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由诸多唯利是图却毫无国家主义信仰的将军率领的联合武装力量，最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地区，通过这支人员庞杂的国民党军队，南京政府将直至东北边界的整个中国置于自己名义上的统治之下。
曾是北京的独裁者，并且恢复了旧日帝国时期许多规章和仪式的张作霖元帅，在乘坐火车撤回自己老巢首府的途中被炸弹炸死在奉天城的郊外。
在那年夏天，古老的北京城又见证了一场伟大或者说近乎伟大的盛会。单就军事活动而言，这场革命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事业。关于复兴建设、解散军队、启动庞大的公路和铁路建设项目等问题都开展了充分的讨论，以便让退伍军人可以找到新的职业。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被告知中国的统一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的事实。那些对和平的长期性持怀疑态度的人被冠以“顽固派”“反动派”甚至更难听的称呼。
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一批与众不同的文职和军人领袖涌入了中国这座古老的都城。当对这些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和他们的政治、军事记录冷静客观地加以分析之后，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内战必将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一些领导人的愿望很好，而且也丝毫不必怀疑他们的诚意，但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执政联盟必然会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
在攻占北京和天津之前的三个月里，大部分战斗都是由所谓“国民军”完成的。这支由30万强劲的、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的队伍在1926年早春被逐出北京之后，完成了将近7000英里史诗般的行军，其路线是先向北、向西，在蒙古国南部回旋后又适时地回到中国遥远的甘肃省，从那里向东通过陕西省和河南省，并从南面发动了对北京地区的攻击。
当然，还有国民党的千军万马也已经通过山东向北奋勇前进了。
还有山西的军队已经越过了山西东部的太行山脉，从西边直逼北京。
当桂系将领率领着6000人的警卫队从东北角捷足先登地进了北京内城后，他们的6万名军卒就围着北京的外城墙扎下了营盘。
桂系的一个将领最精练地总结了对1926年夏季形势的乐观看法。他在一次向美国通气的官方谈话中宣称：“一些新生的事物已经出现在死气沉沉的中国，变革的力量正在这片利己主义者无法控制的古老土地上被释放出来。”他继续说道：“那些缔约国的使节，也就是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大多数外国人，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就中国领导人而言这些新生事物是真实的，就中国成百上千万的公民而言，这些新生事物还要再加上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的诞生。”
“那些不了解新中国的人相信，一旦国民党攻占了北京就会发生分裂。他们用曾经正确地判断北方军阀的旧标准来评判我们。因此他们预料，我们一定会为战利品的分配而发生争吵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是表面上的奇迹已经发生，即便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够真诚，但还是认识到，如果今天我们依然试图遵循旧的自私的制度，那么立即就会失去我们的追随者、支持者，我们绝大部分的力量。”
这些话语听起来冠冕堂皇，也非常符合外国人的胃口。然而距此讲话还不到9个月之后，桂系就于1929年3月发动了针对南京政府的武装叛乱。
在1928年夏天西北军同样满腔热情，但到了1929年5月，他们的军队却开始挖掘战壕，并且炸毁了铁路桥梁以阻止南京方面军队的前进。另一位在1928年夏天宣布已经完成了统一大业的将军也于1929年初离开了南京，随即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并着手进行战争的准备。
桂系军队当中6万名士兵的命运是说明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的一个很好例子，无论他们在什么时候被贴上什么标签，都是纯粹的雇佣军，愿意为任何原因或任何派系而作战。
当桂系将领在1928年6月率领军队北上北京的时候，如果任何人表达出对他们拥护国家主义和效忠南京政府持怀疑的态度，都只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和谩骂。但是当他们在1929年初逃走时，这一庞大军队的指挥权完成了权力的交接并且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新的桂系领导曾在1927年表面上效忠南京政府，后被南京方面打败之后逃到了日本。他被南京政府斥责为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的敌人。但还是这个人，在1929年初得到南京方面的批准从流亡的日本回国，并在华北登陆接管了桂系的6万名精卒的指挥权。
中国各派系的将领们频繁地改变着效忠对象，其原因许多是出于纯粹的国内政治考虑。一些人被认为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是左翼的追随者，反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一些将领无疑是南京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因为他们对第三届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本来有望被从各个地方支部和省级总部中选举出来的左翼代表所主导，但南京政府认为此举会让政府的稳定受到威胁。因此，许多左翼代表被禁止履行其职责，其空缺的席位被南京专横指定的人选所取代。对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指控，以及对蒋介石想要成为独裁者野心的推测，也激怒了许多头面人物，使其成为南京政权公开的反对派。
这种混乱的局势导致了许多“清党”运动，南京政权的支持者提议驱逐整个集团中的反对派。那些被驱逐的成员和派系理所当然要质疑驱逐的合法性，并且宣称党的机器已经被“篡党夺权者”控制在手中。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发生的这些内部纠纷无能为力，但它们有权利对这些唯利是图、朝秦暮楚的忠诚进行权衡，对这些因内部纷争而足以导致中国连绵不断内战的情形、对促使超过四亿人口越来越接近赤贫进行评估和权衡。
中国的这种内部局势不仅毁坏了她的铁路，吞噬了她的税收，而且使得遣散中国庞大军队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还逼迫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强取豪夺的亡命之徒。
1926年春天的广州不仅被中国之外的世界忽视，甚至被上海嘲笑，但一股强大的革命浪潮正在那里汹涌澎湃。这股革命洪流破坏的潮头一直冲进了2000英里之外北京城的大门，直到1928年夏天才开始渐渐退去。
如果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和繁荣，那么这场付出巨大成本的经历也算是值得的。但是现在占领北京已经将近两年时间了，内战没有结束，国家没有统一，军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庞大。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和宣传人员被逐出国民党以后，那种象征着1926年革命运动的热情几乎已经消失殆尽。
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位将军和政客都在反复地表达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以及对已故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主义的拥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口头上的表态。对大多数地方军阀而言，他们如今所关注的所谓对“党的忠诚”，就如同每一位中国将军在1911年至1926年间曾宣称对“对共和国的忠诚”一样言不由衷。
这种情况最令人沮丧的一点是，中国人民曾在1927年至1928年间，将国民党军队看作把他们从北洋政府无法忍受的腐败和恶政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拯救者，但如今他们不仅希望破灭而且生活更加艰辛。
两三年前的承诺未曾兑现，南京政府也并未能真正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困窘状况。虽然它不得不进行一场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以便巩固政权的托词足以成为重建工作失败的理由，但这个借口并不能化解中国民众的失望情绪，也不能使中国的不幸变得稍稍容易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