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就已经对古代奴隶制问题产生兴趣，然而，想要写作一部全面展现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庞大著作则是后来才有的冲动。这个想法源自于罗斯托夫采夫教授（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把我推荐给布雷斯劳大学的克罗尔教授（Wilhelm Kroll），让我为《保利-维索瓦百科：古典科学百科全书》（Pauly-Wissowa-Kroll ，Ré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写作一篇有关希腊罗马奴隶制历史的概述性文章。这套权威的德文工具书于1935年出版了第六卷增补本，其中收录了我对奴隶制（Sklaverei ）的研究成果。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哥伦比亚大学的资助对我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帮助作用，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公开向这个委员会表示感谢。这笔资金让我能够享受到一些既有能力又有热情的研究生的协助，他们都掌握古代语言方面必要的知识，可以帮我收集分散于古代文学作品以及铭文纸草中的有关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史料。
在我即将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执教生涯时，历史系的一些同事们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意见，他们建议我更新在《保利百科》上发表的奴隶制文章，并出版一个英文本。历史系从著名教授邓宁（William H．Dunning）的遗赠基金中拨出足够的资金支持我的这项工作，从而保证我可以将这篇有关奴隶制的德文旧文章重新修订录入。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正是它的资助使我的这部作品得以出版。
本书的前四章（第一至第四章）论述了希腊自由城邦时期奴隶制的历史。这部分内容除了一个问题之外，基本都遵循原来的德文研究成果。来自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克雷林博士（Emil G．Kraeling）慷慨地给予我学术上的帮助，使我得以对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上埃及一个殖民地中犹太奴隶的情况作出研究。在他们的成果正式出版之前，克雷林博士就把他翻译和解释的三篇新发现的阿拉米文文献提供给我，这三篇文献都涉及著名的象岛希伯来殖民地内的奴隶制状况。就如同我们将在第三章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文献的内容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可以对比希伯来及更早的闪族奴隶制与希腊奴隶制之间基本观念和程序上的异同。这份新史料必然引起研究阿拉米文文献的学者的大讨论，而我在此只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仅仅指出它对于研究希腊城邦时代东地中海区域的奴隶制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克雷林博士在这份新史料出版以前就将它提供给我使用，对此我非常感谢。
接下来四章的内容有关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和西南亚洲之后东地中海区域的奴隶劳动力和奴隶待遇的问题（第五至第八章），这部分内容基本都是重新改写的。在这些章节中，我试图展现在一个以普世主义和大融合为显要特征的时代里，人们在奴隶劳动力经济领域所分别接受和抛弃的内容，希望以此说明奴隶立法及奴隶使用等问题。我非常清楚，这些观点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的讨论乃至修正。
第九至第十二章主要论述了罗马共和国兴起时期西地中海区域农村的奴隶制问题。与过去的研究相比，这里增添了大量细节内容，一些论点也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讲，这部分内容不需要对《保利百科》作出太大的修改。
第十三至第十九章讨论了公元后前三百年罗马帝国的奴隶体系。我希望这部分内容可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于奴隶劳动力与当时政治文化大变革之间关系的理解。最后的几个章节，第十九至第二十四章阐述了奴隶制在基督教不断发展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的情况，这部分内容基本是全新的，之前的《保利百科》对此只有很简短的论述。在从戴克里先即位到查士丁尼死去这两个半世纪里，涉及奴隶制的史料使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但它们中每一个都具有文化层面的重要性，值得我们对它们在其所处的文化大背景中的意义作出重新阐释和准确评价。
第一个问题源自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差距的缩小。在古代社会前期，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差距使他们在法律和公众地位上都有差别，尤其是在劳动力领域。在我看来，这种身份差距拉近的过程降低了自由人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同时也提升了奴隶群体的地位。
第二个问题有关基督教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基督教在其内部组织和成员关系中摒弃了蕴含于人类奴役制度中的不平等原则，但为何它在外部社会中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事实上的奴役行为？
我在整部书中都试图透过奴隶制这扇窗来认识其所在的希腊罗马文明不断变化的社会。我一直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来描述古代奴隶阶级及其生活状态，比如“恐怖的奴隶制”，或把奴隶说成是“受奴役的困兽”、“作为人类的商品”等等，虽然这样的描写也许会使这个奴隶制主题被阐释得更加生动。上述举例中的说法可能也没有什么错误，但对我来说，它们扭曲了古代奴隶劳动力的真实情况。
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对这项研究感兴趣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及其他同行们，在我的研究工作进展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连续三年时间里，我有幸与历史系的三位同事以及他们的研究生展开合作研究，内容涉及世界不同地区的奴隶制的各个领域。我尤其要向泰尼鲍姆教授（Frank Tannenbaum）致以特别的感谢，他与他的学生们阐述了巴西的奴隶制问题。完成北美奴隶制研究的是美国史领域的学生们，他们的指导教师是我的朋友克罗特教授（John Krout）——现今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罗宾逊教授（Geroid Robinson）和他的团队对俄国农奴制体系下奴役制度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则带领学生主要涉足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问题。自从莫里斯教授（Richard Morris）开始了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联系以来，我与他就比较古代奴隶制及他所精通的美国奴隶制的异同问题展开多次交谈。
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布劳顿教授（Thomas R．S．Broughton）阅读了我的稿件并给出了意见。我非常感谢他为此付出的极大耐心，他的学术能力和判断力使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道科斯先生（Georges Daux）和我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讨论的内容包括他最新出版的著作，主要探讨德尔菲在向阿波罗神信托出售的体系下释放奴隶的问题，此外还有他在过去所发表的对这些史料的修复。他在其著作《德尔菲年表》（Chronologie Delphique ）中研究了德尔菲史料的年代问题，这对我帮助很大。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纸草室收藏了许多日常契约合同文献，华沙大学（Warsaw University）的陶本施拉格教授（Rafael Taubenschlag）对此进行了研究，使我对希腊化埃及以及罗马帝国时代的奴隶制立法和社会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在这篇序言的开头就提到了罗斯托夫采夫教授的名字，我想同样以他的名字结尾。罗斯托夫采夫教授熟悉古代经济史各个领域的内容，他自然对奴隶劳动力问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之所以要将我的这项研究献给他，实际是在向他的诚恳以及学术的深度和广度表示敬意。我还要感谢他常常表现出的友善，更要感谢他在友善态度之外对我的慷慨。
W．L．威斯特曼
斯卡斯代尔，纽约
195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