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
过去二十五年中，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个反常现象即将得以终结。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终结这种现象？是采用和平手段，还是暴力血腥？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一个腐朽没落的中国，西方国家对此完全不了解。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受到屈辱的中国和受到冒犯的列强之间签署了一个条约。迄今为止，这个条约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让中国依附于那些列强。他们控制着中国的关税，增加了在华租界，在京城使馆区增设防御工事，用坚船利炮巡航长江，派遣士兵巡逻京奉铁路等。
正是在依附列强的背景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现代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也不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它首先是一场纯粹的中国革命运动。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无疑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不过是偏远地区的一个小规模战斗而已。它推翻了没落腐朽的清政府，但取而代之却是令人畏惧的愚昧无知、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军阀混战。
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国家意识的觉醒，一是民众的觉醒，二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但无论如何，它是一场自发、强大的大众运动，它也将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甘肃东部平凉（原文误作Pin=tschou）附近的古代佛教寺院
回顾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既令人扼腕叹息，也有诸多不解之处。
前者是最后一位真正的清朝公卿，他愤世嫉俗，冷漠傲慢，专横跋扈，深受旧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操纵着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木偶剧。更重要的是，他擅长使用各种新式口号，如革命、议会、民主等，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即袁家王朝。总体而言，他在1915年试图要恢复帝国的举措，是最后一次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的尝试。在那方面，他悲哀地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华帝国。同时，孙中山带着他自己所有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描绘了一个依稀可见的政治架构，试图开启一个崭新的中国。但不幸的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悲壮遗言，令人扼腕叹息。
事实上，袁世凯是有机会在支离破碎的清王朝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的。可惜的是，因受个人野心蒙蔽，他白白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年里，军阀割据，横征暴敛。所以，当他在1916年夏天倒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军阀混战，争权夺利，民不聊生，整个中国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916至1925年的中国政治，将永远成为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张勋复辟，很快被段祺瑞消灭。段祺瑞又同张作霖争雄。黎（黎元洪）两次出任大总统，每一次都以耻辱结束。吴佩孚在北京城外打败了张作霖，但冯玉祥又在背后给吴佩孚一刀。冯玉祥曾一度是张作霖不太确定的盟友，后来干脆就成了他的敌人。张作霖把势力延伸到长江流域，结果被孙中山打败。孙中山曾一度是一颗崛起的新星，但很快就陨落了。
除了研究中国政治的历史学家以外，其他人恐怕很难对十年间中国政治中各种复杂的事件、背叛、争端保持持续的兴趣。这些背叛、争端让热爱和平的人民饱受贫困之苦，让一个繁荣的国家饱受生灵涂炭。就是在这样一个毫无意义、动荡不安、毫无希望的军阀混战中，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崛起。“打倒军阀！”不仅成为投笔从戎的学生们的口号，也成为河南农民运动“红枪会”的口号，他们见兵就杀。
如果说，民族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国内政治现象，它产生于将这个国家从明显的无休止的内战中解放出来的努力，那么，我们会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大众运动会如此敌视外国人呢？
在相当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最小阻力规律”。在每一个政治灾难中，它都会迫使民众去寻找药方。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攻击一些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邪恶势力。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寻找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所有旧时的口号，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不公正的治外法权等，都为组织严密的宣传机构所利用。一些人群对此深信不疑，已经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例如，有些人说，天主教的修女在收集中国小孩的心脏，把它们作为特效药高价卖到外国去，等等。
但是，总体而言，这种仇外心里的产生肯定有一定的原因。确实，尽管外国势力在利用手中一切权力保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权，如控制金融、租界、治外法权等，但这些特权是在不同时期通过条约形式得到的。从1901年以来，外国势力有时也试图让中国人来处理上述相关事务，前提是中国人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要符合西方的标准。
例如，在军事发展方面，在20世纪初，也就是义和团时期，中国刚开始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一支军队。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外国军队可以轻易打败中国的新式军队，这也减轻了各国驻北京使馆的压力。然而，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华各国竞相教授中国人战争的技巧。来自军工企业的那些代理们低价投标、相互串通，试图给中国人提供军舰、大炮、步枪、弹药等，谋取私利。要知道，在以前的中国，军人实际上是处于社会底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月，我来到北京，这个城市里挤满了各种商业代理、放高利贷的骗子等。确实，如果北京的六国饭店（Hotel Wagons Lits）会说话的话，我们一定会听到很多有趣的商业政治内幕。
精神文化领域的进展也颇有相似之处。传教士到此开拓新的道路。中国人讲求实际，对于宗教问题能够容忍，但并不关心。所以，中国人不太理解为什么外国人要来中国传教，他们会想，这些人来中国传教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传教士的攻击，如在山东对德国传教士的攻击，就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另外，天主教传教士经常介入中国的司法审判，在法庭上为皈依天主教的中国教徒辩护，这也给中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一座纪念碑，其中部在1920年12月16日的地震中被毁。固原县，甘肃东部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学习机构，如小学、中学、医学院和其他专门学校。他们在这些学校开展西方教育，开设各种课程，同时宣传基督教教义。这些学校独立运营，不受中国政府管理。
传教士在中国兴学兴业，在他们自己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是慷慨无私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跟他们原来的想象还是有差距的。也许因为很容易就能学习基督教，接受基督教培训，了解基督教教义，也许是因为基督教宣扬的思想过于温和，所以，讲求理性、追求实际的中国人觉得很难理解。他们会惊讶甚至怀有恶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洋鬼子天天在忏悔，他们到底在中国做了什么恶事？
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外国学校里，在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现代教育机构中，在日本、美国、欧洲的大学里，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那里学习，他们深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从文化层面来看，这种了解有助于现代中国更好地保护自己。
看起来，西方国家，特别是它们在东方的外交代表，好像还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变化给中国军事、工业和文化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充斥着太多的战争物资、工业产品、教育机构和教会团体。但直到两年前，中国仍坚持认为，中国政治不应改变，一切应该保持原样。
正是因为未能及时觉察到中国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暴，加上外国势力未能提出具有建设性、开放自由的政策，所以，当政治风暴发生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接下来，我将详细探讨这些事件的过程。
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外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声望急剧下降，这也是最近几年刚发生的事情。1917年，当张勋在北京上演复辟闹剧时，有几个星期，北京城处于一片惊恐混乱中。在这期间，外国人的家是他们中国朋友寻找庇护的安全之所。当时，我家里就住着四位中国夫人和三位中国先生。我还借给了一位居住在北京城西南的中国朋友一面瑞典国旗。
而现在人们认为，在出现动乱的时候，外国人最好不要展示他们的国旗，相反，躲得越远越好。
不可否认，外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下降、形象受损不仅是因为中国发生了民族主义运动，同时也有外国人自己短视政策的结果。
对白种人形象在东方的第一个打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及其盟国从白种人战线中分离了出来。事实上，在此之前，东方人一直认为白种人是团结一心的。中国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局势的发展，加入了协约国；他们解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公使馆的武装，拘留了公使馆人员。但是，在停战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法国军队中的黑人士兵在晚上抢劫了使馆区的德国商店。不仅是德国所有的商人和银行家，就连他们的家庭教师、工匠都“赔偿”给了协约国。中国人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对白种人的印象显然不是正面的。
另外一个外国因素，也同样对白人在东方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打击，那就是白俄逃亡者。1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以及接下来的那个阶段，大量逃往中国。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23年5、6月，我从河南经过陕西到甘肃省会兰州时，看到大量白俄士兵涌入中国。我第一次碰见这些白俄逃兵的时候，是在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观音堂和潼关之间发生的一次沙尘暴时。我看见一辆车接着一辆车，车上的男人们灰尘满面，妇女裹得严严实实；车子突然从黑暗中出来，转瞬又消失在沙尘之中。大部分年轻人看起来都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的相貌带有鲜明的俄国人的特点。他们也许是白俄的士兵，被红军赶到中国境内，并被缴了械的。但是，很多年长的人都是那种贵族类型的，很明显，曾经是官员或者军官。
在一个月的旅途中，我多次碰见这样的情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一个中国的小村庄，我们在那儿过夜。我发现一位有点年长的俄国妇女，她在挨家乞讨。她转向我的时候，我发现她面容华贵，但略显沧桑。我冒昧地用法语跟她说了一句话，她脸上立刻现出兴奋的表情，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回答我。她说自己是一位将军夫人，经常出入圣彼得堡的沙龙。我在跟她分享自己简单的晚餐时，她讲述了自己如何拖着疲惫、肿胀的双脚到处流浪，她已对生活失去希望，打算踏着受难之路（Via dolorosa），回到自己的故乡。
左宗棠将军修筑的贯穿甘肃的大道
我注意到，在涌入中国的这些白俄逃难者中间有各式各样的人：年轻人，老年人；无产者，贵族；无知的农民，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完全不同职业的人。带着俄国人友好、开朗的性格，他们大部分人已经做好了应对困难考验的准备。在这一年中，这些逃难的人逐渐在一个或另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尤其是在上海和天津，居住着大量的白俄移民。
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有时近乎挨饿的状态，他们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避难社区中诚实、守法的成员。
但是，许多奇怪的命运却发生在这些外来移民的身上。许多幸福、漂亮的俄国女孩为了谋生，被迫做了妓女，有些是公开的，有些似乎是秘密的；一些军阀甚至把她们纳为自己的小妾。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俄国领事的一个仆人把自己的妻子卖给了一个有钱的中国人，为此得了一笔不错的收入。我有理由认为，这个事情的安排是涉事的这位妇人的主意。
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讲那些逃难到中国的俄国人。他们多数人勤劳、勇敢、有进取心，能靠诚实的劳动养活着自己。但是，我还想说一下他们中间落入乞讨或直接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些人。
去年回到北京时的那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白俄流浪汉或罪犯被关在北京的监狱里，这给北洋政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几天后，我亲眼看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几个白俄移民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一位中国珠宝商每天晚上会推着一辆小推车，把自己的珠宝存在离六国饭店不远的地方。第二天早上，他就推着小车经过前门大街，把珠宝推回到自己的商店。有些俄国人发现了这个规律，就想着抢劫这些珠宝。一天早上，当这些珠宝装上小车后，三个持枪的俄国男人开着一辆汽车，司机是一个俄国女人。这些人开了几枪，射向这些不喜欢跟人争吵的中国人的胸膛，然后把绿色的珠宝劫到汽车上，立刻全速开车向城北逃窜。在后门大街值班的一个警察看到一辆汽车全速开来，立刻意识到可能是一辆违法车辆正在逃窜。他开了枪，迫使车停了下来。这样一来，参与抢劫的四个人都被抓住了。
要充分理解这些白俄移民对在华外国人声誉的严重破坏，很有必要观察，最近几年，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可怜的穷人，以及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批评，几乎所有在华外国人都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除个别以外，多数人都能够在中国人面前举止得体，表现诚实。我自己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必须表现得像个绅士，因此，1925年秋天，当我来到北京饭店（Re Grand Hotel de Pékin），看到大门口站着两个社会最底层的俄国人，行为粗俗、衣衫褴褛地在那儿乞讨，旁边拉黄包车的中国苦力带着鲜明的幽默感在那儿调皮地微笑，我感到非常震惊。
中国的一些军阀不仅将俄国女人纳为小妾，他们也把俄国男人招募到兵营，带上战场。山东总督张宗昌，首先招募了一个白俄旅，委派其做最重、最危险的工作；如果这些人落到了苏联红军顾问的手中，肯定就没命了。
在东北地区的火车站，到处都可以看到长者大胡子的白俄，他们穿着中国警察的制服。这些可怜的白种人，为了一点薪水，不得不在中国主人的手下干活。他们薪水微薄，如果是瑞典警察知道此事，可能不敢相信。
每一位头脑清醒、不偏不倚的观察家肯定会感觉到，这些白俄无产者以一种致命的方式，严重损害了在华外国人的声誉。他肯定会对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感到愤慨，因为这种短视行为严重威胁了白种人在东方的事业。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苏联政府不会在乎，也不会采取措施来管理这些逃到中国的白俄移民，因为他们公开和苏联政府作对。但是，其他国家有责任，稍微花一点钱，建立一个管理有效的机构，就像他们在南美、澳大利亚或者非洲采取的措施一样，结束这股难民潮。要知道，这些不幸的逃难者正充斥着妓院、监狱和贫民窟。
这种短视的惰性已经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结果，1925年的中国，为苏联开展宣传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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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白俄”指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离开俄国的俄裔居民，通常他们对当时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大多数白俄移民在1916年到1920年期间离开俄国，人数估计在90万到200万之间，这些人主要是沙俄旧贵族、军官、政府官员及家属，以及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官员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