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世界上两个竞争的超级核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利益是如此广泛和重叠交叉，那么把有关的领域分割对待的方针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决定，把苏联所关心的诸如限制战略武器和增进贸易等领域里的进展，与对我们极为重要的越南、中东和柏林等领域的进展联系起来。这个概念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所谓“连环套”。
1968年2月2日下午，我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假日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我第二次竞选总统职位的活动。我走到扩音器前面说：“先生们，这可不是我最后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由于估计记者们会提出“尼克松赢不了”这个核心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并决定以参加全国各州初选这一行动来证明我是能够取胜的。我又提出，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决不能再在烟雾腾腾的小房间里密商选定了，而应在“初选的烽火”中诞生。这话是冲着纳尔逊·洛克菲勒说的，是向他提出的一个挑战，因为我确信，在幕后支持乔治·罗姆尼当候选人的就是他。
我有很多理由对我的初选战略取胜抱有信心。最近一次对全国范围共和党人所作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我比罗姆尼足足领先40%，比洛克菲勒也令人宽慰地领先了14%。尽管有这些总体上令人放心的数字，我对新罕布什尔初选还有三大疑虑。首先，事情难免有意外，风险总是存在的；哪一个候选人也不能在32%的投票人尚未表态时就说自己稳操胜券。我既要显示出自己胜利在握，又不能让自尊心很强又很有独立见解的新罕布什尔选民认为我这个人骄傲自大，或者认为我已经把罗姆尼看作竞选失败者来对待。其次，犯错误的危险总是存在的。我知道新闻界密切注视我的一言一行，它们会细加挑剔，因此我在竞选中的形象和说话口气都得格外谨慎。最后，存在共和党队伍被初选搞得四分五裂的危险，结果是不论谁取胜，都会使这个党成为一个斗志涣散、情绪沮丧、一盘散沙的党。当时，约翰逊政府正处于威信扫地的逆境，1月朝鲜北方扣留了普韦布洛号间谍船，2月越南的春节攻势，接着明尼苏达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又提出了反战的竞选口号，在民主党人中间煽起了激烈的不和。即便如此，共和党人要想跟林登·约翰逊这个权变有术而又掌握着在职总统各种大权的政客进行较量，还是非常困难的。
越南战争是新罕布什尔初选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就像在整个竞选期间的情况一样。我希望结束战争，但结束的方式不能让南越人民遭致军事上的失败并屈服于北越共产党的统治。
我认为还有许多尚未探知的途径可以作为结束战争的通道。我深信我们可以更有实效地使用武装力量，迫使北越人认识到军事取胜之不可能。我们还有必要加速各项计划，以训练和装备南越人，使他们具备自卫能力。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充分运用我们巨大的外交智谋和威力。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我要是把具体的计划都详细勾画出来的话，作为一个候选人来说，未免过于莽撞，而作为将来可能出任总统的人来说，则是很不妥当的。我并不像约翰逊那样掌握着全面的消息或情报手段。而且，即使我有能力拟订出具体的“计划”，把它公之于众也只能是荒唐无稽的。在外交领域里，即使是最缜密的计划，如果过早泄露的话，也往往会落个可悲的结局。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只能要求选民相信我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我的竞选演说中总有那么一段保证：“新领导将在太平洋地区结束战争，赢得和平。”
我从未说过我已经有一项结束战争的“计划”，更没有说过有什么“秘密计划”。我有意识老老实实地提到寻求一项解决方案的困难。1968年3月14日我对美联社就是这样说的：“没有灵丹妙药，没有锦囊妙计。要有什么妙计，我这就去告诉林登·约翰逊。”
尽管罗姆尼竞选劲头十足，也花掉了好大一笔钱——据传这笔钱大部分来自洛克菲勒——民意测验结果却继续对他不利。
正当我往返于若干小城镇忙着竞选时，帕特·布坎南在中途赶来。演说完后他对我说他要同我单独谈谈。他把我领到附近的一间男盥洗室并对我说，他刚从一名记者那儿获悉，罗姆尼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退出竞选。我大为惊讶，立刻命令我的工作人员注意罗姆尼的记者招待会，向我报告详细情况。听到广播之后，他们走进我的房间时脸上的爽朗笑容就是他们带来的报告。就个人而言，我对罗姆尼的不战而退很是失望。尽管我把他击出了圈外，可是往后赢得的却只是一场没有真正在选举中击败对手的胜利。而我之所以决定把参加全国初选放在首位，毕竟是为了经受党内选举的考验。尽管罗姆尼已经退出竞选，在对外公开预测得票可能性时，我们仍说只有总数的45%到50%。虽然我私下盼望而且也预计我赢得的数字会比这个大，不过我认为低估前景总比高估为好。
3月12日晚上，我和帕特一起参加纽约的尼克松竞选总部的胜利庆祝会。在听说我得到了78%的选票时，我既惊奇又舒畅。即使竞选中没有罗姆尼参加，人们也欢呼我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它使洛克菲勒手下那些摇旗呐喊的人大为失望，他们辛辛苦苦拉来的那一点不投原定候选人的票更不足道了。
新罕布什尔初选结果，改变了两党的政治前景。民主党方面，约翰逊虽赢得了49.5%的选票，可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这个异军突起的反战候选人却获得了令人注目的42%的票。新闻界的注意力和分析大大地集中到麦卡锡身上，给许多人留下了果真是他获得了胜利的印象，而且实质上，获胜的也确实是他。在麦卡锡弄得约翰逊有可能败北的四天之后，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宣布参加争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许多正直的反战自由派分子觉得肯尼迪在窃取麦卡锡的劳动果实。自由派的《纽约邮报》专栏作家默里·肯普顿指责说，肯尼迪一直等到约翰逊“血染新罕布什尔”之后才“跑下山来打死老虎”，这根本不算好汉。
共和党方面，罗姆尼退出竞选与我初战获胜，给洛克菲勒增加了压力，迫使他于3月21日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我本来完全以为他会宣布参加竞选，可是他却宣布说：“我今天决定郑重重申，在竞选合众国总统职位的活动中，无论直接或者间接，我都不参与，不当候选人。”他说道，他“今后再不以任何言行鼓励”人们支持他竞选总统，还说他已经签署了一份宣誓书，把他的名字从俄勒冈的初选名单中去掉。为了表示郑重起见，他再加了一句：“宣誓书上的话是算数的，明明白白地宣布了我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竞选总统职位的候选人。”
洛克菲勒在谈到党需要团结时表示：“非常坦率地说，我对眼前的形势非常清楚，共和党领导人中相当一大部分都要求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来当候选人，而且看来同样清楚的是，他们对此都非常关心，并渴望避免党内再出现像1964年竞选时的那种四分五裂的状况。”
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T.阿格纽和一群朋友及记者在安纳波利斯他的办公室里听到了这段广播。阿格纽是三天前刚在安纳波利斯成立的全国支持洛克菲勒委员会的发起人，他当然一心一意指望洛克菲勒出山当竞选人。他对记者们说，洛克菲勒这一决定，使他“极为惊讶，失望之至”。
过了一个星期，我和阿格纽会谈了两小时，他的才智和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谈后，他对记者说，他仍拥护洛克菲勒，所以还不准备公开表示支持我。不过，说到我时，他说道：“我对他评价很高。他是个领先者。”
我的日程表上原来安排要在3月31日（星期日）的晚上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谈谈对越南战争的看法。我打算提出建议：美国应努力设法说服苏联减少对北越的军事支援。我还计划对约翰逊在军事战线上采取逐步升级的政策进行严厉的抨击。
星期六下午，我正对讲演稿作录音前的最后润色时，消息传来说约翰逊要求各家电视广播公司在第二天晚上给他安排一个时间。我别无他择，只能推迟我的演讲。
我把星期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密尔沃基的竞选活动中。由于约翰逊演讲时我正在飞行途中，我请帕特·布坎南注意听他的演讲，并让他在拉瓜迪亚机场接我，在我下机后向我报告。
听了布坎南的报告，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约翰逊细述了他为战争降级所做的最新努力，特别强调他本人要为获得和平而献身。接着，他发表了美国政治历史上最出人意料的一项声明。他说他认为不能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哪怕只是一个小时，花在为个人服务的党派活动上面。“有鉴于此，”他接下去说，“我将不谋求也不接受我党要我再当一任总统的提名。”
记者们吵吵嚷嚷，要我对此发表声明。我当时轻率地说了一句，今年真是个“半途而废年”：罗姆尼，洛克菲勒，现在是约翰逊。半途而废这顶帽子对前两人也许合适，可是用来形容约翰逊的行为应该说是用错了。
这些事件的结果使4月2日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初选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我赢得了共和党79.4%的选票，麦卡锡也以56%对34%压倒了已非候选人的约翰逊。
威斯康星初选后两天，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遭暗杀。约翰逊声明的余波尚未消失，现在全国又要陷入一场虽说短暂但却激烈的苦难境地，眼看由震惊而幻灭，由幻灭而失望，由失望而仇恨和诉诸暴力。金死后一小时，华盛顿就爆发了抢劫和破坏，肇事地点离白宫只有六条街。当天晚上，纽约的哈莱姆区和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区也陆续发生了零星的抢劫和殴斗。很快骚乱遍及全国。第二天，抢劫和破坏发展到故意纵火和杀人致死。在芝加哥，肇事分子抢了闹市区一大片商店，结果死了7人，350多人被捕。国民警卫队应召开赴芝加哥，以及波士顿、底特律和其他一些地方。
4月7日（星期日），我飞往亚特兰大向金的家属表示哀悼。我到他们家，看望了他的四个孩子，他们为父亲惨遭暗害还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到金夫人的屋里看望她时，她正在休息，她那沉着与克制的仪容，使我非常感动。她对我的到来表示了谢意，我们谈起了我与她丈夫第一次会见的情景，那是1957年庆祝加纳独立的时候。我告诉她说，她丈夫所主张的应该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以暴力手段来实现全人类机会均等的理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两天后，我又回到亚特兰大参加了葬礼。
马丁·路德·金一生言行所表达的理想主义，是他对民权事业所做的独特贡献。他努力抵制民权运动中的极端主义分子，这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诉诸暴力。也许正是这些人的压力使他有时候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比平时更为激进。不过，你总能和他据理相处。他像他的伙伴一样，并不欣赏那种所谓必须耐心等待才能达到目的的论调。不过，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也意识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的去世使美国黑人失去了一位全国公认的领导人，一位既有超凡的魅力又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能够理智地解决问题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魅力及鼓舞人们和感动人们——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的才能。
金博士死后，我有两个星期取消了一切政治活动。4月19日我才飞往华盛顿，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上露面。我的演说以及演说后举行的生动活泼的提问回答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几天后，我收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来信。
亲爱的迪克：
我在今天早上的报上读到了你在全国报纸主编协会上的演说摘录。演说高超极了。不仅演说，你在提问回答会上的风采更令我神往，充分显示了你的潇洒自如、幽默风趣和击中要害的谈吐能力。
我偶尔听到的口头报道表明，你的竞选进展情况比前几周明朗得多了。起初，自命为行家的人都在这样说：“迪克出任总统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不坏，不过他就是当选不上。”现在，总的说来，这种否定态度都已变为：“没错，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不坏，现在就得看我们能不能把他选上了。”我听到的这些话不仅来自本地人士，还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才是真正的进展，只要这股势头保持下去，要不了多久，信心就会代替疑虑……
忠实的，艾克·E
艾森豪威尔的信给我带来的振奋可以说是从天而降，而且非常及时；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纳尔逊·洛克菲勒却宣布重返竞选，与我对着干。
4月30日，洛克菲勒在奥尔巴尼举行记者招待会，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的声明。他解释道：“过去几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事态，显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即将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于是，他宣布决定出任候选人。
洛克菲勒是在马萨诸塞举行初选那天宣布他的声明的。约翰·沃尔普州长，我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坚持以本州拥护的总统候选人这种“宠儿”资格参加初选。洛克菲勒靠着那些投非原定候选人的选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以 9.5%的多数赢了沃尔普。这次胜利使沃尔普极为尴尬，把我惹火了，但洛克菲勒被捧上了天。马萨诸塞所有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34名代表都归到了他名下，他这次复出竞选的第一炮打得很响。
但洛克菲勒参加竞选为时过晚，已不可能把他的名字作为候选人排进其余各州初选的选票上。我敢肯定地说，他推迟登场是故意安排的，免得自己被揭穿而有落选的危险。
既然洛克菲勒复出参加竞选，我就得注意另一个热衷于竞选的候选人的动静了。罗纳德·里根在只有两个人竞争的党代会上是赢不了我的，但是有洛克菲勒从左翼捣我的鬼，里根倒很可能会看到他不仅只是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的“宠儿”，而是有着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前景了。
因此，当里根同意把他的名字正式列入内布拉斯加州5月14日初选的选票上时，我毫不惊奇。他否认他个人在这方面作过任何努力，但是支持他的人却替他出了很大力气，其中包括在全州范围电视观众最多的时间，播送了几场非常显眼的半小时电视纪录片。支持洛克菲勒的人则发起了一场投非原定候选人票的运动，买下了247个电视节目时间和564版报纸广告栏。尽管他们那么卖劲，结果我还是以70%对22%超过了里根，而洛克菲勒则只有5%，远远落在后面。这是迄今为止共和党党内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初选，我对这次结果是很满意的。
现在，俄勒冈州的初选是关键了，这是我参加初选的最后一个州。6月4日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是里根的天下，因为我早就决定不向他那“宠儿”地位挑战，以免给党带来分裂的危险。洛克菲勒和里根至少在那时采取了共同的战略：使我放慢步伐，刹住我的势头，赢得时间，等到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全国党代会上发起最后攻击。我担心俄勒冈，因为里根手下的人正不惜代价地作最后冲刺，他们在这个州总共花了好几十万美元。而为洛克菲勒拉票的人也下了同样多的本钱。
我决定在俄勒冈加倍努力地干，与里根和洛克菲勒不同，我采取到州里进行竞选的做法。里根不能亲自去，因为他自己说过不当候选人，而洛克菲勒则不敢去，因为万一他去了那里而又败阵而归，局面就会对他更不利。
于是里根照常放他的纪录片，洛克菲勒则成百上千版地大登其广告，可是结果还是我的战略最见成效。在这最后一场初选考验中，我得到了超过73%的选票，把里根的23%和洛克菲勒的4%远远抛在后面。
那天晚上，在波特兰市本森饭店我的套间里，一种与1966年选举之夜相似的满意之感又涌上心头。但事情远远未结束，只是开始走上轨道了。
1967年6月间，鲍勃·霍尔德曼给了我一份备忘录，谈了在近代总统竞选中使用新闻工具的问题。他强调在如何使用电视方面应有创见。他写道：“对政治竞选活动来说——就其竞选技术和战略而言——走出黑暗时代，进入人们肉眼随处可以看到的新的华丽世界的时刻已经到来。”霍尔德曼正确地指出，在一次竞选期间，一个候选人要作上百次演说，但直接会见的也只是几十万新的可能支持你的人。与此同时，活动搞得这样紧张则会使候选人“晕头转向，被爱慕他的人弄得昏昏然，遭到对手支持者（收买来的捣乱分子）的嘲笑和奚落，被一个接一个的狂热集会的超级刺激弄得误入歧途。总之，弄得他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研究对手的战略和言论，没有时间部署自己的战略，考虑自己的讲话。难怪这种老一套的竞选手法，简直跟白痴的水平不相上下”。
霍尔德曼备忘录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研究采用那些使用电视的新途径。
在纽约，我的顾问小组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观看过去几年里我在各种各样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被摄下的旧电视新闻剪辑。目的是要看看我这个候选人与这种新闻工具配合得如何，然后定出究竟哪种拍摄方式最为有效。他们分析了每一个镜头，认为场面越自然，我应付得越好。在这一见解的基础上，决定我应广泛利用问题回答会的形式，不仅在记者招待会以及有学生们参加的公开提问会要用，而且在我出钱买下的政治节目中也用。
在竞选运动中，它逐步形成了所谓“舞台人物”手法：让我一个人独自站在舞台中心，四周没有摆设，外围则是层层听众。我就在这种舞台设计的场面中接受普通公民们的提问，有时候提问者里也有一些地方报刊的记者。
在1968年，要赢得总统提名并当选为总统，南方各州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1964年，亚拉巴马的乔治·华莱士州长在民主党三个初选区内搞了一场实质上是种族主义的竞选活动，他那过火的表演曾使民主党的党魁们都感到很难堪。1968年，华莱士决定采取更加全面的保守路线来扩大他的号召力，并且通过第三党来争取得到提名。他正在设法把他的名字列入尽可能多的州的选票上去。
在共和党方面，把许多南方共和党人的心搞得飘飘然的是罗纳德·里根。他讲着他们保守派的共同语言，口齿清晰，感情丰富。南方的代表们在最后一分钟被他娓娓动听的高谈阔论争取过去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在获得提名以前，我得特别注意在右的方面出现的突发性危险。同样危险的是，如果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分裂，那就会把里根派分子推到华莱士的阵营去。
5月31日，我飞往亚特兰大去参加全国党代会举行前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共和党南方各州的主席正在举行会议，两天里我用了好几个小时与这些头头们进行个别或分组交谈。我毫不掩饰这次旅行的目的：尽量讨好他们，努力争取他们的选票。
我事先邀请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去亚特兰大，他赶来参加了一次会。瑟蒙德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做过1948年南方州权派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64年，他由民主党转成共和党，支持过巴里·戈德华特。现在他是南方最有势力的几个共和党领袖之一，他的支持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曾私下跟瑟蒙特商谈过好几个月，我确信，只要在两个对他来说极为关心的问题上满足他，他就会加入我的竞选行列。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国防问题。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坚持美国应在军事力量上无可置疑地居世界首位；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第二个问题则带有狭隘的偏见了：瑟蒙特要求提高纺织品进口的关税，以保护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工业。考虑到政治现实，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附和他的，但我告诉他说，在考虑采取提高关税一途之前，我们应该先努力设法使日本及其他国家同意自愿减少向美国的出口。在人权问题上，瑟蒙特知道我的立场跟他迥然不同。我赞成1964年的民权法案，而他则持反对意见。他虽然不同意我，但他对我的诚意与坦率还是尊重的。他知道，我是会把这项法律付诸执行的，但我不会把南方当作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会议结束后，我得到了瑟蒙德支持我的诺言，这对抵制里根从右的方面搞我的鬼是很有作用的。
我与帕特、特里西娅、朱莉以及戴维·艾森豪威尔在我们纽约的公寓里看电视报道加利福尼亚初选结果。由于时差关系，我只看到趋势大体明朗时就睡觉去了。显然，鲍勃·肯尼迪正从俄勒冈败于麦卡锡的境况中翻过身来。我认为休伯特·汉弗莱宣布当候选人的时间拖得太长了，我觉得一旦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初选中获胜，那就再也没有办法可以阻止他那股主宰一切的势力的发展了。我上床时说：“看来很可能我们要跟鲍勃对抗了。”戴维和朱莉说他们要看完才睡，到第二天早晨再把结果告诉我。
过了不久，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戴维一遍又一遍叫我的声音：“尼克松先生，请原谅，尼克松先生。”我终于睁开了眼睛，看到戴维站在我屋里。“什么事？”我问道。“有人对肯尼迪开枪行刺，”他说道，“人还活着，但昏过去了。他一发表完胜利演说就被刺了。”
我跟千百万美国人一起，心里都在琢磨，这样可怕的悲剧怎么又一次落到肯尼迪家族身上？谁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疯狂行为要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
次日，我正在书房里工作，帕特走了进来，泪水汪汪地说：“迪克，那可怜的鲍勃刚咽气。电台正在广播这件事。”
鲍勃·肯尼迪跟我在政治上是完全对立的两派，代表着全然不同的选民与不同的哲学。我们的信念与风格毫无相似之处。但我们像所有的政界人物一样，都把自己的精力与生命奉献给公众，为公众服务，都是这个没有特许权的俱乐部的会员。对于危险，我一向是持宿命论观点的。但是如此草菅人命的惨事仍然令我悲哀又心寒。
帕特和我参加了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的葬礼。鲍勃的兄弟爱德华致了悼词，那雄辩的语言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俩。
全体候选人在葬礼后几周内，默契地推迟了竞选活动。约翰逊总统下达了命令，要保卫人员不分昼夜地保卫好所有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和他们的家属。
我6月底重新开始竞选活动，在这以后，除了偶尔短暂休息几段时间外，马不停蹄地一直进行到11月5日大选日那天。
党代会的日子临近了，尽管洛克菲勒和里根这两股势力不遗余力地打击和拉拢各州的代表，我还是保持了领先地位。由于洛克菲勒不愿跟我在初选中进行较量，他现在手头上只留着一张可以打出的牌：“输家发牌权。”他将尽力表现出他比我更有把握在11月的大选中取胜。
为此，他发起了一场荒唐的“民意战”。他给我发来了一封一本正经的电报，并于7月9日公之于众。在电报里，洛克菲勒提议：一、要我同他举行一次辩论；二、要我和他联合搞一次民意测验，考验一下我们在选票量大的地区各自的实力。这些民意测验结果将交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供他们在决定提谁的名时使用。我从未听说过用这样一种荒唐可笑的办法来决定党对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显然这是出于绝望的孤注一掷。
洛克菲勒不顾我反对他这项联合民意测验的建议，自行其是地干了起来。他雇了一家民意测验公司，然后又花了好几百万美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规模庞大的广告宣传竞选活动，显然用意是要在进行民意测验时影响一下舆论。在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洛克菲勒陆续公布了他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他在几个关键的选举州里领先了。
我的战略是不到最后决不回击。我自己搞的民意测验表明，在这同样几个关键的选举州里，我与洛克菲勒不相上下，或者甚至比他还好一些。回击的念头一再强烈出现，但我克制住了。我完全有信心击败洛克菲勒，但我不想被他拖入一场两败俱伤的混战，因为那样做只会有损于我在秋季得胜的机会。
洛克菲勒不断搞他的民意测验数字游戏，我则按我的原计划紧张工作，着眼于巩固我在代表中已获得的支持，同时也不断争取更多的代表，以保证在第一轮投票时就获得胜利。为此目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艾森豪威尔的认可。
艾森豪威尔不乐意卷入代表大会前的搏斗中。我知道他倾向于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后才拿出他的认可声明，以显得党是团结统一的。不过我也知道他心里是要提我作候选人的，于是我请他以前的高级顾问、现在站在我一边的布赖斯·哈洛出面致函艾森豪威尔，敦促他在代表大会前认可我。
7月15日，我到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医院探望了艾森豪威尔。他的笑容没怎么变，但脸上的皱纹却深得多了，年岁与疾病真不饶人啊!寒暄了几句以后，他提出了认可的问题。我们主动提出的要求显然很有效果，他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说：“迪克，我不希望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任何怀疑。我挑中的就是你。好啦!”他同意在7月18日发表他的认可声明。他的声明措辞有力，直截了当，对我的帮助可大啦：
争论如此激烈，时代如此动荡，以致我决定打破我个人的先例，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发表对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认可声明……
我支持提名理查德·M.尼克松为我党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的候选人。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我赞赏他在我任总统期间对美国作出的卓越贡献，更重要的是，因为我钦佩他的个人品格：才智出众，机敏泼辣，果断有力，热情饱满，尤其是他的忠贞不渝。我觉得如果能在1969年1月把迪克·尼克松安置进白宫，那对美国的安全、繁荣和国力以及世界和平事业都是最为有利的。
声明发表后，他送给我一份抄件，并在抄件的顶端亲笔附言：“亲爱的迪克，这个声明是我真心实意乐于写就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7月26日，我去华盛顿听取约翰逊总统为所有总统候选人提供的情况介绍。那天早些时候他已向乔治·华莱士作了介绍，当我抵达白宫时，约翰逊、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都在等我。
情况介绍的核心问题是越南。谈到我们是否应单方面停止轰炸北越时，约翰逊很带感情地谈到在南越服役的士兵以及他得给死难者的家属写慰问函的问题。他问道：“难道我可以跟孩子们说，我们就要停止轰炸，让他们增加30%的卡车满载枪炮弹药源源南下，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来打死你们，这能行吗？”
最精明强干、最受人尊敬的国务卿之一的腊斯克指出，美国如果没有获得体面的和平解决就从越南撤出，亚洲其他地区就会一片“混乱”。他说，他坚持这一看法，跟什么“多米诺骨牌”理论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认为那个理论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他相信，美国从越南撤走，势必让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亚洲大陆唯一大国，结果就会造成一片混乱。
情况介绍的关键部分是有关停止轰炸的问题。约翰逊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事实上他已经提出了停炸的建议，而且苏联人和北越人都在进行认真的考虑。就我们方面来说，以前的停炸都未收效，对此他牢骚满腹。他坚持不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说：“如果我们停炸，总该从对方得到点什么才行呀！”他向我保证，眼前不准备搞停炸。他打算等待下去，一直等到北越及其后台苏联愿意接受合理条件为止。我说我将继续支持我们在越南的目标，尽管我对目前已经采取的策略是有意见的。我还保证，要是共产党方面万一转而同意约翰逊所坚持的条件以换取停炸，我决不做有损我们谈判立场的事。
等到介绍结束、众人离去之后，我眼前的约翰逊一下子变得像只泄了气的皮球，显得苍老又疲惫不堪。他啰啰唆唆地大讲特讲他决定不再参加竞选的事，声音喑哑沉闷。他举了许多理由，并且多方暗示说，自从1967年8月以来，他就一直在考虑不参加竞选的问题。但是他只字不提尤金·麦卡锡和鲍勃·肯尼迪，对这两个竞选者所造成的各种压力他也一声不吭。
在送我出门时，他又恢复了老样子，镇定自若起来。他表扬了J.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感激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支持，恭维我的一家，还说刚收到戴维·艾森豪威尔的来信，表示支持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
当我们握手告别时，他说：“你知道，迪克，有人说我权欲熏心，这全是废话。对于掌不掌权的问题我他妈的从来都不在乎。我之所以想当总统，无非就是为了可以有个机会为国家做点好事。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当约翰逊大谈他用权之道的时候，我心里琢磨的是，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大权不落到纳尔逊·洛克菲勒手中。他丝毫没有罢休的念头。直到开代表大会的前夕，他还在如痴如狂地搞他的民意测验。他到迈阿密海滩时带着大把大把的统计数字，以便分发给代表们。不过他的努力看来收效甚微。
洛克菲勒是公开地干，而里根则继续忸忸怩怩地谋求做候选人。但他的意图是谁都清楚的。早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他就曾不断把南方的代表们接到加利福尼亚去和他见面，并在思想方面拉拢南方的代表们，使他们难于拒绝。代表大会举行前三星期，他又带着他的首席拉票专家克利夫顿·怀特作了一次南方之行。
里根来到代表大会，立即在代表团各种会议上开始他那“顺便访问”活动，以他的风度和口才博取代表们的好感。最后，他于8月5日星期一粉墨登场。比尔·诺兰代表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干部会议宣布，干部会议通过决议，确认“里根州长是一个杰出的、真正的总统候选人”。
过了不久，迈阿密海滩就开始流传“挖墙脚”这一新词句。洛克菲勒和里根两人都兴致勃勃地试图说服代表们，说我还不一定有把握获得总统提名；他们把两股力量纠合在一起，用以说明我的实力正在消退，支持我的代表人数正在减少。
替这两位候选人作说客的干将们，缠住抵达迈阿密的代表不放，硬要他们相信，我还不能稳得总统提名。当这些紧张的活动在迈阿密进行的时候，我正在长岛的东端蒙托克角，乘代表大会召开前最后几天的工夫草拟我接受提名的演说稿。
里根宣布做候选人的那一天，帕特和我飞到了迈阿密。我们受到了群众盛大而热情的欢迎。抵达希尔顿广场饭店顶楼的套间后，我立即打电话给约翰·米切尔。
“约翰，搞到多少票啦？”我问道。他咯咯一笑，以他特有的沉着自信回答道：“我对你说过你甭担心嘛，迪克。一切都很顺利。”当我向迪克·克兰丁斯特提出同一问题时，他也一样蛮有信心。克兰丁斯特和米切尔都是负责同代表们联系工作的。不过，洛克菲勒与里根这两股势力的结合正在劲头上。洛克菲勒做北方和中西部各州代表的工作，里根则力图破坏我的南翼。
几个月的艰苦劳动总算没有白费。斯特罗姆·瑟蒙德和得克萨斯参议员约翰·托尔亲自去看望或打电话给各个代表团，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遗余力地加固南方的堤岸，挡住里根浪潮的冲击。托尔称这为“永远攻不破的灰色防线”。
守住南方各州并不是我们要应对的唯一问题，还有其他几个麻烦的州。例如，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兹就依然坚持要当本州的“宠儿”，这样一来，俄亥俄全部选票都给他弄走了，而其中的大部分本来会在关键的第一轮选举中投我的票的。乔治·罗姆尼也不肯放弃他的“宠儿”地位，虽然他那个州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支持我的。
到8月7日星期三晚上，我已经满意地掌握了取胜所需的选票。经过反复核实，我确信里根或洛克菲勒已无获胜希望。他们口口声声提到的“挖墙脚”纯属政治手段而已。除非出现奇迹，他们两人中谁也无法取胜，即使还有后一轮的选举也是枉然。
有些观察家硬说我赢得提名后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说什么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场使人厌烦的加冕典礼，这完全是瞎说一通，根本无视我为了获得成功所付出的几个月艰苦努力。那些不喜欢我当候选人的评论员们感到真正恼怒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振振有词地硬说我是由于党内大亨们的安排才得以取胜的。作为自始至终经受了初选考验的唯一候选人，谁也无法硬说我不是我党广大群众推选出来的。
提名活动开始时，我邀请了一小批朋友和我的工作班子到我的套间里跟我们全家在一起：帕特、特里西娅和她的朋友埃德·考克斯以及朱莉和戴维，还有罗斯·伍兹、鲍勃·霍尔德曼、帕特·布坎南、德怀特·蔡平、雷·普赖斯以及莱恩·加门特等。约翰·米切尔坐镇停在会议大厅外的通信指挥车内，与大家保持不断联系。罗杰斯·莫顿充任现场经理，哪里需要他就奔向哪里，找犹豫动摇的代表作临阵鼓气。迪克·克兰丁斯特负责现场监督巡回于会议大厅，直到最后一票统计完毕为止。
特德·阿格纽在大会开始提名时提了我的名。米切尔事前问过他是否愿意担任此项任务，并透露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任务完成得出色，可考虑他作二号人物的候选人。就这个意义上说，阿格纽的提名演说至少也是一次考验。
决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投票开始了。第一个是亚拉巴马州。我们稳住了阵脚，顶住了里根的入侵，我得了14票，里根得12票。沃利·希克尔提供了阿拉斯加州12票中的11票，只有一票除外。巴里·戈德华特把亚利桑那州全部选票都给了我。唱票过程中头一个有问题的州是佛罗里达州。当该州的34票中有32票为我所得时，第一个难关算是闯过去了。
在伊利诺伊州的58名代表中，尽管查克·珀西在最后一分钟倒向洛克菲勒，我还是赢得了50票。
从马萨诸塞州一直到内华达州，这中间没有什么惊人的变化。第二个难关来到了：新泽西州。马上就要轮到该州投票的时候，约翰·米切尔从指挥车上来了电话。“迪克，”他说道，“我看，你可能在新泽西州会有意外收获。不过，恐怕克利夫·凯斯永远也不会让你再度跨过哈得孙河。”为了对付自由派参议员凯斯的顽抗，米切尔设法向大西洋城的共和党实力派弗兰克·“哈普”·法利求助，终于打开了新泽西州代表团的缺口。这就牵涉到凯斯本人的利益了，于是他在最后一分钟决定充当“宠儿”的角色。不过这“宠儿”候选人显然是属于洛克菲勒战线的，所以我们只得尽量设法说服代表团内支持尼克松的代表们主张可以独立行动。凯斯虽四面楚歌，败局已定，但他仍不愿轻易罢休，也不肯体面退出。代表团内部争斗相当激烈，到最后他提出代表团每个代表分别表态。于是点每一成员的名进行公开表态。这一招也失败了；每点到一个代表的名字并喊出“尼克松”时，电视屏幕上就露一下凯斯的镜头，只见他绷着脸坐在椅子上，一副委屈受辱的样子。我注视着屏幕上的他，不由得想起当年我们在众议院共事的经历，也想起我怎样在1954年帮他竞选，让他以勉强拥有3000票的多数赢得了他的参议员席位。所有这些因缘都在这一天晚上断绝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再恢复不到以前那个样子了。新泽西州的40名代表中，拥护我的占18人。
点到纽约州的名时，我居然能在洛克菲勒的老根据地搞到4票。詹姆斯·罗兹拒绝放弃他的“宠儿”地位，死抓住俄亥俄州代表团不放，对此我是感到有点吃惊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雷·谢弗，像查克·珀西一样，在最后一分钟倒向了洛克菲勒。不过由于他自己放弃了中立，他的代表团也就可以自由行动了，于是我们进行了一次突袭，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我取得了全州64票中的22票。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外事件了。威斯康星州帮我得到了第一名。决定性的选票居然来自一个基础性的州，这当然使我心情愉快。
最后计票结果显示，我共得692票，比所需的票数多了25票。罗纳德·里根摆出一副党内实力人物架势，作出团结姿态，动议全体起立欢呼提名得到一致通过。
我们算是登上半山腰了。根据1960年和1962年的经验，我知道登上这后一半会困难得多。
过了几分钟，洛克菲勒来电话对我表示祝贺。当我对他说我理解他的失望心情，他大笑着说道：“里根没有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为我们取胜。”他恭维我战略成功，并保证11月大选时全力支持我。
现在，我得找一个竞选伙伴了。两周以前，约翰·米切尔和我曾经初步——也是非常秘密地——决定这位子应该给阿格纽。但是正像许多最重要的决定一样，在宣布以前是不算最后决定的。我还要推敲推敲，权衡利弊，听听旁人的见解。这只能算是个暂定的选择，还可以更改的。
和阿格纽谈话给我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具有极大内在力量的人。虽然他在对外政策方面没有经验，但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直觉本能似乎与我差不多。他博得了一个老成持重、见解进步、办事得力的州长的美名。在民权问题上他采取向前看的立场，但坚决反对以暴力推动这一事业。作为巴尔的摩县前任县长，他对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工作都专心研究过。他很关心国内城市地区的困境。看来他为人稳妥、沉着，举止端庄，这些条件无论对他作为候选人，或者我们获胜后出任副总统来说，都是很有利的。
从严格的政治立场出发，挑选阿格纽完全符合我们制定的11月大选战略。由于乔治·华莱士参加竞选，我不可能囊括南方全部选票。因此，必须争得围绕着南部的所有各州——边界州——以及中西部和西部的几个大州。阿格纽在地域上符合选举要求，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温和派，他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合适的。
我和他在代表大会前的两次会谈中，关于考虑他做副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问题连提都未提过。当我问他，如果我们在11月获胜后他想干什么时，他说他对阁员地位不感兴趣，如果真有空位的话，希望我考虑给他一个联邦法官的职务。
在总统提名决定后那天晚上，我召集了一连串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会上我故意只字不提我那暂定的选择，连曾经考虑过这回事都不提。到会的人提得最多的名字都是些众所周知的人物：罗姆尼、里根、约翰·林赛、珀西、马克·哈特菲尔德、约翰·托尔、乔治·布什、约翰·沃尔普、洛克菲勒——只有一次偶尔提到阿格纽，有时候还同时提到科罗拉多州的约翰·洛夫州长和华盛顿的丹尼尔·伊文思州长。
会议对哪个候选人都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除了阿格纽一个人之外，都被一一排除了。作出最后决定前，我又分别询问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和老同事，问他们本人愿不愿当我的竞选伙伴。
第一个是鲍勃·芬奇。鲍勃也许是我政治方面最亲密的朋友了，他在1966年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职位后，已成为党内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我知道他会表示拒绝，但还是对他说：“你有林赛所具备的许多优秀品质。你年轻、朝气蓬勃，你对党、对独立选民都有很大吸引力。”他对我的建议万分感动，但还是坚决不接受。他争辩说，从副州长一下子跳到副总统会被人们认为蹿得太快。此外，他过去当过我的助手，又是长时期的密友，因此也会被人们说成是任人唯亲。还有，他与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已成为冤家对头，如果挑选了他，里根的支持者肯定会非常反感。
接着我把罗杰斯·莫顿拽到一边。我对莫顿极为钦佩，而且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我们都意见一致。他是来自马里兰州的众议员，因此很了解阿格纽。我请他对阿格纽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坦率的评价。莫顿舒展了一下他那魁伟的身躯，沉思了片刻。他说阿格纽可能是个很合适的候选人，虽然有点“懒散”，他赶忙补充道，他这样说不是有意贬低阿格纽，只是提醒我注意，如果挑选阿格纽为候选人的话，那就得把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说到这里，我突然给了莫顿一句：“罗格，我看也许挑选你更合适一些。”
莫顿笑了一下，接着十分认真严肃地说道，作为众议院成员，他担当不起这一职务——或者至少说，缺少做候选人的资格。“如果你要我说实话，”他说道，“要是在我和特德·阿格纽两人之间挑选一个，特德做候选人比我强。”
他这句话帮助我作出了决定。如果莫顿说他想当候选人的话，即便在这么晚的时刻提出来，我也还很可能挑选他。在政治上看，他和阿格纽都具有掌握边界州的优点。我了解他比了解阿格纽要深得多，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竞选活动家之一，才智最为出众，也是党内最机敏的政治家之一。
经与米切尔最后商定，我终于作出决定：选定阿格纽。我请莫顿打电话告诉他。
约一小时后，我下楼告诉等候消息的记者们。听了我的声明，人人呆若木鸡，个个惊讶失色。在我宣布了我的抉择后不久，阿格纽接见了新闻界人士，在一连串连珠炮似的、不怀好意的提问下，他表现得很出色。他承认他的名字尚未家喻户晓，但他对大家保证说，他要努力工作，改变这一情况。
我立刻回过头来对我的接受提名演说作最后润色。这篇竞选演说实在太重要了，无论哪一篇竞选演说也不会吸引比这数量更多、更专心致志的听众了。
当我准备动身去会议大厅时，有人针对我挑选阿格纽这件事，企图组织起一支小小的造反队伍。党内一些自由派分子，在纽约州众议员查尔斯·古德尔和罗得岛州长约翰·查菲带头下，想拉约翰·林赛出面，要在大会场上向阿格纽挑战。在遭到林赛拒绝后——其实是布劳内尔从中调解后，林赛才同意提名阿格纽的——这些异端分子又转而去拉乔治·罗姆尼领头进行挑战。
我最初的反应是，这种拉选票的活动无非是要让代表们出出气，无关大局。但我仔细想了一下这种挑战闹事问题，不由得就生起气来了。对共和党来说，今年再没有比团结一致更重要的事了。我们经不起1964年的再次重演。我问米切尔有什么对策。他倒是漫不经心地说：“哎呀，迪克，管他娘的，事情就会过去的。”米切尔是个顶呱呱的竞选经理，可是他缺乏政治经验，预见不到这种貌似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会有什么后果。我对他说：“约翰，我们一定得认真对付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我决不容忍这类反叛行为。要是这批输不起的家伙现在干出这等事而不受惩罚，赶明儿我当了总统，他们会照干不误。这是承认不承认我这个领导的问题，我非坚持不可。不能让阿格纽第一次在全国露面就出丑。”
我要他放手对这些代表进行纪律制裁，因为在这场挑战中我希望尽可能不丢掉选票。
反叛很快就夭折了，阿格纽得了1128票，罗姆尼只得了186票。大会闭幕后没有几天，罗姆尼写信给我：“我8月9日的便条及附上有关提名副总统候选人造反事件的新闻报道谅已收悉。正如有人事后所说，这事就像是吃饱饭后打了一个嗝一样!消除了紧张，支持你的力量也团结起来了。”
帕特和我走近会议大厅中央讲坛时，全场欢声雷动，震耳欲聋。对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除大选得胜外，再没有比接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更心满意足了。
1960年，我为捍卫艾森豪威尔的政绩而全力以赴；现在是1968年，我成了对即将卸任的政府的挑战者，因此我觉得，应该提出较之前更为严格的要求。我完全按照我所了解的新的实际情况，详细地谈了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
美国当今之动荡不安，并非由于人民不尽职责，而是领导人玩忽职守。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在一场越南战争中被拖了四年之久而且望不到尽头；
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居然管理不好自己的经济；
具有最伟大的法治传统的国家居然被前所未有的不法行为弄得怨声载道；
一世纪来以机会均等闻名于世的国家居然被前所未有的种族暴行弄得支离破碎；
而且，合众国总统居然无法在国外或在国内各大城市旅行时，毋庸畏惧敌意的示威抗议——因此，现在是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有新的领导的时候了。
我的美国同胞们，今晚我接受挑战并承担责任为美国提供新的领导。
我把演说的结尾写成一种我个人的自述，用以证明我们美国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人人都有发展的机会。我是有意把结尾写得夸张一点的，但它却完全是真事。
今天晚上，我见到一个孩子的脸庞。
他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不管他是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是墨西哥裔、意大利裔，还是波兰裔，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是个美国孩子。
在那个大城市里，那个孩子的存在比任何政治家的诺言都来得重要。他就是美国的化身。他是诗人，他是科学家，他是伟大的教师，他是骄傲的匠人。他是我们希望能成为的一切，也是我们敢于梦寐以求的一切。
他像孩子那样甜蜜入睡，美梦不已。
当他醒来时，见到的却是贫穷、漠不关心和失望的可怕现实。
他在学校里成绩不好。
他最后得靠社会福利过活。
对他来说，美国制度固然喂饱了他的肚子，却使他的灵魂感到空虚。这使他心碎。最后美国制度又很可能使他丧命于遥远的疆场。
对这块富裕土地上上百万的儿童来说，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前景。
但是，这也只是我所见到的美国的一个侧面。
今天晚上我又见到了另一个孩子。
他在夜间听到火车奔驰而过，梦想着他很想去的遥远地方。
看来好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但是生活帮助他踏上了他的历程。
他有这样一个父亲，没有读完小学六年级就得去工作，最后拿出他的全部所有，让孩子们上了大学。
他有一个温良的教友派母亲，对和平无比热爱，当儿子参军时她吞声悲泣，但她又懂得儿子非去不可。
他受到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出色的橄榄球教练和一个富于灵感的牧师的鼓舞，勇往直前。
他的勇敢的妻子，和忠诚的孩子们，和他同胜利共患难。
在他选定的政治生涯中，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后来的几百人、几千人，以致最后成百万人都为他的成就努力奋斗。
今天晚上，他就站在你们面前——被提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候选人。
总的来说，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在电视上，看起来也是很好的。大会后第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我以45%对29%领先于汉弗莱，差数为16%。
大会结束后，我们一行立即飞往加利福尼亚。途中阿格纽和我在得克萨斯停留了一下，会见了约翰逊总统、腊斯克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万斯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他们根据约翰逊要为每个候选人提供情况的命令，向我们作了全面的情况介绍。
约翰逊和腊斯克前来迎接我们，我们是乘总统直升机到约翰逊牧场的。天气非常热，我们都脱了上衣。约翰逊开朗、友好，看来他对不作本选举年的候选人一事已开始适应了。
会见后，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有牛排、鲜玉米棒，还有约翰逊夫人做的家常小甜饼。约翰逊驾车把我从牧场送到直升机场。途中，他领我经过他诞生的小屋子，指给我看了他父母的墓地。亲眼看到约翰逊在牧场的生活，我才觉得我对比利·格雷厄姆说过的话有所理解了，他说，约翰逊“爱恋乡土”，老是盼望着回家乡。
我刚要上直升机，约翰逊的一条家犬突然从我胯下蹿进机舱，引起了一阵大笑。我只得抱起这头小畜生，把它送下舷梯。约翰逊佯装发怒，高声嚷道：“迪克，你坐了我的直升机，又要抢我的总统宝座，现在你还想把我的狗带走呀!”
1968年的总统竞选运动，有7个州是关键性的：纽约、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和密歇根。我在1960年只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这次我至少要拿下3个州才有机会赢得大选。
最南部地区必然会归乔治·华莱士。我如果不在民权问题上让步——而这正是我不愿做的——我是无法在那里与他匹敌的。但我决计不放弃南、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弗吉尼亚以及位于南部边缘地区的任何一州。这些州是我的战略基地，加上我预计能赢的中西部、大平原、洛基山地区以及远西部等地区那些州，我就会名列前茅，进入白宫。
由于华莱士参与竞选，我预料彼此的差距一定非常接近。根据我作的民意调查，投华莱士的选票绝大部分属于民主党人。不过在民意测验统计时，没有列上他的名字，所以他与我得票的比例应大于2 : 1，南部地区尤其如此。因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压低华莱士的得票数。在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田纳西、肯塔基以及弗吉尼亚等关键州里，我们曾经使用过一个非常见效的口号：华莱士总归赢不了。于是我们向可能投华莱士票的选民提出的口号是：“不要浪费你的选票。”
民主党人聚集在芝加哥开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到了比斯坎岛稍事休息，也考虑考虑问题。鲍勃·肯尼迪既然已不在人世，我认为汉弗莱肯定会获得提名。可是尤金·麦卡锡继续进行他那堂吉诃德式的候选人活动。这种对抗赛的结果虽说早已注定，但新闻界却多数同情麦卡锡。这种支持他进行挑战的报道，尽管对全国代表大会挑候选人并无实际影响，但其冲击力将波及全国。
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聚集在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许多人是真心诚意来抗议越南战争的，但也有些可算是半职业性的闹事分子以及受过训练的流氓痞子。他们接二连三地跟芝加哥警察发生冲突，最后，在汉弗莱被提名的那天晚上爆发成一场混战。
和那天晚上看电视的成百万美国人一样，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仿佛证实了我在竞选演说中对他们领导所作的各项指责。电视把芝加哥的动荡夸大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溃乱。当然我知道，提名汉弗莱为总统候选人的劲头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整个竞选期间，他将不得不花大力气去弥补党内的各种分歧。甚至在同警察发生冲突之前，麦卡锡及其热诚的追随者就对这次大会的意见很大，他们连想在讲坛上通过一项和平政纲都办不到。
汉弗莱挑选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S.马斯基当竞选伙伴。马斯基长于政治权术，所以能在传统上属于共和党的这个州连任州长。他出任竞选伙伴大大加强了民主党的力量。
1968年竞选活动中，我计划停留的第一站是芝加哥。9月4日那天，车队横穿该城闹市区。从某方面看，这有风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和该市警察部队受到指责，使该城仍处于气氛紧张和动荡不安之中。但这次冒险之行却很值得。当我的车队中午穿过芝加哥商业区时，居然有50万左右的人出来热烈欢迎我，不断爆发出阵阵热情支持的口号。与汉弗莱目前所处的剧烈对抗境况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我知道汉弗莱不会就此一蹶不振。他的党是个多数党，正如《纽约时报》的汤姆·威克所说：“人们常说道，没有一个共和党员能有尼克松那种能促使民主党人团结起来的本领。”汉弗莱很快就着手弥补他初期的损失。唯一的问题是他何时才能补上，补回多少。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进行的第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我仍然遥遥领先：
尼克松43%
汉弗莱31%
华莱士19%
未表态者7%
但问题是一旦成了领先者，同时就成了众矢之的。
汉弗莱虽然被蒙上了一层输家的色彩，但他在这场战斗中并非孤军作战。除了他的正式党羽外，支持他的还有势力强大的美国劳工组织。尽管知识分子、中上阶层自由派分子以及年轻人暂时抛弃了汉弗莱，但工会的头头们从未动摇过。乔治·米尼一声令下，全国各工会给汉弗莱提供了成百万的美元、几万名义务工作人员、高级的邮件和数据直接处理机，以及其他昂贵的设备。尽管工会的头头们坚决支持汉弗莱，但一般的工会会员则远非团结一致。成千上万的蓝领民主党人在初选期内投了乔治·华莱士的票，汉弗莱未必能够把这些票都接过来。
反尼克松与反华莱士联盟的宣传活动终于开始为汉弗莱效劳了，但还满足不了他的需要。芝加哥的污迹不是那么容易消褪的。林登·约翰逊在白宫闭门不出，讨厌约翰逊政府和反对越南战争的左翼便把汉弗莱当作手头最方便的攻击对象。汉弗莱最初几周出场竞选时，吃够了被再三诘问的苦头，“甩掉汉弗莱”的口号尾随他不放。有一次，竟把他逼得差点在电视镜头面前掉下泪来，因为听众嘲笑谩骂使他无法把他的演说讲完。
为了表明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他与约翰逊没有牵连，汉弗莱于9月30日在盐湖城发表了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他说，一旦他当选总统，第一件大事便是结束这场战争，取得体面的和平。虽说他仍然反对单方面撤军；但他说他将以停止轰炸北越“作为争取和平的可以接受的冒险举动，因为我相信，停炸将导致谈判获得成功，从而缩短战争”。
汉弗莱的讲话是耍滑头。其实它跟约翰逊的主张几乎没有差别，但听起来却好像迈出了新的重大一步。正如反战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指出的，对这篇讲话“不能单凭它的用词来评断，还要研究它的基调……重要的是，汉弗莱的竞选活动最后可能会顺利起来”。《纽约时报》也归结说，汉弗莱的建议“是鸽派可以捞到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毕竟比政府或共和党候选人迄今提出的东西有用些”。鸽派正从此出发抓住这些救命稻草不放；他们开始意识到，尽管对汉弗莱感到失望，尽管芝加哥事件带来了幻灭，但如果不设法挫败我在民意测验中的领先地位，到了11月5日我肯定会当选总统。
自由派的支持和金钱开始源源而来，为汉弗莱的竞选活动助一臂之力。汉弗莱与那些刁难他的人争辩不休的情况大大减少。他们开始集中力量破坏我的竞选活动。他们并不是美国和英国竞选传统上惯用带刺的问题和评语当众诘问候选人的那种人。他们是一批无政府主义暴徒。每当演说一开始，他们就开始大喊大叫一些粗俗不堪而且经常是下流的口号，他们当然不让人家听演讲人的讲话，似乎也不想要人家听到他们叫喊些什么。这哪里是什么进行辩论，早已堕落成为制造仇恨了。
挥舞拳头，举标语牌，骂下流话，这些闹事分子不仅弄得我的日子不好过，就连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代表我在竞选场合露面时也感到不堪忍受。
这些插曲是1968年竞选运动中令人最不愉快的事，也是这一年一些与美国传统不相容的事的象征。直至今日，我还是弄不懂这种奇怪逻辑，怎么竟会把言论自由的权利升级成为容许采取歇斯底里和暴力行动。
在盐湖城演说取得良好反应的鼓舞下，汉弗莱开始向我发出各种挑战，要我与他展开辩论。我决意不上他的钩，不跟他辩论。民意测验表明汉弗莱远远落在我后面，所以任何辩论只会让他捞到好处。此外，汉弗莱心里明白，要是不把乔治·华莱士拖进来，他怎么可能单独同我展开辩论？华莱士作为候选人，已经会使我少得许多选票，如果再做出什么抬高华莱士地位的事，那岂不是自取灭亡？我并不害怕辩论，但一定得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参加与否。由于我不愿辩论，这当然给了汉弗莱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竞选口实。11月15日，他对某些听众说，我是个“沉默的理查德”“胆小的理查德”。
大选后所作的民意测验表明，如果华莱士不在1968年竞选总统，我很可能会像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那样，取得绝大多数人民的选票。但当时华莱士起了破坏作用。他将拉走对“伟大社会”政策感到极其厌倦的那些人的抗议选票。我既要想方设法减少华莱士得到的选票，但又得以负责的态度来做。汉弗莱及其顾问们知道可以利用华莱士来对付我。正如汤姆·威克所说的：“至于说到华莱士，要是没有他在竞选中表演一番的话，汉弗莱也许早就得回到韦弗利老家去养他的火鸡了!”
如果汉弗莱得不到足够的总统选举人票，只要使我也得不够，他仍然有望进入白宫。根据宪法规定，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总统选举就由众议院裁定。既然民主党控制着众议院，几乎可以肯定汉弗莱会与华莱士达成一笔交易，从而使自己成为第37任总统。快到竞选结束时，我向汉弗莱提出了挑战，要他同意得选民票少的候选人应支持得选民票多的出任总统。但是他避不应战，并且表示不同意。
由于在破坏我的领先地位方面没有收到什么可观的效果，于是汉弗莱和新闻界就开始集中力量攻击阿格纽。由于阿格纽完全缺乏全国竞选的经验，不用多久就可以抓住他一句说漏了嘴的话，并把它夸大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阿格纽在提到汉弗莱时，幼稚地用了一句煽动性的行话，称他“对付犯罪行为不力”和“对付共产主义无能”。他还开玩笑地把一位记者吉恩·大石（日裔）叫作“胖日本佬”。
对于这种令人难堪的诬蔑，阿格纽比谁都更难受，但是我佩服他顶住了这股全国性的猛烈的政治攻击——恶毒的漫画、苛刻的非难、尖酸刻薄的评论等。我尽力安抚他，向他说明这一套都只不过是利用他来打击我罢了。
对待阿格纽是这副模样，与此相反，新闻界对马斯基则是一片赞扬之声。如詹姆斯·赖斯顿写道：“缅因州的埃德·马斯基是美国竞选运动中最出色的人物。”《华盛顿邮报》的大标题是：“亚伯拉罕·林肯式的品质——马斯基竞选高潮见闻。”马斯基在竞选中成了新闻界的宝贝，显然是1972年竞选总统的人才。当然，把马斯基捧得老高，不见得会使汉弗莱感到高兴，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当然也要利用它。快到9月底时，他向群众宣传说：“如果对选票上第一号人物有任何犹豫的话，请根据二号人物来定夺!”
大选日前两个星期，我每天从事竞选活动的时间长达18个到20个小时。每次与群众见面时，我都抛出一些新材料攻击汉弗莱。在辛辛那提，我引用了他两年前发表的一份声明，当时暴乱震撼着全国，他说，如果他生活在贫民区里，他也会亲自“领导一场很好的造反运动”。我指出，这种说法构成“成年犯罪行为”，“不配当副总统”。
在俄亥俄的斯普林菲尔德，我挑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即美国丧失威信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世界上为美国恢复威信。美国图书馆遭到纵火烧毁，国旗备受污辱，船只在公海上被国际歹徒抢掠而去，这些事件，实际上等于肆无忌惮地杀害美国青年。”有个记者写道：“看来，那个早年竞选运动中大刀阔斧的竞选家——‘昔日的尼克松’——又回来啦，他这种杀气腾腾的攻击最后只会有损他自己的声誉。”不过我认为，跟汉弗莱打这一仗非常必要，因为几个星期以来，他的攻击性词汇越来越粗鲁了。
在犯罪与正义这两个问题上，如何把我与汉弗莱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公之于世，是我特别加以注意的。他那领导“造反运动”的声明，不过是许多自由派分子制造出来为20世纪60年代暴乱辩护的一种逻辑推理罢了。我指责汉弗莱夸大和过分强调了贫穷为犯罪根源的说法，而且事实与政府信以为真的说教相反，向贫穷开战不等于向犯罪行为开战，也不能代替向犯罪行为开战。
1968年通货膨胀正在势头上，经济风暴的征候也很明显，但是约翰逊政府大炮加牛油政策的真正危害还是在我进入白宫以后才完全暴露无遗。因此，当时汉弗莱还可以用繁荣的纲领进行他的竞选，还可以提出民主党那一套经典式的指控，所谓赫伯特·胡佛以后的历届共和党总统都迫使人民成为失业者。
汉弗莱以他特有的劲头攻击我。他指责我“正在把美国社会中最反动的分子联合在一起”。他忽而把我说成是个惯于“告密”的人，忽而又把我说成是个“牺牲国家利益搞政治蛊惑”的人。
10月28日，汉弗莱居然断言我准备发起“最后一周的凶恶竞选活动”。他警告说：“关门封舱，谨防美国历史上所能见到的最不顾一切、最丑态百出的、不负责任的政治局面。”就在这同一篇什么也不放过的演说中，汉弗莱还表达了他的政治责任感，指责我“主张疯狂地搞核武器竞赛升级，鼓吹使美国生活和美国对外政策日益军事化”。
事实上，不管汉弗莱和其他民主党发言人说了些什么，我在1968年竞选时的语言和行动都是很有节制的。因为我已处于领先地位，没有必要搞过火行动。再说，那年国家的团结已是如此脆弱，我也不想通过一场极度分裂的竞选运动进入白宫。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以43%对31%领先于汉弗莱，几周以后又达到46%对31%。可是，在竞选活动最后几周，差距大大接近，大选变成一场惊险电影。趋势倒转的原因是，老派的民主党人重新归队回到他们父辈所属的党，另一个原因是乔治·华莱士充当的破坏角色见了效果。此外，临近竞选末期，反战的自由派分子决定跟汉弗莱言归于好并投他的票了。在离大选日不到两个星期时，尤金·麦卡锡最终发表了支持汉弗莱的声明。
但最重要的是，帮汉弗莱差一点赢得大选的还要算林登·约翰逊在最后时刻的那一个绝招了。
10月31日，我准备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群众大会上作全国电视演说。那天下午，我留出了一两个小时安静一下。到傍晚，我正坐在书房里写演讲提纲，电话响了。电话里先是白宫电话员的声音：总统要汉弗莱、华莱士和我一起参加电话会议。过不多久，林登·约翰逊说话了。
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巴黎会谈有了突破。在跟他的顾问们广泛商议后，他已决定对北越实行全面停炸。他将于两小时后在电视上发布声明。当约翰逊继续往下说的时候，我心里不由得想了一下，他这一手不管对北越有多大作用，实际上是在我的竞选活动中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约翰逊以辩护的口吻说道：“我和大选没有关系，而你们都和大选有关。我并不认为此举与大选有关。我想你们都需要知道这件事，所以我采取电话通知的方式，把情况告诉你们，至少你们可以对所有事实有个全面完整的了解。”
约翰逊解释说，他说服不了西贡同意停炸条款，因此宣布此事时南越不参加。
约翰逊讲完后，我们提了几个问题，草草敷衍了一下，接着华莱士说：“我为你祝福祈祷。”
汉弗莱说：“总统先生，我们支持你。”
我对约翰逊来电表示感谢，并且附和了汉弗莱的支持诺言。
电话会议结束了，我是一腔怒火，满腹怨气。我认为这是约翰逊在搞有可能决定大选结局的最后一招。难道说，我的一切辛勤努力，到头来得被一个滥用权力的人破坏无遗吗？而这个滥用职权的现任总统还声称已经决定不再寻求连任呢!
我回忆起那年夏天早些时候的一次情况介绍会，约翰逊当时说得多么清楚。那时，他对要求停炸的人嗤之以鼻，坚持说他决不让一辆装弹药的卡车自由自在地运送武器去南越杀害美国小伙子，他的双臂还在空中比画，多么有声有色！
事实上，停炸并不使我感到真正惊讶。几个星期前我就得悉正在制订采取此类行动的各种计划，声明不过是我一直在等待的约翰逊出笼的东西。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出笼的时间。在如此接近大选的时候宣布停炸，若出于政治计谋可说是冷酷至极，若出于真心诚意，则简直幼稚得可笑。
我是通过一条十分不寻常的渠道得悉这个计划的。事情是从9月12日那天开始的。霍尔德曼那天带给我一份约翰·米切尔送来的报告，说洛克菲勒的对外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可以给我们当顾问。1967年基辛格当过约翰逊的秘密信使，通过法国作为中间人，把约翰逊的停炸建议传递给北越人。约翰逊一度甚至建议直接商谈，但北越人态度强硬，“基辛格渠道”终于在1967年10月结束。不过，约翰逊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们仍很尊重基辛格，基辛格也继续同政府的对外政策核心人物有来往。
自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知道洛克菲勒一直在问我需不需要基辛格的帮助，并且敦促我利用这种帮助。所以我告诉霍尔德曼，要米切尔保持与基辛格的联系，并且尊重他绝对不要暴露他的身份的要求。
在第一次会见米切尔后的两星期，基辛格又打电话来了，他说他刚从巴黎回来，在巴黎他听说在越南问题上某些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他建议说，我如果在这一周内一定要谈到越南问题时，最好避免谈出任何新的想法、新的建议。基辛格在竞选期间给我们谈意见时是特别谨慎周密的。要说他真的了解谈判详情的话，他又确实并未泄露给我们。不过，他向我提出警告，免得我胡乱发表一通声明，到头来可能被谈判将一军，他认为这样做还是应该的，而且也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要霍尔德曼请布赖斯·哈洛打电话给参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我提议“请埃弗雷特转告林登，我知道巴黎来了信息。向他暗示，我了解正在发生的事。然后要埃弗雷特狠狠地追问林登，弄明白所发生的事”。我还要霍尔德曼叫阿格纽去问迪安·腊斯克，我们听到的“谣言”是否确有其事。
同一天，我给我的核心参谋人员及撰稿人写了一份备忘录，命令他们把越南这个包袱让汉弗莱背上，不要让约翰逊背。我要让人们看清楚，我认为在战争问题上玩弄政治的人是汉弗莱而不是总统。
几天以后，霍尔德曼给我一份备忘录，送来了更多基辛格通过米切尔途径得来的情报。
我们的消息提供人认为，有一半以上的可能，约翰逊大致将在10月中旬下令停止轰炸。与此相配合，巴黎将有一阵忙乱的外交活动，它并无实际意义，却让人看起来像是很重要的外交活动。
在谈完其他外交事务后，备忘录又提到：
我们的消息来源认为，反对停炸是行不通的，但觉得还应该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也许要有所预料——并且在真正发生时，我们确有准备……
我们的消息来源非常担心约翰逊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预计他会在大选前采取某些行动。
同一天，我得悉迪安·腊斯克已向阿格纽保证过，局势没有什么新发展，政府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在10月发表什么声明。他知道，如果有什么变化，约翰逊会立即打电话给我，不过，腊斯克确也曾说，虽然眼前没有任何计划中的事情，但局势“变化很快”。
10月9日，北越人在巴黎公开呼吁约翰逊在他还能行使职权时停止轰炸。当然，约翰逊知道外界所不知道的情况：关于停炸的秘密谈判早在进行。
三天后，我们接到了基辛格另一份秘密报告，说政府在10月23日之前会有所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大。基辛格强烈要求我避免对汉弗莱有损和平前景的言论发表意见。基辛格相当隐晦地指出：“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里面大有文章。”我觉得基辛格的这份报告含糊得令人不安。他为什么竭力要我避免讲越南问题呢？他又为什么如此坚持主张我放掉汉弗莱呢？我以前对基辛格的可靠性深信不疑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曾一再要求我们替他保守秘密。但是，如果约翰逊的人已经知道他在向我传递消息，因而给他一些假情况，那又该怎么办呢？在如此紧张的政治和外交气氛中，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敢轻信了。
以后几天里，谣传四起，说巴黎要发生什么大事了。记者们纷纷要求了解情况，白宫新闻处为了对付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巴黎无任何突破，局势没有变化。
10月16日，我在密苏里竞选时，白宫来电话，约翰逊要跟三个总统候选人开个电话会议澄清一些事情。来电话时，我正在堪萨斯市的联合车站，准备在候车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我走到讲台后面一个小房间去接他的电话，这个“房间”有玻璃门，像个电话间。在整个通话期间，人们来回徘徊，带着疑问的目光注视着待在这么一小间屋子里的我。
通话质量很差，我憋足了劲才听清约翰逊的话。他叫我们看一下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声明：在巴黎没有什么突破，传说都是错的。他要求我们不要发表意见。他说事实上河内方面有过一些动作，弄不好很容易吹掉。我要他保证，他是否仍然坚持我方的任何让步必须以共产党方面做出对等响应为条件。约翰逊回答说，他依然坚持必须满足以下三条：（1）停炸以后必须立即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2）河内不得侵犯非军事区；（3）越共或者北越不得以大规模的火箭或大炮攻击南越的主要城市。要是真能实现这些条件，我当然会支持约翰逊所做出的任何安排。
当我那天晚上在纽约一年一度的艾尔·史密斯聚餐会上见到约翰逊时，他进一步向我保证说他不会接受任何没有对等响应的安排，同时再次要求我在谈到越南问题时慎重小心一些。会餐后，我指示霍尔德曼传话出去：应约翰逊的要求，我将不做任何批评战争行动的重要讲演。
第二天在曼彻斯特演讲时，我说：“如果在越南能够达成一项停炸协议的话……这个协议不危及美国人的生命，还能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和平而体面地解决战争，那么我们就支持。”我又补充说，“我们不要在和平问题上耍弄政治。”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事是一定会发生的。
越南问题越来越成为全国争论的焦点，不管候选人怎样轻描淡写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对约翰逊在这件事上究竟会有怎样的动作，我如果是无能为力的话，但至少有决心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明确：如果他真的停炸，那至少也得符合我坚决主张的最低限度保证条款。
第二天，在转播波士顿地区的电视节目“问题与解答”时，有人问我有关谣言的事。当时，我一面重申了我的立场，同时也第一次暗示了有些事情正在酝酿之中。我说道：“看来会有某些行动，但我们对此没有把握。关于这方面，我听了全面的情况介绍，不过我不能公开透露。”解答的确是软弱无力的，但我不知道还能多说些什么。
10月22日，布赖斯·哈洛得到了消息。提供这个消息的人的可靠性是毫无问题的，是约翰逊最核心圈子里的人。事后证明，他提供的消息完全正确。我把哈洛写来的备忘录看了好几遍，越看越生气，越看越感到不对劲：
总统正全力以赴要与北越达成交易，可以这样说，他几乎反常地迫切寻找下令停炸的借口，看来他准备接受任何一种安排……
克拉克·克利福德、约瑟夫·卡利法诺、卢埃林·汤普森是这方面的主要参与者。乔治·鲍尔也在其中，虽说是在外围。
正制订周密的计划帮助汉弗莱利用所发生的一切。白宫工作人员与汉弗莱联系密切。已为林登·约翰逊制订了计划，一旦协议达成即可尽快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目标是尽一切可能在11月5日以前全部就绪……
白宫人员仍以为这一招可使汉弗莱赢得选举，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个目标。
我当即发出了一系列紧急命令：要米切尔向基辛格核对一下情况；要德克森和托尔出面公开抨击白宫的行动；要德克森打电话告诉约翰逊，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计划。我甚至考虑派哈洛飞往越南去找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谈话，以便直接了解军方对越南局势的看法。但我这一切只是发泄发泄我的沮丧情绪而已，不管我怎么干，约翰逊始终掌握着主动。
我这些命令的初步结果引起了一些怀疑，究竟哈洛的秘密情报来源是否可靠？基辛格说他从未听说过约翰逊这方面的计划；而德克森与约翰逊当面对质这个谣言时，约翰逊矢口否认，态度异常激烈，连他的多疑的老朋友都信以为真。约翰逊说，巴黎并无新动向，他还责备德克森这么大年岁了，居然会相信这样明显的谣言。
第二天，10月24日，哈洛根据他的情报来源报告说，在前一天已与北越人达成了协议，很快就要公布。我觉得此事令人难以相信，可是哈洛强调指出，考虑到消息的来源，报告的确切性是毫无疑问的。果真如此，那么在约翰逊向德克森侈谈从未考虑任何方案之前，方案就早已定了。
事后来看，我对约翰逊之保守秘密固然无可责备，但对他不与我坦率相见则实在气愤不过。我觉得他至少不该假惺惺地敷衍我，说什么他会让我充分了解情况的。如果向我提供情报的那些人原先就反对约翰逊的政策，把情况捅给我们又是为了破坏约翰逊的政策，那我是不会使用这些情报的。但他们察觉到约翰逊正利用越南战争来帮汉弗莱的忙，因此我认为这就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党派政治了。
我当机立断，即刻把马上就要停炸这一事实公布出去，我认为这是阻止约翰逊在最后时刻兜底挖我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墙脚的唯一办法。另外，我还要给人以印象——而且我深信事实也是如此——即他的动机和他选择的时间，均非单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
我知道，约翰逊最需要的是在他离开总统职务之前能够使和平见诸端倪。如果拖到大选以后，共产党人就会顶到和新政府打交道。因此，往后十天是约翰逊弥补其过失，使他任上光彩些的最后机会，我当然不会为难他。越南问题已使他在政治上、个人威信上一败涂地，如果能够谈判出和平来，他就可以大大恢复他在这场冲突中失去的东西。
但我也确信约翰逊另有所图。我非常了解他这个人，他做什么事都得先在严格的政治天平上反复衡量。再说，哈洛的消息来源清楚表明，汉弗莱与白宫的联系非常积极活跃，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像克拉克·克利福德和乔治·鲍尔这样精明能干的党棍当然明白，应尽一切机会照顾汉弗莱取得政治上的好处。我知道现在我得在政治需要和个人责任之间走钢丝，但是既然约翰逊及其周围许多人采取了纯属政治范畴的行动，那么我至少也有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
于是我在10月26日发表了一项有关和平谈判的声明：
在过去的36小时内，据我所知，在白宫或某些地方，匆匆忙忙召开了一连串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人们告诉我说，政府的高级官员们正全力以赴地要在最近的将来达成停炸，可能还有停火的协议，我得悉这些报告是确有其事的。
有人还对我讲过这股突发的拼劲是约翰逊总统为了挽救汉弗莱先生的候选人地位而做的孤注一掷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并不信以为真。
在竞选中，我从未发现总统在越南问题上和主要的总统职位竞争者的交往中有什么不公正或不坦率的地方……
在我跟他所做的每次谈话中，他都明确表示他决不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玩弄政治手腕。
我知道约翰逊除非被迫去应付明显的党派挑战，一般是不会故意出面支持汉弗莱的，因此我决定尽可能不给总统以口实，使他在公众面前与我翻脸。我最不希望看到约翰逊全力以赴地以他所拥有的白宫全部大权来为汉弗莱撑腰卖力。
我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即便我知道将要出现的事态——事实上好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了——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以及影响范围有多大则完全操在约翰逊手中。
在10月31日麦迪逊广场花园群众集会上，我对政府所做的停炸声明做出了我认为是唯一负责任的回答：“我要说，作为总统候选人，还有我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同意我这样说，不论是他或我，都不会讲出任何有可能损害取得和平的机会的话。”有个记者写道：“昨天晚上约翰逊总统宣布全面停炸北越，这是耍了理查德·尼克松一下，但对副总统汉弗莱来说，则赛过一个可以纵情欢呼的万圣节前夕。”毫无疑问，停炸使汉弗莱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阵狂热的支持。好斗的自由派分子又兴高采烈了。连那些一再发誓不支持汉弗莱的麦卡锡的狂热追随者也找到投他票的借口了。停炸把我最有效的一个竞选口号——民主党领导无方，不能赢得持久和平——连根砍掉了。大选过后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舆论波动得特别厉害，渴望停炸会导致和平解决的心愿，促使大批选民转向汉弗莱。
11月2日，民主党的美梦破灭了，阮文绍总统宣布他的政府不参加约翰逊提议的那种谈判。
阮文绍的反应是完全可以预见得到的。他注视美国政治动态的细致程度不比河内的领导人来得差。本来他就不赞成搞任何停炸，再加上汉弗莱现在讲话又是一副鸽派架势，因此，默认这笔不利的交易当然对他不利。阮文绍表示了不支持，还制造了这样一个印象，即约翰逊的计划考虑不周，执行不力。
阮文绍的强硬态度一发表，我立即要鲍勃·芬奇向记者们放出话去：和平的前景并不像约翰逊声明要人们相信的那样，即将来临。芬奇以“尼克松助理”的资格，对所提背景材料解释道：“我们的印象是全部外交老手都出动了。”接着他说了可供发表的意见：“我看这回是慌乱策划的，总要自作自受的。”
约翰逊看到了夹有芬奇评论意见的报道，大发雷霆，并且让人知道他极为恼火。布赖斯·哈洛要我打电话安抚一下约翰逊。我就在11月3日星期日早晨给他打了个电话。
“芬克这家伙是什么人？”约翰逊问道，“他干吗老缠住我不放呀？”
我说道：“总统先生，那是芬奇，不是芬克。”
他不管我的更正，继续称芬奇为芬克。
我指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开声明是负责任的，因为我必须就我所见的事态发展做出反应。他平息了下来，以后的谈话就变得比较友好了。
阮文绍发表声明的当天，我在得克萨斯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根据今天早上我们获得的初步消息，和平的前景并不比前几天光明。”那天是11月2日，星期六，离大选不到三天。不管停炸与否，竞选运动还得继续下去。我决定把约翰逊的声明看作可能有好处但由于缺乏计划而干得很糟的一次外交行动，而不把它当作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花招。我叫我的工作人员转告我们的发言人提出这一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跟我们的盟国商量就搞了这项协议。
我看到差距正在缩小。汉弗莱凭借他在竞选最后时刻获得的好几十万美元的捐赠和借款，以压倒我们的优势，大笔大笔地把钱花在购买大选前一周的电视时间上。
我在大选前一天安排了一次连续4小时的电视节目，两小时对美国东部播送，两小时对西部播送。巴德·威尔金森是节目的主持人，由他向我宣读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提问。我的一些顾问认为这样做既花钱又劳累，根本没有必要，但我否决了他们的意见。我忘不了1960年的情况，总觉得我应该尽一切可能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做些有影响的事。事实证明这是我竞选运动中最出色的一次决定。如果我们不搞这最后一次马拉松式的电视节目，汉弗莱很可能在大选那天以非常接近的票数闯过去，赢得胜利。
汉弗莱从全国新闻界对他的同情态度中已经大获其利，我觉得我们再不能使汉弗莱这个有利地位增添色彩了。不管理由何在——对他暂时失利的同情，对他自由派观点的偏爱，或者仅仅是由于他这个人讨人喜欢——总之汉弗莱从有利于他的新闻报道中捞到不少好处。
关于这一点，我虽然本能地在竞选期间已经有所觉察，可是我丝毫没想到对汉弗莱的这种偏爱竟会如此强烈，直到1971年伊迪丝·埃弗龙那本考察入微的著作《摆弄新闻的人们》问世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她在书中搜集了三大广播电视网的记者对我使用“赞成”与“反对”这两个词的次数，发现其比例为11∶1、67∶1和65∶1，全部是“反对”占多数。她用同样方法调查对汉弗莱的态度，结果发现三大广播电视网中只有一家的“反对”比“赞成”比例为大，差距也小得多，只有6∶1。她最后的结论是：
要说理查德·尼克松今天能当上美国总统，那可与美国广播电视公司、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以及全国广播电视公司毫无关系。在他竞选运动的七个星期期间，这几家公司每周五天广播大量反对他的东西，其数量之多相当于《纽约时报》每天发表一篇反对他的专论。三大广播电视网用尽了一切编辑手法使支持尼克松的力量不至于比反尼克松的力量“强大”。说实在的，所谓有一股“强大的”支持尼克松的舆论，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而且也根本不存在。
帕特和我在1968年投的是缺席选举人票，即预先把选票圈好交给选举机构。这一次，我们总算不必一早就去投票站，让人照我如何投票的相。那天上午，我们在10点前到了洛杉矶机场去乘我的竞选专机“特里西娅”号。机舱里挂满了竞选标语和气球。我走过时看到一条标语写着我们的竞选口号：“就是要选尼克松”，我自言自语地高声说了这么一句：“但愿如此。”
飞机滑向跑道时我还懒洋洋地坐在我专用舱的座椅上。我感到疲倦，但充满信心。我知道，竞选初期拉开的那个差距已经消失，各种民意测验都表明这次竞争极为激烈，彼此差距极为接近。但不知怎地，我总相信，今年肯定不同于1960年。
尽管我这一次直觉地感到蛮有信心，我还是让家里人做好最坏的准备。我把帕特、特里西娅、朱莉和戴维叫到我的专用办公舱。我说我为他们不知疲倦地帮我竞选感到万分自豪。我说这次大选我不大可能在选票总数上失败。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要他们对万一有所准备。其实我真正要他们心里有所准备的是选举人票不过半数的僵局。我对他们说：“要是果真发生那种情况，今天晚上就难见胜负。选举就得在众议院进行，究竟我们能否处理好这种局面，我是连猜都猜不出来的。”
我肯定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在琢磨，是不是我得到了什么消息，或者看到某些民意测验要他们做好失败的准备呢!事实上，那天下午已经有个记者问过我对哈里斯的民意测验有什么看法，哈里斯的民意测验表明汉弗莱领先我三个百分点，约多200万张选票。我觉得哈里斯的民意测验着重于大城市的抽样调查，因此我还是认为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更为正确，盖洛普最后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仍然领先两个百分点。“即使差距非常接近，我们还是能取胜的。”我说道，“事实上我也认为我们大概可以得胜，如果胜不了，那就照另外的方案办，从我个人来说，这样恐怕对我们更为称心。我们也就不必再让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和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了。”
刚过6点，“特里西娅”号在纽约机场着陆。一小时后，我们在纽约沃尔多夫大厦35层我们的套间里安顿下来，准备在此等候揭晓结果。我离开帕特和女孩子们的房间时曾打趣地说，这次我们至少可以不必像1960年那次得忍受24小时的煎熬了。我知道，到午夜或东部时间凌晨1点加利福尼亚的结果报来并足以说明趋势时，那时我们也就有底了。
东部和中西部投票结束时，我正泡在大浴盆里痛快地洗个热水澡。我不慌不忙地刮了脸，穿好衣服，然后打电话给霍尔德曼了解事态的进展。
晚上8点45分报来了第一批有实际意义的结果，大体上说我以41%对36%领先。此后的半小时内，我维持原状，而汉弗莱则上升到了38%。
接着统计数字开始大批涌来。9点15分，我在新泽西领先5%，在宾夕法尼亚稍有领先，在得克萨斯则落后2%。汉弗莱抢走了马萨诸塞全部选票，这毫不奇怪，但在康涅狄格我也毫无希望地落后，而我本来是希望能赢到这个州的。我不断地提醒大家，真正看出百分数的大势，还不到时候。
晚上9点30分，我核对了全国的统计数字，汉弗莱又上升了1个百分点，而我还是41%。在马里兰我领先12个百分点，宾夕法尼亚的大城市尚未统计出来，我领先5个百分点。得克萨斯选票只统计了10%，我差汉弗莱8个百分点。我要霍尔德曼同我们在新泽西的人核对一下数字，他报告说：“很接近，但我们会赢的。”
晚上10点过后，汉弗莱和我在全国的统计数字拉平了。伊利诺伊的头几批统计数字使我大为吃惊，我以35%对汉弗莱的56%和华莱士的8%。而且我知道，芝加哥的戴利市长一般总扣住库克县的一二十个选区迟迟不公布结果，因而目前这些数字就令人加倍感到不安了。俄亥俄的消息也使人泄气，统计了27%的选票，我落后汉弗莱3个百分点。
联播评论员们开始玩弄数字了，并纷纷猜测说汉弗莱可能会爆出冷门。
然而到了10点15分，我开始在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领先，在南卡罗来纳也领先了6个百分点。俄亥俄的情况已有好转，在已统计的30%的选票中，我追上了汉弗莱，只落后他1个百分点。势头正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加上往后统计上来的选票都是来自农村地区和小城镇，我对俄亥俄已有相当把握了。
晚上10点25分，我开始在笔记本上推算某些可能性。如果我赢了加利福尼亚、俄亥俄、伊利诺伊、密苏里、马里兰，加上有把握的其他各州，我就能取得288张选举人票——比我获胜所需要的多了18张。如果失去了密苏里和马里兰，那我离胜利还差4票。这些数字并未包括很难吃得准的得克萨斯、新泽西、宾夕法尼亚、新墨西哥、南卡罗来纳、夏威夷或华盛顿等各州。我的估计是偏于保守的，但不管我怎样摆弄这些数字，竞争是激烈的，比数相差无几。
我想起晚上早些时候我对帕特、孩子们和戴维说过的话。我估计错了，这下子我们又得守个通宵了。我高兴的是他们住在另外一个套间。我早就决定把他们安顿在另外的套间里，等到结果有了相当把握时再和他们见面。我知道胜负未定时他们会多么担心，而我又不希望他们为了照顾我而装出一副欢乐的样子。
10点30分时，全国的统计结果还是老样子，汉弗莱和我不相上下，华莱士是18%。我在密苏里、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俄亥俄落后，在新泽西和马里兰领先，所有各州都已统计了41%或略少于此数的选票。
晚上11点钟时有消息传来，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的计票机出了毛病，要到第二天才能统计选票，那可是令人十分惊讶的消息。我怕得克萨斯的民主党人会干出1960年他们干过的偷窃选票的勾当，于是我要霍尔德曼一定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鬼事，再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11点30分，我请默里·乔蒂纳进来。他和我一样密切注视着竞选结果，而且我们得到的数字是相同的。现在我有了231张牢靠的选举人票，但也有令人不安的迹象，势头对汉弗莱有利。接近子夜时，他在选民总票方面开始领先。半小时后，全国广播公司说他领先了约60万张票。
1968年的选举和1960年时一样，显然取决于同样几个关键的州：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密苏里和得克萨斯。我们在这些州的获票数全都不相上下。我指望着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亚。对得克萨斯我也抱着很大希望，但我知道约翰逊和约翰·康纳利州长已经把十分倔强的州民主党组织煽动起来支持汉弗莱，因此得克萨斯成了个问号。密苏里也在进行拉锯战。米切尔相信密苏里能够杀出来，根据经验，我对他的这种信心是信任的。
随着俄亥俄与加利福尼亚比较稳妥地加入了我的行列，关键就要看伊利诺伊了，而我在这个州已经领先了大约10万张的选票。但库克县的许多选区还是没有报来数字。
11月6日凌晨的几个小时里，我认为已经赢得了伊利诺伊，因此也就是赢得了整个大选，因此对戴利顽固地不公布库克县统计结果，我极为恼火。我打电话给布赖斯·哈洛，要他跟汉弗莱的竞选经理拉里·奥布赖恩通话。“布赖斯，把话说清楚，别再扯淡了。让奥布赖恩告诉汉弗莱别再耍花招了，伊利诺伊已经是我们的了，咱们就这样把事情告一段落吧!”哈洛打电话到奥布赖恩的套间，结果是他不在那儿，或者是他根本不想接电话。
到了差不多凌晨3点，我才第一次在这漫漫的长夜里让自己充分享受心安理得的乐趣。
我赢得了总统职位。
我叫来了鲍勃·芬奇、默里·乔蒂纳、约翰·米切尔和鲍勃·霍尔德曼。我们复查了总票数，我对他们说，所有大州包括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俄亥俄和密苏里等都没有问题了。
“有不同意的吗？”我问道。
全都同意了。
我给特德·阿格纽和纳尔逊·洛克菲勒打了电话，他们同意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于是我叫来了我的高级幕僚。我们一面等候结果来证实我们的估计，一面坐着闲聊，聊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这期间，我好几次要米切尔或霍尔德曼打电话给我们在几个重要州里的人，要他们提供比电视评论员们所能提供的更具体的情况。他们总传回同样的信息：别担心，一切顺利，差不多到手了。好一个差不多！1960年我不也是差不多弄到手了吗？最后，到5点钟左右，米切尔和霍尔德曼要我先歇歇打个盹。显然，不到清晨是不会有肯定的结果的。当时我已经差不多22小时没有合眼了。我简直无法入睡，半小时后，我又爬起来。
快8点时，霍尔德曼来了话，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都宣布我在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获胜。但伊利诺伊仍不见动静，而这正是我确认胜利所必需的。只差一个州。8点30分时，大门一下子打开，德怀特·蔡平冲了进来，大声一叫：美国广播公司刚刚宣布你赢了!他们算出来了，你把伊利诺伊弄到手了。你赢了。
我们赶快走进电视机正开着的客厅，看到美国广播公司还在折算选举人票数。看了片刻后，我把手搭在约翰·米切尔的肩上说：“好啦，约翰，我们还是去佛罗里达，把这事筹划筹划吧!”米切尔还未作答，就已经热泪盈眶了。他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声：“总统先生，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先到玛莎那儿去一下。”我们两人这时都非常激动，有人第一次用我刚赢得的头衔跟我讲话了。米切尔也第一次直接提到了他妻子的病情，我知道他在感情上强烈地牵挂着妻子的心情。竞选的最后几周，玛莎一直住在疗养院里，现在他渴望能和她在一起，这心情我完全理解。
我走过大厅，到帕特和孩子们正等候着的套间去。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感情上，她们都已疲惫不堪，本来在正常情况下该是得意扬扬的那种劲头也不见了。我们又接吻又拥抱。朱莉走进她的房间，然后叫我也进去。她打开了她的手提包，拿出一条刺绣的毛线织品，这是她参加竞选活动在全国各地来回坐飞机时织的。绣的是美国国玺，底边还有一行落款：“送给R.尼克松——J.尼克松”。“爸爸，我对你会获胜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一面搂着我一面说，“我想手头总得有点东西将来好作证明呀!”
我和帕特单独坐在一起，她向我倾诉了这一夜多么难挨。新闻评论员们对伊利诺伊所做的推测急得她直掉眼泪。一想到我们恐怕又得领教一次1960年时那种无法无天的骗局，她不由得阵阵恶心难受。当我告诉她一切都过去了，她还激动地问道：“不过，迪克，伊利诺伊我们有把握吗？我们果真完全有把握了吗？”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说：“绝对有把握。选票都已统计上来了。到了这时候他们想再搞点什么名堂是不行啦。”我紧紧抱住了她，她突然迸发出了欢乐和宽慰的泪水。
我回到我的房间里睡了个把小时。10点钟起来，刮了脸，穿好衣服，仍未接到汉弗莱的电话，而在他表示认输以前我是不能做什么事情的。10点35分，霍尔德曼走了进来，告诉我说全国广播公司终于发表了我获胜的消息。几分钟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发表了同样的消息。
大约11点30分，休伯特·汉弗莱来电话了，他一贯轻快和自信的声调，现在变得有气无力，灰溜溜的。但他不因失败而失去风度，表现得犹如在战斗中曾坚持到底一样。不一会儿，他在电视上露面了，当我看到他的妻子穆里尔和他家其他成员跟他站在一块儿时，我对他们比对汉弗莱本人更表同情和遗憾。因为汉弗莱毕竟是选择了政治作为他的职业的。而我的经历告诉我，对自己心爱的人来说，失败该是多么辛酸和沉重啊!
汉弗莱在电视上露面认输的镜头一过，帕特、特里西娅、朱莉、戴维和我立即下楼到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舞厅里，几百名支持者已等候在那里，他们曾和我们一起等了个通宵。舞厅里掌声雷动。尽管我常想过要是这个场面真的到来时我该说些什么才好的问题，但最后我还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谈了汉弗莱打来电话的情景，也谈了我对汉弗莱说过我很体会败于一场相差无几的竞选是一种什么滋味。“八年前我因相差无几的票数被人击败，今天我以相差不多的票数打了胜仗，我要说——打胜仗可比被人击败畅快得多!”这番话引起听众们一阵热烈的欢呼。
接着，我对失败做了一番哲理上的解释：“伟大的哲学从来不是一种没有失败的哲学，但它是一种没有畏惧的哲学。不论是男是女，既已投身战斗，就应勇往直前，这才是重要的。”
我想起了在俄亥俄州作短暂逗留的竞选旅行时发生的一件事：
在这次竞选中，我见过许多标语牌。有些并不友好，有些则非常友好。最打动我的一块标语是我在一整天短暂逗留旅行结束时，在俄亥俄州的德什勒见到的。那是个很小的市镇，估计来的人是当地居民的五倍，由于黄昏薄暮简直无法看清。但是，有个十几岁的小孩举着一块标语牌，倒看得很清楚：“让我们团结起来。”
这就是本届政府一开始就要从事的伟大目标，把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回到五马路我家公寓时，中午刚过不久，马诺洛和芬娜都不在，我便向帕特提出大家到外面吃午饭去。但我马上觉得我们可不能再随随便便“到外面吃午饭”去了。帕特和女孩们进了厨房，做了火腿鸡蛋，我们就这样坐在我书房里举行了这次大选后的家宴。
马诺洛和芬娜很快就回来了，他们告诉我他们不在家的缘故。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选竟会拖到第二天，而那天下午他们原本就定了要去宣誓入籍。马诺洛说：“总统先生，下次我们就有资格投票选你了。我们已经是美国公民了。”
大家离开书房后，我走到唱片机边，挑了一张我最喜欢的唱片——理查德·罗杰斯作曲的“海上胜利”中的音乐选段。我把它放到唱片机上，把音量开得大大的。思潮随着乐声联翩交融。漫长的战斗，艰苦卓绝。胜败甘苦，几度周折。这可是一场硬仗啊！现在，我们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音乐攫住了我的心灵，它比我所能讲出的、所能想到的、所能写下的任何东西都要美妙得多。
当选总统
11月6日，我们登上一架空军喷气机飞往比斯坎岛作大选后的短暂休息。途中我在华盛顿停了一下，以便去沃尔特·里德医院探望艾森豪威尔。作为当选总统踏进他的房间，那股心欢意畅的劲头在我一生中能有几度!他见到我时满面春风地说道：“恭喜呀，总统先生!”
我认为艾森豪威尔希望我赢得大选的心情不亚于我。他要我向他描述大选那天漫长的夜晚与第二天上午的每个细节，自始至终他都喜形于色，神采奕奕。
去南方的飞行是很愉快的。大选那天晚上，我筋疲力尽，顾不上搞什么庆祝，现在是第一次真正得到了休憩的机会，真正可以领略一下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顶峰的那种欢乐了。
我从比斯坎岛驾车去奥帕-洛卡机场与汉弗莱和马斯基及其家人们见面，他们是到维尔京群岛度假去的。我问汉弗莱他是否愿意考虑出任驻联合国的大使，他要求给他一段时间来考虑这一提议。见面结束后，汉弗莱对记者们说，大选已经结束，往后全国利益一定要放在党派利益之上等。汉弗莱说道：“他就要成为我们的总统，而我则是他的一个同胞公民。”
这样，在佛罗里达阳光绚丽的大地上，美国政治传统中人们熟悉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了：象征着不分党派团结一致的保证，传给了全国同胞，也告知了众目睽睽的全世界。
在比斯坎岛休息了五天之后，我们回到纽约，着手筹组政府。我们再一次在华盛顿做了停留，这次是在白宫与约翰逊总统和夫人共进午餐。
丰盛的午餐用过后，约翰逊夫人和帕特在整个大厦内逐屋察看，我则按约翰逊的安排，听取各种汇报。在去西侧楼途中，我们经过了他的卧室。一张带帐顶大盖的四柱大床在房间里占着突出的位置，有个很大的壁橱和穿衣室，另外还有白瓷砖铺砌的浴室。约翰逊在告诉我怎么打开一个暗藏在墙里的小保险箱时说道：“我得让你知道这个呀。”
我们进入内阁会议室时，介绍情况的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
主题是越南。围绕着我的那几张脸都留下了这场长时期战争的苦恼痕迹。他们全都是聪明能干的人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在离任前结束这场战争，可是没有办成。看上去他们都快筋疲力尽了。他们已经拿不出什么新的方案向我建议了。我意识到，他们虽说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但能够把这副烂摊子卸给别人，还是觉得如释重负。
他们全都强调指出，美国必须让这场战争得到有成效的结果——可能的话用谈判解决，但如果有必要则以继续打下去的办法解决。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如半途撤走，或者接受可能被解释为失败的谈判解决，那将对我们在亚洲和全世界各地的盟邦和朋友带来极其有害的后果。后来在我执政期间成为批评战争最激烈的人物之一的克拉克·克利福德，那天下午却是约翰逊政策的狂热支持者。
等到情况介绍完毕，约翰逊和我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时，他迫不及待地要同我谈话。他说：“我们之间意见分歧的时候总会有的，如果出现这种时刻，我会私下和你谈的。你可以放心，我决不会公开批评你。艾森豪威尔对我也是这样。你要挑的担子是够重的啦。”他说他将尽他所能帮我取得成功。“当前国内外的各种问题，也许比林肯以来历届总统所面临的问题都来得大。”他说道。约翰逊和我是多年的宿敌，但在那一天，我们之间在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的分歧全都消失了。我们一起站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欢迎我加入这个最有排他性的俱乐部，并允诺遵守该俱乐部成员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支持接你班的人。
我的第一项人事任命是任命罗斯·玛丽·伍兹为我的私人秘书。1951年以来，罗斯就和我的政治生涯结合在一起。她兼备专业技能与可爱的人品，而且有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她对我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有点动摇了，她却一贯坚定不移。
我要鲍勃·霍尔德曼当我的办公厅主任。他的作用如我们所想象的，主要是行政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他检看文件，保证做到不排斥不同意见，然后将材料送我决定；他起的是漏斗的作用，而不是过滤器的作用。他审核问题时超然于个人偏见之外的才智和能力使他成为担任此项职务的理想人物。他还将担任椭圆形办公室的把门人。当然，这会使他处在不值得羡慕的地位，不得不让许多自认为需要亲自和经常见我的人吃闭门羹。但我知道，他很有主见，一向我行我素，会使他有办法对付这个职务必然会招来的各种猜忌和不满。
关于总统应有的工作方法，我自己有强烈的主见，其中许多是根据我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的经验和观察得来的。以我之见，不论在那时或在目前，决策的方法乃是当好总统的关键。我觉得，凡送呈总统决定的，只能是较低一级的白宫工作人员或负责这一方面的内阁成员所无法或者不应该定夺的事情。这是我从艾森豪威尔那儿直接吸取的一条教训，艾森豪威尔的幕僚经常过多地让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打乱他的计划，让一些次要问题耗费他的时间和精力。我知道通过看文件要比听口头汇报能吸收更多的材料，而且我总发现工作人员书面汇报的要比在会议上谈的更为简明扼要。
我当副总统时出席了数以百计的内阁会议，我觉得绝大多数会议毫无必要，甚至令人厌烦。有少数几个问题涉及所有部门，如经济问题，集体讨论有时候还有些沟通情况的作用。可是，那种认为用上一个半小时请国防部部长和国务卿来讨论运输部部长的新公路方案很可取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想要把这届政府的内阁会议减少到最低限度。我觉得，除了重大的政治问题或政策问题外，每个内阁成员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越好，我和他们讨论这种问题的时间就花得越少。如果要使政府提高工作效率，严格反对浪费，我们必须有一批热爱本行、精通本门业务的优秀管理人员。我宁要踏实称职的人，而不要华而不实之辈。另外，任命某些过分自行其是、难以共事的人为内阁成员，也会带来灾难。我要的是既能坚持己见，又能在我一旦做出决定后全力支持我的那种人。
我充分意识到我赢得总统职位所得的选民票数，只是一个勉强多数。因此，对内阁职务的某些人事安排，一定要有利于——即使是象征性的——团结全国和“让我们团结起来”。我想安排一些民主党人担任阁员或阁员一级的职位，可是汉弗莱拒绝出任联合国大使，华盛顿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也不愿当国防部部长。
我们打算请肯尼迪总统的姻兄弟萨金特·施赖弗出任驻联合国大使，他在约翰逊任内担任过驻法大使。施赖弗表示了很大的兴趣，给我写了封信，提出他接受这一职务的条件。除了其他条件外，他要求保证不取消联邦消除贫穷纲领。一个即将担任驻外使节的人，居然对国内政策提出要求，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因此，我让比尔·罗杰斯通知施赖弗，我已决定不再邀请他，同时告诉他原因所在。罗杰斯汇报说，施赖弗认识到此举过头，表示愿意撤回原议，还说他的信并没有提出条件的意思，只是提建议而已。我要罗杰斯传话，说我的决定不变。
除了若干民主党人外，我还打算邀请一些黑人领袖参加内阁。我向埃德·布鲁克提出了要请他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职位，但他觉得他留在参议院有更大作为。我又敦请城市同盟执行主席惠特尼·扬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他也拒绝接受，说他还是留在政府之外为好，以便为他的事业做更多贡献。当然，他的真实意思是，对于一个想在黑人社会中起真正领导作用的人来说，一旦进了共和党内阁就无异于在政治上自取灭亡。
在这方面，戈德华特竞选时欠下的债要由我来负担了。1960年时，我曾获得黑人选票中的32%；1964年戈德华特只获得6%。到1968年时，我总算又把共和党获得的黑人票数提高到了12%，可是把戈德华特说成是个种族主义者这一不真实的形象在人们头脑里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黑人社会与共和党政府之间很难建立一种自然的关系。对此我深感遗憾，但是又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一现实呢？我只能以我在位的各种行动来表明，我是名副其实的全体美国人民的总统。
内阁架子逐步搭起。总地说来，成员比艾森豪威尔内阁更少保守性，而且在实际上还比我的中间路线偏左些。不过，每个人对职责范围都很清楚，并且每个人都很称职，对自己的职务都有一套设想。
比尔·罗杰斯是一位能力很强的行政人员，可担负管理国务院那摊难以驾驭的官僚机构的重任。他是个谈判好手，而且我相信我这位老友一定能够在最敏感的内外政策问题上同我合作共事。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他任司法部部长，显示出了他可与国会相处得很好。我觉得参议员富布赖特领导的外交委员会与白宫之间那种几乎已经定形的敌对关系已经危害了国家利益，而我认为罗杰斯可以起到解冻的作用。
至于国防部，我遴选了威斯康星州的梅尔文·莱尔德，他是有17年众议院生涯的老资格人士，也是国防拨款事务方面的专家。众议院的同事们都称颂他是个坚强的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
尽管约翰·米切尔协助我提出了一份司法部部长的候选人名单，但我决定设法说服他，由他自己担任这个职位。在对各级法院，甚至许多执法机构如何斟酌法律的问题上，我需要有个能分担我任务的人。米切尔为人耿直，机敏，公正无私。此外，他是我最可靠的朋友与顾问，不仅有关法律事务而且在整个总统决策范围内的问题上，我都需要听取他的意见。
芝加哥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与芝加哥信托公司董事长戴维·肯尼迪出任财政部部长，他是国际金融方面有经验的专家。他还符合另一条件，即我不希望我的财政部部长成为纽约-波士顿银行集团的一部分，而财政部部长期以来是受其支配的。温顿·“雷德”·布朗特任邮政总长，沃尔特·希克尔任内政部部长，克利福德·哈丁任农业部部长，莫里斯·斯坦斯任商务部部长，乔治·舒尔茨任劳工部部长，鲍勃·芬奇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乔治·罗姆尼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约翰·沃尔普任运输部部长，从而内阁人员配齐，圆满组成。
大选刚结束，我即邀请特德·阿格纽及其夫人朱迪去比斯坎岛研究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我对阿格纽说，我希望他担起制定政策的责任，建议他可在白宫西侧楼有个办公室。副总统可以这样做，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我要求他根据他做过州级官员的经验，担负起解决好联邦与各州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责任。我敦促他立即利用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好好了解了解国会及其成员的情况，与他们一起工作，并作为他们与白宫的主要联系人。
艾森豪威尔挑选福斯特·杜勒斯任国务卿时，要杜勒斯当他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而杜勒斯是完全胜任这一角色的。然而，我一开始组织政府，就打算由白宫指导对外政策。因此，我认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考虑到我赋予此项职务的重要性，我在决定人选时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挑选办法。
我知道亨利·基辛格多年来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对外政策顾问。我也听说，在196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一段时期，也就是洛克菲勒同我争夺提名为候选人的时期，基辛格曾对我在外交方面的能力私下颇有微词。不过，这话出自洛克菲勒手下的工作人员之口，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只把它看作是玩弄政治的言论。到竞选最后几天，当基辛格向我们提供关于停炸情报时，我更觉察到他的学识和影响了。
约翰·米切尔安排基辛格与我于11月25日在纽约皮埃尔饭店我在交接期间的办公室里会面。由于我们两人都对闲聊不感兴趣，于是我当即向他扼要地介绍了我为我的政府对外政策所制订的某些计划。基辛格所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1957年首次问世时我就读过，我看到我们总的观点非常相似。根据这个观点，我们都认为，分别对待并设法左右影响世界均势的各个因素是很重要的。我们还一致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它一定要强大得足可取信——而且一定要足可取信才能获得成功。对于通过巴黎会谈解决越南战争的前景，我并不寄予希望，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对越南的整个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行重新考虑。基辛格表示同意，虽然他对谈判不像我那样悲观失望。我说我决心不蹈约翰逊前车之辙，不能把我的全部外交政策的时间与精力都花在越南问题上，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较长期的问题处理不好，那对美国的安全与生存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在这方面，我谈了恢复北约联盟活力的问题，谈了中东、苏联和日本。最后，我提到需要重新估计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考虑，我请他读一下我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把这个想法作为可能性和必要性提了出来。
基辛格说他对我能这样思考问题感到高兴。他说，如果我想在这样一个范围广泛的基础上开展活动的话，那我就必须建立一个十分切实可行的咨询系统。肯尼迪以处理战术危机的机构取代了负责战略设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而约翰逊则主要由于害怕泄密，以只有少数几个顾问参加的非正式的每周午餐讨论会，取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决策机构。基辛格建议我在白宫内成立一个国家安全机构，除协调外交与国防政策外，还能制定出政策选择方案，供我决策前考虑。
我对基辛格有着强烈的直觉感受，我当场就内定了要他当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当时，我并未邀请他担任任何具体职务，但我明确表示，我有意请他参加政府工作。我估计他需要考虑一下我们这次的谈话，而且他也会感到得同洛克菲勒商量商量这件事。
两天以后，我又一次会见了基辛格，并问他愿不愿意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他答称接受此职感到荣幸。他很快就开始筹建班子，分析各种政策选择方案，供我就职后公开演说之用。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紧张繁忙，干劲冲天，充分显示了此后多年他工作的特色。
一个是惠蒂尔杂货铺老板的儿子，一个是希特勒德国的流亡难民，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学者，看起来这种结合仿佛不大有希望，但我们的差异却有助于使我们的伙伴关系得以顺利发展。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是我国最富创见的国内政策智囊之一。他与基辛格一样是哈佛大学教授，在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期间，担任过劳工部助理部长。1968年大选前，我读过他的几篇论文，我发觉他的思想新鲜活泼，对我颇有启发。莫伊尼汉与许多自由派学者不一样，他并不是满口专业术语，也不空发议论。他曾帮助设计“伟大社会”中战胜贫穷的纲领，但他对纲领中有许多东西已经失败并不回避，他准备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设计出能够实行的新纲领。
我约见了莫伊尼汉，想了解他的见解，试探他对来白宫工作的意见。虽然他迅速地说明他是反对越南战争的，但显然对提供给他的机会表示有兴趣。我们对当前福利体制必须彻底改革的共同看法，更帮助奠定了我与他迅速形成的友好关系。我对莫伊尼汉说，我想建立一个城市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国内政策方面的职能大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职能相同。“这想法好极了!”他惊呼道。于是我问他愿否出任该委员会的领导。他立刻同意接受。即便我有时认为帕特·莫伊尼汉在个别问题上看法不正确，但他确实才华横溢。正如我在他离开政府重返哈佛执教时说的：“他所说的许多东西我并不同意——但是他确实能打开思路，指出方向。”
我设立了一个新的阁员级职位——总统顾问——给了我的老朋友和顾问阿瑟·伯恩斯。我认为他的保守主义可以有效并富有创造性地平衡莫伊尼汉的自由主义。
回想起来，就仿佛是昨天的事，时值1952年，我在布莱克斯通饭店艾森豪威尔的套间里坐着，看着他签署他的退役文件，心想他对自己此后将处于何种地位心里是否有数。他在政界时间不长，肯定对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到惊讶。而我则有近20年从事争当总统的政治经历，所以我一直坚持不懈地为我即将就任的权力与地位做好准备，决不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当选总统差。因此，在这过渡交接时期，不管日常事务多么繁忙，我还是留出时间来思考约翰逊留给我的国内和国际局势，思考怎样在我的总统任期内使这一局面有所改善。
像艾森豪威尔一样，我将接受四顶桂冠：作为国家元首我将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政府首脑我将领导国内行政和立法事项，作为总司令我将肩负着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权力与责任，作为共和党领袖我将设法使党的全国、州、地方等各级组织获得新的活力。
我在观察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时，觉得美国对外政策就好像抵押品似的，起先抵押给了肯尼迪的冷战，接着抵押给了约翰逊时代的越南战争。我们这种在某一时期只忙于处理一两个问题的倾向，结果使各条战线上的政策全面恶化。我并不认为，某一外交政策必须处于优先地位。客观上有许多须优先处理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说是并驾齐驱，互相影响。至于从何着手，我认为应该把欧洲放在首位。唯有保障我们的西方盟友，我们才有足够坚实的立足点去同共产党人谈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混乱不堪，主要原因是美国跟它的欧洲盟国磋商不够。
在远东，眼下是自由世界生产力第二发达国家的日本，现在开始怀疑美国对防务承诺的可信性。两国关系中一个经常的不安因素是我们控制了冲绳岛这个问题。
在中东，1967年6月战争后的停战协定继续受到破坏，战斗时断时续。看来美国除武装以色列对付下一次阿拉伯的突击外，别无作为。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潜在敌人，埃及和叙利亚，正在接受苏联武器，而这种状况使中东这个已经是冲突性的地区成了国际火药桶，一旦炸开，就不只是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而且会导致美苏直接对抗。
共产党中国方面是一片不祥的沉默。除了驻华沙的美、中大使间偶尔举行毫无成效的会谈外，20年互不交往的鸿沟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分隔开了。
当我观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检查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时，我发觉在我就任总统前夕的1968年，主要问题跟我第一次随赫脱委员会去欧洲的1947年似乎完全相同：美国目前就像那时一样，依然是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世界的蚕食和攻击的主要保卫者。
我一生从不怀疑共产党人所说的这句话：他们的目标是要置全世界于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同样，我也从未忘掉惠特克·钱伯斯的令人寒心的讲话，他说在他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时，他有一种离开了胜利者一方的感觉。但我也不同于某些反共分子，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承认这些共产党人，不应该和他们打交道，不然，就意味着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尊重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制度。我一贯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跟共产党国家交往。如有可能，还要和它们谈判。它们是强大的，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得经常记住，他们经常从利己出发。一旦懂得了这一点，在跟共产党人交往时就会更切合实际，也就会更安全，就不会像目前那样生活在冰冷的冷战隔离状态或相互对峙状态中。实际上，在1969年1月，我就觉得美苏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就是我的政府任内或我以后的政府任内，决定世界可否和平共存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我们过去在和苏联对峙的局势中，已经陷于不利地位。他们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大有进展，我们却毫无作为；他们在古巴有个卡斯特罗；自60年代中期起，他们取代了中国人成为北越的主要军火供应者；而且，除了铁托的南斯拉夫，他们仍然控制着整个东欧。
然而，也有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东西。最重要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苏联与中国的分裂。另外，还有若干证据证明某些卫星国家的独立性正在增长，虽然是有限度的。还有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感到有兴趣。他们似乎还准备就柏林的反常局势举行认真的会谈，大战结束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了，柏林依然是个分裂的城市，经常是紧张局势的发源地，不仅在美苏之间，也在苏联与西欧之间造成紧张。我们感觉到他们正在探求减少中东对抗风险的解决方案，但要保住面子。我们还有些确定的证据，说明他们急于扩大贸易。
常常有这样的说法：解决越南问题的关键在于莫斯科和北京，而不在河内。没有这两个共产党巨人或其中之一不断给予大量援助，北越领导人连打几个月的仗都不可能。由于中苏分裂，北越人便能非常出色地在中苏相争中坐收渔利，把对他们战争的支援当作坚持共产主义正统学说的试金石，当作在争夺共产主义世界领导权斗争中不让北越投入对立阵营的必要条件。局势很伤脑筋，对苏联人尤其如此。莫斯科除了稳住河内不投向北京外，在北越这场事业的最后结局中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可得，特别是它还不断影响着莫斯科在抗衡美国时的自身重大利益。我虽知道苏联人在支援北越问题上并不是完全可以自作主张的，但我还是计划在这个地区给他们施加最大的压力。
我十分清楚，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不比当年赫鲁晓夫在1960年时更急于希望我在1968年获胜当政。要跟一个共和党执政的政府——偏偏又是尼克松的政府——打交道，这种前景无疑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安。事实上，我就怀疑过，苏联人也许替北越人出过主意，要他们建议开始巴黎会谈，希望以实现停炸在大选中给汉弗莱帮个忙——如果这就是他们的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差点儿就得逞了。
大选后，约翰逊曾建议，在我就职之前，他和我作为在任总统与当选总统，与苏联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我知道，他想再最后做一次献身和平的戏剧性表演，但我认为没有切实的基础可以下结论，说苏联领导人准备在任何重大问题上进行认真的谈判。而且我也不愿意被就职前做出的任何决定捆住手脚。
这种最后时刻的最高级会谈所能产生的结果，充其量只是一种“精神”，像约翰逊1967年在新泽西与柯西金会谈后的“葛拉斯堡罗精神”，或者是艾森豪威尔1959年与赫鲁晓夫会谈后的“戴维营精神”。我感到这种“精神”几乎完全是骗人的，而且实行起来也对苏联大为有利。由于舆论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影响有限，这种最高级会谈“精神”就只能是对他们单方面有利的东西，因为最高级会谈后美国舆论的特点是乐观，这只会使我们在最高级会谈后与苏联人打交道时难以执行强硬路线。
在交接期间，基辛格与我研究了跟苏联人打交道的新方针。既然世界上两个竞争的超级核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利益是如此广泛和重叠交叉，那么把有关的领域分割对待的方针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决定，把苏联所关心的诸如限制战略武器和增进贸易等领域里的进展，与对我们极为重要的越南、中东和柏林等领域的进展联系起来。这个概念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所谓“连环套”。
为了避免人们对我是否认真执行这个方针产生任何怀疑，当记者们在我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问到何时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我有意识地宣布了这一方针。我说道：“我要做的是，保证能在举行战略武器会谈时，如果可能的话，同时又能推动重要的政治问题取得进展——例如，中东问题以及其他美苏协同行动能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重要问题。”
对苏联人来说，“连环套”是某种使他们感到不舒坦的新东西。因此，当他们贬低“连环套”对我们（美苏）关系所发挥的制约作用时，我毫不惊奇。在我们这方面，几乎耐心等待了两年，也硬着头皮顶了两年，才使他们接受这一方针，知道了想从我们这儿取得任何东西必须付出一定代价，而这个代价正是我们想从他们那里索取的，这就叫“连环套”。
在交接阶段，我们同苏联人进行了第一批接触。12月中旬，基辛格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的一位外交官，就我们所知，此人其实是个情报官员。我要基辛格明确表示，我决不会因为最近苏美关系中出现了那么多乐观的花言巧语而受骗上当。基辛格根据这一指示做了说明，尽管过去几年里出现了一种倾向，强调所谓我们两国似乎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尼克松政府认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而且认为努力设法减少这些分歧所造成的紧张，才是我们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基辛格还说我不想在就职前举行最高级会谈，如果他们与约翰逊举行，我就要公开声明，我不受该会谈的约束。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有人提最高级会谈的计划了。
莫斯科迅速给我们送来了答复。同我们接触的那位苏联驻联合国官员报告说，苏联领导对于选出一个共和党总统“并不悲观”。他说苏联领导对于了解我是否希望“打开交往的渠道”很有兴趣。正因为他们讲过这句话，我才在就职演说里说道：“经过了一段对抗的时期，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让所有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交往的道路将是敞开的。”
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在交接期间，基辛格就对在越南问题上可能采取的各种方针做了回顾，把它们提炼为具体的选择方案，包括从大规模军事升级到立即单方面撤军等各种途径。每种可供选择方案的理由都很充分。
例如，有人争辩说，军事胜利仍然可能，只要我取消约翰逊给我们战场司令官规定的各种限制，允许他们利用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去击败敌人就行。这些规定中最严重的是停炸；由于停炸，共产党方面可以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增加后勤供应，发动新的攻势。主张升级方案的人争辩说，光是威胁一下要入侵北越，就可把北越军队牵制在非军事区沿线；海防港布雷封锁则可削弱敌人的供应线；于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放手追逐共产党军队，可挫伤他们在南越对我军实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能力。恢复轰炸对以上这些建议不啻于如虎添翼。实质上，这就是一个升级的方案。我们早就把这种方案排除在外了。
民意测验表明，主张在越南获取军事胜利的公众，所占的百分比很高。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军事胜利”，是指全力以赴发动一场既能结束战争又能赢得战争的致命打击。问题是，我手头上只有两种办法可以进行这种致命打击。一种就是轰炸北越那套复杂的灌溉大堤，由此引起的洪水将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另一种可能进行的致命打击，就是使用战术核武器。不采取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单靠战争升级，很可能需要长达六个月的时间，伴以激烈残酷的战斗和大量伤亡才可能迫使共产党方面最终放弃武力，接受和平解决。不管使用哪一种致命打击，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国际的喧嚣骚动，都将使我的政府一开张就糟糕透顶。至于用常规战争升级的办法，单就我们可能遭受的伤亡人数来说，就无法使全国在这段时间内保持团结。采取升级这一方案，还将推迟甚而破坏我们可能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发展新关系的任何机会。
在升级方案的另一极端，有人主张干脆公开宣告迅速而有秩序地撤出全部美军，从而结束战争。主张此方案的人认为，我们这样做了，共产党方面就有可能做出响应，在最后一个美国人离开后，归还我们的战俘。
不容否认，建议这种特定方案的人，有某些吸引人的政治性论据。像我的一位国会朋友说的：“你并没有把我们拖进这场战争，所以，即便你用很差的和平条件结束这场战争，只要做得干净利落，你也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到肯尼迪、约翰逊以及民主党身上。你只要走上电视，告诉人们，是肯尼迪派了1.6万美国人到那儿，又是约翰逊把这数字升级到了54万，话就够了。然后，宣布你正把他们全部接回家来，这样，你就成为英雄了。”
但我知道这个方案早已被弃置多年，无人问津了。仓促的撤退，意味着抛弃1700万南越人——其中许多人曾为我们工作过，支持过我们——全部由共产党任意宰割。我们决不能就这样把一个盟国牺牲掉。如果我们突然背弃我们早先做出的支持承诺，仅仅是由于这些诺言难以实行，或者代价太高，或者由于这项承诺在国内变得不得人心，那么，我们以后就再也不值得其他国家寄予信任了，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一方案。
就我而言，任何涉及解决越南问题的做法，几乎都是可以商谈的，只有两件事除外：凡不包括全部遣返我方战俘以及不对战场上失踪的人作出交代的任何方案，我决不同意；凡是要求或者相当于要求我们推翻阮文绍总统的条款，我也决不同意。
我知道许多美国人认为阮文绍是个心胸狭隘、腐化透顶、不值得支持的独裁者。我个人并不喜爱阮文绍，但我是从实际情况看待局势的。就我所知，赶走阮文绍，换上来的人并不会比他更有见识、更能容人或者更民主，相反，可能比他更无能，连把在南越争权夺利的各派拉在一起都做不到。南越人需要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才能对付越共分子。我决意尊重我们对阮文绍所承担的义务，就是我们有义务稳定这个地区的局势。所以共产党才如此坚持以他的下台作为解决越南战争的部分条件。坚持了三年半，直到1972年秋季，北越方面还一直要求我们表示愿意推翻或牺牲阮文绍作为取得解决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当他们一放弃这个要求，认真的谈判就开始了。
我开始行使我的总统职权时，对解决越南问题规定了三个根本前提。第一，我应该使舆论做好准备，即全面的军事胜利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第二，关于必须继续承担义务的问题，我应该根据我的良知、我的经验、我的分析所认为属实的情况行事。目前把南越抛弃给共产党，对我们寻求稳定而持久的和平来说，损失之大是无法估计的。第三，我得尽快并且尽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既然我已排除迅速在军事上取胜的做法，唯一可能的方针就是努力寻求一项公平的、能保持南越独立的谈判解决方法。要是北越真心要和平，战争便能在几个月内结束，这是最理想的。然而，我得准备用我就任总统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这才是现实的。
12月中旬，我告诉基辛格我想给北越捎一封信去。我们决定利用让·桑特尼作中间人。桑特尼是个法国商人，他在印度支那住过多年，他和北越和南越的许多领导人，包括胡志明在内，都有私人交情。我是1965年在法国南方认识桑特尼的，基辛格也认识他。
第一封信由桑特尼在巴黎交给了北越人，信中以和解的措辞提出了谈判解决的各种方案。11天后，收到了答复，指责西贡阻碍召开巴黎和谈，并指责我们支持南越领导人的“荒谬要求”。“如果美国愿意的话，”复函最后说道，“它可以提出总的想法以及比目前所知道的更为精确的具体想法，供我们认真考虑。”河内驻巴黎的代表梅文蒲在把复函交给桑特尼时补充说道：“在最初阶段，我认为问题是要弄清楚，美国是否真要和平，是否真愿意从南越撤军，或者只是奢谈一通，以此掩盖其放空炮不办事的目的。”
我在两天之后便给予答复，通过桑特尼捎了话：“尼克松政府确实愿意认真谈判，而且是真心诚意的。”北越在答复此信时，仍采取了强硬路线，但我既不惊讶也不泄气；我从未指望这场历时很久的战争能够迅速而轻易地结束。在我的就职演说中，我重申了尽可能取得和平解决的愿望，但我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我的决心，即一定要体面地结束我们所承担的义务。我说：“让我们明明确确告诉那些认为别人软弱可欺的人，我们需要多么强大，就能有多么强大，需要坚持多久，就能坚持多久。”
越南战争被美国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些因素弄得十分复杂。在国会里，两党中许多最知名的自由派分子，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曾经支持过我们介入越南的政策，现在则拼命从他们以前的立场往后退。以前支持战争的参议员、众议员、内阁成员和专栏作家们现在都在往反战队伍里钻。1969年时，在有关越南战争问题的表决上，我在国会中还有个多数，不过这个多数勉强得很，而且我也说不准这个多数能保持多久。这场战争还有个不同寻常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的新闻工具在谈论战争的目的与行动以及敌人的本性等问题上，完全控制了国内的舆论。北越这个敌人本性特别强硬，可是美国的新闻工具却把宣传重点放在南越人的无能与脆弱上，或者放在我们自己部队的作战不力上。每天晚上的电视新闻和每天早晨的早报都只报道战争的每次具体战斗，而对战争的根本目的则几乎没有提到，或者根本意识不到。弄到最后，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是在军事上和士气上处于一盘散沙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而不是朝着一个重要而有价值的目标迈进的。
更有甚者，电视还经常放映这场战争带来的可怕的人间痛苦和牺牲。不管这种严酷而真实的战争报道意图何在，其结果都是严重败坏了国内士气，提出了美国今后还能否在国内团结一致和有强大的目标的情况下在国外与敌人作战的问题。正如《新闻周刊》专栏作家肯尼思·克劳福德写的，这场战争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场新闻界以敌为友、以友为敌的战争。我觉得，我就任总统之时，美国的士气与自信感已经被越南战争进行的方式与报道的方法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在准备就任总统职务时，我对反战的抗议者与示威者抱着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既欣赏其忧国之心，又气愤其越轨举止，更重要的是，他们竟然明显不信任我有真诚的和平愿望，简直使我沮丧至极。但不管我对这些示威者的动机作什么样的估计——也不管他们对我的动机作何估计——我认为他们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是鼓励了敌人，从而只能使战争长期拖下去。他们要求在越南结束战争，我也如此。但他们要的是立刻结束战争，为此他们准备放弃南越，而这是我所不允许的。
1968年总统选举的最终统计表明，我仅以50万票的多数击败汉弗莱——43.3%对42.6%。乔治·华莱士得了13.5%，将近1000万张票。我的票数与华莱士合起来为56.8%，加在一起代表了人民的明确意志：在联邦政府贪得无厌地独揽大权近40个年头以后，美国选民要求改变华盛顿的家长式的统治。当我担起政府首脑的职责时，我考虑了我可能面对的局势，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在一个反对派掌握的国会和一个基本上为自由派分子掌握的官僚机构面前，我究竟能朝前走多远以实现人民的意志呢？
120年前新当选的扎卡里·泰勒就任总统时，国会两院全由反对党控制，120年以后，我又成了这样的当选总统。如果我要通过某项立法，就需要两党的联合支持。
在我担任总统的整个期间，在外交事务上，对我支持最有力、最可靠的是两院的保守力量。我特别依靠一批南方的民主党人，其中众议院有密西西比的索尼·蒙哥马利、得克萨斯的乔治·马洪、密西西比的威廉·科尔默，以及路易斯安那的乔·华格纳、爱迪·赫伯特和奥托·帕斯曼，参议院有佐治亚的迪克·拉塞尔、密西西比的约翰·斯坦尼斯和阿肯色的约翰·麦克莱伦。
遗憾的是，在国内政策上，我却得不到类似的联合支持。我知道在这方面，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一致，而在其他问题上又意见分歧。自由派分子总认为我走得不够远，而保守派分子则认为我走得太远。我得在每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尽量汇集和说服各派中的两可成员以通过我的立法。为了使我的计划得以在国会通过，我必须制定出一套复杂的政治策略。为了阻止我反对的提案获得通过，我又得承担由于否决大批立法而带来的政治上和舆论上的不良后果。
我作为了解华盛顿内情的人赢了1968年的大选，但我也有作为局外人的一些偏见。人们把华盛顿的幕后权力结构称为“铁三角”——一套由以下三种力量组成的三边关系：国会院外游说集团成员，国会各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及其工作班子，联邦各部、局的机关官僚们。这些人不管政府的更迭，照样年复一年地相安共事；他们之间个人的和职业的联系是很多的，而且一般说来行动是协调一致的。
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当选，理由之一就是我曾许诺要粉碎华盛顿手中掌握的影响美国国计民生的那部分经济政治大权。我要打开这个铁三角，要把财权和权力归还给各个州和各个城市，要把官气打掉。可是华盛顿这个城市，主要是民主党人及自由派分子管理的，主宰它的是那些气味相投的报界及其他宣传工具，自认为高于其他城市一等，见解又比别人更高明；因此，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要把我心里所想的各种国内改革措施付诸实施，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我催促新的内阁部长们，要他们迅速撤换留下来的官僚政客，起用确信我们事业的人。我警告他们，如不迅速采取行动，就会成为他们试图要改变的那个官僚制度的俘虏。我说道：“实际上，我们要把过去八年内政府的整个倾向扭转过来。我们可能只有四年时间来做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我敦促他们抵制华盛顿那套只从东部院校及公司招聘工作人员的陋习，要他们扩大范围，从南部、西部和中西部吸收新鲜血液。“我们不能指望信仰另一套政治哲学的人会忠诚无私、勤奋地为我们工作。”我最后说道，“由于某种原因，那些据说是理想主义的民主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比那些据说是死硬派的共和党人要强。如果我们不撵走那号人，他们不是从内部破坏我们，就是坐拿高工资啥也不干，等着下届大选把他们的老东家请回来。”
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搞了一套错误的、破产的计划，其目的是要利用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力，把使社会进步的立法搞起来，以纠正过去的错误。这就是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的思想背景。问题是现实的，目标也是高尚的，可惜方法却是注定要失败的。到了60年代末，所付出的代价，就其破坏联邦体制内部各种基本关系而言，就其对我们国家的价值概念所造成的混乱而言，以及对美国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信念所受到的腐蚀作用而言，这种代价高得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20世纪60年代是动荡不安、变化激烈的十年。在肯尼迪自由派善于辞令的感情魅力刺激下，在对待我们社会中的黑人问题、穷人问题、青年问题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新的敏感人士——有些是真诚的，有些则只是赶时髦。
这是一个社会评论家亨利·费尔利称为“盼望政治”的时期，总统许下诺言，要以联邦计划来解决贫穷和种族歧视问题，成百万人民为此翘首以待，当然，也获得了成百万选民的支持。从1960年到1969年，补贴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家庭的福利开支增加了几乎三倍。在1964年到1969年之间，为了消灭贫穷与不平等，联邦政府花掉了2500多亿美元。可是，不仅问题没有解决，相反这些计划本身倒成了问题，因为它们开出了自己无法兑现的各种空头支票。
为了帮助穷人，联邦主办的各种新计划与新机构花了好几十亿美元，可穷人却经常看不大见这笔钱，因为这笔钱都用来支付社会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那个庞大的对付贫穷的新官僚机构的事业管理费了，而主办这些计划、主持这些机构的人，多数又是属于中产阶级的白人。住房问题、教育问题都是官样文章，毫无进展，而且从根本错误的认识出发，认为只要到处说说，宣传一通，穷人就不穷了。
1961年，约翰·肯尼迪向人民提出了挑战的口号：“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可是，到60年代末时，许多人问的是，联邦政府为什么没有全部履行它许下的诺言和答应要为大家做的事。
最使人心涣散的也许是，劳动的穷人眼巴巴地看着政府如何动作，而不劳动的穷人却通过支领福利补贴及其他失业补助可以挣同样多的钱——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挣得更多。于是，沮丧、愤怒、敌意，这种痛苦的循环便开始了。
我立志要当一个在国内施政上积极有为的总统，而且要确保我们所做的事都有成功的可能。我对内阁说过：“许愿不要超出我们能做到的范围；干得要比我们所许愿的多，才好。”
我一直以在野的身份在观察20世纪60年代，对目睹的事态，仍有着强烈的感受。我亲眼看到群众示威运动怎样从最初促使人们投入的那股敏感和激情逐步发展起来，以致成为一时风尚。接着，60年代初期唤醒了一批对社会不平等的新的敏感人士，但到了60年代中期，这些敏感人士却演变成为容不得主持正义和容不得反对意见的极端分子。对于缺乏头脑的闹事派和专职的捣乱派，我固然无心容忍，可是我国大多数政界与学界领袖竟然对他们作出响应，这不禁使我大为吃惊。看来政界领袖对于必须纠正的错误与以这种错误为理由来破坏民主权利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分不清的。年轻的示威者死抱住他们的信仰，而成年人则为他们自己的过错以及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而陷于痛苦的矛盾心理之中。政界和学界的领袖们由于在暴民统治面前束手无策，实际上起了鼓励暴民统治扩展的作用。在示威者的眼里，大多数教授根本不在话下。在学界和政界其他人士的怂恿下，在电视镜头对他们着迷似的追逐之下，示威人数越来越多，示威行动越来越频繁，从而与之相联系的合理的或浪漫主义的暴力行为也随之而来了。
对这些社会问题和风尚问题，我有我的主张；我迫切希望捍卫“古板的”美德。在有些场合中——如反对使大麻合法化的立法、反对为堕胎提供联邦基金、毫不含糊地支持爱国主义等——我明明知道这样做和社会上当时盛行的那股风是对着干的，这当然会造成紧张，可是我认为，身居要职的人至少应该具有敢于坚持自己信仰的气概。
既然以电视为主要宣传工具和消息来源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现代的总统就必须比他们的前任具备更为复杂但也更表面化的专业才能。他们必须学好驾驭舆论的艺术，不仅为了获取竞选的胜利，而且也为了进一步宣传他们所信仰的计划与事业，与此同时，他们还得费尽心机避免被人指责为操纵舆论。当一个现代的总统，外表形象与内在实质必须兼顾，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良好的纲领会自动取得胜利。我有一次在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中提醒他：“纲领并不决定选举的胜负。决定胜负的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些纲领向全国介绍以及怎样处理好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各种意见。”我并不喜欢这种局面；我记得过去美国的政治不是这样的。可是今天，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任何想在政界占一席有影响地位的人必须善于对付它；而谋求领导职位的人则必须很好地掌握它。
我知道，作为总统，我与新闻界的关系，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有些问题完全是属于体制性的。新闻界把自己看作是政府的对立面，认为持怀疑态度是它们的天职。政府则认为，根本不会有什么完美无缺的计划，所以必须找到既要能很好地减少责难，又要能持久地缓和批评的方法，才能办成一两件事。双方之间通常的所谓紧张关系，无非如此而已。但对我来说，问题还不光是属于体制性的。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界记者、电视记者、新闻编辑、专栏作家以及舆论制造者，多数都是自由派分子，而我却不是。许多年来，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意识形态上的大鸿沟，彼此怒目相视。而越南问题又把这道鸿沟弄得更深了。回顾一下希斯案件和基金事件期间报界对我的态度，再看看1960年新闻界那么明目张胆地偏袒肯尼迪，使我认识到，新闻界中的实力派多数是我政治上的反对派。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体制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或甚至只是个性上的——他们和我之间的关系，比起他们同那些他们不喜欢或者不赞成的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多少还有些不一样。我知道我绝对不能指望他们对我会宽大为怀，要是我有错误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也知道，我的言行以至我的家里人的言行都将受到最严密的监视；我还有一种感觉，要是一旦我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新闻界就一定会扑上前来，要跟我展开一场夺走我政治生命的斗争。
为了使我的观点和纲领能让人民有所了解，我准备与新闻界干上一仗，但是，尽管我作为总统享有那么多权力与露面的机会，我还是不相信这一仗会在对等条件下进行。在形成公众意识和社会舆论方面，新闻界比总统要强大得多，理由很简单，最后说了算的总是它们。
我也觉得与纽约和华盛顿以外的新闻界建立更直接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不能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三大电视联播网先把各种观点与意见都筛选了一遍，然后才送给我看。因此，我要求另编一份每日舆论情况摘要，根据全国50家报纸、30家杂志和两大新闻社的新闻报道、社论、专栏、专文等表达的主要意见进行汇编。
在白宫内，我在办公厅之下设立了联络主任一职，由赫布·克莱因任主任，他是我1960年与1962年两次竞选的新闻发言人。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国内其他各地的新闻界保持接触，把他们的报道告诉我，也把我的想法传达给他们。我任命了我在竞选时的新闻助手、29岁的罗恩·齐格勒为新闻秘书。
当我在这交接期间筹组我的内阁和高级工作班子时，我想到，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尽可能迅速而坚决地根据我们的要求，调整联邦官僚机构。从安德鲁·杰克逊及其“一切官职归获胜政党”时代起直到现在，民主党人对此论点可说是心领神会，融会贯通了。我还记得艾森豪威尔在民主党连续当权20年后进入白宫时，并未催促他的内阁成员和其他新委派的官员把各自的部、局来个共和党化，对此我当时就表示过我的忧虑。经过肯尼迪-约翰逊的八个年头，这种需要现在丝毫没有变小。因此，在交接期以及就任后最初几个月的历次会议上，我总是敦促、告诫以至最后是恳求我的内阁及其他新委派的官员，起用忠于政府、支持我的纲领的共和党人去替换留下来的民主党人。
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当内阁成员们——甚至是从政多年对此应有了解的部长——前来辩解为何要把民主党人留在机关的重要岗位上时，我都注意倾听。他们的理由是所谓“道德”，或者是免得引起争论，或者是避免不得人心，等等。回顾过去，我想艾森豪威尔大概是由于多年的部队经验，懂得人的本性与体制的惰性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威力，即便你有最强的决心去改变这两者，一般也不免被它们所压倒。机不可失，时机一失，想要在我第一任期内纠正这一错误就为时已晚。我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如果我1972年再度当选，我决不重犯听任各个部长自作主张的错误。
我知道，我担任总司令一职的时代，也许是我国武装部队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在战争时期，我们的战斗人员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指责，也从未受过这么多辱骂。在国内反战运动的各种严重影响中，对我军在国内与国外战场上的士气与纪律的影响是最大的。加之逐月扩大征兵数额，把更多受到反战情绪感染的青年人征入部队，问题就变得更糟了。随着越南战争结束有望，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再用普遍兵役制的办法来征召兵员了，建立一支全部由志愿兵组成的部队。1969年，我提出了这项计划，到1973年，征兵制就全部废除了。
几个月后，1969年6月，我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谈了军事问题。我说：“目前是武装部队可以被人任意打击的时代。在某些所谓美国精华的社会圈子里，军人职业受人嘲弄，爱国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是没有文化和不懂世故的人所崇拜的偶像。”严格地使军事力量置于文官控制之下，防止军事计划中的挥霍浪费，这些固然极为重要，也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也认为，让我们的武装部队知道他们的总司令坚决支持他们，这也很重要。我对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军校学生说：“美国的国防系统永远也不应该充当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牛角色，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也永远不当任何人的替罪羊。”
到1968年，我献身给共和党，为党在选举中获胜奔走已达22年了。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1968年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但党的力量却没有多大增强。问题也许是积重难返，不易解决。事实是，过去30年内，除了两年外，国会两院一直为民主党所控制。因此，这届政府一开始，我就决心利用在职的权力帮助共和党开拓它的选举前程。我作为党的领袖，应负起这一严肃的责任，向共和党灌输传统的政党热情和精神，这是十分迫切的。虽然中期选举几乎总是不利于掌权的党，我还是希望，1970年我们至少能够保住原来的席位。我希望到1972年共和党组织能够恢复活力，并且能够选拔新的一代，鼓励他们成为胜利的共和党候选人。
与此同时，我还得照顾自己的政治地位。我以相差无几的票数胜了汉弗莱，可不能掉以轻心。要不是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片混乱以及约翰逊实在不孚众望，汉弗莱本来是可能赢的。指望民主党甘心情愿地为我在1972年提供同样的有利条件是毫无理由的。要是他们能够在特迪·肯尼迪，或马斯基，甚至汉弗莱身边再次团结起来，那再要击败他们可就很难了。因此，我决定，我们必须立即关心民主党各领导人的动态。情报将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我于12月12日再次会见了约翰逊总统，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壁炉前的一张沙发上，他则坐在一张特大的摇椅里，这是他弄来代替肯尼迪那较小的一张。他一开始就强调凡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都需保密。这话显然是针对我最近宣布打算恢复半死不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的。约翰逊对我这一决定半信半疑，随着他谈得激动起来，他倚坐到摇椅边上并倾身向前，直到他的脸快挨到我的脸。
他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膛，提高了嗓门说：“迪克，我告诉你，傻瓜才和全体内阁成员一起讨论重大问题。我知道，我要是在上午说了些什么，保险下午的报纸就会登出来，这一点你他妈的完全可以打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这么回事。在场的人，都带有一批该死的助手和记录员，让他们靠墙坐着。我现在得警告你，泄密会送你命的。有些会议，我甚至连汉弗莱都不让参加，怕的就是他手下的人可能泄密。尽管我采取了这么些预防措施，还照样有泄密的情况。”
约翰逊把他魁梧的身躯侧向摇椅的一边，接着又向我这边摇了过来。“要不是有埃德加·胡佛，”他说，“我这总司令的职责，说什么也完成不了。好啦，迪克，总之你得多依靠埃德加。在这群无用之人当中，他可是我们的栋梁啊!保密的事你得经常依靠他，他是你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我对约翰逊说，我理解他最遗憾的是未能在离任前结束战争。我向他保证，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战争早日获得体面的结束；同时，当目标实现时，我一定会让他得到他该得到的称颂。我告诉他，他可以他顶住了责难，特别是那些来自自己党内的责难，而感到自豪。
约翰逊又像我们在夏天见面时那样提到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给他写过支持信的事。他说道：“那时候，大学生们来了许许多多信，可他那封是不一样的呀!”他抬头把目光移向了玫瑰园。他的双眼一片润湿，声音也柔和起来了。“我为我的家庭感到万分自豪，特别是为我的两个女婿感到自豪，他们正在越南参加战斗。”他说道，“你也同样可以你的家庭感到自豪。”
我女儿朱莉初次见到戴维·艾森豪威尔时，是在1957年他爷爷连任总统职务的就职大典上，那时他俩都才8岁。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们一直未能见面；后来是近水楼台的偶合，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1966年，戴维是阿默斯特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朱莉是史密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两院相距仅几英里。有一天，他一时冲动打了个电话问她，他能否去看看她。他们见面了，他们相爱了。第二学年刚开始时，他们前来告诉帕特和我，他们打算结婚。
在他们宣布订婚的那天晚上，我写了张便条给朱莉，留在她的床头柜上。
亲爱的朱莉：
我想，天下做父亲的总是认为没有任何男子配得上自己的女儿。但我认为，戴维和你彼此中意是很幸运的。芬娜常说：“朱莉小姐总是给这个家带来了生活乐趣。”
在往后的年代里，你们会有顺心和不顺心的时候，但我相信，不论你在何处安家，你总是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生活乐趣的”。
爱你
爸爸 1967.11.22
婚期定在12月22日。我对朱莉说，她应该认真考虑把婚期推迟到我就职典礼以后，然后在白宫举行婚礼。这可是难得的特权呀!我想她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这特权的。可是她和戴维都觉得，他们的婚礼是他们两人的私事，要办得尽可能不带政治色彩。
自从我们迁居纽约以来，诺尔曼·文森特·皮尔博士主持的云石联合教堂，一直在我们一家的生活中起着令人愉快的重要作用，以致朱莉深深感到非要在那儿举行婚礼不可，并且还要回避记者和摄影记者们的干扰。
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在婚礼排练和举行婚宴的那个晚上完全就绪的时候，我得了流感，得靠打针吃药来退烧。但我还是决定不在任何一次场面缺席，并且不让朱莉或戴维知道我不舒服。
教堂装饰得非常漂亮，以迎接圣诞节；回廊上披挂着常青松柏和鲜红的铃结，圣坛后面安放着一只巨大的花环。整个教堂的前半部层层铺满了红白相间的一品红，婚礼举行时戴维和朱莉准备跪在上面的小白跪墩四周也摆满了这种一品红。
对我来说，在圣坛旁把朱莉交给新郎这一时刻是最难忘的。她突然转过身来吻了我。这一激动而自然的举动引起教堂内许多人掉下了眼泪，我也不由得落了泪。
直到我同帕特一道坐在教堂的长椅上时，眼前发生的现实情况才深深地触动了我。在那之前，我常想到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整体，而现在家庭变得更大了，也将有所不同了。我不禁回忆起一件事，那是我1950年进入参议院不久，我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第一次交谈中的一次对话。一天我与他共进午餐，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对他讲了一些有关特里西娅和朱莉的情况，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有个小女儿，但不知不觉她已长成少女了，真是突然啊!前不久她还是个黄毛丫头，可现在已是一个大姑娘了。我因忙于公务，在她成长的这几年中很少同她在一起。希望你不会这样。”
帕特与我每天总要设法留出一些时间来和女儿们在一块。但我们常常因为外出竞选、公务旅行或临时突然被召去代表艾森豪威尔夫妇出席宴会而不能在家吃晚饭。
在我竞选州长之前，我们一家在加利福尼亚团聚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我知道，帕特和两个女儿曾以为我们搬到纽约后将最终结束这种政治生涯。但在这儿差不多六年后，我已成为当选总统了。参加女儿的婚礼我深感快慰、无比自豪，但我也不禁自问，难道我就不可能多花哪怕是很少一点时间同她在一起？同时我对自己并没有更多地要求自己这样做感到内疚。
玛米·艾森豪威尔因呼吸道感染在一周以前就住院治疗，所以她只得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道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从闭路电视里观看婚礼了。艾森豪威尔曾因戴维蓄长发而大为不快，他告诉我说，如果戴维把头发剪短点，他准备给戴维100块钱。戴维一向是唯爷爷之命是从的人，但这次他只把头发剪短了一点点。尽管艾森豪威尔这样关照过他，但在举行婚礼时，我还是忍不住要仔细瞧瞧戴维的头发，他比参加他婚礼的大学生朋友们的头发要短得多。至少相比较而言，戴维是完全有资格向他爷爷请赏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艾森豪威尔也没有付这笔赏钱。
婚礼后在广场饭店举行招待会。戴维和朱莉从《音乐之声》中挑选了“雪绒花”一曲作为第一支舞曲。我拍拍戴维的肩膀要他让新娘同我跳舞，我感到我的双脚从未这样轻快过。在我祝酒时，我提到那天发生的几件令人高兴的事：阿波罗八号的宇宙航天员们已进入第一个载人的月球轨道，北朝鲜已释放普韦布洛号船员，以及今天的婚礼。
新婚夫妇要去佛罗里达度蜜月，朱莉把新娘的花束扔给了在旁等候的特里西娅的手中。在婚礼上，朱莉穿着淡蓝色的吊袜带，正好同玛米·杜德在1916年7月1日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尉结婚时穿的吊袜带的颜色一样。为此，朱莉给戴维一副不同颜色的吊袜带，让他去扔给陪伴的男傧相们。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坐在我们公寓的壁炉前，谈到这一有意义的日子，谈到朱莉打扮得有多好看，婚礼有多完美。但我知道，我们想的都是时间：想到时间过得真快，想到要同你真正关心的人民一起干的重大事情很多而时间实在太少了。
在我即将就任总统之际，我觉得前程令我敬畏，但我并不害怕。我是有准备的。我有我的有利条件，有在野时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聚结在一起的一套人马。“在野岁月”真是教育和成长的年代。
我对面临的挑战会有多么艰巨以及我对付这种挑战的能力，都不存在幻想。我觉得，对于哪些事行不通，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对于哪些事行得通，我倒并不那么有把握。我拿不出全部答案来。但对于我认为有必要进行的变革，我是有明确的想法的。
随着1968年即将逝去，我成了一个幸福的人。在比斯坎岛，前门上挂上了一个花环，起居室里摆着一棵装饰漂亮的圣诞树，戴维和朱莉也双双从他们度蜜月的棕榈滩归来，同帕特、特里西娅和我一起共进圣诞晚餐。在那遥远的太空里，阿波罗八号沿着月球轨道运行，宇宙航天员弗兰克·博尔曼高声朗读圣经《创世纪》中的“创世”故事。这是多么幸福并且充满着希望的日子啊!
1969年1月19日，星期日早晨，我偕同帕特到云石联合教堂参加由诺尔曼·文森特·皮尔主持的早礼拜，下午我们登上约翰逊派来接我们的专机飞往华盛顿。
我度过了作为平民的最后一个夜晚，对就职演讲稿作了最后的润色。早上8点钟左右，艾森豪威尔从沃尔特·里德医院来了电话。
“嗨，迪克!”他说道，“我敢肯定地说，明天是你的大好日子，我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他略停片刻后接着说，“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这是最后一次我还能叫你迪克，往后就老得称你为总统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