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族入侵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历史学家们也一致认为有责任建立某种适当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本书便是以此题为出发点进行的一项研究，而且展示了研究的结果。前面已经将有关的事件一一罗列。在对这个问题做出简要总结之前，似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对蛮族入侵问题的解释，这种解释在现代文献传记中是找不到的。
对蛮族入侵问题的一些解释
首先应看到，对蛮族入侵的解释，通常指对有关早年蛮族迁移的问题所作的解释。
有关日耳曼民族大迁移的种种理论，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均不出古典著作家的记叙和论述的范围。在那些一言便成定论的权威学者中，恺撒可谓声望最高。他所持的观点是，发生民族迁徙的原因每每是“人口众而土地乏”。这自然也被当成一个博识学者潜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因而“人口过剩” (1) 导致日耳曼民族的迁徙这一观点，历来就占有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尽管有着如此权威性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争论在持续地进行着，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双方观点不同之处在于人口过剩的现象到底可不可能发生这个决定性的前提 (2)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缺乏直接的历史证据。局面是如此地窘困，以至于不得不回过头从那些由之得出人口过剩结论的史料中去重新加以研究，尤其要考察恺撒的言论是否的确可以成为那种信念的依托。
研究史料中有关论述时，注意甄别两种不同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是作者站在自己当时的立场上对某一事件所作的评论；另一种是作者亲自参加或目睹了某一事件，或者是他对这一事件拥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而作的评述。如果对恺撒的论著加以考察，则会发现他所论及的发生于他在高卢的活动之前的事件和他亲身参加的与高卢作战的情况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讲到某一件早年发生的战争时，他说比利时人在高卢定居下来，“因为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美”。这些来自比利时的部落又侵犯了不列颠，目的在于“掠夺财富” (3) 。值得注意的是，高卢人曾一度比日耳曼人更为强大。这时他们便以“人口众而土地少” (4) 为借口向莱茵河彼岸进行移民扩张。恺撒根据他自己的思想所作的论述和根据他的观察所作的记叙具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在关于赫尔维蒂人迁移的著作中，他详细地记叙了迁移之前的形势，将造成迁移的首要原因归于奥尔及托列克斯（Orgetorix）的诱劝。同样，对阿里奥维斯塔斯率领的日耳曼人来到高卢，他认为是阿尔维尼人和塞夸尼人雇佣阿里奥维斯塔斯来反对爱德维人，并且说这些蛮族人在新的环境中“渐渐地爱上了高卢的牧场、文明和财富，因而更多的蛮夷人迁入高卢”。此外，在讲到乌希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迁渡莱茵河时，他记载了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他们是由于受到苏维比人的驱赶，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乌比人也向恺撒抱怨他们遭到苏维比人的迫害和追逐 (5) 。如果接受恺撒提供的这些证据，那么采纳这两种解释中的任何一种，显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难想象，现代著作家更多地引用了恺撒的许多一般性论述，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这些论述均来自蛮族部落中流传的史实。姑且不论恺撒那些并非来自民间传说的记载，而进一步考虑到当他缺乏资料来源时，他便退回到罗马史学家撰写纪传文学的老传统上去了 (6) 。这种罗马传统的文学体裁在李维（Livy）的著作中多有体现。他写了许多有关高卢人入侵意大利的战事。他说，在塔奎纽斯·普利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时代，克尔特人国王阿姆比加图斯（Ambigatus）“急于摆脱其国家人口过剩的负担”，派了他的两个侄子各带一批部民外迁。其中一个率领各部落的“过剩之民”越阿尔卑斯山，击败埃特鲁斯坎斯人。此外，根据“传统的说法”，这些高卢部落人是在卡米鲁斯（Cami Uus）时代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他们“听说那里有甘美的水果，特别是香醇的葡萄酒，这使他们垂涎三尺”。关于这些物产的消息来自一个叫克鲁西姆的阿努恩（Arruns of Clusium的人。“他企图将他们诱入意大利。” (7) 普林尼也提到这件事，但说怂恿高卢人进入意大利的是一个名叫亥里柯（Helico）的赫尔维蒂人 (8) 。李维则认为居住在加拉提亚的高卢人之所以受唆东迁，“不是为了寻求土地，便是企图掠夺财富”。后来他们听说亚洲富庶，便到了亚洲。李维说，另有一支高卢人本想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以“人口过多、缺乏土地、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为借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寻找新的家园” (9) 。可以看出，李维所说的这些情况，皆发生于他当时的3世纪到6世纪以前的期间。这当然只能是根据民间流传，而不可能是他的直接记录。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理当关注民族迁移的问题 (10) ，但是他对和他同时代的李维史学理论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人口过剩”理论却毫无涉及，相反，他认为迁移到加拉提亚的特克托萨吉斯人在其原高卢祖籍部落中受到排挤和驱逐，而由波（the Po）山谷迁往多瑙河的波依人，也在原居住地受到驱赶。斯特拉波说，在他当事之年，日耳曼的许多部落被苏比人赶过多瑙河去。其他一些部落如马尔西人则逃到“国土的边远地区”以躲避诺曼人的进攻。马可曼尼人是在其首领马罗波杜斯的带领下迁移的。朗哥巴底人也“一个不剩地逃离其本土” (11) 。
在维利奥斯·帕特库鲁斯的《罗马史》中，对部落迁移问题的解释与恺撒《高卢战记》的说法全然不同。《罗马史》论述远古时代部分中说，吕底亚的两个国王李德斯（Lydus）和特来努斯（Tyrrhenus）因为“粮食歉收，便抽签决定由谁带领一部分民众离开吕底亚”，结果是特来努斯中了签，于是他渡海去了意大利。维利奥斯还说到后来“为数众多的希腊年轻人因为人口太多而外求新居，来到亚洲” (12) 。此外，在讲到他所反对的马可曼尼人时，维利奥斯说他们“响应其首领马罗波杜斯的号召” (13) 而发生了迁移。
在典籍中，对蛮族部落迁徙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某位不知名的作者强调人口过剩和缺乏土地是其主要原因；另一种观点则提出近代历史事件的实际细节。尽管如此，第一种意见还是得到广泛的接受，以至于成为以后进一步推测的起点，产生各种理论以解释所谓人口过剩而四处迁移以及缺乏土地等问题。例如有人认为人口过剩是畜牧业生产转变为农业生产的自然结果 (14) 。同时也有人认为寻求新的土地是由于原始的农业制度使大量土地变得贫瘠而造成的 (15) 。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可以流传的文学作品作为基本出发点，因而也没有必要去开展下一步的探讨。
当历史学家们否认这个人口过剩理论时，却往往又采纳了罗马传统文学中别的假设，并且从蛮族人民的心理特征中去发现迁移的根本原因。例如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认为这种冲击来自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他的观点是，“这些民族首次对帝国的入侵，与其说是寻求新的家园，倒不如说是为了掠夺财富” (16) 。他的这个看法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17) 。虽然到了近代，这种黩武主义渐渐变成了“改变环境的欲望”、“冒险”、“探求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甚至“要求与具有较高文明的邻邦共享优厚的待遇” (18) 等观点。
到了现代，对亚洲部落迁移问题有了一个新的出发点，那便是约瑟夫·德·吉内（Joseph de Guignes）在18世纪中叶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族通史》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指出下面这样一个事实：随着中亚地区爆发战争，大量的亚洲民族涌入欧洲 (19) 。因而吉本（Gibbon）评价这部书“公开揭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新场面”。吉本本人也企图通过研究游牧民族生存条件来找到民族迁移的合理解释。他的结论是：“渴求外出打劫、惧怕或苦于战争的伤害、不满外族的奴役，这便足以使这些西徐亚部落铤而走险，闯入他国，以期找到更丰富的生活资料或是遇上较为弱小的敌对民族。”在德·吉内之后，吉本强调了这一事实，即约在公元1世纪末期，匈奴被鲜卑推翻而西逃。但是他对匈奴西逃的解释是“匈奴人中最强大、最好战的部落在他们世袭首领的统率下，决心迁到鲜卑人和中国武力所不及的遥远地方去，以便找到一个弱小的国家从而征服之” (20) 。
自18世纪起，对蒙古民族的迁移问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假设和理论。有的认为迁移是因为便于驯养马群 (21) ，有的归之于中国长城的修筑 (22) ，有的说是因为军事首领的不时崛起 (23) ，有的认为是为了争夺牧场而引起的争端的激化——结果是较弱小的部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草原而去建立一个新家园 (24) 。而且还出现了一种颇为有力的新观点，它将亚洲部落的迁移归于这些游牧民族居住地带自然环境的变化，认为这些部落遇到“干旱缺水，被迫大规模地迁居外地”，因为“地壳缓慢上升，致使当地的地形发生变化，本来是海底的地方变成了现在的沙漠荒野” (25) 。这个假设获得了支持，而且在现在的文献著作中也可看到这样的理论：亚洲民族的迁移是由于“连续干旱” (26) 、“气候波动” (27) 、“气候的周期变化” (28) ，或者是仅仅因为一个长期的连续干旱 (29) 之类“气候变化”的结果。可以想见，民族大迁移是气候变化的结果 (30) 。但是从文学流传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不相信这种气候变化学说的研究家亦不乏其人 (31) 。这里需补充说明一点，即迄今未见有民族迁徙是因为气候上的原因的确凿证据。
由以上分析可知，有关亚洲和日耳曼民族迁移的各家解释均属无定论的猜测 (32) 。同时也可见有关蛮族侵略的种种理论的缺陷。简言之，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虽经历了长期的苦心研究和变化修补，却从未受到过严格的批评和审查。因而，既然陈旧的观点无法使人满意，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个时期内蛮族人民的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历史资料加以考察研究，既不应局限于欧洲的范围，也不应对欧洲历史有任何偏袒。
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蛮族部落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个看法在历史学界已获公认，并且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理论，试图对这种长期不断的入侵加以解释。然而，即使是草草一瞥，也不难看出这些理论绝不是将种种不同的入侵事件加以审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也不是从确切的历史事件或准确无误的研究中获得的结果。
本书开展的研究表明，在对某一历史课题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先将有关的一系列事件的资料搜集齐备，并将其中不同的事件详加比较。从事实上看，这种做法得到的结果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也是从未引起人们注意的。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欧洲蛮族起义，没有一次不是发生在罗马帝国东线或中国西域地区战争爆发之后；还可看出，在罗马帝国东方发生战争之后，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流域也都随之发生了入侵，而发生在天山战争之后的起义只对多瑙河上游地区发生影响，而在近东和远东没有战事的时候，欧洲也从未发生过任何起义。同样，罗马东线或天山的战争也无一不在欧洲引起暴乱。从这两条线索比较中，可以看得出这些事件的联系。
以上关于历史事件相互关系的论述，是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展开的。如果用数字形式来说明，就会看得更清楚。当然，书中简单的举例绝不能代替具体的史实。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将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加以概括，并展现出世界各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据此，可以这样说，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一历史时期里，天山东部地区（吐鲁番和车师后王庭）的战争之后，发生了四次潘诺尼亚的入侵。在潘诺尼亚入侵之前，多瑙河上游还发生了5次骚乱，罗马还为此在与潘诺尼亚交界处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在同一时期里，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的31次战争曾引起多瑙河下游的28次起义和莱茵河地区的26次起义。因此，尽管罗马史籍中的资料不系统，保存得也不完整，但对这31次战争来说，仅仅是发生在多瑙河下游的3次和莱茵河的5次事件稍缺加以比较的根据。此外还可指出，在罗马帝国之东境，还有过18次与喀什噶尔地区有联系的战事。因此，在欧洲发生的总共40次起义和动乱中，有27次是受到中国西域战争的影响，约半数是受到罗马人在近东侵略的影响。
这里需要对上述情况的某些细节加以阐述。可以看出，虽然公元89、92、97和107年潘诺尼亚的入侵均发生在中国西域战乱之后，西域的早期战争却并没有造成同样的后果。而自罗马人到达多瑙河上游的时候起（公元前15～前8年间），天山地区发生的所有战争都在多瑙河北岸各民族中引起了骚乱。罗马人修筑雷西安防线（the Raetian Lines）之后，就发生了潘诺尼亚的入侵，这是一次引起极大关注的事件。
直到公元前8年潘诺尼亚被罗马征服之后，罗马帝国东线的31次战争中有28次在多瑙河下游引起了战乱。所有这些战乱都蔓延到萨韦河流域（也是在公元6年），甚至到了阿尔卑斯山。这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因而不难指出，即使那3次例外的情况，也并不是就一定被看成没有在多瑙河下游引起战争。在关于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记载中，塔西图叙述当时的局势时，并未提到密西亚的情况。而且关于公元39、42和50年这一地区的情况也没有其他任何记载。公元前58年P．西尔努斯·阿里安努斯任密西亚总督时，他曾领导过一些重大的战争，但塔西图没提到这些战事，这并不能视为没有发生上述三次战争的证据。
在莱茵河前线发生过26次与罗马东境有关的起义事件。相反，记载中有五次起义都没有使日耳曼部落发生暴乱的迹象。从参考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五次起义中有两次（公元前48～前47年和公元前45～前44年）日耳曼人似乎毫无敌意，虽然西塞罗于公元前44年曾一度担心会发生入侵事件。恺撒雇佣的日耳曼骑兵成为维持和平的保障，这倒似乎是一个例外了。
有关欧洲前线的战乱，只需补充一点，即在上述情况中，罗马本土上发生的起义和罗马政府发动的战争自然未提及。其中首先便是潘诺尼亚与达尔马特之战（公元6～9年）以及阿米尼亚斯领导的起义（公元9年）和弗里西人的反叛（公元28年）。虽然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事件，但不能算是入侵。在后一组事件中，唯有公元6年反对马罗波杜斯的战役和公元10年反对德希巴路斯的战役似乎没受到任何直接的有关因素的激发。
罗马帝国东陲的战事虽然都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流域引起暴乱，却并非仅仅限于某一个特别地区。“罗马东部”这一被广泛使用的名称，不仅可以指叙利亚省，而且也可以指博斯普鲁斯王国和亚美尼亚。上述地区发生的战争中，有3次爆发在博斯普鲁斯，3次在蓬塔斯或伊伯利亚，13次在亚美尼亚，12次在叙利亚。究其原由，则博斯普鲁斯的战争起于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企图迫使其王国统治者驯服并纳贡。此外，在亚美尼亚，除两三次外，其余所有的战争（虽然起初似乎是为了争夺王位的继承权）均继塔里木地区的骚乱而发生。先是发生于王莽时期，而后在莎车王贤时期。当公元63年柯布罗平定战乱之后，亚美尼亚为帕西亚王子所统，喀什地区的战争便在叙利亚边境一带引起战乱，当时正是班超在西域活动的时期。塔里木地区的战事引起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动乱情况更加频繁（28次中有17次），其余的（11次）除两次外，皆发生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因为当时庞培的榜样似乎激励了伽宾尼阿斯、克拉苏、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去实现恢复罗马在东方的权力的誓言。
前面所阐述的种种情况，其意义在于这项研究探明了某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如：在前一个地区（天山或罗马东部）发生战争，后一个地区（潘诺尼亚境内的多瑙河或多瑙河下游及莱茵河）也发生战争；前一个地区没有战事，后一个地区也平静安宁。这足以说明亚洲的战争与欧洲的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亚洲的战争和欧洲的蛮族入侵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事件，这一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说明了历史事件之间有着一种规律，而这一规律迄今未引起重视。更重要的是，它扩展了历史研究工作的视界。
结果证明，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即便得出蛮族入侵是由中国西域和罗马东境的战争诱发而起这一肯定的结论，也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可以就此结束。相反，这恰恰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如何去解释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但是，正如以前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论述缺乏精确性，也没有明确的中心。此外，既然原始记载中的事件是战争，那么也就必须从这些战争所造成的影响的某些特征之中去寻找对当时环境条件的解释。
在早先发生在亚洲的有确切记载的事件中，曾有40次引起了欧洲的重大反响，此前没有一次引起如此的结果。可见蛮夷的入侵无疑是天山或罗马东方战争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各对抗民族之间经常发生的生存和冲突之中，特别是当这些民族的冲突导致交战国双方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中断的情况下爆发的。当中国发动对蒙古的战争或与西域诸国的战争时，当罗马入侵帕西亚和亚美尼亚时，敌对情绪遂代替了民族的交往。无论这种越过国境的往来建立得多么成功，要弄清远东或近东的战争与欧洲蛮夷起义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透彻了解人们的某些正常活动。这种活动十分敏感地受到战争的影响——战争一爆发，交往关系立即中断；一旦和平得以恢复，关系也随之重新建立。而应和这种环境和条件的人类活动和交往关系正是通商贸易。
中国人与塔里木地区诸国、并通过他们及其他中介国家与叙利亚形成的贸易关系是举世瞩目的。同样，正如本书所讨论的那样，当塔里木的商路上发生战争时，在帕西亚，在亚美尼亚或叙利亚边境地区也发生了动乱。显然，塔里木地区的战争阻断了丝路的交通，进而引起丝路沿线直至幼发拉底河流域各地的敌对行动。例如，当亚美尼亚受制于罗马时，帕西亚入侵亚美尼亚显然是因为帕西亚人怀疑罗马人企图使与中亚的通商路线不经过帕西亚的国土而另辟新途。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战争，即罗马与帕西亚为争夺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却导致了商路的新的中断，继而由此引起更多的新的战争并向远处波及。故黑海交通之中断使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民族发生骚乱。这一系列的骚乱最终变成蛮族与罗马军团在莱茵河上的冲突。所以那些本来与丝绸之路无关的民族，仍然可能受到因战争而贸易中断的影响。而这种贸易的中止正是由于帕西亚和罗马之间的商业联系遭到切断而引起的。在黑海之北，虽然那里的皮毛交换与丝绸贸易情况大不相同，然而，当中国向匈奴发动进攻及战火在中欧、米底亚和亚美尼亚蔓延时，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
观察与评论
以上论述说明，中国和罗马政府为了各自民族利益而推行的战争政策，必然会导致北欧各族的内部冲突及其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上述40例战争中，那些挑起战争、乞求于战争的政治家们，对其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全然不知。中国的战争虽然是朝廷大臣们经过再三研讨之后方才发动的，这些大臣谙熟中国历史，而且他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上所作的考虑绝不比从道德原则上和当时的利益上考虑得少，但是中国历代皇帝和他们的谋士们却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决策，使得那些闻所未闻的异国疆土战火纷飞。同样，罗马人对其在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战争的后果亦毫无了解。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东方的战争总在欧洲引起暴乱。尽管东方的战争和北欧蛮夷的进攻一再地被诗人（包括维吉尔Virgil）和史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描述，然而，对于事件的关联性所引起的评论或是反响，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却未作任何揭示。所以奥古斯都才会坚持要去占领亚美尼亚，尽管当时完全可以料到这样做会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后果。
奥古斯都的言行历来被尊为典型的治国之道。公正地说，统治者们一向是拘泥于自己那一代人的认识水平。他们关注的只是眼前的事情，并不经任何长期细致的调查研究，就对某一危机的局势做出决策。因而未来的希望只能依赖于生活中的个人努力。而如果这些处于决定性地位上的人物不愿使自己的行动成为使世界走向不幸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他就必须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发现出一些新的道理。这个目标似乎是无法达到的。“历史”是人类经验的记录，而一个世纪来对历史学的勤恳修习研究，只是加剧了人类各民族的紧张关系。可是，由于历史学家们惯于循规蹈矩，固守史书的结论，所以切不可轻下断言，认为研究历史的可能性已经枯竭了，或者认为要搞清“历史上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只能依赖那些迄今未曾问世的史料发现。如前所述，虽然历史学家们一头扎入档案记载之中，开始了详细的搜寻，并以此作为自己著述的依据。殊不知他们完全偏离了一种公元初年以来就一直是切实有效的但从未得到采纳的研究方法。
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都对欧洲前线战争的史料进行了研究，用不同的形式将这些战争按年代顺序加以罗列、阐述。实际上，莱茵河的战争、多瑙河的战争及近东地区的战争是分别列在不同的栏目之中的。这些记载仅仅被那些对某一地区感兴趣的专家所使用（如有关莱茵河的记载），却没有看到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事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既然现在可以明确地看出，在许多一系列连续发生的事件中，罗马帝国在近东、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地区的战争遵循着一种完全固定的形态，那么对莱茵河或多瑙河战况进行研究的便捷方法，就应由孤立的观察让位于展示出几个不同地区同时爆发的动乱之间的联系。这种揭示事件关系的方法，对于开展帝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是十分基本的。而且这个方法仅仅从帝国东部和北部战事的比较之中便可得到体现。不过，单是这二者的比较还不能使人们识别多瑙河下游和多瑙河上游发生的入侵的先导因素。由此可见，对于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材料、进而了解北部边疆的局势、甚至对于正确评价皇帝的功过等问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对整个欧亚大陆上发生的事件加以比较。因此，若不从任何更广的意义上去考虑，那么可以说，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于了解任何国家里发生的事态都是必要的。
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比起它在撰书立说上所起的作用来，还有其更重要的意义。研究已经无可非议地表明，在国家事务中，有因必有果，而且某一特定的原因必然产生特定的结果。从历时165年的连续40次蛮族起义的战例中不难看出这种关系的必然性。这40次起义中，有31次罗马人本来完全可以预先看到他们在东方的战争以后会引起什么结果，而奥古斯都执意涉足博斯普鲁斯和亚美尼亚。这就是他任职期间发生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多数战争的原因。本书只是讨论了这样的许多事件中的一组互相有关的系列，而得出的结论已经足以说明，如果要使执政者和各个民族的人民不至于在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本可以预料却实际上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生存繁衍的话，就必须将不同地区的人类经历加以比较，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也许会有人就此观点另持异议：虽然古代社会中凡事必能导致相应的后果，但是却不可就此认为近代历史事件中也有如上关系。的确，近代史初期，西欧与东方的交通从陆路转为经由外海和沿亚非海岸的水路。15、16世纪的航海家确实使得局势发生了变化。直到那时以前，一切都还是依照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的需要而改变的。因而不妨这样说，新的世界局势已经与旧时迥然不同了。但是商业冒险家们的活动，却在形式上和目的上依然和他们的中国、波斯及阿拉伯先辈们并无二致。西欧航海家所带来的实际变化，可以从新旧时代局势的两相比较中，或者说是通过对西方向海外世界开拓前后的不同时期的事件的比较之中看出。然而可惜的是，可以用以发现上述关系的必要的史料迄今未能搜集整理。既然如此，就必须承认，当远东表现出要恢复它以前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的主角地位时，还无法看清欧洲为控制整个世界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后果。
没有理由怀疑历史学者和公众皆对那些旨在描写某些国家的功绩的文献著作表示满意。但是，这种纪传文学缺乏一种积极的热情去探知一个国家历史上更为重大的事件和更加细微的特征，不能以某种历史哲学的思想去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也不能以深邃的政治观点和实际的治国之策去引导人类的进步历程。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在同一个世界上并行发展。而比较的方法就是了解的开始。彻底地认识到以上这几点，对过去的研究才能卓有成效。可见，只有以这种新的方法去面对重大的难题，即不仅仅考订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探索人类历程中事物变化的规律，历史科学方能完成自己的研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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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期的例子，参见恩内斯特·巴克：《意大利与西方410～476年》，载于《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纽约，1911年），393页。A．C．哈登：《民众的迁移》（剑桥，1911年），第1节。E．C．塞普尔：《地理环境之影响》（纽约，1911年），75页。C．R．L．富莱彻尔：《西欧之初创》，第一卷（伦敦，1912年），44页。赫登·韦伯斯特：《古代史》（纽约，1913年），536页。恩内斯特·巴伯伦：《古典时代的莱茵河文明史》（巴黎，1916年），206页。C．W．普里维德·奥尔顿：《中世纪史纲》（剑桥，1916年），26页。特奥多尔·阿尔德：《德意志文化史》（莱比锡，1917年），4页。皮埃尔·安巴特：《法兰西民族史》，第三卷（巴黎，1920年），112页。J．B．巴里：《晚期罗马帝国史》，第一卷（伦敦，1923年），97页。奥托·莫尔：《政治地理学》（柏林，1925年），457页。在B．W．亨德森的《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之84页中，作者说：“人口过剩，对土地的贪求，热衷于四处游荡，所有这些，使得人们浪迹天涯。”又见于J．B．巴里：《蛮族部落对欧洲的入侵》（伦敦，1928年），6～9页；J．A．费尔德：《人口文集及散论》，H．E．霍曼编（芝加哥，1931年），301～302页。
(2) A．M．卡尔·桑多斯：《人口问题》（牛津，1922年），297～304页，亦见其注释16～18。
(3) 恺撒：《高卢战记》，第二章，第4节；第五章，第12节。
(4) 恺撒：《高卢战记》，第六章，第24节。爱德华·诺登：《塔西图〈日耳曼尼亚〉中的日耳曼史实》（第二版，莱比锡，1922年），469页。
(5) 恺撒：《高卢战记》，第一章，第2～5节，第31节；第四章，第1、4、7、16节。
(6) 见乔治·多登：《克尔特古代史研究手册》（巴黎，1906年），179页。
(7) 李维：《罗马史》，第五章，33～34节。普鲁塔克：《卡米拉斯》，第十五章。
(8) 普林尼：《博物志》，第十二章，第1节之2。
(9) 李维：《罗马史》，第三十八章，第16节；第三十九章，第54节。
(10) 斯特拉波：《历史》，第一章，第3节之21；第三章，第4节之19；第七章，第1节之3；第七章，第3节之13；第七章，第4节之5。
(11) 斯特拉波：《历史》，第四章，第1节之13；第五章，第1节之6；第四章，第3节之4；第七章，第1节之3。
(12) 维利奥斯：《罗马史》，第一章，第1节之4；第一章，第4节之3。
(13) 维利奥斯：《罗马史》，第二章，第108节之1～2。
(14) 费利克斯·达恩：《罗马人统治下的日耳曼史》，第一卷（柏林，1881年），6页。乔治·韦茨：《德意志宪章史》，第二卷（第3版，基尔，1882年），12页。
(15) 路德维希·施密特：《欧洲古代民族大迁移之原因》，载于NJKA，第11期（1903年），344～345页。乔治·格鲁普：《中世纪文化史》，第一卷（帕德博恩，1907年），3页。L．M．哈特曼：《古罗马艺术之衰亡》，载于L．M．哈特曼与约翰·克罗梅叶编：《罗马史论》（第二版，哥达，1921年），263页。D．C．芒罗：《中世纪史》（纽约，1921年），36页。J．W．汤普森：《中世纪经济与社会史》（纽约，1928年），98页。
(16) 威廉·罗伯特森：《查尔斯五世皇帝统治史》，第三卷（伦敦，1840年），4～5页。
(17)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短论集》（慕尼黑，1906年），55页。汉斯·德尔布吕克：《战争艺术史》，第二卷（柏林，1902年），267页。约翰斯·胡普斯文，载于RGA，第一卷（斯特拉斯堡，1911～1913年），44页。J．H．布莱斯特：《文明的征服》（纽约，1926年），681页。
(18) C．H．黑斯：《日耳曼入侵述源》（纽约，1909年），84页。雷昂·多米良：《欧洲语言与民族的边缘》（纽约，1917年），5页。W．H．巴克及威廉·黑斯：《欧洲之始创》（伦敦，1920年），15页。威廉·麦多格尔：《群体心理论》（剑桥，1920年），223页。亨利·贝尔：《人种与迁移》，载于尤金·皮塔尔：《人种及其历史》（巴黎，1924年），第十至十一章。J．H．罗宾逊：《西欧史概论》，第一卷（波士顿，1924年），39页。A．W．布罗吉：《古代的民族迁徙》（牛津，1929年），19页。查尔斯·吉内伯特：《法兰西民族简史》，F．G．李奇蒙德译，第一卷（纽约，1930年），88页。
(19) 见吉内书第一卷（巴黎，1756年）288页，而此观点在20世纪又为路易·哈尔芬所倡导，见其《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载于《历史研究》，第12期（1923年），1～13页。
(20) 吉本书《罗马帝国衰亡史》，巴里编，第三卷，75页及75页之注10，87页。
(21) 保尔·维德尔：《交通的地理扩展》，载于《不列颠协会第77届大会报告集》，1907年（伦敦，1908年），576页。
(22) 费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445页。K．J．乌吉法尔维·德·麦佐柯维斯：《兴都库什山南北的雅利安人》（巴黎，1896年），24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1页。爱德华·富尔德：《中国与罗马帝国的衰亡》，载于《当代研究》，94期（1908年），207～208页。拉斐尔·庞培利：《我的回忆》，第二卷（纽约，1918年），451页。弗里茨·马哈切克：《俄罗斯——土尔奇斯坦概况》（斯图加特，1921年），113页。M．I．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14～115页。路德维希·施密特：《日耳曼古代史》（波恩，1925年），205页。欧文·拉梯摩尔：《中亚商路》，载于《地理杂志》，第72期（1928年），523页。E．D．罗斯：《鞑靼人的入侵与移民》，载于JCAS，第15期（1928年），133页，其中指出：“可以肯定，中国之修筑万里长城，对于罗马帝国的衰败，起到极大的作用。”亦见其《亚洲的游牧活动》，载于JRSA，第77期（1929年），1077页。
(23) H．J．麦金德文，载于《地理杂志》，第23期（1904年），735页：“对于其后代而言，一个恰如其分的原因，应当在于从周邻国家可以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以及有像阿提拉和成吉思汗这样优秀的领导人物。”A．R．柯万：《世界历史导论》（伦敦，1923年），229页。J．B．巴里：《蛮族对欧洲的入侵》（伦敦，1928年），50页。
(24) T．佩斯克：《亚洲的背景》，载于《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纽约，1911年），349页。
(25) J．W．德拉佩尔：《欧洲学术发展史》，第一卷（纽约，1876年），28～29页。德拉佩尔可能从拉斐尔·庞培利的《关于1862至1865年间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一文中受到启发，该文载于《史密森对知识的贡献》（1866年），其中202页论及此点。有关戈壁滩是古代海洋干涸后形成的论断是由朱利亚斯·克拉普洛斯在《插图本亚洲史》（巴黎，1826年）之181～182页中提出的。巴龙·冯·李希霍芬在《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之24～25页中，将“瀚海（Han-hai）”称为“干海（Dry sea）”，但艾米尔·布莱施耐德在《东亚史料与中世纪研究》第一卷（伦敦，1888年）15页注9中指出，“李希霍芬误将‘瀚海’二字译为‘干海’，尽管有中国学者将‘瀚海’译为‘北海’，但从中国历史上看，尚无足够证据说明它是一个内海”。
(26) 自克罗帕特金王子发表其《欧亚大陆的干旱》一文（载《地理杂志》，第23期，1904年，722～734页）之后，“干旱”之说甚为流行。此文说：“显然，历史上的东土尔奇斯坦和中亚蒙古之地并非当今的沙漠戈壁，当年那里的民族人丁兴旺，文明进步，而且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他们起着联系和交往的作用。而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究其原因，是这一带的气候突然变得干燥起来，从而迫使那里的人们离乡背井，寻求新的家园。”
(27) “气候波动”论最早由艾尔斯沃思·亨廷顿在其《亚洲的脉搏》（波士顿，1907年）中提出的。有关作者著述目录，可见其《文明与气候》（第3版，纽黑文，1924年），第十七至十九章。亦见J．W．格里高利的综述：《地球正在变干吗？》，载于《地理杂志》，第43页（1914年），148～172页，293～318页。
(28) 爱德华·布鲁克纳：《世界的气候变化与民族迁移》，载于MGGW，第58期（1915年），210页。C．J．卡利：《气候与移民》，载于《古代史研究》，第2期（1928年），292～307页，其中论道：“大约每640年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周期，其中平均可有300年是变得干旱缺水，从而引起欧洲和亚洲的移民潮流和民族归并，这种情况可以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1600年间的历史中看到。”
(29) H．J．麦金德：《民主思想与现实主义》（纽约，1919年），121页：“这可能便是因为一段连续的干旱造成的结果。”类似的解释，亦见于欧文·拉梯摩尔：《鞑靼人》（波士顿，1930年），110页，其中认为：“整个蒙古，这个喜好战争的游牧民族，当时由于人口的增殖，抑或因为气候变得干燥无比致使牧草枯萎，愈发躁动不安，继而迫不得已让牧民们离开故土去寻找新的草场。”又，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伦敦，1934年）之396页中指出：“……这类情况的发生，作为一种事实，实非原始游牧部族本能或自发的反应，而是在以下一种或两种外界因素的迫使之下出现的，即：其一，受其周邻定居民族先进文明的吸引；其二，受其所居住的草原地区恶劣气候的排斥。”
(30) 艾尔斯沃思·亨廷顿：《历史与气候变化》，载于AHR，第18期（1913年），215页。然而他又继续指出：“的确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而没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会引起某些部族发生迁移。”225页。
(31) 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其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载于《地理杂志》，第65期（1925年），487～490页；及其《中印史论》，第一卷（牛津，1921年），246页，和《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778～781页。此外，R．C．F．斯柯姆伯格在《地理杂志》第80期（1932年）140页中提出：“甚至有人断言，新疆南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到或者的确引起了中亚的民族大迁徙，其前提与假设都显得相当奇特。”
(32) 最近较为统一的观点可见于T．D．肯德黑克的论述，他在《北欧海盗史》（伦敦，1930年）之23页中说：“简言之，既然此问题得不出结论，历史学家便不可避免地接受海盗活动这一现象而无法提出更多的质疑，正如早期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原因不明而仍然被接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