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认识到，除了政治生活和为公众服务以外，我实在没有其他类型的生活可言。即使我的律师业务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高峰，我从不觉得它真能使我心满意足。当时我对一些朋友说，如果我所有的一切只是律师业务的话，两年后我将在精神上死去，四年后肉体死亡。
肯尼迪就职后的第二天，帕特和我就飞往巴哈马群岛的伊留特拉岛去跟几个朋友盘桓数天，我们在商量今后打算怎么办的同时也轻松了一番。
在我担任公职的14年中，我们过的日子舒适而简朴。在支付了从华盛顿搬到洛杉矶的费用后，除了个人财物之外，我们唯一的资产就只有华盛顿那所价值4.8万美元的住房了。我觉得，为了帕特，我得找个收入不错的工作，既要能维持还算舒适的生活，又能把我们的女儿送进比较好的大学，并使我有多一点时间和她们在一起，来弥补我当副总统时不得不成年累月离家在外的不足。我也想找一个至少还能让我跟政治沾得上边的工作。
既然帕特和我都想搬回加利福尼亚，因此，我决定接受洛杉矶的亚当斯-杜基-黑兹尔坦律师事务所的邀约。早在1946年我跟沃勒斯竞选时，厄尔·亚当斯就曾提出，如果我竞选失败，就邀我去他们的事务所工作。我对他开玩笑地说，我仅仅花了14年就取得了应该具备的资历。我们不想让特里西娅和朱莉这一学年中途辍学，所以我们决定，帕特仍和她们留在华盛顿，而我在6月之前一个人住在洛杉矶。
那些日子并不轻松。亲戚和朋友们要我住到他们那儿，但我宁愿独自生活。为此，我在离办公地方不远的威尔夏大街上租了一小套单身公寓。我学着自己弄饭。好在我对吃东西从不苛求，而且确实学会了怎样热一顿便餐，一面看书或看杂志，一面独自自得其乐地吃着。
我曾以为，我会像以往对付任何一项挑战性的新任务时那样，马上投入事务所的工作中去。可是几星期以来，我总难以集中思想，几乎无法提起多大的劲头。我发现我陷入失败之后的松垮情绪里去了。
1968年，我却体会到完全出乎意料的另一种不同的经验：胜利之后的疲劳和松垮之感。但当时存在的挑战是要筹建一个新政府。至于1961年，我发现凡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如跟掌管全国事务的职位相比，简直都是索然无味和无足轻重的。当你胜利了，你不得不应付的那些挑战鞭策着你；如果你失败了，你就非得迫使自己去干人家要你去干的事情不可。
我最不愿意跟人们议论选举。但很多人来访或写来信，多年来他们忠诚地支持过我，我又感到义不容辞地应会见他们，或至少在电话上跟他们聊聊。要我在公开场合露面和发表演说的邀请，继续纷至沓来。可是，除了我完全是在竞选运动中“辩输了”这一说法之外，我认为，新政府应该享有传统的、不受带有党派性质批评的蜜月期。
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开始适应新生活了，甚至喜欢它了。春天，帕特和女孩子们来了，我们在圣莫尼卡的海边度过复活节假日。两个女儿喜欢海滩和温暖的气候，她们对加利福尼亚的热情开始感染了我。
猪湾
我对当上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一事，日益感到兴趣。我对肯尼迪早期的某些外交政策行动是很不安的。在他执政的头几个星期里，他就碰上了涉及共产党在老挝进行攻击的一场危机。在他的最初几次记者招待会中，有一次，刚刚初步显示力量，接着就往后退却，并以接受一个据称为中立的政府而告终，而这个政府却尽人皆知将受共产党的严重影响。我决定，政府享有的蜜月期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同意于1961年5月5日去芝加哥的经理人员俱乐部发表一次演说。
因为我的讲演事关外交政策，我要求白宫让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向我作一次情况简介。我的要求被批准了。我们安排在4月19日6点钟在我华盛顿的寓所相会。
事前两天，当我尚在加利福尼亚时，我听到消息说，反卡斯特罗的叛军已在古巴一个不幸被称为猪湾的地点登陆。接着几天的新闻报道都使人沮丧，既简略而又不完整。但很清楚，入侵者遇到顽强的抵抗，开头未能取得多少进展。
4月19日我在等候杜勒斯时，拿起下午版的《华盛顿明星报》，看到的有关入侵的报道就更令人悲观了——虽然仍无最后定论。杜勒斯传话说，他将迟到。当他终于在7点半过后抵达时，他看起来神情紧张，颇受震动。
我问他要不要来一杯酒。杜勒斯回答道：“我当然要啊!我实在需要来一杯。这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
我问道：“出了什么事？”
他摇摇头，没精打采地说：“一切都完了!入侵古巴一败涂地。”
杜勒斯解释道，肯尼迪当选后，对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所制订的入侵计划曾下令照干，中央情报局则继续训练古巴的流亡者。但肯尼迪的几个顾问要他打消这项行动，理由是一旦我们的支持为人所知，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会受到严重损害。他们抬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说假若苏联决定干预，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还为入侵失败的后果描绘了可怕的图景。
入侵原定在2月。当政府内部激烈争论不休时，肯尼迪把它推迟了。最后，在4月15日，肯尼迪决定行动。杜勒斯用一种带着阴郁的钦慕之情的声音说道：“总统不听顾问们的意见，下令入侵继续进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做得到的。”但神经过敏的助理们仍作了最后的尝试劝阻肯尼迪，而肯尼迪为了使双方高兴，竟在最后一分钟作了妥协。他把原来打算歼灭卡斯特罗空军和为入侵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三场空袭取消了两场。于是，在猪湾登陆的自由古巴部队发现他们成了卡斯特罗的苏制轰炸机的毫无招架的活靶子。肯尼迪不给予空中支持，注定了这次行动非失败不可。
起初，白宫和我们派驻联合国的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完全否认美国与这次入侵有任何牵连。接着，肯尼迪又不得不撤回那些否认。我们的国际信誉经历了双重打击——先是发动了那场未能成功的入侵，然后又企图予以否认。
杜勒斯盯着地板说：“我本该告诉他，我们决不能失败。我几乎就要这样说了，但我却没有讲出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4月20日早上，我在国会大厦跟共和党的领袖们进行商谈。我们都认为情况严重到不能再持党派偏见的程度了。我们全都必须支持总统，直到危机过去。我那天下午回家比较早，在门厅电话机旁发现特里西娅留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肯尼迪来过电话。我早就料到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捅出纰漏来的，不得不求助于你。”我拨了我熟悉的白宫电话号码。接线人立刻把我的电话接通总统。他的声音紧张、疲乏，没有来什么客套就说：“迪克，你可以上我这儿来一趟吗？”
肯尼迪站在椭圆形办公室他的书桌旁正跟林登·约翰逊谈话。我们严肃地握手问好，气氛很紧张。
约翰逊走后，肯尼迪请我坐在壁炉旁的小沙发椅上，而他则坐在他的摇椅上。他说：“我已跟古巴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开了次会。与会者之中的有些人在这次行动中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兄弟或近亲和朋友。跟他们交谈，看到他们面部的悲惨表情，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了。”
我问起古巴人的士气。他说：“昨晚，他们对我们可真恼火极啦，但今天他们已平静得多了。信不信由你，我们只要说一句话，支持他们，他们还会准备再去打一仗的。”
说到这里，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开始在他的书桌前来回踱步，并在一片污言秽语的痛骂声中把他的愤怒和沮丧倾注出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诅咒每一个为他出过主意的人：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的白宫工作人员。他说：“我查问过那些婊子养的——所有那些军事专家和中央情报局人员——都向我保证，计划一定会成功。”
对他来说，以往一切都是顺利的。几天之前，在民意测验中，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报界对他也大有好感。现在他却困难重重，觉得他成了他所信任的人所出的坏主意的无辜牺牲品。他踱来踱去，双拳握得紧紧的。
他发泄了一通之后，又在摇椅上坐了下来，室内一时寂静无声。我突然感到，他一定觉得非常孤独——受了多么大的委屈，而责任又是多么重大啊！
他望着我问道：“现在你认为该在古巴干点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干它一场。我们有好几种借口可用：为保护居住在古巴的美国公民，护卫我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撵出古巴。”
他对我讲的话似乎考虑了一下，接着摇摇头说：“沃尔特·李普曼和奇普·波伦两人都报告说，赫鲁晓夫在这段时间里显得很趾高气扬。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古巴动手，赫鲁晓夫就很有可能在柏林动手。假如他们两人的估计正确，我就不认为我们该冒此风险。”
我解释道，我是从共产党对全世界怀有野心那样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古巴的。赫鲁晓夫将在同一时间里在好几个地方进行试探，只要我们一示弱，他就会制造一次危机来占我们的便宜。我说，我们应该同时在古巴和老挝采取一些行动，包括必要时使用美国的空军。
“我就认为我们不应该卷入老挝，”肯尼迪说，“尤其不能卷入可能会跟千百万中国部队在丛林中作战的地方。”这跟他3月间在电视上大讲保卫老挝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话，完全倒了一个个儿。“不管怎样，”他继续说，“如果我们对仅隔90英里的古巴都无所作为，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对远隔万里的老挝又能有什么作为。”
我对他未能从他自己所讲过的话中找到逻辑上的联系，感到惊讶和失望。他自己明明讲过，共产党的威胁是不可分的，除非到处予以抵制，否则在某一地方的抵制实在毫无意义。但我知道这不是说服他相信这种论点的时候。这是一场危机——他希望得到而且也需要我的支持。
我说：“如果你对老挝或古巴作出这类的决定，我将全力公开支持你，而且还将敦促所有其他共和党人也这样做。我意识到，有些政治观察家说过，如果古巴或远东危机涉及动用美国武装力量，那你就可能冒1964年遭到政治失败的风险。我要你知道的是，假若有必要采取这样行动的话，我是决不会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争端来加以利用的。”
他一下子好像沉浸在苦思之中，在权衡我刚才讲的话。接着，他略略耸耸肩膀说道：“局面弄成这样，我们又有这么多的问题，即使我干得不错，我也不知道四年后的今天我能否留在这里。”
我们谈了将近一小时。由于我倾听了他的话，向他保证我不会利用这次危机来为党派之争服务，我觉得我至少已减轻了他的一些负担。
“外交事务的确是唯一应由总统掌管的重要问题，你说对吗？”他说，“我的意思是说，同这类重要问题来比的话，最低工资是1元1角5分还是1元2角5分算个什么屁问题。”
我们走到椭圆形办公室旁有顶盖的门廊。玫瑰园里春花怒放，一辆白宫汽车在车道上等着我。
在他陪着我走向汽车时，他说，帕特·布朗很担心，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中，落在我的后面。虽然我的支持者建议我竞选，可我自己一点都不想参加。我对肯尼迪和布朗已在讨论那种可能性感到十分惊奇。
我们握手道别。他转过身去，循着小路走回他的办公室。他的双手斜插在上衣口袋里，但低着头走，平日轻快的步伐也好像慢了下来。在那会儿，我对这位不得不面对一场辛酸的悲剧的人颇表同情；尽管悲剧的铸成不全是他的过错，但他又责无旁贷地要对此负责。
我5月5日飞往芝加哥去为经理人员俱乐部讲一次话。
我开始时强调说，就我个人而言，对新政府的批评应该是负责任的和建设性的，并且只应集中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我对肯尼迪处理猪湾事件的方式仍感到担心，我想把我的忧虑公之于众。我说道：“那些老是在谈论我们威信的人，好像认为我们正跟别的国家在进行一场博取人心的竞赛，看看究竟是谁最能讨人欢喜并能得到赞扬。但我们务必牢记，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
我最大的顾虑是，肯尼迪在古巴碰了钉子后，可能会打不起精神来对付老挝、越南或柏林等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了。我说：“我们在古巴失败的最坏后果，不是那使许多观察家纠缠不休的威信暂时低落的问题，而是这次失败可能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因怕再冒失败的风险，不敢在将来采取果断的措施。”
当我说道，我们应该从入侵古巴中至少学到一条教训时，听众长时间地拍手叫好。我指的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大规模地牵涉到美国的威信，我们就必须心甘情愿地投入足够的力量，使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即使我们所有的情报估计都证明是错的也在所不惜。直话直说，除非我们准备把事情办到底，否则我们就不该在这个世界上开头办任何事。”
发表这次演说后，我发现作为“忠诚的反对党”领袖，我重新成了全国瞩目的对象。我原来以为会在我平民生活中压得很沉重的种种可能有的忧虑，很快就消失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我的私人和政治函件，必不可免的旅行，办公室的例行事务，我为“时报-镜报”所写的专栏文章，以及我答应写的一本书的计划安排，使这段时期成了我一生中最繁忙的阶段之一。像以往一样，损失最大而又最能保持缄默的，还是我的家庭。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去的原因之一是想有多些时间跟帕特和女孩子们待在一起，可是我想，我在那一年中看到她们的时间，比我们在华盛顿时还要少。
到了1961年12月，我感到比1960年竞选结束时还要疲劳。我因工作紧张和过度疲乏，体重轻了差不多10磅，在家里和办公室里我还变得易动肝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处理危机的书时，我却把自己搞得如此筋疲力尽，以致不能头脑清醒地作出决定，因而给自己和家庭造成了一次新的大危机。
1962年：竞选州长
要我竞选州长的呼声几乎在我回到加利福尼亚那一天起就开始有了。
全州各地的朋友、老的支持者、实业界和党的领袖们纷纷来信、来电或来访，敦促我参加竞选。我答复道：1960年总统选举后没多久就另去竞选什么职位，我对此没有兴趣。我请求他们到别处另外物色一个候选人。
但压力仍不断增加，到了初夏，我也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参加竞选的可能性。我的直觉未变——我仍旧认为这是在错误的时刻，竞选错误的职位的事例之一。
我和艾森豪威尔在棕榈泉附近的埃尔多拉多乡村俱乐部作了一次长谈。他认为我应该在1962年竞选州长，然后在1964年再度竞选总统。他说：“我的经验是，当一个人受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委托，要他承担一项工作时，他一定得干，否则就会冒日后失去他们支持的风险。假如你不参加竞选，而那个共和党候选人又落选了，你将为此受到责备，你作为全国政治领袖的前途也就此完蛋。”
几星期后，我写了封列述参加竞选利弊的长信给艾森豪威尔。在信中我说明了我之所以显得举棋不定和缺乏热情的最深刻的内在原因是：
不主张我参加竞选的另一论点是，从我在1月开始竞选起直到我任州长职务的整段期间里，我势必把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问题上。不错，洛克菲勒还是有办法不时就国内外问题发表议论。但我的想法是，我们这儿的问题是如此复杂，并且，坦率地说，我们还跟全国和国际的新闻通讯中心在地域上相隔如此遥远，如果我决定竞选州长，我简直不相信我仍有可能在国内外问题上，继续发表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当时的民意测验指出，我能够相当轻易地击败布朗。有一项调查说，我能以五对三的优势胜他。如果艾森豪威尔想到过我失败的风险也很大，他是否还会坚持原来的劝告，那就不敢说了。
罗斯·伍兹已到加利福尼亚，在律师事务所当我的秘书。她7月11日下午来我家告诉我，惠特克·钱伯斯死了。这消息对我震动很大。我知道钱伯斯有病，但他在一生中度过了这么多难关都能幸存下来，我甚至认为他是金刚不坏之身。现在他却死了。
那天晚上，我重读了在我1961年2月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不久，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很可能，我们彼此见不着了——我的意思是，永别了。所以，请原谅我在此讲一些我原本不该妄加置喙的话。
你还有几十年的前程。几乎就在我们相遇的第一天起（那已是12年前的事了），我发觉你具备一些深睿的好素质，虽然在这浮华浅薄的世道里，这些素质很难被人赏识，但它对你和千百万公众来说却是有意义的。由于你以往受到了苛刻的制约，你那好的品质和最大的才能无从发挥出来。但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此种制约会是决定性的。那是不可能的……
你还有许多岁月可为公众服务。为公众服务是你的生命。你必须为公众服务。因此，你也必须有一个为公众服务的基地。
一些人对我说，你不马上参加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是有道理的。另一些人告诉我，你差不多可在州内稳操胜券。我对情况毫无了解。但此事如属可行，我甘冒不韪，深望你予以考虑。
那些我素来尊重其政治判断力的朋友们，对于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彼此意见极为分歧。艾森豪威尔、汤姆·杜威、J.埃德加·胡佛鼓励我参加州长竞选，使我可以取得一个新的政治基地。赫伯特·胡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劝我参加国会竞选，使我可以有一个对国内外问题发表意见的讲坛。麦克阿瑟以其特有的、宣示神谕的神态说：“加利福尼亚是个伟大的州，但它的地方气息太重。你应该去华盛顿，不要留在萨克拉门托。”
8月初，我和鲍勃·芬奇作了一次长谈，讨论了当我参加竞选时会集结起来反对我的一些政治力量。
第一，肯尼迪政府将全力反对。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当上州长从而获得新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指望那些赞成洛克菲勒或戈德华特在1964年竞选总统的为数不少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会支持我。那两个人将在临近全国代表大会时相互攻击，但现在他们会联合起来反对我。
州议会共和党领袖乔·谢尔已为争取提名当州长而开始活动，并已从保守派那里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和资金。最后，还有帕特·布朗本人。虽然一般人都认为他能力并不强，但他所处的政治地位颇令人羡慕，没有人特别不喜欢他。
谈话结束时，我比以往更相信，我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我不该在1962年竞选州长。这话传回了华盛顿。两三天内，我就接到莱恩·霍尔和克利夫·福尔杰的电话，迫切要求在我宣布决定之前与我一谈。第二天下午，他们就乘飞机来加利福尼亚了。
霍尔说：“要么你参加竞选，要么你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完蛋了事。在1962年你将看到，洛克菲勒在纽约州竞选，另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还有一个在密歇根州。谁还会记得你迪克·尼克松呢？只有你现在竞选州长成功，你才能在1964年获胜。”他们两人都强调，艾森豪威尔多么期望我参加竞选并取得胜利。
那时候我自己的政治判断是，肯尼迪在1964年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假若我竞选州长，我认为我就必须保证在萨克拉门托当满一任州长。那么，到1964年就只好由另一个人去对付肯尼迪及其金钱和权术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对出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并无强烈愿望。同样迫使我却步的是，我知道帕特非常反对我参加竞选。她认为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特里西娅和朱莉，在她俩的青少年期间该多花点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我自己倾向于不参加竞选。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意见，霍尔和福尔杰带来的压力，惠特克·钱伯斯的信以及许多知交的再三要求，开始把天平朝着决定参加竞选的一边倾斜过去。
我害怕向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提出这一问题，所以我一直拖到不能再拖的最后时刻才讲。我要鲍勃·芬奇在9月27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届时我将宣布我的决定。9月25日，我们在晚餐后围坐桌旁时，我说明了一些因素和我一向听到的并加以权衡过的相互矛盾的意见。我告诉她们，我目前正在考虑参加竞选，但在我打定主意之前，我想知道她们的想法。
帕特如我所料，抱着强烈反对的立场。许多妇女为了当名流，宁愿付出她们所有的一切作为代价。但帕特素来属于那类较为少见的人物，她不需要非在公众面前出风头不可。她最深沉的感情历来是藏之闺阁，她只跟她的家庭和亲人分享此种感情。在竞选国会议员时，她始终和我站在一起，过着挨骂和同人争吵不休的日子；在基金危机中，她心地豁达并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在我任副总统期间，她既要满足我担任全国性公职的要求，又得让特里西娅和朱莉有一个正常而又可爱的家。为此，她经常得避免顾此失彼。由于以往有那么多的宴会和竞选旅行，因此1960年失败之后，她就一直期望我们两人和两个女儿能在加利福尼亚过上新的平民生活。她说：“如果你参加这次竞选，我可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跟你一起外出活动了。”特里西娅和朱莉那时是15岁和13岁，她们年纪还太小，无从对我的决定产生很大影响，但我也想听听她俩的见解。朱莉看到帕特和我的意见大有分歧，她说她准备同意我的任何决定。特里西娅是唯一采取肯定态度的人，她说：“我说不上你该不该参加竞选，但我似乎总有一种感觉，你就是应该向他们表示，你并没有因为1960年人们偷了我们的选票使你选举失败而就此完蛋!”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小时。最后我跑到楼上书房。我坐在书桌旁，开始写一些我准备在记者招待会的发言，宣布我决定不竞选州长。
半小时后，帕特进来了。她坐在书桌台灯照不着的那个沙发上。她脸部隐在黑影之中，但我能够从她讲话声中听出，她正竭力克制不让她极为失望的情绪流露出来。她说：“我又思考了一阵。我比以往更加相信，你如果参加这次竞选，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假如你权衡了一切后仍决定参加，我将支持你的决定。我会一如既往地和你一起参加竞选活动。”
我指着书桌上放在面前的黄便签本说：“我正在起草宣布我不参加竞选的提纲呢。”
“不!”她坚定地说，“你该按照你认为正确的去做。如果你认为你这样做是正确的，那么你一定要这么干。”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些时候，随后她走到我身边，把手搭在我肩上，吻我，然后离开书房。她走后，我把便签本最上面的一页撕下来丢进废纸篓。在新的一页上我开始为决定参加竞选的声明起个草稿。
9月27日，我在洛杉矶的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我说，我有两项决定要宣布。第一，我不当1964年美国总统的候选人；第二，我将是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候选人。
对好多记者来说，这是不够的，他们要求我多说几句。一个记者引了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的名言：“如果我被提了名，我不准备竞选；如果当选了，我不准备上任。”我对他说：“我认为谢尔曼将军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候选人。而卡尔文·柯立芝的话是说他不打算参加竞选。而尼克松是说，他在1964年不当候选人。”
帕特·布朗冲着我的声明立刻发表意见说，尽管尼克松没有这样讲，他到1964年还是会当总统候选人的：“他只把这个州的州长职位看作是实现当总统宏愿的垫脚石”。
我没有马上筹划战略和布置竞选活动，相反，我现在不得不在这以后的三个月里把我那本《六次危机》的书写完定稿。我是在肯尼迪就职几个月后约定好了要写这本书的，当时似乎不能想象在1962年会出现竞选什么职位的前景。现在我却在必须为竞选作出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碰上了出版商的最后交稿限期。
我在6月初选前去全州各地旅行时受到了不少诘难——但这跟1950年的诘难不同。当时，诘难我的是极左派，而现在则是极右派。极右的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已渗入相当多的共和党组织。我所作的代价最高、困难最大的决定之一，就是任何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只要他参加了约翰·伯奇协会，同时又不愿摈弃该协会创办人罗伯特·韦尔什的极端主义的声明，即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个为共产党阴谋献身的、自觉的代理人”，福斯特·杜勒斯则是个“共产党特务”，我都不加支持，并且也不需要他的支持。
约翰·鲁斯洛和埃德加·希斯坦德这两位众议员是我最亲密的私交和政治上的朋友。但他俩都是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不管他们本人是部分或全部相信韦尔什的指控，但他俩谁也不肯摒弃这些指控。于是我不仅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并且还失去了他们朋友很多、共和党势力也很大的两个地区的支持。从政治上看，这是一桩蚀本生意；但从良心出发，我别无选择。我不能接受一个极端主义集团的支持，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曾中伤过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
初选在6月5日举行。虽然我轻易取胜，但谢尔也得了1/3以上的票。我认为这是预示我在11月间可能碰上共和党一场临阵叛变的凶兆。
幸而我的竞选运动组织得非常好，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一些参加者从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在六年后我竞选总统时对我们起了很大作用。鲍勃·霍尔德曼是竞选运动的经理，莫里斯·斯坦斯是财务主任。赫布·克莱因是我主要的新闻顾问，一个叫罗恩·齐格勒的青年人在他手下工作。
初选之后，要求候选人展开辩论的压力开始了。布朗在民意测验中正居于领先地位，所以我认为辩论将对我有利。布朗也恰恰为了这一原因企图避免辩论。10月1日，我们两人在旧金山一起会见一批报纸编辑和发行人，这是最接近辩论的一次安排。《洛杉矶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次会见，大标题是“布朗大战尼克松”。
布朗和我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首批提问人之一是《刀锋论坛报》发行人汤姆·布雷登。布雷登是个自由派专栏作家，还是帕特·布朗委派的州教育委员会委员之一。
他说：“我要问你，你身为副总统或州长候选人，是否认为一个州长候选人可以允许他的家属从美国政府的防务大承包商那里收到一笔秘密贷款？从道义和伦理上讲，这是正当的行为吗？”
会议主席立刻跳起来说：“尼克松先生，如果你不想答复，你就不必答复那个问题。由于该问题超出了这次竞选议题的范围，我将予以否决。”
“鲁宾逊博士，事实上，我坚持要答复这个问题。”我答道，“我乐于借此机会答复此问题。六年前，我兄弟面临很大的财政困难，他向休斯工具公司借了20.5万美元，我的母亲实际上为此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拿了出来作为贷款的抵押。这一小笔财产对她来说可是巨额的财富，为此现在每年付给债主1万美元的利息。
“六年前，我兄弟破产了。我母亲把财产全都交给了休斯工具公司。两年前的总统选举中，肯尼迪总统没有利用我兄弟的困难和我母亲的问题作为一项政治议题，正像我不把人家对他的家庭成员的攻击作为一项政治议题一样。
“我在我兄弟的事业中没有份儿，也没搭股。我从未参与商借这笔贷款。休斯工具公司从未要求我干过什么，我也从未为他们效过什么劳。尽管肯尼迪总统没有利用此事作为话柄，而布朗先生却私底下跟今天在座的某些报界人士议论这件事，并且他手下的干将们也老是在讲，硬说我一定拿过其中的一些钱，说我做了错事。
“现在是真相大白的时候了。我当过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在政府里前后工作了14年。我去华盛顿时有一辆汽车、一幢房子和一笔抵押债务。我回来时有一辆汽车、一幢房子和一笔更大的抵押债务。
“我犯过错误，但我是个诚实的人。假若本州州长有什么证据，指出我在这件事情上有错误，指出我帮了休斯工具公司什么忙，指出是我向他们借了那笔钱，那么，与其像他那样暗地里阴险地干——这是他赖不掉的，因为在座的记者曾告诉我，他曾说过，‘我们要在休斯工具公司贷款一事上做大文章’——还不如让他有机会公开讲讲。
“加利福尼亚所有的人都在看电视，在座的人都在听。布朗州长可以趁此机会像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指控我行为不端。先生们，请吧!”
布朗万万没料到我来了反守为攻这一手。他试图否认他本人和手下的人曾在这次竞选中提过这一问题，但无济于事。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竞选运动中不断提到它。新闻界非常喜欢那段故事，并曾加以大肆渲染，一方面因为这可以写成很吸引人的文章，另一方面因为它可对我造成很大的损害。
我觉得这次和报界会见的结果是，我比布朗领先了一大步。他显然有同感，因为当我向他挑战，提出再来一次联席发言时，他拒绝了。
除了休斯贷款和我排斥约翰·伯奇协会之事以外，我在竞选中的最大问题是我出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真正意图何在。尽管我不断否认我对1964年竞选总统有任何计划，但还是无法使许多人消除疑虑。在竞选中所作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我面临的困难到了什么程度：36%的人认为我对于出任州长是真心实意的，64%的人认为我渴求竞选总统。
回顾起来，我承认民意测验表明的公众看法确有一定的真实性。由于我认为无法战胜肯尼迪，所以我否认有意于竞选总统，这是绝对老实的。但是我的确也并不那么热衷于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尽管我在竞选中把力气花在各种问题上，但每次记者招待会总要提到那些针对我的人身攻击——关于休斯的贷款，我恐怕至少答复过100次。记者不厌其烦地一再问我是否断绝了与约翰·伯奇协会的关系，或要我重申我拒绝支持鲁斯洛和希斯坦德。从早到晚，我得整天反复声明，我不打算把出任州长看作是1964年当总统候选人的垫脚石。我提出了好些详细的建议，诸如有关州政府开支、犯罪、教育等问题以及有必要使加利福尼亚工商业的趋势有所改善等，但大多数记者对此很少表示兴趣。
12月22日晚，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电视演说中宣称，苏联已把中程核导弹运进了古巴。他宣布美国海军封锁古巴，并要求苏联立即拆除并撤走导弹。全世界紧张地注视着赫鲁晓夫对这一直接挑战所作出的反应。美国似乎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上摇摆了差不多有两天的时间。像以往发生国际性危机时一样，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支持总统。我在奥克兰发表了一项声明，又在圣迭戈作了一次全州性的电视讲话，都表示我坚决支持肯尼迪的行动。
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新闻报道在1962年竞选最后几天压倒了其他一切新闻。1956年选举前夕的最后日子里爆发了苏伊士和匈牙利叛乱事件，史蒂文森当时一定会有的那种感觉，现在我算是体会到了。我知道，这时要缩小民意测验中布朗领先的差距的一切机会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选举之夜，我们不得不把那出沉闷的戏一直上演到幕落。当天下午我很早就离家到旅馆去。我对家里说，一待有个分晓，我会马上打电话回家的。
午夜前，事情已告结束，虽然双方得票数仍很接近。我对州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知道那些尚未揭晓的选区的总票数已不足以使我转败为胜。我在凌晨3时左右上床睡觉。等到我7时左右起床时，最坏的局面得到了证实。在所投的约600万张选票中，我以29.7万票之差败于布朗。
赫布·克莱因下楼去宣读我承认失败的声明。我在房间的电视机上看到记者在为难他，非要我下去亲自露面不可。他们如此坚持，弄得克莱因最后只好上楼来问我是否考虑见见他们。一直郁闷在我心头的愤怒、沮丧、失望和疲劳一涌而出。我说：“操他娘的，我不见他们，我没有必要去见他们，我就是不见。赫布，你把我对布朗表示认输的发言给他们读一遍。假若他们想知道我在哪儿，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已回家，和家里人在一起。”
克莱因又去到楼下。我离开时，朝电视机看了一眼，听见记者还在用侮辱人的语气追问：“尼克松在哪里？”——好像我有义务非见他们不可。
我说：“我这就下去。”边说边走向电梯。我走进记者招待室，登上赫布正在用话筒说话的讲台。我没有时间修整面容，我内心火极了，我的样子更糟糕。
我开始说：“早安，各位先生。既然克莱因先生已发表过了声明，既然报界所有人士又都因为我失败了而兴高采烈，那么我就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我看到好多记者在交换眼色。看上去我的表现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低声下气。
我向我的工作人员和许多帮我竞选的志愿工作者表示感谢。我对共和党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等州的胜利作了评价。我也祝贺布朗取得了胜利。
然后，我回到了主题：“一开头，我谈了两三件有关报界的事，我注意到你们之中有几位看来有点恼火。我对报界的观感从未真正尽情吐露过，现在我想畅谈一下。
“恐怕不能说今天任何一个美国政界人物会有这种态度。在我16年的竞选岁月里，从来没有为了一个记者的报道，向发行人、编辑抱怨过。我认为，记者有权写他想写的东西。我认为，假若一个记者认为某人该胜而另一人不该胜，不管在电视上也好，在电台或其他地方也好，他应该这样说。我要对记者们说，有时候我想……嗯……我希望你们应该像你们审查我那样，也详详细细地审查审查我的对手。
“在我向报界告别之时，我所能讲的是，自希斯案件以来的16年中，你们也够……够高兴了——因为你们一直有机会攻击我。我想，我被你们攻击得够呛，但我也没有少骂你们。”
我继续说：“我现在就要和各位先生分手了。你们可以去写，你们也可以任意解释。那是你们的权利。但我在离开你们时希望你们知道——请想一想，你们失掉的可真不少呀!
“你们再也不能捉弄、逗耍尼克松了，因为，各位先生，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这将是我有幸得到机会能与各位斗斗智的一次招待会。我始终是尊重各位的。我有时跟各位意见相左，但我和某些人不同，我从不停止订阅一份报纸，我今后也决不会这样做。
“我深信了解我的对手在讲些什么是很必要的。我希望今天我讲的话，至少会叫电视台、电台和报界首先认识到，他们负有报道所有新闻的重大责任；其次认识到，当他们反对一个候选人时，他们可以跟这位候选人过不去，但他们既有权利也负有责任地认识到，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至少总还得单独派个记者跟随竞选运动，以便报道那个候选人随时随地讲了些什么话才对。
“谢谢各位先生，再见。”
房间里的人都呆若木鸡、哑口无言。我知道赫布大为震惊并感到失望。我转身向他说：“赫布，我是为了你才这样说的，这帮人活该挨这一顿，我为此颇感高兴。”
大多数支持我的人和差不多所有报界人士都认为，这场所谓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是我个人的和政治上的奇灾大祸。莫里·斯坦斯对我说，他认为这会使我的律师业务丧失每年营业额达10万美元的新客户。批评我和反对我的人则把它看作为决定终身的、自作自受的打击，因而兴高采烈。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称之为“理查德·尼克松最后一次的大喊大叫”，并报道说：“尼克松作了一场持续15分钟的、漫无节制、语无伦次的终幕独自，恐怕这在美国政治史上还是举世无双的。他不顾一切地乱说一阵，叫他手下的人都看得发了呆。”
反应并不都是消极的。我收到全国各地的朋友和支持者发来的成千封信和电报，他们说，终于有人敢于把报界痛骂一顿，他们为此感到高兴。
我从不懊悔我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的话。我认为这是对新闻界的警告，就是说，我不会任凭他们随便发出对我怀有偏见的报道而无所作为。在这方面，我认为，以后几年里我之所以能从报界得到较为公正的待遇，部分归功于这一插曲。单从这一点来看，也是值得的。
选举后的星期天晚上，霍华德·K.史密斯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主持了一场称为“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的半小时特别节目。他请了四个可以代表我多年的朋友和敌手的客人来参加这个节目。默里·乔蒂纳和杰里·福特作为我的老朋友发言。我的竞选失败和我的记者招待会似乎成了我的政治生命结束的标志，他们为此深感惋惜。杰里·沃勒斯讲起1946年的竞选时还是辛酸万分。第四个参加者是阿尔杰·希斯。史密斯就事论事地问他，在希斯-钱伯斯案审讯期间，他对我的行为有什么想法。希斯以一种妄自尊大而又表示宽容的语调说：“他对如何客观地把事实弄清楚，兴趣较少；而对于想方设法把一项早有成见的计划弄得煞有介事则兴趣较大。我认为，他的行动是受野心和利己的动机驱使的。”
紧随着这句话的一阵喧闹，竟然帮助我从“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一个悲哀的输家形象转变为类似受害人的地位上来了。甚至节目还没有结束，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话总机就亮起了几百次要求通话的灯光。以后几天里，有8万封信件和电报蜂拥而至，对希斯的出场提出抗议。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当时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高级负责人员吉姆·哈格蒂说，让希斯上电视来对尼克松的失败评头品足，这种做法太不像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使他吃惊不已。
如果说美国广播公司准备为我发政治讣告，那些在肯尼迪政府里的人也不想听任事态自然发展。他们竭尽全力想置我于死地。在我竞选州长失败三个月后，他们对呈报的所得税的报税单进行了详尽的检查。几年之后，在1973年，国内收入署负责此事的督导员写信给罗斯·伍兹说明，虽然他曾向华盛顿的上级汇报，原来的审查报告“不变”，他们还是把案卷分三次退回给他，反复援引报纸和杂志的文章作为要给我追加税额的理由。这位负责会计检查的督导员每一次都勇敢地顶了回去，并尖锐地指出：“我们不是按照新闻界和杂志说的话来办事的，我们是根据事实作出结论的。”
我实在难以相信，即使我已第二次被击败，即使我已被各地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已无政治前途，也还有人坚持这种做法。
在1972年泄露给《纽约时报》的司法部档案表明，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他兄弟就任总统后没几个月就利用司法部设法收集证据，以便就休斯贷款一事，对我母亲和兄弟提出刑事起诉。根据那份报告说，调查说明我的家属根本没有什么非法行为。这种利用联邦政府机构的幕后政治动机不是太明显了吗？我尤其痛恨那种想通过搞我的家庭成员来搞我的做法。这些因政治目的而滥用国内收入署和司法部职权的事例是肯尼迪政府盛行的党同伐异的典型做法。
1963年在纽约当律师
选举后不久，我和贝比·雷博佐一起去佛罗里达州度假，我1951年第一次遇见他时就是在那里，多少年来我们已成了密友。在迈阿密待了几天后我们又飞往拿骚。等到学校一放假，帕特和女孩子们也来了，和我们一起在那里欢度感恩节。
在这次旅行中，我和老朋友、沃纳-兰伯特药品公司董事长埃尔默·博布斯特作了一次长谈。他竭力怂恿我离开加利福尼亚，搬到纽约去。他指出，自选举失败后，眼下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再把我拴在加利福尼亚了，在纽约搞事业的机会要大得多；我会发现那边的生活更有趣、更富刺激性。
我对这次搬家想得越多，利弊之间就越见平衡。我很不愿把帕特和两个女儿再次从生了根的地方拖走。但自选举以来，加利福尼亚对她们所具有的魅力已远不如前，我倒是发现她们对生活在纽约的前景十分感兴趣。
移居纽约当然会对我的政治地位发生重大的影响。尽管我被布朗击败，我仍能在加利福尼亚共和党内起着重要（虽然不无竞争）的领导作用。可是，离开我的政治基地，搬到我那主要敌手纳尔逊·洛克菲勒所牢固掌握全部政治权力的州里去，无异于宣布我已自行决定，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不再是个积极活动的政治人物了。
移居纽约，意味着放弃在1964年当总统候选人的任何念头。要在纽约竞选一个职位是不能设想的。我认为这一点对帕特的影响是和别的任何因素同样大的。她深切感到，现在该是我一劳永逸地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在1962年竞选州长时，事实上是我否决了家庭的主张，我觉得现在该轮到她们来否决我的主张了。我们决定，一旦我找到合适的工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就马上搬到纽约去。
几个月后，我加入了华尔街的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并改组为尼克松-马奇-罗斯-格思里-亚历山大事务所。我们买了一套10个房间的合作公寓，它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住所碰巧在同一幢大楼里。
我决定在开始新工作之前，先兑现我向帕特和两个女儿早就许下的诺言。6月12日，我们跟朋友杰克和海伦·德劳恩以及他们的女儿莫琳动身去欧洲和中东度一次为时六周的假期。
从我们在国外受到的欢迎来说，好像谁也看不出我在过去三年内曾两度落选，而且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是极为渺茫的。所到之处，我们所受到的款待就好像我仍旧是个副总统似的。
我们的旅程排得满满的：除了跟三个十几岁的姑娘一起旅行所免不了的紧张的观光活动之外，我还会见了好些外国领导人并跟他们谈了话。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在巴塞罗那的夏季官邸接见了我。我过去从未见过他。我原来料想看到的会是一个被报界描绘成僵化呆板和令人不快的独裁者。岂知我发现他是个敏锐的、重实效的领导人，他最关心的就是为维持西班牙的发展所必需的内部稳定。
戴高乐总统请帕特和我在巴黎共进午餐。这顿午餐——饭菜简单、烹饪精美、招待周到——是在爱丽舍宫后面一个露天的院子里举行的。餐后，戴高乐站起来作了一次热情的、特别动人心弦的祝酒。他说，他知道我受到过一些艰难的挫折，但他预见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在很高的职位上为美国效劳。
这次旅行中最难以磨灭的回忆恐怕要算我第一次对柏林墙的印象了。他们带领我们去逛东柏林这个单调的城市，但陪同我们的共产党警察数目太多，而且根本不讲方式方法地尾随不放，这意味着我们很难有机会找老百姓聊聊。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回去。我们步行穿过查利检查站，站着等候出租汽车。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男子走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你到东柏林来，我们很高兴。可别叫我们失望。美国人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说后他就很快地走开了。
我们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前往一家有一个很高明的匈牙利管弦乐队在演奏吉卜赛乐曲的饭店。我被人认出来了。晚餐后我走上乐座弹了钢琴，弹的是“密苏里圆舞曲”。
在开罗时，纳赛尔总统专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去阿斯旺水坝工地参观的旅行。我们在午夜前后抵达，但当时的气温仍在华氏100度以上。巨型的苏联吊车和推土机整天在工作。我们的埃及主人给我们看水坝计划时，他们自豪地宣称，参加这项建设工程的苏联人很少，但是我从司机们的外貌看出，他们之中有很多是苏联人。
纳赛尔请帕特和我到他在开罗的、朴素得叫人吃惊的家去做客。他是个才智过人和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夸夸其谈，但私下里的庄重和平易的举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切希望知道我对苏联领导人当前的态度和意向是怎样估计的。他对肯尼迪总统的以色列政策进行了试探性的批评，但由于我未予鼓励，他很快地领会了我的暗示，就把话题转了。他曾好几次表示他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好感。
我尽可能彬彬有礼地向他强调，我认为他应该把自己人民的福利和进步当作首要的任务来抓。这是纳赛尔本人不想践行的道路。跟苏加诺和恩克鲁玛一样，纳赛尔也是把他的最大精力放在革命上。目前，他对搞一场宏伟的、争取阿拉伯团结的十字军运动的兴趣很大，而对管好和改善埃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这项极为重要但不那么迷人的任务则不那么感兴趣。除了他盲目地不能容忍犹太人这点之外，他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即使以色列不存在，纳赛尔也一定会制造出一样东西来代替它。阿拉伯的团结需要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毁灭以色列恰恰适应这一需要。
我们在金字塔和卢克苏尔的帝王谷前肃然起敬，但同样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我对现代埃及及其统治者有了一些了解。我能够看到，尽管埃及极度贫困，但这个国家正在前进，最后一定会在整个中东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也能看到，尽管以色列在技术和训练方面占优势，但除非达成某种协议，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最终单凭数量上的优势就会把以色列击败并湮没掉。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各个敌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对以色列本身，并且对防止大国在中东发生对抗，都将是极端重要的。
我们去罗马时，肯尼迪总统正在那里进行国事访问。一天下午，我们旅馆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接线生告诉我，是总统来的电话。可以听得出他的心情愉快而舒畅。他说，他听说我们也在罗马，因此打个电话来向我们问声好。我们嘻嘻哈哈地谈了几句。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讲话，五个月后他就死了。
对帕特、特里西娅、朱莉和我来说，这次旅行是我们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刻之一了。此行之所以如此不寻常，是由于它使我们有机会真正像个家庭那样团聚在一起。我们在西班牙逛了好些城堡和大教堂，在雅典观光了帕提侬神庙废墟，在罗马游览了古罗马广场，在威尼斯坐平底船，去巴黎登上了埃菲尔铁塔的顶层，在莱茵河上顺流而下，还听了伦敦国会大厦钟楼里大钟报时的叮当声。
但是，当我们的飞机飞抵纽约，看到下面的自由女神像时，那才真正叫人心神激荡。假期过去了，我立刻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作为一位华尔街律师的新任务中去。
自我着手新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确定这次移居纽约的决定是做对了。新的生意找上了尼克松-马奇事务所的门。正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事务所的业务扩展了。
有机会看到纽约地区的老朋友和结识一些新朋友，使我家受到了激励，生活又重新生气勃勃起来。而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失败后，我们是很需要这种生机勃勃的精神的。在搬进新公寓还不到两周的一个晚上，帕特隔着餐桌望着我说：“我希望我们再也不要搬家了。”
1963年夏天，尽管我刚安定好在纽约开业当律师，但全国各地的朋友和党内领袖已经不断来访和来信，要我在1964年再度参加竞选总统。他们说，戈德华特除了党内最保守的一小撮外，几乎会把什么人都赶跑的；洛克菲勒则会把党一分为二。我同情他们的忧虑，但我的本能要我完全置身事外。
我坚信我不应在1964年谋求提名。尽管肯尼迪在近日的民意测验中声誉下降，尽管他的国内政绩缺乏光彩，外交政策方面危机重重，我觉得他几乎一定可以获得连任。党内团结一致，报界关系又好，加上担任在职总统拥有的种种优势，肯尼迪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我不能无动于衷地让帕特、女孩子们和我自己在再度败于肯尼迪的竞选活动中感到紧张和失望。我也很清楚，1960年、1962年失败之后，1964年如果再次失败，那就会给我一个老输家的形象，那我就永远翻不了身。
我也得思考一下那些敦促我竞选的人的动机。其中不少人是反对戈德华特当候选人的，但他们所持的理由我可并不赞同。我本人是喜欢戈德华特的。他直爽、诚恳，并且非常爱国。他容易冲动，一碰上就跟人家干。但我知道他心地很好，而且能够接受意见。虽然戈德华特站在右面，要比站在左面的洛克菲勒离开我的中间立场更远些，但我认为，戈德华特的偏离中流至少使他更深地留在共和党的领域之内，而洛克菲勒的偏离却使他在好多问题上事实上成了个自由派的民主党人。
9月3日上午，我接到了楼上邻居的电话，他请我下午参加他的鸡尾酒会。我到那里时，洛克菲勒热情地接待了我。聊了一会儿后，我们马上展开了一场认真的讨论。
“我打算争取得到提名。”他说，“我这次不准备再打退堂鼓了，如果再退，我将显得过于不坚定。据我看，肯尼迪只能当上一任。他把所有问题——越南、国际货币形势、大西洋联盟、人权——搞得一团糟。”
他继续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如果巴里获胜，我就会很担心，因为他太浅薄。他只上过一年大学。他没有一个好的班底，而且处理问题的方式太简单。我将担起阻拦巴里的任务。假如我不这样办，他会因没有对手而达到目的的。”
他转而谈到他的另一些敌手。他说：“罗姆尼想参加竞选，但老牌的共和党人不喜欢他对党所抱的那种独立不羁的态度。他最大的弱点是对世事了解太少，而对他所了解的东西偏偏又太有把握。比尔·斯克兰顿也想参加竞选，但他只有在人家拉他时才参加，而目前还没有一个要拉他出山的计划。”
他停了一下，接着更凑近我说：“迪克，你可不能积极参加竞选。你当然可以参加，但那将是个大错误，而你是不会犯那类错误的。我们两人必须认识到，只有你和我才是唯一在国内外问题上都有资格当总统的人。尽管我们有些分歧，但我们在基本政策上意见一般说还是一致的。”
我保持缄默，尽力不作明确的表态。最后他说：“我想提出的是，如果你现在支持我，那么在全国代表大会出现僵局时，我就支持你。”
我感谢他这样开诚布公，但我说，我除了支持得到提名的人以外，本人不打算参加竞选。我对他所提出的交易未置可否。
那时感恩节已临近，我坚持原定的计划：除非发生完全意外的事，否则我不当1964年的候选人；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我不打算赞助任何一个人；我也打算和所有可能当上候选人的人搞好关系，这样，不管谁胜，我都可以起党的团结者的作用。
11月20日我飞往达拉斯出席百事可乐公司的董事会，这家公司是我们事务所的一个客户。当地有几个记者想访问我。于是第二天我就在旅馆里同他们进行了短时间的会见。我从报上看到，为了反对第二天访问达拉斯的肯尼迪和约翰逊，已经有人计划要搞示威活动了。我对记者说，不管人们对某些具体问题或对某个人物的反应如何强烈，总统和副总统所到之处，理应受到尊敬。
11月22日清晨在去达拉斯机场的路上，我看见总统出访的车队所经道路两旁都悬挂着彩旗。回到纽约，我雇车返家。我们通过昆斯区向第59街桥开去。当车子停在红灯前面时，有一个人从人行道上冲过来开始跟司机谈话。我听见他说：“你车上有收音机吗？我刚听到肯尼迪被人开枪打死了。”车上没有收音机，在我们继续驶入曼哈顿区途中，我的脑海中百感交集。那个人可能是疯了，或许是个恶毒的、戏弄人的家伙。他可能听错了人家的话；或许是歹徒向肯尼迪开了枪，但没有打中或仅仅打伤了他。我不肯相信他真的遇害了。
车子在我住的那幢大楼前停下时，看门的跑了出来，泪流满面。“喔!尼克松先生，你听到了没有？”他问道，“简直太可怕了，他们杀害了肯尼迪总统。”
那天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埃德加·胡佛。他马上接了电话。我直截了当地问：“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一个右翼的疯子干的？”
他回答：“不，那是个共产党。”几个月后，胡佛告诉我，奥斯瓦德的妻子曾揭露说，奥斯瓦德曾打算在我访问达拉斯时把我干掉。为了不让他这样干，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把他拖住在家没有外出。
我从来没有像好多人设想的那样，对肯尼迪的死怀有“蒙上帝恩典，我才得上天”那种幸灾乐祸的想法。我当了八年副总统之后，对有遇刺的危险早已完全听天由命。我知道，既然有这么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想杀死一个总统，当总统的就只有靠运气与平均数定律的组合，才能免于一死。我并不认为肯尼迪是可以和我易位相处的：我没有想过，如果我在1960年胜利了，那就不会是他而会是我，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乘车经过达拉斯的迪莱广场。
自1960年选举以来，肯尼迪和我之间的友爱从未消失；尽管我对他当总统的政绩是有意见的，但我钦佩他的雄心壮志和好胜气质。我能够体会这一悲剧对他那亲密无间的家庭将是多么可怕的打击。我记得在我兄弟阿瑟先死、接着哈罗德又死了的时候，我是多么难受。我希望我能略尽绵薄之力使肯尼迪一家的哀痛有所减轻。
当天晚上我在书房里待到很晚。炉火熄后好久，我写了封信给杰奎琳·肯尼迪。
理查德·M.尼克松
五马路810号
纽约州，纽约市，10021
11月23日
亲爱的杰姬：
在这悲痛的时刻，帕特和我希望你知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并和你共同祷告上苍。
命运之神使杰克和我成了政治上的对手，但我始终珍惜这一事实，我们打从1947年一起进入国会以来就是很要好的朋友。这种友情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我们应邀参加了你们的婚礼。
我现在无法再说什么来使世界各地奉献给他的光辉颂词增添色彩了。
但我希望你知道，你作为第一夫人为国效劳，人民将永远表示感谢。在担当美国官方女主人的场合里，你给白宫带来了魅力、美丽和风雅，你那独具一格、发自内心的青春神秘感则在美国人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能有所帮助的话，我们将以能为你效劳而感到光荣。
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几星期之后，我收到她的复信：
亲爱的副总统先生：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那封关怀备至的信。
你们两个年轻人在国会里是同僚，在1960年是对手。现在，请看，出了多大的乱子。谁能想到在这个国家居然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
我知道你又不免在想——你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如此之久，却仅以如此微小的差距失去了那个最高奖赏。现在你又得一切从头再来。你又得把你和全家的希望和努力再一次投放进去。我只有一点要跟你说，如果事情不能像你期望已久的那样称心如意，请从你已有的东西——你的生命和你的家庭——那里得到安慰吧!
我们在享有生命的时候，从来都是对生命珍惜不够的，虽然我知道他的死是可以防止的，但我也不会要杰克走任何其他一条道路。为此我自己将永远不断地受到折磨。
可是，假如你不能取胜，那你就多想想你现在已有的一切吧!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府上各位致意。我希望你的女儿会像我过去一样喜欢查平中学。
忠诚的，
杰奎琳·肯尼迪
在肯尼迪死后一段时间里，三项最重大的政治发展是：戈德华特开始在全国党的工作者和组织者那里网罗了一股庞大的力量，林登·约翰逊在白宫最初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行事中显示了精明老练的技巧，亨利·卡伯特·洛奇冒出来成了认真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约翰逊有办法在全国哀悼肯尼迪的时刻把大家团结起来，在1964年头几个星期里，两党客观的观察家们就普遍认为，谁也休想在11月里把他击败。由于提名选举组织得好，洛奇在3月10日新罕布什尔总统初选中名列第一，这使大多数专搞政治的人惊讶不已。
我在纽约开业当律师的一个好处是，为了和事务所的国际客户见面，有机会让我去国外广泛旅行。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拜访我当副总统时的老朋友和结识一些新朋友。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既能见到反对派领袖，又能和政府官员会面。我跟实业界和律师界的接触，使我对当地的问题和态度的观感，比我过去以官方来宾身份访问时所取得的要全面得多。
紧接着新罕布什尔的初选，我先去黎巴嫩、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作了这样的旅行。所到之处我都听到美国的威信在下降。我也听见有些人沮丧地谈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只起了这样少的积极领导作用。最使人深感不安的恐怕还是，我亲眼看到的越南实际情况，跟美国国内人民所看到的报道，出入之大简直到了危险的程度。
和我谈话的亚洲的领导人注意到老挝。由于肯尼迪的天真，愿意接受一个“中立主义者”的联合政府（大家知道它为巴特寮共产党游击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掩护），我们在老挝碰上了一场不应有的灾难。亚洲领导人注意到古巴。在那里，我们在猪湾事件中的举棋不定，使共产党在宣传方面取得了多年未有的最大胜利。现在他们正盯着越南，我们在越南花了多少年工夫，鼓励并建立了一个反共的西贡政府之后，却显得不太愿意支持那些为了打败共产党所必需的措施。在我们的亚洲朋友和盟国看来，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公众的漠不关心，新闻界的歪曲报道和党派政治，似乎正结合在一起，正在破坏美国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战斗意志。
在巴基斯坦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阿尤布·汗总统。他很难过地谈到了1963年11月1日，即肯尼迪遇刺前三周吴庭艳总统在南越遭暗杀一事，他认为美国是插了手的。“我不能说——也许你们起初就不该支持吴庭艳。但长时期以来，你们确曾支持过他，这在亚洲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管他们是否持赞同态度，反正他们对此心里有数。接着，突然之间，你们不再支持他了——吴庭艳就死了。”他摇摇头，又说下去，“谋杀吴庭艳对许多亚洲领导人来说，意味着三点：跟美国交朋友很危险，维持中立还是有好处的，有时候当个敌人倒反而有利可图!信任像根细线，一旦断了，就很难再把它接起来。”
在曼谷，他侬·吉滴卡宗总理警告我们，在跟越共作战时丝毫不能松懈。他说，如果越南沦亡了，共产党势力将在东南亚畅行无阻。在我任副总统期间担任泰国驻华盛顿大使的那位出众的学者和外交家波特·沙拉信说，约翰逊急于跟越共开始谈判，只会鼓励他们提出更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他说：“美国应该做的是使越共相信，他们休想在同南越或华盛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然后，你们应该向他们提出一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最后建议。要是他们拒绝，那么你们就该无情地把战争进行下去。”
我在一个下着雨的炎热的下午抵达西贡的新山一机场。飞机库周围堆着沙袋，武装的士兵在跑道上巡逻。
我遇到的南越军界领导人完全了解他们敌人的脾性。有一位对我说：“他们跟越盟时代一模一样。他们决不会适可而止。除非他们赢得一切，否则是决不会罢休的。我们不能跟他们妥协，我们也不能和他们谈判，这必然是场血战到底的仗。只要你们给予帮助和支持，我们是准备跟他们打，并且把他们打垮的。”
华盛顿阻止他们空袭北越，又不准在陆地上攻入老挝，切断那条被称为胡志明小道的越共武器和给养运输线。对此，美国军方和南越的军界领导人都深表痛惜。和我谈话的好多美国军官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到约束，是因为国内正逢选举年。其中某些人则责怪美国的新闻报道歪曲得太厉害了。
我和时任美国驻南越大使卡伯特·洛奇一起吃晚饭并作了一次长谈，我谈到了我的忧虑。他注意倾听，好一阵子之后才答复道：“我知道不少人对这里事态的进展很不耐烦，我也知道军界的人不高兴被牵制住。但这里存在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那是不能用打的办法来解决的。越南的问题，军事小于经济。越共从饥饿的农民那里汲取力量，如果我们想要他们同共产主义断绝关系，我们就不该用枪去打他们——我们应该把粮食分配给他们。”
洛奇申述了他不同意追击越共部队进入老挝或柬埔寨的理由。更使我吃惊的是，他说，除非为了美国人被杀而采取的报复行为以外，美国军队应避免和越共交战。我简直难以相信，竟会从卡伯特·洛奇这样一个通晓国际共产主义战术和技巧的人那里听到这些话。我怀疑他是否认为他有责任去捍卫政府的政策，而不受他本人感情的影响。或者，他实际上已被约翰逊周围的经院式理论家说服而改变了立场，这些理论家认为东南亚的共产主义问题是可以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的。
我在这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使我确信，约翰逊的越南政策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在西贡讨论时，洛奇热切希望我为他剖析一下国内的政治局势。他认为约翰逊有不少弱点，是可以击败的。他主张采用和戈德华特“南方战略”相反的策略，认为一个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只要集中力量在北方城市里活动，就能够做出很大成绩。很清楚，他认为他本人就是那个共和党人。事实上，几年后他告诉我，假若他在5月的俄勒冈初选中获胜，他曾打算辞职返国去参加争取提名的竞选运动。
在台湾地区，我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他早就对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说，我们不入侵北越，就决不能取得胜利。他取笑当时正在推行的“战略性的哈姆雷特规划”。他说：“发展经济可以战胜共产主义是一种大家所熟悉的谬论。”他凑近我，差不多像耳语般地说：“只有子弹才能真正打败他们。”
我在东京见到了日本的池田首相。像我遇见过的其他领导人一样，他因美国在越南政策上陷入明显的信任危机而感到担心。国务大臣佐藤和前首相岸信介认为南越胜利的钥匙握在中国和苏联手里。因此他们建议美国制定越南政策时应该考虑该地区中有关大国的利益。
当我于4月15日结束这次旅行回到家里时，我发现华盛顿对越南并没有像对洛奇、戈德华特和洛克菲勒之间开展的竞赛那么关心，也没有像对约翰逊肯不肯让罗伯特·肯尼迪作为竞选伙伴所形成的一场斗志之争那么关心。亚洲远在万里之外，注意力都集中到俄勒冈初选上去了，而在这次初选中，很多人盼望洛奇能重演他在新罕布什尔的胜利。
四五月间，民意测验继续表明洛克菲勒和选民们的关系搞得不错，但在决定得失的地区，即取得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票数方面，戈德华特可望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提名，这种趋势日益明显了。我的一些支持者仍旧不甘心放弃，他们在5月12日内布拉斯加的初选中为我搞了一次投票给非原定候选人的活动。我那次得到的4.28万票是惊人的有力表现，但我不存在任何幻想，认为那足以阻滞戈德华特彩车的进程，更不用说刹住它了。洛克菲勒在俄勒冈初选中取得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胜利，因而把洛奇淘汰了。但6月2日戈德华特在最重要的加利福尼亚初选中获胜，又把洛克菲勒淘汰掉了。为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和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参加竞选所作的最后搏斗，证明力量既太弱，时间也太晚了。全国代表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之前好久，戈德华特的提名已稳稳在握。
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
戈德华特在第一轮投票时获得提名。我以前任旗手的身份，要求把被提名人在发表其接受提名演说之前向全国代表大会引见的荣誉给我。我把这看作为开始执行搞好党内团结使命的第一次和最好的一次机会，而这种宣讲工作我是准备一直继续进行到11月选举日的。我特别挑选出斯克兰顿、罗姆尼、洛奇和洛克菲勒的名字，说他们是1964年参加竞选中共和党引以为荣的人物——正像为了党的团结的同样理由，我在1952年的接受提名演说中提了布里奇斯、马丁和塔夫脱的名字。我说：“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我们有些是戈德华特派的共和党人，洛克菲勒派的共和党人，斯克兰顿派的共和党人，洛奇派的共和党人。现在，大会召开了，决定已经作出，我们就都是努力争取巴里·戈德华特当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了。就这样。如果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说，他们只是准备来看戏的或散步的，甚至是来划船的，那么，对他们我要引用巴里·戈德华特1960年的一句话相奉告：‘共和党人，让我们壮大起来，一起去干吧!’——我们终将在11月取得胜利。”
我尽力强调戈德华特的共和党主义，并把他列入历史上其他共和党被提名人的行列之中。为了给他在初次以被提名人的身份出现于全国代表大会时制造一种戏剧性场面，也为了越过新闻记者而请美国人民亲耳听一听和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我最后说：“今天晚上，请你们看看这位先生，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请听听他的讲话。把批评他的过分苛刻的评语忘掉吧!恐怕还该把他的朋友捧过了头的颂扬之词也忘掉吧!请记住，这是实事求是的时刻。请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判断。请你们自己作出这一决定，而不是凭别人说的去作出决定。”
我拼命找合适的措辞来结束我这次讲话。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令我满意的话：“这一位就是赢得‘保守派先生’称号和自豪地佩戴着这一称号的人。经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他现在是‘共和党先生’了，也就是他，通过这次历史上最伟大的竞选运动之后，将成为‘总统先生’——请大家来见见巴里·戈德华特!”
我的演说看来取得了使党内各派系皆大欢喜的预定效果。戈德华特在走向讲台时受到了长时间的热烈欢呼。这该是他医治党内创伤和为了日后的竞选把党团结在他周围的最好机会了。
使我大为惊愕的是，戈德华特竟然发表了一通使人坐立不安的、制造分裂的讲话。他说：“凡全心全意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表示欢迎；至于那些对我们的事业漠不关心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打算请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奶牛宫，有一半人狂欢呼叫，另一半人则惊愕得一声不吭，这无异于向他们宣布，他们等于从戈德华特的竞选运动中被赶跑了，从党内被撵了出来。但他还没有讲完呢!他说：“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在追求正义中所表现的温和态度并不是美德!”这些话可比其他东西更能帮助约翰逊和民主党人拆他自己竞选运动的台。
戈德华特已赢得提名，如果说他本来有机会当上总统的话，那么他那天晚上发表的那篇演说，却使他丧失了这个机会。
我坐在主席台上真像生了病一样。戈德华特非但未能愈合党内的分裂，医好它的创伤，反而划开了新的伤口，还在伤口上拼命抹盐。眼看着一个人把他需要的，费了好大劲才争取到的机会抛弃掉，实在叫人非常难过。但我主要是为全国成千上万个共和党候选人担心，因为他们现在不得不在竞选中花费精力去为选票上位居第一的那个人搪塞、辩解。
从戈德华特的观点来看，他的讲话是办了一件不可宽恕的蠢事。他的目标应该是把党团结起来，同时把党来个向右转。约翰逊是作为肯尼迪的继承人来竞选的，如果输给他也不至于是毁灭性的。倘若戈德华特能尽量减少1964年共和党在国会和各州席位的损失，接着在1966年参与竞选时再多争到几个新席位，那么他就会处于很强的地位来重新争取1968年的提名，那时候的趋势将会是有利于共和党的。
除非有人去找找戈德华特，叫他把调门放低些，否则谁也不会认为谋求1968年的共和党提名是值得一试的事了。
我知道戈德华特的演说使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我等他从葛底斯堡回来几天之后才去找他，向他提出两点想法。
“将军，”我说，“你是唯一能叫巴里听话的人，你也是唯一有办法至少让共和党候选人有机会去进行斗争的人。”
他迟疑地问道：“那么，你认为我能干些什么呢？”我建议他和戈德华特见见面。“我知道你有些疑虑，”我说，“但我知道巴里会很通情达理的。我敢说，他对你所提出的有关竞选运动的任何建议都会作出反应的。”
艾森豪威尔同意见面，条件是我一起参加。他也同意我的另一建议，即在我们和戈德华特碰头后几天，召开一次党内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要是戈德华特肯合作，我们就能够把这场最高级会议变为一次大加宣扬的、显示党内团结的盛会。那将在谦虚谨慎与全党团结的基础上，使戈德华特有机会重新开始竞选活动。
为了把这次会开好，我向戈德华特建议，我们应当采取一些措施，设法把他的接受提名演说所引起的、到现在还未平息的轩然大波平息下去。我提出由我出面写一封要求澄清事实的信，然后再把我的信和他的答复一起公布。他同意了。他在信中把他那个有争论的“极端主义”讲话大大地作了修改。他写道：“如果我可以把那两句有问题的句子按当时讲话的语气重作解释的话，我会把它们说成为：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自由，是不可摧毁的；而半心半意地致力于正义，则是无法保全的。”
我读到这里，松了一口气；至少他没有使用那个叫人费解的“极端主义”一词。洛克菲勒曾在初选中把极端主义的牌子挂在戈德华特的脖子上，而戈德华特的接受提名演说却使它变成了一条套索。我希望这封信会使套索松动一些，可是我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我们这个时代玩弄政治的大师林登·B.约翰逊知道他已抓住了一个可以穷追猛打的好靶子，加上戈德华特在竞选中出的许多丑又大大帮了忙，他在戈德华特身上把极端主义的牌子勒得如此之紧，以致扼杀了戈德华特的政治生命。
戈德华特于8月6日来到葛底斯堡。艾森豪威尔不想在农场接待我们，因此我们大家全挤在他城里的小办公室里。他一开头就讲了一些直率的话。事实上，我很少听到，如果不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艾森豪威尔曾像这一次那样地开门见山。他对戈德华特说，不应该再鲁莽行事了。他建议戈德华特发表一次讲话，谈谈人家对他的有关极端主义的那些指责，并建议他承认，可能由于他在接受提名演说中用词不当才招来了这些责难。
戈德华特同样开诚布公。他说，小心谨慎不是他的本性。他有些议论被人家看作是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因此艾森豪威尔对之特别敏感，对此他是能理解的，但他这些话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总的说来，戈德华特采取的是言归于好的立场。这次会晤和事后发表我们交换意见的信件，看来对即将召开的最高级会议的成功，预示着好的兆头。
有党的领导人、候选人、州长和其他助理人员参加的最高级会议于8月12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市那座杂乱无章的老赫尔希饭店里举行。
主要的会议是秘密举行的。戈德华特发表了一篇演说，大大修正了他某些最极端的见解。然后，戈德华特、洛克菲勒、罗姆尼、斯克兰顿、艾森豪威尔和我怀着并非真正乐观的心情漫谈了一通竞选应如何进行的问题。当然，这一招的真实目的在于要好好利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将是戈德华特以一个团结的党的领袖和发言人的身份露面的机会。
招待会挤满了记者和电视摄影机。在快门咔嚓作响，摄影机呼呼转动声中，艾森豪威尔、斯克兰顿和我坐在戈德华特和他的竞选伙伴、纽约州众议员比尔·米勒的身旁。叫我吃惊和失望的是，尽管费了好大劲作出了安排，戈德华特还是没有抓住会议给他提供的这次机会。他反而说，他不认为当天早些时间所发表的演说具有和解的性质；他不认为他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作过任何让步。记者招待会的余下部分是一场戈德华特的典型演出。他自己提出了他的有争论的说法，即他准备考虑给战场军事指挥官以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在猛烈追问下，他仍不退让。当一个记者问到有关他的对德政策时，戈德华特答复道：“我认为德国创立了以实力来维护和平这一现代化的概念。”当他说这话时，我看到艾森豪威尔打了个寒噤。
艾森豪威尔对戈德华特的做法极为恼火。我事后听到，他在驱车回葛底斯堡途中说：“你知道，在这次会议之前，我总以为戈德华特只是顽固而已，我现在深信，他简直是个大笨蛋。”
“赫尔希精神”可能蒙蔽了部分报界和公众人士，却一分钟也欺骗不了政治家们。注定要失败的气氛笼罩着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全国性的领导人物很少想再过问其事。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大多数的支持者袖手旁观。乔治·罗姆尼集中精力，专心于竞选密歇根州州长去了。斯克兰顿是个杰出的军人，他很想助一臂之力，但他的努力甚至对他自己的支持者也影响不大。艾森豪威尔则几乎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
我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候选人邀我去讲演的请帖。好些人是老朋友和支持者；另一些是很有前途的新候选人，他们运气不好，正好凑在总统竞选前景黯淡的一年里参加第一次竞选。我决定花整整五个星期去为竞选进行游说。
我看到像戈德华特这样愚蠢的候选人在竞选总统，真觉得泄气。由于共和党选民很关心那一年的选举，这就尤其令人心碎；凡我所到之处，听众又多又热情。但我帮他们讲话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候选人却都一再要求我避免把他们的候选资格跟戈德华特联系在一起。这个钢丝可不易走，但我一般还能想些办法，把赞扬当地候选人的话和我每次演说中必讲我个人对戈德华特的支持分别开来。我在36个州露面150次以上。但这是一项毫无胜算的使命。竞选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将遭遇惨败。
选举日是11月3日。到了纽约时间8点钟，三大广播电视网就都已具体提到约翰逊将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第二天清晨，我很早起身去核查众议院和参议院竞选的最后结果。这真是共和党的一场灾难。我们在众议院丧失了37席，参议院丧失了2席，在各州议会丧失了500席以上。艾森豪威尔和我曾为之鼓劲的年轻新候选人，在他们第一次竞选公职中大多数都失败了。
有一个共和党的获胜者，但他的名字却没有上选票。竞选结束前一星期，罗纳德·里根作了一次帮戈德华特说话的全国性电视广播。里根的观点跟戈德华特同样保守，但他具有戈德华特所缺乏的东西：把观点用合乎情理和娓娓动听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能力。那次广播为里根奠定了基础。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在1966年把他拥上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宝座，1968年又使他卷入了争取总统提名的竞赛。
戈德华特对这次失败表现得颇有雅量。约翰逊想必克制了莫大的诱惑，他倒没有为那场压倒性的胜利大吹大擂。只有纳尔逊·洛克菲勒企图利用这次灾难为自己谋利。选举后第二天，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把戈德华特和他的追随者——同时，间接地，要求把像我这样支持过戈德华特的人——逐出党外。我本打算在“冷却”一段时间之前，不对选举结果发表什么议论，但洛克菲勒的攻击改变了我的主意。
11月5日，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表扬了戈德华特，说他在极为不利的境遇下勇敢战斗。我说，现在不能期望那些过去分裂了党的人还能在将来再把党团结起来。在结束时，我丢掉了一切顾忌，指名洛克菲勒就是一个专门拆台和闹分裂的人；现在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对他甚为反感，除了纽约，他再也不能在别处被人尊为党的领导人物了。
正如我所预见的，这次记者招待会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但为了挽回党内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无法调和的分裂，我说了该说的话。起初还是躲躲闪闪的，接着就有为数众多的党内其他领导人跟着我一起，要求来一段“冷却”时期，要求大家别再对1964年的事进行相互指摘，这样，党就可以团结一致以图1966年卷土重来。
1965年：重新估计局势
我虽然对1964年的失败给共和党造成党内极度混乱的局面不抱任何幻想，但我对未来也并不完全同意当时普遍存在的那种悲观情绪。在选举后没几个月里，我已能看到，民主党内正在形成的一种政治气氛，会把林登·约翰逊从他深孚众望的顶峰拉下来，并且迫使他决定在1968年不再参加连任的竞选。约翰逊不久就必须应付这一事实，即他自己党内的左翼趋于极端和自以为是，决不亚于共和党的右翼。看来约翰逊的法术甚至在他权势鼎盛之时，就已在走下坡路了。东部的新闻界素来看不起他当副总统时那种得克萨斯式的作风。现在，他已不是肯尼迪的合法继承人，而是凭他本人的能耐获选的，在关于他的一些新闻报道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带有批评性的新调子。
我认为，说共和党不能在1966年来个东山再起是没有理由的——只要目前我们别让它土崩瓦解就行。
我认为要把党团结在一起，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我们一定要对党内左翼或右翼的领袖接管全党的企图始终保持警惕；我们一定要使广大党员深信，前程还是很有奔头的。我的经验告诉我，这种工作很难搞，挺烦人，有时还吃力不讨好。但我日益感到这份差事又非我莫属。指引我挑起这副担子更多的是实用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因为我相信，谁这样干，谁就会在1968年的总统提名中得到很大好处。这种念头使我解决了一个矛盾，那就是，我必须帮助我在共和党内的竞争者——洛克菲勒、罗姆尼和里根。我觉得，假若党的基础没有得到扩大，1968年的提名就会是一文不值的。如果由于别人的胜利而扩大了党，我认为，我将有机会从党变得更强大这一点受益无穷。
我没有向家里或任何人透露，这就是我头脑中在想的东西。我知道帕特和两个女儿又要失望了。但我终于认识到，除了政治生活和为公众服务以外，我实在没有其他类型的生活可言。即使我的律师业务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高峰，我从不觉得它真能使我心满意足。当时我对一些朋友说，如果我所有的一切只是律师业务的话，两年后我将在精神上死去，四年后肉体死亡。我知道他们准会认为我言过其实，但我倒是真把我所想的、所感觉到的都照实说出来了。
1965年1月9日，在庆祝我52岁生日的小小家宴之后，我坐在书房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我想起了一件事：温斯顿·丘吉尔是1929年当他55岁的时候失去下议院领袖职位的，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当时已把他一笔勾销，不把他当作是一个政治领导人物了。但丘吉尔没有勾销自己。他没有因为人们认为他已经完蛋而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榜样使我深有感触，我写下了几项“1965年的新年愿望”：
——制定出宏大的目标。
——规定每天的休息时间。
——要有短暂的假期。
——了解自己的一切弱点。
——更好地利用时间。
——开始写书。
——每天打打高尔夫球或进行其他日常锻炼。
——就带有挑战性的国内外问题写文章和发表演说。
我放下了黄色便签本，关了灯，盯着炉火。七年来第一次，我不仅开始认真考虑再度竞选总统，并且考虑了我应从哪里着手。
为再度竞选总统作出最后决定，当时仍嫌太早，更不用说发表声明了。此外，我深信，在党为了1966年有机会重建之前，企图搞任何总统竞选的政治活动是自寻死路。党的最高利益和我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是吻合的：在组织得到恢复、使提名的人感到提名确值一试之前，我作任何承诺都是愚蠢的。但假如我有意于竞选，而不开始订出计划，又不利用我在1964年竞选中所建立的信誉，那也是同样愚蠢的。巴里·戈德华特是公开为这个观点出力的人。1月22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开会时，他把我介绍为“选举中工作得最卖力的”人。他转向我说：“迪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我知道你是为了共和党的利益而不是出于任何谋私利的原因才这样干的。如果有朝一日，我能把它变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原因，我将尽一切力量促使其实现。”
我开始列表估计1968年争取提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不可否认，不利的因素非常之大。自1960年和1962年以来，我有了一个输家的形象，这是每个政治家最害怕的东西。事实上，在那场“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我还有了一个输不起的形象。
差不多同样严重的是我缺乏政治基金。生平第一次，我可以从律师事务所、从所写的书的版税和其他稿费中拿到可观的六位数的收入。但我们住的公寓很费钱，并且一个女儿上私立中学，另一个女儿进了大学。在华盛顿几年俭朴生活之后，我觉得帕特和两个女儿应该享受最好的一切，我不愿为了再一次当候选人而要她们节衣缩食。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没有政治基地。我离开加利福尼亚使我在政治上成了一个所谓无根之木的人。一个认真从事总统竞选的主要候选人居然在自己家乡的州里没有党的机器为他工作，那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纽约是洛克菲勒的地盘，纽约的共和党组织准会反对我。洛克菲勒一开头就把这一点讲清楚了。事实上我在纽约的共和党圈子里是个不受欢迎的外人，根本起不了重大作用。
虽然不利于我的因素很多，但也有好些对我有利的因素。一个优势是，在共和党选民对总统提名的民意测验中，我名列前茅。例如，1966年夏天，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我跟最接近的竞争者亨利·卡伯特·洛奇相比，差不多以二比一领先。我多年来在共和党园地里的苦心经营，正从全国大多数的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中得到报偿。
另一个优势是，不管报界喜不喜欢我，看来，它们一贯把我当作未来总统候选人中最有新闻价值的人。即使我不担任任何公职，我每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听众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我旅行所到之处，当地的电视台总要对我的讲话和露面进行报道。
但据我看来，我的有利因素中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民意测验或报界的报道那类看得到的现象，而在于更具有实质性的东西。我相信，由于我的背景和经验，尤其在外交政策领域方面，我对那些影响竞选和选举的问题及趋势抓得最准。不管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深信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而此种信念所给予我的信心，本身就是一大有利条件。
为1968年做准备的最好办法就是在1966年好好地干，因此我决定开始为来年的选举订出一些初步计划。1965年年中，莫里斯·斯坦斯、艾尔·科尔和彼得·弗拉尼根开始为我的旅行筹措资金，这些旅行是为了党和1966年竞选中党的候选人作宣传所必需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治对话中压倒一切的一些问题，其实早在6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形成。1964年5月，约翰逊总统对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班学生说：“在你们的时代里，我们不仅有机会走向富裕的社会和强大的社会，还能攀登‘伟大社会’的高峰。”约翰逊十分正确地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光依赖华盛顿庞大支出的计划”。但他的“伟大社会”的致命伤可恰恰在于制订了花费浩大的联邦政府计划，所付的代价达到了天文数字。约翰逊在五年中为穷人付出的钱增加了一倍，从125亿美元上升为246亿美元。联邦政府的卫生和教育拨款跃增到180亿美元以上。
当我研究了1965年头几个月白宫交来的大批立法议案时，我就能看出约翰逊已跌进了诱使许多信奉政府能够包办一切的人无法自拔的陷阱：他作了许多事实上做不到的许诺。即使把讲演中夸大的部分打上适当的折扣，“伟大社会”所许诺的东西还是太多，它没有鼓励人们靠努力工作去实现这些目标。恰恰相反，当人们由于没有付出努力而未能马上实现目标时，他们倒显得既不耐烦，又怨气冲天。
我早知道，用不了多久约翰逊就会被他设法要帮助的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弄得伤心失望的。他的“伟大社会”规划培植了一批专门依赖政府的新选民集团，这些人将不断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是他无法满足的。约翰逊是一个需要人家捧场的人，但他从那些人身上得到的实在太少了。
我还预见到，“伟大社会”的规划本身会在实施过程中垮台。“伟大社会”是自由主义的学术界人士和醉心于“新政”神话的官僚们发明出来的东西，它在理论上的崇高思想境界，一旦同它为之服务的人民那种谋求私利、讲究实际的思想碰在一起，那就势必要发生冲突。
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哲理方面的分歧，再也没有像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样清楚了。所以这是共和党积极从事反对派活动的最理想不过的时机。但是我充分意识到，我们党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我们公开的形象是一个“消极”的党。戈德华特的措辞要在这方面负很大的责任。共和党人以往总被人贴上反动的标签，但在他那次竞选运动以后，我们还被描绘成搞种族主义的轻率的党。
共和党有必要在“伟大社会”的问题上超越民主党，跑到他们前面去。民主党是多数党，但据我看来，共和党的巨大力量在于我们能在地方一级实行有效的领导，而民主党的巨大力量则在于他们能够动员华盛顿的财力和物力。
我在1965年的一些讲演中，要求我的听众做林肯式的共和党人：在关心人民方面像个自由派，在遵守法制方面是个保守派。我故意使用自由派和保守派两个词，好让大家看到这两个词已被滥用和曲解到了几乎无法辨认的地步，而这两个词在1964年成了共和党的心病。我说：“如果自由派意味着把一切都交给联邦政府，那么我就不是自由派。如果保守派意味着倒拨时钟，否定实际存在的问题，那我就不是保守派。”
我强调共和党决不容忍种族主义。我明确指出，和一些保守派所想的刚好相反，乔治·华莱士并不属于共和党。对黑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人权运动中的极端分子，我同样持批评态度。1965年夏天，黑人骚乱分子、纵火和抢劫犯在洛杉矶的瓦茨区横行一时。那时，我并不认为此种暴乱乃是美国社会存在某种有组织的种族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我的判断是，60年代种族暴动的真正罪人，既非社会，亦非警察，而是那些黑白两族的极端分子，他们鼓动人们只需服从他们所赞同的法律。
这个时期里大家普遍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于嘲弄或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和家长都忧心忡忡。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越轨行为反映了一种富裕病。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我觉得，共和党人与其光是哀叹世道之不古，还不如设法去理解它们。
1965年，越南战争日益成为头条新闻。我1964年访问越南时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和约翰逊政府向人民报道的情况大不一样，对此，我深为担心。我断定，约翰逊希望在民主党内的反战异议和新闻界的批评对他“伟大社会”立法发生破坏作用之前，赶快用谈判解决越南战争。
约翰逊没有对美国人民开诚布公，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在越南作战，或美国军队实际的卷入有多深。在一定程度上，他被竞选中自己讲过的话束缚住了。他曾经讲过：“我们不打算把美国青年送到离家9000英里至1万英里的地方去干该由亚洲人自己干的事。”他正在扩大战争。但既要把其必要性解释清楚，又要不至于引起反战力量的愤怒和一般公民的怀疑，这当然是很难做到的事。
约翰逊蒙骗人民的代价是很高的，而日后这笔“信任差距”的债务还得由我来继承。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我认为，只要约翰逊肯冒点风险，把战争的必要性充分说清楚，并且耐心地教育人民，这种信任本来是可以保得住的。
这是约翰逊的战略错误——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外，他又犯了同样严重的战术错误。
由于把军事行动限制在报复性的和小规模作战上，他把军事主动性都奉送给了共产党。看来约翰逊深信，只要他这一方表示克制——部分是为了安抚党内的左翼——那就可以向共产党表明，他怀有诚意寻求谈判解决问题。但他却不懂得，为什么对他这么一位一心一意想做得通情达理的人，北越人照样拒绝谈判呢？
要使谈判能成功需要创造一些条件，使对方感到按照我们的主张办事是有利的。想在越南搞出好的结局，美国必须运用其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有说服力地向共产党表明，进攻是划不来的，而对他们比较合适的还是谈判解决。约翰逊政府执行的只是最缓慢地把空中和地面战争逐步升级的政策。可是这项政策实际上所得到的结果，却是叫共产党确信，美国缺乏在越南取胜的意志，并且可以通过向我们国内战线和我们在世界上的盟邦进行宣传的办法，把美国拖垮。
我认为，约翰逊早该坦率地把我们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告诉美国人民，并且不加任何乐观的预测。他早该告诉全国上下，这场战争将是多么艰苦和费钱。他也早该更有说服力地陈述利害得失。美国参战不仅仅为了维护南越的独立，还在于挫败中国和苏联以“民族解放战争”为幌子所进行的进攻。北越总司令武元甲将军说过，向南越发动的战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模式，如果这样一种侵略形式能在那里奏效，那么在别处也将会同样灵验。
1937年慕尼黑会议之后，温斯顿·丘吉尔警告下议院说：“认为把一个小国投诸狼群就可以换取安全，那是一种致命的幻想。”193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同1965年很多人主张把南越出卖给共产党，这两种情况简直不相上下。自由越南因外来侵略而覆亡将震撼整个亚洲，正像我在很多演说中讲的，“如果美国抛弃南越，亚洲将抛弃美国”。
与许多鸽派所想的不同，对我来说，选择不在于打或不打这场仗——而是在于打目前这场仗，还是在以后等到共产党更强大、更有信心时打一场更大的仗。
在1965年的一些演讲中，我总是设法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承诺找理由，作解释。我指出，我们和法国殖民主义者不一样，他们是为了赖在越南不走而战，我们则是为了从越南撤出而战，只要击败了攻击就撤。
1965年1月26日，在纽约的销售经理人员俱乐部的一次讲演中，我直率地指出，我们正在越南吃败仗。我要求用海军和空军轰炸共产党在南越的供应线，摧毁越共在北越和老挝的中间集结地带的办法，把战争打到北越去。“企图掩盖越南战争实际牵涉到的问题的真相，是既危险又愚蠢的。”我说，“越南战争不是为了越南，而是为了东南亚。”我警告，我们切不能被联合政府或中立化的方案所欺骗。“共产党所关心的中立，意味着三件事：我们走；他们留下；他们接管。”任何谈判的解决办法不可避免地只会导致共产党进一步提出要求。我说：“我们最后又回到那个非做不可的异常困难的决定上来了。我们一定要看到，轻易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要么撤走，通过中立化进行分期投降，要么想办法去争取胜利。”
我跟某些极端的“鹰派”不同，我并不认为应该在越南使用核武器，我也不认为应该依赖把越来越多的美国部队投入地面战斗的战略。我说，与此相反，我们应使用空中和海上的力量，封闭来自老挝和北越的外界干涉，使越共无法进行游击战的活动，从而把越南战争“隔离”起来。我说：“真能做到这点，南越人将有很好的机会在战斗中把越共打败。”
我知道这项政策会冒把红色中国卷进来的风险。所以我又接着说：“不错，是会有风险的，但如果观望等候，风险就会更大。只要我们展望未来并认识到，如果南越失陷了，东南亚失陷了，太平洋变成了红色的海洋，那我们就会面临一场对我们大大不利的世界大战。这道理就显得很明白了。”
在讲演结束时，我承认，“我所主张的行动方针在美国并不一定受欢迎，也很可能在国会、盖洛普或哈里斯民意测验中得不到信任票”。但我觉得，我所提出的对付越南问题的办法是正确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办法。
两星期后，2月6日，越共炮轰波来古附近我空军基地的陆军营房，在战争升级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约翰逊就此发表声明说，既然河内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方针，“我们除了准备战斗，毫不含糊地阐明我们继续支持南越，为维护其独立而战的决心外，别无其他选择”。他命令对北越进行报复性的空袭。
1965年9月，我又去西贡待了四天。我发现情况比18个月以前略有改善，特别是南越人的士气。但美国和南越的军官仍感到沮丧。他们认为他们的手脚还是被束缚住了，那是因为华盛顿相信这样做会推动谈判，而敌人却在向前推进。举例来说，当我从越南回来，在“会见报界”的电视节目露面时，我说：“我不知道约翰逊总统现在对谈判是怎样想的，但我确实认为，他还在不断地讲什么……我们只是想要和平，要进行谈判等……其实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延长战争而不是结束战争。我认为约翰逊总统必须向全世界和向南越人民说清楚，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南越，我们不求报酬，也不会对侵略者讲绥靖。”我重复了我要求对北越施加更多空中和海上压力的呼吁。
在1965年，送到我办事处的政治函件、电话、演讲请柬的数量大大增加。罗斯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帕特也来帮忙。到了年底，很清楚，我非得着手建立一个私人班子不可了——不只为了1966年的竞选，而且也着眼于为1968年做好准备。1966年1月，圣路易《环球-民主报》的青年社论作家帕特·布坎南参加我的班子，来做研究工作和帮我写讲演稿。
1966年的选举
在1966年选举临近的日子里，我开始仔细估计选举为我提供的机会和带来的风险。风险是一目了然的。如果党失败了，或只是起色不大，我在报界的敌手和党内政治上的竞争者就会说，尼克松这个老输家又一次把党拖垮了，就会说，要在1968年取胜，我们需要一些新面孔。但是，共和党人大有理由对1966年的选举表示乐观。而如果我能对党的胜利助上一臂之力，党的广大成员是不会看不到的。
在1964年年底的大败到1966年竞选开始的这段时间里，我统计了一下，我总共跑了12.7万英里，到过40个州，向民众讲话400余次。我还为党筹集了4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
1966年年初，我就开始集中力量应付秋天的竞选运动。讲演的日程安排得更紧了。我们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托姆·伊万斯和莱恩·加门特，经常到我办公室里坐，我们谈政治要比谈法律谈得多。事务所一位25岁的同事约翰· P.西尔斯自愿在业余时间帮我的忙。科尔、斯坦斯和弗拉尼根的筹款活动也加紧了，还正式成立了三个委员会，主要的一个叫作“1966年国会竞选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布利斯借口不能不顾及其他未来的总统候选人而偏袒我，拒不同意我们要求委员会拨款租一架飞机的申请。所以我们只好自己设法筹划那笔钱。我们居然能自己解决全部问题，这真是个政治奇迹。
3月12日，我参加了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的晚餐会。约翰逊对未能来参加表示遗憾，派了休伯特·汉弗莱代表他出席。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好多演说和余兴之后，约翰逊却带着他的随员闯了进来。
当他在祝酒后从宴会大厅的高台上由人们簇拥而过时，他向我打招呼，希望我第二天上午能去他那儿同他一起喝杯咖啡。
我在白宫二楼走出电梯时，有个男仆迎上前来，把我领到约翰逊的房间。他穿着浴衣坐在床上说：“喂!迪克。”他的声音十分沙哑，看上去非常疲乏，差不多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
我们讨论了越南局势。我把我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使北越人坐到谈判桌上来的观点对他讲了。我说，在我访问过的一切国家中，我捍卫了政府的政策。他点头说：“八年前，当你和艾克在这里的时候，我支持了你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我正从这方面得到好报。”
接着他转而谈到我主张在越南采取更强硬路线的建议。他说：“那里的问题是中国。我们能够把河内和那个该死的国家的其他地方炸它个天翻地覆，但他们有中国在背后撑腰，那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我在室内待得不久，房门开了，约翰逊夫人穿着梳洗衣走进来。她热情地欢迎我，在床边挨着丈夫坐下，陪我们一起谈话。
约翰逊改变了话题，开始讲话时声音低沉，样子活像个任期快要终了的人，而不像一个全局在握的总统。他说：“等我离职时，博比（罗伯特·肯尼迪）、休伯特（休伯特·汉弗莱）和你将接手处理中国问题。”我敦促他尽快跟中国建立外交往来。“总统先生，”我说，“时间对他们有利。现在是到了在外交战线上跟他们较量一番的时候了。”约翰逊虽未作答，但我感到他是同意我的。
我说，由于今年是选举年，我要出去搞竞选活动，要帮共和党候选人发表演说，正像1954年、1958年共和党执政期间他为民主党人所干的一样。我说：“我知道你会谅解，不会把我对问题的批评看作是针对你个人而发的。”
他答道：“迪克，我懂得。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就像律师们一样，在法庭上彼此拼命揪斗，事后又走到一起喝上一杯了。”
约翰逊起身走到他梳洗室的壁橱，从他的珠宝箱里挑出一副总统用的袖扣送给我。我们握手告别。
1966年的竞选是我感到心满意足的一次竞选，除了极少数例外，我能为许多共和党候选人提供热情的支持。我亲自挑选了那些我比较能起作用的地区和州。我几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其他一些全国性的巨头们正为自己的竞选忙着呢。民意测验表明，民主党将会遭到痛击。从我会面和与之讲话的群众中，我能感到一种巨大的信心和热情。但谣言开始流传，说约翰逊正策划在高潮出现之前演一出场面盛大的好戏，以期在选举前夕恢复公众的信心。我深知其人，相信这种做法完全合乎他的性格。于是我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
9月底，约翰逊出乎意外地宣布，他将在10月下旬去马尼拉跟南越的阮文绍总统及其他越南和盟国的领袖会晤，时间正好在大选前两周。我在当时撰写的报纸专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约翰逊的公告受到了普遍的怀疑。我写道：“从东京的外交官到华盛顿总统自己党内的成员都在问：这是为了探索和平，还是在追求选票？”
10月25日他们在马尼拉的会谈结束时，约翰逊、阮文绍和澳大利亚、南朝鲜、新西兰、菲律宾以及泰国的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公报。它提出只要北越撤军，停止支援越共的渗透活动并全面降低战争中使用暴力的水平，美国和盟国的部队将在六个月内撤出南越。
我是在竞选旅途中搞到了一份马尼拉公报的。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加以分析。我把罗斯·伍兹和帕特·布坎南叫来，口述了好几页笔记。我要他们先出发到下一站去，好让布坎南可以开始综合我的想法写成初稿。
等到我返抵纽约，我已有了一篇逐点分析约翰逊在马尼拉所达成的协议的长文章了。11月3日大选前五天，我把它送给报社去发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那个美国和北越相互撤兵的建议，表面上似乎大有希望，其实是幻想，而不是现实。
我指出：“相互撤兵的结果，将把南越的命运交给越共和南越的陆军去支配……南越陆军没有美国的顾问、空中配合和后勤支持，是对付不了共产党游击队多久的。假若北越人继续为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后勤支持，‘互相撤兵’的结果肯定是共产党取得胜利……”1966年的形势，当时南越人在保卫自己方面完全缺乏训练和准备，和1969年的形势大不相同。在1969年我任总统时，我们可以提出相互撤兵，因为那时我们的越南化政策保证南越人能够保卫自己。我说，如果我对马尼拉公报理解不错的话，建议是把美国撤兵问题同越共拼命投入战斗的水平联系在一起的。我继续说：“假若这种推论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在马尼拉会议上已把一种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主动葬送掉了。”
我的发言在《纽约时报》上全文披露后，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这是被当作重大新闻来看待的，尤其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我这个人总是一贯支持我们在越南的目标，尽管有时我曾对达到这一目标的策略提出过疑问。
如果原先以为马尼拉会议可在选举中帮民主党人忙的话，结果则适得其反。报界对约翰逊的动机大加嘲弄，差不多已近乎辱骂的程度了。鸽派攻击马尼拉公报，说它好战；鹰派则攻击它接近于分期投降。
我对马尼拉公报的批评显然触动了白宫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在11月4日约翰逊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家开头提出的一些问题反映了报界对他所抱的嘲弄态度。当时约翰逊是既疲劳又暴躁。当一个记者要他就我的发言发表意见时，他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发泄出来似的。
“我不想就马尼拉的一次外交政策会议同像尼克松先生那类老搞竞选运动的人展开什么辩论，”他答道，“他的任务就是每隔两年在10月这个期间故意找找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岔子。如果你们回顾一下他过去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并没有说错。当他在政府担任官职时，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周围发生过什么问题。你们记得艾森豪威尔曾说过，如果你们能给他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他才能想得起来尼克松替他出过什么主意。
“此后，他在加利福尼亚暂时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你们看到了那边的人是怎样对待他的。接着他横跨全国到了纽约。然后他又回到旧金山在一旁等待着，希望戈德华特一跌跤他就可以候补上。可是戈德华特并没跌跤。现在他却跳出来议论那次会议，而他显然对这次会议是既没有很好研究又不了解情况。”
记者们彼此偷偷交换眼色，想弄清楚他们并没有听错。约翰逊夫人坐在她丈夫身后，她想笑笑，但只微微摇了摇头。
约翰逊开始针对我文章中的指责，为马尼拉公报的内容辩护。他说，一旦互相撤兵，停止渗透和减少战斗等条件得到了满足，共产党应该对我们决心离开越南不会有什么怀疑。他说：“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该在这里有意把它搞乱，而且也不该把它同国内的竞选运动扯在一起。企图这样做，只会使人们失去选票而不是获得选票。我们不能因为想把水搅浑而叫人们去送死。当侵略、渗透和暴力都停止了，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把占领军留驻越南。尼克松先生为了捞到一两个选区而不惜留下那种印象，这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约翰逊在华盛顿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时，我正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准备搭机去缅因州沃特维尔进行竞选活动。当我们用座位上的皮带扣住身子后，帕特·布坎南探身过来说：“你记得你曾关照我注意收听约翰逊的记者招待会，以便了解他对你关于马尼拉公报的发言谈些什么吗？嗯，我听过了，他的谈话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布坎南把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后，我第一次意识到，约翰逊外表尽管神气十足，可内心是多么忧郁。他那样讲话是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并非出于恶意。我知道，此事只要处理得当，就可以把它转化成为共和党与我个人的一笔意外收获。我在沃特维尔演讲完毕回到机场时，有个记者问我，美国总统对我个人进行了攻击，我对此有些什么想法和感想。我说：“现在，约翰逊总统和我对那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让我们像个正人君子那样各持己见吧，让我们像探索正确道路的人那样各持己见吧!我想说的是，最好的道路不是一言堂，不是林登·约翰逊一个人说了算的道路，而是两党合作的道路。我们需要的是两党共同参加制订一套两党的越南计划，而不只是一党的计划，在这计划中他说，‘我最高明，所有你们这些人谁想跟我作对，我就抓住他本人狠揍一顿’。我只要求约翰逊做到这一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君子风度，要合乎情理地开展讨论。”
离选举只有几天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全国瞩目的中心。过去对我没有帮过什么忙的社论和专栏作家也出来为我的正直立场讲话了，反对约翰逊的滥加攻击。艾森豪威尔从葛底斯堡打电话来说：“迪克，每当有些蠢驴提起那混账的‘给我一星期’的事，我总自责不已。约翰逊在这点上太过分了。正在掀起的一场有力反击将对你有利。我只是让你知道，我正在这里发表一项声明。”广泛报道的艾森豪威尔的声明说我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有见识、最有能力和最为勤勉的副总统之一”。
共和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把全国广播公司分配给它的半小时电视时间让给我使用。
我在广播中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想必已从介绍词中得悉，我在上星期受到了美国总统对付其政敌的前所未有的、极端野蛮的人身攻击……
我要作出答复，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这种攻击危及了一项伟大的原则。这就是有权表示不同意见的原则，有权表示异议的原则。那就是说，有权对任何一个政府官员表示不同意见，即使这个官员是美国总统。
我把演讲的大部分时间用来为共和党在国会争席次，但结束时我又回到约翰逊的攻击。我说：
我想，美国总统可能今晚正在收听这个节目。我要直接对他提出意见。总统先生，我以能和你一起在华盛顿服务14年而感到光荣。我以往尊重你，我现在也尊重你。我尊重你，因为你身居这一要职——这个职位你我都争过，而你得胜了。我尊重你，因为你在这一职位上花了巨大的精力。我对你的尊重并不因为你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而有所改变。我认为，我能够理解一个人会被弄得非常、非常疲劳，于是他的脾气也就变得非常暴躁。如果说一个副总统或前任副总统有时都会感到厌烦和疲乏透了，那么对你这样一位刚经过长途跋涉的总统来说，准会感到疲乏得多，那还用说吗？
我向约翰逊表示，我将继续支持他在国外谋求和平与自由，在国内谋求进步。我用这些话结束了广播。
这次讲演是成功的。它恢复了我作为全国性的发言人和富有战斗精神的竞选活动者的声誉。它也把我的名字跟共和党将在两天后选举中几乎稳拿的胜利联结在一起了。
我在收听1966年选举结果时真是心旷神怡。第二天凌晨时，共和党净得了47个众议院席次，3个参议院席次，8个州长职位和540个州议会席次。我原来预计我们会赢得40个众议院席次，3个参议院席次，6个州长职位，700个州议会席次。6个月前，这样的估算当时未免被人认为是乐观得超出现实可能，现在总算十足地兑了现，翻了本。
选举对我个人来说是满意的。共和党在南方有了进展。如温思罗普·洛克菲勒在阿肯色州取胜，击败了几个杀回马枪的民主党候选人。斯皮罗·阿格纽在马里兰击败了一个在微妙的种族主义路线问题上大做竞选文章的民主党人。我曾特别预测到洛克菲勒和阿格纽会取胜。
等到最后的结果揭晓时，我们的胜利已成定局。我邀请了一小批人到埃尔摩洛哥饭店去吃顿意大利面条和红酒的祝捷晚餐。对我来说，足以庆贺的事情太多了。第一场重大的障碍赛已经表演过了，结束了，并且赢得很漂亮。前面还有更多的障碍，但这个开头很吉利。使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我知道我在这次共和党胜利中起了重大作用——而这是我卷土重来的先决条件。
“不过问政治的休假”
我完全清楚，我在竞选运动中出了力，那只是共和党得胜的许多因素之一。我们是波澜壮阔的反约翰逊浪潮的受益者。但不管原因何在，我是无可争辩地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的人物。我能和一场大胜联系在一起，这在十年来还是第一次。
1966年的竞选另有一个重要后果：它把“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遗留下来的不愉快记忆冲淡了不少。约翰逊的攻击使我成了受害人，这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还是很少见的一次。其实，他的攻击并不离题太远。我的确是个搞竞选运动的老手，成天在外到处游说，把党派斗争搞得火辣辣的。但我多年“在野”和年龄的自然增长，可能把年纪较轻的尼克松锋芒毕露的棱角磨圆了一些。通过1966年的竞选运动，我可成了一个老练的前辈共和党政治家，还能在政治上狠狠揍人家几下。
选举后第一天，我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我认为选举的结果表明，公众是拒绝接受约翰逊的政策的。我还在给河内和北京的信息中强调，新的众议院在支持“侵略决无好报”的美国政策方面，将比它的前任强硬得多。
在竞选中，我的许多朋友、顾问和支持者都劝我把自己的组织抓抓紧，做好准备，一旦选举结束——正像我们所希望的，共和党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就把我争取当总统候选人一事公开。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种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我早已决定试行一种大大超乎常规的做法：不忙于投入竞技场，而是准备在政治上踏步，静候时机。当我在选举前两天，出现在“问题和回答”的电视节目中时，我宣布：“我将至少休假六个月不过问政治，不打算发表任何政治演说。至于将来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我是想在1968年竞选总统，但我要把不参加竞选的抉择尽可能保留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全家在比斯坎岛度过了一次轻松愉快的假期。我们和贝比·雷博佐一起乘着他那艘“可可洛布”号游艇在海上航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海滩看书、游泳和谈论除了政治以外的一切。我知道帕特和两个女儿都暗中希望这种政治上的暂停活动最好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返抵纽约不久，感恩节前一天，彼得·弗拉尼根和莫里·斯坦斯来找我。他们说，如果我打算在1968年当候选人的话，现在该采取行动了。罗姆尼时停时动，里根的支持者正在议论要把戈德华特的保守派运动重新搞起来。甚至还有人讲到戈德华特可能再度出山。纳尔逊·洛克菲勒守候在一旁，谁跌了跤，他就准备马上接上来。每个抱有希望的人都想把党的领袖和党的工作者拉到他那边去。除非我对支持我的人讲清还得等待的理由，否则有朝一日我会发现那些人都被我的对手夺过去了。弗拉尼根和斯坦斯想组织一个拥护尼克松当总统的俱乐部，先开始进行一些初步的、调门较低的组织和筹款工作。我对他们说，我认为，设法尽可能久地保持不作正式决定的局面，乃是我最有利的条件之一。它不仅使我有较大的独立性，并且对我动向的猜测一定会引起新闻界更多的注意，如果宣布了我的打算，我所受到的注意就会少得多。因此我不准备公开批准或公开反对他们的活动。但我向他们保证，我完全同意他们的分析：开始把组织工作搞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事隔数月，大约正是我和维利·勃兰特在波恩会晤后露面时，第一个拥护尼克松当总统的委员会在华盛顿宣告成立了。
1967年1月7日至8日，我在沃尔多夫饭店召开了一个计划会议。我说：“我不打算跟我最老的朋友和最亲密的顾问再忸怩作态了，我要你们为制订明年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计划行动起来!”
我解释道，得承认那六个月的停止活动是次冒险行动，但它是精心设计的。当乔治·罗姆尼公开跟报界和空谈家们打得火热时，我还在悄悄地制订计划和出国旅行。我说：“可不要弄错了，尽管我静躺在那里，我却要你们豁出性命把事情办好。我们要胜利，就得比其他候选人更卖劲干，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决定着手成立一个私人的政治班子，以便暂停活动一告结束，我就能立刻全力投入战斗。我把原《纽约先驱论坛报》首席社论撰稿人小雷蒙特·K.普赖斯聘来当我的主要谋士和讲稿的捉刀人。他还将为我正在考虑按温德尔·威尔基写《天下一家》那本书的路子写一本书做些工作。除普赖斯之外，一个做广告生意的青年经理人德怀特·查平加入了我的班子，当我的私人助理。
1967年1月1日，我的律师事务所和以市政公债为专门业务的考德威尔-特林布尔-米切尔事务所合并。我很快就和那个健壮的、外表粗鲁的高级合伙人约翰·米切尔交上了朋友。虽然他从未搞过竞选，但我从谈话中感到他对搞政治有天赋的才能。由于他广泛地和州政府、地方政府打过交道，为它们发行公债当法律顾问，他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广大的政治联系网。不到几个月，我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事务上向他请教了。
我决定利用我暂时停止积极政治活动的一段时间出国作一系列研究外国情况的旅行。我想使我的见解能跟上最新的形势，和相识的人重温旧好，并把我对目前世界局势的认识再提高一步。通过这些旅行，我加强了我政治上厉害的一手——外交事务的知识。同时我还认为这是个最可行的办法，足以使我在处理外交政策问题时，既有成效又负责可靠；并且在我一旦当上总统，能保证我在作出我认为是总统应作出的这类决定时，显然胜人一筹。
我安排了四次旅程：3月间去欧洲和苏联，4月去亚洲，5月去拉丁美洲，6月去非洲和中东。当时在华盛顿当律师的堪萨斯州前众议员、非常能干的罗伯特·埃尔斯沃思同意花他一半左右的时间来帮助搞我那个尚不能称作运动的竞选运动。埃尔斯沃思对外交和防务问题特别感兴趣，他帮我去国务院和我行将访问的那些国家的使馆安排旅程。他陪我作第一轮旅行并部分参加另一轮旅行。雷·普赖斯陪我作第二轮旅行，我的朋友贝比陪我作第三轮去拉丁美洲的旅行，帕特·布坎南则在第四轮作陪。
在1967年的这次环球旅行中，我会见了各国领导人，会见了人民，我还亲眼看到了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机会和危险。结果是，对有些我早就坚信的观点，我加深了认识；对另一些，我则作了修正。
去欧洲和苏联的旅行准备在3月5日开始。像以往一样，我在出国前要求中央情报局给我作一次情况简介，然而却遭到了拒绝，这是我离开公职以来第一次被拒绝。由于这种简况介绍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所以官方对此未作任何说明。非官方的消息是，约翰逊为马尼拉公报事件余怒未息，他特意不许中央情报局给予我任何帮助和指点。
这次旅行很令我烦恼不安。1963年以来，我没有系统地再在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旅行过。我发现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恶化到如此程度，真使我大为吃惊。因为我们作出涉及欧洲人防务和命运的决定，根本不跟他们商量，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这当然深深地冒犯了他们。所到之处，我听到的是同一种说法：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下，我们在各方面都表现了我们对盟国是多么不重视，我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大意义是多么缺乏认识。
我见到了康拉德·阿登纳，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以一种几乎叫人发窘的热情拥抱我。他退后一步，两手仍搭在我肩上说：“感谢上帝，你来到了这里。你的来访正像天降甘露。”这位战后欧洲的伟大缔造者为了欧洲的未来闷闷不乐。他说：“我的朋友，我老在担忧。”他预测，当戴高乐不在人世时，法国的共产党，接着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将增强力量。他完全不相信所谓苏联热衷于促进越南和平，以及那种认为苏联由于害怕中国而会转向西方的颇有市场的说法。他说：“不要弄错了，他们要的是世界，整个世界。他们求之最切的是欧洲。而要得到欧洲，他们知道一定得摧毁德国。我们需要你们使我们保持强大和自由。但你们也需要我们。”阿登纳跟四年前戴高乐一样，要我们修改对待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借以平衡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
我发现差不多每一个和我在旅途中谈过话的人，都对苏联的战略表示同样的关注，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在罗马，萨拉盖特总统和范范尼外交部长都认为，苏联决心让越南战争打下去。但他们跟阿登纳一样，认为主要的共产主义威胁是在欧洲，不在亚洲。范范尼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在关系重大。但贵国那么多人却理所当然地把越南看成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们正在那里跟共产党打仗。美国正像一个明明自己家宅因年久失修快要坍倒，却跑去牛棚里救场小火的人。”
我的老朋友孟利奥·布罗西奥是个意大利外交家，他在华盛顿工作了六年、在莫斯科工作了五年之后，当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他感情冲动地强调他对苏联意图的怀疑。他说：“我了解苏联人，他们是高明的演员。他们是不可信任的……”和我谈过话的一个比利时人言简意赅地发表他对缓和所抱猜疑的观点时说：“这好比怪胎，我接受它，但我不相信。”
我在这次旅程中被拒发去波兰的签证，所以当我拿到罗马尼亚的签证时，我是很惊奇的。尽管如此，我还以为我将受到冷漠的接待，而共产党政府在耍这一招方面是特别拿手的。但当埃尔斯沃思和我在布加勒斯特走下飞机时，就能清楚看到，这将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访问。我们到处受到热情洋溢的人民的欢迎。
我在中央委员会大厦拜会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我们作了一次遍及东西方各种关系的长谈。在我们跟共产党中国取得某种形式的和解之前，我怀疑和苏联的关系能有任何真正的缓和。我说过，我认为在越南战争停止之前，美国难以和中国建立有效的联系。但战争停止之后，我认为可以逐步采取措施使我们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起来。齐奥塞斯库在反应上很谨慎。但我看得出，他对听到我的这种讲法是很感兴趣的，并表示对此有同感。
在我4月间去亚洲旅行时，我想就越南的局势、就这场冲突对越南邻国的重大含义，作一番估计。我尤其想知道，亚洲的领导人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是怎样看待中国跟亚洲与世界其余部分的未来关系的。
许多美国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主要是欧洲至上论者，把亚洲贬置在相对不重要的地位上。但美国是个太平洋大国，而有一半以上人类居住的亚洲正在发生迅速变化，很可能会决定世界的未来。日本不久就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了。世界上某些方面的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度正出现在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而在20世纪最后1/3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将成为潜在的巨大威胁。
我会见了佐藤首相、岸信介前首相和很多其他日本政府官员。日本的领导人深信，美国必须留在亚洲。我们继续帮助保卫南朝鲜亦事关重大。他们清楚敏锐地意识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日本所能发挥的领导作用是有限度的。但为了遏制共产党的挑战，他们承认地区合作是必要的。
我在台湾地区一个湖滨休养地拜访了蒋介石。蒋仍在做返回大陆的美梦，他再次要求美国支持他返回。他认为，大陆上的中国人对他们的领导已感失望，随时会向另一股力量靠拢。他说，国民党入侵大陆后，红色中国原子弹的威胁会从此告终，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会从此告终，中苏重温旧好的可能性也会从此告终。
蒋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无疑也是20世纪的巨人之一。我怀疑他是否正确，但我从实际出发的分析告诉我，他是错了。他想返回大陆的炽热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钦佩的，但鉴于共产党的力量已发展得如此庞大，可以说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在越南，尽管军界的预测很乐观，但我却更加确信，继续执行现政府打一场消耗性防御战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当然，敌人的伤亡是比我们多，但这也没有什么可以自慰的。战争已变成美国的战争，南越人缺乏适当的训练和装备来保卫自己。共产党不计损失，愿意继续打下去。他们全力以赴，不打赢决不罢休，而我们充其量则只能投下部分力量以免失败。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最后他们一定会取胜。
在亚洲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支持美国在越南采取坚定的立场。但我在这次旅行中还发现，人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担心日益增加了。某些过去激烈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作任何改变的人，现在也掉过头来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越南战争结束后还打算在亚洲建立持久和平并使亚洲的自由国家有机会生存下去的话。
5月间，我在拉丁美洲发现，肯尼迪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使人们怀着过高的期望。我遇到的领导人都表示失望，同时，他们要求美国想出一些新办法，从美国和欧洲两地吸引私人投资，这是使拉丁美洲经济取得任何有意义的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6月间，在我非洲之行中，非洲的领导人强调，他们宁愿从美国得到较多的援助，而不去依赖他们过去殖民时期的主人。但使我感到沮丧的事实是，除了少数例外，新的非洲国家简直缺乏训练有素并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它们的目标的领导。
我在以色列刚取得6月战争胜利之后进行了访问。我在同伊扎克·拉宾将军的一次长谈中指出，以色列同越南战争的结局也是休戚相关的。他对我所作的分析显然很感兴趣，因为如果美国在越南吃了败仗或受了屈辱，美国人民很可能向孤立主义方面转化，从而不愿出力帮助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了，而这些国家是依赖美国才得以生存下去的。
我对以色列领导人和人民的勇敢和坚强有深刻的印象。但令我不安的是，他们迅猛地、压倒性地战胜了阿拉伯人，使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滋长了一种过分的自信感，以为他们今后能打赢任何战争；也使他们在谈判涉及归还被他们占领的领土的和平协议时，采取完全不妥协的态度。他们的胜利太大了。以色列使周围的邻国含恨不已，在我看来，其结果一定会引向另一次战争，特别是如果苏联人对他们吃了败仗的阿拉伯伙伴加紧军事援助的话，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
我把从这些旅行中获得的结论首先在波希米亚园林的一次讲演中，接着又在《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里概括地作了介绍。
如果让我挑选一篇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最使我满意和高兴的演说，那我会挑1967年7月在波希米亚园林所发表的那篇湖滨演说。因为按照惯例，这种演说是不公开的，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它在好多重要方面标志着它是我走向总统宝座道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那个场面可说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戏剧性和最美丽的了。这是在一个小湖岸边高地上建造起来的一座天然的圆形剧场。红杉树四处高耸，7月的天气一般都是晴朗而又不太热。赫伯特·胡佛经常发表湖滨演说，但他在1964年去世了。于是人家问我愿不愿意为了纪念胡佛发表我1967年的演说。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带感情的委托，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使我能结识不只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而且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最重要和最有权势的人物。
在这次演讲中，我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中——“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从没有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过比这更多的变化”——这是个有新的领导人物、新的人民和新的观念的世界。
我引导听众放眼全世界，纵谈各种变化，考察各种冲突，探索美国在进入20世纪最后1/3的阶段里所面临的危险和机会。我极力主张必须结成强有力的同盟和继续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我也主张，我们在提供援助时应更好地区别对待，对朋友要给以好处，对敌人要使之沮丧，并且多鼓励私营企业而少支持政府经营的企业。
谈到苏联时，我指出，即使苏联的领导人在大谈和平，他们还是不断制造麻烦，鼓励进攻，大造导弹。我主张，我们要鼓励和苏联与东欧做生意，“并且应该在外交上和各级的苏联领导人展开讨论，来减少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并探索可用双边协定来消除紧张关系的各种领域”。但我们必须坚持互利互惠：“我同意架桥，但我们只该架我们这半边的桥”。在谈判中我们一定得永远记住，“我们的目标和他们的不同。我们追求和平，把和平本身作为目的。他们谋求的是胜利，而和平只是目前这段时间里达到该项目的的手段”。
我展望未来说：
在我们进入20世纪这最后1/3的时间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这个世界的和平与自由能否幸存，有待美国的领导。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具备更多有利的领导条件；我们在经济上的优越性是巨大的，我们在军事上的优势要多强大就有多么强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幸而站在正确的一面——站在自由、平等和进步的一面，反对极权主义、反对反动和战争的势力。
只是在一个领域里还存在问题，即美国是否还具备民族气质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使我们能把这一漫长而困难的斗争进行到底。
对我说来，这将是1968年争论的中心问题。
我在《外交季刊》1967年10月那一期发表的文章的题目是《越南之后的亚洲》。在该文中，我强调亚洲对美国和对世界的重要意义，结束时有一段谈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有些人主张，承认亚洲大陆的很大部分，甚至延伸到大陆以外的岛国，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另一些人要求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把这威胁一笔勾销。很清楚，这两种方针对美国或对美国的亚洲盟国都是不能接受的。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和欧洲强国，甚至包括苏联在内，结成反华同盟。除了因苏联参加而产生的明显问题之外，这种方针势必会含有欧洲对抗亚洲、白人对抗非白人的成分，从而可能在其余非白人的世界中，尤其在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当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变得如此强大，使它们不再成为诱使中国进行进攻的目标，这时才能说服北京的领导人应该把他们的精力从对外转向对内。只有到了那时，才能够和中国大陆开始对话。
所以，从短期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坚持克制和不求报酬的政策，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反压力政策，它旨在说服北京，只有接受国际外交的基本原则，才符合它的利益。从长期来说，这意味着把中国拉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把它作为一个伟大而进步的国家拉回来，而不让它作为世界革命的震源。
6月24日返抵纽约后不久，我开始核查当我不在时政治形势有了哪些进展。事态发展得那么快，尽管我只离开了几个月，政治前景几乎全然不同了。
我发觉，人们的观感非常肯定地开始转向有利于我。但每个人仍旧在提那个大问题：两次失败后，我真能摆脱“输家的形象”吗？事情似乎越来越清楚，只有通过总统初选，才能表明我还是可以获胜的。
罗纳德·里根是可能成为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但他表示对提名不感兴趣。7月间我在波希米亚园林见到他，跟他和乔治·墨菲参议员在户外一株巨人般的红杉树下的长凳上畅论了一番政治形势。我把参加初选的初步计划对他说了。我向他保证，我的意图是竭力把党团结起来，我参加竞选是为了反对约翰逊和他的政府，而不是跟任何共和党伙伴相争。
里根说，对他是否将竞选总统竟有这么多的猜测，真使他受宠若惊，也叫他多少有些担心。他说，他本人不想以加州的“宠儿”身份参加竞选，但为了在本州确保党的团结，他也许只得顺其自然。他说他不准备当初选的候选人。
7月17日，我飞往葛底斯堡看望艾森豪威尔。像往常一样，我是准备跟他讨论政治和世界事务的，但现在我们可有了另一个双方都关切的话题：朱莉和他的孙子戴维在大学里就过从甚密。事实上，尽管两家的大人都还蒙在鼓里，他俩可早已决定要结婚了。
我们两人单独在面朝农场装有纱窗的阳台上吃中饭。我们吃鸡汤面条和放有腌西瓜皮的色拉。他颇得意地说，西瓜皮是他帮着腌的。他一面往盘子里再添些，一面说：“皮还不够厚实。”
艾森豪威尔在中饭时很活跃，但后来就显得吃力，说话费劲了。在我们去牛棚作了一次短程散步后，他更是疲劳不堪，但他给我的劝告还是坚定有力的。他劝我不要把越南问题作为一个政治争端，因为很多共和党人支持约翰逊的目标，尽管对他用的达到目的的手段是有意见的。他同意我一贯以来的观点，即约翰逊在推行战争中最大的错误是未在开始时多用些力量。他说，他从自己的军事经验中得知，逐步升级是不行的。他说：“如果敌方有一个营守住一座小山，要是你给我两个营，我可以拿下那座山，但要付出可怕的伤亡代价。要是你给我一个师，我就能不战而胜之。”
艾森豪威尔问我，戈德华特是否仍为报纸专栏撰文。他说：“戈德华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没有资格写外交政策文章的。他有魅力，很讨人欢喜，但就是不精明。”他认为斯克兰顿是在所有未担任全国性职位的人中最具备这种条件的人。
他也谈到了约翰逊。他说：“林登太关心民意测验，而且对报界的批评太敏感。我曾直截了当地跟他谈到这一点。我说：‘你是总统，不必为富布赖特和莫尔斯那样的蠢驴操什么心。’”他接着又说：“约翰逊的困难在于他只关心人民对他的决策是否会予以批准，这就难以获得人民的信任。”
1967年秋天，我到大部分共和党人当州长的州去拜访了州长和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想知道我的计划，但我只说，我正在考虑参加初选，要是能听到他们的意见那就不胜感激了。我这种态度既不束缚自己，同时也不要求他们为我承担什么义务，但却使他们进一步打定主意，在决定支持谁之前先看看我在初选中的作为。
事实上，看来好多共和党人正在利用我有可能出来竞选这一点，作为对什么人都暂不表态的借口。尤其是那些南方的领袖，他们即以此为理由继续观望。他们的心里宁愿支持里根，但他们为了戈德华特已吃过苦头，他们上过政治实用主义的课了。如果他们认为我能取胜，就会支持我。
1967年9月30日，星期六，我正在我纽约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罗斯进来告诉我，我的兄弟唐打来了电话。我正在开会，所以叫罗斯告诉他，回头我会给他打电话。罗斯哭了起来，说道：“不，你应该跟他讲话，你母亲刚死了。”
两年前，我母亲中了风。我们好不勉强才决定把她送进惠蒂尔的一家疗养院。我每去洛杉矶地区，总要驾车去探望她。她从未表现出她知道我来了这回事，只能讲些单音字，但我肯定，在她神志深处还是能辨认出我来的。
她以前总是不愿意去疗养院疗养。但她需要护士和医生的经常照料，而这在唐的家或我们纽约的公寓都无法办到。我有时很懊悔，觉得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把她留在我们两家的一家。但毫无疑问，对她来说还是把她送到有适当照管的地方去较好。我知道她也会要求这样做的，因为她从来不愿成为我们的包袱。
可能我在精神上对她的死有所准备，因而在隔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受到感情上的冲击。等我约一小时后回到家里时，帕特已对两个女儿说了。她们泪流满面；她们非常爱老祖母，尽管她们之爱她，不能跟她对她们的爱相比。她的爱是无所不包，完全无私的——从不期望什么回报。我听到她死的消息时没有哭，在公寓里和帕特与两个女儿谈到时没有哭，在乘飞机去加利福尼亚办丧事的途中也没有哭。我内心主要是一种深自悔恨的心情，要不是我那么忙于自己的事业和事务，我本来应该尽一切可能更多地照顾照顾她的。
我母亲在比利·格雷厄姆成名之前就非常敬慕他。她参加过他在南加利福尼亚早期的一切改革运动，事后还跟他谈过话。而他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没有把她忘却。当一听到她去世时，他马上从北卡罗来纳的家里打电话来说他准备参加葬礼。葬礼仪式是在东惠蒂尔一个教友派教堂里举行的。在我孩提时代，我曾在那个教堂为主日学校弹钢琴和在唱诗班里唱诗。11年前我父亲的葬礼也是在这个教堂举行的。
教堂挤满了人。我母亲在惠蒂尔的许多生前好友只能站在教堂外面，因为有很多记者把教堂后部和廊间都站满了。对这些记者的出现，我非常反感。葬礼仪式结束时，家属要先离开教堂，走过那开着盖的棺材。我母亲并不俏丽，但她很美，死后也跟她生前一样美。
我们离开教堂时，当地的牧师和比利都站在门口。我和牧师握手。接着，我和比利握手时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我再也控制不住郁积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他用双臂搂着我说：“尽情倾吐吧!”
我们走上阳光灿烂的街道，从教堂驱车前往罗斯山陵园。我母亲安葬在我们家族的那块坟地上，旁边是我的父亲，我的兄弟阿瑟和哈罗德，她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她那死于癌症的姊妹伊丽莎白。只有一个记者无礼地把话筒塞到我面前问我感觉如何。我不理他，径直向前走去。我不愿在这些使我痛苦地回想到母亲的地方多待，于是帕特和我就直接从墓园去飞机场，我们很快已在返回纽约的路上了。
帕特睡着时，我合上眼，回顾了我母亲的一生。她曾辛勤工作，把自己很多的东西给了别人。我记得我在她中风前同她最后的一次谈话。她刚动过手术，虽在剧痛之中，但她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我知道她康复的机会是很小的。我不知该讲些什么才好，只说了一句：“妈妈，可别放弃希望。”
她在床上坐了起来，突然以有力的声音向我说：“理查德，你可别放弃希望。不要让别人对你说，你这辈子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就在她动手术之前，她看到《洛杉矶时报》专栏的一篇文章，认为在重新取得全国性职位方面，我是毫无机会的。
“理查德，你可别放弃希望。不要让别人对你说，你这辈子完了。”这是多么典型的一种感情!飞机向着东方飞去进入夜幕时，我这样想着。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一笔遗产啊!
在初选前一段时间里，共和党人中跑在最前面的是乔治·罗姆尼。我知道罗姆尼一开头搞得不错，但我担忧他缺乏经验，可能使他容易出政治纰漏。从他的竞选组织传来的报道证实了这种担忧。他说过，他在越南研究情况之行中被官方接待人成功地“洗了脑”，这是这段时间里他说的最糟糕的蠢话，何况还不只是这一次。
在我看来，关于罗姆尼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是不是正利用他为自己想当候选人打掩护。
我于10月17日再次拜访了艾森豪威尔。现在，政治局势开始迅速发展。他直言不讳地分析了可能在1968年起作用的各个政治人物。
我对他说，我对杰里·福特评价很高。他表示同意，但担心福特不够动人。他说：“我们需要那种能把士兵们像通了电那样鼓动起来的人。”他称梅尔·莱尔德是“那帮人中最精明的一个，但他太难以捉摸了”。1968年12月，我选中莱尔德当国防部部长后，艾森豪威尔仍表示还有同样顾虑。但当他们两人在1月间会了一次面以后，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他认为我挑选得不错。他笑容可掬地说：“莱尔德当然是不可捉摸的，但对任何一个必须管好五角大楼和对付得了国会的人来说，这倒是很宝贵的优点。”
我们讨论了洛克菲勒的意图和获胜机会。艾森豪威尔说：“他的主要弱点是，他一旦当上候选人，就会在急需使党团结一致的时刻，又使1964年的宿怨死灰复燃。”
我们跟往常一样谈到了越南局势。我说，我认为应该在北越的港口布雷，把北越隔离起来。艾森豪威尔说，他认为根据国际法，想证明这样干是正当的，我们就得宣战。但谈到关于停止轰炸北越这一建议，他主张采取强硬路线。他说：“谁希望停止轰炸？共产党希望停止，因为这正使他们吃苦头。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轰炸。”
他认为约翰逊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危害很大。他认为约翰逊在限制轰炸北越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约翰逊在投入美国军队、开始轰炸、加强公众对战争的支持等每一阶段，采取行动都迟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征求他对战争结束后，改行志愿兵役制的想法有什么意见。他强烈反对，并说，他在军事学院里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论文。他研究过所有方案。他的结论是，还是普及军事训练好。他接着又说：“此外，对嬉皮士这一代来说，也有好处。”
他突然抬起头来说：“看那只美丽的蓝背 鸟。”我们盯着那鸟看了一阵。艾森豪威尔为了接上刚才的思路，额角上露出深深的皱纹。看着他拼命回想，我真难过。最后，他叹口气说：“但愿有一天人们会坐下来合乎理智地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
到了1967年年底，我知道我必须为竞选作出最后决定了。拥护尼克松出任总统的组织已准备好，只要我一发出信号，就能立即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约翰逊本人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已很明显；在尤金·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从左面，以及乔治·华莱士从右面施加的压力下，他的党随时会分裂。共和党人在1968年获选当上总统的机会比任何时候都好，而我成为那个共和党人的机会也在这一年里大大增加。几乎在1967年进行的每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我总是共和党提名中第一个被挑上的，党内大多数搞组织工作的领导人中或者想支持我，或者至少认为我在戈德华特竞选失败后的困难日子里为党辛勤工作过，理应得到提名以资鼓励。但是好些最坚定支持我的人仍对我能否摆脱“输家形象”，把党引向胜利，感到没有把握。正像我所预见的，一切将以初选为转移。
1967年10月，探索总统竞选气候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第一次表明我跑在约翰逊前面，49%对45%。虽然他在11月又跑在前头，但这种情况本身对增强我的机会是大有好处的。
1967年下半年，为了征求该怎么办的意见，在我和别人所作的每次谈话中，我从未暴露自己对当候选人一事还心存疑虑。1967年12月22日深夜，我写下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顾虑。
这一天很繁忙——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起进午餐，下午和竞选运动的主要顾问们开会，晚上在我们的寓所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席间我弹钢琴演奏圣诞歌曲，汤姆·杜威则以其浑厚的男中音领唱。晚会结束后，帕特和我去厨房感谢孟诺洛和芬娜·桑切斯为上百个客人准备了这么好的菜。我们像以往好多回那样再次感到，我们能有这样一对讲西班牙语的夫妇，忠心耿耿、干净利落地为我家工作，该是多么幸运；他们是1961年从古巴逃难出来的，非常出众的一对夫妇。后来，我回到书房静坐下来。孟诺洛已生了一炉火，房间里有一种舒服的、熟悉的温暖感觉。
我坐在安乐椅上，拿了本新的黄色便签本。我写道：“我个人已决定不当候选人了。”接着我把我的想法概括如下：
——跟一些政治上的新手不同，我不是为了要成为知名人物才想当总统的。
——再次失败对我的家庭将是一次感情上难以应对的灾难，1960年和1962年的回忆余痛未消。
——恐怕我已丧失了足以顶住一场漫长的总统竞选运动所必需的勇气和热情——以曲折的初选开始的运动尤其难挨。我写道，“战斗是政治的要素”，但我对战斗实在提不起劲头，而为了鼓舞别人，我先得强制自己培养必要的战斗精神。
——我对必须向政界和实业界领袖要求给予支持感到厌倦，甚至只向老朋友们求助也不感兴趣。
——全国代表大会大概不会拉人出来当候选人。人们对支持谁仍犹豫不决。消息不断传来，说党需要一个能取得胜利的人。
——我对通过填字谜游戏来同新闻界调情也深感腻烦。在这段时间里相对来说他们对我还算客气，但我知道新闻界的大多数人是反对我的观点的，是会强烈反对我当候选人的。
——“就个人来说，我什么都经历过了，我别无他求。”即使在写下这些想法时，我也还在为自己有关竞选总统的想法变化无常而吃惊。就好像为了要恢复某种平衡似的，我写下了：执行律师业务也不是我在余生中想搞的事业。
——一个好的候选人应该具备五种品质：有头脑，有热情，有判断力，有勇气，有经验。我认为其中有四项我是够格的。我没有把握的是，我是否还有热情——我是否已到达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对继续以政治为职业的热忱已告消失。
——我的好多朋友不希望看到我在历史上的地位被1960年、1962年的两次失败所决定。他们认为那些失败不应成为我的墓志铭。这种论点从来没有怎么打动过我，因为我对历史的看法是宿命论的，近于历史决定论者的观点——是历史造就人，而不是人创造历史。
最后，我因在一页纸的末尾写下了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会有的想法——“我什么都不在乎”——而再度吃惊得跳了起来。
我放下钢笔，呆坐着，一边盯住火光，一边思索。我过去多少总认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再次当总统候选人的。这条道路实在令人厌倦，有时还寂寞难熬。是不是我历尽千辛万苦到头来却想逃避火拼？我原来的确是想参加竞选的。每一种本能都说应该参加，可在当前作出决定的边缘，我竟然吃惊地发现自己迟疑不决。
圣诞节那天，我跟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帕特说，她对我们在纽约的生活十分满意，但不管我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她都准备帮着我干。特里西娅和朱莉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我很重视她们的意见。朱莉在史密斯学院读二年级，她从不认为1960年是输了的。她说：“你为了国家就必须这样干。”特里西娅是芬奇学院的四年级学生，她更多地从个人角度讲话：“爸爸，你如果不参加竞选，你的生活就真太空虚了。”
离新罕布什尔的初选不到三个月了，我不能再迟迟不作最后决定。家中忙忙碌碌的节日气氛，显然使我无法集中精神思考问题。所以我决定去佛罗里达住几天，轻松轻松，独自思考思考。
12月28日离家时，帕特拉住我的臂膀吻我道：“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将为你感到骄傲，你知道我们是爱你的。”
贝比·雷博佐在机场接我，我们直接到比斯坎岛饭店的一个别墅去。我打电话给比利·格雷厄姆，问他能否来此和我们聚聚。此后三天之中，我在海滩上散步，思考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头一天晚上，我们谈神学、政治和体育运动，一直谈到深夜。比利高声朗读了《罗马书》的第一和第二两章。第二天午后，我邀他和我一起沿着海滩散散步。他刚得过肺炎，病得很厉害，还在恢复期，所以我们决定不走得太远，以免过度消耗他的体力。我对他说，我在参不参加竞选的问题上确已焦头烂额，左右为难。我本人有非常想参加竞选的一面，可是也有极力反对这种想法的一面，反对它所需要我们去做的一切。我能否争得提名还远远没有把握；即使得到提名，也无非是更为艰苦的竞选运动的前奏。10个月的竞选运动对我和全家，特别是帕特，将意味着莫大的压力和紧张。
我们谈得如此入神，不觉间已走了一英里多——一直走到比斯坎岛岛尖上那座古老的西班牙灯塔。我们回来时，比利已筋疲力尽了。他上楼去休息。雷博佐和我看了场格林贝肉类加工厂工人队在零度以下的气温里，在格林贝以21比17的成绩，打败了达拉斯牧童队的电视节目。除夕，我们在牙买加酒店吃晚饭，坐在我喜爱的那个靠近一个小瀑布的事先预订好的桌位上。
比利准备第二天回去，在整理行装。我走进他的房间，我就坐在那儿眺望窗外的海洋，等他把箱子整理好。“嗨，你的结论如何？”我问他，“我该怎么办？”比利关上手提箱，掉过身来说：“迪克，我认为你应该参加竞选。假如你不参加，你就总得琢磨你本来应否参加以及你本来能否取得胜利等问题。你是全美国最有条件当总统的人。”他讲到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又说起现在的问题比1960年不知多了多少，严重了多少。他说1960年我被剥夺了当领袖的机会，而现在，谢天谢地，我有了另一次机会。他说：“我认为，你是命中注定要当总统的。”
我在佛罗里达又待了一个星期。一天早上，我从别墅去饭店拿信，看到戴维·艾森豪威尔给我的一封信。
亲爱的尼克松先生：
在前次拜访中，朱莉向我谈起了你面临的困难决定，并说，你很有可能不参加总统竞选了。我希望找个合适的时间当面和你谈谈这个问题。但这个课题看来是如此微妙，以致我有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当我从理性上探讨自己一生的抱负时，我认为搞政治最使人沮丧的一点就是吃力不讨好。我的祖父现在被看作是一个普通乡巴佬和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将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教育和新闻工具的自由派分子，可能已经永远把他个人的和公开的形象给歪曲了。但我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对他本人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是真正使人们心满意足的源泉，因为他曾尽其最大能力为国效劳，为千百万人民造福。
我以上所说的一定很不全面，因为我从未亲自经历过最呕人心血的竞选运动或政治生活。对一个人的家庭、私人生活以及生活中其他无数方面来说，搞政治是一种牺牲。这一点我已经认识到。持有这种见识和洞察力而又肯应召作出自我牺牲并为公众服务的人是很少的。但我深感你正是这样的人，而美国是需要你来领导的。我还认为，美国到一定时候是会理解这一点的，如果它现在还没有理解的话……只有你才能决定是否值得花上精力，备受艰辛去参加竞选。我仅为此略陈浅见。
忠诚的，
戴维
1月9日，我55岁生日那天，我回到了纽约。我的主意打定了，但我决定等朱莉从学校回家度周末时才谈，这样，我就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使全家都知道。
11月15日，我们全家一起吃晚饭。我请罗斯·伍兹也参加——她跟我们多年患难与共，实际上可以算我家的成员之一。我觉得此时此刻她是应该在场的。等到就餐完毕，我把孟诺洛和芬娜也请了来。
我说，他们可能已猜到，我已作出了决定。我知道帕特不赞成我参加竞选，这是我心中最后衡量此项决定分量最重的一个因素。但我日益清楚地懂得，政治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职业，它是我的生命。虽然道路漫长而艰苦，我认为这次我是可以取胜的。最后我说：“我已决定这样干了。我已决定再一次参加竞选。”
接着，是一个短暂的沉默，然后帕特说：“我知道你在向我们要求什么，也知道你在向自己要求什么。现在，决定既已作出，我愿意陪你干下去。”
特里西娅举杯祝酒说：“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反正总会胜利!”芬娜靠着孟诺洛站着，她说：“你是领导这个国家的人!这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