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丁文江博士曾对我说，“洋鬼子”（foreign devil）不应理解为辱骂，而是动物学里的定义。人类有黑眼睛和黑头发；魔鬼有红头发和绿眼睛。因此，外国人属于后者。这简单明了、无可争议，就像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e，瑞典植物学家）依据植物的生殖器官将植物加以分类一样。
根据他的类比，这位精明博学的博士当然正确。但是，在拥挤的大街上，当孩子们或者愤怒的暴民围追堵截一位外国人，怒斥其为“洋鬼子”时，这就是骂人的话了。
尽管中国人素有克己自律、圆滑老练、和蔼可亲的优良品质，但他们总是斜眼盯着外国人，对异域的蛮夷谨慎设防，究竟原因何在？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直到最近，中国人一直深信，天朝上国有普世文化、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博大精深的文学和艺术。
天朝上国的周边是一些蛮夷部落，他们尚武好战，有时挑起事端。但是在文学、教育和治国理政等方面，他们还差得远。蛮夷的头领们定期向皇帝进贡。当天子在北京召见他们或其使者时，他们要叩头，即伏身跪拜，以头叩地。
北方的游牧民族，先是蒙古人，而后是满族人，都曾挥师南下，并分别建立了元朝和清朝。他们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之后都衰落了。然而不久后，这些蛮夷王朝显露出汉族文化的特征，他们的占领也主要是军事上的征服和政治上的统治而已，对于汉族的精神传承则影响甚微。
汉族成功地东山再起，又成为核心、领先、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直到他们遇到新兴且强大的因素。他们有充分理由称这股力量为“白祸”。
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欧洲争抢地盘的政策推进到远东，都给中国带来了新形势。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国不断地艰难探索。在《满人与革命》那一章，我们已经指出了这种探索的一些鲜明特征。
纵观18世纪和19世纪头20年间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19世纪初时，在东方横行霸道的英、俄、法三国在技术装备上远远不及它们如今的水平。船坚炮利的西方军舰，列队侵入中国领海，耀武扬威、抗议“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的远征军，以惩罚义和团之名，攻入北京。毫无疑问，晚清政府无力招架。但是，当时的西方技术装备远不及当下的水准。西方发明和完善了各个领域的新机器设备，就像雪崩一样，来得快，猝不及防；去得也快，转瞬即逝，这可能预示着如今西方文化的短暂辉煌。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捷报频传，一路高歌猛进，走向前方更宏大的目标。
洋鬼子持续增强的实力，及其研发恐怖死亡机器的无限潜能，让落后的晚清统治者感到疑惑不解、坐卧不安。
但是如今中国人已经从惨败中吸取了教训。洋人煞费苦心终于在1875年才修成了上海到吴淞的一段铁路，竟被清政府赎回并勒令全部拆除。从那之后，其他主张占了上风。德英两国分别承建了津浦铁路；德国修建了胶济铁路；比利时和法国修建了卢汉铁路（北京卢沟桥至汉口）和陇海铁路；法国在云南修建了滇越铁路；俄国和日本也在东北修建了铁路。
北京城墙旁的铁道
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了京绥铁路1，该路段穿过了困难重重的南口。这段铁路设计精妙、坚如磐石，被美国铁路建造业的同行公认为中国工程的典范。
中国人迫不及待地掌握了外国人的所有技术发明：机关枪、迫击炮、飞机、无线电报、暖水瓶、电影放映机、理发工具和自来水笔。
在精神层面，中国人也对西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学生们读尼采的书，用汉语表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学生群体中广受欢迎。北京的一个油画流派遵循着西方的艺术原则。大都市的小资青年都崇尚爵士乐和短发。吸食鸦片也“与时俱进”，摇身一变，成了注射吗啡。沿海大城市里，这种毒品广泛流传于拉洋车的车夫们中间。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列强的军事和技术装备得到了大幅改进，但是它们政治理想的进步却不大。尽管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各国官方都做出了各种保证。事实上，它们对土地和权力的贪婪没变，殖民政策中对弱势“有色人种”的漠视也没变。
欧洲列强在19世纪末对晚清的暴力征服政策，必然导致1915年日本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英国正有条不紊地悄悄加强其在西藏的影响力；俄国又试图组织蒙古成为其附庸。几年前，法国曾想把天津的一部分土地据为己有，但与中国谈判未果。一天早上，法国警察悍然占领了该地区，造就了“既成事实”。这种做法激起了他国对法国的冷漠，但很快一切都被淡忘了。法国也得偿所愿，继续占有该地区。
俄国和日本，作为与中国接壤的近邻，有天然的优势通过友好方式在中国争取利益。但令人吃惊是，因为两国的所作所为，他们失去了本应触手可及的支持。
由于两国人种都是黄种人，日本在华的地位尤其有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发展迅猛，一跃跻身强国之列。它凭借“富国强兵”，有绝佳的机遇成为亚洲的老大。它本应保护准备不足的中国，来抵制欧洲列强咄咄逼人的政策。当然，日本政治家心中也明白，这项任务伟大且鼓舞士气。但是，日本觉得需要为激增的人口寻找出路，这使日本采取了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列强更冷酷无情的行动方案。还应指出，中国有肥沃的平原和丰富的矿产，这些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阀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因为日本自然资源匮乏。后果就是，日本利用军队、外交压力、工商代理进行渗透。这一政策让日本控制了大量适合农业移民的地区，还有许多中国最珍贵的矿场。同时，这也让中国人强烈怀疑并暗中憎恨日本。日本侵略政策的两次巅峰分别出现于1915年和1919年。1915年的“二十一条”企图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1919年“安福系”为了继续掌权，通过向日本借贷，抵押了国内大量极珍贵的资源给日本。“安福系”后来彻底垮台。但整体来看，尽管日本咄咄逼人，中国人对时局的正确判断和独特的消极抗日能力基本成功了。这种成功体现在，自1919年之后，日本采取了更加怀柔的政策：经常提及日中两国的历史渊源和友好传统；在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类似“门罗宣言”）的基础上“发展日中友谊”。
曾经的俄帝国意图非常明显。有目共睹的是，它向东经过西伯利亚平原的原始森林，一路直达太平洋沿岸。但是，这里的海岸线是常年被冰封冻的。由于渴望更温暖的海洋，它转而向南，到达中国的东北。日俄战争的重创，使得俄帝国相对收敛了许多。但是，中国人确信，它依然本性不改、虎视眈眈。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了。这一场暴风骤雨，把贵族统治下的帝国变成了共产主义的伟大实验田。苏联政府的对华态度也焕然一新。新政府的领导人主动放弃了所有本国领土之外的土地诉求，以及之前与其他列强通过辱华合约而得到的其他好处。他们声称其他大国的对华政策是帝国主义行径，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表示支持并大加赞赏。此外，1924年中国与苏联签订新的协定时，由于两国都是幅员辽阔、举足轻重的大国，苏联政府提议，把中苏两国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这一提议，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经过苏联的精心设计，中苏双方互派大使。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外交使节仅仅是公使级别，这使苏联的驻华大使仿佛鹤立鸡群。他国的公使们一度很傲慢，之前不愿承认苏联使节们的能力和才智，但经过苏方的这一大胆举动，现在发现自己在苏联驻华大使面前低人一等了。
这一崭新的起点令他国羡慕。从此以后，中国唯独对苏联更加亲近。但是，后来诸多原因导致中国人公开谴责这一结果。例如，仅中国北部的中东铁路，两国就有严重分歧，因为苏联在中东铁路上占有太多的利益。
在中国的附属地外蒙古，新成立的苏联也深度渗透、控制了政府和军务。起初，苏联红军入侵外蒙古是因为新政权要根除白俄的残余势力。这些白俄视外蒙古为最后的集结地，他们也没有被北洋政府解除武装。但是，当白俄被消灭后，在外蒙古首都库伦的苏联人貌似已经扎根下来。曾经的外蒙古政府被年轻的新政府取代，新政府与苏联人密切合作，并在苏联军官的领导下组建了蒙古人民军。
如果以上事件仅仅和中国遥远边界上发生的事件相关，倒也无关紧要。考虑到其他列强编织了大量谎言来抹黑苏联，可想而知布尔什维克必定在中国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工作来维护形象。孙中山和他在广东领导的国民党公开与苏联共产党合作。苏联也在上海开展了宣传工作。据说，冯玉祥和他的西北军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而最近他本人还在莫斯科受到款待。此时他正在北京北部与张作霖和吴佩孚作战。后果是，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局势异常紧张，因为北洋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冯玉祥。
苏联积极支持冯玉祥，日本则协助张作霖，虽然是以比“苏冯联盟”更加隐蔽的形式。在冯玉祥和张作霖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苏联和日本的对抗，这两国是争夺东方霸主的宿敌。没有什么比外国势力卷入中国内战更让爱国知识分子震怒了。以金钱和军用物资为形式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帮助败军之将东山再起。外国的干涉使任何强者都无法将对手斩草除根，进而统一全国，所以干涉实质上延长了内战。
由于美国外交官们对中国展示出的公正和考虑周到，列强之中，美国的地位令人尊敬。
在19世纪临近结束时，欧洲列强们瓜分了中国的沿海地区（请参考《满人与革命》一章），他们的“势力范围”威胁到整个中国的领土。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在给欧洲列强和日本的通知照会中提议：要保证中国的民族独立；各国在中国享有平等的权利。海约翰提议背后的原则被称为“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只有英国充分肯定这一政策，但是他的照会有力地帮助美国打击了其他列强在华建立“势力范围”的计划。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要向各国赔款。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从中国向美赔款总额中退还其中将近1100万美元。正是用这笔钱，在北京城西北角之外建立了清华学堂，学堂的目的是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深造，接受高等教育。从正式运营的1911年起，该学堂大概派遣900名学生赴美。毫无疑问，这有助于在中国传播对美国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庚子赔款是分多年分期支付的。最近，美国又带头发起了退还所有庚子赔款的运动。美国政府已经向中国归还了所有的赔款，用以发展中国的科学和文化等事业。管理这笔经费的委员会有十一名成员，其中八名是中国人，只有三名是美国人。
英、日、法、俄这四国也宣布愿意放弃中国尚未支付的余款，省下来的这笔钱最好用来发展中国的教育。但是，比起美国政府，四国政府显示出对这些基金有更强的控制欲。例如，英国人几乎垄断了其名下的基金会，仅允许一位或最多两位中国人进入。日本人则想让东京的外务省来领导位于中国的教育基金会。经过漫长的谈判后，他们才同意基金会的成员中，两国代表各占一半。
中国人民热情称赞美国的做法，对于英日处理类似问题的做法，则深表怀疑。
因为倡导门户开放政策，海约翰在中国人中备受好评。最近，美国政治家们在中国又取得了新的胜利。
为了报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贡献，协约国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划给了日本。中国虽然较晚时才加入协约国，而且并未直接参与战事，但是由于中国派出大批苦力做志愿军，在后方提供了宝贵的后勤支援。所以，中国认为有权收回德国曾经强占的青岛及其在山东霸占的矿权和铁路。但是《凡尔赛和约》的决定有利于日本，激怒了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在1921年华盛顿召开的裁军会议上，美国帮助中国取得了更好的解决方案。日本承诺把曾属于德国、后据为己有的山东利权归还中国，之后也履行了协议。
会上，英国也承诺把威海卫归还给中国，尽管双方进行了长期谈判，目前尚未归还。
我在本章中使用“白祸”这种措辞，肯定让很多读者震惊。之所以用“白祸”，部分原因是1890年代列强们对中国的掠夺性政策；部分原因是外国人控制之下租界内的管理不善，这导致了我在《上海的五卅惨案》那一章中所描述的于去年爆发的悲惨事件。
白种人耀武扬威地横行于世界，铺路的却是侵略者们屠戮当地人民后的累累白骨。
白种人在北美大陆定居后发了横财、蓬勃发展，他们人多势众、逐渐排挤了文化相对落后的族群。在野外生活中，那些生龙活虎的土著们开发出高度发达的机能，他们至少有生存的权利。
在白种人占领全球的过程中，最黑暗的就是西班牙人征服了大部分的美洲大陆。蒙特祖玛（Montezuma）和印加文明（the Incas）曾是美洲最发达的土著文明，但是他们的王国被残忍地夷为平地了。
印度古文明的家园、澳大利亚辉煌的石器时代世界、非洲的大草原和雨林，更不用说两极地区白雪覆盖的海岸，都有万恶的侵略者肆虐的痕迹。“有色”人种，还有陆地上、海洋里的大型野兽，都被驱逐和屠戮。征服摩洛哥的枪炮声刚刚消逝。甚至南太平洋那些沐浴在阳光下的小岛，也难逃厄运，因为外国人带来了险恶的烈酒、梅毒和肺痨。
了不起的是，位于远东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成功顶住了白种人的进攻。这要归功于日本快速且成功的革新，以及中国和平抵抗的惊人耐力。尽管此刻的中国内战频仍、乱成一团，但是列强们不再想着瓜分中国了。可以看到，中国一开始虽然无能为力，但这位东方巨人正在逐步赢回民族独立。在“五卅惨案”中，外国人知道最后有所让步是可取的，例如在关税方面。尤其是美国，甚至讨论过废除治外法权。
外国人越早认识到这是对待中国唯一可能的方法，就越容易解决东亚这一道难题。最重要的是，让中国人自行解决内部的纷争。此外，在华的洋人务必谨记，自己只是客人。既然作为客人，就必须尊重并体谅主人家的风俗习惯。所有列强越早且越彻底地一致支持这种胸襟开阔的人道主义政策（迄今为止仅有美国支持），才能越早解决世界政治中最艰巨的难题之一。
在我力争对待中国要公平的同时，我也绝不无视以下事实：各国驻京的大使馆也有任务：要代表并维护其重要利益。
任务之一就是要保障各国对华贷款的安全。其中第一笔贷款是1913年北洋政府的重组贷款，高达2500万英镑，以盐税为抵押，由中外共同监管。近些年，这笔款项越来越多地被“我行我素”的将军们没收。任务之二更加重大，就是确定治外法权的问题。“治外法权”这一庞杂的短语，表述的是外国人通过条约在中国获得的特殊地位，包括外国在华侨民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以及确保他们仅接受本国领事法庭的审讯和判决的特权。
“治外法权”同样在日本和土耳其也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近土耳其强悍的凯末尔政府毫不客气地废除了这些“投降条约”。
毫无疑问，北洋政府的“投降条约”也会不复存在。但很显然，中国现在的司法体系专横武断、尚不健全，政局也不稳定，所以目前不能像他国那样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给外国人。要根据中国司法效率提高的进程，分步骤、分阶段地废除治外法权。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
一方面，我强烈谴责列强们对待中国的某些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我也深知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白种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并使其掌握了改善物质生活的强大杠杆。我十分要好的一位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西方世界给中国文化的最佳礼物就是科学的方法，即系统收集数据并借助一切可能的比较方法去分析它们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非常愿意感谢我们文化的贡献。
然而除此之外，中国人更多的是怀疑。很多我们称之为人生格言的话，在他们眼中要么像枯叶，要么更糟，是嘲讽的对象。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欣然并自豪地断言，大批曾在东方工作过的外国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重，因为他们技术精湛、清廉诚信、满腔热忱地对待职责。哪怕是经常处理棘手任务的外交官们，中国人只要提起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也都是赞不绝口。
为中国政府工作过的外国人大多口碑不错：他们从不收受贿赂，而且有很强的职责神圣感。其中很多人能力一般，还有一些人虽勇气可嘉但力不从心。即便如此，还是有佼佼者脱颖而出，他们是我们的荣耀，也给中国人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在上海的纪念像
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可能是这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中最有名的了。他重组了晚清的国内消费税制度，并且使海关的工作走上正轨。海关的关税成为清政府最可靠的收入来源，即使在最动荡不安的时期，海关也始终是稳定的财政支柱。赫德的改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海关的关税。他还以奇高的效率创建了覆盖全中国的邮政服务。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棘手的难题，他还身兼两职。这员干将还帮助晚清发展了科学事物。他积极创建了北京的一所高等院校——京师同文馆。他孜孜不倦、高瞻远瞩，海关掌控出版了优秀的统计信息，是了解中国最好的渠道之一。
安格联爵士（Sir Francis Aglen）是现任海关总税务司。他与赫德爵士不同，但他代表了另一种英国人的优良品质，那就是绝对的诚信和对自己职责的坚定信念。他致力于巩固政府内部贷款，还让海关免受外部的盲目影响。他兢兢业业、明智审慎，这使他成了为中国服务的外国人中的一位典范。
1913年北洋政府为了筹措重组贷款，以盐税作抵押，所以盐税管理要被重新安排，让外国人也参与其中。英国人理查德·戴恩爵士（Sir Richard Dane）承担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监管任务。戴恩爵士之前在英格兰效力。当他来华走马上任时，已经上了年纪，他脚步沉重，几乎是在跛行。即便如此，他每天上下班都要步行很远去位于财政部的办公室。当他因公长时间出差时，年轻的部下吃惊地发现爵士耐力很好，而且钟爱狩猎这一费力劳神拼技能的英国传统运动。就像英国驻印度的公务员基普林（Kipling）一样，他也是能文能武，无论是在办公室、俱乐部，还是在丛林、沙漠，都同样出色。虽然在重组工作中，他铁腕应对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但这位老人依然赢得了中国人的敬重。
在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名单上，诚然有不少人没怎么上过学，却想在中国攀龙附凤。但更多的是能力出众、业务出色的骨干。我想花点儿时间谈谈一个人，部分原因是我很乐于向这位备受钦佩和爱戴的同行致敬，还有部分原因是他风趣幽默、富有创意。他固然没有承担任何显赫的领导职位，但是却有技术在逆境中完成艰巨的任务。这位同行就是葛利普（Amadeus W. Grabau）教授，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古生物学教授。
中国地质学会成员的集体照。最右侧为葛利普教授。这一在近年来首先在古生物学、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有过重大发现的学会，都是中外科学家出色的合作范例（这幅照片是由当时大美利坚探险队的成员，当时在蒙古工作的勃克教授拍摄的）
身为地质调查所创始人的丁文江博士，在欧美考察时曾四处询问，目的是为中国地质调查所请回一位能干有才的外国古生物学家。因其研究享誉国际，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被选中了。他宣布自己愿意离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和在那里的显赫地位，前往北京去担任薪资不甚丰厚的职务。
当葛利普抵达中国时，已将近52岁且饱受风湿病折磨之苦，这严重妨碍了他的体力活动。但是，即便身体备受折磨，他却热情似火：每天挑灯夜战似乎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工作之余，他喜欢散步或者邀请朋友小聚，到他家中吃顿便饭。即便是他最年轻的学生，他也关怀备至、勉励鞭策。他在北京奋斗至今已有多年，根据广大地质工作者和他的学生收集的材料，他已经完成了一部科学巨著，并受其学生崇敬不已。当地质调查所所长想要派他的两名学生前往云南进行机会难得的科考时，二人恳求暂留北京：“此刻我们的恩师病重，我们也知道他老人家时日不多。所以，只要还有时间，我们就想留在这里，聆听恩师的教诲。”
由洛克菲勒（J. D. Rockefeller）创立的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一座让人感到宁静且壮观的传统中国建筑风格，这所医学院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是无与伦比的馈赠，也是促进中外合作的地方
协和医学院通往一间实验室的入口，请注意绿色琉璃瓦屋顶及其上面的动物，雕梁画柱是传统中国的风格，坡道石阶是用汉白玉砌成的，中间御路的主题是龙
王宠佑博士（Doctor C. Y. Wang）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葛利普教授，他出身名门望族，如今是位成功的商人。一年前，他捐献了一笔款项，用来打造“葛利普金质奖章”，以颁发给每年在中国地质学科研上有所建树的学生。就在那一年，以葛利普的名字命名的第一块奖章就颁给了备受敬重的葛利普教授本人。
总的来说，给中国捐款数目最大的外国人，据我所知，可能是从未踏上中国国土的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据说他靠坚定执着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仗义疏财方面，似乎他秉持了同样的信念——矢志不渝，始终如一。
洛克菲勒捐款时，不像其他富豪那样漫无目的、随机四处撒钱。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会有条不紊地达成目标。他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众多专家来帮他决策，决定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财富造福人类。
在众多的捐款计划中，他尤其关注一位医生的提议，其目标是创建一个全球组织来使医学教学标准化。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立，就是基于以上的根本目标。这个庞大的基金会在各国展开了系统调查，并提供资助给最需要它的地方。
人口稠密的中国亟需优质的医疗救助。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创建了两大密切合作的医疗机构。一个机构是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ese Medical Board），它密切关注全国的医疗形势，并根据其一贯的宗旨提供资助。另一个机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School），这里有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总部，同时培训中国的医护人员。这所医学院在多个方面令人瞩目：它于1921年竣工，耗资300万美元，美方不惜一切将其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院校。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的所在地，曾是清朝的豫王府（豫亲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铎）。美国建筑师按照中国的“复古”风格改造了豫王府——将古代宫殿的风格应用于二三层的现代建筑上。这一大胆的尝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字排开的医院和各实验室错落有致，顶部全铺着绿琉璃筒瓦，还有一排排中国传统歇山顶式的角楼，浑然一体，显得格外安静祥和。甚至中国人也称赞这位美国大师的杰作，并宣称要想保留中国传统、静谧、高贵的建筑风格，就务必要效仿这一标杆式的建筑群。
劳拉·斯皮尔曼（Laura Spelman）之家——协和医学院的护士之家。劳拉·斯皮尔曼是洛克菲勒夫人的娘家姓。漂亮的护士之家是古代中国家具与现代西方舒适的完美结合
美国各种科室的专家们，云集在这座科学与慈善并存的恢宏圣殿里。他们被选拔时，都承诺严格遵守以下原则：院方付高薪，但医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开设私人诊所。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来担任医疗助理和从属职位。洛克菲勒的计划是：一旦中国人自己有能力充分使用这一馈赠了，就彻底、毫无保留地把整个协会医学院移交给他们。
每年，大批受过现代培训的医生从协和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不仅有一流的医疗设备，还有协和人特有的妙手仁心和远见卓识。
从故宫往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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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原文为北京—绥远（Peking-Suiyuan），疑有误，詹天佑于1905—1909年所建的系北京—张家口的“京张铁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