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拉维王朝皇帝执政时期，从罗马帝国北境的局势中，可以明显看出帝国的一种新政策和初醒的活力。韦斯巴芗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地区。而到多密喜安时期，则完成了领土的兼并；多密喜安对代西巴路斯的战争终于以图拉真兼并达西亚而告结束。公元70～107年间，帝国北部边境战争频频，不幸的是关于这一时期蛮族侵扰的史料不多，且不甚可靠，以至于许多战事只能依靠研究碑文和钱币来确定。有关这一段历史，奥罗西乌斯（Orosius）有一句名言，他说，他“现在要详尽地阐述达西亚王国丢尔潘纽斯（Diurpaneus）和罗马将领福斯库斯（Fuscus）之间的激烈战争及罗马人遭受的惨重损失了，如果致力于写作这段历史的柯内尼亚斯·塔西图没有说过萨路斯梯亚斯·克里斯普斯（Ssllustius Crispus）等众史学家一致赞成将我们的损失悄悄地抹去，而且为了他自己方面的利益，他本人早在别人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的话”。搜集帕西亚的史料也出现了同样的困难。因为罗马史家只是偶然地涉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情况，而帕西亚的钱币虽然经过钱币专家的精心研究，所能提供的无非是一张国王的名单而已。与此相比，可以慰藉的是中国史料对这一时期的记载相对要完整得多，也精确得多。特别是关于声震西域的班超30年的经营情况更为详尽。
将罗马、帕西亚和中国的历史事件加以比较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公元73～102年，班超掌握汉朝在喀什地区的大权。经过仔细观察，可明显地看出，不仅塔里木地区的战争（贤王时期）成了帕西亚战乱的先导，而且继蒙古的战争之后，也同样地在欧亚大陆北部直到维斯瓦河和多瑙河上游的各部族之间也爆发了战乱。事实上，汉朝政府派遣官员去控制西域而引起的冲突，不仅影响到天山南北，也影响到里海和黑海南北地区。换言之，中国皇帝的一个命令，便可以使混乱的政局经两条不同的地理路线涉及罗马帝国的北境。由此而产生的难题是，这段时期的事态，虽然可以肯定起源于中国，并单单从年代顺序上看（在本书研究范围内）结束于中欧，可是必须经以上两条线索去进行描述。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始于中国、西南经波斯、西北经俄罗斯传播并最后集中到中欧的一系列战乱最基本的特征和联系，似应将帝国在最后一期间里，特别是多密喜安（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统治时期内发生于帝国边境上的重大战事，予以一一展现。
欧洲的战争 公元70～107年
韦斯巴芗和多密喜安在莱茵河和多瑙河 公元70～84年
公元70年，莱茵河上恢复平静之后，韦斯巴芗率领队伍修复在此之前被战争毁坏了的防卫设施。可能是这同一政策的继续，他于公元74年派上日耳曼使臣皮纳里亚斯·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Pinarius Cornelius Clemens）占领内卡（the Neckar）河谷和黑森林（the Black Forest）地区，即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支流之间的地区 (1) 。从石碑上得知，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在战争中进展得很顺利，史籍中并未提到这一时期内发生过任何蛮族暴乱。公元74～76年间，韦斯巴芗发行的铸币记录了八次对胜利的庆祝。而这些胜利甚至连这段时间的史料中都未能提供可供猜测的足够依据 (2) 。这样，另一情况就显得相当重要，即除了上日耳曼总督，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将军也因战胜日耳曼人而受到嘉奖 (3) 。同时，多米梯亚斯·图拉斯（Domitius Tullus）和多米梯亚斯·卢卡努斯（Domitius Lucanus）兄弟也因公元74年或公元75年对日耳曼作战有功而被授勋 (4) 。在公元75～78年间某时，朱利亚斯·柯迪努斯（卢梯里亚斯·伽里库斯Julius Cordinus Rutilius Gallicus）率领的一支军队在埃姆斯河上对布鲁克特里人发动了战争 (5) 。战争起因不详，但知前者大获全胜，俘虏了煽动朱利亚斯·西维里斯领导的一次暴动的日耳曼女预言家维列妲（Veleda） (6) 。
在公元71年到公元81年的十年中，史料没有记载任何有关多瑙河下游的形势。不过仍然有理由相信在公元76年韦斯巴芗的次子多密喜安对入侵密西亚的萨尔马特人（也许是诺克索兰尼人）发起过进攻 (7) 。
公元82年，虽然证据不甚充足，但仍可看出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上发生过骚乱 (8) 。公元83年，多密喜安 (9) （他已于公元81年继承他哥哥提图斯的帝位）向恰提人开战 (10) ，其后便开始有计划地修筑莱茵河彼岸领土的防御工事 (11) 。
罗马人在不列颠 公元71～84年
塔西图说，维努梯亚斯和卡梯曼杜娅于公元69年发生的冲突，给罗马带来了战争，因而当皮梯里亚斯·瑟里亚利斯平定高卢的朱利亚斯·西维里斯的叛乱后，他被韦斯巴芗派往不列颠。在不列颠任期内（公元71～74年），他征服了布里甘特人，并扩展了这个省份的疆域，以至约克（YORK）也被归并。公元74～77年或公元78年间，继任总督塞克斯·朱利亚斯·福朗梯努斯（Sex．Julius Frontinus）也制服了威尔士（Weles）的西卢尔人。
福朗梯努斯的继任者朱利亚斯·阿格里柯拉（Julius Agricola） (12) 第一次完成了对威尔斯的征服，接着又向北英格兰征伐（公元79～80年）。在他任期的第四或第五个季度里（公元81～82年间），他占领了苏格兰低地（the Scotch Lowlands）到福思湾（the Firth of Forth）和克莱德湾（the Firth of Clyde）之间的峡谷地区。公元83年，他的势力扩大到佩思（Perth）；公元84年，阿格里柯拉再次北进。这一次，北方的各部落在一个名叫卡尔加库斯（Calgacus）的头人领导下，汇集在一个叫蒙思·格劳皮亚斯（Mons Graupius）的地方（不确定）对他进行抵抗。但只在一次激战之后即被他击溃。公元85年，他被多密喜安召回。
多密喜安的达西亚战争 公元85～86年
公元85年底或公元86年初，罗马人卷入与达西亚人的战争 (13) 。
在有关战争爆发的记载和论述往往各执一端，使人莫衷一是。狄奥只不过说罗马人“卷入”其中；苏埃托尼亚斯则指出这次战争非同一般，它使“一个军团及其司令官一起遭到灭顶之灾”（但对此次失败之前的形势没有提及）；乔丹尼斯认为是达西亚人由于“害怕多密喜安的贪婪”而首先破坏了停战协议。
公元68～69年的内战及同时发生在边境地区的骚乱之后，达西亚人又重新组成了一个由杜拉斯（Duras）或丢尔潘纽斯领导的王国。在多密喜安任内，达西亚与罗马的战争初期，丢尔潘纽斯让位给地位与布勒比斯塔相当的德西巴鲁斯（Decebalus）。关于丢尔潘纽斯，狄奥认为“他在了解战况和指挥作战方面是个精明的人。他能准确地判断该在什么时候发起进攻，什么时候开始撤退。他还善于打伏击战，是安排战事的高手。他不但长于战胜敌军，而且善于处理败局，所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罗马的一个强劲敌手” (14) 。
公元85年，达西亚人入侵密西亚。密西亚总督奥皮亚斯·萨宾努斯（Oppius Sabinus）在作战中被杀。公元86年1月，多密喜安来到密西亚。尽管达西亚人提出和平建议，他还是派出以执政官禁卫军长官柯内里亚斯·福斯卡斯率领的一支大军去攻打他们。罗马军队向特兰西瓦尼亚（大约在阿卢塔河the Aluta上）进攻，但在红塔关（the Red Tower Pass）附近，福斯卡斯战败身亡。他的残兵亦作鸟兽散。
公元85年，西方的一些战争使罗马发行了一套重要的铸币，但史籍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资料 (15) 。
可能也在公元85年，切鲁西王恰里麦鲁斯（Chariomerus）请求多密喜安支援，大概是针对恰提人的。皇帝给了他们一笔款项以代替出兵 (16) 。稍早些时候（约公元83年），恰提人将恰里麦鲁斯赶出国去，“原因是他与罗马有着友好关系”。但他组织了一批人马进行反扑，并得胜复辟。
多密喜安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战事 公元88～89年
公元88～89年战争的先后顺序不甚清楚 (17) ，但基本如下：
公元88年末或公元89年初，与达西亚人的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战争中特梯亚斯·朱里安努斯（Tettius Julianus）在维米纳西亚姆（Viminacium）渡过多瑙河，向铁门关（the Iron Gate Pass）附近的塔帕衣（Tapae）进攻，击败了德西巴鲁斯的军队。
亦在公元88年末，恰图人入侵刚刚归并罗马的缅因河一带地区，他们破坏堡垒和其他军事设施。占领军可能遭受了惨重损失 (18) 。约公元89年1月，在上日耳曼总督L．安东尼亚斯·萨特尼亚斯（L．Antonius Saturnius）的劝说下，驻守于美因茨的两个军团不再效忠多密喜安。但这次反叛不久即被下日耳曼总督阿庇亚斯·马克西姆斯·诺巴努斯镇压了。苏埃托尼亚斯将这次胜利归于形势碰巧对后者有利。因为在关键的时刻，蛮族军队未能渡过莱茵河去帮助萨特尼亚斯——河面上的冰刚好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开始融化了 (19) 。之后，一支很可能是诺班努斯（Norbanus）率领的罗马军队向恰提人发起攻击。
还是在公元89年上半年，当上日耳曼的骚乱平息之后，多密喜安率领一支军队进攻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狄奥说是后者没有在罗马对达西亚人的战争中提供帮助。在贾齐格的支持下，苏维比人部落击败了罗马皇帝的军队 (20) 。
皇帝在吃了败仗后，便与达西亚人达成了和解。德西巴鲁斯通过他的代表狄吉斯（Diegis）交还了他缴获的罗马战俘和武器。多密喜安则当场向德西巴鲁斯支付了“一大笔钱，还给了他一批可以为和平时期生活和战争活动从事各种工艺生产的工匠，并答应以后将不断提供大批款项” (21) 。但在和平恢复之后，多密喜安却派出C．维里亚斯·卢福斯（C．Velius Rufus）率军经达西亚领土去征讨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贾齐格人。可惜的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不见记载 (22) 。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92年
公元89年末，由于罗马的关系，中欧恢复了和平，但不到三年又爆发了战争。
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卢吉人与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发生战争。他们向多密喜安请求支援。于是多密喜安派出一百骑士去帮助他们。不久，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还有马西格尼人（the Marsigni）和贾齐格人邻接的塞姆农人入侵潘诺尼亚，并于公元92年歼灭了一个罗马军团。多密喜安立即赶到前线。从公元92年5月到公元93年1月，他一直在那儿反击入侵者 (23) 。在这次战乱时期中，塞姆农国王马西乌斯（Masyus）曾和女教士伽娜（Ganna）一同前往罗马，受到多密喜安的隆重接待 (24) 。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97年
公元97年，涅瓦统治时期即将结束时，罗马军队在潘诺尼亚击败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很少，只知道恰好在皇帝涅瓦正式承认图拉真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那天，传来这个胜利的消息 (25) 。有一些情况说明公元98年间战争仍在进行 (26) 。
与此同时，恰提人袭击与卡马维人（the Chamavi）结盟并攻击了布鲁克特里人的安格里瓦里人（the Angrivarii），并将他们赶走。塔西图说，在恰提和安格里瓦里两部落之间的战争中，“有六万多人遭歼。他们不是倒在罗马的武装长矛之下，而仅是为了让我们看了高兴——这对我们简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愿这些部落能长期这样打下去。如果说这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热爱，至少也是他们之间互相仇恨：既然帝国命运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那么，除了让我们的仇敌互相残杀以外，命运女神将不会给我们其他更好的保证了” (27) 。布鲁克特里人被打败后，他们的国王跑到罗马避难。约在公元96年，下日耳曼总督维斯特里西亚斯·斯普瑞纳（Vestricius Spurinna）使他得以复辟 (28) 。
图拉真对德西巴鲁斯的战争 公元101～106年
公元4～5两年，提比略在日耳曼的经验，使奥古斯都决心要向马可曼尼人国王马罗波杜斯发起战争，而图拉真 (29) 在潘诺尼亚的经验则使他向达西亚王德西巴鲁斯开战。狄奥在谈到战争的缘由时说，“达西亚人每年索取的大量钱财成为图拉真的沉重负担”，根据密多喜安与他们达成的协议，又说“他看到他们的力量和自信心在日渐增长” (30) ——他们的国王是罗马的死对头。
公元101年，图拉真在勒德拉塔（Lederata，贝尔格莱德Belgrad之南）渡过多瑙河 (31) 向塔帕衣进发。在那里同德西巴鲁斯打了一场非决定性的战争后，返回在德罗贝塔（Drobetae）的冬季营地。这个冬天，达西亚人在厄斯库斯（Oescus）渡过多瑙河，而罗克索兰尼人则洗劫了多布罗加。公元102年，皇帝由德罗贝塔向东进攻阿卢塔河上的布里达瓦（Burridava），又沿河而上向红塔关进发。德西巴鲁斯请求停战，但当谈判还在进行之中时，罗马军队就已经夺取了附近达西亚人的阵地，德西巴鲁斯便停止了停战条款的谈判。图拉真接着强行通过红塔关，德西巴鲁斯只得交出了他的都城萨米泽格苏撒（Sarmizegethusa）。最终停战后，德西巴鲁斯答应向罗马交还工匠和战俘、放下武器、停止战争，并拆除工事，由一支罗马卫戍部队驻扎在萨米泽格苏撒。
公元105年，罗马政府得知德西巴鲁斯在“向邻邦派遣使臣” (32) ，又侵入了贾齐格人的领地，并收容罗马的逃散军卒；后来他还囚禁了罗马卫戍军司令官朗吉努斯（Longinus），要求图拉真归还被罗马军占领的横越多瑙河的土地，这个要求未获同意。公元106年，图拉真从他在德罗贝塔修建的一座石桥上过了多瑙河，再次进入萨米泽格苏撒。德西巴鲁斯自杀身亡。公元107年，达西亚终于被并入帝国版图。
还应提及一点，在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罗马被迫将阿格里柯拉在苏格兰建立的一支卫戍军队撤了回来 (33) 。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107年
公元107年，驻下潘诺尼亚的使臣阿流斯·哈德里阿努斯（Aclius Hadrianus）“牵制住了萨尔马特人（贾齐格人）” (34) 。
中国、帕西亚和罗马帝国东部
（一）
罗马东部的事态 公元72～77年
公元72年，叙利亚总督L．凯森纽斯·派图斯以安提奥克斯四世（AntiochusⅣ）及其儿子们与帕西亚结盟为口实，向柯马基尼发起突然进攻，迅速将它并吞。安提奥克斯被押送到罗马，其儿子们则相继逃至帕西亚寻求避难 (35) 。
公元73年，当阿兰人侵入米底亚和亚美尼亚时，高加索山以南各国陷入一派混乱。约瑟福斯（Josephus）曾说：“阿兰人大军攻入米底亚。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六畜兴旺，且绝无冒犯阿兰人之嫌，却遭大劫。”米底亚王帕柯鲁斯（Pacorus）只得放弃了他的全部财产，逃进山里。“阿兰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推进到亚美尼亚，沿途留下一片废墟。”亚美尼亚王梯里代茨战败，险些被俘。侵略者“洗劫全国，并掳获大批亚美尼亚和米底亚的人民，又将各种财物尽掠而归” (36) 。约瑟福斯认为当时阿兰人是住在顿河和亚速海沿海一带。
经过这次大战，帕西亚沃罗吉斯一世向韦斯巴芗提议采取联合行动以抵抗入侵者，并要求他派一个儿子率军支援。多密喜安急欲前往，但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37) 。不过韦斯巴芗亦非按兵不动。公元75年他派了一支军队前往伊伯利亚增援米特拉达悌，加强其防守，以抵御来自高加索部落的侵袭 (38) 。从这次行动上看，罗马军队进入亚美尼亚的可能性很大。斯塔梯亚斯（Statius）指出，在卢梯斯·伽里库斯的戎马生涯中，曾一度领军进入亚美尼亚。据考，其时约在公元75年 (39) 。
公元76～77年，由于某种原因，沃罗吉斯入侵叙利亚，但被叙利亚总督M．乌尔皮亚斯·特拉阿努斯（M．Ulpius Traianus）击退 (40) ，特拉阿努斯的儿子，即后来的图拉真皇帝，参加了这次作战 (41) 。
有关公元74～77或公元78年这段时期日耳曼部落的大规模起义和密西亚至少受到过一次萨尔马特侵犯的情况，仅靠碑文和古钱币提供的证据毕竟有限。然而，如果借助公元前60年到公元70年期间罗马东部和中欧事态之间的密切关联，那么公元72年到公元76年或公元77年间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战乱就可以得到证实。此外，罗马东方的那些战乱毫无疑问地与班超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西域”的变化又有密切联系。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73～78年
正当韦斯巴芗对罗马帝国的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边陲实行安抚政策时，中国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正在力图恢复由于王莽篡政 (42) 而失去的对蒙古和喀什噶尔地区的控制。明帝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心，是由于甘肃地区受到了匈奴的侵犯。
如前所述，莎车王贤于公元61年被于阗王广德败杀，而匈奴乘机又攻败广德，并使他每年缴纳贡赋。之后，匈奴便控制了西域诸国。公元72年，明帝始决意平定匈奴。公元73年，窦固率军攻占伊吾 (43) 。公元74年，汉朝收复了吐鲁番及车师后王庭。公元73年窦固败匈奴后，即派遣他的部下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 (44) 。班超先后挟服了鄯善王广和于阗王广德，使之臣服于汉明帝之威。汉朝至此复通丝绸南道。当时龟兹王建正听命于匈奴，他攻占了疏勒，杀其王。面对建之来势汹汹，班超毫无畏惧，并于公元74年率军向疏勒推进。干戈未动便将建驱走，得疏勒城。公元75年焉耆与龟兹俟机攻杀了公元74年出任都护的陈睦，龟兹乘机又联同姑墨向班超进攻，迫使班超据守疏勒城年余。是年明帝死，刘炟继为章帝（公元76～87年在位）。他下令放弃西域，撤回汉军。公元77年，正当班超亟待增派援军以守疏勒城时，接到了召他回朝的命令。他回经于阗时，于阗王广德苦苦挽留。他于是决定不顾上召，继续完成统一西域之大业 (45) 。
中国公元72～77年间的战事构成了公元73～77年间亚美尼亚和帕西亚战乱的背景。
但汉朝政策的影响力并非以幼发拉底河为限。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中国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完成了统一西域之后，继而在西印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并因之而有公元前58年开始的马尔瓦纪年（the Marva era）或毗克罗摩纪元。之所以要回顾这一段历史，是因为西印度开始创立塞种纪年（the Saca era，公元78年始）恰好又是在明帝收复西域之后。与公元78年塞种纪年有关的历史事件，史界权威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贵霜（Kushan）王朝的伽腻色伽继阎膏珍为王 (46) 。这一重要人物的继位，若不算一次革命，至少也意味着一次改朝换代 (47) 。这可以从贵霜新王朝以白沙瓦（Peshawar）代替巴里黑（Balkh）为其国都得以证明。伽腻色伽以赞助与弘扬佛教著称。在中国的记载中，他被称为“月氏王”。在帕西亚，继上述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战事之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58年弗雷茨三世被杀，随后在其二子米特拉达悌和奥德罗二世之间爆发了内战。同样，公元78年，帕柯鲁斯二世挑起了一场反对沃罗吉斯一世的叛乱 (48) 。
（二）
喀什噶尔、帕西亚及罗马东部 公元78～91年
公元78年间，班超与伊犁河谷的乌孙、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康居及阿富汗西北印度贵霜王国的月氏建立了亲善关系。同年，由于得到康居的支援和疏勒、于阗等国的贡赋，班超又攻取了姑墨和温宿 (49) 。这时汉朝政府终于给班超派出了援军。于是他向龟兹和焉耆发起进攻。在公元78～80年（该年班超得汉援军），龟兹灭莎车，疏勒又起兵叛乱。公元80年，汉将徐干领援兵到达，班超遂重新攻下疏勒。公元83年，龟兹再攻疏勒，公元84年汉增兵又到，加之有疏勒、于阗的纳贡，班超便向莎车发起进攻。而莎车王将疏勒王冲拉到他的一方，冲又得康居支持。面对这一局势，班超遣使“携丝绸重礼” (50) 赠月氏王（伽腻色伽），请他劝其同盟康居王将增援疏勒的军队撤回。此举颇为奏效。康居同冲一并撤出塔里木地区。于是，久失西域的班超得以复主喀什噶尔。公元85～87年，班超再得月氏之援，发兵以攻吐鲁番的车师前王庭 (51) ；公元86年，疏勒前王冲得康居之助，起兵企图夺回其王位，却为班超所俘，并被处死。其后于公元87年，班超调回于阗等地军队，击败龟兹等国的援兵而大破莎车。
从公元84～87年的情况看来，班超在喀什噶尔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要依靠贵霜国的支持。公元87年，安息（即指帕西亚，此更似指希尔卡尼亚）王遣使到汉 (52) ，显然是因为在西域的中国人与贵霜之间的联系对于通过希尔卡尼亚和帕西亚的丝路是一大妨碍。同时，月氏王伽腻色伽也遣使欲与汉结盟，并求联姻 (53) 。当时，似乎班超允许帕西亚的遣汉使臣过境，但不知何故，却将伽腻色伽的使臣逮捕送回，因此引起了战争。月氏王于公元90年发兵，由其副王谢率领，越葱岭、结龟兹以攻汉军。但为班超所击溃。至此，从公元73年起一直抗汉的龟兹遂降。据载，月氏亦向汉朝岁奉贡献 (54) 。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还可从以下帕西亚和罗马东方的事态中得到反映，尽管具体的记载尚不明细。因为公元78～90年喀什噶尔战争以及康居和月氏（贵霜）的卷入，恰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遥相呼应。
其一：公元78年，帕柯鲁斯反叛并进攻沃罗吉斯一世，后者坚持抵御到公元80年初，终于倒台。但帕柯鲁斯并未接管这块归他无疑的领土，因为另一个敌手阿塔班努斯四世于公元80～81年（或公元81～82年）占据了塞琉古。但他显然在公元82年被驱走，跑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立足，直至公元88（或公元89）年 (55) 。在罗马历史上记有他帮助并指使了提图斯（Titus）王朝（公元79～81年）的一个名叫特伦梯亚斯·马克西姆斯（Terentius Maximus）的人。此人借尼禄之名，并得到来自幼发拉底河的一些地区的支持 (56) 。尼禄率帕西亚军的返回，成为《圣约翰启示录》 (57) 里一再出现的话题。与此相应，公元82年在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也发生了暴乱。在莱茵河地区，多密喜安于公元83年亲战恰提人，使罗马的疆域拓至莱茵河彼岸。
其二：公元83年喀什噶尔再次向班超进攻。公元84年，由于情况紧迫，他向月氏（贵霜王）求援。可惜罗马史料对公元80～81年及公元88～89年这一期间帕西亚和罗马东部的事态毫无记载。另一方面，索连尼的摩西对此有所记述，即多密喜安派遣的一支军队在亚美尼亚被歼灭。这一事件虽无时间记载，但大致可确定发生于公元84年或公元85年 (58) 。在欧洲，达西亚人公元85年入侵密西亚，同年多密喜安在日耳曼颇有战绩。
其三：班超与月氏王之友善关系于公元87年中断。公元90年，月氏王发兵越葱岭攻汉。这一战事反映在帕西亚，则是“公元86～92（93）年这七年间帕西亚也没发行任何货币” (59) 。公元88～89年（尼禄死后的第20年），另一个假尼禄之名的人出现在罗马帝国之东部，并得到帕西亚人的全力支持，“为了他，帕西亚的军队几乎参与了反对罗马的战争” (60) 。约在公元88年，C．维土伦鲁斯·西维卡·塞里阿利斯（C．Vettulenus Civica Cerialis，当时的亚细亚总督）由于阴谋政变而被处死 (61) 。直到大约公元92年，罗马诗人斯塔梯亚斯（Statius）、马歇尔（Martial）和西里亚斯·依塔里库斯（Silius Italicus）还在满怀期望地谈论东方的战争将会给多密喜安带来新的荣誉 (62) 。在欧洲，公元88年末，罗马同达西亚人的战端又起，几乎同时又发生了恰提人侵入罗马境内和上日耳曼的安东尼亚斯·萨特尼努斯的兵叛。
（三）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91～102年
公元91年，班超 (63) 收降了北路上的龟兹、姑墨和温宿。汉和帝命班超为都护，治于龟兹。公元91年班超平灭了焉耆，至此他完成了西域诸国统归于汉的大业 (64) 。
关于班超在西域长期经营的结果，《后汉书》有如下评述：“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皆重译贡献”，“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 (65) 。这里说的“商胡”极可能是马依斯·梯西安努斯（Maes Titianus）派出的商人。马依斯关于“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记载曾被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引用。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使西 (66) ，抵达条支。这个地方据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甘英带回许多有关西方的情况，主要有：一、罗马帝国（大秦）经海路同帕西亚（安息）和印度（天竺）进行贸易，并可获利十倍；二、大秦国王一直盼望同汉朝建立通商交往，却因帕西亚之阻碍而未成。因为帕西亚企图垄断同罗马的中国丝绸贸易。甘英回国不久，即公元100年，班超即向朝廷请求解职回乡 (67) 。
公元90年大破月氏，使班超得以完全控制了西域并实现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安定。这一形势在帕西亚也得到反映：塞琉古的造币厂于公元93（或公元94）年直到公元97年发行了帕柯鲁斯的铸币。但美索不达米亚的繁荣并未长久。公元97年春到公元105年（或公元106年）间，造币厂一直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正是这一期间，帕柯鲁斯被逐出塞琉古，这座城市被沃罗吉斯二世占领。
公元97年甘英的使西，有助于说明帕西亚的局势。在西行途中，他实际上是受到了伊兰（Iran）当局的阻拦，因而未能经北美索不达米亚直达叙利亚，而是被带到波斯湾上首的一个城市里。他在那里被告知需经海路方可抵罗马帝国（大秦）。由此可见，公元97年春之后，帕柯鲁斯的权限决不超过北美索不达米亚，而其东部和南部则已属于正在同他交战的国王沃罗吉斯二世或奥斯罗斯。此时虽然由中国和喀什噶尔来的货物仍然经过波斯东部和中部，但经北美索不达米亚直抵叙利亚的道路却被帕柯鲁斯的敌对者阻断了。于是与叙利亚的贸易只得通过海路绕过阿拉伯来进行。这一情况大约发生在公元97～105年之间。
（四）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102～107年
公元102年，班超返回洛阳，当年病逝，春秋七十。继其都护之职的任尚随即陷入困境——对此他事先曾受到班超的告诫 (68) ——公元102年西羌起乱，他颇费了周折方将其平定。公元105年北匈奴取师车后王庭 (69) ，沿北道的诸国亦反叛汉朝，并于公元106年攻任尚于疏勒 (70) 。汉遣梁谨领军驰救任尚。公元107年羌人由梁金领导叛乱，夺占了陇境交通。正如《班勇传》中所陈：“西域复绝。” (71) 因中西交通中断，汉朝政令不达，遂于公元107年撤西域都护机构，并召回派驻西域的人员 (72) 。北匈奴乘此机会占领了西域，甚至向诸国勒索过去所欠的贡税 (73) 。
班超在西域经营达三十年后，于公元102年告休回洛阳，而在公元105～107年间，汉朝就不得不放弃了对商路及西域诸国的控制。
在帕西亚，公元106年前后，帕柯鲁斯的政敌夺取了塞琉古 (74) ，他同时又受到奥斯罗斯从南面的进攻，东遭沃罗吉斯二世袭击。当图拉真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时，这三方的冲突正在进行之中。
在罗马东部地区，公元105～106年，叙利亚总督A．柯内里亚斯·帕尔马（A．Cornelius Palma）攻占了皮特拉，吞并了阿拉伯 (75) 。
在中欧，公元106～107年，图拉真击败德西巴鲁斯，吞并达西亚。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罗马人被迫撤出苏格兰。
观察与评论
如果将公元73年至公元107年间喀什噶尔和帕西亚的局势与同一地区莎车王贤在公元33～61年间的活动作一比较，那么从每一组相应的事件中都可看出，塔里木的战争之后在帕西亚总要发生暴乱和内战，而且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影响到罗马东部各省。在这两组类比中，还可看出，紧接着罗马东部的动乱，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也相应地爆发了战争。对欧洲的局势进一步研究后可以看出，在韦斯巴芗、多密喜安和图拉真时期所发生的蛮族侵扰却具有不同的形式。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的暴乱确与帝国东部的战争有一般性的联系。而马可曼尼、魁代和贾齐格人侵入潘诺尼亚却是另一种不同的现象。如果这些入侵实际上表明它们是另一类型的战争，那么它们必然也要有其独自的先导因素。根据本书的观点，从整体上看，班超经营西域时，汉朝的军队也同时在蒙古同匈奴人交战。因此，在对欧洲公元70～107年间战争的背景做出结论之前，应该对中国与蒙古民族早在公元前60年就开始了的关系作一探讨。
中国、蒙古和欧洲
（一）
中国与蒙古 公元前63～前36年
罗马对米特拉达悌大帝的第三次战争与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 (76) 对匈奴的战争遥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在庞培击败米特拉达悌的当年（公元前66年），郑吉破车师；不久米特拉达悌逃至博斯普鲁斯。在东方，匈奴这时又挑起战端。公元前64年，郑吉被迫放弃车师。在米特拉达悌死的那一年（公元前63年），汉朝正面临西羌人之乱（公元前63～前61年）及匈奴发十万骑兵北犯汉边的严重局势。如果羌人和匈奴联军合力，便会给汉朝造成失去西域交通的危险。可是上述险情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局势随即得到缓解。公元前60年，匈奴单于死。在汉朝的支援下，新单于处死了前单于手下许多显要官员。正如前述，先贤掸为避此难，不得不逃降汉朝，车师庭也随之归汉。但是与新单于对立的匈奴权势人物并未全部逃亡，经过一番争夺之后，新单于被推翻（公元前58年），匈奴亦因此而分裂为五部。
这里不妨将欧洲的态势列出备考——假定蒙古的战争与欧洲的战争没有联系性。公元前61年或前60年，波依人被驱赶到多瑙河以北，这也影响了多瑙河上游地区的民族以及博登湖（Lake Constance）的赫尔维提人和高卢的阿罗布诺吉人。至少在公元前59年，波依人归并入赫尔维提人，并于公元前58年进行了一次大迁移，但不久即被恺撒赶了回去。同时，从维斯瓦河到莱茵河一线的日耳曼人也卷入了战争。
公元前58年老单于死后，五单于争立，混战数年 (77) 。到公元前53年，只剩下了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兄弟。郅支于是年大败呼韩邪。呼韩邪南逃渡河附汉。公元前51年，呼韩邪自请称臣，并为汉朝驻戍北塞。
留在匈奴王庭的郅支见呼韩邪得惠于汉，便于公元前49年迁往右庭之地，以图与乌孙结盟。乌孙王拒许，且发八千骑兵攻之。郅支破乌孙军，但并未追击，而是北上降服了呼揭、坚昆、丁令等国，然后才回头数攻乌孙。
直到该时，郅支仍未中断他与汉朝的联系。公元前45年，他要求遣还他于公元前53年送汉为侍的儿子。元帝许之，且派兵护其子归。然郅支竟杀死送其子归的汉使。他自知有罪于汉，又惧呼韩邪会出兵攻打，便急忙准备西迁远遁。时值康居遭乌孙进攻，康居王闻郅支“处境尴尬” (78) ，便求他给予援助。郅支急不可待地抓住此机（公元前43年），不顾当时正值严冬，立即拔营西进。其民沿途离散极多，到达康居时，只剩下三千余众。尽管如此，他仍受到康王的厚待，并为他配备了一支军队以抗乌孙。郅支率军大破乌孙，掠其都城，荒其西境，使之成了千里无人之地 (79) 。郅支自居破乌孙有功，对康居王骄矜无礼，进而枉杀多人，又侮汉使臣，且向火寻 (80) 、大宛等国勒索贡赋。他甚至还在都赖水 (81) 上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未经请示朝廷，便决定发兵征讨郅支。陈汤曾据理力劝他的上司甘延寿。他认为匈奴正威胁着乌孙和大宛，企图将此二国并入康居。若匈奴此举得逞，定会进而北攻伊犁，西征安息，南克月氏（大夏）和乌戈山离（赫拉特Herat）。如是，定会给西域造成严重威胁。陈汤的这一番议论虽多指匈奴单于而言，却也可见该传记的作者借以表现陈汤的远见卓识 (82) 。这次征讨，汉军得到乌孙和康居十五王子的支持而大获全胜。攻破了都赖水上的郅支城，并杀郅支。
公元前49年的郅支单于西迁及他征服回纥、坚昆和丁令，恰恰与导致博斯普鲁斯王法拉西斯垮台的事件在年代上有密切联系。公元前48年，法拉西斯在奥尔西王斯帕狄尼和塞拉西王阿比阿库斯的支持下，在密奥梯斯（亚速海）东岸建国。法拉西斯很可能利用了影响到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地区各民族的某个战争机会。而另一方面，既然郅支在公元前43年以后不久仅仅向大宛和奄蔡派出了使臣，这件事很难同西徐亚进攻博斯普鲁斯联系起来。西徐亚的进攻使博斯普鲁斯王阿桑德修筑了彼列柯普（Perekop）地峡的防御工事，其具体时间失考，大致是在他在位（公元前47～前17年）的早期。
（二）
中国和蒙古 公元2～16年
从公元前51年到公元9年，汉朝和蒙古部落之间一直保持正常友好的关系。王莽篡权之后，他的一项政策便是降低匈奴单于的礼遇规格，因而引起匈奴的不满，进而入塞骚乱 (83) 。公元11年，王莽向北塞各郡征收苛税 (84) ，引起大乱而未果。公元16年，王莽向这一地区派出军队，但领军诸将极为谨慎，尽管王莽直到公元19年仍不断派兵增援，却无大进展。
西域 (85) 的骚乱比汉朝北塞的战争发生得更早些。约公元2年，汉辟“北新道”，以缩短玉门关到车师后王庭的距离。车师王姑句怨新道有损于他的利益，便率领其众投奔匈奴。
不久后，那里的局面恢复了安定。但公元10年车师王须置离患于汉都护的苛税，决定投奔匈奴。事未成，却被汉戊己校尉获悉，遂遭捕杀。于是须置离的弟弟狐兰芝带领部众及牲畜逃亡到匈奴。同年末，匈奴攻车师前王庭，并杀汉将。
公元14年，王莽与匈奴达成和解协议。但据史载，因王莽愚弄单于，矛盾又起。匈奴于公元16年大犯汉边（前已有述）。其时，西域诸国分崩离析。焉耆首先发动反叛，杀汉都护。汉派军到西域以图重占焉耆，但遭重创，汉将被迫退守龟兹。
中欧 公元4～18年
有关公元2年前后中欧战事的记载极少而简略。只知有一个名字叫“××西亚斯”（～cius）的将军的事迹，但既无具体时间，情况也不完整。只是说到他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的某处渡过多瑙河，征服了魁代人和巴斯塔尼人，并与柯梯人和阿纳提人结盟。其发生的年代各说不一，大约是在公元前19年～公元6年之间。一般倾向于认为这次征伐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年～公元4年之间。关于各个事件发生年代的不同观点，均只有从“政策和战略上的原因” (86) 来考虑。同时应该坚持的一点是，没有任何记载证明罗马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向蛮族发动过进攻。因此，有关这个问题的焦点便不在于“奥古斯都的特使什么时候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渡过多瑙河”，而在于摩拉瓦河上游的部族在什么时候发生战乱。借助于前面阐述的其他战乱情况来分析，可以确定这个时间应该是公元3～4年。马可曼尼人的情况可以不予考虑，因为直到马罗波杜斯被阿明留斯击败之前，他完全可以保卫他的国家并维持其安宁。
罗马史家们没有提到任何中欧地区的战事可以与公元10年车师的骚乱相映照，除了Cn．柯勒流斯·伦土卢斯的远征。这次远征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1年。此外潘诺尼亚作为一个省从伊利里亚分出去大约是在公元10～14年之间，正当莱茵河爆发战争、多瑙河下游受到达西亚的威胁时。这次行政分割说明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河域地区确有必要建立一个单独的军事机构。当代的权威人士不曾指出过这个新省份的总督是谁，但可以相信公元12～13年当政的官员是L．埃流斯·拉米亚（L．Aelius Lamia） (87) 。维里乌斯·皮特库鲁斯说拉米亚在日耳曼、伊利里亚和阿非利加（非洲）都建树颇多。既然如此，那么他很可能是公元10～11年在日耳曼，公元15年和公元16年在阿非利加，而在伊利里亚和潘诺尼亚的任期必在上二任期之间，即公元12年和公元13年。可惜维里乌斯除了提到拉米亚并未因胜利而得到什么荣誉外，没留下更多的记载。为了保卫多瑙河而进行的备战，无疑说明该河北岸的各民族中发生了战乱。
幸运的是，有关可以同公元16年天山地区战争相呼应的欧洲战争情况却唾手可得。众所周知（见第一章第十三节），公元18年，一支从维斯瓦河来的军队（包括哥特人）在卡图阿尔达的率领下侵入马可曼尼。马罗波杜斯和他的残兵败将逃至潘诺尼亚的罗马军中避难。另外，提比略派其子德鲁苏斯率军驻防边陲这一事实则可证明多瑙河彼岸的动乱已经在罗马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并且也有助于说明公元12～14年的形势。
（三）
中国和蒙古 公元25～52年
王莽死后，中国立即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刘秀于25年建东汉，是为光武帝。而另一个争位者卢芳则在陕西得匈奴之助亦自称汉帝。公元33年，光武帝遣吴汉击卢匈政权，公元34年卢芳逃走。公元39年，吴汉再攻匈奴，但中途被迫去职，因而匈奴各部得以转居塞内。公元40年，卢芳降汉。实际上是匈奴派他回汉，以期得到汉朝的褒奖，不过始终未能得到。光武帝封卢芳为代王，赐绢两万匹。但此人于公元42年复入匈奴，不久即死去。公元44、公元45年，匈奴联合乌桓、鲜卑再次犯边。汉军出击，却无功而返。
公元46年，莎车王贤攻鄯善、龟兹。鄯善和吐鲁番求护于汉（公元47年）。
公元46年，匈奴单于死，各部为争继王位而起混战 (88) 。汉煽动乌桓乘机击之，将匈奴驱至漠北。公元48年，匈奴八部共议立呼韩邪之孙比 (89) 为单于，并袭用呼韩邪的称号，依汉求安。汉朝答应了匈奴的请求，并将此八部安置于北塞（五原一带），以御外袭。至此，匈奴遂分为依附汉朝的南匈奴和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公元49年，南匈奴大破北匈奴诸部，迫其放弃千里疆域而向西遁逃。此时鲜卑亦出袭北匈奴 (90) 。匈奴人这一时期（公元48、公元49年）的变化极为重要，因为南北二部至此永远分道扬镳了。
匈奴分裂的直接后果是北匈奴各部和汉朝贸易交往的中断。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证明：公元51年，北匈奴单于遣使欲同武威太守和亲结盟，汉朝不许。经反复交涉之后 (91) ，于公元52年，汉朝终于同意恢复与北匈奴的贸易。
在蒙古，匈奴的分裂（公元49年）导致了两部的战争。汉朝北塞亦因之数年不宁。在西域，莎车王贤克龟兹后，又攻大宛，激起康居的不满（时约公元50年）。继公元46～50年蒙古地区以及中国西域战争之后，西方亦爆发战乱。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公元50年，奄蔡更其名为阿兰 (92) 。西方史学家也在这一年改称之为“阿兰尼（the Alani）”，而它的奥尔西（Aorsi）之名称的最后出现于史料是在关于米特拉达悌公元49年战事的记载中。公元50年卢吉人及来自维斯瓦河和奥德河源头地区的一些部落进攻瓦里亚斯王国（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的国家），赫尔门杜里人则加入卢吉人一方。瓦里亚斯虽得贾齐格人支援，仍然被推翻。此战结束之后，潘诺尼亚方面没有入侵事件发生。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仍然预料会有犯边之患，遂向多瑙河增派了军队。同在公元50年，恰提人入侵韦特劳河和缅因河下游地区。
公元49～50年间的战事对南高加索的民族似乎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伊比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借口当他和阿尔巴尼亚人交战时 (93) ，他的兄弟亚美尼亚王米特拉达悌（伊伯里亚人）拒绝帮助他，于公元51年向亚美尼亚发起进攻。
（四）
中国和蒙古 公元72～77年
莎车王贤的叛乱平定之后（公元61年），北匈奴控制了西域。单于公元62年进扰黄河五原，但遭南匈奴抵抗。公元64年，北单于向汉求和，重开交通，汉朝许之。公元65年，汉遣使赴北匈奴，南匈奴便因之大怨，发兵起叛。其后战端便起，虽有汉军力阻，然南北匈奴仍大犯北塞，烧城毁镇，杀掠人民。此乱绵延数载 (94) 。
公元72年，北匈奴侵敦煌等郡，随后，在耿秉屡谏之下，明帝决心重取西域，于公元72年末遣军屯凉州，以备次年春出战。公元73年，汉军分兵四路向匈奴进伐 (95) 。窦宪、班超所统的大军击败北匈奴最南端的呼衍王部，并将其驱逐。公元74年，窦宪及耿秉追呼衍部至蒲类海，战伊吾城，再败其部。随后，汉军分兵两路，耿秉击车师后王庭，窦宪攻车师前王庭，两路皆大胜。车师后王庭为耿秉所降（前已说过，班超于此时攻下喀什噶尔）。公元75年，北匈奴单于遣两万大军围耿秉，其情甚急。亦在此刻，与匈奴联盟的焉耆、龟兹又攻杀了刚上任的汉都护陈睦。为此，甘肃路汉军立即发兵以解天山之围（公元76年），而后却又放弃了车师后王庭及吐鲁番两地。公元77年，汉又将哈密驻军撤回。同年，羌人之乱起，并于次年为耿秉平灭。
继公元72～77年对北匈奴的战争之后，南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公元72～75年间，阿兰尼人侵入米底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96) ，有关其结果可参见前述。
约瑟福斯关于这次入侵的记述引起了一些学者对阿兰尼人进攻米底亚和亚美尼亚的路径的不同看法。简言之，约瑟福斯所记载的情况是，阿兰尼人先通过某个以“亚历山大（Alexander）”命名的山隘。通过该山隘有一条路直通米底亚。公元73年，这个山卡为希尔卡尼亚（今阿斯德腊巴德Astrabad）所控。如是，首先可以判定，“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定与高加索山及雷加附近的里海有关系。因为托勒密（第五章第8节之15）将“亚历山大”这一栏置于北高加索山处，即“阿尔巴尼亚关（the Albanian Gates）” (97) 北面的德尔本特（Derbent）山卡。其次，可以肯定，正如达里尔（Dariel）山卡通往第比利斯（Tiflis）和亚美尼亚一样，德尔本特山卡通往巴库（Baku）和阿特罗帕尼（Atropatene）。希罗多德（Herodotus）说，当西徐亚人将辛梅里安人（the Cimmerians，在博斯普鲁斯）驱往南部时，辛梅里安人就是沿海岸而逃的。西徐亚人在后追逐，直入米底亚之地，而高加索山就在其右边。既然有一个与“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相关的、阿兰人可以通过它到达米底亚的关隘，那么显然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希尔卡尼亚人于公元73年控制的是哪一个山口了。
为了解里海边境的局势，有必要引述斯特拉波（Strabo）有关上奥尔西的论述，即上奥尔西统治了里海沿岸的大部分疆土，这样他们便可输入来自印度和巴比伦的商品。从这一情况看来（它完全可以作为自从公元前50年以后整整一个世纪历史的参考），奥尔西人曾经利用过德尔本特之路。作为对斯特拉波论述的一点补充，这里可以指出，根据马尔卡特（Marquart） (98) 的观点，上奥尔西人也曾在里海东岸占据了大片土地，包括切列肯岛（the island of Che Leken），且控制了经过这个内陆海的来自印度和大夏的商品运输。奥尔西人于公元50年前后从历史上消失，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它与以下事件的关联却不多见于论述：（1）奥尔西人消失后不久，即公元58年，希尔卡尼亚人宣布他们脱离帕西亚而独立；（2）他们独立的范围向北扩展到阿姆河口，包括塔尔卡岛（the island of Talca，今切列肯岛，见托勒密书，第六章，第9节）。因此有理由说，当奥尔西人的组织崩溃时，里海南岸的商路落入希尔卡尼亚人之手。但在这一点上，问题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公元58年，希尔卡尼亚遣使到罗马，请求联盟以抗帕西亚入侵（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5节），且尼禄也确对促进阿姆河到里海的交通有兴趣 (99) 。亚美尼亚战争结束之后（公元63年），梯里代茨于公元66年在罗马接受加冕时，尼禄派军队到伊伯利亚备战。依照塔西图的记载（《历史》第一章，第6节），这一次是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战争。既然希尔卡尼亚取代了奥尔西，那么他们就一定踏上或至少准备踏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而既然知道他们有意要同罗马结盟，那么尼禄这次战争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与他们共同将已经摆脱了帕西亚苛税的东方商路的最后一环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尼禄在高加索地区的备战并无结果。韦斯巴芗则采取了一种新的东方政策。不过，在现存资料中，有关希尔卡尼亚的情况的另一记载是在约瑟福斯所指的那一段时间里他们控制了德尔本特山卡。如此看来，约瑟福斯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
继中国边塞地区的战争和影响到顿河地区的阿兰尼的动乱之后，中欧各地发生了民族起义。文字上的资料对这一时期多瑙河和莱茵河地区的局势确无记载，但是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战乱的确凿的旁证。主要的是，公元74年Cn．柯勒流斯·克里门斯 (100) 进行了一场由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向东直到内卡河（the Neckar）上游（符腾堡Württemberg）的战争。他显然将战火烧到他的领地之外，因为公元77年和公元80年间在巴伐利亚（Bavaria）修建了要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雷歇尔（Raetia）的地方官C．萨土里亚斯（C．Saturius）领导修建的。这说明奥格斯堡（Augsburg）以北和累根斯堡（Regensburg）以西地区已经成为入侵的目标。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在赫尔门杜里边境上修筑的。在缺乏公元74～76年间文字记录的情况下，从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出赫尔门杜里已经卷入了公元18～20年和公元50年的复杂战争之中。此后，他们又突破重重防线，参加了公元167年的大入侵。关于这些防线已另有专述 (101) 。
（五）
中国和蒙古 公元84～87年
公元84年，北匈奴再次请求与汉朝进行官方与民间的互市，得到汉章帝许可。然而当北匈奴大且渠王子及其他官员驱赶万余头牛羊入市途中，却遭南匈奴汗遣骑抢掠。公元85年春，四路大军共击北匈奴，“南匈奴攻其前（南），丁令攻其后（北），鲜卑攻其左（东），突骑施攻其右（西），使其无容身之地，因而北遁” (102) 。
公元86年，南匈奴汗追击北匈奴一部，并败之于曹色山。这次南匈奴追击北匈奴，似为汉朝从中挑起。汉朝颁令，凡斩北匈奴头者皆有赏。公元87年的鲜卑和乌桓击北匈奴显然也是听从于汉章帝的旨意。北单于在这次战争中被俘杀死。经此挫败后，北匈奴数十部在北塞纷纷降附汉朝。其残部亦因“惧于丁令、鲜卑”，皆逃往安后河（也许为安金河之一西支）以西。同时（公元85～87年），班超得月氏之援，平定吐鲁番之车师。
公元89年 (103) ，罗马皇帝多密喜安败于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狄奥（Dio）认为这次敌对行动是多密喜安挑起的。他本想对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实施报复，因为他们没有在反对达西亚人的战争中提供帮助。不论多密喜安的动机如何，这些苏比人的部落是在潘诺尼亚将他的军队击溃的。
（六）
中国和蒙古 公元89～91年
北单于死后，匈奴为争单于之位而发生了混战。公元88年，汉得北匈奴内乱的消息，遂联合南匈奴发兵北击。公元89年，窦宪、耿秉大败北匈奴（在今大同附近），俘杀两万余众。北匈奴汗远遁，窦宪刻石记功而还 (104) 。公元90年，汉将率军攻克伊吾，随后车师二庭皆败而降汉。同时（公元90年）南匈奴与汉军同败北匈奴军，占其安后河上的王庭。北匈奴汗虽只身逃亡，然其后妃子女连其玉玺皆被俘获。公元91年，耿秉由居延出发，深入五千余里，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匈奴自此逃而“不知所之”，“匈奴政权亦全部瓦解” (105) 。与此同时（公元91年），班超收降了龟兹及北道各部。
公元93年，鲜卑趁北匈奴灭亡之机，占据了原属北匈奴的地区 (106) 。
窦宪和耿秉公元89～91年大破匈奴之后，北匈奴部落溃散 (107) ，其中一部分入库车以北的山中、伊犁河谷、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和康居地，其余则进入额尔齐斯河（the Irtish）和鄂毕河（the Ob）流域。
继北匈奴溃逃后，整个欧洲发生了战争和民族大迁移。
在博斯普鲁斯，来斯库波里斯一世（Rhescuqoris I）执政的晚期，他一直在同蛮族交战。铜币上铸有标志他战胜西徐亚人的图案 (108) 。最晚的来斯库波里斯铜币发行于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而他的继承人骚奴梅特一世（Sauromates I）的铸币则迟至公元93年或公元94年才发行。这中间的空白似乎意味着在公元92年，这个国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前已提到，公元92年的中欧，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贾齐格人侵入潘诺尼亚，并击溃一支罗马军团。而罗马皇帝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将他们驱逐。
（七）
中国和蒙古 公元95～97年
公元94～95年，匈奴部落在黄河河套一带发生冲突。原降汉的北匈奴二十万众起兵反叛。汉遣大军并征集乌桓、鲜卑及南匈奴之兵伐之，将这些北匈奴人击败，逐离北塞 (109) 。
公元96年，汉驻车师后王庭的官员返汉。车师后王为之大恐，疑自己被车师前王维彼塔出卖，便向前王庭进攻，掳其妻室而还。公元97年，汉遣王陵率一支包括两万西羌人及陇西各族募兵在内的大军，由凉州出发，西攻车师后王。车师后王逃至北匈奴境（似为库车以北的天山境），然终为汉军所杀 (110) 。
公元97年，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入侵潘诺尼亚，战争进行到大约公元98年。
（八）
中国和蒙古 公元105～107年
公元104年，北匈奴可汗遣使献物与汉求和修好，公元105年又遣使诣敦煌贡献，可始终未得到汉朝许可。公元105年，和帝死，邓太后临朝称制。北匈奴攻取车师后王庭，到公元107年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北道交通。
公元107年，下潘诺尼亚总督哈德里安抗击入侵其省份的贾齐格人。
以上所陈公元72～107年，即班超经营西域期间汉朝的种种情况，可有助于说明在韦斯巴芗、多密喜安和图拉真在位期间欧洲的局势。将本章前部所述战事加以研究便不难发现，罗马帝国北塞的战乱不仅与罗马东部的战争有关，而且与中亚的战争有联系。由这些相互关系可看出，正如前面阐述的一样，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罗马东方的战争引起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的动乱，而继中亚地区骚动之后，在多瑙河上游北岸发生了部族人的起义及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样，一方面，继喀什噶尔战争之后，分别于公元74～77、公元82～83、公元85～86、公元88～89年发生了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起义和公元105～106年帝国东部的一系列动乱。另一方面，继天山东部地区，特别是车师前王庭的战事之后，相应地发生了公元74～76、公元89、公元92、公元97～98和公元107年多瑙河上游地区的骚乱。将这两个时间顺序所发生的情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多瑙河下游、上游和莱茵河这三个地区的起义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一期间内，图拉真对达西亚人的战争（公元101～102年）显然是罗马唯一一次没有直接诱发因素的战例。
观察与评论
通过以上大量的观察，有证据说明，蛮夷人的多次骚扰已波及罗马在多瑙河上游边塞地区，这一地区并非轻易受到攻击。欧洲的起义只是在罗马东部发生战争后才爆发。但更深入的研究证明，多瑙河以北的频繁战争及潘诺尼亚的入侵与蒙古地区的战乱有着明显的联系。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欧的战争是否与天山以东的局势有关。
由于帕西亚的战乱与喀什噶尔的战争密切相关，而这些相互影响的地区虽然相隔甚远，却被横贯大陆的丝绸之路依依相连。如是，便不难理解，丝路东部的战争和因之导致的贸易阻断必在丝路之西部产生同样的影响，进而引起战乱。至于潘诺尼亚的侵略，则因为没有证据说明在中亚和欧洲之间存在一条连续的商路，因而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在时间上便没有相应的联系。但是，在把蒙古和潘诺尼亚这两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许多相关之处简单地归于偶然巧合之前，应该对从波兰到蒙古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一番更深入、更艰苦的研究。
中央俄罗斯地区的各民族关系
公元1世纪初，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了黑海以北平原地区各民族的详细情况。他提到那里的推罗吉特人（the Tyregetae）和一个萨尔马特人的部落群，其中包括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他说“罗克索兰尼人以远是否还有什么民族，我们不得而知”。据他认为（见其书第十一章，第493节），之所以缺少有关比顿河河口更远国家的资料，是因为这些敌对的流荡民族“切断了经过其境内的一切道路，阻塞了可以通航的全部河流”。
到了公元1世纪中期，古代世界的北方地平线大有延伸，至今尚不得其名的那些民族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情况，可见于普林尼（Pliny）关于西徐亚民族状况的说明（见其《博物志》，第四章，第80节）。该说在列举多瑙河彼岸的蛮夷部族时，首先提到吉提人，说他们被罗马称为达西人；接着便是萨尔马特人，希腊人称之为骚鲁马特人（the Sauromatae）。他还补充说哈马克索比人（the Hamaxobii）或奥尔西人即属萨尔马特人。然后他提到变种的西徐亚人，他们出身于奴隶，或叫吐鲁葛迪提人（the Trogodytae） (111) 。以后便是阿兰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普林尼继续说到多瑙河上游直到卡伦土姆被萨尔马特的贾齐格人占领，还提到毗邻苏比人和瓦里亚斯王国的巴斯塔尼人。普林尼记叙了瓦里亚斯王国于公元50年被推翻，这说明他的这一段记载绝不晚于公元49年，这一时间对西方文献记载来说，是有关阿兰尼人最早的时间界限了。
普林尼介绍的情况表明，曾经在某一个时候，贾齐格人到达蒂萨河。当时巴斯塔尼人和马可曼尼人有着交往。此外，虽然托勒密记叙了2世纪中期的情况，但他认为他说的欧洲萨尔马特人的事情是发生于普林尼记载的史实之先。他所描述的巴斯塔尼人、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仍处在斯特拉波记载的状况之中。由此可知，他记载的这些情况，应在公元49年之前，也必得之于公元43年之后。因为庞波尼亚斯·梅拉（Pomponius Mela）提到的不列颠的征服（公元43年）是指当年的情况，而对中央俄罗斯地区各民族则毫无新论。顺着这个线索，便可以将视野扩展开去：公元45年，罗马军队派赴博斯普鲁斯以驱逐米特拉达悌三世，随之便陷入与这个被废黜的国王的战争之中。那么，这些有关的新资料，很可能源于克劳狄乌斯的罗马军队的情报部门。而普林尼在记述高加索山南北地区地理形势时，克劳狄乌斯皇帝成了他引述来源的权威。
和普林尼一样，托勒密在记叙欧洲萨尔马特各部族的状况之前，也有一个简明的概论，其中他只提到维尼达人（the Venedae）、波奇尼人和巴斯塔尼人、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以及哈马克索比人和阿兰尼粟特人。接着便开始了详细的记叙，囊括了这个国家从维斯瓦河到顿河各条商路上的部族名称。
首先，托勒密列出沿维斯瓦河东岸以南至河口的这条道路上十四个或更多的民族的名称。这个名单以维尼达人和古梭人（the Gu Thones）开始，到喀尔巴阡山的波恩吉特人（the Piengitae）和比埃西人（the Biessi）结束。维斯瓦河西岸也有一条道路，它由阿斯考卡利斯镇（Ascaucalis，在比德哥煦Bromberg一带）出发，结束于多瑙河的卡伦土姆。
出乎意料的是，托勒密将罗克索兰尼（斯特拉波亦将这个民族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上加以论述）当做一个交通中心。由西部和北部来的各条道路交会于此，因此，由维尼达来的道路便是经过了加林达（Galindae）、苏迪尼（Sudini）和斯塔瓦尼（Stavani）通往阿劳尼（Alauni）。此外，由极北地区过来的一条道路经阿西比（Acibi）和纳西（Nasci），维宾勒斯人（the Vibiones）和依德拉人（the Idrae）、斯特尼人（the Sturni）的地区通往阿劳尼。由阿劳尼出发的道路则通往哈马克索比，再到罗克索兰尼。托勒密还更加详细地在阿劳尼和哈马克索比之间注明有卡里昂斯（the Cariones）和萨加提（the Sargatii）这两个民族，哈马克索比和罗克索兰尼之间有雷卡纳里人（the Reucanali）和爱克索比吉提人（the Exobygital）。此外，一条由北方沿顿河的道路将奥夫伦斯人（the Ophlones）、塔纳特人（the Tanitae）和奥西里人（the Osili）与罗克索兰尼人联系起来。最后还提到波迪尼人（the Bodini）、吉维尼人（the Gevini）和卡波阿尼人（the Carpiani）与巴斯塔尼人有交往。而巴斯塔尼人则通过琼尼人（the Chuni）与罗克索兰尼人取得了联系。
以上已经将托勒密所说到的顿河以西中央俄罗斯地区的全部部族包括在内。而既然知道上述各条路线都通到罗克索兰尼，那么公元45～49年间罗马人所知晓的民族，很可能是、也只能是那些与罗克索兰尼有交往的民族。
顿河到高加索之间各民族的关系
托勒密所说的亚洲萨尔马特人，除了包括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国家外，还包括顿河下游直到高加索山一带民族。在后一地区里的亚速海东岸，居住着一般称为密奥提（the Maeotae）的部落，他们多属博斯普鲁斯王国。更远些，即博斯普鲁斯所辖领土之外，则有许多独立的民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居于顿河通往德本特山口（the Pass of Derbent）那条道路上的民族。
根据斯特拉波的解释，在大约公元前50年，顿河到德本特的道路为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所控。他还详细地介绍了这些部族的位置。他说（见其书第十一章，第491、492节）在顿河一带，首先是西徐亚部落的牧民和以车为居的游民，其次是萨尔马特人，再次是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他又说（同上，第506节），奥尔西人在塞拉西人以北，他们住在顿河沿岸，而塞拉西人则居于阿恰都斯河（the Achardeus，也许为今叶戈尔雷克河the Yegorlyk）沿岸。斯特拉波还说到这两个民族被认为是一个祖辈传下来的分支。老奥尔西民族则很可能统治着里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他继续写道，“他们可以用骆驼运进印度和巴比伦的物产，分别卖给亚美尼亚人和梅德人，以从中获利。”他还说：“由于十分富有，这些人都戴着金首饰。”有了这些间接的、但较详细的有关奥尔西和塞拉西人的旁证作参考，便不难回过头去解释法拉西斯在公元前48～前47年为恢复其父在亚速海以东地区的统治而发动的战争了。
在塔西图关于米特拉达悌三世（公元47～48年）同他的兄弟柯提斯及罗马人进行的战争的论述中（见《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5～21节），也提到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不过他们在这次战争中是对立派：塞拉西支持米特拉达悌，而奥尔西则立即加入了柯提斯和罗马人一方。斯特拉波和塔西图皆注意到了奥尔西人的地位，这使奥尔西民族或是部落在古代史上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因此这里有必要提出这一点，即其他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从赫卡塔尤斯（Hecataeus）到托勒密和阿密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都讲到顿河上的雅克萨马特人（the Iaxamatal） (112) 。在托勒密的著作中，雅克萨马特和塞拉西尼的地位与斯特拉波给予奥尔西和塞拉西的地位一样。由此便可以推知，位于顿河的奥尔西人部落是由雅克萨马特人构成的。而且不应忽视这样一点：只是当那些商队的经营者转而认为发动战争更加有利可图的时候，奥尔西的地位才变得重要起来。
普林尼在论述北高加索山各民族的时候并未提到奥尔西人 (113) 。此外在记叙西徐亚之前的提要里，他提到西徐亚民族的名称时，或多或少地暗示出他们渡过了顿河，向黑海以北的平原迁移。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一提要的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49年。就在那一年，作为罗马同盟的奥尔西将前国王米特拉达悌交给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特使。因此普林尼所特别提到的萨尔马特的“哈马克索比”或“奥尔西”，并不能证明他们或是离开或是被驱赶出顿河—高加索山地区。“哈马克索比”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乘车的居民”，不是某个部族的名称，只是用来形容具有某种生活习惯的人们。它包括在南俄罗斯旷原上的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于是，出现在普林尼著作中的“哈马克索比”这个词，是指顿河以南萨尔马特的居车民族——奥尔西人。在普林尼著述之时，他们已经在博斯普鲁斯王国边境上与罗马人合作了多年。
米特拉达悌投降罗马以后，便不见任何有关奥尔西人活动的记载了。因此可以断定，由于公元46～49年奥尔西人与塞拉西人关系的中断、公元53～63年高加索山以南地区延绵的战火以及这一期间帕西亚、希尔卡尼亚和大夏（巴克特里亚）的剧烈变革，使得奥尔西人与印度和巴比伦的贸易往来中断。
在斯特拉波的记载中，和奥尔西人相提并论的塞拉西人居住在叶戈尔雷克河和库班河上游一带。很显然，他们是一个定居的民族，因为塔西图说到他们的城市乌斯普（Uspe）坐落在高地之上，并有戍防设施（《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6节）。托勒密（《地理》，第五章，第8节之28）也说到在库班河上游的城市塞拉卡（Seraca）。据推测，它很可能是首都，国王便住于此。有关塞拉西人的情况一直到公元193年 (114) 都有记载。将托勒密（见其书第五章，第12节；第六章，第9节）所指位于亚美尼亚和希尔卡尼亚的一个叫塞拉西尼（Siracene）的地方，与斯特拉波所说的奥尔西人和亚美尼亚人及梅德人之间的贸易联系起来看，说明塞拉西很可能与高加索南部民族亦有联系。
公元46或47年，塞拉西支持米特拉达悌三世反对罗马。这位被推翻的国王赖以继续与罗马对抗的根据地就和塞拉西的领土相毗邻。托勒密书中写到“米特拉达悌的地盘”，在希皮西山（the Hippici，位于高加索山脉中部往北延伸的一支脉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区。在他的亚洲萨尔马特地图上，这一地区是在塞拉西尼之南、高加索山靠伏尔加河一方的前面。因此，虽然希皮西山往北延伸得很远（以求适合被托勒密画得过大的亚速海），但塞拉西的相对位置、米特拉达悌的地域以及山脉等，都和斯特拉波、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17节）和塔西图说的情况相吻合。
在与米特拉达悌的战争中，罗马人了解到塞拉西邻邦的一些新情况。从托勒密十分重视米特拉达悌所在的地域这一点来看，这些情报显然是在那个时候得到的。因此很有必要对塞拉西人加以研究。因为除了与南、北方各族的关系外，一直到公元50年，他们还与一些居住在通往东方重要通道上的民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115) 。托勒密的著作中说到住在里海一带的乌达人。在他的亚洲萨尔马特地图上，乌达人的位置在乌当河（the Udon，即库玛河the Kuma）以北，靠近伏尔加河口。而普林尼（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8节中）说的乌狄尼（即乌达人）则住在里海与北海之间的海峡右岸，即伏尔加河的入口处。由此可见，托勒密和普林尼的根据皆出于同一个人，也就是普林尼曾提到过的M．特伦梯亚斯·瓦罗（此人与恺撒同时代）。不过普林尼在另一处谈到博斯普鲁斯米特拉达悌的政权时，又修正了他关于乌狄人的说法。他认为，在米特拉达悌前往避难的骚鲁马特人（塞拉西）和里海入口（伏尔加河口）之间的地区是塔利人（the Thali）的国土。普林尼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高加索山以北的骚鲁马特人和海峡（伏尔加河）东面的阿布佐阿人（the Abzoae）的交往。阿布佐阿人和骚鲁马特人一样，也是由不同名称的许多部落组成的。由此可见，直到公元49年，塞拉西人一直与塔利人相邻。其后，塔利人代之而与伏尔加河彼岸的阿布佐阿人交往。此外，应指出，普林尼的记载是古典著作中关于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之间道路的唯一证据 (116) 。
伏尔加河
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托勒密记述了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卡马河（the Kama）。他著作中的许多详细记载和地图将伏尔加河的面貌描绘得一目了然。他的资料来源已经失考，但无疑得自一位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的探险家的第一手记录。既然对这条河流进行考察的是一位负有情报使命的旅行家，那么在他的资料中就一定会记载下这一地区各民族的状况，尽管他记录的名称未必正确。
对途经的地方进行观察和记录，毕竟不同于将这些资料上升到理论阶段，并且以传统的方法加以研究。当托勒密获得这些新资料时，他不得不做出自己的解释，其中一些注释至少现在看起来是难以理解的。他在解释里海以北地区时，一个奇怪的做法是，现代的俄罗斯被分成三部分：欧洲萨尔马特地区、亚洲萨尔马特地区和艾矛斯山（M．Imaus）中的西徐亚地区（包括伏尔加河到阿尔泰山脉之间地区）。他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当时希腊人往往以顿河作为欧亚的分界，而这种做法直到基督纪元1世纪中期萨尔马特的北部地区为世人所了解之前在制图上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有一次在描绘伏尔加河的流程时，出现了需要修改或延长这条分界线的问题。于是托勒密便采取由顿河向北适当延长的简单办法来加以解决。
只要对托勒密地图里的这条新分界线加以仔细研究，便可得出一些重要线索。地图上的伏尔加河的源头在北方，而不是实际上的西北方。此外，无论是旅行家还是制图家，看来都把顿河的源头完全搞错了。旅行家记下了一个地点的位置，依托勒密说，是在顿河发源地以北3度、以东6度的地方。也就是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交汇的尼吉尼·诺夫格罗德（Nijni Novgorod）。可见托勒密的错误在于他把这个地方的观察记录当成了伏尔加河的发源地，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所在地。同样，托勒密说的伏尔加河（即卡马河）的发源地，实际上是恰索瓦雅河（the Chusovaya）和卡马河交汇处，也就是今天的彼尔姆（Perm）城。
作为托勒密资料来源的这份探险报告，不如弗雷维亚斯、阿里安鲁斯为哈德里安皇帝提供的有关里海沿岸的材料那么详细，也远不如安东尼·詹金孙（Anthony Jenkinson）于1558年由莫斯科经奥卡河和伏尔加河到里海航行的记载那么明确和具有启发性。因此这份报告中的资料含混不清，尤其是缺乏对方位的、经常性的观察和记录，给制图者带来了许多麻烦，尽管他是位杰出的制图家。例如，托勒密列出了一张沿欧洲萨尔马特东部边境的部族名表，这些部族分别是：（由北向南）卡里奥特（Careotae）、萨利（Ssli）、奥尔西、帕吉里特（Pagyritae）、萨瓦里（Ssvari）和波路西（Borusci）。这条边境线正是托勒密绘制的由顿河起源地向北延伸的那条分界线（约东经39°）。列出这样一个名单，加上有关的说明，不可能来自那位探险家之手。因此，这个人为的民族序列名单中各部落的位置，显然是制图家为了解决资料太不准确的困难而凭自己的想象来确定的。实际上那些部族的名称组成了一个更长的名单。这个名单（掉转方向）从南方的阿劳尼开始，经斯特尼、维宾勒斯，北至纳西和阿西比，托勒密将最后一个部落标在顿河源头的正西面和波路西的南面。在以上事实中，最重要的是阿西比和波路西所在地区，紧接奥卡河上游。另外，由此作为一个分叉点，这些部族名形成的一条路线继续向前延伸，不是往北，而是从卡卢加（Kaluga）或莫斯科（Moscow）南下经奥卡河通往伏尔加河。这实际上就是那个探险家所走的路线。这个推论可以从他记录了经纬度的伏尔加河最西点的位置正是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的所在地得到证实。
在奥卡河口以下，这个旅行家记有莫多克人（the Modocae）和苏阿尔德尼人（the Suardeni）这两个地区。它们相对地位于伏尔加河两岸，还有伏尔加河拐弯处以北的阿萨依人（the Asaci）。然后，他继续沿河而下。颇有意义的是他特别注意考察了布迪尼人（the Budini）。这个民族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点和与萨马拉河交汇点之间的圆弧内。重要的是，虽然它位于伏尔加河东岸，却被划入亚洲萨尔马特范围之内。不管以河流的哪一部分作为亚洲萨尔马特和西徐亚的边界，都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之间有着一条从（萨马拉河）下游拐弯处开始，到北方“某地”的分界线。关键在于这个河湾的“弓”和“弦”之间的部分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形，它的位置已经至少被三个地点的经纬度观察记录所确定。既然探险家在到达伏尔加河口和里海之前再没做任何观察记录，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注意了。
公元45～49年，罗马人初次获得关于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的确切面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一位旅行家提供的。他到了罗克索兰尼，在该国帮助下又到了阿兰尼。这个国家可能位于顿河和杰斯纳河（the Desna）之间，大约与库尔斯克（Kursk）的纬度相同。他又渡奥卡河，经伏尔加上游到卡马河，从那里一直上行到彼尔姆。最后在布迪尼稍事停留，再顺伏尔加河而下，直达里海口。
托勒密标在当梅里迪安（Donmeridian）以西的名称是指位于奥卡河上那些民族。有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深入研究，但这里仍需提出一两点进行探讨。
首先，由莫斯科往西到波罗的海（the Baltic S．）、往北到白海（the White S．）这两条线形成的直角里面的地区，对于这位旅行家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十分清楚，因为这一区域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经纬度的观测记载。而且，这一地区在地图上标注得极少。托勒密对它使用了传统的地名，如希波波德斯（Hippopodes）、赫伯波雷（Hyperborei）、希波法吉（Hippophagi）等等。对这些名称，除了斯特拉波外，没有任何希腊地理学家有弃之不用的胆识。
其次，托勒密所列表中的那些部族居住于奥卡盆地，如“波路西”这个名称，便似为“波罗夫斯克”（Borovsk）的古音；“奥尔西”这个名称——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它的重要意义——可认为是芬尼什·爱尔沙人（the Finnish Erza，莫尔多文人的两个分支莫克沙Moksa和爱尔沙Erza之一）的古名。由此可知，古代莫尔多文人是住在奥卡河以东直到苏拉河（the Sura）一带 (117) 。
况且中央俄罗斯和卡马河地区显然是由奥卡河联系起来的。在莫斯科、尼吉尼、诺夫格罗德和彼尔姆等省份，都发现了格调相同的古代器物。这便说明“彼尔姆的狩猎人是由奥卡河的某处迁到这一带，并成为定居民族的” (118) 。
然而，必须看到，托勒密将地图上表示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的位置标在与表示彼尔姆相同纬度上，尽管前者的实际纬度比后者偏南1°30′。这样一来，上述观点就遇到了比例上的严重困难。问题在于，中央俄罗斯的民族与卡马河的民族之间，是由一条从奥卡河到其与伏尔加河交汇处的水路联系起来的。因此，解决上述困难就显得十分必要。
应看到，在托勒密有关萨尔马特地理的所有论述中，他所给出的黑海上方各地点的纬度总比现代地图上的相应地点的纬度偏北3° (119) 。于是，他说的亚速海海口的纬度——北纬48°30′实际应是北纬45°25′，他的卡马河与伏尔加河汇合处的北纬58°30′，实际是北纬55°25′。此外，还应注意到托勒密记录的上述二纬度差是10°，这与现代地图上的二纬度差完全相符。与现代数字相比，凡托勒密纬度上下差3°的地方，制图者均对探险家的记录作了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在伏尔加河地区，表一就反映出这种比较关系。
表一
显然可见，在伏尔加河的辛比尔斯克（Simbirsk）和察里津（Tsaritsin）两个拐弯地方及顿河河口等几处，托勒密标注的纬度错误较大（与实际纬度相比）。若将各地点的位置与其邻近地点的位置作一比较，这一偏差便可看得更清楚。（见表二）
表二
讨论这些细节问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托勒密将卡马河汇合处与辛比尔斯克拐弯处之间的距离扩大了1°30′，顿河河口和亚速海口之间扩大了4°10′。这几处的调整正好弥补了辛比尔斯克和察里津之间的差距（5°40′）。显然，他有自己特定的根据来确定辛比尔斯克拐弯处的经纬度。但对察里津拐弯处的经纬度，他却无资料可参考，尽管他有从察里津到顿河河口实际距离的正确资料。因此他将两个拐弯处当成一地。由于他掌握了辛比尔斯克的正确经纬度及由察里津到顿河河口的距离，便将辛比尔斯克拐弯处和顿河河口的位置作了调整，使前者与顿河河口的纬度差为1°30′。
不难看出，托勒密对顿河拐弯处位置上的修改，也必会影响到它的发源地的位置。他认为该处纬度是58°，而实际却是54°。可见他将这一位置北移了1°，比他通常出现的3°误差大。此外，考虑到顿河拐弯处和发源地的关系，可以显见在托勒密作了调整之前，两地纬度差是30′，而调整之后，纬度差便成了2°。这表明，他将两地的纬度增加了1°30′，以便和上述卡马河与伏尔加河拐弯处两地增加的纬度相配合。此外，他将顿河发源地到卡马河交汇处的纬度差由1°30′减少到30°这一事实，说明他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得到上述种种结果的。
在设法使顿河拐弯处和伏尔加河辛比尔斯克拐弯处在位置上相适应的同时，托勒密发现有必要将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交汇点与伏尔加河拐弯处之间以及顿河发源地和顿河拐弯处之间纬度扩大1°30′。现在必须指出，他对记载位于伏尔加河上游的那个地点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托勒密的伏尔加河“西发源地”即是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交汇点，“东发源地”即是楚索瓦雅河（the Chusovaya R．）与卡马河交汇点，其理由已在前面说明。在托勒密的《地理》一书中，这两个发源地的纬度均为61°。如果减去通常情况下的3°的误差，结果（58°）便应该是两地点的正确纬度了。实际上，东发源地的纬度（61°减3°）是彼尔姆的纬度，而西发源地的纬度（61°减3°）则是尼吉尼·诺夫格罗德以北1°30′的地方，即奥卡河河口。与东发源地相比，托勒密将西发源地的位置北移了1°3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奥卡河和卡马河交汇处的纬度差定为2°30′，而实际上应为1°。
如上种种分析，足以证明托勒密在绘制地图时，已将所有最好资料尽可能地与当时地理理论相结合。显然他面前拥有关于奥卡河河口以下的伏尔加河直到楚索沃伊河河口的卡马河以及卡马河与萨马拉河之间伏尔加河大拐弯的准确资料。另一点也是清楚的，他缺乏伏尔加河在察里津处经纬度的记录资料，尽管他了解到和顿河在这里的拐弯一样，伏尔加河相应地也转了一个弯。由于缺乏详细资料，他只好将顿河的转弯置于伏尔加河唯一的转弯对面。而伏尔加河的转弯是有观察记录的，即位于辛比尔斯克。于是他发现，必须将探险家报告中的某些位置加以适当调整，虽然他严格地坚持卡马河—伏尔加河汇合点的位置不应变动。算出修正值后，他明显感到自己完全可以将亚速海画得很大，以至于后来希罗多德说它“比黑海小不了多少”。
以上所讨论的细节，对公元1世纪中叶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直接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从这一事实中也可看出中央俄罗斯的民族通过奥卡河同上伏尔加河和卡马河的民族保持着交往关系。在另外一个方向也有着方便的通道，不仅可以从奥卡河的上游通到顿河，而且也可以到达第聂伯河的主要支流杰斯纳河，继而可抵阿兰尼人的领地。依据托勒密的观点，阿兰尼人可能是在杰斯纳河东边的一条支流塞姆河（the Seim）流域，并且一直向东延至顿涅茨河（the Donets）上游一带。这条从中央俄罗斯出发经奥卡河和伏尔加河到达卡马河的航路的存在，证实了托勒密的论述中的有关推测，即罗克索兰尼西北有阿劳尼人，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上游一带有阿萨依人（即阿兰尼之别称）以及彼尔姆一带有阿兰尼、西徐亚人。
由卡马河到锡尔河
在这一地区托勒密标之以Scythia Intra Imaum，即艾矛斯山的西徐亚，包括了由伏尔加河到阿尔泰山（the Altai Mountains）及天山这一辽阔地带。他的阐述中有许多难解之处。这不仅是由于他将新材料去适应旧观点，也因为他所使用的资料中仅仅有一部分是出自第一手的实地考察。
在描述西徐亚时，他由西向东依次记载了两组部落的名字。第一组有：①北方：阿兰尼西徐亚人、索贝尼人（the Suobeni）和阿兰诺西人；②南方：塞提亚尼人（the Setiani）、马萨依人（the Massaei）、塞比人（the Syebi）及（艾矛斯山附近的）泰克托萨斯人（the Tectosaces）。第二组中，自北而南依次又有：①塞提亚尼人以南的莫洛吉尼人（the Mologeni）和萨姆尼提人（the Samnitae），后者一直延居到里米西山（the Rhymmici Mountains）；②马萨依人以南的“阿兰尼山”的扎拉提人（the Zaratae）、萨桑人（the Sasones）和梯比阿克人（the Tybiacae），然后是扎拉提人以南的塔比尼人（the Tabieni）、依阿斯提人（the Iastae）和马彻特吉人（the Machetegi），其南又有挪诺斯布斯人（the Norosbes）和挪诺西人（the Norossl），最后是卡恰吉西徐亚人。
这些由北而南依次列出的部族，实际上就指明了有两条由卡马河通往南方去的道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条看来是由维亚特卡河（the Vyatka）上的塞提亚尼人（著名的阿南延罗Ananyino旧址）处开始，通往萨马拉山谷的萨姆尼提人处；第二条则由位于楚索瓦雅河一带的马萨依人处出发，经乌法河（the Ufa）和别拉雅河（the Byelaya）先到里米西山东面的梯比阿卡人（the Tybiacae）处，再到“沿挪诺萨斯山的”马彻特吉人处（南乌拉尔山），然后到挪诺西人处，终于卡恰吉西徐亚人处。以上这些详细情况，特别是第二条道路的情况，应属亲身考察的结果。
托勒密关于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区的记载中，还包括了另一组部族名称。在这些部族中同样有一条通往锡尔河去的道路。在由西往东列出的部族（阿兰尼西徐亚人等）及由北往南列出的部族（塞提亚尼人和马萨依人以南）之间，出现了与上述各系民族不相干的十个独立部族，而且绝非出自同一位探险家的报告。托勒密说，在伏尔加河东发源地，有诺波西人（the Rhobosci），其南有阿斯曼尼人（the Asmani）和潘尼阿尔迪人（the Paniardi）及“沿河岸的”卡诺迪普萨人（the Canodipsa）；然后是柯拉克西人（the Coraxi）、俄加西人（the Orgasi）和“一直延伸到到海边的”爱里米人（the Erymmi）；往东，则有阿西奥特人（the Asiotae）、奥尔西人和依阿克萨特人（the Iaxartae）。有关这些部族的共同点是，有关他们的报告都不正确，这些名称只是凭记忆保存下来的，而且旅行家（或许是个土著博斯普鲁斯国人）的头脑中和他所熟悉的名称搞得混淆不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名称都不可当成是卡马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现代部落的前身。
这些名称之中，“诺波西”一直是考证的对象，并被认为是“波路西”的转音，但不一定有什么根据。阿斯曼尼、潘尼阿尔迪、卡诺迪普萨和柯拉克西这四个名称是顿河—高加索山地区一些民族名称的变音 (120) ；“俄加西”不见于其他任何记载，“爱里米”则是普林尼的努姆西尼（《博物志》第六章，第50节）的误译。这个名字显然与里米西山有关。同样，“阿西奥特”亦未曾在其他任何著作中出现过。它是“阿斯塔卡（Astacae）”或“阿斯托卡（Atocae）”的误译。它在普林尼的名列中紧靠在努姆西尼人之前。最后一个名称是“依阿克萨特”，依托勒密之说，只不过是根据这条河而来的泛称。如此看来，名单中真正的部族名称不是被搞错就是被替换。确实并非托勒密借高加索山区的部落名来填补他地图中的空白点，而显然是由于那位旅行家仅仅凭自己的印象和记忆来给这条特别道路上的部族起名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奥尔西”就不可能和别的名称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而它在这个名单上出现，绝不能为里海以北的奥尔西的存在提供任何历史证明。
没有理由假设这一性质会使托勒密产生怀疑或引起他的关注。另外，确有证据说明，他所引用的那份报告给他带来了新的困难。因此他在《地理》书中和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亚地图中里姆斯河的位置各不相同。在书中，他说这条河汇入伏尔加河，而在地图中，却又将这个名字标在一条想象中的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流入里海的河流上。如前所述，里姆斯河不可能是指乌泽恩河（the Uzen），因后者被认为是乌拉尔河的一条支流。而在地图的萨马拉河的位置上，标有未具名的与设想的里姆斯河相同大小的河流。可以肯定，它的名称是被取消了。插进一条设想的河流而将其名称取消，实际上说明了托勒密尽力依从探险家报告里所说的爱里米人的领地“一直延伸到海边”的记载。
要了解托勒密地图中伏尔加—锡尔河地区的面貌，就要从卡马河南的诺波西人开始，依次往下是潘尼阿尔迪人和“沿河岸的”卡诺迪普萨地区，其后他提到柯拉克西人和俄加西人，还有“一直延伸到海边的”爱里米人。在他的地图上，这三个地名分布在萨马拉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以南到里海岸边以及伏尔加河和（设想的）里姆斯河之间的区域里。在爱里米人的东面，托勒密说有与奥尔西相邻的阿西奥特和依阿克萨特。在他的地图上，爱里米、阿西奥特和奥尔西均位于里海以北、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地区。而这样的分布必然置奥尔西（乌拉尔河以西）于部族名表中的依阿克萨特人（咸海以西）很远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托勒密又采取了以前的做法，他在地图上让锡尔河流入里海。事实上他把恩巴河下游当成锡尔河，而上游便成了锡尔河的一条分支。通过这样的安排，他便可以将锡尔河移到远至恩巴河上游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离奥尔西足够近，从而和他在书中所描述的情况一致。
由此可明显看出，托勒密为处理这些资料绞尽了脑汁，尤其是对那份报告中的爱里米人“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一说法。然而在处理这份报告时，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报告中提到的那条与卡诺迪普萨地区有关的河不是伏尔加河而是萨马拉河，换句话说，是原先的里姆斯河（正如在他的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亚地图中，这一“地区”位于亚洲的萨尔马特人边界和萨马拉河之间，而与伏尔加河并无关系）。如果改正这一错误，那么托勒密所做的种种更动显然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柯拉克西和俄加西就会位于萨马拉河的广阔河谷之中，爱里米河就会在里米西山附近，它的名字也是来自这个山脉。如果爱里米是在奥伦堡（Orenburg），那么阿西奥特、奥尔西和东部的依阿克萨特便会像挪诺斯布斯人、挪诺西人和卡恰吉西徐亚人等民族一样在由南乌拉尔山到锡尔河的道路上占有相应的位置。“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一说法，在本书中应与季节性往返于爱里米的山区国家之间的游牧部落相联系。况且，当里姆斯河和萨马拉河被当成是同一条河时，对这一地区地理状况的重新安排说明托勒密所使用的那份报告虽然有关的名称不正确，却反映出了有一条从卡马河通往东南方向的实际路线。
中国文献中的里海—锡尔河地区
在前面讲到顿河—高加索地区时曾指出，普林尼记载的一个情况，即伏尔加河以西的萨尔马特人与该河以东的一个叫做阿布佐阿的民族发生过联系和交往。即使对托勒密的记载作一粗略的研究，也不难清楚地看出，虽然他举出许多卡马河和锡尔河之间的部族，但他既没有指出也没有暗示出在伏尔加河两岸的民族之间有什么联系。从这两位作者不同的论述中导出的结论是，在他们处的不同时代之间，里海以北各民族的交往关系发生了变化。幸运的是，这种变化情况被保留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了。
约在公元前100年以前不久，西汉政府得知康居西北有奄蔡国，距康居2000里（约700英里）。在司马迁不朽的《史记》中，继而有“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121) 。司马迁还记录了中国与大宛、乌孙的政治、贸易等详细情况，而且进一步地论述了与安息、奄蔡及其他边远国家所保持的交往关系。
在班固《汉书》中，这类记载更多 (122) 。其中有关于郅支单于的许多情况，谈到他并入康居国时（公元前43～前36年），曾派使臣到阖苏（Ho-su）和大宛索要年贡。这一记载的重要性在于阖苏是奄蔡的别名 (123) ，大宛位于由疏勒经帕米尔、康居到奄蔡的路上 (124) 。
范晔《后汉书》中亦有关于西方民族的记载。该书云：“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又云：“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125)
范晔关于奄蔡的记载，时间大约是公元25～55年 (126) 。其后的情况载于鱼豢的《魏略》，时间约在公元225～229年之间。虽然这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但鱼豢的这一著作，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料，因而是不容忽视的。
他说：“北新道……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127)
以上所陈种种，均证明无论欧洲的或是中国的史家，均对里海北边的这一国家有所关注。在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考虑到，对某一个民族来说，是否同时在东方的文献和西方的文献中都得到反映，即在东方和西方文献中都有着明确的证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普林尼记载中说亚洲萨尔马特的某些民族与“海峡对面”（的伏尔加河口）的许多不同部落组成的阿布佐阿人曾有交往。另一方面，司马迁、班固、范晔和鱼豢均认为奄蔡或阖苏这个拥有十万大军的国家组织位于里海之北。为了证明这个民族的确切位置，只需了解在西汉时期阖苏（Ho-su）的发音是Hap-so或Hap-suo (128) ，根据中国的语言特点，就便是“阿布佐阿”的准确音译。毫无疑问，奄蔡或Ho-su就是阿布佐阿，它与伏尔加河彼岸的塔里（Thali）和塞拉西有联系，并通过它们与塔曼半岛（the Taman Peninsula）上的希腊城邦进行交往。
虽然在许多知名学者的著作中，奄蔡和阿布佐阿常常同时出现，但是以上的考证却迄今未曾有人提出。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界普遍接受了奄蔡即是阿速（阿尔西）的这个看法，虽然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往往引起冗长而又毫无结果的讨论。而既然奄蔡＝阿速这一等式已经在著述的领域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了，那么就应该对有关它的争论作一番探讨。
被提出的第一个事实是，1887年，巴龙·冯·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 (129) 在描述由中国通往西方去的商路时，曾说到奥尔西（阿速）这个从事贸易的民族住在里海以北及伏尔加下游，并认为这个民族只在西方文献中有记载。
李希霍芬关于阿速地点的论述与被广泛采纳的斯特拉波的解释大相径庭。斯特拉波认为“上阿速”比顿河地区的阿速“更加靠北” (130) 。这个解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很明显，这就等于全部推倒斯特拉波对阿速人与亚美尼亚人和米底人通商情况的长篇大论的描述，而且结论也只能从顿河以北民族的记载中去找。尽管斯特拉波坚持认为有关这一地区的资料已经失散而不可详考，但仍需研究一下所谓“远在顿河以北”的阿速人居住的地点是在内陆西徐亚之地 (131) ，即里海以北地区 (132) ，或是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地区 (133) 。但只要将斯特拉波对阿速的记载当成是一个整体的论述时，这些困难就消失了。
李希霍芬这部杰作的声誉，使另外两位作者于1885年分别针对他关于他只有西方作者才提到过奥尔西（阿速）的论点提出修正。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Alfred Gutschmid） (134) 主张，既然正如《魏略》所记，奄蔡向西扩充直抵罗马帝国边境，那么“这便不容置疑地说明他们就是奥尔西”。然而，在进行这一推理时，盖茨米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奥尔西是在《魏略》记载的史实之前近两百年就消失了。
同在1885年，弗雷德里希·夏德提出奄蔡即为阿速 (135) ，其理由是，“奄蔡”在中国古代的读音是“An-ts'ai”，其中的“An”就是外国的“Ar”的对音。其后不久，他又发现这个地名的古音应该是“Amts'ai”，同时他说：“我很懂得这个尾音m所带来的困难，这个困难无法解决……然而，事实本身似乎却毫无疑问地说明这二者是一致的。” (136)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法找到历史资料来支持他所说的这一事实。1889年，托马歇克（W．Tomaschek）在讨论中提出一个新观点，他将阿速当成是普林尼曾提到的“阿布佐阿” (137) ，虽然普林尼书中有Abzoae这一名称，而且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读音了。托马歇克从珀廷热（Peutinger）的民族名称表中的Arsoae推导出Arzoae来，但当他关注于这一资料来源之时却没注意到其中拼写上的嬗变和不同 (138) 。（现存的珀廷热的名表的唯一手稿是11世纪的，原件可能成于4世纪）1889年夏德（Hirth）直接用托马歇克说的“Arzoae”这一名称，并提出了An-ts'ai＝Arsai这个等式 (139) 。1905年，夏德的观点得到著名的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的认可 (140) 。同时，约瑟夫·马尔卡特（J．Marqurt） (141) 又从语言学角度上提出关于奄蔡就是Aorsi，并引起了争论。不过他本人还是相信这两个名字实指一个民族。在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夏德仍然坚持普林尼的“Abzoae可能是Arzoae之误”的看法，并明确地放弃了在Amts'ai和Aorsi这两个名字之间建立联系的试图。“但是，”他继续说，“在如此繁多的证据面前，为什么一定要把m＝r这个语音上的问题放在首位呢？” (142) 可是他并没有引申出那“繁多的证据究竟是些什么”。
虽然夏德放弃了他的观点，但他提出的奄蔡即阿速这一论点却被广泛地接受了 (143) 。这个问题一直没什么进展。到了1921年，J．J．M．德·格鲁特（J．J．M．de Groot）在论述郅支单于的战争时，提出Hapsǒ就是Ho-su的古音 (144) ，也就是奄蔡的别称。他甚至还认为Hap-sǒ一定就是“Aorsi或Arzoae”。1923年，卡尔格伦（即高本汉，B．Karlgren）给出这两个音节的发音，在公元前是râp-suo，奄蔡是râ'iamts'ai，这个音来源于更早时期的'iam-ts，ad (145) 。最后，在格鲁特死后，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将奄蔡的古音定为'Am-ts'at或'Am-sat (146) 。至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暂告休止。正如李希霍芬所说，斯特拉波和塔西图的Aorsi是在里海以北。很明显，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了。并使以前的全部争论发生了转折。对于这个观点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既然普林尼确认Abzoae位于伏尔加河之东，中国史学家说奄蔡或Ho-su是在锡尔河之西，加上中国的*Hap-sǒ或*Hap-suo就是Abzoae的准确音译，那么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可到此结束了。
普林尼记叙了在伏尔加河东、南两侧的民族之间有着交往关系，但他提供的资料有关的时间不晚于公元49年。此外，托勒密讲到里海以北地区时，其时间无疑是在公元73年阿兰尼入侵亚美尼亚之前。他并没提供任何有关伏尔加河下游两岸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情况。他所描述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道路，是由北通向南方，然后转向东南。据推断，在公元49年到公元73年间，伏尔加河以东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情况可见于上面引用的中国史籍。直至1世纪中叶，在塔里木盆地和里海以北的奄蔡之间还有着通商往来。但在1世纪中期（约公元55年），这个中西之间的交通中断了。同时，奄蔡成了康居的附庸，并更换了与阿兰尼不相容的族名。此外，在公元50～55年间，阿布佐阿即奄蔡停止了他们与伏尔加河西岸的萨尔马特人的固有关系，加入了阿兰尼人同盟，从而与东南部的康居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康居与阿姆河以南的贵霜王朝交往。所以说，近代发现于卡马河上的贵霜王朝第一位统治者丘就却的一枚铸币，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意义。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显然有根据认为阿兰尼人的地域一直到恒河。在了解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决不可忽视鱼豢所记载的那些细节，即3世纪早期康居的老人们还在谈论他们的万里征途——由奄蔡国以远的地方直到德瓦夫人（the Dwarfs）之地，即拉普人（the Lapps）之地 (147) 。作者在《魏略》中所指的时代是在卡马—贵霜联盟结束之时，他说：“在前代，奄蔡归附了康居，现在却不再依靠它了。”讲到奄蔡时，他没有提及他们叫做阿兰，但说某些人称之为阿兰。因此，十分明显，阿布佐阿即奄蔡之依附阿兰尼联盟与以上事实并无矛盾，也绝不比他们与康居和西北印度的商业交往的时间更久。2世纪末、3世纪初波及整个亚洲大陆的革命性动荡之后，阿布佐阿确实不再叫做阿兰尼了。在4世纪的潘廷基尔民族名表中，阿布佐阿这个名字被写成Arzoae，而阿兰尼则单独被列在顿河—高加索地区，可以补充的一点是，Yen-ts'ai或'Am-ts'ai这个名字至今仍在里海以北的地区出现。安东尼·詹金孙（1557年）认为恩巴河叫做Yem。到19世纪中期，地图上还标着Yem，Hyan，Djem，Iemm或Iemba。
有了中国文献提供的详细史料，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论述就变得如此明朗了。
由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
在对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时，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托勒密论述艾矛斯山的西徐亚人时提到的由西向东各部族的名称。他说，在北方及相邻的某地，西徐亚的居民是一些一般称为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的民族。在西徐亚以南，则有塞提阿尼人、马萨依人和苏比人。他又说，在艾矛斯山附近有特克托萨斯人。这些部族中，阿兰奥西人、塞比人和特克托萨斯人肯定在乌拉尔山以东，而塞比人则与同名的一座山脉相邻；南面，仍依西向东之序，他提到阿斯帕西人（the Aspisii或Aspasii）、加拉克托法吉人（the Galactophagi）、塔普里人（the Tapuri）及安拉瑞人（the Anarei）。这三个民族所在的位置是分别根据同名的三个山脉来考订的。
可以这样说，托勒密给出的上述四条山脉的坐标，根据现在的面貌，不可能归到任何可以得出确定结果的体系中去。不过在他的描述中，确有许多地方与现代对那个旷野地区的考察结果相吻合。这样一来，阿斯帕西山便无疑是位于东经66°～77°、北纬47°～50°的图尔盖（Turgai）和阿克摩林斯克（Akmolinsk）地区的山国了，而塔普里山也就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但在艾矛斯山西徐亚人东部的安拉瑞山（见托勒密的地图）则可以在图中描绘得十分清楚的金基斯（Chingiz）山和塔城（Tarbagatai）的山脉中找到。此外，依托勒密说，苏比山是由西南到东北与安拉瑞山的西北端交叉，十分重要的是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吉尔吉斯山脉（the Kirghiz Steppa）与金基斯山向西北延伸的部分“几乎成一直角” (148) 。此二山系的交点在卡卡拉林斯克（Karkaralinsk）北不远的地方。在托勒密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被称为苏北的部族可以在伊希姆河（the Ishim）和努拉河（the Nura）上游以及与阿克摩林斯克相邻的地区中找到。他说，一打开地图便可看到他们的位置是在“这个河流之国的中心部分”（第六章，第14节之8）。因此可以相信，早在公元1世纪，人们就已经得到这条横贯大平原的道路的资料，而卢布鲁克之威廉（William of Rubruck）曾于1254年由喀剌昆仑山返回伏尔加的归途中穿过这个大平原 (149) 。
从托勒密的地图上可以看出，他正确地绘出了巴尔喀什湖（the Lake Balkhash）以北的山脉——除了塔普里山以外。不过应该指出，作为安拉瑞山支脉的一部分并且被列为金基斯—塔城的那些山脉却未被包括在托勒密书中确定的安拉瑞山的经纬度范围之中。这一差错导致了对出现在地图上的苏比这个民族的进一步研究。苏比在书中被称为Seymbi。可见托勒密对地图不时地进行了增补，但并没有在其文中作相应的变动。
在托勒密看来，金基斯—塔城与安拉瑞山的关系有二：其一是使两者形成一个连续的山脉；其二是可由它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安拉瑞山这个名称从经纬度上考虑也许是取自伊犁河谷以北的山脉。同理，阿斯卡坦克斯山（the Ascatancas Mountains）则是这个河谷南面的一条山脉。
应该反复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制图人，托勒密潜心于理解并运用旅行家和探险家提供的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工作是将来自北方道路上的报告与沿帕西亚到塔里木盆地的丝路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提供的详细情况结合起来。于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商路经过费尔干那（Ferghana即大宛），取道奥什（Osh）通向喀什噶尔。这就需要在托勒密的地图上给恰特乔尔山（the Chatkal Mountains）和费尔干那山找到十分合适的位置，从而能够将费尔干那山直到北纬42°、东经72°的地方囊括在内。此外，托勒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论述是，他认为费尔干那山也就是阿斯卡坦克斯山，尽管如前所述，这些山的南部与伊犁河谷相接。显然托勒密对来自许多不同旅行家的情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时，他的处境很不利。他对这些旅行家沿途所经并加以描述的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
托勒密无疑认为费尔干那山的位置和方向已经确定，可以说他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这使他在缺乏对天山的记载资料的情况下修改了伊犁河和昆基斯河（the Kunges）的方位。而他十分依赖于通往伊犁河谷的道路的描述。当他将伊犁河谷的方向往东南改动时，他也把卡拉塔尔山的方位向西北移动了相同的距离。因而，把塔普里山和阿斯卡坦克斯山反时针旋转一个相等的角度（以恰特乔尔山顶和费尔干那山为中心）便可发现它们分别同卡拉塔尔山和伊犁河盆地南部的山相合。如果托勒密这样做是为了和残缺不全的资料相谐调，那么塔普里山就从大平原上消失了，而出现在与锡尔河相平行的位置上。安拉瑞山脉虽仍须保留它与阿斯卡坦克斯山的位置关系，却不再与金基斯—塔城山连接。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与阿拉道山（the Ala Tau Mountains）和阿拉卡尔山（the Ala Kul Moluntains）均隔有相当的宽度。
对上述地区，托勒密掌握了关于费尔干那地区、伊犁河谷及由南乌拉尔山经大平原到塔城山的通道的情况，而且他还知道一条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通道。前面已经提到，托勒密认为与那块“不明之地”相接的是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阿兰尼西徐亚在地图上位于彼尔姆上方，阿兰奥西颇靠东方。以后因为一条著名的道路由北乌拉尔山经伊尔比特（Irbit）、秋明（Tyumen）、伊希姆通往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Omsk）；而且托勒密又进一步说明阿兰奥西人的位置，认为他们是在阿拉瑞人以北。这就不难看出阿兰奥西人居住在鄂尔齐斯河上的由鄂木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一线。
其报告曾被托勒密使用的那位旅行家还提供了有关一条自北乌拉尔山到鄂尔齐斯河上游的道路的情况。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曾描述过一条从顿河河口出发的通往鄂尔齐斯河的道路。对希罗多德所陈种种细节，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条道路的东段可能经南乌拉尔山到达塔城山脉，而更可能是继续穿过布迪尼人之地到卡马河，再到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沿河而上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不管这两条路线中哪一条是正确的，它们的目的地都是确定无疑的。希罗多德说前往阿尔吉帕依人（the Argippaei）之地去的是西徐亚人和希腊人。他说阿尔吉帕依人住在巍峨险峻的俄罗斯阿尔泰山下 (150) 。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这条道路最北部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中的情况。在彼尔姆、托波尔斯克（Tobolsk）和巴尔瑙尔（Barnaul，位于鄂毕河上游），在卡坦达河（the Katanda，鄂毕河支流的支流）及塞米巴拉金斯克以东的贝莱河［the Berel，流入鄂尔齐斯河的布赫塔尔马河（the Bukhtarma）的一条支流］等处，都发现了相同的铁器文化 (151) 。由此可见，鄂尔齐斯河是一条联系上伏尔加河、卡马河和中亚的一条通道。阿尔泰山的考古发现则多在通往远东去的道路上。
托勒密对西西伯利亚民族的记载也可在中国史籍中找到确证。公元前49年，当郅支单于遁往匈奴右地即西部时，他先是进攻并击败了于公元前56年西逃的匈奴伊里木可汗，然后企图与乌孙结成联盟，但这一要求未被乌孙接受。于是，郅支击败乌孙军，但他后来并未继续巩固战果，反而向北退走。接着他攻呼揭（回纥）。降服呼揭后，继而西进，破坚昆，又北败丁令 (152) 。他将这些部族一并归于他的统治之下。有关的资料还指出，坚昆位于鄂尔多即匈奴单于总部以西7000里（约2000英里）之处——约在鄂尔浑河流域。从这些资料中还可得知，呼揭之地由科布多（Kobdo）向西延伸到塔城山以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坚昆所占之地，恰同于吉尔吉斯今之所在；而丁令则位于鄂尔齐斯河沿岸以北一带 (153) 。
《魏略》 (154) 中提到有关大平原上的民族的情况（3世纪期间），其作者是从康居的角度上即由南部去观察的。于是呼揭 (155) 在乌孙之西北而康居之东北，坚昆在康居之西北，丁令在康居之北，距其边境约3000里。《魏略》还说到康居之北有一独立的部族，名曰北乌伊国，在西北又有柳国、岩国及奄蔡——它当时已不依附康居了。
这些记载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点是，中国史家对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3世纪上半叶之间锡尔河以北民族的数目了解得并不比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多，而且可以看出，东方史料的记载和西方史料的记载中所提到的民族均具有同样的位置，也就是，北部的丁令相应于阿兰奥西，以南的坚昆似即为塞比，再往南，中国史料中的奄蔡、岩、柳和北乌伊相应为希腊文献中的阿布佐阿、阿斯帕西、加拉克托法吉和塔普里；在东部，呼揭则位于托勒密的安拉瑞人之地。
由鄂尔齐斯河到黄河
为了探讨维斯瓦河到鄂尔齐斯河之间各民族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将托勒密对萨尔马特和西徐亚的阐述作一深入研究。此外，要了解鄂尔齐斯河到黄河之间各民族的联系，则不必去讨论托勒密的有关艾矛斯山的西徐亚和塞里卡的介绍了，因为中国文献中已经有许多直接的资料。
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由巴尔喀什湖到黄河河套这一区域是匈奴的势力范围 (156) ，而在公元48年匈奴部落崩溃之后，南匈奴留在其南境，北匈奴则仍占据外蒙古境。于是匈奴与中国在今陕、晋、甘等省份的长城一线发生了联系。此外他们还通过车师前、后王庭 (157) 与塔里木盆地诸国有交往，甚至还分别在公元前60年以前、公元16～73年、公元77～89年及公元107年以后多次控制了塔里木北道上的诸国。他们还与天山北部伊犁河上的乌孙、鄂尔齐斯河上的丁令发生关系 (158) 。
但匈奴部落与鄂尔齐斯民族之交往关系的资料，并不限于历史文献。在鄂尔齐斯河和鄂毕河的各支流上许多地方发现的器物上可以看出，这些东西的主人肯定同那些与中国有交往的中间人发生过贸易关系。在这些文物中，有一件皮镶边并饰以金片的丝织衣服，一件染成红、绿色彩的貂皮长袍以及一些中国丝绸 (159) 。它们是在阿尔泰山西部分界河（卡坦塔河）畔发掘出来的。更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在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以北70英里处发现了蒙古曾经和遥远的西方发生联系的证据。在属于公元前1世纪末期的墓葬中，不仅发掘出镶有毛皮的丝袍及其他中国物品，还有一些产于黑海沿岸的纺织品 (160) 。考古发掘证明，第聂伯河、卡马河、叶尼塞河和黄河同为一个“西徐亚”文化的四个组成部分 (161) 。这就进一步说明，这四个地区人民之间的交往既非短暂的，也非偶然的。因此，在北蒙古地区发掘出的“匈奴文物既有古代希腊、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特点，又有中国和当地的风格” (162) 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总的来说，这些证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明蒙古匈奴人与西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东北部民族之间确实曾经有过文化上的交流和往来。
尽管欧亚大陆的北部有着一个贯穿两洲的共同文化，而且在蒙古北部发现了来自黑海的物产，还有像药用大黄之类的东西经伏尔加河传到欧洲 (163) 。但是不能就此设想在大陆北部有一条重要的像中国丝绸转运到叙利亚一样的商路，将中国和俄罗斯联系起来。
在塔里木地区发现的丝绸以及在阿尔泰山和蒙古发现的镶皮绸衣，从客观上说明中国人对西方和北方进行交往的兴趣是不同的。在北方的墓葬中的中国丝织品显然被认为是汉朝赠送的礼品。因为当时汉朝与蒙古部落交往时惯奉此习。例如，一份公元前2世纪汉朝给匈奴的“礼单”中便包括衬里的夹衣、绣花长袍、一条金钩腰带、金扣、若干匹丝及各种绢布 (164) 。公元前51年，在送给呼韩邪单于的礼品中，除了许多其他物品外，还有七十七袭衣被；公元前49年，又送了同样一批货品，外加一百一十套衣服 (165) 。此外，还可以看看这些送给单于的礼品的数量，两次相比如下：公元前51年是八千匹绢和六千斤丝絮，而到公元前1年，增至八万四千匹绢和七万八千斤丝絮 (166) 。另外，王莽内乱之后，这样的礼品减少到不超过一万匹绢和一万斤丝絮 (167) 。
实际上，这种馈赠并非单方面的，而是建立了一种贸易关系。比如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每当外国商人来到朝廷，“皇帝都分赐丝绸珍宝以赏来人。而且给他们带回去的东西比他们带来的异国产物还要多” (168) 。从班彪的话中也可清楚看出公元1世纪初汉朝官方的立场。他在谈到北匈奴时说：“根据他们奉献的价值大小，我们慷慨地给他们赏赐。” (169)
这种交易中，匈奴送给汉朝的常常是马匹、牛羊和皮毛。中国从蒙古那里得到大量的马匹。但蒙古马的个头十分矮小 (170) ，汉朝便一直想搞到其他良马，尤其是大宛的“汗血马” (171) 。乌孙、呼揭、坚昆亦都有良马。此外，呼揭和坚昆可以提供大量的毛皮和马群。应特别提到，遥远的丁令和奄蔡以其珍贵的“享有盛誉的”黑貂 (172) 而闻名，而皮毛又确为中国所需之物。不仅是为了自己穿用，也是进行世界贸易的重要商品。从中国的染色皮毛经印度河上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舟运到罗马的记载中 (173) ，也可看出公元1世纪商路的内情。
由此可见，中国为蒙古、西伯利亚以及乌拉尔山一带的自然资源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前面已经说过，由北方和西北方到中国去的无论是商人还是货物，都受到匈奴的控制。从巴尔喀什湖一直到黄河，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从蒙古和欧洲事态之间存在着共同特性这个角度来看，当汉朝决定向匈奴开战时，中国边界贸易的大门就自动关闭了。而且每出现这样一次战事，就使商业往来陷于中断，而贸易瘫痪的消息 (174) 势必影响到远至乌拉尔山一线上各部落的生计。因为他们的产品全靠从中国进口。因此在生存的要求之下，贸易阻断便引起了广大范围的骚乱和侵袭；而相反，同样由于这种自发的调节，传统贸易关系一旦恢复，也必带来和平与安定。
这样，远至乌拉尔山区的广泛的战乱，便可由中国边境上的局势得到解释。已经说过，每当天山东部的匈奴和中国关系受到破坏，在欧洲就会发生多瑙河上游以北各民族的暴乱。而且，尽管罗马的文献中缺乏对东日耳曼部落中的战乱的详细记述，但可以知道，在中欧发生的战争中，十次（或九次）便有四次是紧紧接在维斯瓦河地区人民起义之后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蒙古的事态和欧洲事态之间的一致性对解释乌拉尔地区的战争是否与波兰的动乱有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阿兰尼人
关于亚洲和欧洲北部地区的事态，在史料中全无记载，这对于了解乌拉尔山的战乱是如何传播到维斯瓦河地区去的问题带来了困难。然而，通过一些不多的地理资料，仍可较深入地了解到黑海以北地区的局势。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说过，公元45～49年之间，罗马人得知了关于中央俄罗斯地区民族的情况。故普林尼和托勒密都提到阿兰尼人，并指出他们与罗克索兰尼人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不难看出，阿兰尼在1世纪中期才为世人所知，而罗克索兰尼人却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人们了解了。而且还可以看出，“罗克索兰尼”这个名字是以“阿兰尼”为基本音而构成的一个复合词 (175) 。因而可以肯定，“阿兰尼”这个民族比“罗克索兰尼”有更久的历史。虽然他们不为希腊人所知，但阿兰尼人至少在公元前一百年就具有欧洲中心的地位了。
在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著作中保存了有关阿兰尼人的最早记载。他们住在罗克索兰尼人西北、巴斯塔尼人东北，位于第聂伯河或杰斯纳河和顿涅茨河或顿河上游之间。托勒密的描述说得很清楚：阿兰尼人是斯塔瓦尼人的西邻，他们通过苏迪尼人和加林德人与维斯瓦河河口附近的维尼德人有交往 (176) 。此外，在北方他们还与波路西人和奥卡河上的民族有联系。迪奥尼西亚斯·佩里吉提斯（Dionysius Periegetes）在他的著作（很可能写于多密喜安执政时期）中提到北欧地区的这些民族——日耳曼尼人、萨尔马特人、吉提人、巴斯塔尼人、达西人和阿兰尼人。希腊的马西亚努斯在他著名的《红海航行记》的第二章第39节中说：“阿兰努斯山及其周临地区居住着阿兰尼人。他们属于萨尔马特人中的一支。流入黑海的波里西尼河（the Borysthenes）的源头河流均出自这一地区。” (177) 人们都知道，关于阿兰尼人的记载，最为详尽者乃由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在公元4世纪时记录下的。他使用了许多更早年代的权威材料。在他书的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31）中，他将雅克萨马特人、密奥提人、贾齐格人、罗克索兰尼人和阿兰尼人联在一起。另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38）中，将阿里姆法依人（the Aremphaei）、马萨吉提人（the Massagetae）、阿兰尼人和萨尔吉提人（the Sargetae）联在一起。而在第三处（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42），又将“欧洲的”阿兰尼人与柯斯托伯卡依人（the Costobocae书中写道：欧洲的阿兰尼人（对周围部族）“实行劫掠驱赶，远及密奥提人和博斯普鲁斯人，甚至连亚美尼亚人和密底亚人也未幸免”。
当罗马人从托勒密书中了解到“阿劳尼”这个民族时，他们也同时获悉了有关卡马河地区某些称作阿萨依和阿兰尼西徐亚的民族。现在可以看出，这两个名字有密切关系，虽然并非指同一个民族 (178) 。可以这样推断，西北地区阿兰尼人的地位绝不逊于中央俄罗斯地区的阿兰尼人。他们的确曾经要在卡马河上立足。正如布迪尼人早些时候一样，而且也和阿兰尼人一样，布迪尼人成了西南地区的第二大政权国家 (179) 。
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几年时间里，阿布佐阿即奄蔡加入了阿兰尼联盟（公元55年以前）。阿兰尼在公元50～75年间曾数次大规模扩张领土。这一情况为中国史学家的记载所补充和证实，从中可以看出阿兰尼的一个扩张步骤。阿米安努斯不仅注意到“欧洲的”阿兰尼，也注意到“亚洲的”阿兰尼。前者位于多瑙河彼岸。他们认为他们像波斯人一样不断地打胜仗，逐步征服、合并了邻近的民族，并统为“阿兰尼”的名下。至于后者，阿米安努斯说他们向东开拓，“蔓及许多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进入亚洲腹部，据我所知，直抵恒河流域”。虽然这些部族分居两个大陆，且遥遥相隔，却又同叫一个名称 (180) ，这对阿米安努斯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公元1世纪中期阿兰尼人大规模扩张的条件还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罗马人对博斯普鲁斯王米特拉达悌三世的战争打断了：①塞拉西人和塔里人与阿布佐阿人的贸易；②奥尔西人与米底亚人及亚美尼亚人的贸易；③奥尔西—依阿克萨马特与顿河下游北部各民族的贸易。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贾齐格人由南俄罗斯迁移到匈牙利。第二，公元48～49年匈奴的分裂招致商路的中断，而这种贸易的中断，影响了卡马河地区的阿兰尼人，因而也波及了中央俄罗斯的“阿劳尼”人。第三，约公元50年，被莎车王贤和康居的战争打断了的贸易往来直接影响到恩巴河上的奄蔡—阿布佐阿，并导致了这个民族与别的势力重新结盟。一方面加入卡马河的阿兰尼联盟，另一方面又同康居和贵霜王朝结盟。而且，由于高加索山南部的战争，包括柯布罗入侵亚美尼亚，这种贸易中断必定延续到公元63年底。
由以上简单的分析，足见公元50年前后中欧的战争形势是多么不同寻常。而迟至公元63年才结束的南俄罗斯动乱又是多么引人注目。公元54年，罗马人攻占了克里米亚，公元56年又占领并重建了德涅斯特河口上的蒂拉斯。公元62年或公元63年，抗击了蛮族的进攻，同年又接管了博斯普鲁斯的王政。而且还可看到，T．普劳提乌斯·西尔万努斯·阿依里阿努斯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这一时期内进行的。在他的墓志铭上刻有他事迹的简介。它记载了这位密西亚总督曾收容了大批来自多瑙河东岸的难民；他也征服一些素不为罗马人所知的部落王；以及当巴斯塔尼人、罗克索兰尼人和达西亚人受到某些不知名的敌对民族的攻击时，他也曾向他们提供过帮助。甚为可惜的是，许多参与这些战事的边远民族未被提及。但从当时的材料——尼禄的首相森尼卡著的书中可以看出，多瑙河东岸人民正是受到阿兰尼人的驱赶。从那以后，阿兰尼在西南方又进攻了巴斯塔尼人和达基亚人。在西方，依阿米安努斯的说法，他们征服了纽里人［the Neuri，约位于普里皮特河（the Pripet）和巴尔喀阡山之间］；在东南面他们赶走了住在亚速海以北、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罗克索兰尼人。
阿兰尼人渡过顿河出现在高加索山地区的具体时间现已失考。
有一种假设，认为他们就是伊比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于公元36年请来的萨尔马特人。这种设想仅仅依靠约瑟福斯一段相当不可靠的文字 (181) 。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的是，古代的斯特拉波曾说过，伊比利亚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发生紧急情况，就会召集起数十万众。其中有自己人，也有（他们的邻邦和嫡部的）西徐亚和萨尔马特人”，他还说：“在抵抗外侵者中，这些游牧部落在战争中联合了阿尔巴尼亚的部落，正如阿尔巴尼亚人联合伊伯利亚人一样。”不可以认为阿兰尼人参与了公元50年高加索南部的骚乱，当时伊比利亚的法拉斯曼勒斯正与阿尔巴尼亚作战 (182) ，除非塔西图的有关记载是错的。
另一方面，虽然在卢堪的书中有明显的年代错误，但有关阿兰尼人的记载仍可说明他们曾在公元63年出现在高加索以南的地区。但阿兰尼人第一次越过高加索山的确切时间是在公元73～74年。而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244节）说到这一事件时，认为当时他们是居住在顿河两岸和亚速海一带。
由现存的有关阿兰尼人的资料，可以确信在公元50年的战争之前约一个半世纪，他们曾占有俄罗斯中心的位置。在所有的主要商路上爆发的动乱造成了贸易中断之后，阿兰尼人同时向西南和东南发起了战争。这些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63年。当年，多米提亚斯·柯布罗恢复了和平（也许是因为公元61年贤王之死），这个安定的局面一直扩展到北方。可是当时发生的阿兰尼人的扩张给罗马边境带来了新的危险。罗马人于公元89年和公元92年抵抗了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又引起了新的商路的中断。
有关阿兰尼人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仅从天山到乌拉尔山的欧亚北大陆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在中央俄罗斯地区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蒙古匈奴的庞大部落组织。在东方，匈奴统治了内蒙古和外蒙古（至公元90年），并扩张到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在西方，阿兰尼则推进到（公元50年以后）维斯图拉河、多瑙河下游、顿河和高加索山。
现有的地理资料说明，欧亚北大陆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发生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战乱，可以因之传播到罗马帝国的潘诺尼亚省。而罗马和中国的史料也证明，紧接天山东部地区的种种事态和动乱之后，总是在中欧引起性质相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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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C．牛顿：《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5～17页。维南德：《弗雷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61～2663页。B．W．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89～94页。
(2) 关于公元74～76年间的钱币，参见哈罗德·马亨利和E．A．塞登哈姆：《罗马帝国钱币》，第二卷（伦敦，1926年），12～13页。马亨利：《不列颠博物馆藏罗马帝国钱币》，第二卷（伦敦，1930年），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
(3) 见CIL，第六卷，第37页，088号。艾德蒙德·格罗格指出，认为这位不知名的将军是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的根据不足。
(4) 见卡佩马奇：《多米提亚斯》，载于RECA，第五卷（1905年），1428～1430页，1433～1435页，文中将这对兄弟的作战时间确定在公元73年之后，并认为他们取得胜利的这次战争结束于公元75年。
(5)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第四章，第4节之89～90。“公元75～78年间”说，见罗纳德·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58页。格罗格主张“至迟于公元77年”说，见其《卢梯里亚斯》（19），载于RECA，第一卷（1914年），1259页。
(6) 塔西图：《历史》，第四章，第65、66节；第五章，第22节；《日耳曼尼亚》，第8节。
(7) 梅尼亚尔文，载于MEFR，第22期（1902年），357页。
(8) 李特灵根据公元83年曾发生过部队的调遣而推测在多瑙河下游出现动乱，见WDZ，第25期（1906年），28页。亦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页。朱利亚斯·阿斯巴赫则主张与恰提人的战争发生于公元82年，见《波恩年鉴》，第81期（1886年），2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99页。
(9) 威南德：《夫拉维》（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41～2596页。吉斯普·柯拉迪：《多密喜亚努斯》，载于DER，第二卷（1913～1914年），1960～2046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11～24页。保尔·库依桑：《多密喜安的胜利》，载于《考古研究》，第五卷，第28期（1928年），65～94页。
(10)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亚努斯》，第6节。苏氏认为，多密喜安对恰提人发动战争是“出自他本人的意志”，这也就是说，这次战争的发生并无诱因。此段论述的另一方面的意义是，在恰提人的侵略（公元82年）之后，多密喜安可以得心应手地惩罚日耳曼族部落。
(11) 关于罗马在德意志的前线军事体系，见瑟奥德·蒙森：《论古罗马之边境城界》，载于其《论文全集》第五卷（柏林，1908年），456～464页。H．P．佩尔哈姆：《文集》，弗朗西斯·哈沃菲尔德编（牛津，1911年），164～178页之文：《罗马前线之体系》，179～211页之文：《在南部日耳曼地区之罗马前线》。另亦见法布里西亚斯：《城界》，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572～604页。
(12) 关于阿格里柯拉战役的情况，仅见于塔西图的《阿格里柯拉》一书。这几次战役发生于公元77～83年或公元78～84年。见R．K．麦艾尔德里：《阿格里柯拉任不列颠总督之年代考》，载于JRS，第10期（1920年），68～78页。J．G．C．安德森：《阿格里柯拉何时成为不列颠总督》载于《古文献研究》，第34期（1920年），158～161页。《阿格里柯拉年谱》，载于《塔西图笔下的阿格里柯拉生平》，H．福诺编（第2版，牛津；1922年），166～173页。唐纳德·特金森：《自克劳狄乌斯至狄奥克莱西安的不列颠总督》，载于JRS，第12期（1922年），60、63、64页。
近期有关罗马在不列颠推进的考古论证，见弗朗西斯·哈佛费尔德：《罗马对不列颠的占领》（牛津，1924年）。R．E．M．威勒：《罗马之占领》，载于其《史前与罗马时期的威尔士》（牛津，1925年），217～274页。R．G．柯灵伍德：《罗马在不列颠的占领》（伦敦，1930年），其《罗马的不列颠时期》（新版，牛津，1934年）。乔治·麦当劳：《罗马的不列颠时期》（伦敦，1931年），其《罗马在苏格兰的墙界》（第2版，牛津，1934年）。T．D．肯德里克与C．F．C．霍克斯：《英格兰及威尔士之考古研究》（伦敦，1932年），209～302页。
(13)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6节之1～6，第7节之1～4，第10节之1～3；第六十八章，第9节之3。苏埃托尼亚斯：《多密西安》，第6节。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41节。
(14)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6节之1。
(15) 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巴黎，1894年），196～197页。马汀里：《罗马帝国之铸币》第二卷，第九十二至九十三章。
(1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5节之1。
(17) 见格塞尔：《公元89年间多密喜安征战时间考》，载于MEFR，第9期（1889年），3～16页。威南德：《福来维亚斯》（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66～2571页。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45页。
(18) 关于这次入侵，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页注4，文中联系到塔西图在其《阿格里柯拉》之第41节中的论述，即多密喜安在位时，其军队在穆西亚、达西亚、日耳曼和潘诺尼亚都遭受损失。
(19)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6节之7。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11节之1。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72～175页。
(20)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7节之1～2。
(2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7节之2～4。
(22) 李特灵：《多密喜安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的日耳曼战争》，载于JOAI，第7期（1904年）增刊，23～38页。
(23)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5节之2。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41节；其《历史》，第一卷，第2节。
又见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第225～229页。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1～55页。威南德：《福来维亚斯》（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75页。福兰克：《马可曼尼》，同上刊，第十四卷（1930年），1617～1618页。
(24)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卷，第5节之3。
(25) 普林尼：《颂赞诗》，第8节之2。蒙森：《论文全集》，第四卷，449页。
(26) 《碑刻铭文年鉴》，1923年，第28期。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5页。
(27)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33节。
(28) 普林尼：《书信集》，第二章，第7节。虽然有关斯普瑞纳征伐的记载或论述千差万别，但其发生的年代却都确认无疑。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3页注1。
(29) 图拉真执政情况，见约翰·迪劳尔：《图拉真评述》，载于马克斯·布丁吉编：《罗马帝国皇帝论文集》，第一集（莱比锡，1868年），1～21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177～211页。
(30)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6节之1～2。
(3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6节之8～14。
关于达西亚战争，见A．D．克莱诺波尔：《图拉真皇帝的达西亚战争》，载于《历史杂志》，第31期（1886年），291～312页。维克多里亚·瓦奇德：《罗马征服达西亚战争史》（巴黎，1903年）。H．S．琼斯：《图拉真军旅救援史论》，载于PBSR，第5期（1910年），433～459页。G．A．T．达维斯：《图拉真的第一次达西亚战争》，载于JRS，第7期（1917年），74～97页；其《地形与图拉真纵队》，载于JRS，第10期（1920年），1～28页。W．W．海德：《图拉真在多瑙河的行军路线及桥梁》，载于《古文献周刊》，第18期（1924年），59～64页。
(32)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10节之3，有关战争，见第六十八章，第10～14节。
有人认为这些“邻邦”即为帕西亚人。这一观点基于普林尼《书信集》第十章第74节关于卡里朱姆斯的记述。在图拉真达西亚战争时期，卡里朱姆斯曾是穆西亚总督，他在穆西亚被一位名叫苏萨古斯的达西亚头领俘虏，并被作为礼物赠予帕西亚王帕柯鲁斯。后来他成功地逃离帕西亚，来到尼柯米地亚，被当时担任比塞尼亚总督的普林尼送给了图拉真。根据R．P．龙登的观点［见CAH，第十一卷（1936年），239页］，“德西巴鲁斯与帕柯鲁斯很可能早在普林尼赴比塞尼亚之前就被罗马认为已有交往”。
(33) 见乔治·马克唐纳德文，载于JRS，第25期（1935年），188页。文章有关“萨姆斯岛上古器的时代价值”的论述回答了T．D．普里斯和艾里克·伯尔里提出的质疑，见《罗马对苏格兰的第一次占领》，载于JRS，第25期（1935年），59～80页，文中提到在多密喜安死（公元96年）之前已经开始了撤退。另有一点不可忽视，即同时在威尔士地区发生的骚乱是从“六处公元100年起以后的铸币”的研究中被证实的，见威勒：《史前及罗马时期之威尔士》，230页。
(34) SHA载《哈德良生平》，第3节之9。
(35)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1～3，219～243页。
(3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关于此次入侵的讨论，见本书第162页（原文页码）。
(37)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2节之2。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四章，第15节之3。
(38) H．C．牛顿：《韦斯巴芗与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9～20页。
(39)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第一章，第4节，79～80页。其年代，见蒙森：《罗马帝国各省份》，第二卷（伦敦，1909年），64页注1。此外，可以相信约在公元75年罗马人将一个名叫萨纳特鲁西斯的伊伯利亚人立为亚美尼亚国王。
(40) 维兰德：《福莱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68页；G．A．哈芮：《罗马帝国叙利亚省历史研究》（普林斯顿，1915年），12～13页。B．W．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63页。罗纳德·塞姆在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43页的文中认为，这次事件仅限于“对入侵者的威吓，这也是乌尔皮亚斯·特拉阿努斯通过种种途径所企望达到的目的”。
这次入侵被普遍推测为归咎于沃罗吉斯对韦斯巴芗的怨恨，因为后者拒绝增援沃罗吉斯去抵抗阿兰尼人。然而，韦斯巴芗通过派兵增援伊伯利亚而与之达成联合之势。另一方面，如果罗马人在亚美尼亚扶植了一个新国王（见前注），那么这一行动便会违反由柯布罗于公元63年完成的与帕西亚的协约，这也就导致产生怨恨情绪。
(41) 普林尼：《颂赞诗》，第14节。
(42)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6～157页。
(43) C．C．昂波尔－胡阿特：《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哈密国之概况及历史》，载于《地理历史通论》（1892年），121～195页。奥瑞尔·斯坦因：《哈密的历史地位》，载于《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1147～1151页，其《巴库尔与哈密之历史关系》载于《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39～545页。
关于通往哈密的道路，另见斯坦因之《中印史论》732、1093、1141～1142页；及M．S．贝尔：《由北京至喀什噶尔的伟大的中亚商路》，载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页。
(44) 班超的生平，已由爱德华·沙畹译成法文：《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16～245页。另，从南茜·李·斯宛对班超妹妹的研究中也可获得有关班超的情况，见其《班昭：中国的一位杰出女学者》（纽约，1932年）。
(45)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23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4页。
关于疏勒的历史，见E．H．帕克：《喀什噶尔》，载于AQR，第3集，第20期（1905年），328～337页。奥瑞尔·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52～57页。
(46)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83页，其中说：“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是整个印度史上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一说法则由詹姆斯·肯尼迪、J．F．福利特等人在1913年的《皇家亚洲杂志》上著文加以深入的阐述。
(47) 文森特·史密斯：《印度古代史》，256～257页。关于公元78年乌鞭为塞族人所侵的可能性，见W．W．塔恩：《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335页，501页。
(48)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119～120页，229～230页。
(49) 关于班超公元78年至公元90年的活动，见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24～233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04～706页，716页。
(5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0页。亦见爱德华·斯佩什：《在伽腻色伽王朝中的印度－西徐亚人》，载于《亚洲学报》，第9卷，第10期（1897年），184～185页。路德维格·巴什霍费尔：《伽腻色伽纪元》，载于《东亚史研究》，第14期（1927年），40～43页。
(5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2页。沃尔特·福斯：《吐鲁番》，载于《东亚史研究》，第13期（1926年），129页；有关之年代，见155页之注35。
(52) 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7页。
(53) 沙畹将此年代定为公元88年，见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2页，但后来他又将其改为公元87年，见《通报》，第8期（1907年），177页注5。
(54)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3～194页。
(55) 雅克·德·摩根：《波斯古代史》（巴黎，1927年），159～160页。
(5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六章，第19节。斯坦因：《特伦梯亚斯》（19），载于RECA，第2集，第五卷（1934年），666页。
(57) 见《圣约翰启示录》，第九章，第13～21节；第十六章，第12节；第十七章，第12～17节。
(58) 有关记载，见维克多·朗格洛瓦：《亚美尼亚历史文集》，第二卷（巴黎，1869年），108页。R．P．朗登：《图拉真帕西亚战事注疏》，载于JRS，第21期（1931年），24页，其中认为：“没有更权威的理由可以使我们不去采纳摩西·索连尼西斯关于亚美尼亚的阿达切斯击败多密喜安军队的论断。”然而这一说法却不能完全忽略，尤其是考虑到罗马史学家对于多密喜安时期东方战事保持缄默这一事实。
(59)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阿伯尔，1935年），230页。
(60)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2节；第二章，第8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57节。斯特法恩·格塞尔：《多密喜安皇帝政权论》（巴黎，1894年），154、233页。吉斯皮·柯拉迪：《多密喜亚努斯》，载于DER，第二卷（1913年），1991页。罗纳德·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44～145页。有证据表明，在公元88年11月，一支增援部队集结于叙利亚，见《碑刻铭文年鉴》，1927年卷，第44期。
(61) PIR，第三卷，第352。
(62) 斯塔梯亚斯：《诗草集》，第三章，第2节，136～137页；亦见第四章，第1节，40～42页；第四章，第3节，153～154页。马歇尔书第八章，第65节；第九章，第35节之3。西里亚斯·依塔里库斯书第三章，612～617页。
(63) 有关班超公元91年至公元102年的活动，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3～243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20～722页。
(64) 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页。
(65) 《后汉书》一百五十八卷。亦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16页。E．H．帕克：《对地志学研究之贡献》，载于《中国史研究》，第16期（1888年），301页，其中提到“一封班固给他弟弟班超的信，曰：‘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登。’”
(6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7～178页，184～185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0～722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中国与罗马东域》（莱比锡，1885年）。
(67) 关于此西域都护的情况，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8～239页。
(68) 关于班超对其继任人的告诫，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4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3页。
(69) 西尔万·雷维文，载于《亚洲学报》，第222期（1933年），16页。
(7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5～257页；第8期（1907年），160页及注。
(7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7页。
另见亚历山大·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42～451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5～706页，723～725页。关于西羌首领及针对西羌的战争，见威利文，451～457页，威格书，第一卷，730～731页，及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7～259页，261～262页，第8期（1907年），233～234页。
(7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7页，第8期（1907年），160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9页。
(73)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7页，第8期（1907年），160页。
(74) W．W．洛思在《帕西亚铸币集录》（伦敦，1903年）一书第五十七至五十八章第204页中，将奥斯罗斯政权之开始时间确定在公元106～107年，而将帕柯鲁斯二世政权之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109～110年，洛思同时又不无怀疑地将数枚公元111～112年及公元112～113年的铸币判定属于沃罗吉斯二世时代。在R．H．麦多威尔所著《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阿伯尔，1935年）一书中认为沃罗吉斯二世“当属公元105～106年和公元108～109年间铜币的发行者”（公元106～107年未发行铸币），而奥斯罗斯恰在公元109～110年占领塞琉古。
(75)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14节之5。赫尔歇尔：《皮特拉》，载于RECA，第十九卷（1937年），1177页。
(76) 资料源于《汉书》。此段与北方少数部族有关的历史，主要有以下的译文：亚历山大·威利：《匈奴与中国之关系史》，载于JAI，第3期（1874年），401～452页，及第5期（1876年），41～80页。E．H．帕克：《论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页，109～125页，及第21期（1895年），100～119页，129～137页。约瑟夫·德·吉内：《匈奴、土尔奇、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民族通史》（巴黎，1756～1758年）。帕克：《鞑靼民族一千年史》［伦敦（上海）1895年，1924年伦敦重印］。此外，《中国通史》（巴黎，1777～1785年）是J．A．M．德·英瓦里亚·德·梅拉的重要译作，该书是将12世纪末朱熹所撰之《通鉴纲目》译为法语，并被雷昂·威格在其《历史论稿：自远古至1912年间的中国政治史》（第2版，1922～1923年）这一著作中引用。
至于公元前66至公元前58年间的时局，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3～124页。格鲁特：《匈奴》，202～203页，其《西域》，201～216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12～522页。另见爱德华·布瓦：《论中国历史上的军屯戍边》，载于《亚洲学报》，第4卷，第15期（1850年），344～346页。亚历山大·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6页。
(77) 关于公元前58年至前36年间的局势，见威利文，载于JAI，第5期（1876年），41～50页；其《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1年），42页，49～65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页，第21期（1895年），100～106页。格鲁特：《匈奴史》，209～238页。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85～95页。伊金特·比舒林：《蒙古史》（柏林，1832年），187～190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142～146页，150～155页，162～163页，172～177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22～526页，544～549页。
(78)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6页。
(79) 有关之译文，见格鲁特：《匈奴史》，229页，费尔普斯·霍吉斯在其《不列颠的灾难》（伦敦，1931年）第258页中指出：“里不是一种长度单位，而更应是一种时间与距离结合的度量单位。”H．B．莫尔斯在其《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伦敦，1908年）一书之173～174页中指出，“一里实际上是一名负载的脚夫一天十小时跋涉所走过路程的百分之一”。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十里等于三英里，见艾利克·泰曼：《一名使节的中国西北之旅》（剑桥，1921年），32页。
(80)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见于SAWM，272页；格鲁特：《匈奴史》，229页。
(81) 依格鲁特《匈奴史》232页中之见解，此河即为阿姆河；而阿尔伯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柏林，1910年）91页中则认为其为楚河。
(82) 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51～59页。格鲁特：《匈奴史》，230～238页。
除了陈汤本人可能的意图外，夏德、奇斯灵及格鲁特等人关于郅支在中亚地区发起战争的论点都无足够根据（见格鲁特：《匈奴史》，229页）。在历史资料中并未提到当郅支到达康居后向除乌孙以外的所有部族都发起战争，也未提到他是在康居军队支持之下发动战争的。至于匈奴控军的数字，可能是根据以下事实判断出来的：（1）乌孙派了8000人的军队抵抗他，而郅支则认为“乌孙兵力无可数计”；（2）他到达康居时，手下有3000人的军队；（3）中国军队攻克了郅支的营垒后，处死了1518人（包括他的儿子），掳走145人，并将1000余人遣散分送给曾经支援过中国军队的当地大户。奇斯灵在其《匈奴》一文（载于RECA）中的论点则全受夏德的影响，即认为这一事件是“匈奴第一次大西迁”。
(83) 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29～137页。J．J．M．德·格鲁特：《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64～288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17～618页。
(84) 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06页。
(85) 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2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页。爱德华·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3页注释1。J．J．M．德·格鲁特：《公元前的中国西域》（柏林，1926年），177～182页。另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71～572页。
(86) 罗纳德·塞姆：《M．维尼西亚斯》，载于《古文献季刊》，第27期（1933年），146页。
(87) 有关其生平，见韦利奥斯：《罗马史》，第二章，第116节之3。
(88) 关于公元46年至公元52年间的事件，见E．H．帕克：《公元1世纪的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81、85、93页；其《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25～261页。又见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13～115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36～338页，341～345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663页，667～668页。
(89) 比为附汉求安，曾向皇帝呈送匈奴疆域图。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5页。
(90) 鲜卑攻匈奴乃受汉之指使而为，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页，及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8页。
(91) 有关讨论，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260页。
(92)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5页及注释2。《〈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页注释5，559页注释1。亦见阿贝尔·雷姆萨：《新编亚洲论文集》，第一卷（巴黎，1829年），239～240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二卷，249～251页。
奄蔡更名为阿兰的情况，与公元25～55年间的局势有关，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68及150页，但具体年代不详。上述情况又被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69～70页中与阿兰尼人出现于欧洲联系在一起。
斯特拉波认为（见其《历史》第一章，第2节之34），“对各个部族来说，更改自己的名称是常有之事”。又见于费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51页。
(9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
(94) 有关上述事件，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1～262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56～357页，362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1922年），695页。
(95) 关于公元72～77年间的事件，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2～263页。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6～158页，211～212页，221～232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362～376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95～696页，700～704页。又见沙畹：《中亚发现的中国碑刻》（巴黎，1902年），19～20页。奥瑞尔·斯坦因文，载于《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732、1147～1151页；《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40～541页，572～573页。
(9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此次事件在韦斯巴芗执政时期的第四年（即公元72～73年）曾被约瑟福斯记载下来，但此后直至公元75年帕西亚的沃罗吉斯起兵驱逐入侵者时却失考，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133页中认为此事件发生于公元72年，R．P．龙登在其《图拉真伊朗战争考证》（载于JRS，第21期，23～24页）亦持此见。
(97) 见A．R．安德森：《亚历山大在里海之门》，载于TAPA，第59期（1928年），141页注16，153页注39。
(98) 约瑟夫·马尔卡特：《论柯曼尼之民族性》，载于AGWG，第13期（1914年），108页。
(99) 是否确有从阿姆河到里海之间的商路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并未引入此处的讨论。尼禄、森尼卡和布鲁斯为了确定其东方政策，曾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第二章第73页和第十一章第509页）和普林尼的记载（第六章第52页），认为印度货物通过阿姆河、里海、阿尔巴尼亚（赛勒斯河）和菲西斯河（雍河）运抵黑海。此外，尼禄等人还很可能向希尔卡尼亚的使节们了解通商贸易的可行性，他们完全可以从来自柯尔奇斯、伊伯里亚和亚美尼亚的罗马商人口中得到各种信息。
(100) 见本书第123页（原文页码）。
(101) 在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执政期内，曾建筑了一条防御工事，它从多瑙河南岸的波依奥杜鲁姆（毗邻帕骚）开始，经孔金、施特劳宾和艾宁，直至乌尔姆。其后，另一条防御工事也建了起来，即雷西亚防线，它是建在多瑙河北岸，起自艾宁对岸，直达雷西亚的西部边境，在彼处与勒尔赫（斯图加特之西）附近的上日耳曼防卫体系相接。详见法布里西亚斯：《防线》，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605～608页。雷西亚防线并非由东向西按部就班地建造的，而是优先建造那些属于最重要的前线的兵站，途径是经过各援军驻地，自多瑙河沿岸的据点，沿着史前时期由多瑙河向北通往赫尔门杜里人占领的疆域（公元1世纪初）的古老通道而有选择地进行。正如塔西图在其《日耳曼尼亚》第41节中所揭示的，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赫尔门杜里人被允许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到多瑙河彼岸去，进入奥古斯塔·温德里柯鲁姆（奥格斯堡）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此外，韦斯巴芗在多瑙河南岸修建的据点显然是企图控制通往奥格斯堡的道路。令人感兴趣的是，靠近这座城市的三个据点——京茨堡、艾斯灵根和布格豪夫则似乎在多密喜安时期已被烧毁，详见奥尔文·布诺干：《罗马在日耳曼的防线》［载于《考古杂志》，第92期（1935年），6页注1］。为此推论，赫尔门杜里人以前曾是罗马的盟友，后来却在韦斯巴芗（公元74～76年）和多密喜安（多在公元92年）时期怀着敌意渡过了多瑙河。如上所述，便有证据表明在公元74～76年曾发生过赫尔门杜里人的入侵，同时，文献资料中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在韦斯巴芗时期发生的动乱扩大到了马可曼尼。再者，另一个事实也是不容忽略的，即马可曼尼人侵入潘诺尼亚（公元89年、公元92年和公元97年）是紧随修筑多瑙河北岸的雷西亚防线之后发生的。
(102) 关于公元84年至公元92年间的事态，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3～267、291页。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8、212、224页。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88、391～397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5～706页，713～715页，717～718页。
(103) 阿兰尼人很可能在公元88年左右入侵过亚美尼亚，见朱利亚斯·克拉普罗思：《格鲁吉亚史》，载于《亚洲学报》，第2卷，第13期（1834年），49～55页。M．P．布洛塞：《格鲁吉亚史》，第一卷（圣彼得堡，1849年），66页及注3。亦见J．A．圣马丁：《亚美尼亚史地论集》，第一卷（巴黎，1818年），300页。
(104) H．A．盖尔斯：《中国名人辞典》（伦敦，1898年），第1956条。爱德华·沙畹：《中亚发现的中国碑刻》（巴黎，1902年），25页注3。
(105) 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页。
(106) E．H．帕克：《公元1世纪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19页。在南北匈奴发生战事期间，鲜卑则在公元50年增强了实力，详见帕克文第85页。
(107) 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123、278～279页；朱利亚斯·克拉普罗思：《绘画本亚洲史》（巴黎，1826年），109～110页。雷昂·卡温：《亚洲史导论》（巴黎，1896年），96～98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二卷，268～269页。基斯灵：《匈族人》，载于RECA，第八卷（1913年），2600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2页。荷内·格罗塞：《亚洲史》，第二卷（第3版，巴黎，1922年），191页。奥托·福兰克：《中华帝国史》，第一卷（柏林，1930年），399页。
(108) 关于来斯库波里斯的情况尚未见于文献记载，至于钱币学方面的证据，可参见P．O．布拉乔夫：《希腊殖民地的钱币汇编》［（俄文版），敖德萨，1884年］，252～253页。沃尔维克·罗思：《希腊钱币汇编：蓬塔斯……及博斯普鲁斯王国》（伦敦，1889年），54～56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599、600、611页。
(109) 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93～294页。
(110)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12页。瓦尔特·富克斯：《土尔番诸国》，载于《东亚杂志》，第13期（1926年），130页。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73页。
(111) 此处普林尼力图介绍一种文献记载的史实，即“西徐亚旁系部族”，其内容是根据希罗多德书之第四章之3～4节及加士丁书第二章第5节所述而来的。然而，这些史实又曾出现在诸如瓦勒里亚斯·弗拉库斯所著的《阿格诺提卡》之第六章和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书的第二十二章中，而且也都在文中提到吐鲁葛迪提人（居于多瑙河河口附近）。这样看来，普林尼的记述就显然是出自与他同时代作家的著述了。
(112) 赫尔曼：《雅克萨马特》，载于RECA，第九卷（1914年），1170～1180页，其中介绍了10位作者（6位希腊作者，4位拉丁作者）曾经以不同的对音法提到过雅克萨马特人。不过赫氏认为，如果把来自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21节中的“马札马卡依”之名确定即为“雅克萨马特”人，是颇值得怀疑的，尤其在德特尔夫森之后更是如此，德氏在其研究普林尼的地理著作的书中将那个民族考为“马扎卡依”或“马札卡西”。
(113) 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9节中，普林尼提到一个名为“乌提多尔西”的民族，而梅霍夫将此改定为“乌提·奥尔西”。今人托勒密在其有关艾茅斯山中的西徐亚人的论述中（第六章第14节），使用了“阿拉诺尔西”的名称。托马歇克、赫尔曼等人则一致主张这个民族的名称应该改称为“阿兰尼·奥尔西”。对古代民族的考据，其要旨本在于将由于文献传抄等原因造成的读音错误一一剔除，恢复原始作者的字与音。以上所讨论的，即是此种情况。那个古代民族的名称在某一情况下发生了歧误，而接着又被两位传抄文献的人错录了下来，他们一位用的是拉丁文，另一位用的是希腊文。如是，根据马卡特在其《埃尔兰历史考证》一文中的观点［见《语言学报》增补刊第10期（1905年）第85～87页］，两种古名称中的“奥尔西”字根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一点是得到认同的。
(114) 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0页。
(115) 根据考古学材料，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即塞拉西人领地）在公元1世纪时是与中国接壤的，详见M．I．罗斯托夫特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32页。
(116) 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被赫尔曼、基斯灵和克雷奇默尔所揭示，见RECA，第九卷（1914年），1178、1181、2245页。但他们的观点是这条道路在察里金或萨拉托夫越过伏尔加河继而向东延伸，经过奥伦堡通往西尔达亚。不过他们这一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
(117) 维望·德·圣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49页。卡尔·纽曼：《在斯堪特人地方的希腊人》，第一卷（柏林，1855年），213～215页。约翰·阿伯克诺姆比：《史前及上古时代的芬兰人》，第一卷（伦敦，1898年），7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4页。
(118) A．M．托尔格伦：《彼尔姆人研究》，载于ESA，第3期（1928年），92页。
(119) 见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笔下之古代中亚及东南亚》（巴黎，1930年），217页。
(120) 有关这些名称的考证，见米勒所编之托勒密《地理》（1883年），429页。卡尔·米伦霍夫：《德意志古文化研究》，第三卷（柏林，1892年），95～100页。赫尔曼：《萨姆尼提人》，载于RECA，第2期。
(121) 弗雷德里希·夏德：《张骞——中国经营西域的开拓者》，载于JAOS，第37期（1916年），96页。J．J．M．德·格鲁特：《纪元前时期之中国西域》（柏林，1926年），15～16页。
夏德主张所谓“大泽”即亚速海，但此说未被接受。一般认为，当为里海或咸海。
(122) 见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4年），44页。
(123) 同上注，152页注5。
(124)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0页。
(125)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5～196页。亦见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页注5，559页注1。
(12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0、168页。
(127) 见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59页。以上两种译文出自P．A．布德伯格博士。
马端临的记述由于出自后世，故不具有历史的权威性，阿贝尔·莱姆萨的译文（载于《亚洲史新论》，巴黎，1829年），239～240页，则是被经常引用的。
(128) 关于Hsp-sǒ，见格鲁特：《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29页；关于Hap-suo，见伯恩汉德·卡尔格伦：《中文及中日分析辞典》（巴黎，1923年），第823条及第75条。
(129) 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463页。
(130) 见罗伯古籍书局出版有关斯特拉波文献中H．L．琼斯所写段落中的注释。
(131) 维望·德·圣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127页。
(132) 亚历山大·冯·洪堡：《中亚细亚》，第二卷（巴黎，1843年），179页；约瑟夫·马尔卡特：《艾兰史研究》，载于《语言史研究》，增补本第10期（1905年），83～84页。
(133) 欧仁·卡韦尼亚克：《罗马之和平》（巴黎，1928年），238页。
(134)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第十八卷（1885年），594页，而德文译书（《伊朗史》）直至1888年才出版。
(135) 夏德：《中国与罗马东境》（上海，1885年），139页注1。
(136) 夏德文，载于JNCB第二卷，第21期（1886年），215页。
(137) W．托马歇克文，载于SAWW，第117期（1889年），37页；又见其《奥尔西》，载于RECA，第一卷（1894年），2569～2660页。
(138) 关于这些名称的特点，见康拉德·米勒：《古罗马疆域行旅考》（斯图加特，1916年），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章，第三十四章。
(139)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一卷，251页。亦见249页。
(14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59页。
(141) 马尔卡特文，载于《语言史研究》增补本，第10期（1905年），84～85页，240～241页。
(142) 夏德：《金斯米尔先生与匈奴人》，载于JAOS，第30期（1909年），41～42页。
(143) 例如，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07、120页；基斯灵：《匈族人》，载于RECA，第八卷（1913年），2585页。
(144) 格鲁特：《匈奴史》，229页。
(145) 见卡尔格伦：《分析辞典》中第238及1052条的语音分析。
(146) 格鲁特：《中国西域》，15～16页。
(147) 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61～562页。
(148) 艾德瓦·苏艾斯：《地球之面貌》，第三卷，H．B．C．索拉斯译本（牛津，1908年），160～163页。以上各山脉之联系见于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其《中亚细亚》第三卷（巴黎，1843年）中之论述及地图。最近的有关信息，则见于伦敦1931年版陆军部办公厅地图处所编之“中亚地图”（第2版）。
(149) 见W．W．罗克希尔（即柔克义）：《威廉·卢布鲁克行记》（伦敦，哈克路特研究会，1900年），254～255页。这段路程为2600英里，他历时2个月又10天。
(150) 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路线，见亚历山大·冯·洪堡：《中亚细亚》，第一卷（巴黎，1843年），389～411页。威尔赫尔姆·托马歇克文，载于SAWW，第117期（1889年），1～70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6～114页。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笔下之古代中亚及东南亚》（巴黎，1930年），34～51页。G．F．赫德森：《欧洲与中国》（伦敦，1931年），27～52页。
(151)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248～253页及地图。
(152) 本文提到的这些史实，详见格鲁特：《匈奴史》，62、79、221、227页。约瑟夫·马尔卡特文，载于AGWG，第13集（1914年），第一卷，65～68页。
(153) 格鲁特：《匈奴史》，221页。
(154)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61页。
(155) 马尔卡特上文，65～66页。
(156) 见阿尔伯特·赫尔曼：《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册》（剑桥，马萨诸塞，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24、26～27页。
(157) 关于天山北部车师民族的不同王国，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7页，第8期（1907年），210～211页；格鲁特：《西域》，159、161～162页。关于车师前、后王庭，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49～586页；欧文·拉梯摩尔：《鞑靼民族》（波士顿，1930年），146～148页。
(158) 关于匈奴与乌孙和丁令的战争，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2～123页，第21期（1895年），104、113、263页；格鲁特：《匈奴史》，62、199～200页、202、220～221页，227、253～254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10～511页，545～548页，705页。
(159) 此项考古发现是威尔赫尔姆·拉德罗夫完成的，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248页；A．A．萨哈罗夫：《阿尔泰山的出土文物》，载于JAI，第55期（1925年），37～57页。关于贝莱尔山区发现的文物，见萨哈罗夫：《西伯利亚考古资料》，载于ESA，第3期（1928年），132～140页。
(160) G．O．伯罗夫卡：《科兹洛夫探险队1924～1925年在蒙古的考古发现》，载于《考古学报》副刊，1926年，341～368页。W．P．叶茨：《科兹洛夫探险队的发现》，载于《伯林顿学报》，第48期（1926年），168～185页。E．H．闵斯：《北亚发现的小青铜器》，载于《考古学报》，第10期（1930年），1～23页，这些器物之年代为公元前2年，见8页。约阿希姆·维尔讷文，载于ESA，第9期（1934年），258～269页。
(161) J．G．安德森：《联通欧亚的道路》，载于JRAS，1929年，422～425页，亦见其《草原之路》，载于《远东历史博物馆馆刊》1929年第1期，143～163页，安德森将此四省份称为尤克星（黑海）、亚纳尼诺、米努辛斯克和绥远。
(162) 叶茨文，载于《伯林顿学报》，第48期（1926年），173页。
(163) E．H．瓦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剑桥，1928年），207～208页。关于库班古墓中发现的中国文物，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336页，及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第132页；关于德国发现的中国文物，见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莱茵河地区的中国文物》，载于《环球学刊》第88期（1905年），45～49页。
(164) 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5页。关于黄金带扣，可参见文献总目中“欧亚北部民族艺术”的有关条目，亦见于保尔·伯希和文，载于《通报》，第26期（1928年），139～143页。
(165)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页。
(166) 可比较帕克的系列论述，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107、111、117页。
(167)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7页。
(168) 格鲁特：《西域》，第33页。又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3页。
(169)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页。
依中国典籍记载，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贡品”，但又予以“馈赠”。帕克在其《中国的历史、外交与商业》（第2版，伦敦，1917年）第42页中指出：“所谓古代之贡物，实为一种贸易形式。”欧文·拉梯摩尔在其《满族：冲突的摇篮》（纽约，1932年）第111页中说：“对历史上给宗主国进贡的部落的真正地位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显然，许多的贡品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形式，这些贡品是由专门的官员统一收购的。在一些典型的事例中还可看出，向宗主国缴交的贡物，其实就是变相的赋税。而另一方面，作为对纳贡部落的回赠，其价值又往往远大于贡物本身。”
在《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一文（载于《地理杂志》1938年第91期，12页）中，拉梯摩尔进一步论述：“在我们有所了解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据说明通过进贡或交易而达成的交换对于草原游牧部族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见上文，14页）：“奥尔肯的土尔克斯人原本是游牧部落，但他们与中国和土尔奇斯坦的绿洲地区开展了大量贸易活动（正如早年匈奴所为一样）……奥尔肯的土尔克斯部落首领们渐渐变成了某种生活奢侈的君王，他们的收入已远不止是其部民以牛群上缴的贡赋和为其专门提供的服务。”此外，还可引用W．W．柔克义在其《喇嘛的土地》（纽约，1891年）第141页中的论述，尽管这段论述是针对现代情况而言的：“人们不无惊奇地注意到，蒙古人和西藏人的首领们是怎样垄断在各自领地上的贸易活动的……一个蒙古人如果知道其头领有马匹或骆驼要出售的话，他是不敢将自己的牲畜拿出去进行交易的，或者，如果这个部民斗胆私下出卖了一头牲畜，他定会将所卖得的钱物的一部分上缴给头领，以求得头领宽恕他冒犯了所定下的规矩。”
(170) 见威廉·里吉卫：《纯种马的起源及影响》（剑桥，1905年）；萨利姆·贝克：《蒙古马》（天津，1926年）。这种矮种马迄今仍是外蒙古的主要马种，见查尔斯·贝尔：《争夺蒙古的斗争》，载于JCAS，第24期（1937年），62页。
(171) 此问题本是极有意思的，但本书不作探讨。参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44～45页。夏德文，载于JAOS，第37期（1917年），102～103页，109～113页。格鲁特：《西域》，35～42页，110～111页。尤其见于W．W．塔恩：《希腊陆军与海军之发展史》（剑桥，1930年），77～83页，156～159页，及W．P．叶茨：《马匹——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载于ESA，第9期（1934年），231～255页。
(17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9～560页。
在马可·波罗的《黑暗之国》一文中，他这样写道：“那里的人们拥有巨量的皮货，他们有名贵的紫貂，有貂皮、北极熊皮、灰鼠皮、黑狐皮及其他各种珍稀毛皮。他们都是从事贸易活动的猎手，积贮了无数的皮货。与之相邻的‘光明之国’的人们从他们手中购买这些皮货，因为有‘黑暗之国’的人将皮毛运到边境上做交易。商人们便购买这些产品，并从中谋取暴利。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国家的边界就与大罗西亚相接。”（玉尔书，第二卷，484页，亦见于486页。）
(173) 普林尼：《博物志》，第三十四章，145节，第三十七章，204节；《红海航行记》，第二节之39。沃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157～159、362页。哈德森：《欧洲与中国》，63页。
(174) 关于当时时局情况的消息传播的速度，可以从卢布鲁克所记载的自蒙古的卡拉库鲁姆到伏尔加河需要70天这一事实来推断。在北方地区，根据安东尼·坚金森的报告，冬天乘雪橇，3天可以行走400英里。
(175) “罗克索兰尼”或“罗克萨拉尼”的意思，在闵斯书《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的120页中认为是“金发碧眼的阿兰尼”，而在罗斯托夫译夫的《伊朗人与希腊人》115页和255页中则认为是“白色阿兰尼”。
(176) P．J．沙尔发利克在《斯拉夫古代文物》第一卷（莱比锡，1843年）545页中提到阿兰尼人相邻的部落。
(177) 见《外海航行记》第二卷，39节，W．H．斯考夫译（费城，1927年）。
(178) 马尔卡特：《论柯曼尼之民族性》，载于AGWG，第13期（1914年），182页注1。
后来，阿兰尼人被改称为“阿斯”或“阿西”，又被俄罗斯人称为“亚西”，见艾米尔·布莱什赖德：《中世纪研究》，第二卷（伦敦，1910年），84～85页。
(179) 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3页。
(180) 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前揭书，第三十一章，第2节之13、16、17页，杨格译。
(181) 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中，记载了阿兰尼人的一次入侵，并认为他们是“西徐亚人的一种，正如前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住在顿河两岸和亚速海一带”。这一推论对于继《犹太战争史》之后而作的《上古犹太史》中的任何记叙均未起到参考或引导作用，但却使得几乎所有的读者费尽心机地去查阅以前所提到的有关情况。H．圣约翰·萨克雷则认为：“（《犹太战争史》中的）这段引述前文的话，很可能是约瑟福斯在无意中从某篇与犹太历史无关的文字中引用的。”关于《上古犹太史》之创作情况，可参见萨克雷所著《约瑟福斯：其人及其历史学》（纽约，1922年），及《不列颠科学院学报》，1930年，15～18页。
(18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