格纽的同意，不时将案件的发展情况告诉我。他对阿格纽说，司法部的官员确信，他将被起诉、定罪和判刑。黑格和巴兹哈特的汇报的严重性看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几天，阿格纽的律师朱达·贝斯特首次试探性地建议同司法部进行谈判。

在谈判期间，我又会见了阿格纽。自从6周以前他在第一次见我时表白自己无罪以来，情况已大有改变。现在他问我，我认为他应该怎么办，并沉痛地谈到他离开政府和开始新生活的问题。

我再次向他说，这种决定只能由他自己作出，因为只有他了解实际情况，也只有他了解哪些人会揭发他。他说他只是不打算按照理查森所提出的条件离职：他说理查森想要置他于死地，他决不让理查森这样搞他，他要在法庭上进行斗争。他宁肯冒坐牢的风险也决不跪下求饶。在这次会面之后，我又让黑格和巴兹哈特告诉理查森，他千万不可坚持不合情理的强硬条件，使国家陷入一场不愉快的审讯。

9月21日星期五，巴兹哈特对我说，他认为已有了突破。理查森和贝斯特已在提法上达成协议，即不说阿格纽在给人优待方面是“明知故犯”地受贿，但同时也提到别人可能会这样说。阿格纽准备于周末对此协议进行考虑，因此，星期一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天。巴兹哈特说：“我认为，这事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但是星期六上午又走漏了一批新的消息。《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从“两个人士”那里获得的内幕消息，泄露阿格纽的律师们正在谈判认罪以换取从宽处理。然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亨利·彼得森告诉他的同事们说：“我们有证据，我们有绝对把握。”

巴兹哈特说，阿格纽大发雷霆，他认定消息是司法部走漏的，是有意企图削弱他在谈判中地位的策略的一部分。到星期日，他又一次决定要进行斗争。

9月25日星期一[12]上午，我和理查森、彼得森会面。彼得森又说了一遍主要的控告内容，并把他下的结论告诉我，这是一个“案情一目了然的案件”。他说，阿格纽是会被判有罪的，而且一定会被判刑。理查森说，他现在准备把证据送交大陪审团。我要理查森让司法部就控告现仍在职的副总统是否符合宪法问题提出意见。宪法明文规定，一名总统只有在被进行弹劾并定罪时才能被解除职务，只有到那时候才能用刑事诉讼程序对他提出起诉并对其罪行进行审讯。虽然宪法的这一条文没有明确提到副总统，但我说可以提出论证说他属于同类情况。

阿格纽上午10时30分走进来。他告诉我，他决定去找议长卡尔·艾伯特请求众议院进行正式的弹劾调查。他仍然矢口否认他任副总统时接受过钱财，并说，所列的罪名都只不过是为把他打下去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已。他告诉我，只有让他获准免予起诉，他才会重新考虑辞职问题。可是刹那间，他改变了态度。他用忧伤而且温和的声调要求我保证，他如果去职，我一定不要背弃他。

那天下午阿格纽到卡尔·艾尔伯特的办公室去，他正式提请进行弹劾程序。虽然我极为怀疑这是否能获准，但我仍找白宫与国会联络的人员向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会谈，促请他们支持该项请求。次日，艾尔伯特公开宣布他将予以拒绝。同日，司法部提醒我说，该部研究结果认为，对在职的总统是不能起诉的，但对在职的副总统则可以。我要求将此新情况通知阿格纽。当晚阿格纽及其家属动身到加利福尼亚州去。黑格认为，阿格纽是去考虑问题，与家人谈话，使他们对他的辞职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阿格纽的麻烦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新闻报道不断冲着我们而来，使本来已经够呛的水门事件显得更加严重了。阿格纽的下属由于不理解他的案件的严重性，对于我们采取谨慎态度颇有怨气。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我的信任——由于发生水门事件已有所动摇，现在则进一步下降。虽然我个人对阿格纽仍怀有莫大的同情，但在过去几天中他对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不断拖延，使我感到日益不安，并觉得他非辞职不可了。

星期六下午我在戴维营，黑格打电话来汇报最新情况。阿格纽在洛杉矶刚同一批共和党妇女讲了话，告诉她们过去几个月中他在受难，发现自己受到含糊不清和不知来源的控告。当群众欢呼和摆动上面写着“斯皮罗是我们的英雄”的标语牌时，阿格纽宣称他是无罪的，并攻击司法部的官员。他大声喊道：“如被起诉，我就不辞职!如被起诉，我就不辞职!”

我接黑格的电话之前，刚同罗斯·伍兹谈过话。罗斯那天来得较早，为的是要开始将特别检察官索要的录音带上的谈话内容用打字机打下来。

我已开始预感到，上诉法院会作出对我们不利的裁决。我要打破由进行法院斗争而引起的瘫痪状态。我开始考虑，与其将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还不如来个折中办法：删去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讨论和与水门事件无关的其他问题后，将特别检察官和水门事件委员会票传的录音带以书面摘要的形式交出。

我要罗斯很快地听一遍被票传的录音带，给我们摘出谈话的要点，无须花时间把全文都打出来。她打字打得很快，所以我认为她只需花两三天就能完成全部工作。但是她发现录音带的质量很糟，声音难辨，所以她不得不一句一句地核对，为了弄清一些词句，每段要听好几遍。她花了几个小时才打完第一盘录音带的一小部分。

我拿耳机自己听。起初我所听到的是一片混乱。我将录音带倒回去重听，才慢慢地听出几个词来，但杯子碰撞声和手击桌子声经常将整段谈话录音盖住。6月，我听过同约翰·迪安的谈话录音，几乎全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谈话，约翰·迪安那毫无抑扬顿挫的平淡声音听得很清楚。我没有想到其他录音带的质量会不一样。不过在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由于话筒的位置和座位的安排不同、房间的形状以及拱形天花板的高度，显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音响效果。我也没有想到过听懂像埃利希曼那样的声调会有什么困难。

史蒂夫·布尔是白宫办公厅的一个助理人员，他和罗斯一同到戴维营来，以协助她从录音带上找出被票传的谈话录音部分，并在录音带上帮她做记号。布尔在特别检察官的传票上碰到有一处不明确的地方。票传索取的是“1972年6月20日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大约时间）在总统的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举行的会议（录音），参加者包括理查德·尼克松、约翰·埃利希曼和H. R.霍尔德曼”,但布尔在工作记录簿中找不到这次会议，只有一次单独同埃利希曼进行的谈话，时间是从上午10时25分至11时20分，接着有一次单独同霍尔德曼进行的谈话。布尔打电话给黑格，问这怎么办。黑格找巴兹哈特谈，然后回电话说，据巴兹哈特讲，票传的只是埃利希曼的谈话，不包括随后与霍尔德曼的谈话。

到星期天晚上，我们回到华盛顿时，罗斯已用“桑尼牌”磁带录音机和一台打字机工作了29小时，但同埃利希曼的第一次谈话都还没有打完。

10月1日星期一上午，我同齐格勒、黑格、莱尔德和基辛格会面，接着会见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一小时，然后参加了军官晋级仪式和议案签字仪式。我正在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这时罗斯带着焦急的神情走进来。

她说，她认为她可能把6月20日录音带上的霍尔德曼那部分洗掉了一点。我有一阵子以为她一定是指与埃利希曼的谈话，因为据我所知她一直在搞那一盘录音带。当我发现她指的是与霍尔德曼的谈话之后，我就叫她放心，并告诉她，既然没有票传与霍尔德曼的谈话，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她说了一下情况。原来特工人员应斯蒂夫·布尔的要求，那天上午给了她一台新的磁带录音机。这是一台“尤赫5000型”录音机，过去她从未用过。与她在戴维营用的那台用手工操作的“桑尼牌”不同，“尤赫牌”有脚踏的控制键钮，使她打字时可以不必从打字机到录音机来回不断换位置，这就大大加快了工作速度。她用这台新机器，大约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找到了很像是埃利希曼谈话的结尾。她让录音带再继续往下放，以肯定埃利希曼确已离开房间。接着她听到霍尔德曼在谈日程问题——听到他说关于内华达州伊利的事——此时电话铃响了，她转身去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她又回来听录音。结果她只听到刺耳的嗡嗡声，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在听到谈伊利后，就没有听到谈话的声音了。她猜想，她接了大约四五分钟的电话。

我请黑格进来，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接着我们又同巴兹哈特进行了核实，查清楚我是对的，即没有票传索取霍尔德曼的谈话。由于巴兹哈特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这件偶然发生的怪事看来并不构成什么问题。那是个繁忙的上午，我和黑格开车围着华盛顿转了很长时间，谈我心里想着的最迫切的问题：阿格纽问题怎么办。与此相比，那段没有被票传的录音带被洗掉了几分钟的事似乎不值得再去想了。

在10月3日记者招待会上，我对阿格纽的问题不得不在语言上再次走一番钢丝。我最初为他辩护，强烈要求不要在报上审问他，给他定罪。但当有人问道，阿格纽说这次事件是一种带有政治性质的调查，这话是否属实，我回答说，我所听到的只是证人可能说些什么，不过指控的罪状是严重的。

我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后，即动身赴佛罗里达度周末。我请巴兹哈特与我同行。那天下午他接到朱达·贝斯特的电话，说阿格纽愿意继续谈判认罪问题。贝斯特坐飞机来到佛罗里达，同巴兹哈特会面，一直谈到深夜。早些时候贝斯特向巴兹哈特指出，阿格纽只差几个月就有资格退休并可领联邦政府的养老金了。他问是否可以想个什么办法，让他有个顾问的职位使他继续领政府的薪金，直到可享受养老金时为止。我告诉巴兹哈特现在我们还不能这么做。阿格纽还问，他是否能继续享受一段时期特工人员的保护，并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前途表示关切。我答应将予以照顾，特工人员将继续做保卫他的工作，对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将尽力给安排工作。

约定巴兹哈特于10月6日星期六打电话给理查森，安排重开谈判。

1973年10月

同日星期六上午，我们接到我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基廷的电报，报告果尔达·梅厄刚才告诉他叙利亚和埃及准备马上发动战争。以色列即将受到两面夹攻：叙利亚人从北面戈兰高地进攻，埃及人从南面西奈半岛进攻。

即将进攻以色列的消息，完全出乎我们所料。近至前一天，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中东不大像要发生战争的样子，并说最近在埃及境内进行大规模、不寻常的军队调动，乃是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不必顾虑。中央情报局将叙利亚引人注目地加剧军事活动，同样说成是一种防范性的行动，原因是以色列最近曾击落三架叙利亚的喷气机。

我对于我国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差感到失望，对以色列情报工作的失败也大吃一惊。他们的情报工作是属于世界第一流的，但这次也疏忽大意了。自1948年以来，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在投入战争前夕，军事设施没有部署好，后备部队也没有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这一天又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节日，大多数以色列人，包括许多军人都要回家与家人团聚或到犹太教堂祈祷。这是一年当中以色列人最缺少准备的一天。

战争将再一次降祸于这个多事地区已是很不幸的事，但还有个更加令人烦恼的问号，即苏联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简直难以相信，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竟会在苏联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直接受到他们的怂恿的话——就采取行动。

在战斗实际开始之前几小时，基辛格分别同以色列人、埃及人和苏联人进行接触，看看战争是否可以制止。但为时已晚。就在那天早晨8时，叙利亚人从北面进攻以色列，埃及人则从南面进攻。

到第一天战斗结束时，埃及人已越过苏伊士运河，开始插入西奈半岛。在北面，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将叙利亚人击退了，但是和前几次战争不同，他们未能把叙利亚人击溃。以色列损失惨重。然而梅厄夫人深信，如果以色列人能有三四天时间发动反攻，他们就能扭转两线的军事形势。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召开了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但双方对进行停火讨论都不感兴趣。苏联反对我们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他们显然认为阿拉伯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巩固他们初期取得的胜利，就会在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法国和英国——均为安理会理事国——则保持一定距离；它们不像我们那样同以色列有独特的密切关系；它们知道，这场冲突会影响到阿拉伯的石油。

就美国的立场而言，我看不出有必要试图强行通过外交谈判实行停火，因为双方均不愿意遵守，而且也不能期望他们会遵守。最好等到战争打到双方在军事上谁也不占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尽管以色列的鹰派有很大的怀疑，我仍相信只有在战场上相持不下时，才有可以进行有效谈判的基础。任何均势——即使只是双方筋疲力尽的均势——都能使双方易于达成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我确信，一定不要用我们的影响去促成停火，因为这种停火会使双方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从而求得永久性解决办法的谈判永远也无法开始。我同时也担心，如果阿拉伯人在这次战争中开始失利，那么苏联领导人就会觉得他们不能袖手旁观，眼看他们的盟国再遭受一次像在1967年那样丢脸的失败。

就与埃及人的关系而言，我们的处境特别微妙。1973年2月开始，我们抱着要建立更好的关系的目的，同他们有过一系列的私下接触。虽然在这场冲突中，以色列是侵略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将以色列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我希望，我们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不与埃及人、叙利亚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破裂。我们还必须使苏联人不要进行任何干涉，以免与我们形成对抗。比一切军事复杂因素更危险的是阿拉伯人宣布石油禁运，企图以此对我们施加经济压力。

这次意外的战争所造成变化多端的形势实在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此时国内形势恰又处在空前复杂的时刻。阿格纽开始为他的认罪交换从宽处理进行最后谈判，这次谈判终将导致他的辞职，而我则面临一项挑选副总统继任人的任务。舆论界每天都利用水门事件攻击我们，而我们才刚刚开始检查那些录音带，准备在上诉法院一旦驳回——这虽不幸但又很可能发生——我们的上诉之后与特别检察官达成妥协。同时国会正在运用其权力，通过一项影响深远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所有这些令人焦虑的事在今后两个星期都交织在一起。一个地区的危机好像刚平静下来，另一地区的危机又出现了，结果所有危机在我们接近核战争边缘的时候同时达到了高潮。

到“赎罪日”战争的第三天结束时很清楚，以色列人对他们速战速胜的能力已显得过于自信了。初战对他们不利。同整个1967年战争伤亡不到700人相比，他们已伤亡1000人，坦克部队损失将近1/3。到10月9日星期二，战争的第四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若要继续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向他们提供飞机和军火来补偿他们在战争初期的损失。对于下一步我们必须怎么办的问题，我已绝对有数，也毫不迟疑。我会见了基辛格，要他转告以色列，我们将补充他们的一切损失，并请基辛格拟出这样做的后勤支持计划。

下午6时，斯蒂夫·布尔走了进来，告诉我下一个约会。他说：“总统先生，副总统到了。”阿格纽跟在后面走进来。他来正式通知我我已知道的事：他已决定辞职。

我们握手后在壁炉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我先开口，说我知道他作此决定时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他从本性上说，简直宁可从不利地位进行斗争而失去一切，也不愿意同敌手妥协，换取不致坐牢的保证。我对他说，我对他艰苦地参加1968年、1970年和1972年竞选运动以及他完成我所交给他的任务的献身精神表示赞赏。我询问他的夫人和家庭的情况，我理解这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

他对于曾担任过州长的那些议员们的虚伪性，感到特别痛心。他一再表示相信，其他州的大多数州长也都做过马里兰州盛行的那些做法。他强调他总是根据包工的优劣来批合同的；他认为他接受的金额甚小，任何通情达理的批评家都不会说这点钱能影响他作出违反公众利益的决定。他说他看不出他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合乎道德的地方。

他提到几个月以后，他愿意到国外担任工作；他认为对他特别合适的是个远东国家，也许是日本。他说如果我能向哪一个公司说合，聘他做个法律顾问之类的事，他将非常感激。我说我如有能助他一臂之力的机会，我一定效劳。他还说他推测国内收入署以后也不会让他安生的。他沉痛地说：“你知道，他们连我买领带花了多少钱都要登记上。”

我们谈完后，我握住他的手，希望他保重。我说他可以永远指望我是他的朋友。

次日，阿格纽走进巴尔的摩联邦法院，宣布他对故意未报收入税这一款不进行辩护，并宣布辞去副总统职务。

法官判他缓刑三年，罚款1万美元。

特德·阿格纽的辞职除了对国家来说是个悲剧以外，对他本人及其家属来说也是个悲剧，10月10日，他辞职那天，我给他写信说道：

你，作为副总统，以大无畏和光明磊落的精神，致力于解决当代巨大的问题。你的强烈的爱国心和你致力于全国人民福利的高度献身精神，对于与你共事过的人以及全国千百万的人，都是巨大的鼓舞。

我为整个事件的发展深感悲哀；我希望你和你的家属在未来的岁月中，由于对你在副总统任内为国贡献力量仍当之无愧地感到自豪，从而得到精神的支持。

10月10日上午，我同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会面。我对他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获得和平，但不能失去我们在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营垒中逐渐获得的支持。我们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双方都感到我们没有背弃他们。我们当中没有人，甚至连最亲以色列的人也并不热衷于将来打一场美国可能参与的中东战争。迈克·曼斯菲尔德说：“总统先生，我们不想再打越南战争了。”

一位国会领袖忧虑地问道：“以色列是不是要吃败仗了?”

我答道：“不。我们不会让以色列一败涂地的。”

那天上午稍晚，正是阿格纽到巴尔的摩法庭上提出他认罪的时候，以色列大使到白宫来递交了一封果尔达·梅厄的信。她写道：

今日清晨，我获悉你决定向我们保证立即提供美国物资。你的决定对我们的战斗力将产生巨大的有益影响。我知道在以色列亟须帮助之际，我可以转向你，指望你的深切同情和谅解。

我们正在以寡敌众，但是我们满怀信心，我们终将获得胜利。胜利后，我们将把你铭记在心。

我几乎每小时都要向基辛格查询我们对以色列的供应工作做得如何。所得的报告却是情况不妙。

他说：“国防部设置重重障碍。”詹姆斯·施莱辛格显然关心的是不得罪阿拉伯人，因此不想让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输机在美国军事基地降落。基辛格终于说服他放宽尺度，飞机先在纽约停留，将机尾的标记涂去。我同意，不要无缘无故得罪阿拉伯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接到报告说，苏联正在大规模地空运武器和军需品给叙利亚和埃及，报告还说，苏联有三个空降师已处于戒备状态。阿拉伯人显然企图巩固他们在军事上取得的初步胜利。当我们正在用喷漆涂掉“大卫之星”标志时，以色列却由于缺乏武器而打败仗，这简直是不可设想的事。我对基辛格说：“告诉施莱辛格要抓紧办。”

我们又接获情报说，我们坚强的盟友侯赛因国王已决定派一小支军队与叙利亚军并肩作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接替黑格任基辛格的副手）召见以色列大使，表示我们希望以色列不要进攻约旦，不要扩大战争。

在中东危机日益发展期间，我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到物色副总统的新人选上。

有好几位议员到白宫来同我谈此问题。许多民主党议员对一个能力强的共和党人突然被提拔到全国突出的职位的前景表示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在1976年不能再参加竞选，我的副总统如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就会处于很有利的在职地位。抱有较大党派偏见的民主党人已大张旗鼓地提出要求：我不得任命拟在1976年竞选总统的任何人；他们只想要一个看守副总统，填补阿格纽未当满的任期而已。

迈克·曼斯菲尔德特别起劲地敦促我选一个看守副总统。他自己挑选的是肯塔基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和比尔·罗杰斯。他说提名康纳利、洛克菲勒或里根会在国会遭到非常强烈的反对。这是一个信号，而且我相信他也有意如此：如果我在这些活动力很强的总统竞争者中进行提名，民主党人则将凭党派利益行事。我说首要标准是必须能胜任这项工作。我故意提出杰里·福特为例。曼斯菲尔德点燃了烟斗，深深抽了几口，未加评论。

我请共和党领袖们按优先选择的顺序列出推荐副总统人选名单，交给罗斯·伍兹。10月11日下午我动身去戴维营，带了罗斯整理的一大堆推荐材料和宣布人选的讲话稿。讲话稿的结尾，根据我的指示，准备了四个不同的候选者——约翰·康纳利、纳尔逊·洛克菲勒、罗纳德·里根和杰里·福特。

综合全国各阶层和国会、内阁及白宫班子被征求意见的高级党派领袖近400名的意见，其中洛克菲勒和里根实际上同列首位，康纳利名列第三，福特名列第四。然而，国会议员们首先选中的却是福特，而我所提名的人是必须得到议员们的赞同才行的。

约翰·康纳利一直是我自己挑选的第一号对象。早在10月6日，我就请黑格打电话给他，问他如果提他的名，他是否会接受这项职务。同时我也想知道，康纳利自己对国会批准提名的可能性作何估计。在其后几天，我们不动声色地作了一些核对工作，所得报告完全一样：康纳利根本不可能得到国会批准。他会遭到绝大多数民主党人的反对，他们怕他会是1976年共和党最强的总统候选人。由于我有水门事件问题要对付，我不能在新的副总统人选上长期卷入大规模的党派斗争活动中去。

我让黑格再给康纳利打电话，告诉他虽然他仍是我选择的第一号对象，但能否得到国会确认，我极为担心。他回答说，他也进行了了解，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于是再看其他选择对象。我断定，提名洛克菲勒或里根都会使共和党来个大分裂，大打其派仗；虽然国会确认问题可能不太大，但派仗留下的创伤则可能到1976年还不能痊愈。这样就只剩下杰里·福特一人了。

我开始物色副总统新人选时就定下了四条标准：有担任总统的条件，与我思想上相近，忠诚，有可能得到国会的确认。我觉得，如果我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当满我的任期，那么杰里·福特是能胜任总统的；我知道他对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观点同我的观点极为接近；他善于与人共事；同时毫无疑问，他又是最容易得到确认的。

10月12日星期五一早，我回到白宫，将我的决定告知黑格。我们唯一另外通知的人就是康纳利。他当即表示同意，说在当时情况下福特是合适的人选。我不知康纳利可否记得，我有一次曾将1972年我同杰里·福特的谈话内容告诉过他。福特那时对我说，照他看，康纳利是1976年的合适候选人。

那天上午稍晚时候，黑格脸色忧郁，带来消息说：上诉法院以五对二裁决录音带一案，我们败诉。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决定我们是否要将该裁决上诉最高法院。

休·斯科特和杰里·福特来谈关于以后几天国会的日程问题。关于副总统职位的决定，我丝毫没有透露。据某些记者报道，福特一直希望在这次来访中能获悉他将被提名为副总统。当我听到新闻报道说他离开白宫时显得垂头丧气时，我觉得很好笑。

那天下午我获悉为以色列补充军事装备的计划遭到严重阻碍。因为以色列是战区，没有一个保险公司愿冒风险为包租飞到那儿去的私营飞机保险。为了设法绕过保险问题，我们向五角大楼提出动用部分国民后备空军部队的想法。同时也考虑将军需品空运至亚速尔群岛，再转运到以色列。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终于说服葡萄牙政府勉为其难地同意了此项计划。与此同时，苏联的空运在大规模进行；以色列弹药奇缺的情况日益严重，我断定不能再拖延下去，于是决定若属必要，就得动用美国军用飞机，将军需品运到以色列。我让基辛格将我的决定转达给五角大楼，要他们拟出一项计划。他告诉我，五角大楼建议我们只派三架C-5A型军用运输机去以色列，我听后大为震惊。他们的理由是派少量飞机去，在埃及人、叙利亚人（也包括苏联人）中间引起的麻烦会少一些。我的反应是，派三架飞机和派30架飞机同样会遭到猛烈的攻击。

我打电话给施莱辛格，告诉他我理解他的担忧，对他的谨慎从事表示赞赏。我向他保证说，我深知我所作决定的严重性，假如结果是我们同阿拉伯人从此疏远，我们的石油供应中断，我个人将承担全部责任。我说，我们如果搞不到私营飞机，就应动用我们自己的军用运输机。我对他说：“不论我们用哪种办法，你必须让飞机马上起飞。”

当我获悉五角大楼内部对使用哪种飞机进行空运又有争执时，我感到非常生气。我对基辛格说：“他妈的!把我们手头有的飞机都用上。告诉他们，凡是能飞的都派去。”

10月12日星期五晚上刚过7点，我叫黑格打电话到杰里·福特家里，告诉他我选择他当副总统，并问他是否打算接受。福特问我们是否可以另拨一个号码，使他的妻子贝蒂能同时在分机上听这次谈话。

我同杰里和贝蒂打完电话后，回到官邸，将此消息告知帕特。她说：“很好。我猜到了。”

那天晚上9时，我在白宫东厅举行的电视仪式上宣布了这个决定。后来全家都来与我共同进餐。我刚吃完一小块牛排，黑格就来同我商讨傍晚苏联送交白宫的最新信件。

信件说他们听到我们正在向以色列供应炸弹、空对空导弹、飞机和坦克。他们说他们也听到传闻，说将有150名美国空军驾驶员装成游客前往以色列。信件中没有进行威胁，但语气逼人，其意图颇为明显。当然信件不会提到苏联进行大规模空运的事。据估计，当时苏联每天供给叙利亚和埃及的武器及物资达700吨。

这个信件未免来得太快了。苏联草拟信件时，我们对以色列的空运尚未开始，但到了第二天，10月13日星期六下午3时30分，30架C-130型运输机已在飞往以色列的途中。

到星期二，我们每天运去1000吨。以后数周美机飞行任务达550架次以上，其规模比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空运还要大。我还下令增拨10架鬼怪式喷气机给以色列。

事实上，以色列已凭自己的力量开始扭转战局。现在由于有了我们新运去的装备，他们已能一直推进到大马士革郊外，并即将对西奈半岛的埃军形成包围圈。

直到星期六上午我才有时间过目上诉法院的裁决；它对特别检察官为索取九盘录音带起诉一案，裁决我们败诉。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裁决是一个胜利，因为法院接受了我们的论点，即全面索取政府的所有讨论记录将使政府无法工作。但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这裁决应被看作是一种“不寻常而有限度的”要总统交出物证的要求。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充其量也是相对的，因为多数法官否定了我们的论点：只有总统才能决定这种材料是否享有特权。他们自己反倒僭取了这种权力。

这项裁决对我个人是一个沉重打击（虽然我对此是有所准备的），正如我为了同黑格和齐格勒进行的讨论所作的札记中写的那样：

我们不应哄骗自己；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事实。

在我们的8月15日声明发表后，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我们的占38%；自那以后，我们于8月22日和9月5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还对内政外交方面具有新闻价值的大事做了许多累坏人的工作。我们从国会中一些朋友那儿听到国会的情绪较好；欧文在公众心目中的威望已下降；新闻报道也较之前公允些了。

然而盖洛普民意测验和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对我们的支持均有所下降，盖洛普民意测验从38%降至32%，哈里斯民意测验赞成我辞职的人占比增至31%，反对的占56%。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正视现实?虽然我个人特别在过去一个月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在同舆论界做斗争中是不是仍在节节失利?公众的态度可能会强硬到我们无法使之改变的地步，我们对此事实正视了吗?

情况令人难以忍受。我们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地消耗精力，陷入圈套，被弄得瘫痪无力。欧文委员会继续不断地走漏消息，进行指控。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已四个半月，考克斯被任命也已四个月了，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调查在旷日持久地搞下去。尽管总统只能受到弹劾，但不断传闻考克斯要对我进行起诉。国会和我的工作班子中强硬的保守派早已感到考克斯必须离职，理由是他不但建立了一个自由派小天地，还变成了寄生虫，危险地月复一月地蛀食着行政部门。免他的职看来是使政府摆脱这条藏在我们怀里的充满党派成见的毒蛇的唯一办法。不管我们是否决定对这一具体的录音带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我知道要不了几天考克斯又会来要更多的录音带，然后要了还要。

这项裁决作出的时机是再糟糕也没有了：我们正处于中东发生重大的世界性危机之中；副总统辞职使国内受到重创。但是任何这类考虑同此项裁决强加于我们的日程表相比，都变成了枝节问题。在星期五子夜之前，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同意裁决，还是进一步提出上诉。

任命特别检察官已经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要补救这个错误，我知道是困难的，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假若能在录音带问题上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妥协的话，我就决定免去考克斯的职务，将水门事件调查工作交回司法部；司法部早在好几个月以前就被认为完成了工作的90%，而且该部的调查人员和考克斯及其工作人员不同，他们不必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操心。

我们在9月底探讨只提交传票索取的录音带摘要，而不提交录音全文的想法时，曾想物色一个能负责核实录音带的局外人。弗雷德·巴兹哈特建议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斯坦尼斯是个民主党人，参议院社会准则和行为特别委员会主席，前任法官，由于他为人公正和诚实，是国会中受到两党成员尊敬的少数人之一。我们觉得，交出录音带摘要并不等于在树立先例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妥协让步。

10月14日星期日，在白宫做礼拜后，我和斯坦尼斯谈了几分钟，并问到他是否可对几盘录音带摘要核实一下。他觉得可以干这项工作。

第二天是10月15日星期一，黑格请来了埃利奥特·理查森。考克斯在职位上讲是理查森的下级，因此应该由理查森来免去考克斯的职务。然而理查森是个未知数。第一次票传索取录音带时，他公开承认我拒不交出录音带是有宪法根据的；但他在认可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又答应过，除非考克斯有“特别不正当的行为”，否则不能将他免职。理查森可能觉得，如果他免了考克斯的职，他会由于未遵守对参议院许下的诺言也不得不辞职。黑格在他们会面后，证实这的确是理查森的想法。此外，我认为谁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情况，即考克斯已成为水门事件的一名英雄了。

理查森辞职是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力求避免的事。我和黑格向他提出一项妥协方案：我们并不坚持要免考克斯的职，但我们要把斯坦尼斯计划执行下去。我仍决定我们同考克斯的妥协到此为止。黑格将此事告诉了理查森，得到回话说，理查森觉得这计划很好，也很合理，而且认为斯坦尼斯是做这项工作最理想的人选。黑格还说，他得到理查森的保证：考克斯如拒不接受斯坦尼斯妥协方案，理查森即会在必然要发生的争论中支持我。黑格说理查森相信不会有问题，考克斯是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导师，后来他和考克斯一直友好相处，所以考克斯会同意这项妥协方案的。

星期一，黑格和巴兹哈特去看斯坦尼斯，把工作安排落实下来。斯坦尼斯将逐行核实我们交出的第三人称录音带摘要，并证实我对与本题无关或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材料进行删节是适当的。我们还决定将核实过的录音带摘要提交给欧文和贝克转水门事件委员会。

10月17日，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阿拉伯国家的四位外长。后来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对记者说：“我们认为，能够解决越南战争并能在全世界维持和平秩序的这个人，一定也不难在使我们中东地区稳定并获得和平方面发挥良好作用。”

10月18日星期四晚上8点45分，我们获悉苏联打算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中东停火联合提案。以色列的战果，加上我们的军需空运，已证明阿拉伯人及其苏联保护人受不住了。苏联提出的决议以下列三项原则为基础：就地停火；以色列军立即撤至联合国第242号决议中所说的边界——换句话说，就是撤至1967年以前的边界；开始进行磋商签订一项和平协定。

这些条件反映出人们所熟知的苏联一贯主张：硬要以色列人在和平磋商尚未开始之前，就得先放弃他们在1967年战争中所获得的领土。这种要求完全是不现实的，因为以色列人不仅把这片领土看作谈判的筹码，而且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这片领土对他们国家的安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最近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又给他们在军事上带来了决定性的好处，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些就好像阿拉伯人是胜利者所强加给他们的条件。

我的答复并没有使我们在接受苏联建议方面承担任何义务，但强调继续保持联系的重要性。我说除非中东实现了和平，而且我们两国都起了作用，否则我们的缓和是不全面的。

与此同时，黑格报告说，理查森同考克斯会谈后未能说服他同意妥协，考克斯不愿意接受斯坦尼斯的核实。理查森对黑格说，考克斯对斯坦尼斯是何许人——他的人品——一无所知，这只有华盛顿了解内情的人才知道。不仅如此，考克斯还要求具体保证日后他可任意调阅白宫一切文件和录音带。黑格说，连理查森都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这时，我就更加觉得非免去考克斯的职不可了。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即10月18日和19日两天，理查森同黑格、赖特、加门特和巴兹哈特一连见了两次面。黑格对我说，理查森曾建议一项不免去考克斯职务的变通办法，即在考克斯周围设置许多他所谓的“防线”。特别检察官作为行政部门的组成部分，必须服从他的上级的命令。“防线”可包括一条命令，不准他进一步提出索取总统文件的要求。同时我们就可以采用斯坦尼斯妥协方案，绕过考克斯，把录音文本送交法院和欧文委员会。

黑格告诉我，我们的律师分析了考克斯对理查森所提建议可能产生的反应，并断定他可能有三种选择：他可能接受斯坦尼斯妥协方案，也可能只是拒绝而无其他举动，也可能表示拒绝之后就辞职。据黑格说，大家都确信，考克斯如果不接受斯坦尼斯妥协方案，就会辞职表示抗议；这样一来就不会发生任何使理查森难办的问题了。

10月19日，我们正在想确定一项应付考克斯最好的办法时，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函。他说中东局势越来越危险；既然美国和苏联都不愿看到我们的关系受到损害，我们双方就应尽最大努力使中东事态不致变得更加危险。他建议基辛格到莫斯科去直接谈判。

我们已到了战争的紧急关头。以色列军正在战场上击败阿拉伯军队，以后几天内苏联就会决定他们下一步怎么办。那天下午我向国会申请给以色列2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投票决定减少原油产量。我申请援助以色列几天后，阿布扎比、利比亚、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决定对美国进行全面石油禁运。尽管这样，我也还觉得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一定不能少给以色列援助。

10月19日下午晚些时候，黑格跟我说，理查森对于我们计划对付考克斯的某几点表示了黑格称之为“温和的”不满。黑格说：“问题不大。”

下午5时25分，萨姆·欧文和霍华德·贝克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原来已分别前往新奥尔良和芝加哥了，后来是用空军喷气机把他们接到华盛顿来的。我告诉他们关于斯坦尼斯妥协方案时，他们两人看来都感到高兴和宽慰。

欧文在会见中彬彬有礼。会见结束时，我对他说，我对7月在电话交谈中对他态度生硬表示遗憾。他说他当时不知我在生病，因此根本不用向他道歉。贝克和欧文同意斯坦尼斯妥协方案后，黑格随即通知白宫工作人员、内阁阁员和杰里·福特。所有人都为此消息而欢欣鼓舞。

后来有人对我说，布赖斯·哈洛协助黑格打电话给内阁阁员时，错误地连名带姓地称呼了埃利奥特·理查森。哈洛马上道了歉，但理查森仍怒气冲冲地回答：“我从未受到这样轻慢的对待。”哈洛将此事告知黑格，黑格立即打电话给理查森，说他听到理查森对哈洛说的话感到惊讶。理查森马上表示抱歉，并对黑格说，他当时感到非常疲乏，又喝了酒，还说现在情况看来好多了。

那天晚上8时15分，我发表声明宣布斯坦尼斯妥协方案。我一开头就提到当时极为微妙的世界形势：

在此危急之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采取行动的能力——要能控制事态，而不是被事态弄得软弱无力，不知所措。在国内，水门事件已含有党派政争的味道。同时，国际社会上有些人想要利用我国国内由于水门事件而造成的困难，对美国是否有团结一致和坚定的决心来抗击国外的挑战可能作出错误的解读。

然后我阐明了斯坦尼斯妥协方案，并说经过核实的录音摘要将送交赛里卡法官和欧文委员会。我说完这点后，就对考克斯宣布命令，停止他对水门事件进行的不正当的调查活动。

虽然我不想侵犯特别检察官的独立性，但我觉得有必要命令他，作为行政部门的雇员不得再按司法程序索取总统谈话的录音带、笔记和备忘录。我认为即将提交法院的文件足以满足特别检察官的合法要求，他也可以对那些可能犯了罪的人进行控告。而且我相信我今天采取这些行动之后，美国即可免遭录音带所引起的犹豫不决和讼争不停的痛苦了。

国会和公众对斯坦尼斯妥协方案的初步反应是良好的。国会两党议员们均对斯坦尼斯表示信任。戴维·布罗德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称他是担任该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我立即同意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基辛格到莫斯科去直接谈判中东问题。10月19日子夜，在基辛格正要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我打电话给他讨论他的莫斯科之行。

10月20日星期六，即第二天上午，我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勃列日涅夫。我特意附了一张手写的便条，缓和一下信件中的强硬用词，便条上写着我和帕特向他和勃列日涅夫夫人致以最良好的问候。我知道，勃列日涅夫会理解我这样做的含义：假若他愿意支持认真的和平努力的话，那我就不会认为苏联的空运影响了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或是偏离了缓和的道路。

基辛格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给我发来勃列日涅夫的信，对我在信中所表达的感情作了回应，并附来同样手写的附言：“勃列日涅夫夫人对所致问候表示感谢，她也和我一起向你和尼克松夫人致以个人的问候。”

星期六中午一过，考克斯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以一个谦虚的甚至感到糊涂的教授的神情说：“我当然不是要来搞美国总统的。用俗话来说，我甚至担心我是否有点太自不量力了，也许我所认为的原则只是虚荣心和名利……要处在这种地位的我来说一声，我用不着美国总统来告诉我该怎么干，这真是有点使人尴尬。”他说尽管我提出了妥协方案，他还是要继续要求索取录音带。他说他认为除去埃利奥特·理查森外，没有任何别人能够对他下达他在法律上非服从不可的命令。

我深深感到我绝不能让考克斯公然抗拒总统的指示。我想到勃列日涅夫：假若我们正在外交上同他们摊牌时，我还非得听从我的一个下属的要求不可，那苏联人该怎么看啊!况且我认为考克斯是故意越权；我觉得他就是要搞我个人，所以我一定要撤掉他。

下午2时刚过，黑格打电话给理查森，要他免除考克斯的职务。理查森说，他不干，并说他要见我，提出辞职。传闻理查森对别人说，现在他正极力要摆脱他自己与制定斯坦尼斯妥协方案的关系以及与不准考克斯进行非法调查活动的指示的关系。

理查森到达白宫时，黑格请他至少在中东危机尚未解决之前暂不辞职。在此危机期间，又正当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会谈之时，理查森提出辞职不仅对苏联对于我们的意图和实力的估计，而且对我国政府内部的纪律都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后来我问莱恩·加门特：“如果我都不能使我的司法部部长执行命令，那我还怎么能将军火运到以色列去呢?”但理查森就连几天都不愿意等。

4时30分刚过，他被领进椭圆形办公室，提出了辞呈。这是一次情绪激动的会见。我向他谈了他所作的决定的严重性以及这种局面可能突然产生的后果。我告诉他，我认为中东局势以后几天的发展将会如何严重，我又重复了黑格的话，作为个人，请他推迟辞职，以免当我们在国外处在危急关头的时候，又引起国内危机。他又拒绝了。他对我作为他的好友，使他任职高位表示感谢。

理查森的副手威廉·拉克尔肖斯是接任司法部部长的二号人物。但是他告知我们，他也宁可辞职而不免除考克斯的职务。我担心会发生一连串这样的辞职，而且我也不知道何时才了。尽管如此，我仍准备干到底。

司法部的第三把手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罗伯特·博克。他的两位顶头上司的辞职使博克的处境极其困难。他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但是尽管他作为个人可能非常反对我免去考克斯职务的决定，但他是研究宪法的学者，他觉得我在宪法上有权这么做，因而他有责任执行我的命令。他说他将免去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

10月20日星期六晚8时22分，齐格勒走到白宫新闻发布室宣布解除考克斯的职务，理查森和拉克尔肖斯均已辞职，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的办公室撤销，其工作交回司法部。

各电视网在正常节目中插入了紧张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公报。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全部电视网均有专题报道。评论员和记者均用《圣经》中的语言讲话，并用政府发动政变压制反对派的词句来描绘那天晚上的事情。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钱塞勒是这样开始广播的：“今晚我国处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之中……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连我国整个历史上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事件都不能望其项背……在我记者的生涯中，我从未想到我会宣布这种事。”有的新闻报道称之为“长刀之夜”，同1934年希特勒对其反对派施行的大清洗进行低级的煽动性的对比。不出24小时，电视和报纸都将此事冠以带有偏见的短标题“星期六夜晚大屠杀”。

星期一晚上电视网新闻节目由形形色色的国会议员对我进行了19次攻击；而为我辩护的则只有5次，其中3次是由博克一人进行的。

专栏作家卡尔·罗恩问道：“尼克松总统是发疯了吗?”拉尔夫·纳德说我的“举动像个疯子、暴君或两者兼而有之”，埃德蒙·马斯基的评语是“带有独裁的味道”。爱德华·肯尼迪评论说，这是“总统不顾后果的冒失行动，而这个总统是既不尊重法律，也不把有良心的人们放在眼里的”。参议员罗伯特·伯德说，免去考克斯的职务是使用“盖世太保战术”的“德国褐衫党的行动”。《纽约每日新闻》反击说：“狼群在围攻尼克松。”《明星报》说：“某些观察家似乎听到了军靴声，但大部分军靴声是他们自己的错觉造成的。”

到10月23日星期二，国会山有21项弹劾我的动议在各种不同的讨论阶段进行。过去曾坚决拥护政府的六家报纸现在也要求我辞职。10月3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表决自己有发传票之权，表决情况完全按党派划线；11月15日，众议院投票决定拨款100万美元开始进行弹劾。

虽然对于撤考克斯的职会有大量不利的反应这一点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实际反应如此之激烈，则使我大吃一惊。我第一次认识到水门事件对整个美国的深刻影响；我突然意识到这问题已深深地伤害了美国民族的感情。当我获知一些本来是通情达理而且讲话负责的人对星期六夜晚事件的反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时候，我又发现从我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人简直太少了，美国公众的头脑受到了多么大的损伤啊!由于我对这种情况了解不够，所以我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但由于我简直不能容忍考克斯继续担任特别检察官，所以我觉得除了照我现在这么办以外，也无其他选择。

10月21日星期日，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提出拟议中的停火协定草案。由勃列日涅夫将协定条款通知萨达特和阿萨德，而基辛格则动身去特拉维夫将协定草案交予以色列人。基辛格在途中时，我写了一封信给梅厄夫人，对没有更多时间进行磋商表示歉意，并介绍了拟议中协定的条款：

1.就地停火。

2.停火后全面要求贯彻联合国第242号决议。

3.有关各方举行谈判，以便在中东建立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

这些条款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是苏联第一次同意一项要求各方无条件地进行直接谈判的决议。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接受“全面要求”贯彻第242号决议，而不坚持以色列先撤出被占领土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均接受了草案的条款——当然热情不大——10月22日星期一，停火生效。然而，未过几小时，以色列就指控埃及人违反停火协定，恢复了强大攻势，对苏伊士运河东岸埃及第三军团的2万人完成了包围。

基辛格现已回到华盛顿，他接到苏方来电谴责以色列破坏停火，并通知说萨达特建议，美苏商定措施保证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20分钟以后，即10月23日上午11时，我从华盛顿-莫斯科热线接到勃列日涅夫的急电，虽然电文一开头是“尊敬的总统先生”，但措辞强硬而冷淡。勃列日涅夫不提埃及的挑衅，指控以色列撕毁停火协议。他催促美国采取坚决行动制止违反停火协定的行为。他无礼地暗指以色列的行动是和我们串通共谋的。

我发了复电，电文说，根据我们所获的情报，埃及是首先违反停火的一方。我还说，这不是争论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们已坚决要求以色列立即采取步骤停止敌对行动，我敦促勃列日涅夫对埃及方面采取同样行动。我在复电的结尾说，我和他在上一周末已获致历史性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个方案。

那天下午我到达戴维营时，勃列日涅夫已发来一封电报说，只要以色列同意，埃及人随时可以停火。我们发回复电，敦促他迫使叙利亚和埃及一同接受停火。我最后说：“我仍然认为，你们和我们已为和平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同日，即10月23日星期二，查尔斯·艾伦·赖特准备出庭，向赛里卡法官宣布我对传票索取录音带的决定。斯坦尼斯妥协方案随着考克斯被解职已流产了。在赖特动身去法院之前不久，我与他、黑格、加门特和巴兹哈特碰了头，做出了最后决定。

我可以看出，我们一定要迅速行动，否则就有让众议院通过议案对我进行弹劾的危险。这种威胁要求我们交出录音带。但同时，我也知道对行政特权的原则和我个人情况来说，如此屈从将意味着什么。作为第三种选择，我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去。但这会使最高法院作出甚至具有更大约束力的裁决，而且还很有可能又是败诉，这就更有损于总统职权和三权分立的原则了。

尚有一些其他考虑：有些议员在暗示，对任命福特的认可要取决于我是否交出录音带。最后一点考虑是，我觉得，为了减少苏联乘我们国内动乱之际利用中东国际危机的可能性，有必要缓和我国国内的危机。碰头会上，人人都同意我应交出录音带。这是一个使我感到很痛苦的决定。但可以告慰的是这些录音带至少可最终证明，迪安在作反对我的证词中说了谎。那天下午赖特出庭宣布：“总统不蔑视法律。”

10月24日，第二次中东停火生效。但是又有新的令人不安的情报。我们得到情报说，苏联七个空降师共5万人已奉命进入戒备状态；地中海现有苏联舰艇85艘，包括登陆艇和装载运输军队用的直升机的舰只。

那天下午，萨达特公开要求勃列日涅夫和我派一支联合和平部队到中东去。苏联人显然支持这种主张，把它视为在埃及重建他们军事力量的机会。通过我国现任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斯卡利，我们也听到传闻苏联人正在策划让不结盟国家倡议和支持美苏派出联合部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

我决定使用我们同埃及新辟的通信线路，给萨达特发了一封措辞直率的电报：

我刚才获悉可能有一项决议草案会于今晚提交安全理事会，敦促外界的军队——包括美国和苏联的军队——派往中东执行停火协定。我必须奉告你，如果这种决议提交安理会，美国将因以下理由行使否决权：

要调集足够的外界军事力量对现在在中东进行战斗的各方军队形成一种有效的抗衡力量，是不可能的。

如果两个核大国被要求提供军队，则将引起一种极其危险的潜在可能性，即大国在该地区进行直接对抗。

当晚9时，又接到勃列日涅夫的来电。他声称得到确切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正在攻打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我们知道，这是不确切的；那天前线比较沉寂。勃列日涅夫电报后面显然隐藏着某种别有用心的动机，我们得等着瞧瞧这动机究竟是什么。

一小时后，勃列日涅夫又来一份电报。基辛格打电话给多勃雷宁，念电文给他听，以便确定是否正确无误，因为自从11年前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这次来电对美苏关系的威胁也许是最严重的了。勃列日涅夫再次断言，尽管安理会作出了停火决议，以色列则仍在作战。因此他力主美苏立即各派一支军队到该地区去。他要求立即给予答复，并说如果我们不同意他建议的联合行动，苏方就要考虑单方面行动了。

黑格告诉我此电内容时，我说他和基辛格应在白宫碰头，制订计划，对苏联公然威胁要单方面干涉给予坚决回击。单单在口头上说说并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行动，甚至得来个军事戒备这样叫人吃惊的行动。

那天深夜，我又给萨达特拍了电报，概述了苏联的建议，并说明为何我觉得进行干涉是不能接受的，正如我在前次电报中已说过的那样：

假若两个核大国在贵国土地上这样相互对峙，我请你要为贵国考虑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我请你进一步考虑：如果核大国之一的军队在埃及的土地上有军事上的卷入，那我们就不可能保持从11月7日基辛格访问开罗开始的外交上的主动性。

我们在中东正进入一个新时期。让我们在此刻不要把它毁掉。

与此同时，基辛格、黑格、施莱辛格、斯考克罗夫特、穆勒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于晚上11时在白宫情况室开会。他们一致建议，我们应下令将美国全部常规部队和核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凌晨时刻，我们将此令迅速发至国内和全球的美军基地、军事设施和海军部队。

在我们肯定苏联获悉戒备的初步迹象后，我发了一封信，通过苏联大使馆立即转莫斯科。这是我直接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在外交辞令之下毫不含糊地写道：

总书记先生：

我仔细研究了你今晚的来电。我同意你以下的意见：我们对为和平采取联合行动达成的谅解是具有最大价值的，我们应在此复杂的形势下实现这种谅解。

然而，我必须告诉你，你建议采取某种具体的联合行动，即派苏美部队到埃及去，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没有得到消息说明现在停火遭到大规模的违反……

在此情况下，我必须将你关于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建议看作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它会引起不可估量的后果。

事实很清楚，要强制双方贯彻停火条款所需的部队是大量的，并需进行最密切的协作，以避免流血。这显然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是不合时宜的。

我说我打算同意派一些美国和苏联的人员到该地区去，但不作为战斗部队，他们可以包括在业已扩充的联合国部队里。但甚至这种安排也须遵照有周密规定的方针办事：

我们的理解是，这是一种非常的临时措施，其目的只是为了提供有关双方遵守停火协定条款的足够情况。假若这就是你派部队的意图，我们将予以考虑。

总书记先生，根据我们协定的精神，现在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而是头脑冷静地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建议是符合我们所达成的谅解的文字和精神的，并将保证停火得到迅速的实现……

然而你必须明白，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单方面行动……正如我以上所述，这种行动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对我们哪一国都不利，而且将使我们花了这样大的努力才获得的一切成果化为乌有。

10月25日上午7时15分收到萨达特总统的来电。电文说他理解我们的立场，并将要求联合国派遣一支国际和平部队。

8时我会见了黑格和基辛格。不到一小时之后，我向国会两党领袖谈了最新的事态发展。当我叙述最近几小时内交换函电的情况时，室内鸦雀无声。他们临走时，表示全力支持我的行动和政策，包括下令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在内。

我们仍在等待勃列日涅夫表明苏联态度的回话。就在此时，基辛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使美国人民醒来时极为震惊，发现一夜之间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戒备状态，而且在基辛格举行的招待会上，有四个问题专门问到下令军队进入戒备的决定是否完全根据军事方面的情况作出的。有的人甚至转弯抹角地怀疑这个决定是否完全有道理。一名记者评论道：“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今天上午就有人推测美国如此迅速地处于戒备状态既出于中东外交上的实际需要，也可能出于美国国内的需要。”

基辛格对室内充满敌意和怀疑的气氛非常吃惊，他冷若冰霜地答道：“居然有人可以这么暗示说，美国将部队处于戒备状态是由于国内的原因，由此可见我国情况之一斑。我们认为在此刻细谈外交换文的情况是不明智的……招待会一结束……我们就会向大家提供材料……我绝对相信大家会明白，作为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总统没有别的选择。”后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我们正遇到重大的国内危机，但他补充说：“现在该由诸位女士们和先生们来决定是否应在这个时刻也在外交政策方面引起信任危机……不过，现在必须有起码的信任：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并不是在拿美国人民的生命当作儿戏。”

正当基辛格招架这些问题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的电报来了。他在短短的几行电文中宣布即将派70名独立的“观察员”到中东去，这和他在上次电报中所说的派部队去迥然不同。我用同样的低调子回了他的电报，但就连派独立的观察员，我也强烈反对：

我建议此次我们将联合国观察团的组成工作交由秘书长裁夺……我认为各个国家没有必要单独派观察人员到该地区去工作。

我对苏联在中东危机中所作所为的评价是：它不是缓和失败的例证，而是说明缓和有其局限性——我对此种局限性一直有很高的警觉。10月25日我在国会两党领袖举行的会议上说：“我从未说过苏联人是‘好人’，我常说的是我们不应与他们作不必要的对抗。”

苏联总是按自己的利益行事，美国也如此。缓和改变不了这种情况。我们能寄希望于缓和者在边缘地区将对抗减少到最低限度，在重要地区至少能提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1973年苏联人在中东的力量已有所削弱，他们唯恐再失去他们所剩下的小小立足点。当我们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直接接触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效时，苏联无疑将加剧对以色列虚张声势来弥补其损失。这可能间接地鼓励了阿拉伯国家，它们狂热地决心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如果苏联能从旁协助的话。虽然1974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次高级会议上，我和勃列日涅夫谈判时他一味否认，但苏联人可能走得更远，直接唆使阿拉伯人进攻，引诱他们的动人前景是：如果他们能集中很大的优势兵力奇袭以色列，他们实际上是可以迅速取胜的。苏联人可能也会想，美国由于有国内危机，我们对以色列的援助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多那么快了。

任何这样的美梦均由于以色列在美国空运的支持下进行了反攻而成为泡影。阿拉伯人在六年内第二次丧失了苏联供给他们的大部分军事装备。此外，在阿以冲突中，美国第一次不仅保持而且大大加强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甚至是在我们重新向以色列大量供应了装备的时候。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导人一旦觉察到现在及至少是在今后几年内，军事胜利非他们力所能及，他们就会愿意走一走谈判的道路了。由于我们精心培育我们与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新政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除靠莫斯科外，又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依靠了。

有些记者和报刊念念不忘水门事件，继续暗示说我故意挑起或怂恿了中东危机，以分散大家对水门事件的注意力，并表明我仍能进行领导和采取行动。我注意到这一点，并考虑到关于考克斯被免职的报道，所以10月26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正面迎击了这个问题。我说：“我在27年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听到，也没有见过这么荒谬、恶毒、歪曲的报道。然而我也应指出，就在本周还有许多人认为总统患了炮弹震吓症，不能采取行动了，但总统坚决地为了和平的利益，为了本国的利益采取了行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不论报界的那些先生们或是其他政界人士掌握哪种炮弹，这些炮弹都影响不了我执行我的任务。”

10月底又有一次热线换文。勃列日涅夫对他所谓以色列的敌对行动正式表示不满；他特别提到他们对运给被包围的埃及第三军团的食物和医疗用品的处理。他还说最近美国的戒备使他感到惊奇，他抱怨说，这并不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

我在答复中说，我们将负责协助运输供应品给埃及第三军团的伤员。在回答他对我们采取戒备措施的批评时，我引用了他写过的话，当时他威胁说要采取单方面行动，除非我们参加他的计划派遣美苏部队到中东去。我说：“总书记先生，你的这些话是很认真的，所以我们在华盛顿也得认真对待啊。”

我随即在11月3日写了一封信给勃列日涅夫，信中谈了尊重防止核战争协定中所述原则的重要性：力图以牺牲另一方来获得单方面利益的做法，是不符合和平关系和避免对抗的目标的。我又谈了以下的事实：世界和平取决于我们两国的政策和行动——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将近三星期以后，勃列日涅夫才复了信。他表示愿意把在中东危机以前就停止了的缓和对话重新进行起来。他在信中最后很不寻常地提到与我个人有关的一段话：“我们愿意，可以这么说，以个人的富有人情的方式祝愿你能精力充沛而成功地克服各种复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原因外人是不易理解的。”

11月初果尔达·梅厄来到华盛顿。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了一小时，她对我们的空运表示感谢。她说：“当我们最最需要朋友的时刻，你们马上就来了。你不知道你们的空运对我们的帮助有多么大啊!”

我说：“我从不相信下点小本钱能对性命攸关的大事起作用。”

我力劝以色列实行合理的克制政策。我提醒她说：“当你处在消耗战的形势下，就算你是胜利者也会失败的。现在以色列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你们正在遵循的政策是否能成功。如果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唯一的政策就只有随时准备打仗。但这根本不能算是一种政策。”我说她可以作为这样的领袖留名青史：她建立了一个没有庞大的军备预算，也无须每隔五年打一次仗的以色列。

梅厄夫人似乎理解了我所说的这种基本常识。她似乎也赞赏我对缓和的局限性以及苏联威胁的性质不抱幻想。她说：“欧洲人谈论缓和时，他们目光短浅而且幼稚天真。但是你对你所做的事和你的伙伴究竟是何许人却是心中十分有数。”

11月5日，基辛格开始对中东作多次的访问，他先亲自引导以色列和埃及，然后又引导以色列和叙利亚走上陌生而又往往是痛苦的道路——和平解决它们之间分歧。美国和埃及经过6年紧张的隔绝状态后于1973年11月7日恢复了外交关系。

考克斯被免职以后，我原想让亨利·彼得森及其司法部的工作人员来完成水门事件的调查工作。调查工作本来是由他们开始的，而且也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但是事实很明显，国会已决定还要设一个特别检察官；同样明显的是，我在政治上的处境已无法阻止这件事。

罗伯特·博克任司法部代理部长，开始物色特别检察官的新人选。几天后黑格向我汇报，他和博克已商定利昂·贾瓦斯基是做此工作的合适人选。他是休斯敦的名律师，曾任美国律师公会会长，是得克萨斯州著名的民主党人。黑格已向贾瓦斯基进行试探，贾瓦斯基说，他愿意接受此项职务，但要我们同意以下条件：当我们遇到僵持不下的情况时，他能向法院告我，要我提供证据。我同意这项条件，为了向他进一步保证，我们宣布，如未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党、少数党领袖以及众议院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多数党、少数党主要委员一致赞同，他不能被免职。

考克斯被免职十天和我为了摆脱他而在政治上付出很高的代价以后，我又陷入了不得不接受另一名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的境地。但有一大区别：有人对我说，贾瓦斯基不像考克斯，他是公正而客观的。虽然他作为民主党人会受到其他民主党人的压力而偏袒该党，但人们要我相信他是尊重总统职权的，因此他不会一味为了博得喝彩和出风头而发动一系列哗众取宠的挑战。黑格说贾瓦斯基承认考克斯所配备的工作人员都是极端反尼克松的，他决心不做他们的俘虏。他告诉黑格，他计划调进他自己的人，并要把工作人员的活动限于适当的有关范围。黑格喜欢贾瓦斯基，对他有深刻的印象。黑格告诉我，贾瓦斯基是个很厉害的检察官，但不是一名党派门户之见很深、一心要搞掉我的人。11月1日，我们宣布任命利昂·贾瓦斯基为特别检察官。

我也需要一位新的司法部部长。迫于理查森辞职所造成的政治局势，为了使我的提名能获得批准，我挑选的人一定得是一个不会有人说他对我极端忠诚的人。俄亥俄州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早已被认为是没有这类问题的一位人士。我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他准会说，他是“像冰上的猪一样不依附任何人”。他的任命和贾瓦斯基的任命是在同一天宣布的。

挫折和挽回颓势

9月末，我们最初制定斯坦尼斯妥协方案时，斯蒂夫·布尔要找全票传的九次录音谈话遇到了困难。我的特工人员将录音带编了目，但是那编目系统说得好听一点是不正规，说得难听点是杂乱无章。有一次，布尔在一盘录音带中终于发现了原来丢失的一段谈话录音，因为原来的标签标得不对。就拿1972年6月20日我与约翰·米切尔的一次电话谈话来说吧，我记得我用的是白宫住宅区的电话，由于那里没有录音设备，所以当然没有录上；另一次是1973年4月15日我同约翰·迪安的谈话，干脆连录音带都找不着了。

近10月底，在布尔初次寻找录音带后约一个月，弗雷德·巴兹哈特自己又寻找了一次。他证实给米切尔的电话是从我的官邸打的，所以从未录过音。他也证实了为什么布尔找不着4月15日与迪安谈话录音的原因。

我通常在星期日是不去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的。4月14日和15日即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在行政办公大楼却进行了好几次特别长的谈话，这是管监听录音系统的特工人员没有预料到的事。因此星期日下午1时15分我同迪克·克兰丁斯特刚坐下，那盘录音带就所剩不多了。在我们谈话期间，有一句话只讲到一半时，录音带就全用完了，因此4月15日下午和晚上我同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彼得森、克兰丁斯特以及同迪安的谈话都没有录音。

10月30日，巴兹哈特通知赛里卡传票的谈话有两次并未录音。我们欣然同意由一专家小组来调查我们对这两次情况分别所作的说明是否属实。我们还提供了4月15日我同约翰·迪安谈话时作的笔记和我同他第二天会面的录音，因为将4月15日的笔记同4月16日的录音相比较，可表明我们在两次会上涉及的范围完全相同。

我确信，只要充分说明与米切尔的电话谈话和同约翰·迪安谈话的经过及未录音的原因，真相即可大白。当时我根本不理解公众在九盘录音带问题上已存在迫不及待的情绪；现在我才明白这主要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已大为降低的结果。

上述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公愤。第二天舆论界开始报道有关两盘“失踪的录音带”。这是既不公平也会引起误解的：用失踪一词首先就意味着这两盘录音带本来是存在的。人们会觉得我在愚弄他们的忍耐，把他们当作傻瓜。

自从发生水门事件以来，《纽约时报》第一次发表社论，力主我辞去总统职务。《时代》杂志50年来第一次发表社论，也说我应下台。甚至连老朋友，其中有《底特律新闻》和美国广播公司的霍华德·K.史密斯也开始表示有疑虑。紧接着两盘所谓失踪的录音带之后，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中是首先发难要我辞职的。

巴里·戈德华特看到事态急转直下，就通过广播要求人们“不要一个劲儿的乱起哄，把喧闹停止一下”，考虑一下这种歇斯底里发展下去的后果。他说：“为了上帝，冷静下来吧!”

11月1日，我在一张汇报用纸的上方写下了这样一些灰心丧气的话：

根本不存在什么失踪的录音带。

从来没有什么录音带失踪过。

有关的谈话没有录过音。

为什么我们不能使人相信呢?

同日，我到佛罗里达去度周末。我希望能有机会稍事休息，同时试图估计一下所造成的损失。我没有意识到有关我们录音带的问题仅仅才开始。

1973年4月，我同亨利·彼得森打电话时无意中说过，我认为4月15日我同约翰·迪安的谈话是录了音的。彼得森把我的话告诉了考克斯，考克斯后来就写信向我们索取这盘录音带让他进行调查。为了不致泄露我们装有录音系统，我叫巴兹哈特写信给考克斯，告诉他我所说的那盘录音带实际上是我在那次会面后所作的口授录音带。现已弄清楚，4月15日的谈话从未录音，因为录音带用完了。但是还有更糟的消息在后面，我们不久就会知道口授录音带也找不到了。

我叫巴兹哈特告诉考克斯有一盘口授录音带时，我其实并未核实过。我只是想当然地以为我口授过一盘录音，因为在那段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口授录音；我对那次会面所作的笔记也注明是口授录音。但是我们找不到那次谈话的口授录音带。

我把巴兹哈特置于很难堪的境地：首先我让他写信给考克斯，为了不暴露有录音系统而改口为只有口授录音带；现在则连口授录音带也没有。莱恩·加门特觉得这次错误一公开，将会使我们完全乱套。此外，他和巴兹哈特还觉得他们的工作毫无进展，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们始终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无论我们怎么干，都好像没有希望改变这种状态似的。

11月3日星期六，加门特和巴兹哈特来到佛罗里达。黑格送给我一份关于他和他们谈话的报告，口气已冲淡了很多。我感到他在字里行间所说的意思是，甚至在我们最后证实没有口授录音带之前，这两个人就觉得够受了。我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人手极为不足，长期工作过度劳累，经常被客观事件弄得很被动，现在又被我弄得很被动。他们两人都极力主张另找一位律师，从白宫外面去找也许较好，专门处理水门事件；黑格也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佛罗里达度过的这个周末，对我个人来说，是个新的低潮，对我们处理水门事件的态度则是个转折点。甚至在我觉察到我们已陷得那么深时，我仍认为只有一条出路。我们一直受到反对派的无情攻击，现在又面临我们的支持者背叛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制止这种内部腐蚀的现象。我对齐格勒说：“我们要采取一些强有力的厉害措施，这次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首先我得就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我辞职的问题发表讲话。11月7日在我关于能源危机的电视讲话结束时，我把讲话打字稿的最后一页翻了过去，照我刚在几小时前手写的笔记说道：

今天晚上我愿意答复那些建议我辞职的人。

我完全无意离开我当选的职务。只要我的身体许可，我要继续为国外的真正和平事业，为国内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战争的繁荣的事业每天工作16小时到18小时。在今后的几个月内，我将尽力消除人们对一个在我国身居最高职位的人的正直所抱的怀疑——哪里有这种怀疑，就在哪里消除。

我也深信无疑，在今后的几个月内，美国人民将终于认识到，我并没有辜负他们过去选举我当美国总统时所赋予我的信任。今天晚上我向你们保证，我永远尽我所能，绝不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

我决定开始会见国会中各个不同集团，与国会每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方面所有支持我的人亲自进行谈话。这不仅是阐明我们这边对水门事件的看法和回答他们提出的一切问题的方式，而且还能提供一个机会，可以开始重建被严重破坏了的联系桥梁，恢复水门事件所危及的共同目标。在这之后的一个星期中，我分别进行了九次会见，每次达两小时。我一共会见了241名共和党人，46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在每次会见中，我都重述一遍对我的控告并回答问题，重复我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的辩护。我向埃德·布鲁克阐明我不想考虑辞职，因为那会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我记得与参议院诸前辈伊斯特兰、麦克莱伦、斯坦尼斯和朗坐在一起，开始同他们一起回顾对水门事件的控告。吉姆·伊斯特兰倾身向前说：“总统先生，我们不需要再听什么解释，我们连水门事件都不想谈了。只要告诉我们如何能助你一臂之力吧。”70岁高龄的约翰·斯坦尼斯侧身向伊斯特兰说：“安静点，吉姆。让这小伙子讲下去。”

我对这些国会议员们说，我们将针对主要指控发表白皮书。我还说我们正在考虑散发已提交法院的录音带全文或摘要——这都是到会议员们所极力主张的。

有些国会议员建议来一个轰动一时的行动或惹人注目的姿态，回答全部问题，驱除一切妖魔鬼怪，将水门事件就此了结。有人建议我自愿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回答每个议员想问的每个问题。这建议出于好意，但我不信在这么晚的时候，单凭一个姿态会有什么用处。水门事件已发展得那么快，决不是我一篇讲话所能解决的。我对主张使用这种解决办法的一个共和党集团说，如果我发表一篇讲话说“我没有干那种事”，民主党人就会说“那个狗崽子在撒谎”，共和党人则会说“嘿，他很可能是在撒谎，但他是我们的狗崽子啊”。

我还说如果对我的指控继续抱有党派偏见，“我就要下台——我要体面地下台——但是我不辞职”。而且我告诉他们，我理解水门事件对他们是何等沉重的负担：“你们都努力工作，你们的事业受到连累，你们担心民意测验，担心将来搞不搞得到竞选经费。你们准在纳闷，为什么总统不能澄清问题，如此等等。我也在担心，因为最近几个月的日子很不好过啊。”

我劝他们要看得远一点。我说：“我知道人们会说我不用谈同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况，人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我知道25年后的历史书籍将记载美国总统在1969年到1976年期间改变了世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大事。”

雅各布·贾维茨在一次会见中，倾身向前，宽慰我说：“你要记住，林肯受到的责骂比你多得多。”我只能回答：“我快要赶上他啦。”

舆论界从来都想给复杂的事物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现在就抓住《新闻周刊》新造的一个名词不放了。该杂志有篇文章认为我加快了活动的步伐和反对弹劾的电视讲话是“直言战”。这条标签当然想贬低我的努力，其含义是：“我认为的直言就像水龙头似的，可开可关。”粗心大意的记者团不久就忘却了这个词儿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却开始经常把它用了起来，既不加引号，也不说明其来源。12月2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以权威的口吻写道：“尼克松总统对水门事件的反攻，白宫称之为‘直言战’，显然正在土崩瓦解。”

18分钟半的空白

11月15日在一次与国会领袖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有人问：“还会有新的情况吗?”

我答道：“就我来说，关于总统的罪行，没有了。”但我又补充了一句，“万一出什么问题，我个人愿意承担。”

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黑格来到椭圆形办公室，神色显得紧张而忧虑。他说律师们这一阵子一直忙于把即将交给赛里卡的录音带编一份索引的事。他们把原来的传票同夏天考克斯发的补充文件加以核对，现已断定巴兹哈特以前只根据传票所作的解释是不对的。补充文件说得很清楚，票传索取的录音带确实包括1972年6月20日同霍尔德曼的谈话录音——有空白的那盘录音带。

这简直太可怕了。我问道，对于一盘具体的谈话录音是否包括在票传索取的录音带之内这样根本的问题，怎么能搞错呢?我问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坚持票传索取的录音带并不包括这一盘在内呢。黑格说他打算把1972年6月20日霍尔德曼记的笔记拿来，然后试试看，能不能把我们谈话的空白部分说些什么，重新回忆一下。笔记终于拿到了，但消息是好坏参半。很清楚，笔记说明我们是谈了水门事件的，但它又表明我们谈话只是泛泛地谈了水门事件的政治影响。

一定要经常彻底检查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是否装有窃听器，等等

我们的反攻该如何进行

再发动宣传攻势——

打击反对派及其活动

指出那些自由派分子造成公众无动于衷

难道他们能说偷窃五角大楼文件、安德森档案等还不如这事重要？

我们应该进击，目的是转移视线——

这一天关于空白录音带还有更糟的消息：我获悉情况并不像罗斯估计的那样，只是她去接电话的那四五分钟造成的空白。巴兹哈特告诉我，他们听了一遍，发现空白长达18分钟半之久。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也无法解释录音带上的这一段空白本应无声，为什么会夹杂了刺耳的嗡嗡声?

11月17日，我们要去佛罗里达住几天，巴兹哈特在此期间待在华盛顿研究这18分钟半的谈话录音是否可用电子设备加以恢复。他还要研究他是否能将当时造成录音带上的空白与现在出现的怪音的现场重新设想出来。

11月20日星期二，我在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田纳西州孟斐斯稍事停留，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在一次秘密的自由谈话的会上，我们讨论了所有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包括水门事件。在会上，有人问道，水门事件是否还会出现新的重大情况，我马上想到这18分钟半的空白录音带——这当然是属于新的重大情况一类的事。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巴兹哈特能否将那段空白恢复；如果不行，又不知能否为此事的发生经过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我知道如果我表示哪怕还有一点点发生新的重大情况的可能性，那我就得说清楚是什么事——可连我自己都不能肯定这个答案是什么。

由于上述理由，我作了如下回答：“如果有，那我现在还不知道。”

在我回华盛顿的途中，黑格对我说，巴兹哈特证实6月20日谈话录音的空白部分已无法恢复。另外，巴兹哈特也未能复制出原有的杂音。

第二天上午，全国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我断言水门事件不会有新的重大情况。同天上午巴兹哈特把18分钟半空白的事告诉了贾瓦斯基和赛里卡，于是赛里卡就向报界宣布了此事。

我知道大多数人会认为，我对18分钟半空白无法解释一事，在整个水门事件中是最难令人相信和最不成体统的了。因此，我知道我对待这段空白的态度将被看作检验我写的有关水门事件其他材料是否诚实可信的试金石。我也知道只有说那段空白是我洗掉的或者说是由罗斯·玛丽·伍兹自作主张或是在我的直接间接要求之下由她蓄意洗掉的，人们才会欣然接受。

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去洗掉录音带，我也完全相信罗斯所说的，她也没有。关于18分钟半的空白，尽管我知道我的说明既不完全，也不会令人满意，但我也只能从我所处的地位来发表声明：我是在眼看那段空白使公众对我的名誉和总统职位所具有的信任和尊敬降到新的低潮情况下发表声明的。

黑格对我说，加门特和巴兹哈特由于发现18分钟半的空白而惊慌失措。他们对人人都怀疑，包括罗斯、斯蒂夫·布尔和我。怀疑之风现已吹入了白宫。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巴兹哈特本人在罗斯认为她可能洗掉五分钟之后又无意中洗掉了一段。如果单纯从谁接触过录音带来看，许多人就会有嫌疑。黑格等人对造成那段空白的“邪恶势力”还说了一些不祥的玩笑话。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在怀疑每天可以自由接触录音带的各个特工人员和技师，甚至怀疑就在发现空白半小时之前给罗斯送来过一台显然有毛病的“尤赫牌”新录音机的那几个特工人员。我们还怀疑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因为就是他泄露白宫装有录音系统的。事实上他接触过全部录音带；他定期随便抽听录音，来检查录音系统是否运行良好。但只有深信确有某种阴谋存在的人才会认为，恐怕是有人故意为了使我难堪而把这盘录音带洗掉了18分钟半的。

公开听证会举行完毕，没有结果，于是把空白问题转交给大陪审团和法院指定的专家小组办理。我认为这些专家的结论是：这是关于水门事件的最大的也是大家最不了解的丑闻之一。白宫并不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同意了法院所指定的六个“专家”。假若我们事先调查一下，我们本来是会发现他们只是声学理论专家，对磁带录音机的实际性能并不内行。

这些专家们在1月的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录音带上的嗡嗡声是“洗去和重录至少在五个（也许可能多至九个）分开和相连的部分时留下来的。这与录音机录每一部分时一开一关都用手按键钮有关”。这个结论得到了广泛的报道，但以下的事实却没有得到广泛的报道：这个结论立即受到其他科学家和录音磁带专家的攻击，其中有一人称这个结论为“新闻报道而不是切实的调查结果”。

一家电子公司指出，专家小组认为是由于人工洗掉录音而造成明显罪责的声音和磁音，其实很可能是由于录音机偶然发生故障而引起内部供电时断时续所致。《科学》杂志报道，其他专家也同意这种假设很有道理。法院的专家在发表他们1月的初步报告之前，只是在“桑尼牌”录音机上而不是在“尤赫5000型”录音机上试验过这条假设。他们显然未能认识到这在标准科学检验程序中也算是一种过失。

法院的一个专家在证词中说，为了检验罗斯用过的录音机，他们“不得不打开机器内部……拧紧几颗螺丝钉，而且可以想象，例如，还很可能把地线接头也紧了一下，才使接触比以前更好一些”。他们发现一个有毛病的部件，就另外给换一个——把有毛病的部件干脆扔掉了!他承认机器被他们打开又装好之后，就不再发出他们先前听到的嗡嗡声了。

这位专家破例地承认了这一点之后，罗斯的律师查尔斯·赖恩就问道：“这样，实际上你就把别人需要用来检验你的结论的证据给抹掉了，不是吗?”

回答是：“基本上是这样。”

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的美国尤赫公司是罗斯所用录音机的制造商，它的国内部经理理查德·萨蒙严厉地批评了法院专家的报告。他说，在他们专门改进了的一些录音机上如用一定的方法按“倒带”的键钮，就会使录音机自动洗去录音。萨蒙说，他们用“丰富的经验和电学方面的知识”——换言之，用专门术语——“来掩饰论据不足的报告”。

法院付给六个专家的报酬为10万美元。那篇报告，作为法律文件是一文不值的。但它在报纸上制造出加罪于人的大字标题的价值则超过10万美元了。

罗斯·伍兹在法庭上和大陪审团面前对18分钟半空白宣誓作证。她在法庭上为此问题受到一连几个小时无情的反复诘问。1974年7月17日，利昂·贾瓦斯基通知罗斯的律师，发现罗斯一案构不成任何非法行为，故她免于被起诉。他说，他的助手理查德·本维尼斯特也对此表示同意。然而贾瓦斯基并未公开宣布此事，以致至今仍有许多人还不知道在18分钟半空白问题上特别检察官已宣布罗斯无罪。

到了1973年年末，在18分钟半的空白暴露之后，对我们来说好像再坏的事不会有了，然而更坏的事情却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