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回顾了历史进程之后，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时代，一个文明遍及所有的民族的时代，维柯为当代世界画了一个速写，然后不再说什么了，或许这不令人满意，至少是不确定的或谨小慎微的。因为他不是在政治问题的直接感召之下开始《新科学》研究的，最起码从这个短语的通常意义上是这样的，所以他永远也不会从《新科学》的沉思滑向实际生活，甚至一部著作，或评论法律和制度的短文，或提出改进的建议，也采取哲学家最通常所用的形式。就连他朦朦胧胧地构思他的科学的“实践方面”的概念时，他也从未设想，就他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种概念能存在于学术圈子之外。
“实践哲学”存在于学术圈子里，就是说，它存在于文化领域，即使这样它依然是实践的、政治的。毫无疑问，它是政治学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分支。虽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可以不重视它，可以不充分地展开它，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回避它。
维柯没有随意地强调和发展实践哲学。准确地说，他的科学生活的最初表现是考察现代的研究方法和教育方法，这一工作是通过比较现代和古代的方法完成的：在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对最初发现的犹豫之后，这一考察终于在他1708年的大学就职演说中成型了。这篇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现代的理性研究》。在之后的岁月里，尽管他一心扑在《新科学》上，可是他对自己所不满的流行的研究趋势，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的公开论证；他在私人信件中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题目的反感，在自传中他也不想忽略这个问题。我们无需从提示和他主要著作的随机写成的段落中推断维柯争辩的态度；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让自己把这些提示转换成清晰的陈述，把这些随机写成的段落转化成主要命题。
这个争论横跨两个紧密相联的领域，这两个领域与《新科学》的两个方面——心灵哲学和普遍化的科学相对应。在第一个方面，维柯已经为想象、想象的共相、概然性、确定性、经验和权威的主张作出证明，因此也为诗、宗教、历史、本质的发现、学术和传统的主张作出证明。在第二个方面，他已经追溯出了心灵自然发展的梗概，其中既包括人类的历史又包括个人的历史，他在个人的历史与历史阶段之间建立了经久不变的联系。因此，他的考察，一方面必然会触及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另一方面必然触及关于孩子和年轻人的教育方式问题，孩子和年轻人的教育就是由这些方式构思和施行的。在这两个领域中，维柯发现了相同的缺陷；他遇到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唯理智主义，唯理智主义已经使得思想进步成为不可能的事，把人类历史的真相弄得残缺不全了，并且窜改了人类历史的真相。
男孩子刚从语法学校里出来，立即就进入逻辑学校。根据教师的趣味，他们学习的逻辑不是经院的就是由阿诺德编排的被称为Port-Royal Logic（高僧派逻辑）——实际上这种逻辑本身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和经院哲学的，充满了关于先进科学的艰深课题的枯燥判断，与常用的知识相去甚远；它还负载着过多的取自于这种科学的实例。这种训练旨在使学生变得具有批判意识，并把那些假观点，甚至那些概然性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从他们的思想中根除掉。实际上，它什么也没有除掉，因为孩子们的思想还是空的或装备不足的，他们由于缺乏素材，所以没有能力利用批评性的意见进行评判。在教会他们理解之前先教他们如何判断，这是与思想发展的自然进程相悖的，自然进程的顺序是：首先学会理解，然后学会判断，最后才是推理。结果用这种方式培育的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毫无生气，也不结成果，并且认为自己能评判万物，却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按官方的看法，他们在一生中都是非常敏锐的，然而他们不能胜任任何伟大的工作；实际上，他们具有批判头脑，但是缺乏独创性。这不仅导致了判断的不可靠和傲慢，也导致了在实际生活、与人相处、民事辩论中的无能，与其说雄辩以批评为基础不如说以花言巧语为基础，在作出了恰当的评价，理解了对话者的心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后，雄辩就可以结束了。维柯本人就曾深受逻辑批判方法之苦。耶酥会士德尔·巴尔佐是维柯的第一批老师中的一员，他曾把典型人物保卢斯·韦内图斯的著作交于维柯，然而他的思想太软弱了，根本对付不了这种克里西甫斯逻辑，几乎要精神崩溃了；因此维柯在绝望中放弃了他的研究工作，18个月后他又重新开始。维柯对年轻时写的关于诗的论文保留着美好的记忆，这些论文是他在马里诺的那不勒斯学校里用最无拘无束的风格写成的。他说，当形而上学变得太精妙、太严格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年轻人的热情引领思想去犯错的年代，为了不使青年的思想变得冷淡而枯燥，转向另外一种训练形式对于年轻人的思想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理智的野蛮在想象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由于理智和想象这两者在记忆中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这个时代需要通过读诗、研究历史和修辞学，还有通过研究语言来进行思想训练，吸收思想的营养。应该学会的艺术不是批评而是“论题法”，这是关于“ingenium”（创新才能）的真正艺术，凭这种艺术，孩子们获取了能够使他们在日后的生活中形成正确判断的素材，正确的判断有赖于对其论题的全面认知，“论题法”是发现任何一个既定事物的全部内容的艺术。通过这种方式，年轻人只要遵循自然的进程，很快就会变成哲学家和优秀的演说家。
毫无疑问，一些方法对于矫正想象的华而不实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方法应在线性几何学中找而不能在逻辑学中找。几何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绘画的特征，与此同时，它通过大量的原理增强了记忆，通过优美的图形使想象崇高起来，通过逼迫自己检查全部图形激发了创造才能，检查的目的是把那些适合于用数量验证的图形选出来。但是几何学的整体价值也被各个学派喜欢用的方法取消了，烦琐的逻辑曾把所有精力充沛的年轻教员弄得麻木愚钝，代数法与此相似，它使想象变得模糊，使记忆变得衰弱，并且使创造力和理解力变得呆滞；因此，对这种无拘无束的艺术的破坏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显著的方面：语言、历史的知识、创造和深谋远虑。说得详细点，代数学对创造才能是致命的，因为一个人在运用代数方法的时候，他只注意视线的当前域；它使记忆力衰退，因为一旦发现第二个符号就没必要记住第一个符号了；它使想象力变得盲目，因为那种官能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它毁掉了理解力，因为它主张一种占卜能力。那些致力于代数学研究的年轻人在开始与民政生活的事务打交道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法适应这种生活，这是他们最悲伤、最懊悔的事。因此，为了使代数学有点实用性，为了防止这些不良后果，人们应该在数学课结束后花一点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不必投入太多的精力。推理的习惯通过形而上学的分析可更好地形成，在一切问题上，形而上学的分析都是从无限存在中寻求真理开始的，随后，依据实体的种属逐级下降，剔除每一个种里不属于该种的东西，直至达到最终的种差为止，种差是我们所希望知道的构成事物本质的东西。
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正在遭受数学过多而具体物不足之苦。刚从学院里走出来的孩子们好像必定要走进由线条、数字和代数符号组成的人类世界之中，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富丽堂皇的专门用语——论证、可论证的真理、证明和可恶的可能性规律；这种规律是政治家们在评议中、将军们在战役中、演讲者在处理一个原因时、法官在作出一个决定时、外科医生在治疗身体的疾病时、道德神学家在探讨良知时的唯一指南，但是这种规律被世人接受，在所有的论战与争执中，在所有的措施和选举中，人们都仰仗着它；这种规则是全体参与者或大多数参与者作出的一般性决定。这种教育培养出了空洞愚蠢、妄自尊大、卖弄学问而无智慧，好辩论却不求真理的一代人。
教育者本人，也就是说，总体的文化氛围是与这种教育方案相似的。诗已经死了。分析方法已把好诗的开阔胸襟弄得麻木不仁了，维柯频繁而有力地重复运用“麻木”（numbed）这个词。实际上，欧洲从来没有像18世纪上半叶这样不利于诗的成长，简直就是诗的荒漠。意大利降到了Metastasio（变态）戏剧的水平，法国已无人能与高乃伊和莫里哀相比；在西班牙那种代表着民族精神爆发的戏剧已经逝去，一种从法国人那里模仿来的理性主义正在取代它的位置。英国好像彻底忘记了她曾经诞生了莎士比亚；德国甚至把她的时间浪费在模仿新古典主义上。不仅仅是没有人创作新诗，而是根本就没有人想去创作。哲学家们步笛卡儿和马勒布朗士的后尘，声称要根除心灵中依赖于感觉的一切官能特别是要根除想象，他们憎恶想象，视之为全部错误的根源。他们巧立名目来谴责诗人，他们说诗人们讲的皆为寓言，好像诗人们的寓言就不是人类思想的永恒财富一样。对于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来说，寓言是推理的题材，对于诗人来说，寓言是表象的题材。
笛卡儿主义者还利用它们的权威贬低语言学研究。笛卡儿不是说过他的拉丁文知识还比不上西塞罗的女仆吗？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严肃学问在16、17世纪的作家们那里已到了穷途末路。对东方语言的研究被限制在新教徒的范围内；荷兰是唯一一个仍在研究法律的国家。那不勒斯著名的瓦莱塔图书馆藏有丰富的精装本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由于书籍贬值，祈祷团的教父们以不到原价一半的价钱慷慨收购了这个图书馆。法国的卡迪那尔·杜布斯图书馆没有找到买主，被以低价销售。君王们不再喜爱优美的拉丁文，他们当中也没人想通过纯拉丁文的学问流芳百世，甚至像只有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才能与之相比的西班牙继承权战争这么重要的事件，他们都不想让它彪炳史册。
新方法受到广泛欢迎，但是这些方法中没有一个能凭自己的力量指出新发现的事实。新瓶装旧酒（新程式、旧事实），一个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普遍知识的无效的希望取代了对事实的探究。民政和政治学术由于物理科学而被忽视，物理学则由于数学而被忽视，经验几乎被抛在脑后，前一个世纪里的创造性思想几乎被消耗殆尽。作为笛卡儿方法之后果的怀疑主义侵入了知识领域。
在这一时期，整个欧洲依然是法语的天下，这种语言与意大利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敌视诗和修辞。维柯说，实体蕴涵丰富，接下来他又说，因为实体是冷酷无情的、静止的东西并且不容比较，所以不能陈述它的颜色、大小或重量；它抵制语序的倒装法并且没有比喻。法语有无数的标点符号却没有真正的停顿；法国人的诗体学里没有一个诗句堪与亚历山大格式的诗歌相媲美，它的对句理论比哀歌体对句更空洞浅薄、死气沉沉：在法语中除了最后两个音节之外，别的词都不能重读。法语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很适合地位低下之人：由于它富含关于实体的词语或抽象的词语，因此也适用于说教的风格，它提供的是精神而不是雄辩。批评和分析源自于法语并利用了法语的方言，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日复一日地从贫乏中成长起来的唯一有价值的财富就是抽象观念、百科全书和科学字典，它们与像波义耳、霍夫曼和摩莱里这些人的名字联在了一起；最无根据和最随意的认识方法也有了产生的可能。这个时代的天才更倾向于用简略的形式为第二手知识辩护而不想扩大知识的范围。人们发现扩大知识的范围不太可能，于是继续编纂数学词典。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想得到廉价的科学。一本书要想被人说好，一定是清楚简单的，能够作为一种消遣与女士们进行讨论的书；如果一本书要求读者学富五车，并迫使他进行令人不快的思维训练和综合，人们定会谴责它晦涩难懂。
这些字典和抽象观念使维柯回想起希腊衰微时代的产物，苏伊达斯、斯托比乌斯和佛提乌斯（康斯坦丁堡大主教）的选集、字典和百科全书。在维柯看来，他那个时代的整个文化好像都是在重复希腊科学的衰落过程，整个文化都在形而上学和数学中消耗着自己，形而上学既无用又有害于文明，数学凭着规则和范围致力于研究无形的数量关系却不能应用于实际之中。维柯和他的祖国的其他最优秀的思想家一样，他认为如果神圣天意没有通过它那不可计数的秘密途径中的一条把新的活力注入文学界的话，文学界必然要走向解体。有智慧的人何处寻？维柯在历史中已发现了真正的“sapiens”（贤哲），首先存在于神学诗人的野蛮形象里，接着存在于希腊哲学家和罗马法官的文明而理性的形象里。如今，他希望在和他一样的雄辩大师中找到这种人，他呼唤这样的人能给出全部知识的统一性、生机和力量。实际上，智慧不是这种或那种科学，也不是科学的总和；它是一种总领所有研究领域的才能，凭着这种才能，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能实现人性。因为人既有思想又有精神，既有理智又有意志，精神和意志是思想和理智的结果，所以要想使人类变成完美的东西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些方面，就必须教授关于神圣事物的知识，以给人类带来完美的东西，有智慧的人是总体性和全面性的人，是完整的人。
维柯的这个理想无疑是高尚的，他对自己那个时代的教育方法和流行的思想趋势的批评也是恰如其分的。所有这些令人钦佩的真理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远远领先于18世纪，我们从作为教育家和评论家的维柯那里感觉到某些反动的东西。我们认为，维柯只关心最高级、最严肃的科学的命运问题，只关注人类生活的最完美的形式；他没有抓住怀疑主义或理性主义的革命性价值，这思想是对过去的反叛，这是反抗国王、贵族和教士们的必需的战争武器，也没有抓住这些抽象观念和词典的革命意义，正是它们必定发展为百科全书；他没有看到这些流行科学、新闻报刊的前身和为女士用于上流社会对话的这些小册子的革命的重要性，它们是18世纪沙龙的营养品，也为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我们在这里的感受与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感受一样，天主教束缚住了这位哲学家的手脚，基督教的悲观主义使他低估了内在辩证法的作用。由于没有意识到对手们的进步性，他没有领会比他的思想低一个层次的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之本性，所以他没有迈出本应由他迈出的思想步伐。
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真正理解和把握维柯思想的必要环节。他没有领会到比他本人的思想低一个层次的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真正本质，并且构成了他自己思想发展的步骤，这一步只能由他自己跨出，他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自己。他对自己时代的文化所持的争论态度完成并进一步证实了别人对他哲学的优缺点所做的分析。