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之间相互争斗、背叛、斡旋，农村遭到破坏，城市惨遭掠夺，农业人口锐减，而此时人民意识中的精神力量正在凝聚，一个人们期盼已久的新领域正在形成，尽管现在还未有明显迹象。
宗教、社会和文学的复兴，预示着精神上的春天即将到来，尽管内部分歧依然存在，也没有阻挠新时代的降临。
困难时期让强者走上了一线。忧强大深爱之祖国，愁古老文化之将倾，诸多文人志士放弃了日常工作，发起文学改革、宗教觉醒和社会实验，为人民做准备。特别值得注意，年轻人也在期盼着这场复兴。
“必须做些什么”的想法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回荡，中国的动荡时局和松散体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精神上的强烈冲动。
尽管争议声不断，其中一些声音还非常刺耳，但人们的思想已然觉醒，旧式文体已不复存在，科举考试也已废除，年轻人站在新时代的大门口，寻找新的旗帜。
宗教信仰是近代中国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和许多西方人想象的不同，并非一个毫无法度的异教徒国度，它已经遗忘了那些古老的偶像，一群受过启发和敢于自我牺牲的传教士在这里照亮了人们的精神黑暗。
一群女孩儿
当今中国在拼命寻求精神支持，不仅在基督教传教士那里。
“孔教”——先贤孔子有着两千年历史的道德教义，就处于争论旋涡的中心。许多近代思想家认为，孔子以其对祖先的崇拜和其权威的无限奉献以及对个人主动性的束缚，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文化过时的主要原因。然而，其他人也在尝试为儒学注入新的活力。
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曾想宣布孔教为中国国教，但没有成功。但是，新儒家的学者们并非毫无作为。北京的孔庙，计划开办孔子大学，军队中设置儒学导师，甚至阎锡山将军还在太原府设了“自省堂”，这位都督在他与世隔绝的理想环境中，亲自带头崇拜孔子——这些都证明了儒学这门中国古代学问的生命力。
一处孔庙的前院1
孔庙
讲到这里，我们再看看新佛教，新佛教的领袖是来自浙江省天童寺的大和尚太虚。他努力使佛教与现代社会运动相结合。新的佛学宗派在浙江和江西等省份立足。在许多城市，旧庙宇重建，新庙宇兴建，佛教经文翻新，还有些杂志阐述了新运动的意义。
1922年夏天，在太虚法师的主持下，江西省九江市附近的庐山牯岭召开了佛教领袖会议“世界佛教联合会”。会上，挪威传教士艾香德（K. L. Reichelt，1877—1952）就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发表讲话。
在三大宗教中，地位最低也是最富迷信色彩的道教甚至也显示出了新的精神力量。道教的“道院”运动得到了发展。这是儒释道三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结合。
除了这些大众信仰外，中国还有许多小教派，通常是为某些特殊目的而形成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社会思想，保护国家免遭腐朽的政府或充满敌意的外国人侵害，以及预防疾病，饥荒和洪水。许多优秀的基督教教徒都来自这些圈子，他们给人的印象大多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激进主义与宗教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在学生圈子中，激进主义正在迅速传播。
易卜生和尼采以及后来的其他西方作家的著作广受欢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各种教义得到了讨论，所有传统真理都受到了质疑、讨论，重新评价。各种各样的反联合活动大行其道：反资本主义、反宗教、反家庭传统等都在其中。
为了让学生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保持联系，北京成立了一个协会——讲学社，邀请各国最重要的学者来华讲学。
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约翰·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演讲，吸引了很多听众。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北京住了一年，传播他关于社会和心理问题的激进思想。罗素研究会也随之成立，以罗素的思想为指导开展工作。德国心理学家汉斯·德里施是第三位被邀请的人。但最富诗意的还是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来华，每场讲学无不深受欢迎，高朋满座。他的演讲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他们都侧耳倾听，直到泰戈尔身体过度劳累不得不中断演讲方才罢休。
1919年的时候，渴望获得国外知识的年轻学生，同时又唤起了民族自我意识，第一次有机会将祖国大地从外国篡夺者手中解放出来。
今年春天，从欧洲传来消息，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当时在北京有一个亲日派，隶属于所谓的安福党，成员通过接受日本的国家贷款获得了好处，并将许多中国最宝贵的国家资源拿去担保作为回报。
当巴黎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传到北京时，人民愤慨的情绪爆发了。5月4日上午，代表33家机构的一万五千名学生游行穿过街道，首先前往使馆区请愿，遭到拒绝后，队伍转头前往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被认为是安福系日本人的走狗。曹汝霖此时正与另外两名“叛徒”——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东京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坐在一起。曹、陆二人成功地通过后门遁逃，三个人中罪责最轻的章宗祥却被严厉地处理了。曹家府邸赵家楼也被烧。
政府试图惩罚学生，但随后在校长和教师的支持下，各校宣布了总罢课。学生的下一步是一系列的街头演讲，每百米街道分配一个学生，抗议日本人和安福系。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到整个国家，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学生们也开始了类似的示威。事已至此，政府决定逮捕参与者，一千人被软禁在大学宿舍里，由警察看管。但是到了第二天，成千上万的学生来到宿舍，要求警方告知被捕同学的命运。警察试图将他们赶走，但到了傍晚，上百名学生背上了睡衣，准备睡在宿舍前面的空旷的广场上。警察对学生的行为不知所措，在与政府进行了电话沟通后，最终释放了被软禁的学生。这次示威游行后，被认为责任最大的三位安福系部长被迫辞职。
学生运动的首要目标得以完成，随后继续展开，商人阶层也加入其中。尽管损失惨重，商贩还是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威胁到了日本在华贸易，导致日方认为有必要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抵制日货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抵制对象的并非所有日本商品，而是“劣质”商品。
中国民众的声音使得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得到了必要的道义支持，从而拒绝签署使日本获得德国原先在山东的特权的“和平”条约。中国代表的拒绝也促使了1921年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
1919年，中国学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从那以后，学生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一旦有针对中国的行动发生，全国学生圈子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外国人也终于有机会了解到这一切了。这从本书《上海的五卅惨案》一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当然，学生运动绝非无可指责。近年来，学生常常对他们的校长或一些不受欢迎的教授发动罢课，但我却认为作为学生最好的方式还是安静地学习，同时，这些学生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与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貌究竟是否契合也值得考量。很容易理解，这些学生血气方刚，对国家之不幸感到绝望，但是中国人的天性温和中庸，似乎能找到其他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办法。
在他们的所有行动中，学生已成为中国争取国家统一的强大力量。尽管学生运动不成熟、缺乏大局观，但其理想主义的动机，与督察长的专断和职业政客的阴谋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的趋势主要是政治性的，其目的是反对外国的侵略和被认为是叛徒的国家领导人的卖国行为。但是科学研究和社会调查也为中国精神生活中的这一新现象打下了烙印。自1917年以来，出现了广泛而多样的期刊文学，部分创作于特殊社团或其他协会的组织。这些期刊的形式现代，涉猎广泛，尤其专注文学、社会和科学。
学生们迫切希望在面对特殊诱惑时能够增强人们的精神抵抗力，他们将精力转向大众启蒙运动，尤其是向社会底层的文盲们传授一些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知识。在简化字书写过程中，人们做了各种实验，比如开设“千字文”等课程。学生和教师在业余时间为工人、人力车夫和其他渴望学习书面语基础的人免费授课。
学生间的这种多样运动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如果不了解自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及其对近代中国精神生活的深远影响，就很难理解个中缘由。
直到最近，中国官方在特殊的情况下仍在使用我们如今已经鲜有使用的文言文书写官方文件、学术论文、文学作品，以及官员与其他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往复书简。公元前120年，汉朝名相公孙弘在表达对皇帝的悼念中抱怨称：“国家法令和法律无论表达得多么优雅、富有智慧，这些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官员无法理解的，更无法向人民做解释。”2
因此，两千多年以来，文言文一直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文学瑰宝，文人阶层一直对其严加保护，将其用于科举考试，让学习经典和使用传统语言成为晋升的唯一渠道。
1905年9月，科举被废除，普及写作的第一个主要障碍被打破，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础。但是，文言文仍然保留并成为书写和印刷的官方媒介。值得注意的是，我的论文《中华远古之文化》描述了对史前中国的第一次调查——这是一部有关考古学的现代作品——但它的汉语译文却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是一篇普通人无法理解的两千年前的文体，这种语言简洁、清晰、优雅，却是一种“死语言”。因此，尽管中国复兴晚于欧洲，却在这点上和欧洲处于相同的情况，广大人民无法理解和使用官方和文人的矫揉造作之语言。唯一的本质区别是，欧洲使用的是死去的拉丁语，是大多数国家借来的语言，而中国人使用的语言则直接属于本国文化。
除了这种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的官方文体之外，数百年来，广大中国民众使用的语言也在不断变化，通俗文学对此影响最大，主要是叙事文学。也许有人会说，通俗文学是在文学语言的流畅和优雅的冰层下流淌而出的。
如今，为数不多的思想家和诗人已大胆地在冬天的冰层上切开了一个大洞，为中国精神生活的暖流涌动开辟了道路。
这场文学革命的领袖是胡适博士，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和诗人。他的诗歌、他的文学开创性，以及他令人灵感迸发的个性让他成为新青年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我对北京最美好的回忆与胡适息息相关。有时候在我家，有时候在他安静的小书房里，我们和几位朋友就时下的热门话题或流行的科学问题展开讨论。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带着他毫不掩饰的怀疑主义，对当时的政坛人物进行辛辣的刻画，而胡适总能巧妙地为这样的描述再添上思想上的注解。
胡适发表了两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率先对语言进行了改革，后者发表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上。他表示，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眼中，“通用于各种文学形式的真正国话”应该是广大民众所用的语言。
胡适
胡适取得非凡成就的秘诀，一方面是他具有出色的风格，另一方面，他的论点大胆而可靠，令人折服。
下面的文字摘自胡适为外国民众所撰写的《中国的国语》（China's National Language），下面的场景阐释了他和朋友们开始改革运动时中国的语言状况：
想象一下，近代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融入了一个统一的、以拉丁语为官方语言的大帝国。这套语言体系一直持续了两千年，政治解体却只花了短短的两三个时期。更进一步，统一的公开考试要求考生掌握阅读和撰写恺撒、西塞罗和维吉尔讲话的能力，而且这套系统已经用了两千多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族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德语）还有机会发展，终究也只能被当作当地方言，而拉丁语到今天则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他接着描述了欧洲民族语言如何从拉丁语的统治中的解放：托斯卡纳方言在意大利如何通过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杰作成为民族文学语言；在英国，英格兰中部方言之所以能成为标准语言，部分原因是因为乔叟和威克里夫用这种方言进行了创作，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巴黎的宫廷演说最后发展成了法语的文学语言。
在简单回顾了众多汉语方言之后，他表示北方官话，也就是北京话，应该成为中国新的文学语言。
北京作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中心，其方言——北京话自然是北方方言中最杰出的代表。在所有方言中，北京话吸收了最多的蒙古语元素，迅速成为一门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语言，其发展方式与中国东南部保守的方言截然不同。
我不知道像高本汉教授这样的语言学家对胡适的论断有什么意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为实现胡适提出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宣传。
胡适继续描述通俗文学的发展史。公元最初6个世纪的佚名歌曲和民谣如此美丽，甚至被文学界接受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乐府诗集》（Old Song Collections）而闻名。
通俗散文是由禅宗的佛教僧侣在9世纪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学形式发展之迅速，在10世纪和11世纪，已经有很多长篇文献和信件都由通俗散文写成。这种风格非常适合对哲学作阐释，以至于宋代及以后的新儒家哲学家用它来保存重要的言论，并以此作为哲学讨论的媒介。这有助于赋予通俗散文形成良好的风格，成为散文文学建设中的重要一步。
12世纪，女真鞑靼人统治了中国北方，后来蒙古人于1279年又统治了整个中国。当时，古典教育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西南地区，北方的统治不利于古代经典学习。在蒙古人统治下，科举考试中断了将近八十年的时间（1237—1313年），打破了两千多年来不变的传统。经典学习的重要性降低，为通俗文学自由和迅速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元杂剧应运而生，专门为人民而写，有些作家甚至来自社会底层。
需要指导那些粗俗的中国人了解该国的伟大传统，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散文文学，称为“演义”，即通俗史。演义很快发展成历史小说，然后发展成各种小说。到了16世纪，四大奇书都已问世，3作者都是些不知名的作家，有些故事流传甚久，经过了很多集体和个人的修订。戏剧的兴起，特别是伟大小说作品的发展，让通俗文学在文学界地位有了显著提高。17世纪4中叶的一位伟大评论家宣称，没有文学作品可与《水浒传》相提并论。
这些小说还规范了民族语言。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北部或中原方言写的，有趣的是，很多还是南方人写的，他们还是通过研究小说对当时的民族语言有了了解。
胡适的作品颇具争议，掀起了一场短暂而热烈的争论。旧派文人认为他在破坏古老的文化瑰宝。年轻的学生、老师和作家们对这一新运动表示热切的欢迎。当时各种材料都需要合适的形式书写，以通俗“白话”为媒介的文学流派兴起了。因此，据说仅在1919年创刊的杂志就达到了四百多种。第二年，教育部规定白话文应从小学就开始教授，当局对此给予了部分认可。
文言文仍在政府圈子中使用，但胡适所谓的通俗语言或“国语”已成为在旧知识分子阶层之外传播知识的媒介。毫无疑问，1919—1920年的文学革命对中国人的精神发展意义远大于1911年的政治革命。
学生运动与文学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相互作用。1919年及以后，学生运动需要一种媒介来传播给广大人民，而原有的语言对此毫无用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恰好推出了“白话”，它非常适合学生用于宣传。1919年，学生们在与安福系和日本的角力中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白话文也经受住了重大考验。国语为中国的民族事业做出了贡献，新语言的地位也因此在中国的文化资源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路边指路的苦力
中国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于外，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势力威胁尚在，于内，内战仍在继续，对于希望为挽救祖国于水火之中而尽自己一份力量的年轻学生来说，前路漫漫，困难重重。
如今，我们瑞典的学生都身着优雅的服装，却很少有机会想起自己国家的风风雨雨，准备考试、欣赏爵士乐，优哉游哉，每到这时，我的思绪就又回到了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中国学生们身上。我认为，中国学生在精神上更加富裕，因为他们生活在布满风暴和压力的时代，当麦秆被风吹倒，当扎根不深的树木倒下之时，只有强壮的飞鸟才敢努力振翅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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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此图应为北京西北郊寿安山南麓卧佛寺的琉璃牌坊。——译者注
2．此语出自《史记·儒林列传》，原文为：“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编者注
3．原文里此处是6世纪，应该是有误的。此处四部书约指《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按当前较为通行的说法，其中较晚的《金瓶梅》大概成书于16世纪末。——译者注
4．同上注，原文有误。17世纪评论《水浒传》的评论家可能指的是金圣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