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复兴的热潮在诗人、哲学家和几乎每一个在意大利历史上有些名气的人物中引起了转变，这场变革半浮夸、半虚构地把他们表现为爱国者、自由主义者，公开地反抗或秘密地背叛王权和宗教，这场变革有时以它的魔杖触碰维柯，并以它的意志来影响他。据说维柯很清楚自己的思想严重打击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加之朋友们的警告，他费尽心思把《新科学》写得晦涩难解，以至于只有最卓越的学者才能觉察到他的意图。然而尽管这一传说时常还有人相信，还有人像1799年时的爱国者和共和主义者那样乐此不疲地传播着它，但它无法长久地经受住对它的批评甚至是来自常识的挑战。所以卡塔尔朵·扬内尼利带着轻蔑嘲讽的口气用寥寥几笔把它一带而过，这样做是正确的。 (2)
客观地讲，维柯的学说中肯定暗含着对基督教中神的超然存在及其神学和基督教历史的批判。从主观上看，有可能维柯从年轻时（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少）就是宗教怀疑的受害者。这种怀疑不仅有可能在他读书的过程中涌上心头，还有可能是来自于那个由与他同龄的年轻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其中有不少人是“浪荡子”，或如同时代的文艺作品所称呼的，是“享乐主义者”或“无神论者”。 (3) 他在一封1720年致基阿齐神父的信中说，在那不勒斯，“他早年以来的弱点和错误”在记忆中冲撞着他，这些记忆中无法忘却的东西时常会变成“判断他后来成功做成每一件完美事情的标准” (4) 。这些错误和弱点可能是什么呢？
再者，当《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De universi iurisuno PrinciPio et fine uno ）面世时，确切地说，当这个“纲要”宣布它的纲领时，维柯听到反对他的“第一声就带有某种虚假的虔诚”。面对这种批评，他从宗教自身中找到了保护和安慰，也就是说，他在被称为“最严格、最神圣的宗教团体的指示明灯” (5) 的基阿齐的赞许中找到了保护和安慰。但由于我们不具备关于在这方面指控他的详细资料，我们甚至连可能会对他造成麻烦的宗教怀疑的最一般的确切知识也没有。维柯的所有著作都表明，天主教的信仰就像坚固的石柱一样纹丝不动地扎根于他的心中，它是如此之坚定和强大，以至于维柯提出的对神话的批评根本触及不了它。维柯并不是一个仅仅就外部表现来看不受指责的天主教徒。他把已经印出的每一个词都交给教士朋友进行双重审查（公开的和私人的），从而能够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作家在教廷、修道院和法庭之间生活，而且他还能认真到不对格劳秀斯进行评论的地步，因为他认为一个天主教徒给新教徒作注解是不合适的。 (6) 他对天主教荣誉的感觉如此细腻，以至于他会拒绝承认自己曾就宗教感的事情作过争辩。关于这个困难，他对《文学杂志》的批评者说：“当你向我提出有关灵魂不朽的事情让我考虑时，似乎你已有了七个论证成竹在胸，如果它们一直不是你为我准备的，那么我就应当认为它们需要走得更深以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它不仅由我的生活和行为所保护和保证，而且为它辩护就是对它的凌辱。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吧。” (7) 他的天主教信仰没有被当时影响如此普遍和深远的迷信所侵染，尤其在那不勒斯，圣·詹努尔利斯作为始作俑者和指导者干预着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这是一个高贵的心灵对于天主教的信仰，而不是一个木炭烧制者的信仰。但是维柯从来没有自己去审查迷信，他满足于对它们不执一辞，如同人们对那些要求被人尊重的人或制度的失败保持缄默一样。
二
维柯对待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态度在许多方面相似于他对宗教的态度。在他身上没有传教士、宣传家和鼓动者的痕迹，这些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哲学家身上是存在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和康帕内拉最为突出。后者虽然是那不勒斯人，但维柯却从未提到他。当然，他的时代和祖国不适于出英雄，由英雄导致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革命并不存在，但政党积极支持奥地利和法国，人们献身于这个或那个党派，不是被迫害就是被流放。首先，在这时期教会与政权、那不勒斯与罗马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顶峰，这一点体现在彼得罗·詹农身上，维柯从未提起过这个人，正如他从未提及并且似乎忽视了整个运动一样。政治生活在他头顶上一卷而过，就像天空及其星辰，他从不枉费精力致力于此。一如宗教论争，政治的、社会的论争处于他的活动范围之外，他的确是一个非政治的人。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或缺点，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一种斗争排斥另一种斗争，一方面的努力使得其他成为不可能。
他并不避免一切与政治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接触，相反，他经常被迫以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成的来历、演说、散文和短诗的形式来关注这两方面。单单这些就足以重写一部那不勒斯史，以详述其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的所有变迁：西班牙的统治，奥地利党派的密谋与革命，西班牙统治的反扑和重建，奥地利的胜利，奥地利的统治，西班牙的再次征服和波旁王朝的统治。但维柯“迫于其必然性，非常顺服” (8) ，作为皇家大学的修辞学教授，他被迫提供了一些受当局之命的应景之作，就像布商提供窗帘、泥水匠提供各种图饰一样。他提供了怎样的窗帘和图饰啊！17世纪的西班牙风格在文学领域仍占主导地位，仅仅这一事实几乎就足以解释我们所能看到的维柯那诸多颂词中的夸饰和华丽。他本人态度的淡然和率直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在提到奉西班牙总督阿斯卡罗那公爵之命撰写的《献给腓力普五世的颂词》（Panegyricus PhiliPPo V inscriptus ）之后，他若无其事地仅仅用个“不久以后”又接着写道：“不久以后，这个王国转而处于奥地利统治之下，时任驻军司令的道恩伯爵命我”为纪念卡佩塞（Guiseppe Capece）和桑格罗（Carlo di Sangro） (9) 撰写铭文，这两个反对腓力普五世的造反者在马基亚（Macchia）密谋被镇压前一些年被前政府处决了。维柯在他的《那不勒斯亲王的密谋》（De Parthenopea coniuratione ）中，从波旁王朝的立场描述了这一密谋案。
但这并不能表明维柯性格的根本特征。必须指出，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虽然他是演说家和赞颂者，但他决不能被称为阿谀者。阿谀者，那种没有良知的人，会辱骂和诽谤他所称颂者的敌人，甚至会攻击被征服的一方：这就是奴性。但维柯虽然知道把对自己有害的字条送到Acta Lipsiensia去的那个意大利人或那不勒斯人是谁，却仍然大度地拒绝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因为这张字条在倾向上是反天主教的，所以很可能会轻易就毁了他。 (10) 他毫不犹疑地尽了自己作为修辞学教授的义务，却避免介入他所称颂的恩主的利益中去。关于他受委托和为了他的一位出嫁的女儿的收入而作的《安东尼奥·卡拉法传》（Life of Antonio Carafa ），他说，该著作是关于按道义来锤炼主题、对名家的尊敬、对真理的公正主张的。 (11) 回到前面提到的卡佩塞和桑格罗一事，当他在《论帕耳忒诺珀的结盟》中说起这两个胜利党派的敌人时，他在此也在一些细节上表现了他精神的高贵。关于拒绝向西班牙士兵投降的卡佩塞，他说“他袒胸赴死，以他勇士的气概要求一死，他无怨无悔地倒下了，死得非常英勇，他因其事业而荣光”。关于桑格罗也是，在写完有关路易十四给他送去一个到达太晚的缓刑令的传闻之后，他补充说：“然而这个被定罪的已经遭受到刑罚的人，却更值得同情。” (12)
他必定已经知道并且无疑确实知道，他所撰文为之称颂的那些人大部分几乎无甚价值。读他的颂词，人们会猜想那不勒斯因其德行、教养和学识而被赋予了一种辉煌的高贵性。然而，在向德·维特里教父告知他所渴望的那不勒斯的研究条件时，维柯没有隐瞒事实：“贵族们沉迷于享乐的生活之中。” (13) 他的学生安东尼奥·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为我们保存了一条他关于这种高贵性（贵族性）的讽刺的说法：经常极度贫困却又表现得很高傲，为了衣冠楚楚坐着马车出行而准备在家里饿肚子。 (14) 关于劳伦扎诺的文学公爵，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即“高贵的”作家不能不杰出 (15) ：但我已经在他的文章当中发现了这个公爵所写的一本书的手稿，它完全是由维柯一个人改写的。 (16) 这些是当需求的压力使他变得胆小和谨慎时，一个穷人所陷入的矛盾和妥协。因此很难判断他的溢美之词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恭从，或在多大程度上说是他对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的感觉发展成了一种对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上，拥有财富、尊荣以及他所缺少的一切的“老爷们”的真正的艳羡。
三
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经济状况一直很糟。作为一个那不勒斯小书商的儿子，他起初不得不作为一名私人教师到西兰托（Cilento）一个荒远的小镇去。后来他回到那不勒斯，他曾试图谋取市政秘书一职却未成功。他于1699年当选修辞学教授后，以一百杜卡特（17英镑）的年薪在任36年。或是因为运气不好或是由于缺乏能力，他1723年试图争取一个更加显要职位的努力失败了。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无心于实际事务的人” (17) ，他被迫放弃在学术职务上得到升迁的希望。因此他不得不靠我们提到过的文学作品以及授私课来维持生计；他不仅在家里也像在大学那样教课，还仿效其他人给年轻人甚至孩子们教语法。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妻子不识字，不具备一个女性通常所具有的才能；她不会做任何家务，因此她丈夫不得不替她操持这些；在他的孩子中，有个女孩在生了很长时间的病又耗费了很大一笔医疗费之后死去了，这一切使这个可怜人的病又加重了；有个男孩的表现极为恶劣，以致做父亲的只好招来警察把他监禁起来。但毕竟父子情深，等到他从窗子里看到警察来带走他顽劣但自己仍然深爱着的儿子时，他跑过去喊道：“我的儿子，快逃啊！” (18)
他的性情确实特别可亲，这从他为朋友唐纳·安吉拉·奇米尼（Donna Angela Cimini）的去世而作的高贵而感人的讲演可以看出，从他在《新科学》中说到他正在研究历史上被压迫的平民，说到普里阿摩和波立克辛娜（Polyxena）（其故事使他深为激动）的悲剧形象时所用的那种充满同情和愤慨的语调可以看出；最后，还可以从一些散见于各处的行文细节看出，比如在一格言中他说，女巫们为了使她们的仪式庄重而“无情地杀害和切碎可爱无辜的孩子们”，他以这种非常不合时宜但却很有意味的方式，为这些小孩子的命运深感不安。在他活跃的想象中，这些小孩子无比地可爱。他最大的天伦之乐来自于有涵养且富于诗人气质的女儿路易莎（Luisa）以及儿子简纳罗（Gennaro），后者分享并最终继承了父亲的讲席。当他在阿尔坦（Althann）伯爵夫人的颂歌中讥讽那些走在宜人的花园里，远离妻儿之累，在雕梁画栋的廊柱下争论不休的哲学家们时，我们感到他是比照着自己深受家庭琐事之苦的经历来说的。
我们经常碰到——尤其是在这些日子里——一些有才能的人，他们自认为摆脱了这种或那种卑微的职责。我们更应该钦佩这个有天分的人，他接受了所有这些职责，并且（用福楼拜的话来说）在思考着半神的思想的同时还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已经养成了“在孩子们的喧闹声中与朋友们讨论事情时”读书、写作、思考和著述的习惯。 (19)
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朋友们称他为“皮包骨先生”（Mastro Tisicuzzo）。 (20) 他年轻时身体就很弱，晚年又受喉疾和股痛之苦。总之，其他哲学家终身或长期所享有的一切安宁祥和一直是维柯所缺少的。他不得不同时扮演玛尔莎和玛丽的角色，时刻为自己和家人的实际需要而工作，同时履行自降生起就为之献身的使命，赋予活动于他体内的那个精神世界以具体形式。
四
因此我们不必在宗教、社会或政治生活中寻找、创造或者要求一个英雄的维柯，真正的英雄就是站在我们面前的维柯，哲学生活的英雄。我们注意到他对“英雄”这个词以及所有它的衍生词“英雄主义”、“英雄的”等的偏爱。他不断地使用这些字眼，并赋予其各种用法。对他来说，英雄主义是出现在历史之初并在历史进程中重现的强大的原始力量。在他寻求真理，克服各种障碍开辟科学之新路时，他一定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这种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使他能够战胜年轻时的疑惧和挫折——这些时常使他深深地陷入个体的、宇宙的悲观情绪，如我们在那首题为“绝望之感”的诗中所见到的那样——而上升到科学方法的确定性，这体现在《我们时代的理性研究》（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 ）以及由《论古代意大利人的智慧》（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 ）所代表的历史哲学研究的最初尝试之中。由此出发，部分地抛弃原有的想法并重新谋划布局，使他在——如他在谈到其著作中的发现时所说——“经过二十五年的不懈的艰苦思考”之后，写出了《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和《新科学》。
这个贫穷的语法和修辞学教师，这个被同时代一位嘲讽者描述为“瘦弱的、转动着眼珠、手里拿着戒尺” (21) 的老师，这个不幸的一家之主，他所完成的著作是令人惊讶甚至是令人敬畏的。这就是灌注在其中的一股精神力量。这是一部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著作：对现在而言是保守的，由于它和古代世界及文艺复兴的关联；就它为后来所知的19世纪奠定了基础而言，他是反对当时和过去的，因此又是革命的。
在科学的领域内，这个地位卑微的人就成了一个贵族：他误归之于他同时代那些骄傲自负的贵族和教士的拙劣之作的“贵族风格” (22) ，其实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憎恶当时正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逐渐流传开来的政治和社会文学，所谓的“女士书籍”。 (23) 但他竟然也回避那种被我们现在称为“手册”的另一类书，这类书详细解释了其他人所确定的基本定义和事实，它们只对年轻人有些用处。 (24) 从青年时代起，当维柯还在学校的时候他就饱受折磨，他认为没有必要为此浪费哪怕一丁点自己神圣的科学生命。他所面向的公众不是孩子们、贵族老爷和太太。当他写作时，他的第一个实际的想法是，“像柏拉图、瓦罗或者魁因图斯、墨修斯、斯坎沃拉这样的人对他的思想成果会怎么看？”其次是“后代会怎么看？” (25) 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唯一关注的是文坛、学者们的友谊、欧洲的学术界。这样一个公众群体不需要他重复科学史上已被发现和表达的东西，而仅仅要求他写出那些构成真正的知识进展的思想：不是成卷的大部头著作，而是“充满原创性的小册子”。 (26) 他的公众是理想中的，时常被他简单地混同于现实中的职业性学者和文艺评论家。这一错误经常使他感到惊讶，正如有关形而上学话题的简短著作事实上所是的那样，这些著作在他看来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很公正地把它们与宗教的沉思相比较。后者“简短地提出了一些要点”，它们对于基督教精神的发展，较之“那些最有天分的布道者的最雄辩最清晰的说教还要更具价值”。 (27) 这种对简洁性的热爱使他拒绝用很多的书来给文坛增加负担，用他的话说，文坛已经不堪重负而下沉了。他没有出版自己的那些论文，只是出于责任感才刊印了《我们时代的理性研究》。他经常表达出这样一个愿望，即《新科学》应该在他身后留存下去，因为这部著作是总结性的，它完美地集中表述了他此前的所有成果。
与他的贵族式理想相伴随的是他的“科学生活”这一观念所体现出的最高贵的尊严和最深切的忠诚。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辩中编出一整套关于文学争论正确方法的教学问答来。他说，我们必须旨在胜于真理而非胜于争论，因此他希望争论要“以最冷静的推理方式”来进行，因为“强大的人不会威胁别人，正确的人不会辱骂别人”；争论无论如何必须富含平和的语词，“表明争论者的心灵是宁静安详的，而不是激动不安的”。他在回答那些意见模糊的论争对手时说，“这个判断用词太笼统了，除非提出的批评具体明确，否则严肃的人是不屑于回答它们的”。当这些对手诉诸“时代的精致品位已经抛弃了这种说法”云云时，他轻蔑地回答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严肃的批评，但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批评。通过说对手对自己所说的东西根本就一无所知，从而在作出自己的判断之前先避开对手，一个人就从对手变成了法官”。他拒绝依赖自己的权威，但也没有贬低它；权威应该“使我们注意寻求让作者，尤其是最重要的作者采取这样或那样观点的原因”。另外，当有人指责他为了能够轻易地驳倒哲学家而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错误归之于他们时，他威严地反驳道：“我宁愿享用自己的一小点简单的知识，也不愿存心不良地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相比较。”他的谦和态度从他为笛卡儿所作的文词华美的颂词中就可以看出，虽然他把自己精神力量的最好部分都用来反对他了。他的诚实表现在他能很快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承认”，他对《文学杂志》的批评家们说，“我的区分是不完善的”。 (28) （他在《新科学》第二版中写道：）“我们对诸如此类的一些人关于我们著作的肯定性评论不满意而否弃这些著作，读者不能认为我们是在矫情，相反，这证明了我们对这些人的尊敬。粗暴傲慢的作者维护自己的著作，甚至反对别人正确的指责和合理的改正。有些鄙俗之人满足于他们所得到的肯定性评论并因此而不再进一步追求完美；但就我们而言，来自伟大头脑的赞誉增加了我们修正、完善甚至以一种更好的形式重写我们这部著作的勇气。” (29)
他的科学生活是正直的，称得上是一个严肃的真理追求者；他的情感生活是不安的，可以说是一个直面他长期追求和向往的真理，并为自己能向人类展示这一真理而感到高兴的人。因此他那高贵的诗意不是以韵文而是以散文表达的，特别是在《新科学》中。“维柯是一个诗人，”托马塞奥写道，“他从烟中取来了火，从形而上的抽象中取来了生动的形象；他在叙述中进行推理，而在推理时又进行描述；他不是走过而是飞过思想之巅峰，一句话，他经常灌注了比许多颂歌更多的激情。” (30) 德·桑克提斯在《新科学》中看到了诗歌的进展，认为它几乎是一部新的《神曲》。维柯像但丁一样伟大，但他比但丁更严肃。如果说居伯伦（中世纪意大利贵族政党成员）的嘴唇时常浮现出“一闪而过的微笑”，维柯则以一副“从不微笑”的面孔来看待历史。不仅如此，一个风格常受人批评的人不会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纯洁的图斯坎（Tuscan）的一个认真的学生，就如卡帕索所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拉丁文辞鉴赏家。 (31) 但他在自己著作的安排上是有误的，因为他脑子里未能掌握他所积累的所有哲学的、历史的材料。他因狂乱而粗心地写作，好像被恶魔所控制，因此导致作品中各部分、一页之中以及单个段落之中的缺乏比例和混乱。他经常留给我们一瓶被迅速倒置的水这样一种印象：里面的液体要流出来，却由于过分挤压瓶口而“只能费劲地一滴一滴地出来”，费劲地、片断地、不连续出来的。当他正在表达一个念头时，这个念头又引出了另一个念头，一个事实又会引发另一个事实：他试图一下子说出所有的东西，经常使用各种插入成分，这让人头脑发晕。但是这些由于那些原创性的思想而加重了分量的混乱的语句，却是用引人入胜的、威严的、充满感情的词句和生动的形象写就的。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是那种只有大作家们才能掌握个中奥秘的糟糕作品。
五
维柯在哲学上的英雄主义不仅表现在他为创建他的科学而与自己进行的内部斗争中，还表现在其他更为严酷的努力中。他的思想虽然是站在当时的对立面上，然而这种反动在现实中显然是朝向未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他不能被人理解。无疑，这是每一个天才人物的命运：他最深层的思想从未被理解，即使是当社会命运眷顾他时，当他激起了人们的热情，找到了一大群门徒和效仿者时也是如此。据说黑格尔在临终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学生中只有一个理解了我，而且是错误地理解了我。”这绝妙地表达了这一历史必然性：完全为时代所理解的人，将会随其时代而消逝。然而，一个人思想的价值和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不理解之不成比例鲜有甚于维柯的。如果他没有任何其他不满的理由，仅这一点就够了。这种“想要得到赞扬的愿望”在普通人那里不过是看到他们所认为正确的和好的东西被其他人分享、赞成和普遍化，而这对于维柯来说却是一个“徒劳的愿望”。
我们不难推测，正因为他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发现的意义，他才更为这种误解和冷漠而痛苦。他明白，天意已经赋予了他一项崇高的使命。他知道自己是“为祖国的荣誉而生的，因此生在意大利；由于生在那里而不是摩洛哥，所以他成了一名学者” (32) 。当他出版《新科学》时，他相信自己引爆了一座矿山，时刻期待着其巨大的爆炸声。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人跟他提起过它，以至于他数日后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在这个城市发表我的著作，似乎是把它掷向了沙漠。我避免到任何公众场合去，以免碰到我曾赠过这部书的人。如果碰巧遇到了他们，我就脚也不停地跟他们打个招呼匆匆走开。这个时候，没有人给过我任何他们收到了这本书的最轻微的暗示，这使我坚信我是在荒郊野地里发表了它。” (33) 他曾经率真地期待一个迅速而直接的反响，他曾经希望在他的同时代人和那不勒斯的熟人中间找到愿意接受他的思想成果的头脑，他曾指望那些忙于通过死记硬背来创作和学习繁冗的布道词的僧侣们，那些忙于写作十四行诗的蹩脚诗人们和编纂二手讲演的鼓动者们能有这样的心智！
与此相反，他发现了许多怀疑者、漠不关心者以及一些笑话他的人。如梅塔斯塔西奥所告诉我们的， (34) 他的《普遍法律》（Diritto universale ）一书刚一出版就“因其晦涩而遭到了普遍的谴责”；它并未被广泛阅读，却因一种心不在焉的、肤浅的阅读而遭到了草率的批评。 (35) 保利神父——作者曾经给过他一个抄本——在书中写了一首两行诗以取笑它的难懂。 (36) 《新科学》的情况就更糟了。我们知道有一个颇倾向于维柯的学者尼古拉·卡帕索，他一开始试着读这本书就以为自己失去了理智，并以开玩笑的方式匆匆跑到了他的医生西里洛那里去让医生摸摸他的脉搏。 (37) 一位那不勒斯贵族在威尼斯时，费内蒂问他那不勒斯人对维柯的意见如何，他说，他一度被认为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但后来他的奇怪的观点为他赢得了怪人的名声。“那当他发表《新科学》的时候呢？”费内蒂继续问道。“噢，到那时候，”另一位回答说，“他太疯狂了！” (38) 他的诋毁者们甚至因为他以最卑微的职业谋生而攻击他。他们说他“擅长于教授那些已经完成了功课的，也就是说已经知道了所有需要的东西的年轻人”，甚至别有用心地说，“比起教书，他更适合于为教师提供好的建议” (39) ，他们只是为了损害他的私人利益才承认他的优势。
六
维柯有不少的朋友和欣赏他的读者，但对他来说，这并不能补偿公众的冷淡和评论家们的不真诚或者恶意。既然这些人是他费尽心机小心翼翼地培养起来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子呢？比如说，他与基阿齐的友谊，基阿齐称赞他的“令人崇敬的著作”，他的“最了不起的天赋”，他“令人惊叹的神圣思想的罕见的伟大”。维柯告诉他，自己已经把基阿齐寄给他的颂扬信送给了城里的学者们，他们都赞叹“这是概念的精妙工艺”，然而他本人习惯于用学者的拉丁文来重写基阿齐用僧侣的拉丁文来创作的铭文。 (40) 在另一处他写道，对基阿齐的称赞激起了妒忌，在某些地方这被描述成了谄媚。他同样极力讨好巴利（Bari）的大主教穆齐奥，一个只知道自己的优点、只会谈论自己的自夸的人。穆齐奥写了一篇颂扬教皇本内狄克特十三世的文章，虽然维柯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之大唱赞歌，但他却总也听不够，总是或明或暗地要求更多的赞美。因此维柯总是耐心地提供他所想要的溢美之词：“阁下令人惊叹的大作”、他的“高贵的措辞”、他的“鼓动人心的借题发挥”、他的雄辩、希腊的学院派和罗马的西塞罗那样的充满哲理的语言、“在意大利人中阁下是独一无二的！”维柯对拥护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这个人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隐居乡间——暗示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足够的洞察力能够接受《新科学》，而不致被关于人类起源的任何偏见所左右的人之一。 (41) 他就是靠这些不加掩饰的策略和可怜的小计谋来努力给自己得到承认和赞扬的渴望一种虚幻的满足，给他过度紧张的神经一点麻醉。但最后的结果是悲惨的。基阿齐的信里没有一个字表明他曾经领会了维柯的任何一个学说，或者他甚至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它们。蒙西格诺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承认他对维柯的著作“与其说是理解了，不如说只是敬佩” (42) ；可能他是那样专注于欣赏他自己的散文而根本没有读过它们。曾被维柯寄予厚望的索拉认为那篇关于安吉拉·奇米尼之死的文章比包括《新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的作品都好。维柯收到了来自另一位崇拜者伊斯提本的虽然热情真挚，但同样是轻率的赞美。 (43) 他把自己著作的复印件不仅送给那不勒斯的学者们，还送给了罗马、比萨、帕多瓦甚至是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学者们：他送了一份给艾萨克·牛顿。作为回报，他时常收到些含糊不清的愚蠢的溢美之词。然而一般来说，收到这些礼物的人都是报以轻蔑的沉默。维柯至多赢得了一个学者、一个文人的名声，就像成百上千的学者文人一样。他被认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仅此而已。
在平民、小人物和年轻人当中，维柯无疑拥有强大的崇拜者。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演说家诗人的哥拉绕，还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索拉和伊斯提本，帕多瓦的僧侣尼古拉·坎西那，等等。然而尽管他们的情感是强烈的，他们的理智却是贫弱的。坎西那在狂诵其热情之余甚至承认了他没有十分清楚地理解他的老师：“哦，这里有多么非凡而崇高的光芒！要是我有能力利用它们，理解其深度和高超的技巧该有多好！而这一切，我似乎只能窥见一斑！”这些朋友们能为他做到的——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追随他最深刻的思想来抚慰他——充其量就是用善意的话语来抚慰一下维柯痛苦的心灵。伊斯提本在一封信的结尾处就是这么做的。在这封信里，他为自己关于安吉拉·奇米尼的葬礼演说所做的愚蠢评论作辩解，信中用了很可能是他从他老师嘴里得来的句子：“先生，要相信天意会通过你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赐予你永恒的荣光！” (44) 耶稣会神父多米尼克·洛多维科（Domenico Lodovico）在维柯的画像下写过两行诗，他一收到《新科学》，就充满感情地给作者送去一些窖藏酿酒、农奇亚泰拉（Nunziatella）耶稣会的地炉烤面包和谢函，请求作者收下“这些薄礼，尽管它们是简单的、微薄的，因为年幼的耶稣不曾拒绝乡民粗陋的礼物”。他还建议在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卷首插画的字母旁边加一个小侏儒，摆出像但丁的登山者一样的惊呆了的姿态，在他下面应“带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分音节符号”，写上Lodo-vico这个名字！ (45) 在他学派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些接受过他的学说的人准备维护他们的老师， (46) 但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这种热情能有多少价值。如果这些学者确实吸收了维柯的学说或者哪怕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我们就应该能在维柯之后下一代的文学或文化中找到这种迹象，但这种痕迹根本不存在。他的任何一个单个的论断、他对历史的叙述或者哪怕是被粗浅理解了的概念都很难被找到，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孔蒂那里，帕多瓦的坎西纳那里，还是在西班牙的伊格纳齐奥·鲁赞那里——尽管最后提到的这个人在《新科学》出版时还住在那不勒斯； (47) 甚至在作者自己所邻近的杰诺韦西（Genovesi）或加利恩尼（Galiani）也是如此。
嫉妒、不忠、闲话、流言和愚蠢激起了维柯的狂怒。他在自传中坦陈了这一缺点。他说，他以太过严厉的态度抨击了他的文学对手在观念或者学说上的错误或无礼。依照天主教的慈悲之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本该忽略或者宽恕他们， (48) 但事实上这一错误并没有使他感到非常难过，他认为这毋宁说是一种装饰。他为安吉拉·奇米尼而作的葬礼讲演中含有某种对愤怒的赞美，“高贵灵魂中英雄的愤怒以其狂暴之势深深地扰乱和动摇着人的心灵中所有滋生欺诈和虚假的恶念，使英雄变得坦率、诚实和忠诚；这样就使他成为一个真理的战士，把他武装成为英勇的理性骑士来与错误和恶行作斗争”。 (49)
尽管他在作品中“极力”避免陷入这种冲动， (50) 但我们从他的私人信件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几乎是不加遏制的怒气。在信中他谴责那些“爱知识胜过爱真理”的“可鄙的书呆子”，或者人们“完全依赖记忆和想象”的共同倾向，等等。在谈话中他似乎也会态度激烈。1736年，洛玛诺出版了一本反驳他的罗马法律理论的著作，尽管据洛马诺自己说，书中提到他是“最有学问的”和“最著名的”，还给予了他许多其他充满敬意的头衔，但维柯在“一个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应该和他争论”这样的说法中觉察到一种极深的恶意，就“用牙把这本书撕得粉碎，这使在座者皆惊恐不已”。 (51) 但在他的暴怒过后，继之而来的是一阵深深的沮丧。在一首十四行诗中他说到自己被这样一种对他人不公正的憎恨经常造成的命运压垮了，因此他已经把自己从人类社会中隔离开来，一个人生活。有时他又暂时摆脱了这种蛰居状态。那时，他说：
被深重的忧虑所压迫，我又缩回到我自身之内，
回到我的立足之处： (52) 我为自己的命运而非过错伤悲。
七
但是，在所有这些烦恼、障碍和失望之中，在这种使他的生活黯淡无光的沮丧之中，维柯享受到了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快乐之一：这种从激情中摆脱和净化出来的“沉思的生活”，一个孤独的、没有肉体的悲苦和狂乱搅扰的人所过的生活。一种确信的生活，因为“过这种生活的人有那样一种心灵，它时刻整装待发，显示此人植根于衡量所有时代的永恒之中，徜徉于理解一切有限事物的无限之中；这种生活赋予他一种永恒的无限的喜乐，这种喜乐并非局限于某时某地，但是只有当这种快乐在没有敌对的妒忌，恐惧不再蔓延、使自身不断地与越来越多的人类心灵交流时，它才能在他自身中成长起来” (53) 。虽然他也从未停止过进一步的探究，但他从不怀疑自己得到了真理，他说他对《普遍法律》的著作中所展示的体系是“心满意足的”。 (54) 他所遭受过的辛劳甚至痛苦对他来说是珍贵的，他正是通过这些才获得了他的发现：“我感谢自己在对这个主题的沉思中度过的这整整25年，这些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我时常从那些尝试过新的重大发现的伟大思想家们的令人不快的事例中获取力量。” (55) 如果每当他处于作为经验的人的冲动不安和作为实践的人的努力挣扎之中时，他就会看到自己辛劳和痛苦的必然性，两种必然性相互融合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必然，那么除了赞美这些辛苦和逆境，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自己的哲学学说救治了他的痛苦，在他的精神上起到了解脱、净化的作用。内在的无意或者后来被称为历史必然性的学说是他最核心的思想。“天意是永当被赞美的，凡人的短见在它那里只看到严酷的判决，天意偏偏主要是从事于实现完满的仁慈！通过这一使命我看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新的人，我感觉到一切驱使我自己悲叹的艰难命运，以及对导致这种命运的文坛腐败的谴责都消失了，因为这种腐败和这种命运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完善我的工作。另外，这种辛劳确实使我充满了某种英雄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就再也不会对死亡的恐惧感到不安，再也不会为对手们的话而感到忧心忡忡。这很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这是真的将会令我高兴。最后，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它把我置于一块坚实的岩石之上，上帝将以智者的赞许来奖赏创造性的工作，而不管在哪里，智者总是为数极少的……拥有最高智识的人满腹经纶、慷慨大度，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以不朽的著作来丰富文学的宝库。” (56) 因此，天意使他看到他生活中已经发生或应该发生的一切的必然性，教他退避并赐他荣光。
八
于是，这个脾气暴躁的人最后终于变得忍耐了：那种耐性是一种不可混同于普通耐性的宽容。尽管他曾希望过在大学里得到提升，他早期著作中的思想也是针对大学的，但大学却拒绝接受他，他退而构思《新科学》。现在，他带着一丝还能觉察的苦笑说，我把这部著作归功于大学，它断定我配不上那个讲席，不希望我“整日忙于跟辞章打交道”，于是给了我闲暇用以沉思：“我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职责呢？” (57) 一个名为索斯提格尼的朋友在写给维柯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流露了对那不勒斯这座城市的谴责，因为她如此贬低了她杰出的儿子。维柯在答复中用高尚的言词来为自己的出生地辩护，认为她对他严酷是因为对他抱以厚望：
严厉的母亲，她不宠爱她的儿子，
免得这样她会湮没无闻，
但在他说话时，她则严肃地倾听和注视。 (58)
自传中表达的就是这种精神，但费拉里完全误解了这部自传。他责难这部著作中随处可见的目的论倾向，为它没有对维柯的生平作出“心理学”的解释而感到惋惜， (59) 就好像维柯自己不曾解释说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写的一样。 (60) 除了理解其思想的客观必然性，领会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作者在思考中还没有清楚觉察到的东西，对一个哲学家生平进行哲学分析的意义还能是什么呢？维柯“思索自然的和道德的原因，思索他的命运；他思索自己从孩提时代起就感觉到的对这个或那个研究分支的好恶；他思索帮助或阻碍了他进步的机遇或障碍；最后，他还思索自己在正确方向上的某些努力，这些努力为思索带来了成果，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著作《新科学》，这部著作将表明他的文学生涯注定如此而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61) 一句话，维柯的《自传》是把《新科学》应用于作者的生平或他自己个人的历史。它的方法是公正的、正确的，一如它是原创性的。维柯的努力只是部分地成功了，他没能在一个现代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所持有的立场上形成关于他自己的批评和历史，而现代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努力，同样又将被后人进一步地改善，这一点太过明显而无需多说。《自传》中包含了对作者所经受磨难的赞美，明确表达了对神意的信奉和对声名与荣誉的确信的期盼。
九
维柯晚年百病缠身，又为家事所烦扰，身体变得疲弱不堪，“完全放弃了他的研究” (62) ：
笔从我颤巍巍的手中滑落；
我思想宝库的大门关上了， (63)
他在1735年所作的一首十四行诗中这样悲叹道。他在这一时期为可能重印的《新科学》第二版准备增补和校正，并把它们编入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稿中去；他曾一度想刊印他许多年前写的现已遗失的小著作《论生物体的平衡》（On the Equilibrium of the Living Body ）； (64) 他还辞掉了一些公务，比如1738年在国王查理·波旁婚礼上的演说。但从1736年或1737年起，他的儿子开始辅助他的职务，并于1741年1月在他父亲辞职后被正式任命接替此职。 (65) 维柯从此像一个卸下戎装的老战士，开始回忆他过去的戎马生涯，意识到自己一生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好儿子每天几个小时地读给他听那些他曾经热爱并很好地研究过的拉丁文经典。在此垂暮之年，他至少摆脱了一个比他自己更幸运的哲学家康德晚年所遭受的痛苦，那种为了继续和完成他的哲学体系，而在与他不再能驾驭的思想和词句所进行的毫无结果的斗争中累得精疲力竭的痛苦。维柯把他要说的都说了，他是一个懂得自身生活的伟大历史学家，他知道这一刻神意结束了他身上的工作，关闭了那扇他曾经自由开启的思想之门，命令他放下了他的笔。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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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本书前面的章节全都严格限于对维柯哲学的分析，并没有对他的生活和个性加以介绍，所以如果读者们能在这个附录中发现关于后者的内容，相信他将是很高兴的。这是我1909年4月14日在那不勒斯的《祖国的历史和社会》（Società di storia Patria ）所做过的一次讲座，后来整理了发表在佛罗伦萨《呼声》（第1年，No.43，1909年10月7日）上。为了记忆上的方便，我要做个补充，维柯1668年6月23日（而不是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1670年）生于那不勒斯，1744年1月23日（而不是他的所有传记作家所说的20日）去世：比较新版的《自传·通信和诗歌杂录》（巴里，拉特尔扎，1911），第101、123、124页。
(2) 有关整个问题，参见克罗齐《维柯传记》，第91—95页。
(3) 在标有1692年8月字样的《孔福奥尔托的日记》（那不勒斯历史学会图书馆所藏手稿，xx.c.22，vol.iii.f.III）中，我们找到了“有一些市民被宗教裁判所投入了圣多米尼克（Dominic）监狱；其中有伯尔纳尔多博士之子吉亚辛托·德·克里斯托法罗博士；还有许多人逃跑了，他们属于享乐主义分子或无神论分子，相信灵魂会与肉体一起毁灭”。这位吉亚辛托·德·克里斯托法罗是著名的那不勒斯数学家和法学家，关于他可参见阿莫德奥《那不勒斯数学家传记》第三部分（那不勒斯，吉安尼尼，1905），第31—44页；他是维柯的朋友。关于这一时期那不勒斯针对“享乐主义者”的其他通告，参见卡尔都西《著作集》第二卷，第235—236页。
(4) 1720年10月12日的信。
(5) 1720年10月12日的信。
(6) 《自传》，在《著作集》，费拉里出版，第2版，第4卷，第367页。
(7) 因此这个“主题”不是那种被他看作人身攻击的宗教反驳（《在文学家日记中歇息》，《著作集》第二卷，第160页）。
(8) 《著作集》第6卷，第20页。
(9)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394页。
(10) 1729年12月4日信，载《著作集》第6卷，第32页。
(11)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366页。
(12) 《著作集》第1卷，第367、368页。
(13) 《著作集》第6卷，第9页。
(14) 他说，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用自己的肚子来拉马车的”（补篇，见《维柯传记》，第10页）。
(15) 《著作集》第6卷，第95页。
(16) 《维柯传记》，第27—28页。
(17)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349页。
(18) 维拉罗萨，在《自传》的补篇（《著作集》第4卷，第420页）。
(19)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366页。
(20) 参见《维柯传记》，第87页。
(21) 《维柯传记》，第82页。
(22) 《著作集》第4卷，第93页。
(23) 《著作集》第4卷，第5页。
(24) 《著作集》第2卷，第123页。
(25) 《著作集》第5卷，第50页（注释）。
(26) 《著作集》第2卷，第148页。
(27) 比如他1725年11月18日致Saliani的信，载《维柯传记》，第97—98页，原稿我在收藏着。
(28) 参见《歇息》，在《著作集》第2卷，书中的好几处。
(29) 《著作集》第5卷，第10页。
(30) 《G.B.维柯和他的世纪》，载《文献中的文明史》（图林，洛舍，1872），第104页：参见把维柯定为一个作家，同上，第9—10页。
(31) 《著作集》第4卷，第333—334页；第6卷，第41、140页。
(32) 自传，《著作集》第4卷，第385页。
(33) 1725年11月25日致基阿齐的信，载《著作集》第6卷，第28页。
(34) 《维柯传记》，第40页。
(35) 《著作集》第6卷，第20页。
(36) 《维柯传记》，第26页。
(37) 《维柯传记》，第87页。
(38) 《维柯传记》，第86页。比较《著作集》第4卷《自传》，第416页。
(39) 《著作集》第4卷《自传》，第416页。
(40) 《高尚的那波利》，后又重发表于《维柯传记》的第二版补篇，第70—72页。
(41) 《著作集》第6卷，第17页。
(42) 《著作集》第6卷，第110页。
(43) 《维柯传记》，第103—105页。
(44) 《维柯传记》，第105页。
(45) “我崇拜维柯。”这封信由我发表于《维柯传记》，第107页。
(46) 《维柯传记》，第87—88页。
(47) 《维柯传记》，第87—88页。
(48)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16页：参见一个学生的证词，载《维柯传记》，第89页。
(49) 《著作集》第6卷，第254页。
(50)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16页。
(51) 《维柯传记》，第88页。
(52) 这首十四行诗由C.珍泰尔发表于《维柯的后代》（那不勒斯，皮罗，1905），第173页。
(53) 《著作集》第6卷，第287页。
(54) 《著作集》第6卷，第18页。
(55) 《著作集》第6卷，第153—154页。
(56) 《著作集》第6卷，第29—30页。
(57) 《著作集》第6卷，第29页。
(58) 《著作集》第6卷，第446页。
(59) 《著作集》第4卷导言。
(60)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02页。
(61)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02页。
(62) 《自传》，在《著作集》第4卷，第415页。
(63) 《著作集》第6卷，第425页（为雷蒙多·迪·桑格多的婚姻所写的十四行诗）。
(64) 《维柯传记》，第38—39页。
(65) 珍泰尔：《维柯的后代》，第30—48页。
(66) 这篇讲演中所使用的和从我的《维柯传记》中引用的文献和分散的注释，现在都被收在我编的《自传、通信和诗歌杂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