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在重大事件和那些休闲读者感兴趣的八卦新闻之间，常常有着巨大而根本的差异，在那片兵荒马乱的土地上，真正的重要性似乎仅仅和那些转瞬即逝的人物与事件有关。
从表面上来看，相互敌对的将军们所进行的斗争、漫长的围困进攻、饥饿和灾荒、各省的叛乱，以及发生在城市中的趁火打劫，似乎都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件。这类事件的发生会吸引驻华记者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过不了多久，不断发生的人间悲剧就会逐渐丧失掉它们对记者的特别吸引力。
举例来说，本书作者就突然发现那些在1925年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将军经过四年时间，已经大部分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有些已经入土，有些隐居在佛教寺院，还有些躲在异国他乡过着可耻的富裕生活。他们来了又走了，他们的胜利和失败对中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像夏天阳光下蜻蜓的绚丽多姿对一年里季节的更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这些表现浮华的绅士们在为他们无法控制的权力而作战时，当他们杀害同胞、毁坏家园，驱使他们的部队像蝗虫一样进行破坏时，更重要的事情一直在中国发生着。
例如，在过去的两年里浙江省有超过一百家电灯厂开业，这一发展对成千上万的浙江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根蜡烛的火焰显然不利于人们读书看报。或许成千上万曾经在黄昏时分就早早入睡，以及那些昏昏沉沉吸食鸦片的浙江居民，现在正在电灯下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
在中国，很多乡镇和城市仍然会遭受烧杀抢掠，但与此同时，兴建了图书馆的乡镇和城市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祖先崇拜仍在中国延续，但如今几乎所有的沿海乡镇和城市当中的人们都在热烈地讨论是否应在那些大型学校中开设外国培训的妇产学来作为控制生育优先选择的公共课程。
“杂闻”这一内容零散的章节是根据四年来在中国许多地方生活和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心理感受写成的，它可以帮助外国读者了解在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1929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成不变的中国”发生了一起颇富戏剧性的变化，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的一所房子搬到了另一所房子，而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笔酒店的账单。
一开始溥仪在天津的日本租界租了一所舒适的宅邸，每月租金为650块银圆，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财力正渐渐变得捉襟见肘，于是只好搬到了一所每月租金只需要300块银圆的小一些的宅子里。
在溥仪搬家的那天，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笔价值1.7万银圆的酒店账单，他及他的妻子、秘书、保镖在这个旅馆里只住了15天。同时，南京政府还赏赐给酒店的服务人员总共1500块银圆的小费，并且向北京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赠送了1000块银圆作为礼物。
1929年的夏末有一些刚刚十几岁的男孩因受到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指控，而被国民党领导人批示逮捕。引用中国媒体的报道来说，就是国民党集会“表决他们有罪”，在没有进一步审讯的情况下他们在同一天被处死了。
同一个月，在大上海中国法院的管辖下，一名被判有罪的杀人犯以一种新的、残忍的方式被处决。这个被定罪的人，双手捆在背后，脖子绑在了一个十英尺高的十字架横梁上，然后他脚下站立的桌子被踢开了。几名身强体壮的刽子手抓紧他的双腿，使劲地摇晃，但那人一直挣扎、扭动了20分钟。他最终是因为被人踢到腹部而死亡的。
在上海诸如这个中国罪犯被绞刑处死的细节司空见惯，因其太过令人震惊而无法见诸报端。在上海华人管理的地区，囚禁女性的监狱其条件可能就像过去描述的欧洲中世纪的监狱一样。
1929年10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漂亮的小女孩梅芳子年仅16岁，满心欢喜、满脸微笑地坐在精心刺绣的花轿之中。花轿穿过上海的大街小弄前往正等待她的新郎的家。她的新郎叫许福泰，是一个水果店的老板。
但在半小时之后，当轿子跨过丈夫家的门槛时，漂亮的小梅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小新娘死在了轿子里，大概是由于突发的心脏衰竭。当她的尸体在丈夫住所门口的轿子里被发现时，碰巧新郎租赁的住房和店铺的主人就站在附近。
房东是一个深受陈旧迷信思想影响的人，他坚信如果将死去的新娘带进房子里，倒霉的日子就会降临到房子主人的头上。
于是房东狠心地决定：“如果她不能像其他新娘那样按照习俗走着进去，那么她就不能到家里去。”房东还专门找来了警察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那位极度悲伤的年轻新郎雇了两个健壮的苦力，他们比起担心坏运气更需要的是钱。新郎把新娘尸体的左腿绑在一个苦力的右腿上，把右腿绑在另一个苦力的左腿上。然后，这两个苦力大踏步地走进商店，接着又走进了更远一点的起居室，年轻的新娘毫无疑问就行走在他俩中间。
上海狂热的爱国青年不赞成一切外国的东西，他们喜欢公然地给穿着外国款式或进口面料服装的中国妇女和女孩盖上印记。
这些年轻人将大的橡皮图章和红墨水印盒藏在他们的长袍里。当他们看到那些冒犯他们爱国心的年轻女性时就像“开膛手杰克”一样迅速地在那些女性的衣服上打上醒目的汉字：
我不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因为我穿的是外国货。
然后爱国者们很快就消失了，留下那些歇斯底里的年轻妇女们向充满敌意和嘲讽的人群做解释。
生活在偏远的甘肃和新疆的传教士在他们的报告中声称：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和持续的食物短缺使这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习俗，那就是已婚男人向外出租他们的妻子。
有时候这种合同的租期只有一两个月；但有时候是长期的租赁合同，期限可以长达两年或三年，且费用是预付的。长期的租约通常是由于一对不幸的夫妇为了能够得到足够的钱来保证将一个受他们垂青的孩子抚养成人。
但是，如果被租来的妻子在离开丈夫家很远的地方生下了任何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就属于租她的那个人，当她回到丈夫家时，她也就失去了对这些孩子所有的权利。
星期天下午五点在上海莫扎迪斯酒店（音译）宴会厅入口。一辆豪华轿车行驶到路边，一对穿着外国服装的年轻中国夫妇下了车。
就在汽车门关闭之前，可以瞥见车里有一个华丽的黄铜痰盂牢牢地固定在地板上，后座上放着两个小方靠垫，上面苫着绣有热情邀请的黄色字母“请坐”的蓝色缎面方巾。
洮州（今临潭）是一座位于甘肃省的古城。1929年春天的百姓起义以休战告终，由于害怕报复而逃进沙漠里的百姓，被官方邀请回到自己的家园。当他们列队行进到城门口时，每个成年男子和男孩都得到了一份保证对他们宽大处理的护照。据统计，有超过6000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返回了洮州城。
随后，中国驻防部队的指挥官对人群开始训话并宣布省长已经下令给每一个成年男子和男孩提供了大麦以作为一个星期的口粮。他们必须从南门出去，交出自己的护照以换取大麦，然后再返回城里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好奇的美国传教士走上城墙，看到大批的成年男子和男孩们走到南门外的阅兵场上，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大麦的发放。
突然，中国士兵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男人们发起了联合攻击。佩剑、匕首和左轮手枪迅速地把被困人员变成了这场复仇诡计的牺牲者。在城墙内等候的妇女们，听到了城墙外的喧哗之声，开始了歇斯底里地叫喊。
很快，南门外面一片寂静。接着，疯狂的妇女声嘶力竭地奔涌而出，试图辨认出哪个是她们亲人的尸体。
官方统计当天晚上埋葬的尸体总数为2996具。
一轮又一轮的军事危机频繁袭击着中国的城市，在内陆针对外国人的谋杀和绑架越来越多。这些事情交织起来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必然会引起严重的恐慌，但这里是如此的司空见惯，并使得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培养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然和沉着态度。
当战场上士兵的尸体顺着河流漂过广州这座城市时，外国人会漠不关心地登上汽艇沿江而下去高尔夫球场，甚至在得知进攻的部队距离他们大约只有20英里远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枪炮声引起了任何言论，那也只不过是一种不经意的言论，说它们听起来比前一天更近一些或者更远一些。
在上海，尽管叛军可能已经切断了距离租界只有25英里的上海至南京的铁路，枪战就发生在毗邻租界的地方，租界内的生活仍然照常进行。
在上海大型的外国酒店里，外国人（以及数量不减的有钱中国人）会带着他们一贯的热情去参加茶点时的舞会。与往常一样多的玩儿家聚集在各种会所的酒吧、牌屋和麻将馆的房间里。当然，自卫队采取了预防的警戒措施，但是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被记录下来。
1926年的北京，当进攻者距离这座城市只有12英里远，从城里最高酒店的屋顶就能看到炮火时，舞会仍然在空中花园举行，在古老的北京墙上散步的人比平时还多。
但是，在1928年的夏天北京城里人们的无动于衷被极度的焦虑所取代，因为原来在这里驻防的北方派系军队已经撤走许多天了。当国民党军队攻占山东省省会济南府时，与日本人进行了激烈的冲突。国民党对许多新占领的城市进行了广泛的洗劫，并对那些被认为与旧政权有瓜葛的中国平民百姓来了个“秋后算总账”。
除了留下大约3200人维持秩序之外，所有北方的士兵都已经从北京城里撤出。北京城厚重的城门紧闭了六天。整整六天，没有人能从这座古老的灰色城墙里出去或进来。在这六天里，铁路、电话和电报线路都被切断了，除了公使馆区的无线装置，北京完全与世隔绝。
接下来在6月5日夜晚，一项制订好的计划被宣布：第二天早上十点，国民党军队将从南门进入北京，而在同一时间北方的小股留守部队将从东北门出城。
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中挂着一轮将满的明月。银白色的月光下是那座偌大的北京城，一百多万人口拥挤在已经毫无用处的中世纪城墙内，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这座巨大的灰色城市静卧在那里，仍然保存着其他动乱留下来的鲜活印迹，书写着古老的人类历史。北京希望和平地被接管，几乎所有的住户都准备了一面蓝白相间的国民党旗帜，但同时也担心随时可能会听到对紧闭的城门发起进攻时的第一声呐喊。
除了源源不断、危言耸听的谣言、不断上涨的物价和令人担忧的蔬菜、鲜肉供应短缺之外，刚刚过去的这几个晴朗、炎热的六月天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6月5日的夜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狭窄的大街小巷几乎一片寂静，北京城里特有的低沉洪亮的嗡嗡声也平息了。在平时，从早到晚任何时候都能听到人们发出非常大的嘈杂之声。
洒满月光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士兵，甚至连警察也都藏了起来。但是，当接近使馆区时能发现大量的士兵，英国的、日本的、法国的，还有美国、意大利的海军陆战队员。
日本人守卫着进入使馆区的马可·波罗大门。使馆区围墙上架着带刺的铁丝网，大门的两侧和墙上都架着机关枪，用来扫射沿着道路和护城河外巨大的露天斜坡一切可能靠近的敌人。
宏大的六国饭店 [1] 里空空荡荡。六个妇女，没有一个是年轻的，害怕地在大厅里挤作一团低声地交谈着。她们与旁边一个平静的英国男士形成了近乎荒诞的对比。这个英国绅士穿着一件晚礼服，端正而刻板，白色的手帕掖在左边的袖筒里，只露出一个角。他独自坐在那里，啜饮着黄色的利口酒。
使馆区南部的边界就是古老的北京城墙了，顺着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城墙漫步下去，除了能看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肩膀上扛着步枪来回踱步的身影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人了。
北京大面积居住着汉人的区域位于城墙南门以外，那里也有较为矮小的封闭城墙，同样保持着不同寻常的沉默。没有任何活动的声响从那个居住着30万人口的地区传过来，目光所及的街道上冷冷清清、空无一人。
北边黄色琉璃瓦覆盖的偌大面积的紫禁城里没有亮着一盏灯。几天前张作霖元帅和他的政府遗弃了它，逃回了东北。
皎洁的月光照耀着紫禁城的屋顶，仿佛给它上了一层釉子，同样的情形也曾出现在1644年新旧王朝更替的过渡时期。就在满族人从北方胜利进京之前，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在煤山的亭子里上吊自杀了。满族人建立了一个新王朝，一直统治到1912年。但是在这个月色如水的夜晚，已经沦为平民的年轻溥仪——那个曾经强大的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却在天津的外国租界里过着潦倒的生活。当征服者的军队再次叩响中国古老都城大门的悲剧上演时，溥仪被忽略掉了。
站在北京墙上，从美国使馆的建筑群望过去，只有11英里远的西山，黑色的线条清晰可见。那天下午，敌方的骑兵出现在距离北京9英里的颐和园。颐和园坐落在修建着庙宇的西山脚下，它是由慈禧太后耗资五千万银圆建造的，小溥仪也是这位太后选出来继承大统坐上金龙宝座的。慈禧太后是当年引发中国和北京陷入六月危机诸多事件链条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那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故事了。
傍晚时分，当绚烂的晚霞染红了昆明湖上盛开的荷花，颐和园周边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那个夜晚，许多士兵的尸体倒在颐和园道路两侧的杂草和沟渠之中，他们黄色的脸庞在月光的映衬下变得更加毫无血色。所幸的是这场战斗终于结束了。
在6月的那个夜晚，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骑兵和步兵在北京城外集结。这些身着制服的士兵对时局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被汗水打湿的灰色制服上沾满了灰尘和泥土，当黎明到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踏进北京古老的城门。月光洒在紫禁城的屋顶上，也洒在这成千上万的灰衣人身上，他们的步枪和刺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而此时的北京在静静地等待、等待……
在洒满月光的屋顶下，在泛着白色月光的城墙里边，在成千上万棵巨大古树的黑色阴影里，北京人默默地蜷缩在一起。北京人在疑惑、在猜测这些彻夜行军的人一旦进城之后会成为自己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会抢劫吗？他们会杀人吗？
那天晚上的北京，不只成千上万的汉人、满人、蒙古人无法入睡。还有公使馆里的美国公使保持着警醒的状态，他再一次仔细地检查将所有美国公民都接入公使馆内这个相对安全区域的方案。他正试图和位于天津大沽港口附近的美国战舰匹兹堡号取得联系。公使馆大楼里的无线电台整晚都在嘀嘀嗒嗒地发着电报，终于联系上了在天津指挥着34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史沫特莱·巴特勒将军。巴特勒将军的二十四架飞机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发现北京出现麻烦的迹象就可以马上起飞来进行救援。他的二十四辆轻型坦克和五十多辆卡车也已经安排就绪。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的焦虑观望中，美军发动机里的油和水一直保持在合适的加热温度以便能够快速地启动。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15步兵团的两个营也做好了随着开拔的准备。
那天晚上的北京，对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公使来说同样意义重大，他们大部分在大沽口也停泊着军舰，在88英里外的天津驻扎着做好准备的地面部队。那天晚上的北京，有1800名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公民被困在这座城墙高耸的城市里，还有大约2000名日本公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挤进了日本的使馆大院。
那个夜晚，所有公使馆卫队的指挥官们也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静观其变。
距离意大利公使馆最近的通往使馆区的大门被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把守着，他们身穿深蓝色的制服，头戴白色的帽子。英国士兵架着机枪，守卫着离英国使馆最近的大门。
向北穿过使馆区北部宽阔的林荫大道，就会看到一幢由美国使馆卫队的士兵们保卫着的俱乐部。那里没有别人，除了五个身穿白色长袍、受到惊吓的中国仆人。
但他们并没有害怕到无法给客人上冰镇的德国啤酒，他们中的一个人随意地选择了一张唱片，是由巨大管风琴演奏的“欢乐颂”。扩音器里传出的“欢乐颂”动人的和弦，融入到北京那个决定性夜晚的寂寥之中。
明亮的月亮，漆黑的阴影。才晚上十一点，街上就空无一人。几乎看不到一丝光亮在建筑之间的缝隙中闪耀。各家各户的门窗都被紧紧地关上了，一些大门刷着红色的油漆，那是中国人心中承载着幸福的象征。
“欢乐颂”还在耳畔回响。
沿着狭窄、空寂的小巷前行。巷子太窄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并排通过两辆黄包车。但问题是一路上根本碰不到其他黄包车。
过了一会儿，在一个角落里音乐再次响起。这是传教士们在内陆旅行途中携带的手风琴发出来的声音。一个尖细的女高音用英语在演唱：“耶稣爱我，我知道——”
“欢乐颂？”
又过了一个急转弯。融入月色中的赞美诗那颤颤的歌声突然中断了，就像一颗子弹可以中断祈祷或者诅咒一样。
再转一个弯，又是那熟悉的红色大门和那白墙环绕的家。
世界突然沉寂下来了。
等待。
柳树，静静地站在月光之下，甚至连它在地上的黑色阴影也一动不动。
红色的幸福大门关闭了，上了闩。
耳朵可能会因为听到一声击碎了美好夜晚的枪响而紧张。
但是只有寂静和等待。
当类似于汉口或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遭到袭击或被占领时，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会用大字标题进行报道。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却对1929年5月发生在乳山的恐怖罪行一无所知。
乳山城位于山东省东部，远离铁路，离海也不是很近。1929年春天，几位从前的军阀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在山东东部发动了一场失败的叛乱。褚玉璞将军是这场叛乱不走运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一年前曾担任直隶省的军事长官，统治着3000万人口。当褚玉璞和他率领的4500名武装起来的苦力及土匪士兵溃退到乳山这个小城内，一场持续了13天的围攻就开始了。乳山城里居住的大约2万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变成了刀俎之上的鱼肉。
在这13天的围困过程中，守城的官兵将400多名妇女和儿童绑在城墙上，他们躲在这些活体盾牌的后面向下面的进攻者开火。
但是围攻突然结束了。褚玉璞的士兵们犯下了如此惨绝人寰的劫掠、淫荡暴行，以至于城里的妇女和姑娘为了不受凌辱而按照事先想好的计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乳山城内唯一的水源深井里。她们不断往下跳，直到这个水井被这些疯狂自杀者的尸体填满。
接下来乳山投降了。
但褚玉璞并没有受到惩罚。他甚至没有被这支大获全胜的高呼效忠于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队关押。
在中国，谁也说不准。今天的敌人很可能下个月就是宝贵的盟友。
于是，尽管褚玉璞在乳山臭名昭著，但仍被安全护送到海边并被允许携带价值40万的银条和银圆前往朝鲜。
虽然南京方面没有惩罚褚玉璞，但几个月后，山东东部的农民们对他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在他轻松流亡返回山东后被乳山地区的农民抓到，他们为他挖了一个深坑，把他活埋到只露出脑袋，然后踩实了周围的土壤，之后人们又默默地围成一个铜墙铁壁般的圆圈，看着炎炎烈日和为所欲为的巨大红蚂蚁黑蚂蚁陪伴着他们原来的统治者阁下。
1929年春天的4月6日到13日，大城市承德在被南京“国民党”部队从“叛军”手里重新夺回之后忍受着恐怖的统治。国民党的部队因吸纳了各路土匪强盗其力量有所增强，而盗匪团伙则被默许尽情地去抢劫以作为效忠“中央政府”军队的奖赏。
H. C.佩林先生，一位在承德从事烟草生意的美国人，在一间苦力的泥土屋子里藏了7天。他看到一些中国妇女和儿童在街上被屠杀，他看到一些市民被端着刺刀的士兵赶回到他们已经着火的房子里，然后这些挣扎尖叫的受害者伴着士兵们的笑声在熊熊大火中死去。
H.加布先生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他的运气简直糟透了。在藏身之所被发现后，他被剥去了全部衣服，捆住了手脚，赤裸裸地在泥水里拖来拖去以供暴徒们取乐。最后还被一名士兵用刺刀刺伤了左边的大腿。
1929年12月的广州。一名受雇于南京政府的年轻中国飞行员，刚刚完成了一次向9个村庄投下炸弹的飞行任务。那些村庄被怀疑在白天可能隐蔽着一些“装甲”部队并准备在黄昏时分恢复对广州的进攻。
顺便提一下，这些摧毁村庄的炸弹是从一架美国制造的战斗机上扔下去的，而战斗机则是在美国国务卿的许可下出口到了中国。
这位年轻的飞行员，端着一个大玻璃杯优雅地啜饮着白兰地酒，发表着他的观点：
“很快中国就会被从空中统治。不，空军不会像陆军和海军那样被一个又一个派别多次收买。——哦，不，我们也不支持现在南京的那群人。一旦我们足够强大，我们就会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当飞机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时，我们为什么要为南京派打仗，或者加入什么别的派别？我们要团结起来，让整个国家都听从我们的。”
两天后，中国红十字会向南京发出一份正式的抗议，反对战斗机轰炸无辜村庄的行为。但是，直到1930年1月、2月和3月，美国制造的轰炸机依然在出口许可的政策之下，带着美国国务卿的“良好祝愿”，陆续抵达上海。
反对南京的派系想要联合抵制美国的贸易，他们宣称出口这些战略物资无异于干涉中国的内政，并在中国内战中偏袒某一派系。
但是，南京政府得到了华盛顿的正式承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因此被解除了。难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拒绝向另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出售战争物资吗？
最初的错误是同意正式承认南京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尤其是在中国远未统一，而南京政权只会空洞地声称将实现稳定或拥有权威。但是如果没有得到承认，国民党就会公开抨击“帝国主义的”华盛顿，并且会指责美国为了“阻挠革命”，拒绝支持他们。
与中国的饥荒、恶政、背叛、腐败等黑暗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省会济南府展现出的另外一番景象，慷慨而仁慈的中国人并肩合作开展经济救济工作，并且开办了一家医院，收治那些未被各个派系妥善照顾的受伤士兵。
蒋太晨和何辰强携手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观，虽然他们在宗教、财富、个人背景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上是如此的不同，就如同白天与黑夜一样。
蒋太晨50多岁，曾经是一名传教士，后来成为收入颇丰的教授。但是，他放弃了教书生涯转而致力于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薪水只有他做教授时的四分之一。蒋在济南府管理着一家红十字医院，在饥荒时期他还管理着粥厂，每天为成千上万的饥民提供食物。
何辰强现在已经快70岁了，是一位大家公认的非常富有的“老派绅士”。他曾供职于已故慈禧太后的旧帝国军队，积累了很多财富，他从金钱方面大力资助了蒋太晨的救济事业。有一段时间他曾担任满人统治下的察哈尔军事长官。在1921年，他为自己所在省的饥荒救济基金提供了75万银圆。
何先生有四个妻子。
何先生这一类型的人很少谈论政治。如果现在的军阀能说服像何先生这样的绅士接受“顾问”一职，他们将感到自己很有“面子”，但何先生这样的人往往明智地选择避免介入公共事务。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如今的这些军阀和政客。
像蒋先生和何先生这样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不是耍嘴皮子的。他们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的心情因为中国同胞们的未来依然处在困境与黑暗之中而感到非常沉重。
1929年秋天，南京政府坚持要取消治外法权，并坚持让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接受中国法院和法律的裁决。此时，已故千万富翁盛宫保 [2] 的四个儿子，向南京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很长的请愿书。
这份请愿书反对官方下令没收他们已故父亲留下的价值1500万两白银的遗产，其中500万两的遗产已经被捐赠给了上海及其周边的中国慈善机构。
官方下令没收盛宫保的财产，声称那是他在清王朝时侵吞的不义之财。
但盛宫保的儿子们指出，盛本人已于1916年去世，况且他在1911年就结束了原来的政务工作，即使他们的父亲曾犯了什么罪过，中国的诉讼时效也已经过了。尽管此时正值南京外交部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他们有意愿和能力在中国法律和法庭之下，“保护所有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在政府的监督下，没收财产（甚至包括那部分捐赠给慈善机构的财产）的过程仍在迅速地进行。
在华生活的外国人每天都在讨论中国对外贸易的未来，他们不仅在银行和其他商业区讨论，也在俱乐部的酒吧、餐厅和私人晚宴上讨论，其看法从苦涩的悲观到玫瑰色的乐观什么样的都有。
其中悲观者表示：“中国又回到了舢板运输、人工搬卸的阶段。她的河流正在淤塞，她的铁路将很快停运，她还将把所有的外国商船从她的内地和沿海的水路中赶走。”
而另一方则会争辩说：“未来将会是不可限量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外国制造的物品变得不可或缺；十年前的奢侈品已经成为今天的必需品了。”
一家大型公司的负责人宣布：“我们的公司正在从所有的内陆站点撤出所有的外国人。今后，我们应该通过中国的代理商来进行交易，我希望看到即使在上海的办公室里也全是中国人。我们必须把业务移交给中国人，或者停止把我们的货物进口到中国；中国的排外宣传正在产生这样的效果。”
“我们已经放弃了四川”，另一位悲观论的信徒说。“宜昌上游180英里长的河道上有13个独立的收费站收缴运输税，在支付了13个站点的税费之后，我们的商品就太贵了，四川人根本买不起。”
有关美国失业和“萧条期”的流言，引起了许多在华做生意的欧洲公司领导人的巨大震动。他们担心美国国内的竞争压力、大量的生产过剩以及失业加剧，会促使那些更加吃苦耐劳、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踏入外国的土地。
他们说：“你们的资本家知道，每5000名在国外成功的美国商人最终会为本土的1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利用美国现有的资本和你们毫无疑问的机器与工厂的优势，美国很可能会赢得世界贸易的控制权。”
“美国几代人都具有拓荒精神，他们征服了很多无人居住的地方。由于剩下的无人区要么难以到达，要么根本不适宜开发，因此美国人的开拓本能正在实现突变，他们正尝试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取得胜利，换句话说，在那里同样可以找到最棒的贸易机会。”
1928年到1929年间，“示众的囚笼”经常出现在中国，这种笼子通常被用来惩罚那些无视抵制日货联盟的规定，坚持经销日本商品的中国商人。在1928年5月，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在济南发生冲突后，抵制日货的联盟就在许多城市迅速成立了。
这种“示众的囚笼”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使用历史，通常是用竹子或柳树制造而成的。关在里面的犯人必须站起来，而且常常要踮起脚尖，因为他的头要从笼子顶部的一个圆孔中伸出来。把犯人关进去以后，再用绳子把笼子紧紧绑住，牵引到离地面20英尺高的空中。笼子的底下挂着长布，上面写着这个倒霉蛋犯下的过错，所有路过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对犯人进行口头谩骂或者向他们抛撒肮脏的东西。
在抵制日货联盟的控制下，日制商品的许多不幸经销商被关进笼子里长达48小时，或者直到他们同意交出反日联盟要求的“罚金”时为止。
日本政府经过多次官方抗议，南京外交部最终给予的答复是：政府也没有办法“干涉民族主义的爱国行为”。
辜鸿铭现在已经去世了，但他在1928年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老绅士，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当时他的书在中国非常受欢迎。辜鸿铭出生于19世纪中叶的槟榔屿，名义上是英国人，但他总是不屑于寻求这种重要的特殊身份给予自己的庇护。后来他被从槟榔送到苏格兰接受教育，在25岁之前他从未到过中国。当他来到中国时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同胞们身上的污秽、气味和社会习惯使他反感。但很快他就改变了，正如在晚年时所描述的那样他已经变得“比中国人本身更中国了”。
“权力必然使我们孤独”，辜鸿铭在他去世前不久宣称。“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长期内战的问题。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呐喊和投票的权利基础上的。中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呐喊和战斗的权利基础上的。美国人可以通过选票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靠子弹来解决。”
“中国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推翻旧王朝让最出色的人获得权力。她总是在长时间的战争中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她必须忍受自己的混乱，直到胜利决定出谁是那个最出色的人。只有胜利才能证明谁是正确的。”
“过去的中国有太多腐朽的学问。而如今的中国则是有太多半生不熟的夹生学问。我们因听信了那些受过半截子西式教育、随时都会做一些蠢事出来的留学生的错误认识而蒙受损害。”
“我们的整个历史表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知识分子的不满引起的，更确切地说是由学生阶层的不满引起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经历岁月的苦难，直到他们退出历史的舞台，国家实质上被强盗掌管。”
“在我看来，那些列强所谓的‘善意干预’，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从1914年到1918年，美国和欧洲玩着一种叫作‘世界大战’的洋麻将游戏。即使中国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善意地介入那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也会导致大片陆地被毁坏，数百万人被杀，还有数百万人被推到无比悲惨的境地——即使中国已经强大到足以采取那样的态度也是不正当的。”
“现在，我们中国正进行着一场规模比世界大战小得多的麻将游戏，同样，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如果介入我们这场毁灭家园并让数百万人遭受苦难和死亡的决斗也是毫无正义可言的。”
“我们中国经过了很多年的天下太平。一个不知道如何战斗的国家是不可能独立的。确实，它还不配独立。自1911年以来，我们唯一的进步就是知道了在战争中如何去打仗，这并不是一个危险的迹象。”
辜鸿铭对美国人出钱在中国开展博爱、慈善的事业心怀冷嘲热讽之意，他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得简洁而不近人情。他声称：“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向我们输送了太多自己的害人精——我称之为三个P's，指的分别是爱国者（patriots）、政客（politicians）和教授（professors）。当然传教士就更糟糕了。”
“爱国者们对美国的一切事情都推崇有加，以至于他们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任何优点。政客并非政治家，他们以非常狭隘的视角来看待远东事务所牵涉的复杂问题，并且自诩为外交家。教授们认为他们学有专长并且掌握某一领域的特殊知识，因此，他们有资格针对外国天空下发生的每一个棘手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
“至于传教士，老一代的传教士都在忙于传播福音和慈善工作，他们是非常杰出的先生和女士。但是，现在的大多数传教士都在花费时间试图去教授所谓的‘新学’，并且干涉我们的政治事务，而这些事情毕竟与他们无关的。他们已经远离了杰出二字。”
“在我看来，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一个所谓善意的对华政策，即把大量金钱花在了资助中国年轻人赴美接受教育上。这些半瓶子不满的学生回国后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拥有的只是你们美国人生动描述的‘膨胀自负的头脑’。我们在教育中需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把你们的政策颠倒一下，派你们最能干的人来了解并帮助我们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把最聪明的孩子从我们身边带走，然后用你们的方式把他们教导成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们的主要困境在经济方面。例如，美国担心大量廉价中国劳动力的涌入会扰乱美国的工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此，美国关闭了对中国移民的大门。但当中国面临外国机器和它们生产的廉价产品大举入侵的时候却无法关上大门，而这两方面的入侵毁掉了我们，使我们数以百万计的熟练工人和苦力无事可做，正如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涌入美国会打乱你们的工业计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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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时期北平使馆区的一家外国公司开设的酒店。
[2] 盛宣怀（1844—1916），江苏省武进县人，曾担任清朝邮传部尚书，晋封“宫保”，时人亦称为盛宫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